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綠色技術創新與碳排放強度

摘?要：數字經濟和綠色技術創新將是新時代驅動中國實現綠色低碳轉型的“雙引擎”，本文以2011-2019年中國27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為樣本，考察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降低碳排放強度；現階段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并且綠色技術創新對于碳排放強度的凈效應為促減效應；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的非線性特征，即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對碳排放強度的抑制效果顯著降低，但是綠色技術創新能夠有效減緩“邊際效應”遞減的速度；異質性分析發現，數字經濟的減排效果在中部城市、外圍城市和資源型城市更為顯著。

關鍵詞：數字經濟；綠色技術創新；碳排放強度；非線性效應

中圖分類號：F49；F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23）02-0073-08

收稿日期：2022-05-29

作者簡介：常皓亮（1994-），女，陜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數字經濟、產業組織與技術創新。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研究專項課題，項目編號：18VXK002；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項目編號：YB2022024。

一、引?言

數字經濟以不斷升級的信息工具和信息技術引領著經濟社會變革，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發展使得各種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成為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一方面，數字經濟通過催生新興產業使經濟活動信息化、數字化，提高經濟活動效率；另一方面，“數據+算法+算力”重構生產環節［1］，為工業領域智能升級、高耗能行業綠色化轉型提供了新路徑。數字技術還可以幫助政府和企業實現碳排放的智能管理，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必然要求。

隨著數字技術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創新應用，關于數字經濟與綠色化、低碳化發展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關注。有文獻研究表明，數字經濟對于碳減排具有積極影響，隨著數字經濟發展以及與實體經濟融合加深，能夠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2-3］、提升能源效率［4］、推動技術進步［5］等路徑降低碳排放水平。也有文獻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碳排放的影響并非簡單的積極或消極作用，而是會導致碳排放呈現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變化趨勢。例如，數字經濟會在早期增加能源消耗，從而增加碳排放水平，當經濟發展和技術水平到達較高發展階段后，才能夠有助于降低或抑制碳排放水平［6］。通過梳理相關研究文獻，不難發現，實現碳減排本質上依賴于技術創新，并且具有綠色偏向特征的技術創新對于碳減排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7-8］。在全球碳中和時代，關鍵核心技術創新成為重中之重，是平衡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繁榮的重要工具［9］。作為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推動者，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實現節能降耗、減少污染排放，從而不斷降低生產經營活動對環境的破壞［10］。由此可見，數字經濟和綠色技術創新將是新時代驅動中國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動力，是實現包容性綠色增長的重要抓手。但同時，也需要認識到，由于能源回彈效應的存在，技術創新對于碳減排可能具有負向作用［11］。因為，技術創新一旦成熟并得到廣泛應用，可能會增加能源消耗，從而加劇二氧化碳排放。若減排效應大于能源回彈效應，則表現為碳排放的促減效應，反之，則為促增效應。因此，總體上看，綠色技術創新是否能夠對碳減排產生積極作用還需要進一步考察。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首先，數字經濟發展具有環境友好型特征，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以積極效應為主，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數字經濟使經濟活動信息化、數字化，并通過催生新興產業，發揮自身減少碳排放的“直接效應”。通過不斷升級的信息工具和信息技術，能夠提高經濟活動效率，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有助于解決粗放型發展方式問題，從而降低單位產出能耗，減少不必要的碳排放。第二，數字經濟通過改造提升能源電力、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傳統產業，發揮減少碳排放的“間接效應”。數字技術替代傳統技術，能夠提高要素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水平，進而提高企業生產率以及經營決策效率，補足傳統制造經濟里面的流程性、工藝性等剛性缺陷，優化行業能源消耗，有助于實現低碳發展［12］。并且，在算法和算力的驅動下，生產和消費可以實現實時互動，有效識別需求從而降低資源消耗。第三，數字技術可以幫助政府實現高效的碳排放管理，發揮減少碳排放的“補充效應”。數字技術應用能夠增強對碳排放數據的監測和統計，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智能管理水平。并且通過碳足跡的精確測算，能夠助力企業探索低碳技術創新并主動進行減排。此外，碳排放權交易是以低成本高效率實現減排的重要機制，并且碳交易是基于企業的碳配額和排放量之間的缺口進行的，需要對排放量進行監測，而物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應用可以改善碳排放管理效能，從而為碳交易市場起到重要支撐作用。第四，綠色低碳項目投融資需要政府以及社會資本共同參與，而區塊鏈、大數據等數字化技術和數字化平臺可以實現金融機構信息共享，增強金融服務的安全性、便利性和普惠性。通過資源、資金互聯互通，可以有效提高運行和服務效率，有助于形成多層次互補的投融資體系，提升資金配置效率，為環境友好型企業和綠色低碳項目提供金融支持，促進碳減排。此外，通過線上平臺進行的數字金融業務模式，本身具有無紙化、低能耗特性?；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城市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降低碳排放強度。

其次，數字經濟能夠為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構建提供助力，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也將成為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綠色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企業，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可以打破傳統時空限制，加快信息流通，為企業提供實時的市場與技術信息［13］，通過智能分析與預測，實現科學研發，減少研發過程中的資源浪費，降低成本，進而促進要素資源合理配置，提升技術創新能力。此外，綠色技術創新活動需要大量研發經費投入，企業數字化有助于提高經濟效益，實現高效財務管理，從而擴充內部現金流，并且數字技術應用于金融領域，有助于擴大企業的外源融資規模，進而增加研發經費投入［14］。另一方面，技術創新活動是一個多方參與的過程，數字經濟的共享性、平臺性等典型特征，能夠提升信息公開透明度［15］，通過促進各市場主體高水平合作來推動企業創新以及科技成果轉化，并通過物理空間和網絡空間的多維擴展，營造良好的創新態勢，從而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并且，數字經濟發展需要高端數字化人才、高新技術企業以及研發資金等，政府政策引導會不斷匯集創新資源、創新主體、創新服務集聚，推動新興產業聚變，有利于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建立，從而全面提升城市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力［16］。

與此同時，綠色技術創新會對碳排放強度產生影響。一方面，綠色低碳技術是節能減排的關鍵所在［17］。從微觀層面上看，綠色低碳技術應用可以提高企業的資源利用效率，特別是對于化石能源、工業等碳排放的主要來源行業的企業，能夠幫助其實現清潔生產［18］，從而減少過程排放端的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而末端的碳捕獲利用及封存技術可以進一步強化末端治理。從中觀層面上看，綠色技術創新有助于推動綠色產業發展，推動建筑、交通運輸等傳統產業綠色轉型，淘汰污染產業，從而提高能源效率，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端化、綠色化，有助于減少碳排放［19］。特別是對于能源行業，通過能效技術、新能源替代技術等綠色技術創新，能夠推動實現傳統能源優化發展以及新興能源快速發展，實現能源行業低碳轉型。從宏觀層面上看，綠色技術創新能夠賦能經濟社會全面低碳轉型，從而促進能源消費的低碳化?；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城市數字經濟發展通過促進綠色技術創新作用于碳排放強度。

隨著數字技術的升級迭代，數字經濟的內涵和外延在不斷豐富和擴大，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可能存在非線性特征。究其原因，第一，數字化帶來能源消耗增多從而加劇碳排放。近年來，數字經濟產業發展迅速，并且數字經濟延伸出來的新興科技產物正在重塑經濟社會，而這一切離不開算力的支持，算力需求的增長會帶來用能需求的增加，在能源效率以及能源結構沒有改善的情況下，會導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上升。并且，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之一，信息與通信技術行業（ITC）的迅速發展導致能耗提升［20］，如何解決能耗增加與低碳發展之間的矛盾也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因此，數字經濟發展可能導致能耗增加從而增加碳排放水平。第二，在國家大力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下，各地積極布局數字經濟，推出一系列行動方案，可能存在盲目發展，過度重視數字經濟概念，大干快上“新基建”，忽略了運營以及技術應用的合理性，沒有因地制宜發展數字經濟，導致產能過剩、資源浪費等問題。同時數字經濟高速擴張也逐漸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包括發展不均衡、營商環境有待完善以及自主創新能力有待提升等，數字經濟的負外部性問題日益凸顯，導致其發展質量不高，從而減弱了數字減排效應。第三，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各部門運行效率以及資源配置效率有所提升，碳排放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數字經濟對于碳減排的紅利已經釋放，而且國家對于大數據中心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能耗以及節能技術模式的要求，數字經濟發揮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以及“補充效應”的強度存在減弱的趨勢?；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存在非線性特征。

三、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構建

為了分析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構建面板模型如下：

CIit=α0+α1Digeit+α2Xit+μi+vt+εit（1）

其中，i和t分別代表城市和年份；CI代表碳排放強度；Dige代表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X代表控制變量；μi表示城市固定效應，v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誤差項。在式（1）中，α1是本文所關注的估計系數，若α1為負且顯著，則表明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能夠降低碳排放強度。

為檢驗假設H2，本文引入中介變量，采用逐步回歸法進行實證分析。具體檢驗步驟為：在模型（1）的系數α1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基礎上，分別構建數字經濟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線性回歸方程，以及數字經濟和綠色技術創新對碳排放強度影響的回歸方程，通過回歸系數β1、γ1和γ2的顯著性判斷中介效應是否存在。以上回歸模型的具體形式設定如下：

Grtiit=β0+β1Digeit+β2Xit+μi+vt+εit（2）

CIit=γ0+γ1Digeit+γ2Grtiit+γ3Xit+μi+vt+εit（3）

其中，Grti為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其他變量與基準回歸模型中的變量含義一致。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數字經濟與碳排放強度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動態關系。本文進一步構建如下面板門檻模型：

CIit=δ0+δ1Digeit×Iqitφ+δ2Digeit×Iqit>φ+δ3Xit+μi+εit（4）

在式（4）中，qit代表數字經濟和綠色技術創新兩個門檻變量，φ是待估計的具體門檻值，該門檻值將城市樣本數據劃分為兩個區間。I（·）是指示函數，如果數字經濟和綠色技術創新滿足括號內的條件，就取值為1，否則為0。當然，若樣本存在多個門檻值，可以由式（4）擴展得到。

（二）指標選擇與數據說明

被解釋變量：碳排放強度（CI）。本文借鑒已有文獻的做法［21-22］，借助兩類夜間燈光數據（DMSP/OLS數據和NPP/VIIRS數據）反演出城市級二氧化碳排放量。具體地，首先合并兩類夜間燈光數據，并提取出省級和城市層面夜間燈光總值（DN）；然后，構建DN總值和省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關系方程，估算出兩者之間的系數，并將城市層面的DN總值與估算出的系數結合，從而獲得城市級碳排放量。最后，通過計算城市碳排放量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得到碳排放強度。

核心解釋變量：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e）。數字經濟涉及的范疇較為廣泛，難以用單一指標來表示，本文借鑒趙濤等（2020）［23］的研究，結合城市層面數據的可得性，從以下三個視角進行測度：（1）數字基礎設施，涉及百人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百人移動電話用戶數兩個指標；（2）信息產業發展，涉及的指標包括人均電信業務總量、信息傳輸和計算機服務和軟件從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從業人員比重；（3）數字金融發展，采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測算［24］。為避免主觀賦權以及選取單個指標的片面性，通過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到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總指數，同時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

中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Grti）。參考邵帥等（2022）［25］文獻的做法，采用地區每萬人綠色專利申請量作為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度量指標，綠色專利包括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

控制變量：（1）產業結構（Indstr），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2）政府參與（Govtp），采用科學技術支出占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的比重衡量。（3）城市規模（Urbsc），采用城市年末總人口的對數衡量。（4）金融發展（Findev），采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

考慮數據的完整性以及數字經濟發展情況，本文最終選取279個城市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時間跨度為2011—2019年，除特別說明，其余數據均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紤]到不同量綱的數據波動較大，本文的非比值型變量經過自然對數處理，并采用線性插值法對缺失數據進行處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從表2回歸結果可知，城市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降低碳排放強度。具體而言，在未添加控制變量時，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1%會使碳排放強度降低約76%；加入控制變量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1%會使碳排放強度降低約51%。表明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于碳排放強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假設H1得到驗證。從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來看，產業結構（Indstr）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顯著為負，本文認為原因可能是第三產業碳排放增長速度較快，增幅較大，逐漸成為碳排放增量的主要“貢獻者”。政府參與（Govtp）與碳排放強度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隨著各級政府對控制城市碳排放的重視程度逐漸提高，通過擴大科技活動經費支出為相關產業發展提供資金保障，來推動城市低碳發展。金融發展水平（Findev）與碳排放強度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這可能是因為傳統金融體制下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進而導致碳排放強度增加。

（二）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驗證基準結果的可靠性和穩健性，本文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第一，增加控制變量，包括城市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和對外開放水平，其中，城市基礎設施（Urbinfra）采用年末實有鋪裝道路面積取自然對數來衡量；人力資本（Humcap）采用高等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取自然對數衡量;?對外開放水平（Open）采用外商投資額與GDP比值來衡量，回歸結果見表3的列（1）。第二，參照已有文獻做法，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總量取對數衡量城市碳排放水平，重新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中的列（2）和列（3）。第三，替換指標評價方法?；鶞驶貧w中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獲得，此處采用熵值法重新計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記為S-Dige，減少因指標測算方式不同導致結果的偏差，由表3中列（4）可知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依然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負。第四，為了避免極值對回歸結果的干擾，本文對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進行1%雙向縮尾處理，并重新回歸，結果如表3中列（5）所示。綜合以上穩健性檢驗，通過觀察數字經濟的系數值以及顯著性水平可以發現，與基準回歸相比未發生明顯變化，假設H1再次得到驗證。

（三）傳導機制分析

本文進一步運用中介效應模型，考察數字經濟能否通過推動綠色技術創新從而對碳排放強度產生影響，具體回歸結果見表4。其中，第（1）列是檢驗數字經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在控制了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后，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為正，并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推動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第（2）列是將數字經濟和綠色技術創新納入統一的模型中，考察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其中，綠色技術創新的估計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綠色技術創新是降低碳排放強度的主要途徑，并且，綠色技術創新的減排效應大于能源回彈效應，凈效應表現為對碳排放強度的抑制作用。而且在加入綠色技術創新后，數字經濟的系數絕對值由0051降低為0045，說明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存在間接影響，綠色技術創新是數字經濟影響碳排放強度的傳導機制，實證檢驗結果支持了假設H2。

（四）非線性效應分析

為驗證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非線性影響效應，本文采用面板門檻模型進行檢驗，分別選取數字經濟以及綠色技術創新作為門檻變量。首先進行面板門檻存在性檢驗，結果發現，兩個門檻變量顯著通過了單一門檻、雙重門檻檢驗，未通過三重門檻檢驗，因此對全樣本選取雙重門檻模型進行估算較為科學?；诖?，對設定兩個門檻個數的模型進行回歸，具體回歸結果見表5。不難發現，雙重門檻模型下，Dige變量在各區間的系數均為負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數字經濟與碳排放強度之間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系。由列（1）可知，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低于-0002時，數字經濟估計系數為-0528，表明在第一門檻區間內，數字經濟能夠顯著降低碳排放強度。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位于［-0002，4986］區間內時，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為-0221，即在第二門檻區間，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負向影響依然存在，但系數絕對值降低幅度較大。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高于4986時，估計系數的絕對值進一步降低，且與第一階段差距較大，說明在第三門檻區間內，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負向影響進一步降低?？梢园l現，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表現出了顯著的負向且“邊際效應”遞減的非線性特征。

進一步，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動態影響不僅受到自身水平的作用，還可能存在其他變量的調節影響。在以綠色技術創新作為門檻變量的回歸結果列（2）中可以看出，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碳排放強度的負向影響持續遞減，這表明數字經濟對碳減排的貢獻依然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的非線性特征。但是在列（2）的回歸結果中，第二門檻階段和第三門檻階段Dige系數估計值（-0319和-0183）的絕對值相比于列（1）中Dige的系數估計值（-0221和-0151）均有所提高，表明綠色技術創新不僅會對數字經濟降低碳排放強度的非線性效應產生間接作用，而且可以有效減緩“邊際效應”遞減的速度。這個結果也表明，綠色技術創新能夠為我國城市達成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有效支撐。根據兩個門檻變量的回歸結果綜合來看，前期數字經濟更能促進碳排放強度的降低，而后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雖然提高，但對碳排放強度的抑制效果不明顯了，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呈現刺激程度逐漸降低的趨勢。這表明，碳排放強度也有自身的“敏感程度”，在前期，數字產業自身碳減排的“直接效應”、推動其他行業減少碳排放的“間接效應”以及數字金融、構建碳交易市場等產生的“補充效應”較大，能夠較好地發揮數字減排效應。但是數字經濟快速擴張會造成碳排放量增大，從而抵消其碳減排效應，要進一步實現低碳發展的目標，仍需要從改善能源消費結構、降低能源消費量等方面著手。

進一步考察發現，從全國層面上看，在2019年，共有129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處于第一個門檻區間，有139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處于第二個門檻區間，有11個城市處于第三個門檻區間。全樣本中96%以上的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值仍處于小于第二個門檻值（4986）的狀態表明，大部分城市數字經濟對于降低碳排放強度的作用仍然較強，因此，現階段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仍然是大部分城市降低碳排放強度的重要手段。具體而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小于第一個門檻值（-0002）的129個城市中，分別有29個東部城市、47個中部城市、53個西部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位于第二個門檻區間［-0002，4986］的139個城市中，分別有67個東部城市、45個中部城市和27個西部城市；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跨入第三門檻區間的11城市中，分別有8個東部城市，1個中部城市，2個西部城市?？梢钥闯?，我國數字經濟存在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現象，東部地區創新能力強，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明顯較快，中部和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較為滯后。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的非線性影響，大多數中部和西部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仍處于小于第二個門檻值的情況表明，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布局數字經濟，加快5G網絡、綠色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等仍然是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降低碳排放強度的重要手段。

（五）異質性分析

1基于地理區位視角

由于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水平存在差距，具體來看，東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較為完善，領先于中西部地區，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高地。本文將全樣本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子樣本進行回歸，結果見表6?？梢钥闯?，數字經濟發展顯著降低了三大區域的碳排放強度，并且中部地區城市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抑制效果最強，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次之。這是因為：一方面，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較早、規模更大，碳減排效應已經提前釋放，并且數字經濟自身碳排放問題較為突出，而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相對晚于東部，所以數字經濟發展的碳減排效應更強；另一方面，2011年東部地區各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位于［-1397，10607］區間，到2019年擴大到?了［-0667，14383］，這表明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產業結構、政策、資金、科教水平等都是造成內部差距的主要因素，“數字鴻溝”會阻礙數字經濟持續發展，并降低了數字減排效應，不利于區域協調發展。

2基于行政等級視角

城市價值的本質是一種效率優勢，集聚效應是城市高效率的重要因素。行政等級越高的城市，集聚效應往往越大，特別是城市化進程中人才和產業的集聚效應，成為了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本文將全樣本分為中心城市（直轄市、副省級城市和省會城市）和外圍城市（其他地級市）兩個子樣本進行回歸，由表7可以發現，外圍城市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抑制作用相對強于中心城市，本文認為這一結果與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關：擁有較高行政等級的中心城市，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或生產要素，例如發展數字經濟所需要的資金、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等，優惠政策往往也更傾向于中心城市。因此，相比于外圍城市，中心城市憑借更多的資源實現更好的發展環境，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更高，而根據前文的分析，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的非線性特征，因此，在現階段，外圍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的碳減排效應更強。

3基于資源稟賦視角

我國資源型城市承擔著基礎資源和重要原材料供應的任務，在發展過程中普遍表現出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等問題，轉型任務艱巨。因此，有必要考察資源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根據《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國家規劃（2013-2020）》，將全樣本分為資源型城市和非資源型城市兩個子樣本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梢钥闯?，資源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碳排放強度的抑制效果顯著強于非資源型城市。本文認為原因主要在于：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對傳統資源的依賴度較高，其產業也多以工業為主，工業是碳排放的主要領域，而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的數字經濟在工業等重點碳排放領域具有極大的潛力。伴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工業布局和生產模式更加合理化，能夠促進行業能源優化、成本優化等，實現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特別是數字技術在碳排放的源頭鎖定、預測預警、監管等場景的應用，從而可以發揮深度減排作用。因而，數字經濟對于資源型城市能夠釋放更大的紅利，降低碳排放強度的效果也更明顯。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采用中國2011年至2019年279個城市的面板數據，考察數字經濟、綠色技術創新、碳排放強度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結論如下：（1）城市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有效降低碳排放強度，穩健性檢驗結果也驗證了這一結論。（2）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并且綠色技術創新對于碳排放強度的凈效應為促減效應。（3）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的非線性特征，并且，綠色技術創新不僅會對數字經濟降低碳排放強度的非線性效應產生間接作用，而且可以有效減緩“邊際效應”遞減的速度。（4）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存在異質性影響：分地理區位來看，中部地區數字減排效果最好，西部和東部地區次之；按照行政等級和資源稟賦差異來看，表現為：外圍城市強于中心城市，資源型城市強于非資源型城市。本研究的政策啟示在于：

（1）本文實證結果表明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強度，這意味設計得當的政策路徑可以實現數字化與綠色化協同發展。我國數字經濟起步較晚，但后發優勢明顯，應充分利用雙循環發展格局，以巨大的國內市場效應拉動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供給，推動大數據、人工智能、先進計算、高端芯片等產業發展，構建自主可控的技術體系。同時，要注重數字技術在低碳領域的應用，并且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也要注重完善大數據中心、智能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的能耗考核體系，以綠色低碳為導向引領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

（2）加快推動數字技術與綠色技術融合創新，穩步推進經濟社會全面低碳轉型。由于技術創新具有正外部性，政府應提升技術創新與有關政策的適配性，支持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建設創新聯合體，搭建創新平臺和共性技術平臺，支持關鍵技術研發創新，特別是能源低碳轉型支撐技術創新，要引導創新要素匯集，推動產業鏈上下游互動合作，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同時，要加強綠色技術國際交流合作，主動布局和利用國際創新資源，增強原始創新能力。

（3）考慮到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影響的“邊際效應”遞減特征，應避免盲目地進行數字化建設。并且，由于數字經濟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存在城市間異質性特征，應采取差異化政策。對于數字減排效應降低的東部城市以及中心城市，應該注重數字技術與綠色低碳技術融合創新，在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要注重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碳排放監測管理精準性，同時加強東數西算布局；對于資源型城市而言，應利用數字技術對其產業進行綠色化和現代化改造。此外，要加強城市之間的數字經濟合作，循序漸進布局碳減排，并充分發揮龍頭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形成區域協調發展的減排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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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Economy，Gr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Carbon?Emission?Intensity

——EmpiricalResearch?Based?on?Urban?Panel?Data?in?China

CHANG?Hao-liang

（Faculty?of?Applied?Economics，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2488，China）

Abstract：Digital?economy?and?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will?be?the?“double?engines”?driving?Chinas?green?and?low-carbon?transformation?in?the?new?era.This?paper?takes?279?cities?at?or?above?prefecture?level?in?China?from?2011?to?2019?as?samples?to?examine?the?impact?of?digital?economy?on?carbon?emission?intensity.The?results?show?that?develpoment?of?digital?economy?can?significantly?reduce?carbon?emission?intensity;?At?present，Chinas?digital?economy?can?promote?the?level?of?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and?the?net?effect?of?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on?carbon?emission?intensity?is?a?reduction?effect;?The?impact?of?digital?economy?on?carbon?emission?intensity?has?a?non-linear?characteristic?of?diminishing?marginal?utility，that?is，the?improvement?of?the?development?level?of?the?digital?economy?significantly?reduces?the?inhibition?effect?on?carbon?emission?intensity，but?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can?effectively?slow?down?the?rate?of?diminishing?marginal?utility;?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the?emission?reduction?effect?of?digital?economy?is?more?significant?in?central?cities，peripheral?cities?and?resource-based?cities.

Key?words：digital?economy;gr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carbon?emission?intensity;nonlinear?effect

（責任編輯：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