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科技史建制化時期亞歷山大·柯瓦雷中心的創建與早期發展

李云逸

(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20世紀早期,法國開啟科技史的建制化之路。在這一階段,研究工作以職業科技史學者為主體,與科學家的科技史研究和認識論傳統形成互補與競爭關系,從而塑造了法國當代科技史研究的總體面貌。(1)到19世紀,法國的機構與科學家已取得不少對學科史、人物史、綜合科技史的學術研究成果,但未能形成學科的建制化。而法國的認識論傳統使得一些學者的科技史研究與哲學關系密切,與職業科技史學者形成區別。這種科技史研究在相關領域和人才培養上有自身特色,在國際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法國科技史研究專門機構中建立時間較長且較為重要的亞歷山大·柯瓦雷中心(Centre Alexandre-Koyré, CAK,以下簡稱柯瓦雷中心或中心),便是在這一階段誕生的。關于該機構在法國科技史學科建制化期間建立與發展的歷史,散見于圍繞相關學者的學術思想回顧以及整理他們成果的論文集之中。其中很多是學者去世后他人所作的悼文、紀念性文章及論著目錄整理,可作為研究的文獻資料。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從神秘主義到科學:課程、講座和文件,1922—1962》(Delamystiquelascience.Cours,conférencesetdocuments, 1922—1962)[1]。該書編輯者向人們展現了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在建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第六部下屬科學技術史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過程中的相關檔案文獻。此外,還有勒內·達東(René Taton)所寫的關于柯瓦雷的兩篇文章——《亞歷山大·柯瓦雷:“天文革命”史學家》(AlexandreKoyré,historiendela《révolutionastronomique》)[2]和《亞歷山大·柯瓦雷與法國科學史的興起,1933—1964》(AlexandreKoyréetl’essordel’histoiredessciencesenFrance(19331964))[3]。達東在梳理柯瓦雷學術成就的同時,展現了柯瓦雷建立該機構以及組織教學的歷史細節,以突出他在法國科技史建制化過程中的作用?？峦呃字行木W站有一篇介紹機構情況的《中心的歷史》(L’HistoireduCentre)[4],可了解中心發展的大致脈絡,但該文未能將中心的歷史置于法國“史學革命”的與境中。中文學界則普遍忽視亞歷山大·柯瓦雷中心的歷史,目前僅有范莉在其著《亞歷山大·柯瓦雷的科學編史學研究》中有簡要提及[5]。因此,不難看出,學界對該中心在法國科技史建制化過程中有關問題的研究,往往圍繞當事人做較為松散的整理與描述,從而未能形成結合時代與境的總體性分析。本文試圖從歷史學發展的視角,結合西方“史學革命”的線索,依托史學史和機構史的研究路徑,以柯瓦雷中心的早期歷史為切入點,結合重要人物與事件,基于法語與英語文獻,從整體上探究法國科技史學科建制化的起源、該中心創建的歷程、研究方向變化的原因和影響。

1 法國“史學革命”與科學技術史的早期建制化

19世紀下半葉,西方學界重新重視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采用的追求廣博的歷史寫作,試圖在歷史學“科學化”過程中,通過人類學、心理學、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借鑒參與,來擴大歷史學的研究對象。這種“新史學”倡議在法國引起了熱烈討論。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出現了對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史與文化史的探討[6]。法國史學家也希望利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打破人們對政治與軍事研究的主導地位[7],畢業于巴黎高等師范學校(ENS Paris,以下簡稱巴黎高師)的亨利·貝爾(Henri Berr)成為其中的核心人物。

亨利·貝爾在1890年就提出“新史學”必須在科學中占有一席之地,“新史學”要與其他知識實現“綜合”,歷史學家需要為這種知識的“統一與整合”而奮斗。1900年,他創立期刊《歷史綜合評論》(RevuedeSynthèseHistorique),作為一個跨學科合作平臺,對人類各方面的歷史進行科學的考察與批判[8]。1911年,他進一步強調,歷史學不能僅僅是發現和描述過去,還要對其進行解釋以得出歷史規律。為此,他將歷史的因果關系分為三個層面,即偶然性(事件)、必然性(體制)與必然聯系(理念)。其中“必然性”囊括了人類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宗教、科學與藝術[9-11]。從1913年開始,貝爾以《人類的演進》(L’Evolutiondel’Humanité)為主題編纂叢書,進一步實踐他的史學理論。[12]他的觀點得到不少年輕學者的響應,其中包括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與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

兩人均就讀于巴黎高師,呂西安·費弗爾曾表示,巴黎高師在歷史學方面的教學內容讓他們倍感乏味,直到讀了《歷史綜合評論》上的文章,才重新燃起對這門學科的興趣[8]。兩位高師學人從此便定期為該期刊撰稿,費弗爾更是與貝爾保持了近30年的友誼,為《歷史綜合評論》寫了許多語言學著作的書評。在貝爾鼓勵下,費弗爾在研究中表達了對地理環境的重視。這成為日后年鑒學派治史的一大特征。([6],18-20頁)布洛赫則認為貝爾的《人類的演進》系列缺乏對“當代史”的考察,同時,他認為需要重視文化與經濟因素對社會的影響。[13]

1928年,布洛赫提議籌辦一份新刊物,并讓費弗爾擔任聯合主編。1929年1月15日,《經濟社會史年鑒》(Annalesd’histoireéconomiqueetsociale)創刊(以下簡稱《年鑒》)。該期刊彌補了貝爾在“現今的歷史”上研究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年鑒》積極擴大歷史學研究對象,并且倡導合作研究具有問題導向的歷史學,從而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焦點。([6],34-35、40頁)該學派也在日后因這本期刊被稱作“年鑒學派”。在科學技術史方面,《年鑒》于1935年11月出版第一本特刊《對技術史的思考》(Réflexionssurl’histoiredestechniques)。費弗爾認為“技術”一詞“是還未進入歷史學研究領域的眾多詞匯之一”[14],而科學史則長期被法國的歷史學界忽視[15]。他認為研究技術史的方法是創造“技術的技術史”,即將技術史建立為專門史,其研究范圍應該囊括技術人員的工作、每個行業和工業的制造過程、技術變革的前因后果(尤其是技術與科學的關系)以及技術發展如何受到歷史與社會環境的影響。[15]布洛赫則通過梳理歐洲水力磨的發展,作為費弗爾提出的技術史研究方法的例證,并指出水力磨技術的進步來源于當時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帶來的壓力。[16]對于科學史,費弗爾指出,“如果科學史不以思想史和人類在宇宙中每一時刻的表征為中心,實際上就會變為一些軼事或虛妄的公式的集合”,因此,科學史研究與技術史研究密不可分,“技術和技術精神的歷史是科學思想和哲學概念的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史、技術史、思想史和哲學史,缺少其中一樣,人類史都將是不完整的”[15]。

兩人對科學技術史的關注亦受到貝爾的影響。貝爾認為,科學發展在人類歷史中具有重要作用。[17]他在編纂《人類的演進》系列圖書時,計劃用8卷呈現科學技術史,這還不算研究科學與特定文明關系的內容。在《人類的演進》補充系列中,也計劃由阿貝爾·雷伊(Abel Rey)執筆世界古代科技史[18]。雷伊與貝爾關系甚密,于1932年在巴黎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建立了科學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隸屬于古爾維奇(Georges Davidovich Gurvitch)的社會科學自由學院(Collège libre de sciences sociales)。1933年,他將科學史研究所改名為科學技術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 費弗爾、布洛赫與雷伊通過為《歷史綜合評論》撰稿而相識,兩人積極支持了雷伊建立科學技術史專門部門的計劃[15]。費弗爾是貝爾所創“綜合研究”機構的重要成員,亞歷山大·柯瓦雷在1935年加入該機構([1], 34頁),兩人可能在這一時期結識。

1925年,貝爾著手為他的“綜合研究”建立一個實體化機構,以將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者召集在一起交流,其中就包括科學技術史研究者,國際綜合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由此誕生。1928年,貝爾積極支持成立國際科學史組織的倡議。1929年,國際綜合中心全程參與了國際科學史委員會的第一次工作會議。[19]當后者改組為國際科學史研究院(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Sciences)后[18],貝爾決定將這一機構與自己的中心共同設立于內韋爾公館(Htel de Nevers),同時建設一座存放科學史文獻的圖書館[20]。這個始建于17世紀中期、在18世紀作為法國貴族接見“百科全書派”成員的古老建筑,成為了科學技術史學家聚會與探討的場所,其中包括日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部下屬的科學技術史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員柯瓦雷和達東。被譽為科學史學科創始人的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也是國際綜合中心下屬科學史部的主要成員[18]。1934年,國際綜合中心就科學和定律的問題邀請學者進行探討,柯瓦雷在這次討論中與該機構建立了聯系,并于1935年1月成為該中心科學史部成員。([1],35頁)可以說,亨利·貝爾成為“史學革命”萌芽階段連接年鑒學派與科學技術史研究者的橋梁。

2 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部與科學技術史研究中心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法國的學術研究百廢待興,這為建立新機構提供了契機。費弗爾應邀參與了對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重組([6],47頁),希望建立一個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打破法國大學體系中學者相互獨立工作的傳統,在研究中心內開設課程并組織社會科學各領域圍繞歷史學展開研究。[21]然而,法國政府并沒有過多的財政預算來支持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因而1947年11月,在得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部——經濟與社會科學部(Section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以下簡稱“第六部”),在費弗爾的策劃下成立,年鑒學派從而擁有了自己獨立的學術機構。次年3月,費弗爾當選為第六部主任,他學術上的繼承者布羅代爾則成為第六部的秘書[22]。1949年,布羅代爾組建了歷史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23],成為第六部的核心部門。1951年,費弗爾希望把第六部提升到與一個完善的“經濟與社會研究院”相當的水平,其特色是“技術的交叉學科”[24]。他吸納志同道合者,以拓展機構的研究范圍([6],48頁),這為柯瓦雷帶來了發展機會。在費弗爾安排下,柯瓦雷于第六部進行了有關哲學與機器以及科學中社會因素的講座。([1],118頁)

柯瓦雷由宗教問題研究轉向了科學史研究。他早期受到過萊納赫(Adolf Reinach)、胡塞爾(Edmund Husserl)等教導,成為將現象學引入法國的關鍵人物之一。他贊同將哲學史、社會史和宗教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5], 20-22頁)。在20世紀20年代因其論文《論笛卡爾關于上帝的思想及其存在的證明》(L’idéedeDieuetlespreuvesdesonexistencechezDescartes)獲得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五部(以下簡稱“第五部”)參與教學的機會,涉及德國神秘主義思辨、宗教對后康德體系不同哲學立場的影響以及費希特(Fichte)和黑格爾(Hegel)的宗教哲學。在1929—1930年,他的授課主題開始涉及科學史,開設“16世紀的科學和信仰”的課程,介紹哥白尼“日心說”的宗教影響。1932年1月,柯瓦雷獲得第五部近代歐洲宗教思想史的教席,在繼續講授黑格爾宗教思想的同時,開設“17世紀宗教與科學關系”課程,講述哥白尼《天體運行論》(Derevolutionibusorbiumcoelestium)所帶來的沖擊[25]。1933年,他發表了2篇關于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和哥白尼的研究,這成為其科學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不過,他的切入點依然是宗教史與哲學史,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學界的關注。1934年,柯瓦雷將《天體運行論》翻譯成法文,這被認為是他正式研究科學史的標志。[2]他指出,對于哥白尼所代表的努力和勇氣的偉大之處,必須以科學、哲學和神學來加以分析才能被當下理解。[2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他在埃及完成了《伽利略研究》(étudesgaliléennes),書中強調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導致伽利略對物理學和天文學規律的發現,伽利略的工作只是導致牛頓物理學誕生的因素之一。在柯瓦雷眼中,伽利略既是一個激烈的反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也是一個狂熱的哥白尼主義者,但他似乎對同時代學者所關注的宇宙學和天體力學并不感興趣。([5],25頁)

在人際關系方面,雖然柯瓦雷較早就與貝爾結識,但總體上與貝爾領導的科學技術史學者的關系較為微妙,直到1948年才與貝爾合作編輯《歷史綜合評論》第14、15期([2];[5], 26頁);在20世紀30年代參與過國際綜合中心的討論后,也是到1948年才又在該中心學術活動上發言([1],117頁)。盡管在1935年柯瓦雷就被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邀請做講座,但直到1950年3月,才當選為該院院士。這可能是因為對他持保留態度的研究院常任秘書、國際綜合中心科學史部主任阿爾多·梅利(Aldo Mieli)在同年2月的辭世。他與雷伊的關系也較為復雜,雖然1934年雷伊將柯瓦雷翻譯的《天體運行論》納入自己主編的“近代思想史文獻”(Textes pour servirune histoire de la pensée moderne)系列叢書,柯瓦雷也成為巴黎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所委員會成員,但是從來沒有在研究所里做過演講。1933—1940年,他也沒有為研究所所刊《塔勒斯》(Thalès,法國第一本科學技術史專業期刊)撰寫文章。此外,他的名字也沒有出現在研究所創辦的“科學史之友協會”(Société des amis de l’histoire des sciences)名單上[3]。這種關系似乎是因為柯瓦雷的學術觀點未能被貝爾領導的科學技術史學者接受,他們認為科學的進步呈現出的是一種連續性,而柯瓦雷則反對這種解釋。[19]不過,柯瓦雷卻得到了費弗爾等人的欣賞[3]。費弗爾認為科學史研究的核心之一便是對科學思想史的探討[15]。在方法論上,費弗爾在宗教史研究領域強調一種集體態度或“歷史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并傾向于更多地關注知識階層的思想成就。費弗爾認為思想史研究必須將各思想體系置于其“所有的復雜與變化之中”,以探討思想形式和社會表現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空間中的特點。這在日后成為年鑒學派社會史研究的另一特色([6],30頁;[27])?？峦呃椎目茖W思想史研究與之近似,并同樣涉及心態研究。此外,柯瓦雷認為技術史與科學史密不可分,這種看法與費弗爾一致。他還進一步指出技術發展是近代科學在社會層面產生的一種現象([1],118頁)。費弗爾曾在自己的著作中,稱贊柯瓦雷是法國最理解伽利略及其繼承者思想的人,其研究對科學與技術革命的史前史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費弗爾認為柯瓦雷在1948年發表的學術論文《從模糊的世界到精確的宇宙》(Dumondedel’peuprèsl’universdelaprécision),是一篇相當優秀的文章,“讀來便讓人感到愉悅,它充滿了精確的知識,所有的細節都經過深思熟慮”[28]。這些因素導致柯瓦雷與年鑒學派走得比較近。

在法國淪陷期間,柯瓦雷前往美國紐約的自由高級研究學院繼續開展科研活動,得到美國學術界認可。[29]但柯瓦雷還是希望能在法國開設專門課程,以完善法國的科學史學科。1951年,費弗爾建議柯瓦雷以創立一個科學思想史教席的名義來應聘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替代原先的中世紀哲學史教席。[3]柯瓦雷在計劃中指出,當科學思想“被表述為一個系統時,便意味著一種形象,或者是一種對世界的概念”。而16—17世紀科學思想的進化與哲學、形而上學以及宗教思想密不可分,因此,柯瓦雷希望通過這一舉措來調動科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就中世紀哲學和宗教思想對近代科學發展的影響進行跨學科研究,“在其創造性活動的運動中把握科學思想的流變”。在研究方法上,柯瓦雷提出需要將研究的材料置于被研究者的“思想和精神與境中,根據作者的心理習慣、喜好和厭惡來解釋它們”[30]。費弗爾希望能開拓兩種教學,一是由研究古希臘的學者承擔,不僅要探討希臘科學本身,而且能夠研究其“亞洲的起源和歐洲的延伸”;另一是可以厘清從哥白尼到牛頓的物理學、天文學、宇宙學思想的發展。在費弗爾看來,柯瓦雷是唯一可以掌握構成科學思想史各種概念和思想的人。他特地在法蘭西公學院做了演講,希望能夠得到文學和藝術史學家的支持。他在報告中指出,科學的精神已經通過科學的巨大發展而嵌入整個人類文明,對它的解釋需要從科學思想中去尋找,而對科學思想史的梳理亦能解決技術史研究中的問題,如技術革命如何發生。費弗爾強調科學思想史是文明史研究的有力支撐,是一個優秀學者需要獲得的獨特的、理想的和可取的工具。[31]可惜的是,盡管如此,法蘭西公學院卻偏向了純哲學的研究計劃,審議者們認為科學思想史位于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模糊邊界上,其中的科學部分與當時界定的歷史學教學格格不入,最終以18票贊成、21票反對否決了柯瓦雷的申請。[3]

雖然遭受了失敗,但柯瓦雷繼續得到費弗爾的幫助。1954年,第六部設立了“科學思想史”研究方向,柯瓦雷成為督學(directeur d’études)([1],119頁)。在1954—1955學年,他開設2門研討會,一門是“1450—1600年間的精密科學”(Les sciences exactes de 14501600),另一門是“17世紀的碰撞問題”(Le problème du choc au XVII siècle)。他還計劃在1955—1956學年,開設有關17世紀人們對運動的研究以及牛頓的思想如何形成的問題[32]。課程內容圍繞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進行的研究和寫作展開。有關精密科學的主題是柯瓦雷為達東主編的《科學通史》(Histoiregénéraledessciences)第2卷第1部分所撰寫的章節,從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3個方面探討了15—16世紀早期歐洲的科學知識發展[33]。其他3個主題來自他關于牛頓所處時代的研究,后被柯瓦雷集結為《牛頓研究》(NewtonianStudies),但直到他去世后的1965年才正式出版。此外,柯瓦雷還開設讓聽眾就自己的研究進行討論的課程,參與者大部分是科學史學者,以促進學術上的交流。[3]不過,由于柯瓦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亦有科研任務[34],加之身體欠佳,在法期間每年只有兩個月的時間開展教學,其中一部分時間還要分給第五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第六部安排3位講師協助柯瓦雷:達東負責1956—1957年的課程,伊塔爾(J. Itard)和多馬(M. Daumas)承擔1958—1959年的工作。[3]柯瓦雷這一時期在第六部和第五部都講授科學思想史的內容,只是第五部的授課更偏向宗教哲學,涉及牛頓、貝克萊(George Berkeley)、萊布尼茨、開普勒和笛卡爾關于“形而上學-宗教”觀念如何對近代科學產生影響。因此,在第五部的同事看來,他仍然是一位宗教思想史學家。[25]

1956年費弗爾去世后,布羅代爾接管第六部,開啟了該機構和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時代”。他希望能繼續利用來自美國基金會的資助,加強綜合各學科的跨領域研究[24,35]。法國政府也支持“長時段”的分析范式和應用型社會科學的發展。這就需要不同的分支機構去承擔這些目標。創建或加入新機構的人選往往具有國際視野,他們在布羅代爾看來是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的關鍵,同時也能在國際上彰顯法國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優勢。[22,24]布羅代爾被稱作“君主”或“帝王”,他控制了職位、出版和研究基金,從而推動社會科學“共同市場”的理想。([6],71頁)

柯瓦雷在二戰和戰后與美方密切而長期的學術交流,以及他與費弗爾的良好關系為他提供了優勢。在這樣的背景下,柯瓦雷抓住了這個機會。1957年5月,他寫信給布羅代爾,希望能在第六部內設立一個科學技術史的教學和研究中心,認為這一機構如能設立,其重要性無可爭議,因為盡管法國已經擁有了科學技術史學家團體,科學技術史相關出版物在法國業已有了更大影響,但是科學技術史還未能被納入法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常規課程(curricularégulier),這落后于美英等國。此前他在巴黎大學框架內建立科學技術史教學的計劃被否決[36],如果在第六部實現這一目標,那便會成為法國科學技術史發展的強心劑[37]。同年7月12日,他提交了建立該機構的草案?？峦呃紫虿剂_代爾表示,他需要一個用以辦公、開會和授課的固定場所,一座配備有科學和科學史經典著作、相關期刊、縮微膠卷、工具書和完整書目列表的小型圖書館。還額外需要技術史相關的博物館及其他條件。在人員方面,柯瓦雷認為,至少需要2—3名督學或副主任來開展數學史、生物學史和古希臘科學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這是當時第六部所缺少的。督學為聘任制,但必須準備至少一個終身教職,每學期還需要有1—2個負責教學的臨時職位。此外,圖書館至少需要1位專職秘書和1名技術助理[38]?？峦呃撞]有將中心設立在第六部辦公場所內的打算,而是與國際綜合中心接洽,希望中心可以將辦公室和教室設在內韋爾公館,可能是考慮到法國與國際主要科學技術史組織和期刊編輯部都集中于此,如此便能快速提高中心知名度。在資料儲備上,內韋爾公館也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截至1957年,已擁有2 000余冊相關文獻和系統的科學史期刊。這些資料主要來自國際綜合中心創始者的捐贈以及早期在巴黎的國外科學史研究者的舊藏,它們一并被收納于底層和二樓之間的夾層里,放置在由深色木材制成的書架上,布滿了整個墻壁,成為當時國際綜合中心最為重要的資產。[39]此外,另一個優勢是當時的國家圖書館離公館只有幾百米,方便學者前往。[40]

柯瓦雷的請求得到了布羅代爾的支持[3]。隨后,在1958年6月第六部與國際綜合中心的協議中進一步指出,這樣的安排是為了更好地利用研究人員的現有資源,避免精力分散;第六部以租賃形式入駐內韋爾公館,合同期1年,可以續簽;第六部在公館開辟1間獨立的辦公室,位于1樓的朗貝爾夫人會客室(Salon de Mme Lambert)被用作舉行機構和學術會議的地方,底層和閣樓的一部分將被用作儲物室。國際綜合中心同意將其科學史部的圖書館和設備提供給第六部使用,其圖書管理員也將兼任第六部的對應職務,保持圖書館的目錄和文件檔案的更新[41],這一規定在日后為圖書館的拓展奠定了基礎。達東利用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和第六部的預算,為圖書館增加文獻和資料,其中部分圖書從巴黎五區的古董書商手中尋得。[39]

1958年7月17日,由布羅代爾簽文,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部科學技術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42],成員包括主任柯瓦雷、副主任達東、秘書長科斯塔貝爾(P. Costabel)、行政秘書費倫齊(R. Ferenczi)夫人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科爾諾(S. Colnort)夫人。但柯瓦雷沒有過多承擔中心主任的行政職責,這與他需要長期駐留美國有關,他基本讓達東和科斯塔貝爾負責中心事務,維持機構正常運轉,吸引法國和外國的科學技術史學者,并通過中心的資源去推動科學技術史研究的發展。[3]在1964年柯瓦雷去世前,課程由中心成員和其他機構的學者開設?？茖W思想史部分主要由柯瓦雷講授,其議題延續了之前關于16—17世紀人們對天體運動的認知變化。除柯瓦雷的課程外,達東負責4門課,分別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科學活動、17世紀法國皇家科學院的起源和科學活動、有關1666—1699年期間法國皇家科學院的文獻解讀及科學史導論;伊塔爾教授有關古希臘時期代數的歷史;科斯塔貝爾負責講述關于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的物質與光的歷史,以及科氏力與相對運動。外方機構學者開設的課程則涉及心理學與數學史的關系,以及有關社會、心理和生物老齡化的知識史。[43,44]

柯瓦雷去世后,研究中心由督學達東和科斯塔貝爾接管。工作負責人(chef de travaux)由費倫齊夫人承擔,行政秘書由伊利克(Ilic)女士承擔,秘書為埃梅里(Emery)女士,圖書管理員依然是科爾諾夫人,教學工作由2位督學和3位講師負責。[3]

3 勒內·達東的學術活動和科學編史學思想

勒內·達東與柯瓦雷一樣,被認為是法國乃至世界科學史學科的重要奠基人[45],他年少時在數學方面已展現出天賦,并在20世紀40年代成為一名高中數學教師,他對數學史抱有興趣。在巴黎,達東結識了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后者是當時法國學界能將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研究相結合的重要人物,因此成為極少數能夠指導青年人做科學史研究的學者。巴什拉建議達東以法國科學家加斯帕爾·蒙日為中心撰寫博士論文[36],不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達東才真正與數學史學家以及法國科技史機構建立聯系。

皮埃爾·塞爾杰斯庫(Pierre Sergescu)是達東遇見的第一位數學史學家,在學術上給予達東很多有益的指導。他以研究羅馬尼亞數學史和法國17—18世紀數學史見長,在1935年成為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1947年又當選為國際科學史大會執行秘書[46]。1946—1953年,他也是法國科學促進會(AFAS)科學史部主任,在此期間,達東被任命為部門秘書。塞爾杰斯庫渴望能在二戰后推動科學技術史的國際交流,故而積極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在1947年成立了國際科學史協會(Un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sciences)。正是通過這一層關系,1948年,塞爾杰斯庫邀請薩頓訪問歐洲[39],達東因而有機會接觸到這位科學史學科的創立者。與薩頓的交流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巴什拉研究的側重點是科學哲學,而薩頓則是當時著名的科學史學家,在蒙日問題上給了達東很多建議[36]。1950年,達東被塞爾杰斯庫任命為國際科學史協會辦公室助理;1953年,晉升為協會的助理秘書;不久后他便被任命為協會的秘書長,直到1971年才卸任。

達東的目標很明確,他認為科學史研究不能出現學派或民族的沙文主義,也必須從政治和哲學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因此科學史研究的國際合作不可或缺。在全球冷戰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達東認為東西方的科學史學者需要保持交流。他還認為由科學史帶來的人文主義文化,能夠使人類實現聯合與和平。在籌備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期間,達東積極邀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學者參加[36],他希望這屆大會能有來自中國的代表,并將這一想法告知了李約瑟。李約瑟表示贊同,并建議達東以書面形式邀請中國學者。1955年7月29日,達東致函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誠邀中國參加這屆大會,并希望中國能建立一個正式的科學史委員會,以與國際科學史協會建立聯系,促進世界科學史家的團結[47]。在中國接受了邀請后,達東十分高興,并于同年11月8日對中國參加會議的方式提出兩種方案:第一種是只參加會議,不加入國際科學史協會,不能參加全體大會;第二種是參加會議并且入會。達東建議中國選擇第二種方案。中國科學院在經過考慮后,決定作為成員國入會。[48]1956年9月,中國代表團由竺可楨帶領,參加了在意大利弗洛倫薩和米蘭舉行的國際科學史大會,并被正式接受為國際科學史協會成員國。[47]這成為國際科學史學界的一段佳話。在學術層面,這一理念的直接產物便是三卷四冊多達2 000頁的法語巨著《科學通史》,這也是學界百科全書式寫作的代表。第一卷古代科學史,采用了文明史架構;第二卷近代科學史,采用了編年史方法;第三卷當代科學史,則采用了分學科詳細闡述的方式。在達東的協調下,創作團隊不僅匯集了路易·德布羅意(Louis de Brogolie)等著名科學家,還有蘇聯的科學史學者。20世紀60—80年代,該套圖書還發行了英語、西班牙語、羅馬尼亞語和阿拉伯語等多個版本,帶來了一定的國際影響。

達東的另一個重要思想是科學史研究必須建立在對文獻的細致收集與嚴謹分析之上,這來自柯瓦雷對他的影響[40]?？峦呃渍J為,歷史學家必須保持“與原始資料和文件的直接接觸”,將它們置于“所研究時期的精神和思想氛圍中”,避免任何濫用的現代化與任何不必要的圖式化[2]。1946年末在貝爾組織的學術會議上,達東首次接觸到國際綜合中心,在這里結識了柯瓦雷。此后,達東便經常參加柯瓦雷的講座和課程,與他探討學術問題,并幫助柯瓦雷修改和校對手稿。[36]在博士論文寫作中,達東極其重視文獻收集工作,為此專門聯系蒙日的家族,并被準許調閱當時還被歸為私人性質的文獻,其研究因而可以使用此前未被利用的新材料。[39]1951年,達東的博士論文由法國大學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UF)出版,時至今日仍是深入研究蒙日的重要作品。[49]此外,達東還在期刊上就一些當時鮮為人知的有關蒙日物理學思想的文獻進行了展示,涉及聲學、熱學和當時蒙日參與《方法百科全書·物理學》(EncyclopédieMéthodique,Physique)編纂的部分情況。達東指出,人們往往忽略了蒙日曾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對物理學和化學進行研究。對蒙日的科學活動做全面的探討,展開對這些文獻的收集和整理是十分重要的。[50]

4 勒內·達東與柯瓦雷中心的發展

柯瓦雷去世后,1964年4月1日,達東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的身份被任命為第六部督學,但不領取工資,每周上一次課。1965年,他被任命為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當年末又被第六部任命為科學技術史研究中心主任。為了紀念柯瓦雷,達東將科學技術史研究中心命名為“亞歷山大·柯瓦雷中心”。[39]協助他工作的是同樣受過柯瓦雷指導的科斯塔貝爾,對于中心發展,他和達東往往能很快就需要實現的目標達成一致,因此兩人的合作十分高效[36],他們共同塑造了柯瓦雷中心的理念:強調科學史研究必須建立在盡可能完整的、擁有最可靠來源的文獻基礎上,然后在外部和內部對其展開研判,同時進行溯源并建立一個大致的年表,并在當時的科學以及知識和技術水平的整體框架內對其進行解釋。這種理念直接繼承自柯瓦雷的治史思想[40]。

達東與科斯塔貝爾將柯瓦雷開創的中心打造成一個精密科學史研究重鎮,并在國際上享有知名度。在兩人剛接手中心時,僅實現了圍繞科學思想史為基礎的科學史部分。在技術史方面無論是師資力量還是研究方向都少有進展,于是,達東將中心的方向簡化為關于精密科學方面的歷史研究與教學,柯瓦雷希望在中心內同時開展科學史和技術史研究的設想最終未能實現( [1], 122頁)。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與有著“法國技術史之父”之稱的多馬有關,多馬早年在巴黎市政實驗室工作,從事分析化學和工業化學; 1947年,他成為法國國立工藝博物館(Musée d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的副保管員,并在巴什拉指導下以17—18世紀的科學儀器為主題于1952年獲得博士學位[51]。他與柯瓦雷和達東都結識較早,曾協助柯瓦雷在第六部開展技術史課程,并參與達東《科學通史》的編撰,但卻不是中心創始成員。1960年,多馬在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第六部、法國國立工藝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的框架下成立技術史文獻中心(Centre de documentation d’histoire des techniques),專門開展技術史研究。[52]在此情況下,達東展現出積極合作的態度,1967年,他主動找到多馬,就合作研究進行接洽;1968年,借著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大力倡導跨學科研究和組建多機構研究團隊的東風,雙方正式達成協議,聯合成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第56號研究隊(l’équipe de recherche n° 56 associée au CNRS,ER 56),隸屬于法國全國委員會哲學部(la section de Philosophie du Comité national)。其中,科學史為A小隊,由柯瓦雷中心負責;技術史為B小隊,由技術史文獻中心負責。[4]

達東也與皮埃爾·于阿爾(Pierre Huard)接洽,后者長期在法國殖民地從事軍醫工作,是熱帶外科臨床教學(la clinique chirurgicale tropicale)的創始人之一。他在20世紀40年代開始了醫學史的研究,并成為最早研究越南科學史的學者之一。50年代,于阿爾退役后任法國雷恩大學(Université de Rennes)醫學院解剖學教授,指導多篇醫學史論文,并為達東《科學通史》撰稿。60年代,他被聘為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四部督學、巴黎大學醫學院教授。之后,他創建了巴黎第五大學醫學史中心(Centre d’histoire de la médecine de l’Université René-Descartes Paris V)[53,54]。于阿爾同意將他的中心加入第56號隊,因而第56號隊被最終命名為“精密科學史、技術史、醫學史”(Histoire des sciences exactes, histoire des techniques, histoire de la médecine)。[4]

達東的倡議使法國二戰后主要的科學技術史團隊得以整合起來推進研究工作,增強了法國科學技術史的學術力量,拓展了中心的影響力,也使得柯瓦雷在共同框架內開展科學技術史研究的設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在隨后發展中,柯瓦雷中心在達東帶領下積極拓展,又有3個機構附屬進來。一是由讓-皮埃爾·韋爾代(Jean-Pierre Verdet)和雅克·列維(Jacques Lévy)領導的巴黎天文臺天文學史中心(Centre d’histoire de l’astronomie de l’Observatoire de Paris)。讓-皮埃爾·韋爾代在法國開創了紅外天文學,并指導天文臺基礎天文學系,1976年開始專注于天文學史的研究和科普工作。他與達東在紀念哥白尼誕辰500周年的系列學術活動中結識[36]。 雅克·列維則參與了達東《科學通史》的編纂,主要負責中世紀對太陽系的認知、19世紀對宇宙的探索以及20世紀的基礎天文學與天體力學。二是由雅克·羅杰(Jacques Roger)負責的巴黎第一大學科學史和思想運動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mouvements d’idées de l’Université Paris I, Panthéon-Sorbonne)。雅克·羅杰曾在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工作,1969年被聘為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的文學教授,1970年獲得科學史教席,并在20世紀80年代接替達東指導柯瓦雷中心的工作。三是由雅克·梅洛-龐蒂(Jacques Merleau-Ponty)領導的巴黎第十大學宇宙學思想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Histoire des idées cosmologiques de l’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雅克·梅洛-龐蒂長期領導法國哲學學會的工作,使其成為哲學與科學對話的重要場所。作為法國當代宇宙學認識論的先驅之一,他對物理學認識論與其歷史關系的思考影響了該領域數代的學者。[55]

1980年,第56號隊擴展為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第46號研究組“科學技術史”(GR46,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辦公地點設立在內韋爾公館。達東在繼續擔任柯瓦雷中心主任的同時,被任命為該研究組負責人,儼然成為當時法國科學技術史界的主要領導者。不過,柯瓦雷中心教學力量并沒有得益于此,在1980—1982年,開設課程的依然只有達東和科斯塔貝爾。從1983—1984學年開始,雖然研討會數量大為增加,從原先的2門拓展到了7門。除去新進人員和受邀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2)該機構由1975年獨立的第六部轉變而成,柯瓦雷中心也從此劃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其他部門的學者,只有巴黎天文臺天文學史中心的讓-皮埃爾·韋爾代開設了關于探討哥白尼體系的課程,涉及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和托勒密的天文學、哥白尼時代的知識狀況,以及這場“科學革命”的意義和局限。由于目前沒有充足的資料,僅從《科學史雜志》(Revued’histoiredessciences)提供的信息來看,無法解釋為何第46號研究組的成立沒有給中心帶來更為豐富的課程設置。在達東退休前,中心也沒有新增的督學,依然維持著柯瓦雷去世之后的規模,教學任務基本落在了達東和科斯塔貝爾身上。

在教學上,課程以研討會形式進行組織是第六部的傳統,同時也受到國際綜合中心舉辦的探討科學史與技術史“綜合周”的影響。在每學年定下的大主題之下,每次研討會都有特定的小主題,相關領域研究者之間的交流豐富了課程內容。大主題一般由達東和科斯塔貝爾確定(3)之后的課程內容等由1964—1984年《科學史雜志》的“信息”欄整理而成。。從1964—1965學年開始,每周安排2次課程,二人各負責一次。達東關注的是18世紀的數學史和17—18世紀法國的科學實踐?？扑顾悹栔饕P注從歐拉到菲涅爾的光學問題,以及19世紀初法國的機械與文明。從1965年到1983年,達東的課程基本沒有大的改動,其主要方向定位于精密科學,通過近代精密科學發展的比較研究來展現科學演變的特征,著重于1647—1650年、1683—1685年、1747—1750年、1787—1793年與1829—1832年等特定時段,涉及笛卡爾、科爾貝爾、歐拉、達朗貝爾等歷史人物,和南特敕令廢除、法國大革命、七月王朝建立等歷史事件;在科學史總體問題方面,切入點是關于伽羅瓦和柯西的數學史。在1973—1980學年中,達東也涉及了天文學史和科學教學史。從1979—1980學年起,他的研討會主題開始涉及機構史,集中于法國皇家科學院的興衰?？扑顾悹栐诳峦呃字行目蚣軆冉淌诤椭笇У恼n程使他不斷擴大自己的興趣,增加了一些研究方向,以照顧所指導的學生和聽眾的研究。其課程探討從16世紀到20世紀初的科學史,從數學到技術,并最終轉向將科學史視為人類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40]故而科斯塔貝爾所選主題相對比較分散,有涉及驅動機械的能源問題、熱力學理論的產生、數學物理與熱力學理論、19世紀的機器與科學、普朗克和量子理論、第二帝國時期的法國物理學以及科學史學史。其課程希望能夠提供研究科學史的方法以及分析和跨學科思想。在研討會的實踐部分,兩人一般會通過自己研究中使用的材料,如與萊布尼茨有關的文獻,向學生介紹如何查閱資料,如何對檔案做出取舍,如何利用文獻做好科學史研究。而通過邀請前來講課的各國專家則再次體現了達東的國際合作思想。達東一般以介紹來訪者作為研討會的開場白,并介紹近期科學技術史領域發生的事件、學習日、學術會議和展覽,然后他會介紹新的出版物并對其進行評論。之后,他會為當次研討會的主題發表講話,或直接讓邀請的研究者進行報告。在研討會上,達東總要留出時間讓學生展示自己的研究進展,并對此進行評論和給出建議。[39]

5 結 論

如果說當下科技史學界與歷史學界存在一定劃分,它們之間可能會發生對話,或不進行交流,那么自法國“史學革命”以來的學科建設則提醒我們,在一個跨學科平臺上,兩者可以相互促進?？峦呃字行牡膭摻ㄅc發展為此提供了例證。

“史學革命”是20世紀初法國科學技術史學科建制化的大背景。亨利·貝爾以完善人類文明史為出發點,將包括科學技術史在內的更多對象納入歷史學研究范疇,帶動了一批學者的反思。受此啟發,呂西安·費弗爾與馬克·布洛赫創立的年鑒學派將這場革命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并持續影響法國乃至世界歷史學的發展。他們不僅確定以社會史與文化史問題為主要切入點,也界定了學者所使用的工具——一種結合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跨學科方法,從而將多重的、不同的、平行的歷史敘述(每一個歷史都圍繞著不同的問題、實踐和聯系來組織)合法化。以貝爾為中心形成的社交圈將這一趨勢不可避免地與法國科學技術史學科的發展聯系起來。

無論是因為學術思想的關系,還是人際關系的緣由,作為科學思想史開拓者的亞歷山大·柯瓦雷加入年鑒學派的機構。二戰后,年鑒學派創立的高等實踐學院第六部使得柯瓦雷擁有了開設課程,甚至創建研究團隊的可能。20世紀以來研究新學科的學者亦感到需要用歷史的方法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并努力與他們的歷史學同事一起合作。由此,第六部的跨學科平臺以歷史學為基礎,深化了與各人文社科領域的聯系,在布羅代爾時期欣欣向榮?？峦呃桌眠@樣的機會,將自己的科學技術史機構融入到年鑒學派的大家庭。

柯瓦雷的科學編史學是包容與開放的。在他看來,每一項科學發現或創新,至少在細節上都是特定個人的思想與工作,各種制約因素也因此發揮作用。在內部,這體現為科學知識的哲學邏輯;在外部,這體現為中世紀的神學灌輸。從這個角度來說,柯瓦雷的科學思想史研究是跨學科的,也符合第六部的辦學宗旨。當勒內·達東繼承柯瓦雷開創的機構,并使其成為法國科學史研究的重鎮時,亦是秉承開放包容的態度,甚至試圖消解學界中的“民族主義范式”,以實現科學史學界國際化的和諧交流與合作。

因此,從“史學革命”的視角,通過歷史學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為,20世紀初法國科學技術史的建制化受到了人文社科較深的影響。這一建制化是由歷史學者牽頭,文科學者、科學家或有科學研習背景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如果我們在中法之間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可以發現,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初創成員主要為科學家,工作重點是通過整理中國古代科技文獻進行專題史和學科史研究[56],因此,中國的科技史學科在建制化伊始就具備了較高的專業性。在學術方向上,中國學者主要以研究本國科學技術史為主要目標,法國科學技術史研究者則著眼于西方和世界范圍內的科學和知識體系的變動。這種差異可以認為是兩國科技史學科起步發展階段所處的復雜與境所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