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時空耦合關系研究

湯 凱,蔡曉培,任夢怡

(鄭州大學 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1 引言

發展教育事業、培養高質量人才,對于貫徹落實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經濟發展水平至關重要。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我們要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發展素質教育,促進教育公平”。河南作為人口大省,具有突出的人力資本優勢,如何將這一優勢進行切實有效地轉化進而促進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是保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議題。2021年10月,河南省召開的第十一次黨代會中提出全面實施“十大戰略”,其中把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科教興省戰略、人才強省戰略放在首位,堅持把創新擺在發展的邏輯起點和現代化建設的核心位置。2022年1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印發了《河南省“十四五”教育事業發展規劃》,其中明確指出要推進教育現代化,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教育強省。

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加快釋放政策紅利,實施一系列重大發展戰略,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教育也在全力向前邁進,全省財政教育投入呈上升態勢。然而,由于經濟發展環境差異等原因,河南省在經濟與教育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2021年《河南統計年鑒》顯示,2020年河南省財政教育投入達2190萬元,河南省的18個省轄市中占比排名前3位的鄭州市占13%、南陽市占9%、周口市占7%,而占比排名后3位的漯河市占2.1%、鶴壁市占1.4%、濟源市占0.8%。河南省生產總值(GDP)達54997億元,各省轄市中占比排名前3位的鄭州市占22%、洛陽市占9%、南陽市占7%,而占比排名后3位的三門峽市占2.6%、鶴壁市占1.8%、濟源市占1.3%。由此可見,河南省財政教育投入與GDP在各省轄市的分布存在較大差距。更重要的是,各省轄市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兩系統并未形成良好的互促發展態勢,如2020年洛陽市GDP總量在全省排名第2位,然而洛陽市財政教育投入僅占全省財政教育投入的6%,排名第6位;信陽市財政教育投入在全省排名第4位,而GDP總量僅占全省GDP總量的5%,排名第9位,可見兩系統并未形成相互融合、互促發展的態勢,究其原因在于教育的公益性與資本的逐利性這兩種主體性質的沖突[1],使得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兩系統出現發展速度不一致、領域不匹配等問題。以上問題若不能有效解決,將嚴重制約河南省推進教育現代化發展的步伐。因此,對于河南省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關系研究對于拓展河南省人口質量紅利,提高勞動者素質與自主創新能力,促進河南省教育與經濟的高質量協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對財政教育投入和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研究目前已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相關研究,主要涉及3個層面:

第一,關于財政教育投入的規模與結構、效率與公平以及保障機制等方面的研究。如李貞[2]分析了我國財政教育投入總量的變動趨勢,并對我國財政教育支出結構的變動趨勢展開研究;宋福進等[3]著眼于中國高等教育財政投入結構,對結構失衡問題進行分析;陳霞等[4]基于2012—2016年我國31個省份的相關數據,對高等教育投資效率進行靜態分析和動態評價;陳純槿等[5]基于教育公平的視角,探討了財政教育投入差異對教育結果的影響;李盈萱等[6]從偏好異質性角度出發,探討了財政教育投入對推動教育公平的作用;胡詠梅等[7]對“十四五”期間的義務教育經費相關保障機制進行探討并提出可行性改革路徑。

第二,關于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其中,一部分學者研究財政教育投入對經濟發展的單向影響,如詹新宇等[8]分析了財政教育投入對于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性,發現前者對后者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李立國等[9]基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對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教育投入特征進行分析,得出只有通過不斷增加教育投入才能使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結論;趙冉等[10]基于元回歸分析方法分析了教育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另一部分學者探討了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的雙向關系,如趙慶年等[11]基于五國近30年間出現的高等教育逆增長現象,得出了高等教育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具有階段性的結論;朱迎春等[12]運用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得出了經濟發展與高等教育規模存在長期動態均衡關系的結論;馬鵬媛等[13]從規模及地理空間分布的角度出發,對高等教育投入規模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演變進行了深入探究。

第三,從空間或區域層面出發,探究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空間差異與區域特征。如朱曉東等[14]基于人力資本產出彈性的視角,深入研究了中國不同區域之間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水平貢獻度的差異;苗龍等[15]運用2009—2019年我國31個省級行政單位的相關數據,對地方財政教育投入和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時空耦合分析,得出“東部>中部>東北>西部”的結論。趙志強等[16]基于2005—2018年國內30個省份的相關數據,建立空間杜賓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集聚對經濟高質量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

綜上,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研究成果十分豐碩,這些研究為探究兩者的關系、優化財政教育投入結構與空間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的指導。整體而言,首先既有研究未考慮到兩系統的內涵及外延,如財政教育投入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什么,經濟發展水平的決定因素又是什么。其次,在進行實證性研究考察時,主要以投入產出法或經典回歸分析法為主,探討兩系統的單方向影響,而對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雙向循環作用關系缺乏進一步的探究。再次,缺乏對二者耦合關系的研究,且鮮少從時空層面探索兩系統相關性的時空差異;最后,研究單位通?；趪覍用婊虿糠质∈袑用孀龀鲅芯?而很少以河南省為對象對兩系統的耦合關系進行深入研究。

2 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機制分析

當今時代是知識經濟的時代,教育對于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增強區域創新能力至關重要[17],創新型人力資本對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用顯著[18]。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能夠帶動財政教育投入的增長,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而財政教育投入作為支持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和戰略性投資,是推動教育事業向前發展的強大物質基礎[19]。發展教育事業和推動經濟發展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密切關系。借助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協調關系研究,可進一步說明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具有高度關聯性。

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是教育事業發展的物質根基和堅實保障。經濟發展水平作為度量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常用人均GDP或其他單項指標來衡量[20],其內涵不僅包括發展的速度、質量、規模,還包括發展的效率和結構。經濟發展水平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綜合實力的體現[21],不但包括因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而導致的經濟規模的增長與擴張,而且包括因效率提升與結構優化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朝著可持續的方向轉變。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在推動社會財富增長的同時,又帶動了國家財政收入增長,因而推動了國家財政支出的增長。另一方面,財政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有正向外溢效應[22],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建設教育強國,必須將教育事業置于優先發展的位置[23],不斷加大財政教育投入力度。財政教育投入包括投入規模、投入結構合理性、可獲得性、投入產出效率、投入公平性等內容,增加財政教育投入、優化財政教育投入結構,能夠減輕居民教育支出負擔,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進而刺激消費,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相關研究表明,增加財政教育投入還可以助力培養高質量人才,從而促進技術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18]。

綜上,財政教育投入和經濟發展水平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從而形成了協調共生的耦合機制。事實上,耦合度的高低取決于兩系統步調方向的一致性以及相互依存、相互溢出的程度[21],只有財政教育投入增加、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且二者齊頭并進、協調發展,才能說明二者具有高耦合度。相反,若財政教育投入對經濟發展的驅動效果欠好,或者經濟發展對財政教育投入支撐不足,均會導致二者呈現低耦合度。新時代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目標的順利實施,必須實現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高質量耦合,促進兩系統的協調有序發展。

3 模型建立

耦合度是衡量兩個及兩個以上系統之間協調與均衡發展程度的綜合度量,其概念借鑒于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24],耦合模型是一種有效的評價與研究工具,主要用來研究區域整體均衡發展程度[25],包括“發展”與“協調”兩個方面:“發展”強調各個系統由于自身水平提高而帶動總系統由低級向高級演化的過程;“協調”則強調不同系統之間的相互配合與密切關聯程度[26]。本研究用以下3個模型來反映這種耦合所隱含的兩種狀態。

3.1 系統發展模型

財政教育投入指數:

(1)

經濟發展水平指數:

(2)

其中,p(x)表示財政教育投入;q(y)表示經濟發展水平;xi、yi代表第i年(i=1,2,…n)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兩指標的發展水平;ai、bi為兩指標的相應權重。設T表示“財政教育投入—經濟發展水平”總系統的發展度,線性生產函數計算公式如下:

T=αp(x)+βq(y)

(3)

其中,α、β為待定權重,分別反映財政教育投入p(x)與經濟發展水平q(y)相對于總系統的相對重要性。若認為兩個系統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則可設α=β=1/2。

3.2 系統協調模型

協調度是用來度量系統之間相互配合程度好壞的指標,即p(x)與q(y)之間偏差越小,兩系統之間的協調性越好。本文參考逯進等[27]的做法,建立了兩系統的系統協調模型,計算公式如下:

(4)

式(4)用來衡量兩系統之間的協調度,其中C表示系統協調度,0C1。C值越接近于1,則協調度越高;C值越接近于0,則協調度越低。

3.3 耦合模型

上述模型尚不能全面反映耦合中包含的數量增長和質量提升的綜合要求,而對系統耦合程度的測量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發展與協調兩個維度?；谝陨峡紤],本文將耦合度設置為:

(5)

式(5)中,D表示耦合度;T表示總系統的發展度;C表示系統協調度。借鑒以往經驗,參考相關文獻并結合實際研究情況,可設定兩系統耦合度的判別標準,包括2個類目、10個級別,如表1所示。

表1 耦合度的判別標準及劃分類型

4 指標和數據

4.1 指標體系

在全面考慮現有研究結果的基礎上[28],考慮數據可得性,構建了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兩個子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其中,從規模水平與結構水平兩個方面考察財政教育投入,從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和經濟質量等3個方面考察經濟發展水平。據此,河南省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兩個子系統共包括5個要素層和10個指標層。

表2 河南省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

4.2 數據說明

本文將河南省的18個省轄市作為研究對象,按照上述指標體系,選取2001—2020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這一時期的數據較為完整,具有較強的實證研究價值。數據來源于河南省統計局公布的《河南統計年鑒》。為了更好地展現區域發展差異特征,本研究以2001—2020年河南省各省轄市GDP為依據,將18個省轄市劃分為核心區域和外圍區域,規定年均GDP排名前50%的省轄市為核心區域(包括鄭州市、洛陽市、南陽市、周口市、許昌市、新鄉市、焦作市、商丘市、安陽市),排名后50%的省轄市為外圍區域(包括信陽市、駐馬店市、平頂山市、開封市、濮陽市、三門峽市、漯河市、鶴壁市、濟源市)。

4.3 數據標準化與指標權重確定

4.3.1 數據標準化處理

為消除量綱差異的影響,運用極差標準化法對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正向指標:

(6)

負向指標:

(7)

其中,Wij和Wij’分別表示第i(i=1,2,…n)年第j(j=1,2,…m)項指標的原始值和標準化數值;maxWij和minWij分別表示第j項指標中的最大值與最小值。

4.3.2 指標權重確定

通過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各級指標的權重。運用熵權法,確定了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權重[29],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①求指標比重。n為年數,在本文中n=20。第j項指標下,第i年的指標比重Kij為:

(8)

②求指標熵值。第j項指標的熵值Xj為:

(9)

其中,Xj的范圍為[0,1]。當Kij等于0或1時,令Kijln(Kij)=0。

③求指標熵值的冗余度。第j項指標的熵值的冗余度Ej為:

Ej=1-Xj

(10)

④求權重結果。第j項指標的權重結果Pj為:

(11)

4.4 綜合評價指數的計算

對標準化數據進行逐步加權求和,可得河南省18個省轄市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兩個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數可用來測算單個系統的發展情況,方法如下:

(12)

式(12)中,Sj表示綜合評價指數;Pj表示第j(j=1,2,…m)項指標的權重;Wij’表示第i(i=1,2,…n)年第j項指標的標準化數值。兩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計算結果不再列出。

5 實證分析

5.1 系統耦合分析

根據式(3)和式(4),分別計算兩系統的系統發展度與系統協調度,并進一步根據式(5)計算其耦合度D。本文認為兩系統同等重要,故設α=β=1/2,協調度與發展度不再列出。耦合度D值計算結果見表3,變化趨勢見圖1。

圖1 2001—2020年河南省18個省轄市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度變化趨勢

表3 2001—2020年河南省18個省轄市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

觀察表3和圖1,結合表1,注意到以下幾點:

第一,從耦合值的絕對水平上看,河南省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度總體均值由中度失調衰退型提升了兩個等級,轉變為瀕臨失調衰退型,耦合度得到了提升,但仍處于較低水平,并未進入協調發展型。

第二,從耦合度的時間序列變化趨勢上看,除部分年份有小幅波動外,其余各年份均處于不同速度的增長趨勢,大部分省轄市保持連續增長,總體均值由從2001年的0.20上升至2020年的0.48,增幅為144%。

第三,從區域上看,核心區域與外圍區域的耦合度均呈上升態勢。核心區域的耦合度由2001年的0.21增加到2020年的0.53,增幅達152%,上升3個等級,得到了由中度失調衰退型向勉強協調發展型的轉變;外圍區域的耦合度由2001年的0.18增加到2020年的0.43,上升3個等級,增幅達139%,由嚴重失調衰退型轉變為瀕臨失調衰退型;相對而言,核心區域耦合度增幅較大,且水平較高。

第四,從空間角度上看,為了探究耦合度的區域分布差異,計算了各省轄市在2001—2020年間耦合度平均值,從中可知:河南省18個省轄市中,有9個省轄市的耦合值高于或等于全省平均水平0.33,其中含核心區域6個、外圍區域3個;9個省轄市的耦合值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含核心區域3個、外圍區域6個。此外,僅有鄭州市的時間序列均值達到了勉強協調發展型,而漯河、鶴壁、濟源三市處于中度失調衰退型,其余大多數省轄市僅處于輕度失調衰退型。由此可見,河南省兩區域之間、各省轄市之間的耦合度均存在較大差距,分布不協調,總體上核心區域耦合情況優于外圍區域。

5.2 拓展分析:適宜性躍遷構想

以上分析表明,河南省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兩系統的耦合度處于上升態勢,核心區域與外圍區域有著協同演化的趨勢。區域間顯現出的耦合趨同現象為探索兩個子系統的耦合躍遷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圖2顯示了2001—2020年河南省18個省轄財政教育投入指數、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及耦合度。

圖2 2001—2020年河南省18個省轄市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均值及耦合度

由圖2可知:河南省大部分省轄市的財政教育投入指數均高于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即與經濟發展水平相比,財政教育投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經濟發展水平未跟上財政教育投入步伐。3條曲線波動特征較為相似,這意味著由兩系統所決定的系統耦合度相對水平也具有較明顯的穩定性。

河南省各省轄市兩系統耦合度具有明顯的差異性,這使得揭示河南省不同區域的發展水平差異成為可能。因此,在有效縮小區域差距的同時,持續提升河南省整體發展水平的關鍵在于——推進省轄市從低水平耦合向高水平耦合躍遷。根據適宜性理論[28],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兩系統要想走出低水平耦合,實現耦合的協調演化,應該遵循適合于各子系統的耦合躍遷路徑。圖3所刻畫的是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關系的適宜性躍遷路徑概貌。

圖3 耦合關系的適宜性躍遷路徑概貌

p1(x)、p2(x)、p3(x)分別表示不同的財政教育投入指數,且p1(x)

第一,設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初始耦合點是發展水平較低的A點;接著,該地區大力實施經濟發展政策,從而使得耦合點由A點躍遷至H點,這意味著經濟發展水平快速提高,但財政教育投入增長相對緩慢。

第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為財政教育投入的增長提供了物質基礎,這有助于刺激當地政府更加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增加財政教育投入,為經濟實現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提供內生動力。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教育投入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將有效推動耦合點從H點到C點的轉移。財政教育投入的增長不斷促進著當地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實現科技進步,從而賦予區域經濟發展新的內生動力。同時,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也進一步帶動了財政教育投入的增長,使兩個系統呈現協調發展的演變趨勢,將耦合點由C點提升為D點。

第三,到達D點后,假設此時該地區的人口紅利已發揮殆盡,有利于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政策已充分實施,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尋求兩系統向前發展的新的刺激來源。此時,該地區若能加速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走向,加大對科學技術創新的投入力度,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端科技人才,推動區域經濟增長,使得耦合點由D點提升至I點,那么這些高端人才將在下一輪發展中成為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內在推動力,實現經濟的持續性增長,并最終實現飛躍,從而進一步將耦合點從I點提升到E點或F點,不斷實現兩系統向更高質量的耦合,使得E(或F)點移至G點。因此,如果上述過程能夠得以持續不斷地進行,就能實現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良性耦合發展。

第四,連接點A、H、C、D、I、F、G得到曲線SS’,可以發現,在跳躍過程中,兩個系統之間的耦合度表現出一種動態波動性特征。從長遠視角來看,整個曲線沿OO’的方向躍遷上移,兩系統處于協調發展的上升態勢。同時,根據兩系統主導力量的差異,可將其耦合演化總體過程劃分為p1(x)—p2(x)與p2(x)—p3(x)兩個階段:p1(x)—p2(x)階段以經濟發展水平為主導,處于欠發達階段,強調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財政教育投入的支撐作用;p2(x)—p3(x)階段以財政教育投入為主導,處于發達階段,強調財政教育投入對于提高勞動者創新能力、刺激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C點和F點分別為財政教育投入促進人力資本吸收模仿能力、促進人力資本自主創新能力的臨界點,D點是耦合度由欠發達向發達階段躍遷的臨界點。由此兩種不同的耦合躍遷發展模式得以呈現。

因此,河南省各省轄市應當制定與“財政教育投入—經濟發展水平”總系統相適應的耦合躍遷模式,不斷提高兩系統的耦合水平。具體的路徑選擇可以概括為:核心區域注重財政教育投入子系統的作用,強調財政教育投入對于促進人力資本提升、刺激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外圍區域注重經濟發展水平子系統對總系統的推動作用,強調經濟增長對于財政教育投入的支撐作用,從而推動外圍區域兩系統走向更高水平的協同互促發展。

6 結論和政策建議

從整體上來看,河南省各省轄市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兩系統的耦合度雖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由中度失調衰退型上升兩個等級,逐步轉變為瀕臨失調衰退型,但整體仍處于較低水平,并未進入協調發展型,這說明目前河南省財政教育投入仍落后于經濟增長的步伐。因此,河南省要將教育領域列為重點投資與發展的領域,建立財政教育投入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加快推進各地區財政教育投入體制改革,完善財政教育投入體系,同時注重優化財政教育投入結構,創新財政教育投入的分配方式,不斷提升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益。

從耦合度的時間序列均值變化趨勢來看,河南省大部分省轄市兩系統的耦合度呈現穩步上升態勢,這說明各省轄市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正實現持續的融合與相互促進,耦合的質量得到不斷提高。因此,地方政府要不斷完善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傳導機制,充分利用財政教育經費,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提升,同時也要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促進更全面、更高質量的就業,實現人力資源產出效益的不斷提升,為政府加大在教育領域的投入形成有力支撐。

從空間角度來看,河南省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存在較大的空間差距,其中核心區域的耦合情況優于外圍區域。因此,核心與外圍區域要根據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關系現狀,有針對性地制定發展戰略,逐步推進經濟與教育事業向更深層次發展。對于核心區域而言,要注重財政教育投入子系統對綜合系統的促進作用,如增加財政教育投入總量,促進投入結構優化,提高教育投資的質量與效益,還要注重區域內的均衡發展,縮小發展差距。對于外圍區域而言,應不斷增強地區經濟力量,為人力資源創造產出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有利的發展平臺,從而提高人力資源對地方財政教育投入的反哺能力,同時要優化人力資源發展環境,防止高質量人才流失現象,使高素質人才的生產力得到充分全面的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