從貧困脆弱性到發展韌性：農戶家庭生計策略演進的文獻綜述

吳本健 樊庭君 張迪展

（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北京 郵編：100081）

一、引言

隨著脫貧攻堅戰的勝利，我國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二十大報告強調：“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發展動力?！钡毨且粋€動態發展過程，返貧風險仍然存在[1]。因此，新時期的貧困治理，既需要鞏固脫貧成果，又要增強低收入群體抵御風險的能力。

生計策略指一個家庭為維持生存和發展所采取的獲取基本物質資料的行動。生計策略能夠完整地描繪出低收入群體生存狀態的復雜性，也有利于理解低收入群體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2]。由于農村人口空心化現象加劇，加之近年來社會公共事件時有發生，農村、農民的發展面臨著復雜外部風險的考驗，維持農村的發展穩定，防止農戶因意外風險返貧，是新時期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必然要求。新時期農戶生計策略更關注的是其自身抵御能力以及恢復或修復能力。即使遭受意外風險沖擊，農戶生計也能以較快的速度得以復原，甚至超越原有水平，而非只是預測貧困是否發生從而事先提供外部保障機制。因此，對農戶生計的研究需要從生計演進的動態視角出發，既能抵御意外風險的沖擊而不致貧，又能在保障現有生產生活水平的基礎上得以提升，而“發展韌性”這一概念為學界對農戶家庭生計策略的研究提供了前瞻性視角。

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在一個較長時期中刻畫了農戶家庭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同時也對其事后修復沖擊所帶來損失的能力進行了考察。發展韌性在經濟學中，最先用于城市經濟、區域經濟等宏觀經濟主體的研究。隨著貧困治理的演進，發展韌性才逐漸以微觀主體為研究對象；加之，發展韌性具有事前預測、預防和事后修復、適應的動態性，導致學界對其概念、分析框架以及測量方法等均未形成統一的定論。因此本文基于文獻綜述的視角，從農戶家庭生計策略選擇的視角切入，在微觀層面上系統梳理了發展韌性概念的歷史演進過程，對發展韌性與農戶生計策略相關文獻進行了系統性綜述，以期為學界研究發展韌性以及農戶生計模式選擇提供更為翔實的參考，并為新時期實現鄉村振興提供農戶生計發展方向上的思路。

二、農戶家庭生計策略的發展背景

大國小農是我國的基本國情，農戶具有脆弱性，但在農村所面臨的多次風險沖擊中，我國農戶展現出了“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3]。受政策支持和自身發展能力提升的影響，“韌性小農”不斷顯現，然而農戶在生產生活過程中仍面臨著諸多風險和挑戰，其脆弱的一面始終難以消除。在絕對貧困治理時期，此階段農戶生計策略圍繞脫離絕對貧困展開，關注的是農戶家庭經濟水平的增長，因此往往用貨幣層面的單維度經濟脆弱性來度量應對風險沖擊的能力，但貧困脆弱性是一個事先的預測性概念，缺乏對實際遭遇后的預防機制的考慮，難以體現較長時期中農戶的持續發展。

在新發展階段，加快農村家庭生計策略轉型是實現農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關鍵[4]。農戶生計策略選擇是農戶主觀意愿和客觀沖擊共同作用的結果，受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雙重影響[5]。農戶收入則是影響其生計策略選擇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國內學者研究了宏觀政策[6,7]、區域條件、外部風險等因素變動或沖擊對農戶生計策略選擇的影響[8,9]。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農村居民中非農就業的比重不斷加大，農戶的生計方式也變得多樣化。因此，農戶生計策略的多樣化及其動態轉型成為農村發展領域的研究重點[10]。

在脫貧攻堅時期，部分地區因資源嚴重匱乏、產業產能落后、土地地形限制、災害發生頻繁以及交通運輸不便等問題，當地居民的貧困脆弱性低，易受自然風險的沖擊。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將這些地區的居民搬遷至發展條件優越的移民區，居民的生計方式也得到了改善，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增強。同時，各地都加大對經濟薄弱地區的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均有所改善，部分地區結合當地區位優勢發展特色產業，增加就業崗位，對當地居民生計策略選擇具有積極影響，增強了家庭生計的可持續性[11]。此外，在政府轉移支付的保障、就業幫扶、技能培訓、資金支持等政策和措施下，低收入群體提高了對未來的預期，從而積極調整和改善原有的生計策略，提高了抵御意外風險沖擊的能力，增強了低收入群體的內生發展動力。

目前農戶開始主動進行生計策略的選擇和調整，受到外部風險沖擊影響逐漸減小。低收入群體對生計策略的選擇也不只是考慮抵御風險，而是通過激發自身內生發展動力，提高生計的韌性，從而實現增收致富。因此，原有以生計風險、生計資本等單一角度研究農戶生計策略，不足以反映其生計的可持續性[12]，而從家庭發展韌性視角分析農戶生計策略，顯得更為全面且合理，同時也具有前瞻性和動態性。

三、農戶家庭生計策略的演進

貧困脆弱性是研究貧困和農戶生計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貧困治理早期更加強調對貧困脆弱性的度量以及對貧困發生的監測；而在貧困治理的后期，特別是脫貧后，更強調激發低收入群體的內生發展動力，發展韌性則成為其研究的熱點概念。盡管二者均基于貧困提出且為動態性概念，但存在較大差別，兩者的關系也存在較大爭議。同時，隨著我國社會環境及條件的變化，對農戶家庭生計的研究逐漸傾向于在發展韌性視角下進行更為全面的分析。

（一）貧困脆弱性與多維貧困脆弱性

脆弱性與風險密切相關，脆弱性的概念最早在自然災害、生態學等自然科學領域被提出，體現的是研究對象應對風險沖擊以及從中恢復的能力[13]。隨后，脆弱性的研究延伸至社會經濟領域，其概念內涵也不斷豐富和拓展，逐漸發展成為集暴露、敏感性以及適應性等為一體的綜合性概念[14]。在微觀層面，脆弱性側重于對風險環境中農戶生計方式穩定性的研究，是對農戶貧困狀態的一種事前分析，世界銀行在2001 年提出了貧困脆弱性這一概念，即經濟主體遭受風險沖擊的可能以及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學界也普遍接受這一定義[15]。

貧困脆弱性根據個體面對風險沖擊的福利損失情況測度，在經濟學的研究中普遍采用貨幣量測量個體的福利損失[16]，即遭遇風險危機中個體收入抑或是消費的額度損失，但貧困不僅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貧乏，不同家庭將收入轉化為發展資源的能力存在差異，相同的資源消耗在不同家庭中引起的生計能力提升效果是不同的[17]，因此單一的收入/消費角度不能揭示貧困形成的全貌。實際上貧困同時發生在個體的發展能力上，依照可行能力理論，當個體喪失了獲取食物、衣物、住所等可行能力，其便陷入了貧困狀態，在可行能力角度下，健康、教育、公共服務等要素構成了多維貧困的組成要素。多維貧困分析框架是對貧困狀態更為準確的刻畫，而多維貧困脆弱性是基于多維貧困狀態的事前動態分析，需要考慮個體經濟、健康、社會等多方面生計資本的脆弱性[18]。在多維貧困的視角下，貧困脆弱性在實現對既有貧困現實刻畫的同時，也實現了預期中主體脫離貧困能力的分析。

（二）多維貧困脆弱性與恢復力

“恢復力（resilience）”是與“脆弱性”相對應的概念，國內學界對于“恢復力”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且研究更多集中于自然科學領域。此概念最早使用在生態學領域，在貧困研究中恢復力概念應用于分析農戶在不利環境中維持和保護生計的原因，依據恢復力在防返貧中發揮的職能，可將其進一步細分為緩沖能力、自組織能力以及學習能力。微觀層面上，緩沖能力體現個體運用自身稟賦抵抗風險的負面沖擊的能力，自組織能力是來自制度、組織對個體抗風險的影響，學習能力反映出個體將學習的知識經驗轉化為生計能力以適應風險沖擊的能力，恢復力研究框架將農戶的生計研究與彈性理論相結合，在風險發生的全環節實現了對農戶生計研究的動態分析[19,20]。

由于“恢復力”與“脆弱性”存在著密切關系，剝離脆弱性分析恢復力難以揭示研究主體應對風險反應的全貌，在多維貧困脆弱性理論的基礎上，農戶生計策略的研究逐漸發展為“脆弱性—恢復力”的分析框架。在微觀層面上恢復力與貧困脆弱性的內涵互有重疊，同樣反映了研究主體應對風險沖擊（自然環境、突發事故、經濟沖擊等），并從沖擊中恢復的能力。多維貧困脆弱性雖然與恢復力在表現形式上密切相關，但二者的內核存在著些許差異性。第一，兩者應對風險的理解與處理不同，多維貧困脆弱性分析框架將風險危機視作非常態的外生沖擊，面對危機的策略圍繞保障生計資本以及緩解危機的負面沖擊展開。而恢復力的分析框架將風險危機視作常態化的沖擊，跟脆弱性相比恢復力更注重個體在面對風險沖擊中的能動作用，面對危機恢復力強調的是主動利用生計資本調整策略以應對風險沖擊，是更為主動的應對策略。第二，兩種概念的側重點不同，貧困脆弱性側重于維持農戶的生計條件穩定，體現出的是持續、穩定的概念，而恢復力側重于主動應對風險危機，是一種創新、發展的概念。第三，兩者的實踐運用有所差異，多維貧困脆弱性框架中更重視外在環境的變化，體現出政策重要性以及個體生計選擇的相關性?；謴土υ诖嗳跣苑治龅幕A上更重視個體生計持續的內在機理研究，所討論的主題不僅包括了貧困導致的生計困難研究，還包括了外部環境突變導致的突發性生計困難以及長期貧困人群的生計恢復。

總的來說，多維貧困脆弱性是基于可行能力理論形成的分析框架，討論的核心是個體的貧困問題，以個體的生計資本為基礎，通過對生計資本的分配及規劃實現個體的持續性發展，最終解決貧困問題。而恢復力更著重于人的能動性以及面對風險的能力與策略，圍繞應對外界沖擊，利用自身生計資源和策略從沖擊中過渡，實現生計恢復，是更為主動的生計策略。在根絕了絕對貧困的社會主義新發展階段，農戶的生計策略重點轉向了防返貧，這對施政方向提出了更高的前瞻性和主動性需求，從貧困脆弱性到恢復力的生計策略演進過程為中國貧困治理方向的轉換提供了理論基礎。

（三）恢復力與發展韌性

“韌性（resilience）”一詞由國外引入，與“恢復力”出于同源，基于同一個概念衍化形成。近年來，國內研究才開始頻繁使用“韌性”，如經濟韌性、生計韌性、發展韌性等。韌性最早廣泛應用于物理學，在工程學上，韌性表示系統在遭受地震、洪水等意外災害的沖擊后能夠恢復到均衡或是穩定狀態的能力[21]。后由Holling 引入到生態學的研究中，并給出了生態學上的定義，即系統在不改變自身結構和功能的前提下所能承受的程度[22]。此時，系統受到沖擊而得到修復的狀態不一定與原先一樣，可以達到其他穩定狀態。此外，心理學領域利用適應韌性研究個體受到負面情緒影響而保持穩定心理健康的適應能力[23]，認為韌性是一個非均衡的演變過程[24]?？梢?，多數領域所界定的韌性具有多重均衡思想，與經濟學多重均衡理論不謀而合。因此，韌性這一概念被引入經濟學中，經濟韌性甚至成為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以研究經濟主體的發展狀態以及微觀決策[25]。而經濟韌性更偏向于對宏觀主體的研究。如城市經濟韌性側重于城市在面臨沖擊時的抵御能力或是遭受沖擊時通過調整得以進一步發展的能力[26]。宏觀經濟韌性則研究的是一國經濟遭遇經濟危機、惡性通貨膨脹等國際沖擊后恢復到經濟增長狀態的能力，對一國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具有指導性作用[27]。

韌性和恢復力是“resilience”的不同翻譯，出現這種命名差異性的原因在于不同學科范圍對同一個概念的不同解讀?；謴土κ腔谧匀豢茖W角度的解讀，在經濟學上的使用更多是直接對學科概念的借用，實際上韌性概念的出現恰是因為經濟學中恢復力對于原有概念的不恰當描述，恢復力是強調系統從干擾中恢復至原有狀態的能力，但在貧困分析中相較恢復至原有生計狀況，生計策略的分析重點更在于對風險沖擊的預防、抵抗、吸收以及適應，并在此之中維持自身原有的功能和狀態，維持發展態勢。因此雖然韌性與恢復力都出自“resilience”一詞在經濟學領域的運用，但韌性是更契合此概念的釋意，并且隨著貧困研究中對韌性概念的理解深入，其含義逐步脫離恢復力原有概念，形成了新的發展韌性分析框架。

發展韌性的研究對象更加側重于微觀經濟主體，如家庭或個體等。結合貧困陷阱理論，韌性指在面臨或遭受沖擊后，能夠在較長時間內得到恢復而避免貧困的能力[28]。發展韌性關注微觀主體的行動選擇，如個體生計策略，而這種選擇能夠使微觀主體在遭遇外部沖擊后得以緩解、修復以及適應。如圖1 所示，發展韌性聚焦于農戶的生計持續性、生計資本以及生計轉型。相較于恢復力框架而言，發展韌性的研究視角更為長遠，是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對農戶發展的觀測，不僅是遭遇風險沖擊并從中恢復，還包含后續的生計持續發展以及生計轉型，因此發展韌性能夠更好地反映農戶生計的動態性，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對增強其內生發展動力具有重大意義，是個體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參考指標。

（四）貧困脆弱性與發展韌性的聯系與區別

貧困脆弱性和發展韌性都是研究貧困的重要概念，兩者均將貧困問題以及不確定性置于動態性和前瞻性的視角進行研究，對脫貧農戶防止返貧以及低收入群體提高內生發展動力具有重大意義。但學界對二者的具體關系未形成統一的定論。部分學者認為，貧困脆弱性屬于發展韌性，是經濟主體發展初期的階段，即暴露在風險和沖擊下的狀態[29]。在初期，由于經濟主體自身弱小難以抵御風險沖擊，表現出較大的脆弱性，陷入貧困的可能性也更大；而隨著自身發展動力的增強，外部保障機制的完善，經濟主體由脆弱性轉變為韌性，即使面臨或遭受巨大沖擊，也能得到調整以及恢復到與原先相似的穩定狀態，從而具備抵抗貧困的能力。也有部分學者認為，韌性是相對于脆弱性而言的，貧困脆弱性與發展韌性是兩個相對的概念[30,31]。對于同一個經濟主體，當貧困脆弱性越小時，其發展韌性越大；反之，其發展韌性則越小[32]。

上述兩種區別也可以體現出，貧困脆弱性側重于對結果的研究，而發展韌性更傾向于關注過程的演變[33]。此外，貧困脆弱性需要測量意外沖擊的破壞性以及自身承受的能力，偏向于消極被動；而發展韌性關注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以及事后修復的能力，偏向于積極主動[34]（見圖2）。

四、農戶發展韌性的研究方法

（一）發展韌性的分析框架

由于發展韌性或恢復力的概念提出較晚，相關研究不夠深入，而脆弱性一直是研究的熱點并在界定、測度等方面比較完善和成熟。因此，有學者將發展韌性或恢復力與脆弱性相結合形成了“脆弱性—恢復力”分析框架。該框架基于Fraser 提出的以地區生態環境、經濟主體生計資本及生計策略和制度狀況三個方面的生計脆弱性研究框架[35]。Fraser 等將恢復力引入到框架中，用以研究農戶的生計脆弱性到恢復力的動態變化[36]。這種分析框架多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37-39]。

國外研究通過建立合理的生計框架并選取代表性指標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指標體系。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最早提出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但只是將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物資資本、金融資本以及社會資本等五類資本的代表性指標進行標準化賦值。此外，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提出了生計恢復力指數測算與分析（RIMA）框架，通過定量方法對家庭受到沖擊和壓力后的復原能力進行分析，其中主要包括收入與糧食、資本、援助、服務等四個可測量維度以及穩定性能力和生計恢復能力兩個復雜合成的維度[40,41]。Speranza 拓展并完善了可持續生計的分析框架，將發展韌性分為三個維度，即緩沖能力、自組織能力以及學習能力，并考慮生計資本、外部風險、社會環境等多方面因素[42]。該框架能夠同時保證農戶生計的穩定性和恢復能力，因此這一分析框架被廣泛應用[43]（見圖3）。由于以往分析缺乏微觀經濟主體對外部環境適應性的考慮，鄭殿元借鑒生計恢復力分析框架，構建了緩沖能力、適應能力以及轉型能力等多維度的評價體系，以保留組織管理的調節作用以及觀察部分農戶生計轉型發展的可能性[44]。

圖3 生計恢復力分析框架

此外，根據發展韌性的不同定義，吳雄周認為保障生計的可持續以及激發個體的內生發展動力是發展韌性研究的重點和核心[45]?；陧g性小農的特征，農戶發展韌性應由經濟韌性、社會韌性以及文化韌性三部分構成。在經濟韌性方面，就業和收入是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社會韌性需要關注社會網絡的構建以及社會信息的共享；文化韌性則強調對貧困思想的破除以及對環境變化的調整。

在特定背景下，對于一些適應干預措施或政策，其在降低脆弱性和增進生計韌性方面的實際效用很少得到衡量，從而導致行動者和政府難以衡量干預措施在實際過程中所發揮的效果。Gaworek 等通過控制前后影響（BACI）設計開發了BACI 適應干預措施影響評估框架，該框架借鑒了脆弱性、適應性及韌性研究的相關理論，并重點關注生計韌性[46]。該框架通過比較前后項目參與組與非參與組的變化，從而評估了干預措施以及環境變化對脆弱性和生計韌性帶來的影響，為未來的項目設計提供指導。

（二）發展韌性的測量方法

已有研究將發展韌性歸結為個體恢復能力。借鑒可持續生計的分析框架，將外部風險擾動因子轉化為恢復力量化因子，從緩沖能力、自組織、學習能力三個維度選取細分指標構建農戶貧困恢復力評價指標體系。在權重設計上，已有文獻主要采用專家打分法、AHP 法、主成分分析法[47,48]、TOPSIS 法[49]、灰色關聯模型[50]、熵權法等對家庭生計恢復力測量指標體系中的各項指標進行賦權[51]。其中，專家打分法和AHP 法能夠反映不同指標的重要程度，但其主觀性較強，在研究中此方法使用相對較少；其他方法均為客觀賦值法，能夠有效減少人為偏差，從而較多應用于恢復力指數的構建以反映微觀經濟主體的發展韌性。

此外，有研究根據發展韌性的定義，對面板數據采用合適的計量經濟學方法拓展原有對恢復力的測量，從而更加全面反映發展韌性。在恢復力測量體系中，加入非線性動力學分析路徑，通過對福利函數條件期望和方差的估計，結合雙參數分布假設，將復原力估計為滿足某種福利標準的條件概率[52]。與貧困脆弱性的計算不同的是，發展韌性的期望方程中通過引入福利水平滯后變量，以體現上一期福利水平對當期的影響，從而更能體現出指標構建的動態性[53]。這種方法既能描述農戶生計的發展狀況，又能預測其未來發展態勢[54]。

五、農戶發展韌性的實證研究

（一）國外實證研究

國外對家庭發展韌性的研究集中在受到災害風險[55,56]、氣候變化[57,58]、政策變動[59]等外部因素干預和沖擊的情況下，家庭發展韌性的變化情況以及其影響程度。Lisa 研究了2014 年季風期間孟加拉國北部洪水沖擊對家庭糧食安全的影響，結果表明家庭抵御沖擊的能力會因其在危機發生前的韌性能力而得到提升[60]。Marco 采用坦桑尼亞全國面板調查數據，將沖突和氣候沖擊納入韌性分析框架，分析了家庭韌性能力對糧食安全的作用[61]。Phadera 等基于福利函數構造家庭發展韌性，通過雙重差分法實證研究了資產轉移對贊比亞牧民家庭生計復原力的影響[62]。Amadu 根據對加納的Axim、Elmina 和Jamestown 三個漁業社區進行半結構化調查問卷所獲得的數據，結果表明可持續漁業以及沿海管理對提高漁民降低社會脆弱性以及提高其生計韌性具有重要作用[63]。

（二）國內實證研究

目前國內更多的是對宏觀經濟主體或系統的韌性進行研究，涉及個人、家庭等微觀主體的韌性研究相對較少。已有研究主要將農戶發展韌性基于生計恢復力視角，尤其對貧困群體、脫貧群體以及低收入群體等做了大量研究，根據恢復力測量體系構建恢復力指標，并以此分析和研究微觀主體的可持續性。陳佳等利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抽樣調查數據，基于農戶家庭結構的視角分析了影響農戶生計恢復力的重要因素以及最佳生計結構[47]。李聰等調查了陜南安康地區易地扶貧情況，研究發現工程類移民以及被動移民導致農戶生計恢復力更低且更不穩定，并在易地扶貧搬遷背景下拓展了農戶生計恢復力的影響因素[64]。李聰和高夢使用陜西入戶調研數據進行測算，發現就業城鎮化、公共服務城鎮化、思想意識變革能夠提高易地扶貧搬遷農戶的生計恢復力[65]。何艷冰等根據河南秦巴山片區調研數據，實證研究發現精準扶貧政策對農戶生計恢復力的提升有明顯促進作用，其中學習能力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要激發農戶的內生發展動力[49]。鄭殿元等通過對延川縣調研的數據，并在原有恢復力測量體系中加入轉型能力，新型農業型和兼業均衡型農戶兩種生計類型的農戶生計恢復力較高[44]。

基于恢復力測量體系構建出的復原力缺乏嚴謹性、全面性，而且研究對象更多關注的是貧困群體以及貧困地區居民，缺乏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需要完善原有測量體系，利用更加全面的構造方法計算出發展韌性。鄭黎陽等基于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數計算方法計算出農戶生計韌性，利用對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武川縣調研的數據，通過門檻模型實證表明人力資本對農戶生計韌性的影響存在明顯的門檻效應[66]。此外，基于貧困陷阱與非線性動力學理論，部分學者選用面板數據并采用合適的計量方法動態測度出發展韌性，這種方法更多地用來研究外部沖擊或政策對農戶發展韌性的影響及其兩者間的關系。李晗和陸遷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1—2017 年微觀面板數據，從靜態和動態兩個角度證明了精準扶貧政策有利于提高貧困家庭生計復原力，且這種效果會隨時間的推移而增強[54]。李晗和陸遷利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2011—2018 年間的面板數據，通過多期DID 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無條件轉移支付通過提高人力資本以及資產積累以提高家庭發展韌性[68]。張東玲和焦宇新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2—2018 年數據，發現農業保險能夠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從而促進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增強[53]。

六、結論與展望

農戶的生計策略是一定時期內農戶生存需求的體現，從消除絕對貧困到追求共同富裕，隨著社會環境改善和農戶自身發展條件優化，農戶的生計策略已經發生變化且呈現出多樣化。在實現了全面脫貧的當下，農戶對生計模式的選擇不僅僅只是克服脆弱性，避免受到意外風險的沖擊，而是基于原有生計策略的標準下，通過利用內外部有利條件，激發自身發展動力，調整和改善生計策略使得原有生計模式具有較強韌性，從而能夠抵御各種風險的沖擊和擾動。因此，對農戶生計策略的選擇需要置于更為動態的視角進行研究。為了更好地刻畫新時期農戶生計的策略選擇，發展韌性概念被引入經濟學研究中。

發展韌性雖然是一個較新的概念，但其概念實則基于農戶生計變化歷經多階段的演化形成，由貧困脆弱性發展而來，兩個概念雖有著密切聯系，但逐步發展出了不同的內涵，隨著農戶家庭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農戶形成了更高層次的發展需要，農戶的生計策略選擇向多樣化、能動化發展。發展韌性是一種恢復力，即在遭受外部壓力及意外風險沖擊時，微觀經濟主體具有抵御能力以及事后恢復、適應以及修復的能力。相較于脆弱性，發展韌性更加強調經濟主體能動的恢復力，而相較于恢復力，發展韌性更為全面地探討了主體在應對風險沖擊后如何持續發展，因此在貧困研究的運用中，發展韌性逐步脫胎于恢復力形成了其獨特內涵。

在分析框架方面，發展韌性仍沿用貧困脆弱性的分析框架，或是基于生計恢復力分析框架從緩沖能力、自組織、學習能力三個維度對個體生計進行研究和討論，但其缺乏一定的全面性和客觀性，導致研究結果無法對比且結論也有待驗證。在測度方面，國內外研究大多是根據生計恢復力分析框架，選取恰當且合理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而形成最終指標；此外，根據貧困陷阱與非線性動力學理論選取合適的計量方法構造發展韌性指標，但這種方法需要使用面板數據，所以這種方法目前運用相對較少。在已有實證研究中，國外學者研究了災害風險、氣候變化以及政策變動等對農戶生計韌性的影響；而國內更多關注的是對貧困地區居民生計恢復力或發展韌性的研究，研究扶貧搬遷、精準扶貧等政策對貧困群體生計的影響，近年來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農業保險、無條件轉移支付對低收入群體發展韌性的影響。因此，有關發展韌性的研究仍需進一步深入，從發展韌性視角研究農戶生計策略的框架有待完善，對存有爭議的方面學界應盡量達到統一，以保證研究結論的準確性以及合理性。此外，國內對農戶生計的研究重點也應更多向激發農戶內生發展動力、提高預期等方面轉移。

近年來，隨著脫貧攻堅戰取得勝利，農業保險、醫療保險以及養老保險不斷完善，加之對農戶的就業培訓、產業扶持力度加大，農戶的保障和風險負擔機制得以不斷完善，農戶生計具有高韌性。但貧困風險長期存在以及相對貧困問題突出，低收入群體的生計策略選擇仍需重點關注。不僅要關注低收入群體當前的風險情況，也要在其遭遇意外風險沖擊時提供應急幫扶措施，以增強其防御能力和恢復能力，從而帶動農戶增收致富，助力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