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I 及甲胎蛋白對原發性肝細胞癌射頻消融術后療效的評估價值

張劉璐，劉迎春，揭平平，堯麒，汪靜，劉勇

原發性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肝臟最常見的惡性腫瘤，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居全部惡性腫瘤的第2 位和第3 位[1]。HCC 按照大體病理可分為巨塊型、結節型、小肝癌和彌漫型。HCC 治療一直是臨床關注的問題，對HCC 術后隨訪、療效評估以及關注殘留病灶至關重要[2]，對小肝癌治療最為關鍵[3]。射頻消融術（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是近年來臨床治療肝癌的一種成熟的微創方法，主要利用特制的電極探針在超聲等影像學引導下經皮穿刺肝癌病灶，通過射頻電流發射器發出電流并產生熱量使癌細胞凝固壞死和滅活[4]。RFA 具有創傷小、肝功能損傷小、恢復快等優點，對小肝癌治療尤為有價值，但也存在大病灶或病灶深面操作困難、滅活不徹底及腫瘤易復發等問題[5]。目前的研究主要采用超聲、CT、MRI 檢查對RFA 治療HCC 的療效進行評價，少見采用MRI 與AFP 結合對RFA 療效的評估。本研究對41 例經RFA 治療的HCC 病人的術前術后MRI 與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檢查結果進行回顧性分析，旨在探究其在HCC 術后療效評價中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納入2019 年1 月—2021年6 月西南醫科大學附屬中醫醫院收治的HCC 病人41 例，男38 例，女3 例，年齡42～71 歲，中位年齡58 歲。納入標準：（1）HCC 診斷符合《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9 年版）》指南[6]；（2）明確診斷后在本院行RFA 及中西醫綜合治療；（3）MRI 檢查與AFP檢查資料完整，包括術前1 次、術后6 次（術后1、3、6、9、12、15 個月復查，每次2 種檢查間隔時間＜7 d）；（4）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1）術前MRI 檢查病灶長徑≥4 cm、多發病灶、轉移性肝癌；（2）合并其他惡性腫瘤或嚴重心、腎等重要臟器功能不全者；（3）孕期或哺乳期。

1.2 設備與方法 采用西門子Skyra 3.0 T MRI 設備，12 通道腹部線圈。掃描范圍自膈肌上緣平面至雙腎下極。掃描序列及參數：（1）橫斷面T1WI。TR 186 ms，TE 1.23 ms，FOV 296 mm×380 mm，矩 陣200×256，層厚6 mm，層間距1.2 mm，翻轉角70°。（2）橫斷面T2WI。TR 1 100 ms，TE 87 ms，FOV 296 mm×380 mm，矩陣200×320，層厚6 mm，層間距1.2 mm，翻轉角160°。（3）冠狀面T2WI。TR 1 200 ms，TE 87 ms，FOV 380 mm×380 mm，矩陣256×256；層厚5 mm，層間距1 mm，翻轉角154°。（4）脂肪抑制T2WI。TR 1 600 ms，TE 98 ms，FOV 296 mm×380 mm，矩陣208×320，層厚6 mm，層間距1.2 mm，翻轉角160°。（5）DWI。b 值取0、400、800 s/mm2，TR 6 400 ms，TE 56 ms，FOV 306 mm×380 mm，矩陣108×134，層厚6 mm，層間距1.2 mm。（6）動態增強掃描采用橫斷面脂肪抑制T1WI 序列。TR 4.31 ms，TE 2.1 ms，FOV 337 mm×400 mm，矩陣211×384，層厚3 mm，層間距0.6 mm，翻轉角9°。增強檢查前經靜脈團注對比劑釓特酸葡胺（質量濃度為5.654 g/15 mL，恒瑞醫藥），注射劑量0.2 mL/kg 體質量，流率1.5～2.0 mL/s，于對比劑注射后20～25 s、50～60 s、180～240 s 分別行動脈期、靜脈期、延遲期掃描。

1.3 影像分析 由2 名從事影像診斷工作經驗5年與7 年的醫師進行MRI 影像評估，意見不一致時由1 名10 年以上工作經驗的影像醫師判定。（1）病灶大?。簻y量病灶最大層面長徑。（2）完全滅活：術區未見強化，其邊緣有或無炎性強化（炎性強化呈術區邊緣光滑、均勻環狀或線樣強化）。（3）殘留：術區邊緣可見小結節狀病灶，呈“快進快出”式強化。（4）復發/轉移：復發為殘留病灶增大和/或術區邊緣可見呈“快進快出”式強化的新發病灶；轉移為術區以外的肝區或其他部位出現新發病灶，呈不規則環狀強化或不均勻強化。

1.4 AFP 檢測 用AFP 檢測試劑盒（電化學發光法，Elecsys AFP，上海Roche 制藥），體外定量檢測人體血清中的AFP 值。根據AFP 值分為陽性（AFP≥7.0 ng/mL）和陰性（AFP＜7.0 ng/mL）。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 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M（P25，P75）]表示。采用Spearman 秩相關分析術前病灶長徑大小與AFP、術后復發轉移發生率的相關性，r＜0.4 表示弱相關，0.4≤r≤0.6 表示中度相關，r＞0.6 表示強相關。采用Fisher 確切概率檢驗比較術后有無復發/轉移腫瘤的術前AFP 差異。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MRI 檢出率分析 術前MRI 共檢出41 個病灶，檢出率為100%（41/41）。術后第1 次復查MRI顯示病灶完全滅活39 例，殘留2 例；第2～4 次復查顯示殘留病灶穩定。術后第5 次復查發現復發/轉移病灶，2 例殘留病灶均復發。第6 次復查發現復發/轉移11 例。詳見圖1、2。術后第1～4 次復查，MRI 對病灶的檢出率持續在較低水平（4.88%）；第5、6 次MRI 檢出率隨復發/轉移例數增加而上升。詳見表1。

圖1 病人男，46 歲。肝右葉小肝癌橫斷面MRI 影像。A-G 圖為術前影像。A 圖，T1WI 上病灶呈結節狀稍低信號。B、C 圖分別為T2WI 和脂肪抑制T2WI，病灶均呈稍高信號。D 圖，DWI（b=800 s/mm2）上病灶呈高信號。E-G 圖分別為動脈期、門靜脈期和延遲期影像，病灶呈“快進快出”式強化，并見包膜強化。H 圖為術后9 個月復查時的動脈期影像，術區未見強化，邊緣炎性強化呈光滑、均勻線樣強化影。

圖2 病人男，61 歲。肝右葉小肝癌術后12 個月復查橫斷面MRI 影像。A、B 圖分別為動脈期和動脈晚期影像，術區邊緣復發病灶呈結節狀“快進快出”式強化。

表1 HCC 術后復查MRI 及AFP 檢測結果

2.2 AFP 陽性率分析 術前AFP 陽性率為78.05%（32/41 例），陰性率21.95%（9/41 例）。術后第1、2 次AFP 陽性率逐漸降低，第3、4 次復查時為0。術后第5 次復查，AFP 陽性率增加；第6 次復查，AFP 陽性率為34.15%，詳見表1。

2.3 術前病灶長徑與術前AFP 及術后復發/轉移率的相關性分析 術前病灶長徑1.0～3.6 cm，平均（2.61±0.57）cm。術前AFP 陽性病人32 例，AFP 值為8.08～1 210 ng/mL，中位值18.27（8.34，45.34）ng/mL。術前平均病灶長徑與AFP 中位值呈弱相關（r=0.381，P=0.014）；與術后復發/轉移率（26.83%，11/41）呈中度相關（r=0.537，P＜0.001）。

2.4 術后復發/轉移腫瘤的術前AFP 比較 術后有無復發/轉移病人的術前AFP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83）。詳見表2。

表2 術后有無復發/轉移腫瘤與術前AFP 對照 例

3 討論

MRI 具有無創、無輻射、多序列成像等優點，能夠清晰顯示HCC 病灶。AFP 是一種特殊糖蛋白，癌變的肝細胞具有合成AFP 的能力，AFP 升高是HCC 發生的危險因素。MRI 和AFP 值能夠從不同角度反映HCC 病灶變化，對術前術后HCC 病灶評價具有重要的價值。

3.1 MRI 的應用價值 由于HCC 與正常肝細胞供血迥異，HCC 動態增強表現為典型的“快進快出”式強化。這一強化特征是判斷HCC 的重要依據，有研究[7-8]表明增強MRI 可作為無創診斷肝癌的主要或一線成像方法。RFA 治療后，完全滅活的病灶在增強MRI 上無強化，而殘留、復發病灶由于富血供仍然會出現強化[9]。術后病灶邊緣可存在炎性改變，強化比較常見，可持續數月，其原因是嗜中性粒細胞、活化肌成纖維細胞和巨噬細胞在壞死區周圍大量積累，炎性水腫和肉芽增生，由于內部血管通透性較高、壓力較大，血液循環受阻，潴留時間延長，呈持續性強化趨勢[10-11]。需要注意的是，炎性強化要與術后殘留、復發進行鑒別，前者呈術區邊緣環狀、光滑、均勻線樣強化影，而殘留或復發病灶呈結節樣強化。

3.2 術后殘留與首次復發轉移危險期分析 本研究41 例腫瘤中，術后2 例病灶殘留。術后1～9 個月（前4 次）復查病灶穩定，可能與消融術后腫瘤遭受破壞損傷，大部分供血血管破壞，其新生血管再生需要一定時間，殘留血供不足有關[12]。而9～12 個月時（第5 次）復查發現復發/轉移病灶，并且2 例殘留病灶均復發，提示術后9～12 個月期間為術后首次復發/轉移的危險期，尤其要注意殘留病灶是否復發。

3.3 MRI 與AFP 對病灶變化的評價 MRI 可從解剖層面客觀反映HCC 情況，清楚顯示病灶部位、形態大小、信號、強化程度，反映滅活、殘留、復發轉移等情況。AFP 變化與肝癌細胞的活性和濃度有關，治療后AFP 大幅度下降說明治療有效，若下降后再次反轉升高，預示有復發、轉移可能[13-14]。本研究中，術后第1、2 次AFP 陽性率逐漸降低，第3、4 次復查時為0。第5、6 次MRI 檢查上可見復發/轉移病灶，同時AFP 陽性率逐漸升高。因此，AFP 變化對病灶穩定、進展動態觀察具有預測價值[15-16]。然而，AFP升高也可能是由其他少數腫瘤性病變（如女性附件區腫瘤等）引起，因此單一應用AFP 評估HCC 可能有偏差。因此，本研究將MRI 與AFP 相結合，對病灶變化進行分析。但研究結果顯示，手術前后MRI檢出率、AFP 陽性率變化不完全一致。術前MRI 檢出率為100%，而AFP 陽性率為78.05%，兩者并不相符。術后1～9 個月時，病灶處于穩定時期，MRI 檢出率持續在較低水平（4.88%），AFP 陽性率卻仍舊持續下降。MRI 檢出率、AFP 陽性率變化不完全一致的原因是MRI 及AFP 2 種方法揭示HCC 的側重點不同，MRI 重在顯示形態學方面的客觀信息，AFP從生化角度反映癌細胞的情況，兩者均是衡量HCC的重要指標，其指標變化對HCC 評價具有“晴雨表”的作用，結合應用能夠獲得更為準確的信息，從而有助于臨床治療[17]。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術前腫瘤長徑大小與血清AFP 值呈弱相關。Nasteho 等[18]研究也顯示兩者呈弱關性（r=0.198，P=0.000 1），本研究結果與之基本一致。本研究中術前腫瘤長徑大小與術后復發/轉移發生率呈中度相關，與文獻[19]報道的結果相符。提示腫瘤越大，其復發/轉移的風險越大。尤其采用RFA 治療時，病灶消融不徹底的風險會更高，因此對較大病灶治療后定期隨訪很關鍵。本研究還顯示，術后有無復發/轉移病人的術前AFP 陽性、陰性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與文獻[20]報道的結果有差異。分析原因主要與納入條件設置的腫瘤大小有關，本研究納入病灶大小長徑為1.0～3.6 cm，以小肝癌較多，而文獻[20]中沒有限制病灶的大小，較大腫瘤可能使AFP表達水平更高。

3.4 小結 MRI 能夠從形態學、解剖學方面客觀反映HCC 病灶情況，AFP 可從生化角度揭示癌細胞的活性。本研究采用2 種檢查方法結合分析，揭示了HCC 術前術后指標變化，從而為HCC 病人個性化治療方案制定、RFA 療效評價、動態觀察及預后評估提供佐證。但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隨訪時間不夠長，納入病灶偏小且為單發病灶。今后可以進一步擴大樣本量，納入多種類型病灶，并結合更多檢查及評價指標豐富研究內容，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