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新詩把脈的漢語智慧與理論策略

莊偉杰

姜耕玉對漢語詩歌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與熟稔的理論思辨，穿過繁茂而龐雜的詩歌現場，他提煉出真正具有詩學價值的理論命題。他提出漢字精神與詩意形式、語言意識與詩性智慧等關鍵性的詩學話題，把對漢語言藝術的深切體悟和理解，以思辨覃精和富有力度的言說，亮出自己的詩學見解和獨特觀點，為當代新詩創作提供了豐瞻的理論資源和思想動力。在他看來，“漢語詩性，是一個民族語言藝術的幾千年的積淀，是漢詩語言品質的昭示，它總是處于不斷的創造之中而彰顯活力與靈氣”。因而，“詩性智慧”“文字精神”“詩意形式”這些詩學命題，不僅是他針對具體詩歌文本的闡釋與批評話語，更是他敞開個人性歷史想象力，發揮詩學研究對詩歌創作本應具有的描述和策略，乃至與世界、與存在、與語言進行深度呼應的方式，旨在建立自己的話語立場與藝術世界。

姜耕玉的詩學理論與批評，既有一種理論與詩性合力的激情，又能構筑一種特殊的認知自我與詩歌、存在與詩意的話語空間，更是一種直面詩歌現狀和融入個人經驗的“寫作”，不但為我們提供了別有洞天的真知灼見，而且自覺地走向帶有藝術辯證整合的研究方式。他的詩學文章，始終保持著從容練達的姿態。他不急于搬用西方的理論術語，也不盲目投向傳統的懷抱，而是以詩性智慧和生命感悟為基點，汲取中外古今的精神文化資源，以現當代漢語新詩探索的成果為開掘的土壤，進行透視、比較、發現、論證、解析和闡述。姜耕玉從事詩學理論批評的旨趣，在于如何讓批評研究與創作實踐產生互動，并以穿越歷史的眼光，企冀在回巡、審視和反思中洞察百年漢語新詩的得失，探尋如何形成獨特的漢語詩意結構及審美空間，期待漢語新詩走向語言藝術的成熟與多元的形式創造?！缎略娕c漢語智慧》具有自成一家之說的詩學創見和詩學旨趣。通覽這部論著可以看出，除了運用作者最拿手的經驗方法——藝術辯證法的理論資源，其言說方式和寫作風格庶幾生成為一種個人的“修辭學”，而在具體展開和論述中，作者以睿智的學術眼光和清醒的理論思辨，以切實的詩學實踐及前沿的問題意識，把問題的探討引向更為廣闊的層面。

盡管20世紀漢語詩歌發生了重大變化，新詩與舊體詩似乎劃分了明顯的分界線，然而“新詩的特征是什么？新詩與舊詩有哪些關聯？什么是新詩傳統？”常常成了困擾我們的詩學問題。如果說古典詩歌經歷兩千余載才完成了自己的演變和發展的進程，擁有了舉世矚目的古典詩歌的雄厚根基；那么，新詩作為新的生命體，理應取得令人滿意的生長周期。但事實是，“由于新詩在與舊詩的決裂中誕生，致使先天貧血”，加之歷經困擾而延緩了已有百年的新詩的發展進程。面對這種困窘，面對中國新詩的歷史和未來進程，姜耕玉以個人的創作實踐經驗和膽識，激揚文字，這似乎在有意與無意間暗合了中醫的四種妙法——“望聞問切”。譬如，他那篇帶有個人詩學綱領性的代序文章《漢字精神與詩意形式》，開篇便拿起“望遠鏡”觀望，直截了當地指出“新詩進入全球化語境以后，顯露自身語言的缺失。新詩現代性的實現，離不開漢語性之母體?！逅脑婓w革命的負面影響，導致漢語詩歌藝術的斷裂，新詩語言因失去源遠流長的漢語詩美資源、失去漢語詩性的特質而顯得粗糙散漫，也因母語基因匱乏而顯得蒼白無華”。作為一個詩歌創作者和研究者，個人的在場使他深有感觸，即在觀望中發現“詩的語言形式是新詩誕生以來一直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在他看來，新生詩體總是以潛在的生命力，尋找一切復蘇和健全自身的可能。只要確立新詩的漢語言藝術的觀念，就不難發現新詩形式的弊病及其療救的辦法。因為找回新詩的漢語本體，就是召回新詩形式的生命，也是對詩本體理論的全面闡釋。

百年新詩在大量吸收外來文化營養的前提下，曾經創作了一大批引起轟動效應的詩歌作品，但客觀地說，純漢語文本還未在世界上確立應有的位置。有感于此，姜耕玉以沉思者的精神姿態，抓住了漢語新詩的病根，“切”中要害地摸探其脈象。例如，在分析描述20世紀漢語詩歌的藝術轉變中，他緊緊圍繞并運用“漢語詩歌”的概念，切入百年來中國新詩發展的基本規律，追尋新詩的漢語言藝術的本性。其中《新詩的語言意識與漢語詩性智慧》一文，以宏闊的學術視野洞幽察微，指明從語言資源考察、治療上個世紀留下的新詩語言“后遺癥”，離不開“源頭活水”?！霸搭^”，是對漢語詩性傳統資源的勘探和開發，并實現漢語詩性經驗向現代轉化，重新點燃漢語言智慧，是向新詩輸血、改變營養不良的現狀的基本療法。在他的詩學譜系里，“漢語詩性智慧體現于不同詩體形式的語言創造之中，而每一種詩歌語言的探索創新，也是對漢語詩性智慧的開發和張揚，或者說使漢語詩性獲得新的生長點。從這一角度看，現代漢詩的形式建構，并非重蹈舊路，回到新詩傳統的形式模式，而是接通古今漢語詩性之血脈，保持現代漢詩的創造活力，并以具備漢語詩性質素為標志的原創性詩歌文本為依據”。

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姜耕玉始終如一堅守詩歌的品格和立場，提出了某些頗具尖銳性的話題，并勇于正視，成功地運用一種帶有辯證整合式的研究，并以“望、聞、問、切”來為漢語新詩把脈，表現出難得的理論勇氣和個人立場。

對于一個擁有真正寫作才能的人來說，詩學話語本身應是具有多維度的自由言說。從姜耕玉身上，我們可以窺見其擁有多方面的言說才能。他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寫電影劇本，便是最佳的明證。詩歌理論與批評，只是作為學者的他的另一副筆墨。對于他來說，文體分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個人與語言之間所建立的親密關系。他的理論與批評，是學者論詩之作，更是詩人論詩之作——那是一種視界融合，是作者自我與他者、創作與接受、文本系統與文化語境之間的多重對話，在進行具體闡釋的過程中總是帶有創造性的分析，其眼光之獨到、感受之細膩、思考之深入和命名之確切，都具有詩性十足的味道，也充滿著橫生之妙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