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元話本中的“茶坊”公共空間

馮 偉，施 歌

(遼寧大學 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

宋元兩朝是茶酒文化空前發達的時期，茶坊酒肆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夢粱錄》《都城紀勝》《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盛錄》等城市筆記對此多有記載。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茶坊酒肆開始大量進入小說文本，“現存的40余篇宋元話本小說幾乎無篇不茶酒，有16篇小說的故事情節與茶坊酒肆有關，更有如《俞仲舉題詩遇上皇》等小說的主要情節發生發展于茶坊酒肆。這一情形在此前的小說敘事中是不存在的”[1]。對茶坊酒肆的研究，學者多討論其在文本中的呈現面貌。筆者認為，宋元話本中的茶坊酒肆不僅是附麗于情節背景的文學形象，更是城市“公共空間”的文學映像，它們是宋元市井文化的具體反映，也在文本創作過程中承擔重要的敘事功能。

1 “公共空間”與文學闡釋

西方理論成果被應用于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通常要經歷“本土化”的過程，此過程往往從發現理論內涵與研究對象的“適應性”開始。深入分析“公共空間”理論，便不難覘見，將其引入宋元話本研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公共領域”(又稱公共空間)這一概念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被充分闡述。哈貝馬斯闡述的“公共領域”，作為與“私人領域”相對立的概念，遠可追溯至古希臘人對“公”與“私”兩個領域的初步劃分，近可推源于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提出的“公共領域理論”，哈貝馬斯將“公共空間”與大眾文化相結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2]。除此之外，在大眾文化方面，對哈氏產生深刻影響的還有巴赫金。誠如哈氏所言：“真正使我認識到大眾文化內在動力的，是巴赫金的杰作《拉伯雷和他的世界》?！盵3]7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分析了當時的咖啡館、沙龍、俱樂部、報紙、雜志等諸多人們樂于討論公共問題、交流信息的空間媒介，建構了充滿資產階級政治批判性的公共領域理論。

談及市民社會中的公共空間，哈貝馬斯認為“其中，至少有兩個過程相互交織在一起，其一為通過交往產生的合理權利，其二為操縱性的傳媒力量，它創造大眾忠誠、需求和‘順從’，用來對抗體制命令”[3]28。換言之，哈氏提出的公共領域的產生和發展是以社會相對平等的實現和社會公共輿論傳播條件的加強為重要條件。在公共空間內，社會群眾可以就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問題進行無階級、無身份差異的平等交流，各種各樣的觀點在這個空間里相互碰撞，進而摩擦出極具批判性的思想火花。哈氏“公共領域”的概念并不僅囿于現實中微觀意義上的公共性場所(如咖啡館、俱樂部等)，信息的集散與交流、思想的碰撞與交鋒同樣聚集在報刊、論壇等公共性大眾媒體。從宏觀意義方面而言，哈氏“公共領域”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向所有公民開放的一切實體與非實體“場所”，二是在這個“場所”里，公民能夠自由發表意見并能產生某種社會輿論。

另外，哈貝馬斯認為文學中的公共空間具有明顯的政治特征，“以文學公共領域為中介，與公眾相關的私人性的經驗關系也進入了政治公共領域”[3]56?？梢?，哈氏公共領域理論與文學有著較為深厚的淵源。誠然，時代文化背景不同，我們不能完全立足于哈氏的“政治本位”去考察中國古代小說文本內部的公共空間，但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某種啟示。具體到宋元以降的白話小說研究，有諸多學者論及，宋代已出現市場經濟的萌芽，此時社會上的公共空間雖尚未具備哈氏理論強調的充滿政治批判色彩的空間屬性，但不能否認其本身已較為符合哈氏對公共空間外在形態的基本闡釋?；诖?，以哈氏理論對白話小說文本進行闡釋與分析，有充分的學理性。

目前，將公共空間理論引入小說研究的文學實踐大都以中國現當代作品為對象，如《公共空間的散文寫作——關于90年代中國散文的對話》[4]、《從私人空間到公共空間——論王安憶創作中的女性空間建構》[5]、《公共領域中的艱難對話——重讀魯迅小說〈孔乙己〉》[6]、《論魯迅筆下的“公共領域”》[7]等。相比之下，涉及古代文學作品的相關研究，大都集中于詩文領域，如《公共空間與晚清散文新文體》[8]、《公共空間建構維度下的唐代詩歌傳播》[9]等。至于以此理論考察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至今未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小說在書寫市井生活、反映世情時俗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它們在呈現城市百態的過程中，往往將一些城市空間納入文本，使之成為某種普遍的“文學空間”；具體到中國古代小說，宋元以后的白話小說緣于其在篇幅、語言、文化品格等方面的特點，更傾向于對這些“文學空間”作出細致描摹與靈活架構，使其成為一種突出的“文學映像”，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將其與人物行動密切聯系，承擔重要的敘事功能?！安璺弧本褪堑湫偷囊焕?。

2 宋代城市公共空間中的“茶坊”

宋元時期，茶業經濟十分發達，“宋代的茶肆生意興旺，分散于城市各處，‘以南東西兩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路馇痖T大街，兩邊民戶鋪席，外余諸班直軍營相對，至門約十里余，其余方巷院落，縱橫萬數，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10]?！端问贰酚涊d：“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余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余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盵11]4497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茶坊逐步成為宋代市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飲食消費場所。與此同時，宋代市民階層興起，茶坊初步與當時的市民文化相結合，常招說唱藝人等進場表演以吸引茶客?！稏|京夢華錄》記載：“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盵12]19《夷堅志》也有記載： “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盵13]991“按管調弦”和“講說《漢書》”的安排，比較明顯地體現了茶坊作為娛樂場所的性質。茶客聚集于“茶坊”是為了滿足休憩、飲食方面的需要，同時也可獲得精神娛樂?？梢姟安璺弧弊鳛槭芯衅毡榇嬖诘墓部臻g，已不再是單純的供人休息與飲食的經濟消費場所，而是逐漸轉變為文化消費場所，成為集飲食、休閑、娛樂功能為一體的城市公共空間。

與哈貝馬斯列舉的咖啡館、俱樂部等場所中的消費者相似，宋代茶坊中茶客的身份、階級屬性也各不相同。在《大宋宣和遺事》《隨隱漫錄》《夷堅志全集》等筆記小說中涉及的茶客身份有天子、官員、鄉紳、士人、農民、商人、術士、僧尼、妓女等多種。這些身份各異、階級不同的茶客之所以都能往來于茶坊，主要原因在于宋代城市商業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茶業的繁榮?！稏|京夢華錄》記載州橋夜市“直至三更”[12]43。茶坊經營晝夜不歇，自然成為各類茶客隨時休憩的好去處。當茶坊逐漸成為各色人等匯集之所，由茶客聚談所引發的信息交流與碰撞則在所難免，茶坊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各種消息的集散地。這些消息成為民間故事的原型與素材，使得茶坊成為宋元小說(尤其是話本小說)中各類故事題材的發源地與中轉地。茶客在茶坊中的見聞與活動，有力促進了信息的交換與傳播。上述一切活動的實現與當時茶酒文化盛行而興起的飲茶之風關系密切，這也為茶坊增添了民俗文化色彩。在這種意義上而言，茶坊不只是簡單的娛樂休閑場所，其社會功能已十分趨近于哈氏所提出的“公共空間”的功能特征，是一種充滿文學色彩與民俗色彩的社會公共空間。

3 “茶坊”作為城市公共空間的特點

與哈氏提出的基于資本主義興起背景下的“公共空間”相比，中國封建社會中的茶坊有3點明顯差異，即宋代茶客身份與階級差異明顯、宋代茶坊的民間文化色彩更為濃厚、宋代茶坊的“政治批判性”更為薄弱。

首先，就空間中“人”的身份而言，茶坊中“人”的階級特征更為明顯。在哈氏理論中，公共空間中的人并無嚴格的階級差別，即此空間中的人可以自由發表觀點，這些觀點可以進一步形成一種對抗體制的公眾輿論力量。在宋元時期的茶坊中，茶客之間的階級差異比較明顯，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茶客身份不同，僅在宋元筆記小說中對茶坊中的人員介紹就涉及多種社會身份(如秀才、官員、名士、商人、藝人等)；其二，茶坊種類不同，為了適應不同階層茶客的需求，宋元時期茶坊的服務功能也隨之有所變化，出現大茶坊、人情茶坊、花茶坊等，都為根據不同階層的茶客需求而設置[14]338?！秹袅讳洝酚涊d：“人情茶肆，本非以點茶湯為業，但將此為由，多覓茶金耳。又有茶肆專是五奴打聚處，亦有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謂之‘市頭’。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節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干茶坊，蓋此五處多有炒鬧，非君子駐足之地也?！盵15]319可見，當時“五奴”、藝人匯聚“市頭”，“君子”也大多恥于出現于花茶坊，這正是茶客身份階級性差異的側面體現。

其次，相較于18世紀的歐洲茶坊，宋代茶坊的民俗性特征比政治性特征更為明顯。哈氏對公共空間的闡釋，更傾向于強調其崇尚平等與民主的特征。在資本主義運動高漲的歐洲，哈氏理論不可避免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宋代茶坊則不然，其興盛依賴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茶酒文化的盛行，是一種綰結著民俗、經濟、群眾精神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的時代產物，其中包含的民間文化特征尤其是不可忽視的方面。茶坊具有濃厚的民俗色彩，固然是因為當時社會盛行茶文化，為“飲茶”這一行為添加了更多的文化內涵；但更重要的是，當時說唱等民間藝術發達，已在相當程度上與飲茶文化交融。當時說唱伎藝者往往受茶坊主人聘請，長期在茶坊中進行說唱表演，即所謂的“趕趁”。茶坊提供了相對穩定的說唱藝人群體與觀眾群體，各類說唱伎藝者在這里演出以謀求生計，觀眾于此觀看演出以滿足個人精神文化需求，從而形成較為成熟的充滿民俗文化色彩的公共空間。

最后，茶坊作為宋元時期初步繁榮的公共空間，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統治壓力下所產生的社會輿論很難達到哈氏理論“批判性”的高度。哈氏在其著作中提出：“由于社會是作為國家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它一方面明確劃定一片私人領域不受公共權力管轄，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又跨越個人家庭的局限，關注公共事務，因此，那個永遠受契約支配的領域將成為一個‘批判’領域，這也就是說它要求公眾對它進行合理批判?！盵3]23宋代“茶坊”顯然難以成為可以承載公眾“合理批判”的場所，茶坊仍是以提供飲食、娛樂為主的充滿民俗色彩的公共空間。天南海北的茶客匯集于茶坊展開對信息的交流與傳播，但基于封建統治的高壓，“國事”是大都市中茶客們諱莫如深的話題。在話本《拗相公》中，王安石變法一事曾在茶坊的題壁詩中被匿名提及，但比較《熊龍峰小說四種》《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所有作品，與“國事”相關的也僅此一例，且作者態度委婉，以一首題壁詩敷衍表過，這體現了茶坊中的公眾對“國事”的有意趨避?，F代老舍所作的話劇《茶坊》中，“莫談國事”四個字依然被高高地掛在裕泰茶坊里。

4 “茶坊”的文學敘事功能

宋代茶坊產業十分繁榮，茶坊喝茶與休憩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們對茶坊的興盛習以為常，繼而自然而然地將這種常見的公共空間反映在文學創作中。在宋元時期的文學作品中，“茶坊”出現的頻率驟增，尤其在以話本為代表的俗文學作品中，茶酒文化更是隨處可見，而在部分篇目中，“茶坊”更是承擔重要的敘事功能，成為故事起承轉合的關鍵節點。筆者認為，在宋元時期的文學創作活動中，“茶坊”已不是被作者隨意設計的文學形象，而是具有重要作用的文學敘事空間，是具有城市公共空間性質的文學映像，是宋元市井文化的具體反映。具體而言，其敘事功能主要體現在豐富人物形象、推動情節發展、完善場景呈現等方面。

4.1 豐富人物形象

哈氏“公共空間”中的對象是無階級差別的“絕大多數人”。宋代的茶坊受制于封建的文化語境，很難徹底打破階級壁壘。但當時的茶坊對茶客身份的限制并沒有那么嚴格，消費者的身份是多樣的。這在某種程度上較為接近哈氏的公共空間理論對公眾身份的界定。在文學作品中，這一距離被拉得更近。茶客的身份被進一步平等化，相較于現實生活中的茶坊，文學作品中的茶坊更類似哈氏提出的公共空間?？梢哉f，宋元話本中的茶坊書寫進一步弱化了茶客之間的階級差距，凸顯了茶坊的公共空間特性。

考察《清平山堂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熊龍峰小說四種》等作品中的茶坊書寫，可以發現，茶客的身份多種多樣，并沒有明確而嚴格的階層差別。這種現象在話本中被進一步理想化。如在話本《拗相公》中，作品以王安石卸官歸鄉為背景展開故事，讓前宰相王安石以平民身份進入茶坊，進而順理成章地制造合理的“可能性”，讓王安石在茶坊看到下層文人嘲諷自己的題壁詩。在這里，說話人巧妙地抓住王安石身份由宰相向平民轉換的節點，使故事情節凌駕于現實之上但又符合藝術真實。平民階層對現實政治的諷刺和說話人的調侃之意，更突出了文學作品中茶坊的公共空間特性。除此之外，宋元話本《楊溫攔路虎傳》《簡帖和尚公案傳奇》《陰鷙積善記》等諸多篇目對此都有所體現，不同階級的角色(如《楊溫攔路虎傳》中的楊溫與楊員外、《簡帖和尚公案傳奇》中的官人與和尚、《陰鷙積善記》中的張客與林善甫)被說話人有機地通過茶坊聯系在一起，從而成為話本小說受眾能夠理解的藝術形象。

4.2 推動情節發展

在宋元話本中，茶坊以其被賦予的公共空間特性，成為小說文本中一種相當重要的文學敘事空間，這主要體現在文本的故事空間方面。一般來說，故事空間即指小說人物活動、故事發展的空間，對故事空間的討論，往往從情節發展的角度入手。就現實生活而言，茶坊等民俗性的休閑娛樂場所已經初步具有哈氏理論中公共空間的性質，各類茶客在茶坊中聚集，各種信息在茶坊中得以聚集和散播，換句話說，茶坊是一個重要的信息集散地。在文學作品中，當小說家將來自茶坊的消息提煉為文學創作素材，就會自然地將茶坊作為重要的“故事空間”一并體現在相應的情節書寫中。筆者綜合《清平山堂話本》《熊龍峰小說四種》《京本通俗小說》等作品中關于茶坊描寫的片段，發現除去一筆帶過的情節，只要是以茶坊為空間展開的故事，茶坊都作為情節起承轉合的空間背景而發揮重要的敘事功能。如在話本《簡帖和尚公案傳奇》中，“官人”正是在“茶坊”中經茶博士之口了解到皇甫松的基本信息，并在此時遇見賣馉饳的和尚，才得以順利施展他的計劃——托和尚將3件物品送與小娘子，從而引出之后一系列事件。在這個情節中，“官人”先是進入“茶坊”，以喝茶為由從茶博士處打探消息，繼而又借買馉饳一事將和尚引入“茶坊”，并交代和尚與“小娘子”接觸，如此一來，茶坊的信息聚集、散播、傳遞功能展露無遺，明確突顯其“公共空間”特性。同樣，在《楊溫攔路虎傳》《陰鷙積善記》等宋元話本中，茶坊也扮演著故事情節發展的“領路人”角色，故事情節亦在茶坊中進入高潮。由此不難發現，“茶坊”已然成為宋元話本中常見的“文學公共空間”，是文學作品中重要的“故事空間”，也是文本故事情節發展的重要的起承轉合點。

4.3 完善場景呈現

就話本的演說形式而言，“說話”活動中說話人直接面向聽眾，二者無需通過其他媒介交流。因此，如何消解聽眾“聽”故事的疏離感，而使他們有身臨其境的體驗，是說話人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這種視聽閱讀體驗的產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小說的“場景性”，即在特定空間中再現人物的行動或對話。茶坊因其“公共空間”屬性，自然成為營構“說話”內容中場景真實性的重要空間。細看宋元話本中關于茶坊的情節描寫，不難發現，茶坊在場景營構上的作用主要有3點：通過某種習俗構筑故事場景；通過某種偶遇增加故事的合理性；以茶博士為主要聚焦對象。首先，“茶坊題壁”的現象在中古以降頗為流行，小說家往往借助這一傳統建構情節，如在話本《拗相公》中，作者正是借助茶坊題壁的習俗，以一首題壁詩來傳達民間對王安石變法的意見。在這里，題壁詩因被呈現于茶坊墻壁而得到了集中放大，這又與題壁習俗相關聯，形成強大的話語力量。其次，以茶坊中的“偶遇”模式來引出人物的手法在宋元話本小說中比較常見，如《簡體和尚公案傳奇》中“官人”與和尚的相遇，《陰鷙積善記》中張客與林善甫的相遇等。茶坊因具有“公共空間”屬性，茶客的身份多種多樣，因此將“偶遇”場景安排在茶坊中，也就顯得較為合理，許多半公開或私密舉動可借“茶坊”的人員密集性而合理展開。最后，在宋元話本的眾多茶坊場景書寫中，茶博士是一個主要的聚焦對象。茶博士是茶坊的常駐服務人員，基于茶客身份地位的多樣性，茶博士自然即為茶坊最重要的信息中介，而在話本中以茶博士之口傳遞信息，無疑可為聽眾營構逼真的情景感。在話本《簡體和尚公案傳奇》《陰鷙積善記》《楊溫攔路虎傳》等以茶坊為重要故事空間的作品中，當人物進入到茶坊時，故事場景的聚焦點無一例外都先轉移到茶博士身上，即客人進門時，一定會有先喊茶博士或者有茶博士上前招呼。故事的主人公在茶博士為其服務時自然而然地與茶博士交談，并借茶博士之口了解相關信息，說話人借助這些信息以展開后續的情節活動。這使得文本體現出真實的情境感?？梢?，茶坊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學公共空間”性質，成為宋元話本中營構場景的重要的敘事空間。

5 結束語

綜上所述，宋元時期，隨著城市經濟迅速發展、市民文化繁榮，茶坊作為日常休息消遣的娛樂性消費場所進入公眾視野，并與哈氏所提出的“公共領域”的空間特征較為相近。但因時代背景不同，宋元時期的茶坊相較于中世紀歐洲的“公共空間”，在文化底色與民俗特征方面有所不同。在宋元文學作品對茶坊的描寫中，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換言之，茶坊已成為社會文化現象的縮影，并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映像”大范圍地出現于文學作品，在文學作品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與人物塑造、情節設計、場景營構等密切關聯，進而演變成宋元文學作品中一種相當重要的文學敘事空間。而茶坊的公共空間屬性，并不限于宋元話本，在之后的明清小說中，茶坊的出現頻率有增無減，其發揮的敘述功能越來越顯著，與人物情節、主題等敘事結構的關系也愈加密切，值得我們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