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托邦·異托邦·烏托邦:論宋代謫宦文人貶地書寫的三個維度

蔡龍威, 杜文曦

(東華理工大學 文法與藝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兩宋時期,臺諫制度完備?！胺渤I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諫正?！盵1]3778這使得當時的官宦隨時有彈劾他人的權利抑或被他人所彈劾的風險。在宦海浮沉、朝不保夕之際,流貶就成為宋代謫宦生活中的常態。從宋代謫宦當中的文人群體角度看,兩宋時期謫宦文人被貶呈現出時段數量和貶地集中的鮮明特點。從時段數量上看,依據《全宋詩》《全宋詞》《全宋文》等初步統計可知:在兩宋18位帝王御宇期間,共計有3 998名謫宦文人。其中,謫宦文人數量較多的時期為:北宋仁宗朝310名,哲宗朝867名,徽宗朝753名;南宋高宗朝749名,孝宗朝256名,寧宗朝212名,理宗朝275名。這些謫宦文人創作的各類作品達十萬余篇首。從這些謫宦文人被流貶的地域看,北宋初年沿襲舊制,以今之甘肅天水、環縣,寧夏靈武等西北邊郡作為流貶之地。后來隨著南方疆域陸續并入北宋版圖,嶺南亦成為流貶謫宦文人的重要場域之一。宋室南渡,北方領土盡失,流貶謫宦文人之地唯有嶺南(1)學界多有關于兩宋時期謫宦文人數量分布及流貶地域演變的研究,詳細可參見趙忠敏《宋代謫官的量化考察及成因探析》,《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鈕勤瀚《減死朔方誰考驗,徙家合浦竟飄零——歷代謫戍流放地圖》,《地圖》2004年第4期等文。。

在兩宋歷史上,很少有其他群體的文人像謫宦文人那樣集體沉湎于對貶地遭遇的秉筆書寫和跌宕心緒的真切表達。其中,代表性文人如北宋的蘇軾、黃庭堅、蘇過、秦觀、蘇轍、劉摯、陶弼、呂大防、劉敞、劉攽、范祖禹、張耒、李邦彥、晁補之、陳襄等;南宋的鄭剛中、鄒浩、寇準、曾豐、張元幹、張九成、孔平仲、胡仲弓、張仲宜、丁謂、鄭俠、李綱、趙鼎、李光、胡銓等均可作如是觀(2)鑒于篇幅所限,無法對兩宋時期眾多謫宦文人及其作品進行逐一讀解。故而,本文基于如下標準對謫宦文人進行選取并分析:一是聲名甚著、無法忽視者,如蘇軾、黃庭堅、秦觀、李綱、趙鼎、李光、胡銓等,這些謫宦文人不但文學藝術成就較高,而且均是具有深沉愛國憂民情懷的士子,他們在當時士林與文壇中的影響力巨大;二是當前學界關注較少,但成就不容抹殺者,如謝景初、劉敞、劉攽、胡仲弓、陶弼、孫覿、陳襄等,他們在作品中體現出的作為謫宦個體文人的多維獨特心境,更為貼近普通人面對挫折時真實的情感反應,因而具有廣泛代表性。。謫宦文人因貶地現實所觸發的心緒是立體多維的,難以用確切的語言窮盡千頭萬緒。但從兩宋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潮的發展軌跡與謫宦文人貶地書寫的實際來審視,則大體仍遵循著從驚愕苦痛到異鄉窮愁再到異域安適的心緒情感變化過程(3)兩宋謫宦文人貶地心緒的變化大體遵循著從痛苦、鄉愁到安適的過程。將個體謫宦文人納入此一體系中進行解讀,即可從宏闊背景中對其作品和心緒有更精準的把握,以達到了解之同情,在此基礎上凸顯個性中的共性,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礎。詳細可參見亓元《唐宋嶺南貶官游記審美心態研究》,黑龍江大學2018年博士學位論文;侯艷《嶺南意象視角下唐宋貶謫詩的歸情》,《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等文。。這些久居于中原故土的謫宦文人來到貶地,首先直面的就是作為“惡托邦”的貶地之劇烈風候侵擾,從而在心理上產生無盡的苦楚與恐懼之感。繼之而起的是謫宦文人因時空萬里的隔絕與仕途挫折潦困而生的身處異鄉的不適感。當謫宦文人經貶謫初期心理上的惶恐與生理上的不適之后,逐漸安定下來的他們能夠以一種“了解之同情”的客觀心態審視貶地的山水人文,又會發現貶地“烏托邦”的美好一面,進而在其詩文中將貶地重構為一個鳥語花香、風景奇麗的詩意空間。歷時來看,宋代謫宦文人在心理層面上對貶地書寫的焦點與心態的轉變,既是因宋代貶地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得到較大改善的結果,亦是謫宦文人在宋代社會“三教融合”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心態逐漸圓融豁達的體現。在宋代謫宦文人的持續性書寫當中,貶地的山水有了豐富的文化意味,其鮮活的地域特色為世人所珍視,并使得我們得以窺見謫宦文人心態的演變軌跡,感知其作品中所映射出的貶地在宋代國家政治中的地位變遷,以及其背后所潛隱的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情況。

1 “惡托邦”——困苦與驚恐

“惡托邦”(Dystopia)的概念是指烏托邦完美理想世界的反面,“是對未來生活的消極的、否定性的想象”[2]。萊曼·薩金特在《重返烏托邦的三張面孔》中認為,“惡托邦”是“通過相當豐富的細節展現了一定的時空定位。作者試圖讓同代讀者相信,這個世界比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更糟糕?！盵3]在本文的語境下,“惡托邦”通常指謫宦文人所身處的惡劣的貶地環境。比如,作為宋代謫宦文人流貶的重地,嶺南因其邊遠蠻荒、燠溽異常的嚴酷風候,成為懲處宋代謫宦文人的最佳貶地之一。對此,宋代楊冠卿曾言曰:“惟祝融之奧區,奠天子之南服,內制五嶺,外控諸蠻。蜑俗群居,雖樂衣冠之化;鯨波萬里,迭興蛇豸之妖。故得人則盡治一邊,而選帥則常重他鎮?！盵4]130故而,兩宋謫宦文人多被貶至蠻荒絕域的嶺南。對此,北宋陳瓘曾言:“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為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盵5]12

對于宋代謫宦文人而言,貶地的“惡”體現在其遠離中原的地理與心理距離上。一般來說,邊陲貶地的荒遠會讓世居中原的宋代謫宦文人心生畏懼,諸如“風波行險道,萬里絕人煙”[6]33511之類的詩句可謂在在有之,均能充分體現出謫宦文人對身處“異域”而遠離中原的無奈與絕望。當然,包括嶺南在內的宋代謫宦文人的流貶之地,對于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謫宦文人來說,其地理距離意義上的邊遠只是一個方面,更為主要的是貶地這種地理學意義上的偏遠會使得謫宦文人心生一種邊荒“異域”之感,而恰恰是這種心理感受,造成了謫宦文人對貶地蠻荒的先天性排斥。這種排斥感主要體現為對貶地氣候的不適。明代的蘇濬曾在《氣候論》當中有曰:

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蓖帘?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三冬不雪,一歲之暑熱過中。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出汗,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盛夏連雨即復凄寒, 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多腳氣等疾,蓋陰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相搏, 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庇衷?“急脫急著,勝似服藥?！睔夤嗜欢鶾7]696-697。

參校相關史料記載可知,蘇濬對嶺南氣候驟變,燠溽異常特點的體認是準確而深刻的。比如,北宋詩人鄭俠就曾論及廣南東路連州之酷熱難當:“以為烈日長道難,加茲嶺外炎暑酷”[8]10425;更有甚者則將貶地嶺南比作“火坑”。這樣山高林密、氣候異常的環境極易滋生令謫宦文人心驚膽戰的“瘴”氣。這種無處不在,使人聞之而色變的瘴癘之氣,多有在宋代謫宦文人的詩文作品中出現。如:

地蒸蠻雨接,山潤海云交[9]1122。(梅堯臣《送番禺杜主簿》)

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10]42。(黃庭堅《寄黃幾復》)

瘴海風土惡,地氣侵腰膝[11]36。(蘇過《枸杞》)

慘慘瘴氣青,薄薄寒日暖[12]4077。(蘇轍《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慈親違萬里,瘴雨悲南荒[13]463。(寇準《述懷》)

值得關注的是,“瘴”與“蠻”意象的頻密聯袂運用并大量出現在謫宦文人的作品當中。如:

瘴雨蠻煙鏖十載,誰料儋州海上人猶在[14]30221。(曾豐《免解進士應致遠過晉康見謂以上文字而忤權要聽讀藤州十余年得旨自便賦詩贈行》)

身離瘴雨脫蠻煙,自幸得歸如得仙[14]30215。(曾豐《送廣東潘帥移鎮湖南十口號》其十)

人行瘦石枯藤上,路入蠻風瘴雨間[15]72。(胡仲弓《五峰巖》)

可以確切地說,宋代謫宦文人將令人驚懼的“瘴氣”與“蠻煙”意象聯系在一起,實際上是在貶地自然氣候現象的基礎上融入了謫宦文人對貶地的主觀感受與價值評判。在此基礎上,謫宦文人在仕途蹭蹬中,心中便幻化出凄厲猙獰的魑魅鬼怪等意象,“鬼”“怪”“魑”“魅”“魍魎”等語詞就會反復出現在書寫貶地的詩篇當中:

山谷藏雄虺,溪潭養鱷魚[16]5807。(劉敞《送人之嶺南》)

魑魅非人境,蠻夷盡鳥言[17]7205。(劉攽《觀虎翼士戍宜州》)

朝過鬼門關,虎跡印玄室。暮過鬼門關,猿聲嘯蒼壁[18]5001。(陶弼《題鬼門關》)

抽身龍伯國,著腳鬼門關。每每經從處,皇皇崄阻間[14]30263。(曾豐《渡海后自北流縣過鬼門關》)

在宋代謫宦文人的貶地書寫中,“瘴癘”“鬼怪”等意象在詩歌當中的大量出現,背后有著豐富的文化心理內涵。其中,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悲懼感,這種悲懼感又因貶地異常艱辛的生活而顯得更為濃烈。如蘇軾在謫居惠州后就在詩中悲吟著生活的困頓:

越井岡頭云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龍卷魚蝦并雨落,人隨雞犬上墻眠。只應樓下平階水,長記先生過嶺年[19]423。(《連雨江漲二首》其一)

烏云突至,傾盆大雨噴涌而下,導致江水急遽升高并涌向堤岸。東坡一家老小在風雨飄搖中無處躲藏,窮困潦倒、狼狽不堪之慘狀令人憐憫哀痛。與東坡處境相似,“(元符元年九月)庚戌,追官勒停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敘,移送雷州編管”[19]729。在貶地雷州,已垂垂老矣的秦觀亦不得不直面缺衣少食的困苦生活窘境:

白發坐鉤黨,南遷海瀕州。灌園以糊口,身自雜蒼頭?；h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20]137。(《?？禃率住分?

面對嚴酷的生存條件,年邁的秦觀勉強支撐孱弱的身軀,辛勤勞作以糊口。生存的窘困,內心的壓抑使得曾經頗有俊逸神采的詩人加速蒼老,其內心之悲苦和痛楚可以想見。

貶地惡劣的氣候與生存條件給謫宦文人帶來恐懼的同時,亦使其產生了逃離流貶之地的沖動。如南宋曾豐在《送廣東潘帥移鎮湖南十口號其一》詩中宣稱:

身離瘴雨脫蠻煙,自幸得歸如得仙。更愿留侯輕萬戶,不須辟谷也長年[14]30215。

從地理人文角度來看,湖南與廣東是毗鄰省份。在宋代,兩省間雖以“五嶺”之一的騎田嶺為分隔標點,但兩省歷史淵源深厚,文化習俗亦有相通之處。然而,謫宦文人因從嶺南廣東移官至一山之隔的湖南境內,竟有得仙般的欣喜之感,從一個側面可以想見,謫宦文人對貶地嶺南的恐懼逃避之感已到了何等地步。如鄒浩《小舟枕上》:

船頭鉆入北來風,繼日連宵閉短篷。多少峰巒多少意,一齊收在枕屏中[21]14059。

崇寧四年(1105)冬,詩人北歸途經桂林作此詩。雖然在呼嘯的北風中逆水行舟已令詩人倍感寒冷,但與能得幸北歸相比,凜冽的寒風又能算得了什么呢!詩句“多少峰巒多少意,一齊收在枕屏中”,表達了作者能夠有幸逃離貶地嶺南時的愉悅之情。

2 “異托邦”——不適與鄉愁

?？绿岢龅漠愅邪?Heterotopia)概念具有差異性和多元性等特點,是一種“有悖于主流社會秩序的具有對立性的場域”[22]?！抖Y記·王制》篇中稱:“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盵23]93這些“蠻夷”,“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24]3。他們遠離中央王朝,民風習俗與中原不同。而這迥異于中原故土的時節風候進一步觸發了宋代謫宦文人對流貶之地的陌生感、疏離感和恐懼感,引起他們不絕如縷的無限傷悲。這從唐代杜審言《旅寓安南》詩中亦可深刻感知:

交趾殊風候,寒遲暖復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開。

積雨生昏霧,輕霜下震雷。故鄉逾萬里,客思倍從來[25]734。

如詩中所及,在遠離中原的“異域”嶺南,其氣候不似中原般四季交替分明。這種迥異于中原的氣候令流貶于此的謫宦文人心生一種陌生感,進而有了思歸中原故土的無限惆悵。

被流貶到“異域”的宋代謫宦文人,在面對不同于中原故土的貶地生活習俗時,其在生理與心理上的不適感尤為強烈。這在飲食習慣的差異方面有所表現。貶地嶺南的飲食習俗與中原飲食習俗迥然有別:

粵俗嗜海物,鱗介無一遺。蝦蠃味已厚,況乃蟹與蜝。潮來浦嶼漲,遮捕張藩籬。潮去沙滿灘,拾掇盈籬箕。殺烹數莫記,瑣碎臭且奇。茍務貪咀嚼,寧識暴殄悲。蛟蜃吐云氣,腹以人為飴。呀口日肥大,洪波誰敢窺[16]6296。(謝景初《粵俗》)

貶地的飲食習俗令謫宦文人感到詫異與驚駭,心中的不適之感可以想見。再如,梅堯臣在《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中說:“退之來潮陽,始憚飧籠蛇”[9]117,從中亦可窺見宋代謫宦文人對貶地嶺南飲食的不適感甚至已經達到了驚恐的地步。

這種不適感還表現在對故鄉的思念上,獨自飄零在艱苦的“異域”貶地,宋代謫宦文人倍感孤獨,歸鄉思親之情日益濃烈。于是,隨之而來的“客”之意象頻繁出現在謫宦文人的貶地書寫當中,從中亦可體味他們對“外來者”身份的敏感,凸顯出其對“異域”文化的陌生。如:

別后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思家[26]2194。(蘇軾《寄高令》)

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26]1026?(蘇軾《游凈居寺并敘》)

此外,與“客”相關之“囚”的意象也多有出現于謫宦文人的貶地書寫當中。從國之棟梁到貶地流囚的身份落差必然會使得他們心生無盡的痛苦與絕望。于是,獨在異鄉的“客囚”就會無限懷念昔日的過往,思念故園的親人,以期在思歸的濃厚情緒中寬慰自我受傷的靈魂。如沈與求作《張仲宗有詩懷歸因次其韻勉之》,以勸勉懷歸之情日益濃重的好友張元干,詩云:

相逢無日不懷歸,又是春山聽子規。

休嘆豺狼迷道路,似聞貔虎仆旌旗。

那從薄俗求青眼,還向高堂念白眉。

南望孤云應目斷,殊方歲月易推移[27]240。

該詩凸顯了張元幹濃郁的思鄉隱退之情。與沈與求在宏闊背景下表露張元幹因在外漂泊而心生的思歸模式不同,謫宦文人張九成則是更多地選擇了以故鄉親情來舒緩苦悶寂寞的心靈。如《次單推韻三首》其二:

庾嶺三江外,相過車馬勤。孤吟清廟瑟,愁思楚江云。

寂寞林逋宅,凄涼伍相墳。何時定歸去,摸索斷碑文[28]300。

又如《次單推韻三首》其三:

每思鄉里秀,日日聽新除。愁苦千行淚,清貧一束書。

端溪元秀爽,梅蕊正蕭疏。公事多佘暇,簞瓢亦晏如[29]165。

張九成于貶地創作的思鄉之詩,既是其作為個體在命運漂泊之際的真切情感表露,也是謫宦文人群體共性的心緒體驗。遠在“異域”的謫宦文人,在理想破滅、孤獨窮愁之時,以無盡的思歸之緒來緩解身處異鄉的不適與寂寞,從而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濃重的個人色彩。

3 “烏托邦”——新奇與豁達

托馬斯·莫爾在其著作《烏托邦》中認為,烏托邦是指“一個與現實相對立、但并非絕對不可通達的完美世界”[2]55。從歷史上看,貶地嶺南地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最遠,固聲教所不能先及者也?！盵30]285但隨著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和社會思想領域“三教融合”程度的不斷加深,宋代亦有為數不少的謫宦文人能夠從較為客觀的角度看待并記錄流貶之地的實際情狀。如鄭剛中謫居封州時曾說:

民生各異俗,王制論不詭。惟茲封州郡,山之一谷爾。麥秋無青黃,霜冬有紅紫。嗜好既殊尚,言語亦相抵。問之彼不通,告我此勿理。駭去如鹿麋,團聚若蛇虺。如何蘇屬國,胡女為生子。己而忽超然,天下同一理。嶺南自嶺南,勿用嶺北比。況自江山情,雅故均鄰里[31]258。

這種對流貶之地嶺南地理人文的客觀理性態度,深刻地影響了謫宦文人的文學創作。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前代,貶地在宋代謫宦文人的心中已然有了很大的變化,即逐漸從隔絕冷漠轉變為關心了解。因地處邊陲,早期的貶地嶺南文化較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因此有機會獨自發展成富有特色的區域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與中原漢文化相比,貶地嶺南文化雖屬邊緣,但卻新鮮。故而,宋代謫宦文人多把嶺南描繪為奇異的、神秘的“異域”。在這方面,宋代謫宦文人以其不懈的努力,對嶺南文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王辟疆云:“嶺南詩派,肇自曲江,昌黎、東坡,以流人習處是邦,流風余韻,久播嶺表。宋元而后,沾溉靡窮?！盵32]39這在貶地書寫中體現為對當地自然人文的熱愛。又如丁謂的《桂林資圣寺》寫于其北歸至桂林之際,詩云:

八桂提封接九疑,寶坊游覽負心期。

栴檀未睹生天像,琬琰空傳置寺碑。

白玉毫光應照我,黃金色相竟留誰。

靈川他日香云里,莫道凡夫見佛遲[33]1149。

詩中首先提及的“八桂”指今廣西壯族自治區,“九疑山”則位于今湖南省永州市境內,通過對地理的交代,詩人實際上是在確定桂林的方位坐標。謫宦詩人丁謂在北歸至桂林時,游覽資圣寺而寫下此作。拋卻詩人因政治場上的榮辱浮沉遭際不談,僅從詩歌中所洋溢的愉悅情緒即可感知作者此時對待嶺南人文山水的積極態度,這與此前詩人在貶地悲鳴的心緒已有很大不同。

從心理學角度看,宋代謫宦文人對貶地風候的膽顫主要是源于對“異域”未知事物的恐懼。在經歷實際的貶地生活,對貶地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謫宦文人就會發現以往存在于腦海中的邊民野蠻習俗亦是可以接受的。從這一點上說,謫宦文人李邦彥的做法是可取的,其在《留題白石》詩中云:

潯江窮瘴嶺之南,郡雖僻,旁與都嶠、勾漏為鄰,而白石近在境上,其江山氣象之秀,有足嘉者[34]721。

同時,如若秉持心靈善感的真切體驗,即便身經農家清貧的生活之苦,亦會在內心當中生發出些許田園情趣。如紹興二年,因贓敗而被貶至廣南西路象州的孫覿,在其《全州道中》詩中云:

桑柘十里交,烏犍隨兩童。川平牛背穩,一笛橫秋風。漠漠水云里,濛濛煙雨中。人牛相爾汝,行過亂山東[35]17010。

桑林與牧童,煙雨與水云,牛背與竹笛,其情如詩,其景如畫,給謫宦文人貶地苦楚的生活帶來了輕快明朗的氣象。在這樣樂觀而開闊的胸襟下,謫宦文人能夠以真心、善心和愛心去發現貶地山水人文的美好。如他們對貶地山水之雄奇壯美的不絕贊嘆:

陽朔谿山冠百蠻[36]207。(李綱《送李泰發吏部赴官陽朔二首》其二)

百里仙山氣象雄,參差峰岫翠成叢[36]326。(李綱《過北流縣八里游勾漏觀留五絕句》其一)

陽朔千山與萬山,生綃圖寫北人看[21]14054。(鄒浩《送長卿二首》其二)

再如對貶地嶺南奇珍異產、“異域”文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記敘:

外國衣裝盛,中原氣象非[37]775。(陶弼《廣州》)

泠艷幽芳雪不如,佳名初見貝多書。南人渾作尋?？?曾侍君王白玉除[38]17732。(李綱《茉莉花二首》其一)

番禺地僻嵐煙鎖,萬樹累累產嘉果[18]5074。(陳襄《荔枝歌》)

初到貶地,宋代謫宦文人在作品中所建構的嶺南多是一幅邊荒窮困的景象。他們對此的描繪固然是現實貶地的真實寫照。但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的敘述又不是全然真實的。這是因為在宋代謫宦文人日漸以樂觀和開朗的心態體味周遭的山水之時,他們能夠對“異域”的貶地世界表現出好奇欣賞的心態,如詩中反復出現“茉莉”“桂花”“荔枝”等嶺南特有的意象,重構出一個鳥語花香、風景綺麗的貶地詩意空間。對此,正如屈大均所言:“宋時,以新、春、儋、崖諸州為瘴鄉,謫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開此道路。在今日嶺南大為仕國,險隘盡平,山川疏豁,中州清淑之氣,數道相通?！盵39]84-85其實,貶地嶺南自然物候并未曾改變,變化的只是謫宦文人的心理狀態。

4 結語

綜上所述,在兩宋“學者型士大夫提出或反對‘國是’層級的政治規劃”[40]423-433背景下,因之產生的“朋黨之爭始終是一個突出的社會政治現象”[41]16-20,進而導致大量宋代謫宦文人的出現為貶地書寫提供了前提,并對包括嶺南在內的貶地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宋代謫宦文人對貶地的書寫,是重構了世人對貶地自然人文的審美取向,謫宦文人用其切身經歷體味和還原了貶地最為真實的一面。在此意義上,貶地的山水也才有了豐富的文化意味,并為世人所重視和珍視。其次,因為有了宋代謫宦文人在貶地身心遭遇的真實書寫,才能使得世人將貶地納入與中原進行對比的視野當中,進而凸顯貶地鮮活的地域特色。最后,宋代謫宦文人的貶地書寫使得我們得以窺見宋代謫宦文人心態的演變軌跡,并感知其作品中所映射出的貶地在宋代國家政治中的地位變遷,以及其背后所潛隱的貶地經濟社會的變化發展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