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現狀與前景展望

徐海紅 岳乃松

［摘 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為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提供了重要抓手和根本保障。國內學界圍繞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基本概念、理論資源、價值旨向、內容架構、實現路徑等方面展開深入研究，形成以超越制度說與規則制度說為基本內涵，以中國傳統生態思想、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和“公地悲劇”為理論資源，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進生態現代化、促進民生福祉為價值旨向，構建多元共治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不斷提升生態治理效能的研究圖景。推進生態文明制度研究，應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價值貢獻、理論貢獻、實踐貢獻與國際貢獻探討，為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制度保障。

［關鍵詞］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原創性貢獻

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是中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①的重要抓手和根本保障，既是國家關注的重點領域，也是學界研究的熱點。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部署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確立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2014年4月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持續推進提供了法律保障。2015年9月頒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整體規劃了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工作。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作出了系統規劃。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集中梳理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性制度體系。2020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指明了環境治理體系的建設方向。2021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成就和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加快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此外，還有諸多涉及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文件和講話。

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備受國內學界關注。2012—2021年間，以“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為主題在中國知網上發布的學術論文共756篇，相關學術會議共37場，學術輯刊9份；以“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為主題的代表性著作有郇慶治等的《生態文明建設十講》（2014年）、蔡守秋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和制度》（2016年）、沈滿洪等的《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2017年）、陳曉紅等的《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2018年）、郭兆暉的《中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40年》（2019年）、李雅云等的《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十二題》（2020年）等；圍繞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主體參與、體系建構、機制創新、制度執行等議題的課題立項眾多，如“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公民政治參與問題研究”（2013年）、“‘五位一體視域下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研究”（2014年）、“環境保護合力集聚下生態文明機制創新研究”（2016年）、“習近平新時代生態文明思想的邏輯體系及其時代價值研究”（2018年）、“生態文明制度執行力的強化與評估研究”（2020年）等。本文嘗試梳理和評述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現狀，以期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對人類文明發展貢獻的研究。

一、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現狀

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根本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關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主要聚焦于生態文明制度概念、理論資源、價值旨向、主要內容、實現路徑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

（一）生態文明制度的概念詮釋

為了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學界從微觀和宏觀等維度對生態文明制度概念展開深入探討，形成了規則制度說和超越制度說兩種代表性觀點。

1.規則制度說

從微觀意義而言，生態文明制度是為規范生態文明建設行為而確立的正式規制與非正式引導兩方面的規則與章程。沈滿洪傾向于“制度即規則”的觀點，認為生態文明制度是指對文化、產業發展、消費行為或習慣、環境保護、資源開采、技術創新等方面進行生態建設的行為規則，包含正式制度（如環境保護法規、管理章程、治理政策等）和非正式制度（如環境保護意識、生態觀念、道德倫理等）。①夏光指出，生態文明制度是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動和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各種引導性、規范性和約束性規定和準則的總和，通過“硬”“軟”兩個途徑對人們在生態文明方面的行為進行調整，其中硬性要求是指法律、法規、章程等，軟性規則是指風俗習慣、道德倫理等。②李宏偉認為，制度是各類規則的總稱，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就是從指導方針、目標、體系以及系列機制（如考核機制）等方面制定出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則與章程。③上述“規則制度說”從規制和引導兩個層面，形成對生態文明制度內容建設的雙重定位，是為規范生態文明建設行為而確立的正式規制與非正式引導兩方面的規則與章程。

2.超越制度說

從宏觀意義來說，生態文明制度是對舊文明形態及其制度的超越，是符合生態文明形態的行為規范。郇慶治認為，生態文明制度是對工業文明的一種實質性超越，體現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領域中的制度性變革，是對經濟生產、政治治理等方式變革的新型詮釋。①陳曉紅認為，生態文明制度是人類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構建的一種有利于人類生存發展的“人-自然-社會”和諧共生的實踐活動準則，是生態文明社會關系的定型表現和存在方式。②包慶德、陳藝文認為，生態文明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理念和社會現代化實踐的反思總結與批判超越，生態文明制度對人類社會交往行為進行調控和約束，引導生產勞動和社會交往生態化，促進和保障社會運行方式生態化變革，推動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發展。③上述“超越制度說”強調生態文明制度是對舊文明制度的超越與發展，體現為生產、生活、社會治理和經濟運行等領域制度建設的全面生態轉型。

關于生態文明制度的概念闡釋，主要聚焦于“規則”與“超越”兩個向度?！吧鷳B文明制度”概念在宏觀上是對舊文明制度系統變革而形成的符合生態文明的行為規范，微觀上是為規范生態文明建設行為而確立的正式規制與非正式引導兩方面的規則與章程，二者從不同維度詮釋了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基本內涵，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規范和約束力量。

（二）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理論資源探討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對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理論資源進行了深入探討，形成了以中國傳統生態思想為理論源泉、以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為理論基礎、以“公地悲劇”理論與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為理論鏡鑒的研究圖景。

1.理論源泉：中國傳統生態思想

中國傳統生態思想是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理論源泉。蔡永海、孫垚對傳統生態倫理中的制度規范進行了分析，闡明了古代的虞衡制度、圣王之制思想和明代?；~塘的農業模式在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中的積極意義。④王太明、王丹回顧了中國傳統生態思想，包括：先秦時期道家“道法自然”的主張，儒家“天人合一”的和諧生態觀，《呂氏春秋》中天地人“三才”的生態系統思想，墨家“敬畏自然”“兼愛”“非攻”“節約”“愛無差等”的思想，秦漢時期《淮南子》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的生態制度，董仲舒“天為至尊”“人為天下貴”“天人合一”的思想，隋唐宋元時期《四時纂要》《陳旉農書》《王禎農書》等典籍中因地制宜、節儉消費、蓄積糧食以備荒年的思想，明清時期《天工開物》中人的能動性不是去征服自然、掠奪自然而是敬畏自然、呵護自然的思想，等等。他們認為，這些思想都具有重要的生態意義，凝結著中國傳統的生態智慧，為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提供了豐厚的文化底蘊和理論滋養。⑤

2.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

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蘊含豐富的生態文明制度理念，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與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的生態思想共同構成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理論基礎。張春華基于馬克思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資本與自然環境沖突的內在聯系以及生態危機的解決路徑，指出：第一，要把人與自然和諧作為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基本價值；第二，要處理好資本與自然間的利益關系；第三，以馬克思生態思想為引領來發展和完善中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①閆麗娟認為中國生態問題的根源在于制度不完善，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統一的理念，指出要加強兩個系統建設：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五位一體”系統建設，二是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②鄒麗芬、許吉團認為，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思想、社會制度根源思想，對于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③李全喜指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既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的發展，也是對中華傳統生態理念的承襲，不僅深化了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還創新了黨的生態執政理念；為此，要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加強黨和政府、市場和社會公眾的通力合作，推進新時代美麗中國目標的實現。④楊勇、阮曉鶯探尋了習近平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演進邏輯，指出毛澤東植樹造林的思想，鄧小平“防害于先，綜合治理”的方針、發展“節約型經濟”、以法制保護生態環境的思想，江澤民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習近平將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兩山論”和生態現代化思想，都為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⑤郭兆暉指出，“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⑥為促進中國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共贏提供了重要保障。秦書生、王曦晨以改革開放為起始點，梳理了黨的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思想的演進過程，指出改革開放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環境保護法治化、加強制度建設的思想，20世紀90年代初到十八大召開前對環境保護法律、政策和制度建設重要性認識日益全面的思想，以及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與體系構建思想，為中國構建生態文明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⑦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與中國共產黨歷屆領導集體的生態思想，既凝結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治理理念，也是中國共產黨根植于本國實踐、承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取得的理論成果，是最符合中國國情、經得起實踐考驗的指導思想，是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理論遵循。

3.理論鏡鑒：“公地悲劇”理論與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

對于西方綠色發展與生態思潮，學者們認為基于“公地悲劇”的理論反思和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均有著理論鏡鑒意義。關于“公地悲劇”理論，李娜認為“公地悲劇”理論背景下西方產生的“庇古稅”、科斯定理，對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強制性、選擇性和引導性有著啟示意義；⑧冉昊認為西方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基礎在于對“公地悲劇”理論的解釋，即通過明晰產權來避免無序使用和浪費，從根本上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⑨關于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王太明、王丹指出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資本反生態的本質和生態危機的根源，闡明了生態危機與政治經濟制度的關系，構想了建設生態社會主義的解決路徑，對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有著啟發意義；①郭曉杰闡明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基于技術、思想、制度層面對生態危機的反思，提出“建立穩態經濟模式”、“先進的社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三重解決路徑，指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于推動中國建立國際生態新秩序、新體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具有啟示意義。②

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以中國傳統生態思想為理論源泉，以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為理論基礎，以“公地悲劇”理論與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為理論鏡鑒，三者形成了完備的理論體系，共同構成了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理論資源，為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持。

（三）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價值旨向研究

關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價值旨向研究，國內學界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論、生態現代化論、民生福祉論等代表性觀點，規范和引導著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總體方向。

1.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論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必須遵循的價值旨向。張乾元、馮宏偉明確指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始終是社會生態實踐的價值追求，是黨和國家必須一以貫之的理念。③馮留建、韓麗雯指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對生態危機的創新回答，解決生態問題的核心在于解決人類社會發展和自然環境及資源承載力之間的矛盾。④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核心價值。

2.生態現代化論

生態現代化論旨在發揮生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優勢，以建設一種符合生態理念要求的現代化模式。薄海、趙建軍指出，生態現代化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選擇，要堅持生態現代化的理念，從管制性、選擇性、引導性以及綠色技術創新四個層面，形成超越西方的中國生態現代化模式。⑤王英偉、魏雪晴認為，生態現代化是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開創的一條調節人與自然關系的新道路，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新思路和新模式，開創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⑥郭巖、陳文斌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發展生態生產力，發揮黨的領導的制度優勢，弘揚生態文化，開展國際合作，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建設。⑦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語境下，生態現代化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相通性，都要求我們將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貫穿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為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積極貢獻。

3.民生福祉論

民生福祉論認為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最重要的是要堅持以人為本、改善民生福祉。唐鳴、楊美勤認為，改善民生和堅持可持續發展是在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中面對各種矛盾問題所必須堅持的立場和路徑。⑧陳文斌、袁承蔚強調了在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中以人為本的重要性，認為人民大眾的參與是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關鍵要素。①堅持以人為本，改善民生福祉，既是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立場和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行動落實，也是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價值旨向。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既是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核心要義，也是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最終目標。生態現代化作為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價值旨向，是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題中應有之義。民生福祉論則是以人為本的價值宗旨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上的體現，是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根本立場。從立場、路徑到目標，三者以其獨特的價值要求指引著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總體方向。

（四）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主要內容闡釋

關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主要內容，國內學界從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主體（政府、企業、個人等），制度結構（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實施機制），制度內容（經濟、環境、文化、社會參與等領域），制度規制（管制性制度、選擇性制度、引導性制度），制度運行（源頭性制度、過程性制度、末端性制度）五個層面開展了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

1.制度主體：公平激勵與多元合作相結合

關于生態文明制度主體研究，學者們一是從制度設計的價值準則出發，二是從不同主體的合作類型出發。龔哲以“激勵”和“公平”為要求，認為“在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時，對于主體行為的引導要更多的體現激勵，使‘保護者收益形成對‘使用者支付的補充。同時，制度設計不僅要體現形式的公平，更要凸顯實質的公平，既要考慮主體差異性所附帶的環境義務差異性，也要考慮不同努力回報的差異性”。②方世南指出，在制度設計與創新中要注重生態合作治理制度，“遵循生態善治的原則，架構以利益、命運和價值共同體所組成的政府、市場、社會、公民多元主體合作共治的態勢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③秦書生、王艷燕主張明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在環境治理體系中的關系，確定政府主導地位、企業主體地位、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的結構形態，形成四者間的良性互動機制。④以公平激勵為價值準則，以多元合作為主要形式的制度主體研究，不但豐富了生態文明制度的內容，也激勵了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生態環境的治理與建設。

2.制度結構：層級分明與框架清晰相統一

構建層級分明、框架清晰的制度結構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包含正式、非正式制度與實施機制三方面。夏光指出，要完善正式法制管理制度，加快“兩型社會”立法、推動法律生態化進程、強化司法保障作用。重視非正式道德文化制度，將生態價值觀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強化科學決策機制，加強“兩型社會”的戰略研究。⑤郭兆暉提出以“‘可持續規模-公平分配-有效配置模式來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明晰其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及處分權”。⑥沈滿洪針對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實施機制提出：首先依據政府、企業、家庭等不同主體，強調對信息披露機制的建設；其次強調政府對政績考核機制的建設；最后強調對有關機構、單位和個人的獎勵懲罰機制建設。①制度結構安排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基本環節。生態文明建設的正式、非正式制度與實施機制研究，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奠定了框架基礎。

3.制度內容：配置優化與綜合創新相補充

學者們對生態文明制度內容展開了深入討論。郇慶治的《環境政治視角下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一文，從頂層設計、環境制度、社會制度層面，構想了執政黨的綠化、環境法治政府、環境行政監管制度、“環境公民社會”的建設路徑。②葉冬娜認為，在政府治理方面，要強化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設立大區生態文明建設督查服務機構；在市場治理方面，要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及交易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扭轉環境低價、無價現象，推動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基金、綠色證券建設；在社會治理方面，要充分利用“Internet+生態教育”，明確政府的生態責任、建設綠色企業、提高人們的生態文明意識以及生態責任感，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協調治理。③制度內容的優化與創新，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必要條件。

4.制度規制：剛性約束與柔性引導相聯系

制度規制是指政府依照法定條件和程序制定管制性制度、選擇性制度、引導性制度，對相關主體的行為進行規范、約束和引導。詹玉華認為，強制性制度是政府管理的內核、是政府管制的最低要求，逾越這一紅線就必須受到懲罰；同時，市場選擇制度是動力，有利于調動主體的積極性，以低成本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在引導性制度方面，詹玉華強調了生態文化教育制度的重要性，認為廣泛性的社會公眾參與制度是基礎，要加強社會公眾參與制度的建設。④陳曉紅對管制性制度如國土空間開發保護、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環境標準與總量控制、環境追究與損害賠償等其他制度，選擇性制度如財稅制度、交易制度等，以及引導性制度如宣傳教育、公眾參與和文化引領制度等，均提出了改革思路與見解。⑤郎嬛琳、方程提出，要完善中國環境保護公眾參與制度，首先在廣義上要提升公眾的主動性與自覺性，其次在狹義上要落實主體界定、信息流動、協商參與、社會監督以保障公眾參與。⑥生態文明制度規制研究既考慮到中國生態文明制度的強制性，又具備選擇性和引導性，不僅有助于培養社會公眾生態文明底線思維，使其樹立良好的生態意識，還有助于引領全社會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序推進。

5.制度運行：預防控制與懲戒補救相協調

從源頭防治、過程控制到末端懲戒與補救，全過程的制度運行研究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的重要方向。顧鈺民主張加強對事前政府監管性制度的建設，完善事中市場主體交易形式制度，落實事后救濟性制度，指出要落實政府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完善制度建設和體系架構，推進試點研究。⑦張云飛、王凡認為，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包括生態紅線制度、監管制度、污染排放許可制、懲治機制、生態環境治理體制等系列制度，健全和完善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一要從理念轉向實踐，建立起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做到從源頭上杜絕污染問題的出現；二要加大法律和行政處罰，實現過程中嚴格監管、末端處嚴格懲治，為生態環境保護提供更具剛性和約束力的制度保障。①制度運行研究基于過程性視角，對環境保護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預設，并提出相應的政策與措施，為制度的有序運行提供了保障。

除了上述成果之外，還有費艷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視域下公眾知情權制度的完善路徑》（2014年）、高吉喜《加快“三個落實”建立生態保護紅線制度》（2016年）、黃茂興《生態文明制度創新與美麗中國的福建實踐》（2020年）、李興鋒《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法治化的制度進路》（2021年）等研究也值得關注。

（五）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路徑邏輯構想

如何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接續發展，是國內學界廣泛討論的問題。為深入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學者們從不同邏輯出發，對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路徑展開了探討。

1.主體邏輯：從單一主體治理到多元主體共治

眾多學者認為，在主體層面應擺脫單一主體治理模式研究，走向政府、企業、公眾等多元主體共治模式研究。鄔曉燕指出，“加強生態文明社會治理制度體系創新、推動多元利益主體協商共治環境問題，應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②改變單一主體治理模式，走向全社會共同治理的新格局。董戰峰、王玉強調了主體的重要性，認為政府、企業和公眾各主體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具有不同的權責分工，需要建立起均衡有效、和諧共治的生態文明建設治理格局，全面提升治理能力；要發揮政府在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建立企業的生態責任制，完善生態社會的行動制度。③多元主體共治模式推進了中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進程，為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提供主體條件。

2.內容邏輯：全方位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健全完善制度內容是制度建設的根本所在。學者們從內容邏輯出發，認為完善生態文明制度內容不能局限于生態文明制度本身，應延伸到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體制改革與領導制度的生態轉型研究中。張云飛對基本綠色制度（人口均衡制度、資源節約制度、環境保護制度）、綠色化的經濟制度（產權制度、市場制度）、綠色化的文化制度（倡導社會主義生態道德、弘揚社會主義生態正義）和綠色化的社會參與制度（生態文明領域的信訪渠道、群眾自治、引導公眾合法維權）四個路徑進行了規劃設計，以期健全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的路徑和選擇。④張明皓提出生態文明體制與社會子系統適配機制的改革路徑，探討了生態文明制度綜合改革路徑，認為要著力推動形成生態文明現代化治理體系，強調要把以人為本作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改革的根本目標。⑤劉燕指出，完善生態文明建設領導制度路徑，首先在于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其次要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統領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和作用；最后是要重點推進黨領導方式的科學化、合理化和現代化。⑥因此，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除了要重視配置優化與綜合創新外，也要注重制度的全面生態轉型。

3.運行邏輯：全過程生態文明制度運行機制

制度運行機制是制度能否產生實際效用的重要環節。關于完善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事后懲戒與補救的制度運行機制，李宏偉認為首先要從考評、決策、追究、賠償制度著手來完善政府行政體制，其次要從產權、環境稅和補償機制來著力建設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最后強調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監督和參與機制。①李宏偉在《構建生態文明建設的聯動和長效工作機制》一文中指出：第一，要細化頂層設計，明確行政主體責權和自然資源資產數量，強化離任審計、完善監管；第二，在生態文明制度實施過程中要健全各層級各部門的協調機制；第三，于末端上完善生態文明問責制度，以此構建聯動長效的工作機制。②李興鋒聚焦于事后生態文明建設補償法律制度的補償范圍、啟動條件、政府職責、市場機制、公眾參與和監督問責，提出了健全生態補償制度的實現進路。③建立健全從事前到事后全過程的制度運行機制，是推動中國生態文明制度運行的重要路徑。

生態文明制度實現路徑研究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保障。學者們從多元主體共治、完善制度內容體系、健全制度運行機制三方面展開研究，為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提供了全主體、全方位、全過程的實現路徑構想。

二、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現狀評述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對中國生態文明制度概念、理論資源、價值旨向、主要內容、實現路徑等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在未來研究中有待繼續推進。

一是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第一，豐富了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研究視角。關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研究，有的基于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的制度維度，有的基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制度建設維度，有的基于歷史、現實與目標的三維視角，有的基于國家治理體系視閾，有的基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視閾展開研究。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帶來了新的研究發現，催生了新的理論生長點。第二，夯實了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理論基礎。國內學界對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基本內涵、理論資源和價值旨向的理解更加深入。在內涵上，生態文明制度不僅是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規范，更是超越以往舊文明的系統變革；在理論資源上，回溯了中國傳統生態思想，明確了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基礎地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取得了更深層次的理論創新成果，同時也厘清了西方“公地悲劇”理論和生態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理論鏡鑒意義；在價值旨向上，明確了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立場、路徑和目標旨向。第三，拓展了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學術空間。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不再拘泥于制度內容本身，也包含制度主體、結構、規制、運行等多方面內容，擴展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和全過程。

二是中國生態文明制度貢獻研究亟待深入。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存在對生態文明制度貢獻研究不足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第一，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面臨的問題分析和優化路徑研究不夠。國內學界關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存在的現實問題及其原因分析不夠深入，亟待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尋求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優化路徑。第二，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原創性貢獻研究不足。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在理念和實踐層面作了大量的創新性探索，亟待學界對此展開深入研究，探討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貢獻，尤其是對人類文明發展做出的理論貢獻、價值貢獻、實踐貢獻和國際貢獻。第三，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國際認同研究不足。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全球意義，國內學界關于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取得國際認同的成就、挑戰及應對等問題關注不多。深入研究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原創性貢獻，對建設清潔美麗世界具有重要意義。

三、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展望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指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雹冱h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全面實行排污許可制、推進環境保護督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生態補償制度、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等。因此，深入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原創性貢獻研究，既為健全中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提供前進方向，也為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從國內走向國際、提升中國生態文明國際話語權提供理論支撐。

一是要加強生態文明制度的價值貢獻研究。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不僅具有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生態現代化、滿足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價值，還蘊含著正義價值。生態文明制度正義的基本立場是人與自然都擁有平等的權利，包含種際正義、代內正義、代際正義三方面的表征。以公平正義為價值旨向的生態文明制度，是實現種際、代內、代際生態權益共享、生態責任共擔的重要保障。

二是要加強生態文明制度理論貢獻與實踐貢獻研究。中國構筑了生態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包括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空間規劃體系、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制度、環境治理體系、環境整治和生態保護市場體系、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績效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等，同時還建立起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國家公園制度體系。系統總結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的理論貢獻和實踐貢獻，對于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三是要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國際貢獻研究。在全球環境治理方面，中國正從參與者、貢獻者逐步向引領者轉變。從理念層面來看，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凝聚全球環境治理共識，引領全球環境治理方向。從實踐層面來看，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環境保護與治理的中國方案。加強研究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國際貢獻，不僅有利于增強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國際認同，而且可為開辟人類文明新道路提供制度保障。

責任編輯：王俊暐 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