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什么 為誰發言：早期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的知識基礎分析

李亞丁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p.109)這一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的論斷，凸顯出調查研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決策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安蛔稣_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引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相較于同時期其他組織團體開展的調查研究，中國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具備哪些要素，滿足何種標準？

關于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工作，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黨史梳理與功能分析。

黨史研究多以呈現中國共產黨不同歷史時期調查研究工作的特點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調查研究經歷、思想為主。例如，有學者詳盡介紹了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的形成與發展過程。還有學者指出，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開展的社會調查確立了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的認識論方法論，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路徑。①參見羅平漢：《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問路：毛澤東與1961年全黨農村大調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石仲泉：《中央蘇區調查與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5年第5期。

功能分析研究更多聚焦于調查研究工作在黨的政策實踐中發揮作用的微觀機制。例如，有學者將毛澤東不同時期的農村調查置于同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策略與土地政策中，對其起源、過程、功用予以考察。還有學者以延安時期黨的調查研究工作為例，說明了其對于反對“教條主義”的重要意義。有研究分析了毛澤東調查研究的治理功能，指出我們黨以此實現了政權對地方社會的滲透以及對農民的改造和動員。②參見孟慶延：《理論、策略與實踐：毛澤東早期農村調查的歷史社會學考察》，《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4期；羅平漢：《延安整風與調查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8期；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調查研究具有特殊的知識生產功能，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開展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筆者將中國共產黨20世紀20至30年代的調查研究工作置于“近代中國的知識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兩條歷史脈絡，考察其起源；通過與同時期其他組織團體的社會調查進行比較，分析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在初成時期的認識論基礎、知識立場、分析方法、目標取向的發生學原理及鮮明特質。

一、西學東漸與社會調查運動：早期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形成的歷史環境

19世紀以來的百年可以說是中國的“屈辱的世紀”。屈辱不僅表現為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更體現為“敗于西夷而又必須學于西夷”的知識困頓。中國的現代化，不僅是“西力東進”，也是“西學東漸”；不僅是政治力量的競爭，也是知識類型的交鋒；不僅是現代化在地理疆域上的擴張，也是現代知識在文明版圖上的延展。因此，如何在社會危機頻發的情境下促成現代知識在中國本土的生長，就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課題。

在經歷了洋務運動、中體西用、晚清變法等一系列知識改良運動失敗后，20世紀初的社會調查運動為現代知識在中國生根發芽提供了一條可選路徑：將建基于社會事實的認識論和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運用于中國社會，從真實而具體的現實中重新尋找現代化方案。由此，社會調查開始成為包括早期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類組織團體解決中國社會危機的準備工作。通過社會調查運動傳播開的認識論方法論深刻影響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行動，也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調查研究奠定了基礎。

（一）用“社會事實”重新發現中國：社會調查與中國現代知識基礎革新

現代化離不開現代知識，而“科學”與“理性”是現代知識的核心要義。知識現代化進程源自西方，首要任務是對傳統知識體系“祛魅”：現實行動憑借的不是來自彼岸世界的“神諭”，而是經由科學理性之力“解碼”后的自然規律與經驗事實。19世紀以來，“低組織化”狀態一直是中國現代化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③參見陳明明：《作為一種政治形態的政黨-國家及其對中國國家建設的意義》，《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暗徒M織化”不僅表現在物質層面，更意味著現代知識資源供給嚴重不足：傳統中國的知識類型，既缺乏對社會事實的記錄，也沒有形成支撐現代化發展所需的知識生產與管理體系?！爸袊酝臍v史多半是朝代興亡的記載，少著重民間生活的事實。所有的一點也是零零碎碎，且不甚可靠”。①參見李景漢：《社會調查與今日之中國》，《民國叢書》第三編第17冊，上海書店1933年版，第6頁。缺乏準確事實記錄的情況在政治、經濟、社會等知識領域司空見慣，以至于“日言變法圖強，而政治窮敗如故，教育頹廢如故，實業荒落如故，社會凄涼經濟衰敗亦如故”。②參見賈士毅：《統計月報·序言》，《統計月報》，1929年第1卷第1期。

雖有學者提醒，“格物致知”和“窮理知天”等傳統知識表達與西方現代知識理念有相融相通之處，中國內部知識發展也早已為接受西方現代知識做好了準備。③參見本杰明·艾爾曼：《科學在中國（1550—1900）》，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然而，傳統政治秩序衰敗加之內外危機頻發，中國社會無法為內生性現代知識發展與漸進性知識改良提供和諧穩定的環境。對此，羅茲曼（Gilbert Rozman）指出：盡管清代中國擁有廣泛的技術和科學知識，但沒有被高度加以系統化和標準化，沒有超出個人私相傳授的傳播范圍。④參見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頁。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師夷長技以制夷”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都是將西方知識的技術之“用”嫁接在中國傳統知識的認識之“體”上的機械嘗試。然而，一旦在接納西學的軌道上受挫，那么到底是返歸傳統知識體系的德性修煉還是摒棄乃至摧毀固有知識資源以促成知識類型的新陳代謝，就成為一個關鍵問題。⑤參見劉建軍：《中國現代知識的成長——一項對政治知識基礎的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頁。。

20世紀初，一種旨在通過呈現經驗事實并服務于大規模工業化的現代知識生產方式——社會調查方法開始引起了中國本土知識人士的關注，并逐漸被接受為理解和觀察中國社會的恰當手段。在本質上，這就是對中國社會現代知識資源“低組織化”的回應。

一方面，社會調查運動是一場以批判傳統知識基礎為開端的認識論革新。在傳統知識體系中，主導社會行動的最高準則是“經史子集”中的論斷與典故以及圣人關于“修齊治平”的言說。此種以“天命”“道德”為依據的知識難以滿足現代化需要。原因在于：現代化進程強調以理性之力改造物質世界，因而也就需要追求社會事實、發現客觀規律，以便促成大規模社會化生產；這不僅是知識存量的擴充，更是將現實的客觀規律當作社會行動的準備工作。須要指出的是，社會調查運動在批判傳統知識的同時仍延續著傳統文化中經世主義的關懷。只不過在經歷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與晚清新政的失敗后，中國的知識精英逐漸意識到：從傳統知識體系中培育現代要素與依靠“中體西用”接納表層現代知識的改良運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現代知識資源匱乏的“低組織化”困境；一場以客觀事實為首要依據、重新理解和發現中國社會的現代知識革新，才可能促成扭轉中國的頹勢。

另一方面，社會調查為中國知識界提供了立足具體實際生產現代知識的路徑。相較于“全盤西化”的盲目照搬與“中體西用”的機械嫁接，社會調查強調從經驗事實出發，運用諸如統計學原理等社會科學方法將中國社會總體性危機還原為一個個具體的現實問題，從而有助于從根本上克服現代知識在中國的“水土不服”。正因如此，20世紀初開始，一些國外學者以科學系統的社會調查重新發現中國的嘗試，恰好滿足了本土知識界力圖以“赤裸裸”的現實重新理解中國社會的愿景。特別是新文化運動后，開展社會調查、以經驗事實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認識前提，已成為知識青年的普遍自覺。這一時期不同組織團體紛紛投身社會調查。據統計，1927 年至1935 年間，國內大小規模社會調查報告共有9027篇，平均每年有1000多個，①參見劉育人：《中國社會調查運動法》，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學士論文，1936年。社會調查一時間蔚為大觀。

社會調查在中國的猛然興起，推動了以社會事實作為行動依據的現代認識論從經院論辯走向廣袤田野。在知識譜系上，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便可認作對20 世紀初期社會調查運動精神的一種繼承。

（二）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的認識論基礎

在談到調查研究工作時，毛澤東曾指出：“你不相信這個結論嗎？事實要強迫你信”。[1](p.112)這一論斷表明，“客觀事實”或“實際情況”是中國共產黨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首要依據。在認識論層面，中國共產黨將尊重客觀事實表述為“實事求是”，認為這是關乎“黨性的表現”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更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2](p.801)。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認識論的形成與20 世紀初的社會調查運動有重要關聯。從時間上看，社會調查運動在中國勃興的節點，也是中國共產黨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的時期。受大興社會調查之風影響，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已深刻意識到，若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的總體性危機，就必須從社會實際出發開展調查研究。具體言之，社會調查運動從思想和行動兩個方面深刻影響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

在思想上，社會調查為中國共產黨人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提供了直接依據，因為“唯物史觀的意義，旨在獲取全部的真實”。[3](p.363)延安時期，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下明確定義：（1）“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2）“是”即“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3）“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并認為獲得實事求是態度的途徑在于“周密的調查和研究”。[2](p.801)事實上，20 世紀20 年代前后，社會調查就已經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體驗唯物史觀真理性的重要途徑。1917年，回國不久的李大釗便和一班早稻田大學的學生成立中國財政經濟學會，宣稱：“本會以研究經濟學理及調查事實，以期適用于中國為宗旨?！雹谵D引自黃道炫：《調查與革命：社會改造追求下的李大釗》，《理論學刊》，2021年第4期，第42頁。隨后，由李大釗、王光祈等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毛澤東、惲代英、趙世炎、鄧中夏、張聞天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都曾加入其中。該學會主辦的《少年中國》明確提出了宗旨：（一）實際調查，（二）敘述事實，（三）應用科學。③參見舒新城：《我和教育》，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頁。與此同時，受到20世紀初社會調查運動的影響，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就已經意識到：晚晴所謂“變法圖強”僅聲勢浩大，內里多空洞，缺少人生實際；“中體西用”的知識改良僅是思想上的“籠統的變化，盲目的變化，過渡的變化”，因而須要“踏著人生實際說話”并“引入實際去研究事實和真理”。[4](p.334)青年時期毛澤東對于各種主義和學說“尚未有一個明確的概念”，而是更多關注實實在在的各類問題。1919 年，毛澤東在《問題研究會章程》中羅列出涉及財政、教育、勞動、女子、實業等150多項亟待研究的現實問題，并強調“問題研究者，有須實地調查者，須實地調查之”。[4](pp.362-367)1920年3月，毛澤東在《致周世釗信》中也提及：“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盵4](p.474)

在行動上，社會調查運動使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若沒有與現代化相適應的知識范式和知識行動，革命和改革將徒勞無功。由此，以呈現社會事實、解決實際問題為首要目標的社會調查方法，無形中滿足了中國共產黨人“為改造社會而求真理”的知識追求，[5](pp.4-7)以及“‘根本解決’（李大釗語）、‘急進革命’（陳獨秀語）、‘刻不容緩’（毛澤東語）”的行動愿景。隨著社會調查運動不斷展開，中國共產黨人開始將推動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使命，訴諸社會調查、認識中國實際的知識行動。

1917 年至1919 年，李大釗圍繞北京人力車夫、唐山煤礦工人的生活狀況等展開社會調查。①參見黃道炫：《調查與革命：社會改造追求下的李大釗》，《理論學刊》2021年第4期。在他的影響和號召下，一批青年學生對北京貧民開展深入調查，寫成《北京貧民的悲慘生活》一文，發表在李大釗主持的《晨報》副刊。此篇調查報告不僅詳盡描述了北京貧民的生活慘狀，更在最后提出“這些貧民，并不是懶惰不愿做工，實由社會組織不良，叫他們無路可走”這一在當時極具進步意義的論斷。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更是社會調查運動的積極響應者。1921年9月至1922年冬，毛澤東四次前往安源煤礦開展工人調查；1925 年春，毛澤東在韶山休養期間，對當地政治、經濟狀況和農民革命開展了細致調研；1927年1月至2月，毛澤東歷時32天，對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個縣開展調查，并在此基礎上寫成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社會調查在中國的傳播不僅促使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從思想上接受了以事實為依據、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現代認識論，而且令他們可以在親力親為的知識行動中體驗馬克思主義之于改造中國社會的重大意義。由此，在20世紀20年代前后，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已將發現社會事實、研究實際問題當作開展革命工作的必要前提。

（三）現代統計方法：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的知識資源管理

1931年，毛澤東以總政治部的名義發布了一項規定：紅軍各政治部每到一地，地方政權機關都要逐鄉去填寫人口和土地兩種統計表格，通過“鐵的事實”來解答我們現在許多問題。[6](p.266)毛澤東對統計工作的重視，意味著標準化知識生產管理體系是中國共產黨開展民主革命、建立現代國家的必要支撐。因此，在現代知識資源極度匱乏的過渡時期，應用現代統計方法，實現對于大規模經驗事實的量化、記錄、分析和管理，就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的一項基本而緊迫的任務。追根溯源，中國共產黨對統計方法的重視和運用，可以看作20世紀初社會調查運動興起背景下現代統計學原理在中國傳播的一個結果。

“統計”一詞的確切含義既不是傳統知識體系中關于社會事實的零散記載和片面描述，亦非走馬觀花式的表象呈現，更不是依靠官樣文章、敷衍塞責而生產的虛假信息，而是對于社會事實進行“整齊歸納，綱舉目張，得以比較觀測，稽往佂來，以供設施之依據”②參見《籌設中央各機關統一統計組織之經過》，《統計季刊》1935年第2期。的標準化整理與綜合性量化。20世紀初，伴隨著社會調查運動的興起，現代統計方法逐漸成為官方與民間知識團體生產現代知識、獲取社會事實過程中的必要知識生產工具。1903 年，浙江、江蘇、湖北等地的留日學生同鄉會，最早嘗試運用現代統計學方法進行社會調查。1906 年晚清政府的憲政編制館奏請在各省設立調查局，各省之下又紛紛設立調查機構，下設商貿、民生、政務、學務等條目，專職負責履行調查統計之責。③參見黃興濤、夏明方主編：《清末民初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第87頁。此外，作為憲政改革的準備工作，清政府從1908年起決意進行全國人口調查，以期通過獨立的計量框架獲取現代統計學意義的人口數據。這場政治社會試驗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通過科學與理性的方式實現對政治共同體的重塑與再認識。④參見Tong Lam,A Passion for Facts:social surve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1900-1949,pp.63-74.及至北洋政府與民國時期，現代統計方法在中國的發展得到進一步深化，官方機構、高校、學術團體、社會組織等各類力量都開始廣泛運用統計方法開展社會調查。

現代統計方法在中國社會的傳播和應用，一改傳統知識體系中關于經驗事實片面與模糊的記述，使大量社會事實與數據信息得以通過一種計量化、標準化、規范化的方式被生產、獲取和管理。中國共產黨人調查研究工作對于20世紀以來現代統計方法的學習和繼承，主要體現在行動者與機構設置兩方面。

從行動者角度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開展社會調查時已經將運用現代統計學視為一項必要工作。具體言之，現代統計學以樣本推斷總體狀況與將社會實際抽象量化為數據信息，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進行調查研究的常用方法。李大釗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專修過統計學課程，較早意識到現代統計方法的功用。1913 年至1919 年，在對青年自殺問題的研究中，他使用過包括西方學者、日本警視廳以及中國內務部和京師警察廳的大量統計數據與材料，并將之與調查材料相結合，以實際的經驗事實與統計數據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的依據。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更是將現代統計學普遍運用到黨的調查研究工作中。1924年，鄧中夏在《我們的力量》一文對中國的無產階級的數量、行業、地域分布等情況予以統計估算，以馬克思主義視角與翔實的數據駁斥了“懷疑無產階級力量不足”的觀點，認為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中國的無產階級力量都在不斷壯大，并終將成為中國社會革命的領袖。此外，李立三、羅章龍等人也運用現代統計方法分析和研究1920 年代的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方面，僅以毛澤東所作的《尋烏調查》為例，包括尋烏縣城的商業狀況、人口成分、各地主階層和各農民階層的經濟狀況、土改中的分配標準等問題，均被量化為翔實的數據?！秾跽{查》對此后中國共產黨形成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具有重要作用，表明“解剖麻雀”式的個案研究，完全可以用作黨觀察和估計總體形勢與制定方針政策的樣本。正如毛澤東所言，“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三省的交界，明了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6](p.119)

從機構設置來看，中國共產黨的統計機構幾乎伴隨著各級黨組織的發展。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組織機構話語中，“調查”與“統計”的組合十分常見，甚至在很多語境下被等同起來，如“調查和統計”“調查統計”“調查與統計”等。①參見徐衛華：《中共話語中調查研究的發生學及其使用變遷考察——基于“人民數據庫”的分析》，《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統計工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1920年9 月，蔡和森在與毛澤東的書信中就提出：“現在組織研究宣傳之外，更可組織一調查統計部，研究宣傳部、調查統計部與出版物三者現在可打成一片而潛在從事”。[7](p.71)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統計機構的設立更是黨的組織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1922 年9 月，粵漢鐵路工人成立的工人俱樂部聯合會，內設調查部，負責調查統計工人運動的基本概況；1923 年1 月，廣東省農會執行委員會設立調查部，專責調查統計農村和農業的基本情況；1925 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專門設立調查統計機構，并將相關職責寫入《中華全國總工會會章》：工會每月應將人口、會員數、職業情況、病況及罷工情況等造具統計冊，并調查罷工事實之經過。到20世紀30 年代前后，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中央蘇區的黨、政、軍、群團組織中設置了較為完整的調查統計機構，基本形成了功能完善、上下貫通、縱橫交織的信息統計網絡。②參見彭道賓：《中央蘇區調查統計機構的建立和發展》，《統計研究》2010年第12期。

概括起來，現代統計方法的使用，使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工作具備了現代知識生產與信息管理功用。通過調查與統計，中國共產黨得以更加準確掌握真實情況、分析實在問題，并以此作為制定重大決策的知識基礎。

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早期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的知識立場與取向

對于任何一個力圖解決近代中國現代化困境的組織團體而言，都要確保其知識基礎兼具改造社會的“現代之力”與符合中國實際的“本土之用”。早期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知識生產路徑，很好地回應了這一問題。

第一，就現代化發展的知識基礎而言，馬克思主義關于現代社會本質的深刻揭示、關于人類歷史進程的深入闡釋，為中國共產黨剪除現代化發展的“癰疽”提供了科學依據。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自覺性以及將勞動者和生產者視為歷史發展根本動力的立場，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的基調，也為其“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社會改造愿景指明了前進方向。

第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調查研究中因地制宜地將馬克思主義運用于推動落后農業國的現代轉型、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進程，創造性發展出了如“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群眾路線”“人民民主”等符合中國實際的實踐知識。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首先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知識與中國社會實踐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塑造，不僅改變了中國現代知識的既有構造，而且改變了現代知識在中國的后續發展。

由此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既是現代知識在中國本土的生產，也是一種知識立場的確立。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工作不僅充分吸收了20 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知識現代化的普遍要素，更在知識生產的對象、方法與目標上有著其他任何組織團體都不具備的鮮明特質：不僅囊括社會各階層，更面向工農群眾；不僅慈悲憐憫，更訴諸階級動員；不僅具有理論周延，更強調實踐行動。

（一）面向工農群眾：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的目標群體

在知識結構層面，馬克思主義政黨應自覺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獲取和生產知識。因而，作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的鮮明特質首先體現在對工農群眾的關注。

20 世紀初涌現的大量社會調查不僅意味著調查者對中國社會不同領域問題與情況的關切，更暗含了不同組織團體對中國現代化方案的理解與認識。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對于工農群眾生產生活狀況的關注與體察，遠超同時期任何一類社會調查。1941 年，毛澤東在《農村調查》序言中指出：“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盵2](p.790)在中國共產黨這里，以工人和農民為代表的勞動群眾既是知識生產的源頭，也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的英雄”。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工作而言，以人民群眾為知識生產的首要指向，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立場，也符合建構現代國家、重塑中國社會的需要。

在現代知識譜系中，馬克思主義以其無產階級屬性成為最徹底地站在人民群眾立場上的學說。這種“徹底性”表現為：不僅對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生產者與勞動者有著深刻同情和理解，更將其視為創造一切價值和開展社會革命的根本動力。恩格斯在調查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誠懇地說：“我放棄了資產階級的社交活動和宴會、波爾圖酒和香檳酒，把自己的空閑時間幾乎全部用來和普通工人交往；這樣做，我感到既高興又驕傲……是因為這樣一來我就有機會對這個受壓迫遭誹謗的階級給予公正的評價……還因為這樣一來我就能夠維護英國人民，使他們不致日益受人鄙視”。[8](pp.81-82)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者不再是服務于某種學說理論的抽象概念和被觀察的客體，而是理應受到尊重的社會進步力量。

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不僅在理論和綱領上繼承了無產階級立場，更將之運用于觀察社會實際與理解國家命運前途的調查研究。誕生伊始，中國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就聚焦于工人和農民等底層勞動者群體，將工農群體視為希望。反觀20世紀以來的其他社會調查，多為陳述政治、經濟、社會、民族、文化等領域現狀的“統計型”與“描述型”調查。雖有專門的“苦力”研究，但所占比重并不高，且多以職業群體分類為視角，未過多關注其苦難的根源及其背后的社會結構。比如，《漢口之“苦力”》的作者視碼頭工人為漢口勞動界最苦之人，但卻將這歸因于“暴飲暴食”“窮則生盜”“懶惰成性”“嗜賭如命”等不良生活習慣和文化弊端。①參見介山：《漢口之“苦力”》，《生活周刊》第1卷第19期，1926年2月。這類調查得出結論的依據多來自勞動年鑒、農村經濟調查、國民生活水平調查等“二手材料”。

相比較之下，無論在立場上還是行動上，中國共產黨的社會調查都截然不同。在安源，為調查煤礦工人的生產生活狀況，毛澤東與工人同吃霉米爛菜，親身體驗背著煤筐、趴在地上如牛馬一般的勞動條件；在海豐，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彭湃換下干凈整潔的西裝、穿起粗繒大布，摘下西式白通帽、戴上尖頂竹笠，脫下皮鞋、光著腳板，在與貧苦農民的共同勞作生活中開展調查。通過面向工農群眾的社會調查，中國共產黨人得以深刻認識到“在他們（工人和農民）身上蘊藏著民族的力量和推進民族發展的才能”，并充滿自信地提出：“我們是生產者，是創造世界的主人，應該是世界的主宰?！雹趨⒁妼O克信、于良華：《毛澤東調查研究活動簡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頁。由此可見，在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中，工農群眾即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底層勞動者，不再僅僅被當作學術研究和觀察的抽象客體，而是被視為解決社會危機和解放中國的主體力量。

（二）為勞苦大眾發言：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的階級分析方法

20世紀初，社會調查開始被各類組織團體視為社會改良與現代化的準備工作。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多將中國的總體性危機單純歸結為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的落后。然而，同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農村調查卻得出了不盡相同的結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使中國共產黨人自覺將中國社會總體性危機的癥結聚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殘酷剝削。中國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不僅表現出對舊社會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慘狀的深刻同情，更充斥著以解放勞苦大眾、改造社會的實踐訴求。尤為關鍵的一點在于，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創造性引入對中國社會具體問題的分析，從而發現舊社會“人吃人”的根本社會關系。

1941年，毛澤東在回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心路歷程時指出：“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盵9](pp.21-22)這里，毛澤東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個重要過程：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普遍真理在于現代社會權力結構的核心關系是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那么，對中國而言，此種剝削關系主要出現在農村而非城市，表現為地主對佃農和貧農的壓榨。

從20 世紀20 年代開始，各類組織團體圍繞中國農村展開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其中，尤以卜凱（John L.Buck）組織的兩次大規模農村經濟調查最為系統和全面。1921 年至1925年，卜凱組織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師生對7 省17 縣的2866 戶農家的經濟生產狀況進行調查；1929 年至1933 年間，卜凱團隊圍繞土地使用問題對22 省、168 個地區、16786 個農場和38256戶農家進行調查。這兩次農村調查被認為是中國近代歷時最久、調查地域最廣、調查項目最詳、最富于科學性的農村調查。①參見卜凱：《中國農家經濟》，張履鸞譯，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在此基礎上，卜凱提出中國農村貧困根源在于資源短缺、經營方式與生產工具落后，因此，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和大農場生產方式才是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出路。卜凱對于中國農村問題的看法表了當時的知識界乃至政界的認識，如認為中國農村貧窮落后的原因僅僅在于生產力不夠先進或幾千年封建小農文化的“劣根性”；僅有的對于農民生活境況的調查，也至多訴諸“悲天憫人”的慈善觀點。對此，作為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先驅的陳翰笙批評道：“直到現在，中國的農村調查不是為了慈善救濟起見，便是為了改良農業，要不然也不過是供給社會改良的討論題目。它們都自封于一種社會現象的表列，不會企圖去了解社會結構的本身”。②參見《陳翰笙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0頁。相比之下，階級分析法的運用，使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問題上更強調農業落后與農村貧困的社會結構根源。

第一，用經濟地位或生活水平重現中國的社會關系。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階級分析研究農村問題的第一步，是以經濟地位和生活狀況為劃分，重新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的生產關系。1926 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中以經濟地位詳細劃分了中國社會的不同階級及其地位。由此，從經濟地位和生活狀況的調查分析中，中國共產黨人發現：經濟關系的階級呈現而非“士農工商”的職業分途，才是中國農村社會關系的核心。

第二，注重分析不同階級間的剝削關系。與同時期農村調查相比，中國共產黨對勞苦大眾沒有停留在同情和慈善，而是試圖通過階級分析揭示復雜而殘酷的剝削關系。中國共產黨人發現，相較于歐洲工業社會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削，中國社會因其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更具復雜性。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將中國的剝削細化為地租剝削、高利剝削、稅捐剝削三種形式，揭示出中國農村“舊的社會關系，就是吃人關系”。[9](pp.21-22)陳翰笙指出了“地主階級”的復雜成分：“中國的農村實際上是由地主及其相關勢力所控制的，稅收、警務、司法、教育等國家權力統統建筑在地主權力之上，貧農遇有租稅不能交納時，便受到監禁及嚴刑拷打。地主與富農，利用小農之貧困（由于缺乏土地），而雙管齊下地放高利貸與經營商業?！雹蹍⒁姟蛾惡搀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64—165頁?？梢?，在中國農村，所謂“地主階級”實則兼具收租者、商人、盤剝重利者、行政官吏四重身份，不僅擁有大量土地，而且掌控著中國農村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權力。

由此，通過經濟狀況和剝削關系的階級分析法，中國共產黨人得出了能夠指導實踐的重要論斷：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既阻礙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也是中國社會總體性危機的根源。階級分析法的“經濟地位→剝削關系→革命策略”關聯，構成早期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的基礎邏輯。此種關聯隨之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中劃分“敵人”和“朋友”的首要依據，進而促使發現“人數最多”“受壓迫和剝削最深”“生活最苦”的勞苦大眾身上蘊藏著能夠改變中國社會的巨大能量。

（三）理論聯系實際：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的知識取向

1941年，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中引用斯大林的一段話說明了理論聯系實際對于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2](p.791)。按照毛澤東的觀點，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的全部認識論可以被理解概括為辯證唯物主義的“知行統一”：“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不斷“循環往復以致無窮”[1](p.297)。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工作，理論聯系實際的知識生產取向既源自馬克思主義關于抽象知識與社會實踐相統一的觀點，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將自身使命與改造中國社會相結合的客觀需要。這在本質上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一方面，傳統知識體系有重大缺點，這要求近代中國的社會改造方案須以一整套現代知識理論體系作為支撐；另一方面，近代中國社會實際問題的復雜性與獨特性，又使任何一種外來的現代理論與學說必須有一個社會化與本土化的發展過程。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自形成伊始，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工作就表現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的知識生產取向了。

獲得知識和理論必須通過對事物和經驗的抽象，沒有抽象便難以構建起普遍性的知識體系。①參見陳明明：《作為知識體系構建的中國政治學：經驗、歷史及其意義》，《江蘇社會科學》2020年第5期。同時，抽象的知識也應能夠還原歷史并指導實踐，否則，脫離實在經驗的抽象知識也僅是“從世界開始存在時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懷中的公式”[10](p.536-537)。從知識與實踐的關系來看，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質在于，并非僅僅以“范疇”和“概念”取代現實的人的活動，而是把現實的人的活動當作知識和理論每一步抽象的源頭和起點?！罢軐W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8](p.136)。這句鐫刻在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充分表明，馬克思主義絕不是經院式的教條，也不是書齋里的思維游戲，更不是單純的政治宣傳，而是崇尚改變世界、能夠還原歷史、足以指導實踐并以人類解放為志業的知識行動。

馬克思主義秉承的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旨在去除范疇邏輯先在性對于源初社會關系（即生產關系）與感性交往（即生產力）的遮蔽，它不是從范疇層面描述給定的生產關系，而是力圖呈現產生生產關系的歷史運動。[8](pp.216-275)在此種規定下，中國共產黨將面向勞苦大眾的知識取向與階級分析的知識方法置于解決中國社會總體性危機的現實圖景，并將調查研究中形成的理論知識富有創見地運用于指導革命實踐、社會改造和政權建設，形成了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知識行動體系。相比之下，同時期其他學術團體和社會組織的調查，或困于抽象的知識范疇，或流于社會事實的記錄和描述，又或囿于缺乏改造現實的政權力量，難以建立起“源于實踐而又歸于實踐”的知識生產機制。有學者在對國民黨政府調查統計史的研究中發現國民黨絕大多數社會調查結果難以在具體政策執行中得到表達。②參見任偉偉：《南京國民政府社會調查研究》，山東大學中國近代史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2年?？梢?，社會調查一旦與政治行動脫軌，只會淪為粉飾太平與政治宣傳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工作不僅是認識世界的必要方法，更是解決問題和改造社會的實踐舉措。早在中央蘇區時期，通過調查研究解決實際問題、形成政策實踐的知識生產機制就已經初具形態。毛澤東圍繞土地問題的調查研究，或以政策法規直接發布，又或作為領導人在革命實踐中的重要發現，再或通過會議講話向全黨傳達。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時期的農村調查與黨的土地政策、根據地建設以及革命路線等重大決策之間有著十分確切的轉化機制。此種聯系不僅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開始嘗試著將調查研究作為政治決策的前置環節，更是一種基于以理論聯系實際為內容的社會動員與知識展開。其客觀原因在于，革命否認現實勢必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國際指示、政治行動路線置于土地問題與根據地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從而避免將馬克思主義機械運用于中國社會。由此而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性質、復雜的革命形勢與苛刻的外部環境，客觀上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將理論聯系實際作為調查研究工作的根本取向，從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革命的進程。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投身調查研究工作的初衷，旨在回應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困境。從根本上厘清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初成時期的知識基礎，既為言明一段歷史，更意圖關照當下。百余年前，史家筆下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不僅意指中國社會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危機，同時也是一種對“新知”的呼喚。習近平多次強調，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他向全黨呼吁要練就調查研究這項“基本功”、用好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2023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其中“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運用統計分析”“走進基層、問計于群眾”等百余年前中國共產黨人投身調查研究的知識生產經驗依然清晰可見、歷久彌新。

考察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調查研究知識基礎的內涵和形成過程，至少能夠獲得三點啟示。第一，作為一套知識結構，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由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普遍要素、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立場方法、中國社會具體實際相互作用、綜合而形成。第二，作為一種社會學習方式，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的精髓在于“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地認識世界；拜人民為師、為群眾發言、解決民之所急所盼所需。第三，作為一項知識行動，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得以發揮實際功效的關鍵，在于將實踐綜合生產的知識理論直接運用于解決實際問題的政治行動，“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構建起知識與政策間的互助互進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