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風險管理的現實困境及其消解策略

羅 燕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科研處，長沙 410205）

隨著我國高校大規模擴招、合并、調整政策的實施，日漸復雜的外在環境和內部治理結構使高校風險越來越凸顯。為了有效化解風險，提高高校的辦學管理質量，高校風險管理研究便提上了議事日程。國內對高校風險管理的研究起始于21 世紀初，在相關的學術會議中，涌現了許多重要學術成果。[1]它們主要從以下方面進行了思考和研究：高校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的構建、高校風險的分類、高校風險的評估與控制、高校財務風險等。這些研究絕大多數聚焦高校財務風險管理，從中國知網檢索到的960 余篇論文來看，有900篇研究高校財務風險管理，而涉及高校風險管理基本理論、國外高校風險管理情況介紹以及高校人才風險、學生事務風險、廉政風險等具體內容的僅有60 余篇?？梢?，從宏觀整體的角度去審視高校風險管理，還有很多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風險”是一個極富意蘊的詞匯，既具有機遇性，又具有挑戰性。一般認為，風險就是損失或傷害，其實，這是經濟學意義上的風險定義，屬于狹義風險。本文探討的是廣義上的風險，即風險是指在特定情況下事物發生兩個或兩個以上結果的不確定性。所以，安東尼·吉登斯認為，風險是一個現代性問題。[2]這種現代性強調風險的關聯性、復雜性和多變性。高校是現代社會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對高校的期許以及社會環境的復雜化和高校內部組織的細密化，勢必會給高校發展帶來不可忽視的風險。因此，高校風險防范與預警顯得尤為重要。

一、理性之思：高校風險的產生機理

高校作為一個高水平文化組織，與教育、政治、經濟、管理、社會文化等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高校風險不是獨立于政治、社會、文化歷史因素之外的一種客觀存在，而是由管理、政治、教育等內容建構而成的綜合性高等教育機制。高校風險成因既是一個多維視域的理論命題，也是推進風險管理的實踐準備。[2]其生成關聯多方面的因素，立足高校發展有關利益者的組織特性，從不同學科視域審思高校利益相關方的行為價值取向，厘清高校風險產生機理，有利于提前做好風險管理的實踐準備。

（一）高校風險生成的管理學釋義

哈羅德·孔茨認為“管理是設計并保持一種良好的環境，從而使人們在群體狀態下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標的過程”，[3]也就是說管理出效益，管理以組織形成一種內在平衡的運行秩序為旨歸,然而管理并非輕而易舉，現代大學的管理亦是如此。伯頓·克拉克認為，現代大學是由院校和學科組成的矩陣結構，院校實行的是科層模式，而學科存在于基層學術組織，是學會模式。[4]這就一語道破了現代大學在管理方面的難言之隱。眾所周知，就目前我國高校而言，其內部治理存在多元治理主體，它在與社會的深入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學術與黨政雙峰并峙的復雜局面。學術要秉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基本原則，要求自由發展，保持學術應有的獨立品格，而黨政則要求在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管理方面保持政治思想的正確性、先進性。顯然，這種張力存在一定程度的高校管理風險，其情形相當復雜。

高校風險管理的復雜性還呈現為高校從單一主體決策向多元主體共同決策轉變，已經形成了一種利益相關者合作共治的局面，而合作共治的管理模式內在地隱含了學術自治與科層管理的沖突風險。其主要表征在于：一是在高校風險管理中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價值訴求產生分歧。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與變革，高校風險產生的不確定因素增多。面對這些風險，高校不同利益相關方均是基于自身利益進行研判，因利益相關方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不同，他們的價值訴求也難以求同。二是高校風險管理體系的不完善導致組織內在運行秩序的失衡。當前高校行政階層在高校風險防控中起主導作用，師生主動進行風險管理的意識不強，形成了高校行政階層與師生博弈的強大張力。那么，高校如何在行政領域和學術領域的雙重權力運行邏輯下尋求兩者之間的平衡，需要從管理學高度進行審視。

（二）高校風險生成的經濟學考量

在經濟學視域里，風險指的是潛在的危險或損失。伴隨高校自主辦學權的逐步擴大，高校發展機遇與現實挑戰并存。高校理所當然要充分利用機遇謀求發展，努力克服挑戰規避風險。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高校風險生成，實質上是高校各利益群體間相互行為的一種風險與收益的博弈。這種抗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和高校博弈中的“納什均衡”現象。納什均衡又稱為非合作博弈均衡，其意思是指在一個博弈過程中，無論對方的策略選擇如何，當事人一方都會選擇某個確定的策略，則該策略被稱作支配性策略。如果博弈的兩個當事人的策略組合分別構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這個組合就被定義為納什平衡。其實，高校管理中時常也有這種局面出現，即高校自主辦學的權力與政府行政監督的權力之間相互博弈。高校既要遵循政府對風險管理的一般性原則，在各級政府和相關監管部門的指導下妥善處理，又要結合自身實際籌劃具體的適合學校發展的對策，以此尋求兩者平衡。二是委托代理的復雜性，即在復雜的委托代理關系下，代理風險可能就會在各方博弈中產生。高校作為非營利性機構，其主要功能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與創新、國際交流與合作。高校既要保證教學、科研與管理工作的有序推進，又要考量風險管理中的辦學成本，高校管理的風險也就在所難免。

（三）高校風險生成的教育學闡釋

高校風險管理是一個由師生共同參與，充滿不確定性的動態過程，關涉教師、學生、環境等多個變量，風險管理面臨很大挑戰。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在事實與規范之間》一書中指出，伴隨著現代性社會公共協商機制的日益消解，公民個體逐步從社會公共領域中退場到個體生活領域，不愿意主動參與公共生活，從而患上了“唯私主義綜合癥”。[5]目前受高校教育教學評價的影響，高校教師更多地關注自身的教育教學活動，學生更多地關注自身的學業發展，在面對高校風險與周遭環境的變化時，師生對高校公共領域中的公共角色持消極態度，缺少對他者、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從而“消解了社群共同體所應該具有的‘他在性’維度”。[6]“師生也逐漸偏向了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傳統的共同體生活方式及價值理念對個體的支持正在消弭，加速了師生與高校共同體的疏離。面對高校發展進程中可能面臨的潛在風險，師生與他者、與高校直接的聯結缺乏穩固的根基，師生參與風險管理的意識也逐漸弱化，而師生這種消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態度直接影響到高校應對風險的能力和效果。

如上所述，社會外部環境的變化給高校帶來了諸多風險和挑戰。由于高校應對外部復雜環境和重大風險的管理與決策支撐還不夠完善，對風險演變規律把握不夠準確，頂層設計與決策部署缺乏科學的依據。因此，從管理學、經濟學、教育學等多學科維度分析高校風險產生機理，能為高校應對未知的可能風險提供更加科學的依據。

二、實踐之困：高校風險管理的實然困境

從高校風險產生的各因素可以看出，風險的成因不單是管理、經濟或教育某一領域的癥結，而是由一系列不同因素導致。反思高校風險管理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既能為高校風險管理賦能，又能促進高校治理水平的提高。

（一）顯性風險管理與隱性風險防范之間的平衡

高校所面對的利益群體及其需求呈現出多元性，決定了高校內部治理風險類型的復雜化和多樣化。高校風險主要包括顯性風險和隱性風險兩方面的內容。所謂顯性風險是指易于被發現的表面風險，短期內會對高校管理產生一定影響；隱性風險則指短期內不易被發現或重視，對高校的長期管理產生深遠影響的風險。目前，我國高校風險管理主要包括辦學運作風險管理、安全保障風險管理、財務金融風險管理、師風師德風險管理四大類型。在這四大風險管理類型中，都會涉及對人防、物防、技防三方面的顯性風險管理，而相對容易忽視對隱性風險的防范。在人防方面，高校風險管理中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價值訴求不同，學術領域人員和行政領域人員對潛在的風險進行排查、研判、評估、決策及防控的意識也存在差異；在物防方面，因風險發生的不可預知性，高校在很大程度上缺少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所需的專業知識，難以對物資儲備的數量做出精準研判；在技防方面，高校能夠將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運用到風險防控中，但互聯網技術也會帶來各種隱性風險，高校應該高度重視新生事物和信息技術帶來的隱性風險。除此之外，高校因缺乏周密的內部控制可能造成無規可依，為逾規破矩提供了方便。因此，高校既要看到顯性風險，也要考量有可能發生的隱性風險。

（二）高校風險防范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博弈

任何管理都存在著付出與回報即成本與收益之間的矛盾對抗。從管理主體而言，總是盡量減少管理成本以獲得最大的收益，而管理客體總是期望管理者提供既便捷又安全的管理機制，以獲取理想的回報。這一矛盾對抗貫穿于管理始終而推動管理的不斷完善與進步，高校風險管理也是如此。盡管高校是一種非營利的社會文化公益組織，但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會自覺或不自覺接受市場經濟的某些理念，思考高校風險管理成本與效益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高校由于自身人力、物力、財力的制約或管理組織水平的有限，從節約的原則出發，在風險管理方面總是盡量節省開支，減少風險管理成本投入，而又期望學校平穩、快速發展。例如在學生安全保障管理方面，少數高校只負責學生安全意識教育，缺少基本的安全保障機制，忽視校園安全文化物質層面的建設，一味地依賴社會來保障學校和學生的安全。實質上，這種安全保障管理的缺陷是高校風險防范中表現出來的成本與效益之間的矛盾對抗，這些現象是高校發展的障礙之一，給高校發展帶來了風險隱患。

高校作為非營利性組織，其具有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和國際交流合作等五大社會功能，決定了它以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作為發展目標，使高校在不斷提升辦學質量的前提下平穩、健康、快速發展。所以，高校風險防范要盡最大可能做到成本與收益之間的有效平衡以規避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

（三）“個體意識”與“公共參與精神”之間的失衡

從系統結構來說，高校是個體與共同體相互依存而聚集在一起的公共社會組織。師生知識背景、人生經歷、道德水平等的不同，必然會導致師生價值觀、認同感的參差不齊。然而，高校又是一個非常強調認同感、歸屬感，強調集體完成教育使命的社會組織。如此一來，高校自然就會出現個體與共體之間的矛盾沖突，亦即“個體意識”與“公共參與精神”的失衡。這無疑會給高校帶來某些不確定性風險。例如，當前師生個體對于高校共同體的歸屬意識趨于淡漠，師生與高校關系逐漸疏離。在安東尼·吉登斯看來，現實公共生活中，公民個體與社會集體的關系逐漸從“嵌入”關系向“脫域”關系轉換，個體在走向獨立自主的同時也逐漸失去了以共同的文化、道德與信仰為基礎的身份認同的支持系統。[1]18由于師生個體獨立意識不斷增強，他們在高校中的共同體歸屬感、公共精神以及他者意識弱化，主動以公共的、理性的方式參與高校風險管理的意識也相對弱化，抱持一種“各掃門前雪”的思想，從而導致自私的、封閉的“個體人”的產生。所以，如何有效管控高校內部“個體意識”與“公共參與精神”的失衡，是高校風險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紓困之道：高校風險管理困境的消解策略

面對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風險，高校亟需筑牢風險管理體系，織密管理制度之籠，涵養師生公共參與之德，以此來提高高校風險管理能力，確保高校高質量發展。

（一）高校風險管理體系的構建與實施

人防、物防和技防是高校安全防范的三個范疇。人防、物防、技防顧名思義就是通過人力、物力、技術進行安全防范。高校要堅持人防、物防、技防齊抓并舉，堅持風險防控關口前移，風險管理重心下移，打造以人防為主、物防為輔、技防支撐的全方位高校風險管理體系，確保高校各項工作正常開展。其一，人防體系是高校風險管理的重要前提，各高校應構建基于“一二三四五”主體結構的人防體系?！耙弧敝冈O立一個高校重大風險防控中心；“二”指成立校、院兩級風險管理領導小組和工作小組；“三”指做好三類人員管理：學生管理、教職員工管理、校外人員管理；“四”指抓好四支隊伍：領導干部隊伍、黨員隊伍、輔導員隊伍、學生信息員隊伍；“五”指建立五級防控工作聯系網：學?！翰俊昙墶嗉墶獙嬍?。其二，物防體系是高校風險管理的重要保障，它是指風險應對過程中所必需的保障性物資，在高校風險管理中起基礎性作用。高校需建立健全物防體系工作預案，強化應急物資儲備的前瞻性，能夠準確依據突發事件的預警，科學分析和合理規劃物資儲備的品類、數量，提高儲備效能。全面做好高校風險研判，保障應急物資在關鍵時刻調得出、用得上，推動物防體系保障網更加高效安全。其三，技防體系是高校風險管理的重要支撐。高校應運用數字技術支撐風險監測防控，構建橫到邊、縱到底、全覆蓋的風險資訊管理技防系統。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優勢，發揮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在信息公開透明、實時數據動態更新、合理配置資源、社會輿論引導等方面的作用，全力打造智能化技防體系，借助信息化手段客觀、精準地對重點領域、重要環節進行監控，提高風險管理的有效性。

（二）風險管理成本的評估與控制

高校如何在風險防范成本與收益之間做到平衡，這是一個系統、全面的工程。高校需要關注不同利益主體的風險識別，把握風險傳播規律，深入融合多源、異構、跨模態的動態辦學成本大數據，實現多風險聯合預警和研判，以多風險識別與評估作為高校風險管理成本控制的基礎。一方面，高校要用全覆蓋的制度之網提升高校風險管理實效，主要包括建立健全風險預警機制、風險應急機制、風險分擔機制、轉嫁風險懲罰機制、風險防控激勵機制等。根據高校風險等級與技術防護級別要求，進行風險隱患排查與預警、風險識別與分析、風險評價與控制、風險規避與處理，使風險管理制度的顯著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在確保各項工作有序進行的前提下盡可能使風險管理成本得到最優化。另一方面高校要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全面評估風險管理中各環節、各方面所關涉的成本。要在關鍵問題和重要環節上出重錘，在潛在風險、要害部位上慎思明辨，在精準推進上下實功，在每一個細節處嚴格標準、嚴格程序，盡最大可能將高校風險管理成本降至最低。

（三）師生公共參與精神的培育與涵養

高校風險管理的核心內容是參與，即師生參與高校風險管理。高校有效防控風險的關鍵在于師生主體及其是否具有公共參與精神。師生公共參與精神的培育主要是指通過引導個體積極投入到學校公共治理實踐中，使其獲得“他在性”的思維品質，從而培育其公共參與意識、公共德性品質以及公共關懷精神的一種教育活動。[7]高?？梢酝ㄟ^發展師生的公共理性、公共德性以及公共精神等來消解風險管理中主體參與意識不強的困境，從學校制度、學校文化以及實踐行動等層面進行整體性建構，不僅讓師生在高校風險生存境遇中認識到自身的存在和生命意義所在，而且引導師生在公共參與中構建個體與高校的有機聯結，促進師生成長為具有公共理性及共同體精神的公共人。

從學校制度而言，師生公共參與精神的培育需要學校建構公共治理制度體系，進而為師生主動參與高校風險管理提供條件保障和支撐，為師生公共參與意識、參與品格、參與精神的生成敞開各種可能，正如約翰·羅爾斯所言，制度不僅對人們的行為起著規范的作用，同時“還以不同的方式限制著人們的抱負和希望”。[8]師生公共參與精神的培育需要從制度層面進行整體性建構，才能使師生主動參與高校公共生活具備堅實的制度之基。從學校文化而言，學校應建立一種公共參與和公共關懷的人文環境，鼓勵師生主動參與學校公共事務的管理，確保師生在學校發展中的主體地位，讓師生形成共一種“公共責任不是集體的責任，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9]的文化共識。從實踐行動而言，高校應引導師生積極參與到風險管理的實踐中，強化師生主動參與意識，堅持預防為主的原則，把握風險管理在戰略上的主動和戰術上的先機，為師生公共道德品質及參與精神的厚植奠定堅實的實踐基礎。

世界大變局仍在不斷發展演變，給高校風險管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高校風險管理需要用“因時而進”的思想來指導。管理學、經濟學、教育學等多學科交叉融合是高校有效應對風險產生、科學進行風險管理的題中之義。面對來自外部和內部的顯性和隱性風險，既需要高校提高風險防控意識，在把握發展機遇的同時防范風險，有效推行風險管理，也需要處于利益共同體中的師生從認識上高度重視，從行動上真正參與。唯有如此，才能確保高校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