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互動*

劉濤，尚曉菲

(河南理工大學財經學院,河南焦作,454003)

0 引言

目前我國農業發展正處于調整農業供給側結構、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但用傳統農村金融體系去支持農業發展具有較大的金融約束,農村信貸資金分流現象嚴重,用于支持農業產業化的資金嚴重不足,對農業高質量發展不能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1]?；ヂ摼W技術與數字經濟的興起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2021年8月2日,全球數字經濟大會在北京開幕,披露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為5.4萬億美元,居于世界第二位,比去年增長9.6%,增長率位居世界第一[2]。數字技術重塑了我國農村金融生態,數字普惠金融成為推動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嶄新力量,可以降低農村金融門檻,更精準地解決傳統農村金融無法幫助的“長尾”人群,幫助農戶等弱勢群體增加獲取資金的渠道,促進農業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為此,探究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互動關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于數字普惠金融和農業高質量發展,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成果,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部分學者系統研討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機制。一些學者從消費的角度展開,分別研究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水平[3]、消費結構[4]和消費平等性[5]的影響。還有一些學者從居民收入視角切入,指出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使農村居民增收[6],有利于實現貧困減緩[7],顯著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8]。

其次,另有學者通過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評估指標體系對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狀況進行了深層次的探究。辛嶺等[9]基于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特征,即綠色發展、供給提質、規?；a、產業融合為基礎,構建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評估指標體系,并對2018年全國不同地區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和分析。董艷敏等[10]從生產效率、產業效益、綠色化生產、勞動者素質和農民收入5個層面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并同時測算了2000—2018年中國各個省區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王靜[11]從高品質農業、高效益農業、高效率農業、高素質農業四個維度,構建測度指標體系,測度分析了30個省份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

最后,還有一些學者從不同的層面初步探討了數字普惠金融和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大多數文獻探討了數字普惠金融和農業發展單一因素的互動關系。鄒克[12]以普惠金融為切入點,利用省級面板數據基于中介效應與交互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普惠金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對城鄉收入不平衡的影響。彭建剛等[13]探討了湖南省農業產業化與普惠金融的耦合協調關系,孫倩[14]著眼于多個貧困縣的數據,就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發展的影響進行深入分析。也有個別學者嘗試基于農業質效提升、農產品結構優化、農業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動力、農民生活水平提高5個方面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評估體系,就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收斂性進行研究[15]。

以上文獻為本文研究提供了基礎,但是當前研究仍然存在有待改進和未曾涉及之處:一方面,既有文獻在分析農業發展時并未全面反映國家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思想,導致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認識不夠全面;另一方面,既有文獻并未系統探討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互動關系。鑒于此,本文首先基于新發展理念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5個維度來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評估體系,以準確測度我國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同時借鑒北京大學編制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2011—2019年31個省份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進行耦合測算分析,在此基礎上利用面板向量自回歸(PVAR)模型進一步探究兩個系統的互動情況,為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互動情況分析分析提供了新思路。

1 指標體系的構建與數據來源

1.1 指標體系的構建

1.1.1 數字普惠金融評估指標體系

數字普惠金融是以數字化技術為前提,在實現成本可控制、模式可持續的背景下,為社會不同人群提供同等便捷且高效的金融產品以及金融服務[16]。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測算需要完整且準確的指標體系,目前備受關注且較為權威的是由北京大學編制的數字普惠金融評估指標體系。此體系的構建遵循三個原則,一是兼顧數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維度。二是同時顧及地區和時間兩個維度可比性。三是包括信貸、支付、投資、保險等業務,體現數字普惠金融層次分明以及服務的多元化。郭峰等[17]基于這三個原則,同時考慮到數字金融的新特點,從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這三個維度來構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覆蓋廣度主要涉及金融機構網點與服務人員數量。使用深度則從數字金融服務的實際使用情況來衡量。在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方面,數字金融服務越便利、成本越低、信用化程度越高,則意味著數字普惠金融的價值就得到更好的體現。因此,本文借鑒此指標體系來評價數字普惠金融。

1.1.2 農業高質量發展評估指標體系

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創新,協調是發展中的內生特點,綠色是高質量發展的一種普遍形態,農業高質量發展只有走開放之路才能實現共享[18]。結合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含義與新發展理念的理解,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分為農業創新水平、農業協調水平、農業綠色水平、農業開放水平和農業共享水平5個維度,下設11個分項指標,26個基礎指標,并利用熵值法計算基礎指標的權重。具體指標及基礎指標所占權重見表1。

農業創新水平:主要包括農業創新基礎和農業創新效率兩個方面。農業創新基礎是指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農業生產現代化程度,主要用農村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農業機械化程度和農業電氣化程度來衡量。農業創新效率主要是指與農業生產相關的單位產出狀況,可選用農業勞動生產率、糧食單產、農業規?；潭群陀行Ч喔嚷蕘砗饬?指標數值越大,表明農業創新效率越高。

農業協調水平:主要由農業產業結構、農村投資消費結構和農業經濟增長結構來體現。農業產業結構選用第一產業產值比重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的比值衡量;農村投資消費結構包括財政支農力度和農村恩格爾系數兩項,分別用農林水事務支出與財政總支出的比值、食品支出費用與農村居民消費總支出的比值來衡量。

農業綠色水平:實現農業綠色發展,首要條件便是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保護環境。農業資源消耗主要包括中間消耗、農膜消耗、柴油消耗以及自然災害;化肥和農藥的使用會造成農業環境污染;增加森林覆蓋率和水土流失治理率是保護農業環境的主要途徑。

農業開放水平:中國農業人均資源較少,農業對外開放意味著國內農產品供給壓力減少,緩解國內農業資源的承載壓力。由于數據的局限性,選用農產品進出口總額與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農業開放程度。

農業共享水平:農業共享水平是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最終檢驗,選取城鄉差距和農村公共服務作為分項指標。具體選用城鄉居民收入比、城鄉二元結構強度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來衡量城鄉差距,用農村醫療衛生水平和農村社會保障水平表示農村公共服務的狀況。

1.2 數據來源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考慮到此指數從2011年開始編制,因此本文選取了2011—2019年中國31個省份(港澳臺地區因數據缺失而剔除)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農業高質量發展各變量的原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和各省份的統計年鑒及2011—2019年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統計公報等資料,其中需要說明的是,部分指標缺少直接性數據,根據相關數據整理計算得出。

2 研究方法

2.1 熵值法

農業高質量發展系統中包括5個維度和25個基礎指標,在多維度、多層次的評價體系中,需要先確定指標的權重。本文運用熵值法測算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標的權重,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步:指標標準化處理。設有M個省份,N個指標,則Xmn為省份m的第n項指標值。

由于不同指標具有不同的量綱和單位,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標準化后的二級指標Ymn。又因不同指標正負屬性不同,變換公式如下。

對于正向指標

(1)

對于逆向指標

(2)

第二步:第n項指標下第m個省份占該指標的比重

(3)

第三步:第n項指標的熵值en和差異性系數gn。

(4)

gn=1-en

(5)

第四步:確定第n項指標的權重

(6)

第五步:計算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

(7)

2.2 耦合協調模型

耦合協調度被用來表述協調狀況好壞以及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19]。本文用耦合協調模型來研究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狀況,計算公式如式(8)～式(10)所示。

(8)

T=αU1+βU2

(9)

(10)

式中:U1、U2——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子系統的綜合水平指數;

C——兩系統的耦合值;

D——耦合協調值,介于0～1之間。

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20],為更清楚了解各省耦合發展所處階段,將耦合協調度劃分為8個等級,劃分結果如表2所示。T為系統綜合協調指數,反映系統整體協調效應,α和β為待定系數,表示兩個系統的重要程度,存在α+β=1,由于兩個子系統同等重要,因此令α=β=0.5。

表2 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表Tab. 2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lassification table

2.3 面板向量自回歸(PVAR)模型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其兩系統存在的相互作用機制可能會導致內生性問題。為更加深入分析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互動情況,可建立面板向量自回歸(PVAR)模型。在保證數據平穩的基礎上,對模型進行格蘭杰因果分析和脈沖響應分析,以便更直觀地顯示兩系統之間的動態關系。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

(11)

式中:Y——包含數字普惠金融和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列向量;

θ0——截距項;

θj——滯后j階矩陣;

αi——個體效應;

βt——時間效應;

i——樣本地區;

t——時間;

k——滯后階數;

μ——隨機誤差。

3 實證分析

3.1 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測算結果及現狀分析

圖1直觀呈現出2011—2019年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算結果。根據結果來看,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逐年遞增趨勢,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態勢逐漸顯現。2011年全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值僅為0.188,到2019年上升為0.252。各省市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均有所提高,2019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和福建等省市突破了0.3,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其中上海增幅最大,達到了0.67。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得益于國家對三農長期以來的支持,在農業農村工作中堅持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逐步提高農業競爭力和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

圖1 2011—2019年各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

分地區來看,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東、中、西部差異較為顯著。東部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速度最為迅猛,且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異正在逐步擴大。中部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區,但西部地區增長率為35%,高于中部地區,因此中西部地區的差異在逐步縮小。究其原因,東部地區之所以發展最快,一方面得益于東部地區地處沿海,經濟實力雄厚,資源豐富,人才不斷涌入,為農業高質量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另一方面,東部地區非常注重農業規?；陌l展和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構建,有力有序有效的推進農業現代化,憑借先進的技術使得農業機械化水平和生產效率不斷提高,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中部地區憑借其優質耕地,農膜、柴油使用量少,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處于中等地位,但產業結構優化和技術創新方面非常不足,若要得到持續性發展,必須對財政支農資金做到正確引流。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部分省份水資源緊缺,土地沙漠化,這些因素一起抑制了農業的高質量發展。近年來,受益于西部大開發和脫貧攻堅等政策支持,西部地區農業供給側結構正逐步優化,帶動了農業高質量發展。

3.2 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分析

3.2.1 數字普惠金融整體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

表3呈現了我國部分年份各省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從總體均值來看,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穩定提升,由失調狀態逐步達到初級協調狀態。2011年耦合協調均值僅為0.288,到2015年增長到0.464,2019年超過0.5,達到0.53,耦合協調階段由2011年的拮抗階段,逐漸上升到磨合階段。

表3 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等級Tab.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從空間格局分布上看,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呈現一種“東高西低”的不均衡狀態。東部地區不同省市耦合協調度平均值在0.440～0.595范圍內,中部地區平均值在0.403～0.448范圍內,西部地區平均值在0.374～432范圍內,東西部地區耦合協調水平差異較大。以2019年耦合協調度為參考,全國31個省市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跨度為0.459～0.724,包括磨合階段和協調階段。東部地區地處沿海,經濟發達且資源豐富,為農業高質量發展做好了充足的準備,且對數字科技非常重視,吸引無數技術人才,促進了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均值為0.578,所有省市的耦合協調等級均已經達到初級協調發展水平以上,其中北京、浙江和上海領先進入協調階段。中部地區農業環境優良,數字普惠金融也正在隨著中部崛起政策而見效,逐步開始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資金。除了山西和吉林處于瀕臨失調發展水平外,其余六個省份都全部進入了初級協調發展水平,兩系統逐步實現同步發展。西部地區經濟落后,資源匱乏,雖得益于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幫扶,但部分地區土地沙漠化,水資源緊缺,不利于農業高質量發展,隨著征信體系和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完善,導致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不能保持同步協調發展。西部地區耦合協調度均值為0.496,處于瀕臨失調,但從耦合協調度歷年變化來看,西部地區即將在短時間內突破0.5,進入初級協調發展階段。

從時間序列演化來看,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一直在不斷上升。2011年耦合協調等級沒有處于初級協調水平的省份,到2015年有5個省份實現初級協調,再到2019年有25個省份實現初級協調及以上,表明了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正朝著更加協調互動的方向發展,但與高級協調發展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從省際層面來看,北京和上海于2013年最先進入初級協調發展階段,領先于其他省份,2018年上海又率先進入良好協調發展階段,這表明北京、上海和浙江的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較大的關聯性。此外,從2011年到2019年不同省市耦合協調度平均值在0.374～0.595的范圍內,絕大多數省份處于磨合階段,貴州、甘肅和青海3個省份耦合協調度始終處于拮抗階段,但耦合協調的趨勢是不斷上升的,向協調階段的過度只是時間問題。

3.2.2 數字普惠金融分維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

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雖然在逐步提高,但整體水平偏低,尤其是西部地區,2019年兩系統耦合協調均值仍處于瀕臨失調水平,為探究兩系統耦合協調水平偏低的原因,將數字普惠金融分為3個維度,即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并分別將這3個維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進行耦合測算,耦合結果見圖2。

從全國總體均值來看,數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維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都是逐年遞增的,其中數字化程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均值最高。覆蓋廣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均值始終低于總體的耦合協調度均值。使用深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均值在前期高于總體的耦合協調度均值,后期整體偏低。由此可見,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主要動力來自數字化程度的提高,支付移動化、小微經營者金融個人貸款的實惠化、支付信用化和支付便利化不斷提升,帶來數字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的提升,進而促進了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的提升。與此同時,覆蓋廣度、使用深度發展相對緩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的提升。

從空間格局分布上看,雖然數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維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都呈現一種“東高西低”的不均衡狀態,但同一地區耦合協調等級也有巨大的差異。東部地區覆蓋廣度、使用深度與農業高質量的耦合協調度在2016年實現初級協調,數字化程度與農業高質量的耦合協調度在2019年已經實現中級協調;中部地區覆蓋廣度、使用深度與農業高質量的耦合協調度在2019年實現初級協調,數字化程度與農業高質量的耦合協調度在2015年便實現初級協調;西部地區覆蓋廣度、使用深度與農業高質量的耦合協調度到2019年還處于瀕臨失調水平,數字化程度與農業高質量的耦合協調水平在2018年突破瀕臨失調,實現初級協調。

從時間序列演化來看,雖然數字普惠金融不同維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是逐年提升,但提升到速度卻是有巨大的差異的。2011年數字普惠金融不同維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都是中度失調,處于拮抗階段。隨后數字化水平的快速提升顯著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降低了服務門檻,為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不但促進了農業機械現代化水平,在利用電子商務緩解農產品滯銷,促進鄉村農業數字化轉型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貢獻,并率先在2015年實現初級協調。

(a) 全國地區

(b) 東部地區

(c) 中部地區

(d) 西部地區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初期,農村和偏遠地區仍然存在著空白、征信體系等各項機制不完善以及農民接受新興事物的能力有限,致使需要金融服務的人還沒有完全被覆蓋。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覆蓋廣度有所提升,覆蓋廣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與2018年達到初級協調。數字普惠金融在使用深度上包含多樣性的金融服務內容,隨著覆蓋廣度的增加,保險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支付寶中余額寶、花唄業務的上線,進一步推動了保險和信用業務的發展,使用深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在2017年實現了初級協調。

3.3 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互動關系分析

為了進一步研究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之間如何進行互動,采取格蘭杰因果檢驗和脈沖響應分析對2011—2019年31個省份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3.3.1 平穩性檢驗

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必須要檢驗面板數據的平穩性,即對面板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目前有很多方法可以用于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為保證檢驗結果同時兼顧真實性和可靠性,選取ADF檢驗、IPS檢驗、LLC檢驗、PP檢驗四種方法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5。數字普惠金融和農業高質量發展沒有全部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經過一階差分之后兩變量的平穩性檢驗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 表示面板數據平穩。

表5 單位根檢驗結果Tab. 5 Results of the root per unit test

3.3.2 協整檢驗

在模型中出現一階單整變量,需要檢驗變量之間是否構成協整關系,因此選擇Kao檢驗方法進行判斷。Kao檢驗的t=-10.995 7,p=0.000 0<0.01,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拒絕原假設,即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穩定均衡的關系。

3.3.3 格蘭杰因果檢驗

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首要條件是確定最優滯后階數,本文采用赤池信息準則(AIC)值、貝葉斯信息準則(BIC)值和漢南—奎因信息準則(HQIC)值最小的選擇標準,發現其最優滯后階數為2。

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去研究31個省份數字普惠金融(DIF)與農業高質量發展(HQDA)兩系統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顯示:原假設“數字普惠金融不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格蘭杰原因”的p值為3×10-9<0.01,因此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顯著地促進了農業高質量發展。同時原假設“農業高質量發展不是數字普惠金融的格蘭杰原因”的p值為0.059 3<0.1,因此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農業高質量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綜上所述,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兩個系統之間能夠相互促進,但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的促進作用相比較更為顯著。

3.3.4 脈沖響應分析

脈沖響應分析能夠更加精準地反映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圖3呈現了兩個系統的脈沖響應圖。

其中圖3(a)和圖3(b)分別表示數字普惠金融和農業高質量發展受到自身正向沖擊后的變化軌跡,在受到沖擊的即期產生較強的正向響應并達到最大值,隨著時間的推移,影響逐漸減弱,在零軸附近振蕩并最終趨近于0。

圖3(c)表示農業高質量發展受到數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沖擊后的變化趨勢,在受到沖擊的即期,農業高質量發展對數字普惠金融的響應為負值,之后迅速上升為正值,并在第一期達到最大值,之后緩慢下降呈收斂趨勢,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將會對農業高質量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圖3(d)表示數字普惠金融在受到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正向標準差的沖擊之后的響應圖,在受到沖擊前期為負值,第二期轉換為正值并達到最大值,之后快速下降并收斂于零軸,表明農業高質量的發展對數字普惠金融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其正向影響具有一定的滯后效應。脈沖響應分析的結果與格蘭杰因果檢驗的結果基本吻合,進一步探究了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相互作用關系。

(a) 數字普惠金融對自身的脈沖響應

(b) 農業高質量發展對自身的脈沖響應

(c) 農業高質量發展對數字普惠金融的脈沖響應

(d)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脈沖響應

4 結論和建議

4.1 結論

通過構建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評價指標體系,測度分析了2011—2019年全國31個省市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在此基礎上更深入的探究了兩個系統的互動關系。

1) 2011—2019年全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值從0.188上升到0.252,整體水平偏低。此外,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較為顯著的東、中、西部差異。東部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最為迅猛,增長率為38%,中部地區增長率為26%,西部地區增長率為35%,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異正在不斷擴大。中部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區,但增長率低于西部地區,因此中西部地區的差異在逐步縮小。

2) 2011—2019年,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均值由0.288上升到0.53,由失調狀態逐步達到初級協調狀態,整體耦合協調水平偏低。從空間格局分布上看,東部地區不同省市的耦合協調度均值0.440～0.595范圍內,西部地區的均值在0.374～0.432范圍內,整體呈現“東高西低”的不均衡狀態。從時間序列演化來看,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一直在不斷上升,均值由0.288上升到0.53。

3) 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主動力來自數字化程度的提高,覆蓋廣度、使用深度發展相對緩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的提升。2011—2019年,數字化程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均值高于總體的耦合協調度均值,由0.297上漲到0.557。使用深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均值在前期高于總體的耦合協調度均值,后期整體偏低。覆蓋廣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均值由0.266上升到0.523,始終低于總體的耦合協調度均值。

4) 運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和分析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互動情況,研究結果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較為顯著,同時農業高質量的發展對數字普惠金融也有一定的正向影響,但其正向影響具有一定的滯后效應。

4.2 對策建議

4.2.1 完善農村網絡設施建設和征信體系的構建,縮小各地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

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因“數字”而普惠,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完善便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要堅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正確引導財政支農資金的運用,加強對農村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投入。同時,應努力開拓農村線上支付服務市場,利用大數據技術獲取和分析農戶的信用數據,完善征信體系的構建,建立統一的數字化征信平臺。另一方面,東部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最為迅猛,可以發揮中心輻射的區域作用,加強與中、西部地區對農業管理措施、農業科技人才和資金等資源的互通共享,實現農業高質量均衡發展。中部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處于中等地位,農業環境優良,但產業結構優化和技術創新方面非常不足,政府應堅持中部崛起戰略,加大對中部地區的資金支持,同時積極引進農業科技型人才,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西部地區經濟落后,可利用地域資源優勢,貼合具有當地特色的農業產業延伸產業鏈鏈條,并制定幫扶政策,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

4.2.2 增強中部和西部地區兩系統的良性耦合,平衡各地區協同發展格局

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呈現一種“東高西低”的不均衡狀態,要實現全國范圍內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高水平協調發展,必須不斷增強兩系統相互作用中的良性耦合,引領東中西部地區協同發展。一方面,利用數字普惠金融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中部和西部地區勞動力充足,資源豐富,后期發展的潛力巨大,唯獨缺乏資金支持,可將東部資金通過數字普惠金融輸送到中西部地區,并出臺引進農業科技型人才的政策,促進中西部地區資源開發利用,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使農業高質量發展“反哺”數字普惠金融。中西部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增加了良好、穩定且可持續的市場需求,需求的拓展離不開數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所以當地政府要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政策支持,與金融機構聯合設立支農項目,促進數字普惠金融業務的創新。

4.2.3 努力拓展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提升其使用深度

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主要源動力來自數字化程度的提高,表明數字化程度與農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中存在較強的良性耦合,可以達到高水平上相互促進,因此目前較高的數字化程度正在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但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發展相對緩慢,應努力拓展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提升其使用深度。拓展覆蓋廣度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針對不同地域要尋找其地域優勢和特色產業,根據潛在的金融需要去創新金融產品,提供更符合當地是實際情況的金融服務。提升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一方面要降低線上金融業務的門檻,業務辦理流程實現最大程度簡潔化,方便農戶操作。另一方面保險公司可以借助數字技術創新保險產品,并將保險產品嵌入到農作物種植、生長、成熟和銷售的整個過程中,擴大農業保險所涉及的范圍,降低農業的風險成本。此外,當地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農業大災保險儲備基金加大對農業的支持,降低農戶的投保成本。

4.2.4 努力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全力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

根據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估計結果,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農業高質量發展具有較強的推動作用。因此現階段應適當提高數字普惠金融行業的進入門檻,積極梳理整合目前存在的數字普惠金融法規制度,加快完善數字普惠金融監管體系。加快對偏遠地區網絡覆蓋的建設投資,加強農村地區金融與數字化知識的線上線下宣傳活動,鼓勵金融機構研發安全且易操作的使用界面,為數字普惠金融營造適宜的發展環境,最終得以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