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政黨在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 鵬

當今，政黨已是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1](p.14)國內外關于政黨和現代化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視角：第一，比較研究：歐美國家政黨往往是政府的“配角”，而在以東亞為代表的后發國家和地區，許多政黨扮演著長期執政、把控全局的“主角”——這不僅形成了不同的黨政關系，更導致了不同的經濟政策制定方式和經濟改革路徑等長遠問題。第二，由于實踐超前于理論，尤其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實踐超越了現有主流政治學或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角度、廣度和深度，“中國共產黨經濟學”長期被有意或無意忽略。事實足以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種現代化模式和發展形態，研究中國共產黨及其他領導型政黨的經驗十分必要。由此，本文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為指導，結合中國共產黨領導政治經濟活動歷史進程，探究相關理論及實踐邏輯的演進，力圖尋找發展規律，進而認識“中國模式”的最關鍵因素——中國共產黨，闡釋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創造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奇跡”的內在機理。

一、政黨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及邏輯生成

（一）政治與經濟的有機整體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從人類社會整體性出發，提出了“社會有機體”理論，概括了一個完整的社會形態，闡釋了其中不同組成部分的對立統一關系。人類社會永遠在發展和運動，社會基本對立面的運動就是社會有機體運動的內在根據。社會有機體是一個整體系統，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在其中相互作用。沒有對立面的運動，社會有機體就不能發展，就沒有生命力。社會有機體是一個多層次的復雜對立統一體，包含人與自然、人與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等關系。人類社會是在人類實踐和交往活動中形成和不斷自我更新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以實踐為中介，以相互間的對立運動為根本動力，構成一個運動著的有機體。在社會有機整體中，經濟是基礎，起決定性作用。經濟關涉物質領域，著眼于財富生產創造；政治關涉社會發展，既要促進物質生產，也要關注財富分配。作為上層建筑，政治與道德、宗教等意識形態要素相比更集中、準確、直接地反映了經濟基礎的構成、性質及結構，對經濟的反作用最為明顯和突出，所以其在上層建筑中處于中心地位，起主導作用。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明確指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盵2](p.10)馬克思以資本和勞動的關系為基本出發點，用勞動、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社會存在、社會意識以及社會革命等概念，從整體上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與國家政權、法律制度、意識形態間復雜的內在聯系，揭示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不可調和性，得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之為辯證方法（它與形而上學方法相反）的，不是別的，正是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這個方法把社會看作處在不斷發展中的活的機體（而不是機械地結合起來因而可以把各種社會要素隨便配搭起來的一種什么東西）?！盵3](p.32)

（二）政黨是有階級屬性的

政黨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政治歷史現象。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的組織，是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一定階級的利益代表。除了具有階級性這一本質屬性外，政黨還有一些特征：第一，有一定的政治綱領；第二，有嚴密和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第三，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經驗的領袖集團來主持；第四，具有斗爭性。[4](p.314)資產階級政黨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是資產階級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秩序和社會利益。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往往不承認自身的階級屬性，自認“表達民意的組織”“全民的黨”“超階級的組織”。然而，“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5](p.705)

（三）共產主義政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組織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思考無產階級的解放道路時創立了無產階級政黨思想，建立了共產主義政黨組織，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有了真正的領導，為未來推進社會主義實踐奠定了理論前提和組織基礎。1847年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義者同盟，“肩負起把這個德國手工業者半密謀、半宣傳性的組織改造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重大任務”。[6](p.89)同年6 月，正義者同盟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為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以“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的新社會”為目標，[7](p.236)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新口號代替原來階級觀點模糊的“人人皆兄弟”。從此，“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成為震撼全世界資產階級和團結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誓言。1848 年，《共產黨宣言》正式出版，成為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第一份完整綱領性文件?！豆伯a黨宣言》第一次揭示了政黨的本質，強調了政黨是階級利益的代表。正是“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人們對政黨的認識，才不至于僅僅局限在功能上，而是從實質上看問題”。[8]《共產黨宣言》全面闡述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特點、策略、奮斗目標等理論原理，為社會主義政黨政治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豆伯a黨宣言》開宗明義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9](p.44)“要使無產階級在決定關頭強大到足以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就必須“組成一個不同于其他所有政黨并與它們對立的特殊政黨，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5](p.685)“工人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斗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10](p.524)《共產黨宣言》強調的任務是，“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9](p.52)這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指導的思想和理論來源。

《共產黨宣言》一經出版，就發揮出巨大理論指導作用。然而，隨著1876 年第一國際解散、1895 年恩格斯逝世、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思潮泛濫，各國社會主義政黨逐步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在思想、政治、組織上陷入右傾機會主義泥潭，社會主義革命在歐洲看不到希望。

（四）列寧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理論指導并開創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國家經濟建設的實踐模式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11](p.23)列寧在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斗爭中，逐步擺脫理論困境和組織困難，提出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理論。1902 年列寧在《怎么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一文中深刻指出：“無產階級的基本經濟利益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來滿足，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盵12](p.25)之后，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著作中進一步闡述了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的主要內容，指出：“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13](p.21)“黨是階級的先進覺悟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14](p.38)“國家政權的一切政治經濟工作都由工人階級的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15](p.64)等等。列寧的政黨學說為無產階級政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論遵循。1917年，俄國取得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布爾什維克黨由革命黨成為執政黨。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列寧指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后，隨著剝奪剝奪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并且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盵16](p.490)在列寧新型政黨理論指導下，蘇聯開啟了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全面領導政治與經濟實踐的劃時代篇章，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指明了發展方向。對此，鄧小平總結道：“列寧有個完整的建黨的學說，正是因為列寧建立了那么一個好的黨，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盵17](p.44)

列寧逝世以后，從20 世紀20 年代中期到30 年代末，在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領導下，蘇聯率先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模式。蘇聯模式基本制度的主要構成是：“確立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共產黨在社會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領導地位、馬克思主義在思想領域的指導地位、國家政權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土地、森林、礦山等資源為全民財產、經濟管理體制集中制的原則、國民經濟計劃化、即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管理原則等等”。[18]蘇聯模式推動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1937年，蘇聯工業總產值就超過德、英、法三國，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1年，蘇聯工業產值比1929年增加了12.7倍，同期美國只增加了2 倍，[19](p.58)為蘇聯人民取得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987 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蘇聯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率從1929 年到20 世紀50 年代中期（即整個斯大林時期）為6.7%，1953—1965 年為6.1%，1966—1970 年為5.3%?！盵20](p.44)《1987 年世界發展報告》對比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20年間世界上其他國家與蘇聯工業化發展，發現除日本、德國和所有非市場經濟國家，其他工業化國家增長速度都沒有蘇聯快，增長持續時間也沒有蘇聯長。

普京曾痛惜地指出，蘇聯解體是俄羅斯民族最大的政治悲劇。當然，蘇聯解體也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所遭遇的重大挫折，我們應當深刻認識到，蘇聯模式“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當今的條件下必須‘全面突破’（不是‘全盤否定’），‘徹底改革’”才有繼續發展的希望。[21]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與實踐邏輯的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社會形態和內外交困的存亡危機，決定了近代中國任何政黨都必定要承擔起挽救民族危亡、維護國家統一和推動國家經濟現代化的政治使命。

（一）近代中國性質與國情決定了必須走以黨建國的道路

西方國家往往是先有現代國家，后有政黨制度，政黨制度在議會運行過程中逐漸產生。中國則是先有階級政黨產生發展，后有現代國家的建立?！爸袊鐣φh的內在需求，并不出于運行民主共和政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凝聚社會、建設現代國家內在需要?！盵22](p.25)

中國革命先驅孫中山成功領導辛亥革命后，仍面臨軍閥混戰和外強環伺的險惡政治環境。在經歷多次挫折后，孫中山深入思考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逐漸形成以黨建國治國的思想理論，試圖通過建立新興政治力量引導國家走向團結統一、結束四分五裂，“要改造國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黨，是做不成功的”。[23](p.96)孫中山在《關于列寧逝世的演說》中提出：“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后，而成功卻在中國之前，于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為一有組織、有力量的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盵24](p.69)之后，孫中山逐漸形成包括“立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三個歷史與邏輯緊密關聯的“黨—國”理論。[25]對此，他說：“國家必有政黨，一切政治始能發達”“若無政黨，則民權不能發達，不能維持國家，亦不能謀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國受其害，是故無政黨國家，國家有腐敗民權有失敗之患?！盵26](pp.4、43)在孫中山看來，黨的作用有三：“一以養成多數政治上之智識，而使人民有對于政治上之興味；二組織政黨內閣，執行其政策；三監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之不濫乎正規”。[26](p.147)至此，孫中山從早先“效法英美”徹底轉向“以俄為師”。1924年，孫中山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建議，改組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召集有中國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仿效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的建黨建國模式，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構建“以黨建國”的政治藍圖。不過，孫中山雖尋求了以黨建國的正確道路，卻過早去世，而國民黨此后也沒有真正貫徹他的政治遺言，因此，孫中山的建國思想逐漸失去對中國革命的領導。

（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進程中逐漸形成現代化理論邏輯、實踐成效和制度體系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同受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治黨治國模式影響，在近代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建構進程中，都選擇了“以黨建國治國”的路徑。

“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盵27](p.686)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名稱，提出了“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社會革命”等目標與根本原則，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為把當前斗爭與長遠目標相結合，黨的二大制定黨的政治綱領，包括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黨的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全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黨的最高綱領是“建立工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有機結合，成為中國共產黨綱領區別于其他政黨綱領的一大特色。中國共產黨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為指導，堅持黨的最高理想引領，結合中國具體實際，制定若干有機關聯的適合于每個歷史階段的最低綱領，通過完成一個個最低綱領，漸次實現最高綱領?！叭灰惑w”綱領對革命和建設的政治領導貫穿中國共產黨百余年的奮斗歷程，至今已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政治經濟工作的重要方法和基本經驗。

1935年，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4年來的經驗教訓，實現了黨的政治路線和策略的轉變。會議提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27](p.602)解決在產業工人數量不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建設一個堅強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難題。瓦窯堡會議強調，中國共產黨要領導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我們黨不但代表工農的利益，同時也代表民族的利益；總括工農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中華民族的利益。工農基本群眾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占了大多數，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領導和活動，都保證了他們進來不危險”。[28](pp.158-160)這些新認識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政黨政治和經濟思想的重大突破，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39 年至1940 年初，毛澤東經過大量創造性理論思考，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治黨建國的基本原則，第一次系統闡述了關于黨的領導和國家建設的理論體系。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中國革命的終極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樣兩重認為的領導，都是肩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盵27](pp.650-651)《新民主主義論》指出，新民主主義所以“新”，在于它是共產黨領導的，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形成一股強大而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面，“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計民生’，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27](p.671)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闡發的新民主主義思想和理論，指明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繪制出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文化上先進的現代化新中國宏偉藍圖。

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等經濟社會發展實踐。至1945 年黨的七大召開前夕，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120萬經驗豐富的黨員；建立了19個解放區，95萬平方公里的后方基地，7500 萬人口的群眾基礎；邊區農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敵后根據地人民和軍隊按當時生活水平，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標。當時經濟發展實踐鞏固和支持了敵后戰爭，為爭取抗日戰爭勝利提供了物質基礎，培養出一大批專業從事經濟工作的黨員干部。

黨的七大在黨和國家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第一，修改后的黨章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贝_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全面領導型無產階級政黨的標志。第二，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毛澤東首次提出“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現代化奮斗目標，建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強調“耕者有其田”，提出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企業、大工業歸國家所有，允許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發展。報告描繪的中國“現代化社會”藍圖，初步回答了中國怎樣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課題，是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第三，毛澤東在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要以生產力標準評判一個政黨的歷史作用，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結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盵27](pp.678-679)

隨著解放戰爭接近勝利，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于1949 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由延安時期、西柏坡時期的局部執政逐步轉向全國執政。1949 年6 月，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強調在中國，在現階段，人民是工人階級、農民經濟、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這是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向”。[29](pp.1075-1076)1949 年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制定出新中國建國方案。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制定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內外交流、城鄉互助”的“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方針。1949年10月1日，人民民主專政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誕生，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中華民族的發展開啟了新的歷史紀元。

隨后三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實現了“全國統一、經濟恢復、新區土改完成、政權全面建立、朝鮮戰局趨于穩定，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新政權構成實質性的挑戰”的政治局面。[30](p.32)1949—1952 年社會主義工業占全國工業總產值比重從34.7%上升到56%，工業總產值在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從30%上升到41.5%，其中現代工業產值比重從17%上升到26.6%。[31](p.71)1953 年1 月1 日，我國開始實施國家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始投入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高潮。1956 年，黨的八大召開前，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在新中國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建立起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仿效蘇聯形成行政指令配置資源的計劃經濟體制。

1957年底，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指標大都超額完成，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工業部門建立起來。工業生產取得巨大成就，遠超舊中國百年來增長水平，即便同世界其他國家工業化起飛階段增長速度相比，也名列前茅。此后20 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盡管“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給國民經濟造成極大損失，但在黨中央領導下，國防尖端技術、原材料化工、制造裝備等現代工業生產體系和國民教育科研體系基本形成，并且“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32](pp.359-361)這些工農業發展成就和黨領導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為改革開放后經濟起飛奠定了物質基礎、人才基礎、科學基礎和制度基礎，來之不易。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從封閉半封閉走向開放，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有機結合，鮮明表現在“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標，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價值取向，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為核心領導力量，以社會主義政黨政治發展有力推進經濟社會歷史性進步為實踐形態”。[3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建設，能夠從民族、國家和人民的整體，能夠從長遠和全局利益出發，遵循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把社會主義優勢和市場經濟優點結合起來，統籌運用計劃、市場、規劃、法律、行政、資本等各種政策手段，集中配置各種資源，消除和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市場調節機制分散化、短期化、局部性和唯利性的缺陷，最大化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進步。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余年和新中國成立70余年來，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貧窮國家之一發展為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總量突破100 萬億人民幣，穩居世界第二，全部農村人口實現脫貧，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承載著共產主義世界觀和價值觀，是用中國文明拓展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發展模式，是在21世紀這個“時間”和中國這個“地點”上，由政黨代表的發展模式的新實現形式，是對傳統社會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超越”，是中國作為一種文明形態對人類社會的創造性貢獻。

三、政黨領導經濟社會現代化是后發趕超型發展中國家普遍現象

（一）現代國家構建和政黨領導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

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實現了以產業革命為標志的早發“內源性”經濟現代化。這些國家占據了工業革命、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等現代化發展的領先優勢和條件，并不存在尋求領土完整和民族獨立的壓力，民主政治和民族獨立性發展基本同步。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和先發國家對外侵略與擴張，導致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發展及其與生產關系深刻的矛盾，推動了以工人階級和其他勞苦大眾為新文明載體的現代化因素不斷成長。第三世界落后國家的現代化運動，最初都表現為反邊緣化運動，即現代民族獨立運動或民族解放運動，首先要求從政治上改變國家的屈辱地位?！皣业淖饔檬紫缺憩F在它作為民族國家主權的體現者，在喚醒民族自覺、促進和維護國家統一與政治穩定方面所起的關鍵作用上，而這正是現代經濟增長所必需的一個前提條件?！盵34](p.200)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屬于典型后發“外源型”道路，這些國家大多被動卷入現代化進程，維護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成為現代化轉型的政治前提?！霸绨l內源型”和“后發外源型”的現代化轉型差異，決定了不同國家推進現代化所依賴的路徑截然不同，決定了各國的政治發展類型及政治實踐機制要與其具體實際相適應。由此，領導型政黨的成立和發展，歷史性地成為后發國家國家構建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政治前提。

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經驗后發現：“現代化中政治體系的安定，取決于其政黨的力量。一個強大的政黨能夠使群眾的支持制度化。政黨的力量反映了大眾支持的范圍和制度化的水平。凡達到目前和預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發展中國家，莫不至少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同有強大的政黨的政治體系相比，在沒有強有力政黨的政治體系中，更容易出現暴亂、騷動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盵35](p.396)由此，亨廷頓為發展中國家開出“藥方”：在強大政黨主導下實現政治安定和經濟進步，即著名的“權威—秩序—發展”模式。以“責任政黨政府思想”而著稱的政治學家謝茨施耐德（Elmer Schattschneider）在考察美國政黨政治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后提出：“毫無疑問，政黨的產生是現代政府顯著標志之一。政黨政治區分了民主和獨裁政治，建立了現代政治哲學，政黨創造出民主政府；政黨并不是現代政府附屬物；它們處于現代政府的中心，并扮演著決定性和創造性的角色?！盵36](p.44)政黨之所以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如此重要，是因為在早期現代化中新經濟因素成長緩慢，后發的外源型現代化不能等待這樣漫長的自發性變革。

需要強調的是，并非所有政黨都具備推動后發外源型現代化的能力——只有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最大限度推動本國的現代化發展?！翱陀^的‘需求’與主觀‘供給’的相互促進，促使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深刻轉型，即由資產階級政黨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政黨政治一統天下，發展到無產階級政黨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政黨政治的時代性出場；由國際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組織主導的政黨政治，發展到民族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確立政黨政治，開創了社會主義政黨政治在‘國家實體’層面運行的全新實踐?！盵37]社會主義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種適合的發展方式，靠國家力量推動現代化，能產生強大的凝聚力，加速經濟增長。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巴蘭（Paul Baran）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標志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需要改革，但如果不去改革和完善，而是放棄這個制度，完全轉向資本主義私有制，則會導致徹底失敗，因此，落后國家資本主義化并不能導致社會進步和現代化。對此，他說：“過去一百年間在落后地區發展起來的那些工商業都已迅速地被納入壟斷集團—寡頭統治者的富豪伙伴的控制下。其結果是，產生了一種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世界的劣點兼而有之的政治經濟混合體，而且有效地堵塞了經濟增長的一切可能性”。[38](p.146)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廣大后發國家殊途同歸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進程體現的是歷史文化基因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的生命力。盡管現代化是各國和地區發展的共同趨勢，但實現模式千差萬別。只有找到適合本國國情、有利于本國發展的道路，才能在現代化進程中取得成功。近代以來，“在辛亥革命同時發生的其他（國家和地區）革命與反抗運動中都是一樣的，那是時代的主旋律。所有這些革命與反抗運動都不是傳統的造反，而是為追求現代化而邁出的第一步”。[39]“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是按照列寧的模式把自己組織起來的；在一個處于過渡階段、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而實際上是在地方軍閥控制之下的國家，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盵40](p.172)“挑戰與應戰是文明生存的機制，決定著文明的消失與延續（湯因比）；文明復興的工具是“現代化?！盵41]因此，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構建起以新政治結構和經濟基礎為核心的國家載體。

近代中國社會的大轉變是一個眾多內外因素交織的極其復雜的歷史進程，軌跡是“衰敗化—半邊緣化—革命化—現代化”的“四重奏”，“通過長期的革命化的重組過程，緩慢地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34](pp.490-495)任何一個政黨想要在中國這片古老土地上構建現代化國家，就必須完成以下基本任務，“一是將政黨打造成強有力的領導集體，使‘政黨’取代‘民族’成為現代國家構建的核心主體；二是構建統一的制度框架，為現代國家提供依托平臺；三是消解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的張力，在個體權利和集體決策之間尋求合理平衡”。[42]作為一種有效的國家組織形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能夠鞏固傳統社會過渡過程中的前提條件，發動起飛，把一個社會推向技術成熟”。[40](p.172)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社會形態和內外交困的存亡危機，決定了任何一個近代中國政黨都會將自己定義為社會轉型和現代國家構建的領導者。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毫無意外地成為現代國家政治和經濟構建的政治前提和制度條件?！爸袊伯a黨的領導地位，不是單憑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中國人民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接受由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鄭重的歷史選擇?！盵43](p.820)

四、堅持和發揮黨領導現代化建設制度優勢，加快新發展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進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強調：“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 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盵44]當前，西方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普遍處于強勢地位，我國只有堅持社會主義主體性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更好地吸取和借鑒西方社會發展成果，使社會主義獲得與資本主義的比較優勢。未來10—15年，依然是中國現代化的戰略機遇期，存在較多機會窗口和發展紅利，但最關鍵的還是要在黨的領導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水平”，這“是我們政治制度的優勢；有利于集思廣益、凝聚共識，有利于調動各方、形成合力”。[45](p.318)

當前，我國已走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表明，無論國家大小，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現代化都要經歷從粗放的低水平發展到高效的高水平發展的演變，最終實現國家現代化，國民過上高質量的美好生活。中國式現代化有著自己獨特的道路，但也遵循這一共同規律。黨的二十大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做出了兩步走的戰略安排：“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全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高質量發展。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盵46]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尤其是現代化產業體系。這是生產力水平高低最鮮明和最重要的標志，是新一輪全球競爭的主戰場。生產力發展需要不斷改革體制機制、變革生產關系。我國現代化進程實際上也是不斷改革的過程，是通過生產關系變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遞增進步過程。我國每一輪改革都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通過頂層設計、漸進方式、上下結合，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體制機制創新，變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實現制度性突破，使生產關系適應新的生產力要求，在越來越大范圍、越來越深層次上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目前，我國現代化整體水平仍然不高，各個領域都存在短板弱項，歷史遺留問題和發展的新問題交織纏繞，國內外政治經濟條件和環境變動也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或蝴蝶效應。這些都是我國推進全面現代化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加快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建設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一方面，各級黨委和領導應“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力的能力和水平”，[45](p.320)抓住戰略機遇、防范化解風險挑戰，系統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另一方面，要“加強黨領導經濟工作制度化建設、法治化水平，創新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觀念、體制、方式方法”，[45](pp.321-325)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科學有效機制，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更好作用”相得益彰、相輔相成，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