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的難題

范軍

一個人的悲劇與一個帝國的悲劇，究竟有多大的內在聯系？兩百多年前，作為一個有著先覺意識和危機意識的政府官員，洪亮吉的出現實在是嘉慶王朝之福，但最終，這個王朝帶給他的卻是禍，帶給自己的也是禍。帝國，在最需要拯救的時刻，推開了伸向自己的援手。

嘉慶五年，翰林院編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實錄》第一卷的編修工作后順手寫了一篇近六千字的政論，托人轉交到嘉慶帝手里。其時，嘉慶帝正“詔求直言，廣開言路”，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但是這一回，嘉慶帝沒能容下來，因為洪亮吉指責他“視朝稍晏，恐有俳優近習，熒惑圣聽”，意思是皇帝你上班老是遲到，恐怕是被狐貍精和近臣魅惑了吧！

洪亮吉為這句話付出的代價是充軍伊犁。后雖然赦歸故里，卻仍遭終身軟禁，直到63歲死在家里。

對洪亮吉來說，他的遭遇當然是一個悲劇，對嘉慶王朝而言，同樣是悲劇。自洪亮吉事件后，帝國再無言路，這個封閉的國家自此沒有了來自民間的聲音和智慧，也沒有了發散性的思維和思辨質疑精神，這是帝國窒息時代的開始，這樣的窒息是致命的。

在洪亮吉身上，有一副拯救帝國的良方。作為通才，洪亮吉不僅在史學、地理學、經學、音韻學等方面多有造詣，同時在人口學理論上也有洞見。他在《意言》一書的《治平篇》與《生計篇》中指出了人口膨脹的隱患，這樣的洞見比英國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所提出的類似觀點還早五年，可以說《意言》一書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論專著。

我們來看以下兩組數據：

乾隆三十一年，歲入白銀4858萬兩；嘉慶十七年，歲入白銀4013萬兩，嘉慶朝比乾隆朝的歲入少了800萬兩。

乾隆三十一年的全國人口是2億人左右，嘉慶十七年的全國人口是3.5億人以上，至少增加了1.5億人（見《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貨六）。歲入和人口一減一加，凸顯了嘉慶朝的人口壓力和財政壓力。

這兩個壓力的疊加就是洪亮吉指出的人口膨脹隱患，但是嘉慶卻對《意言》一書漠然視之，對帝國已經迫在眉睫的危機也無所作為。

當然，我們也不能一味地指責嘉慶皇帝的無所作為。畢竟在歷史上，他是個試圖有所作為的皇帝。只是這一回，嘉慶所面臨的問題是結構性難題，是盛世之患。盛世承平日久，又無大的戰爭發生，白蓮教起義也早在嘉慶九年被鎮壓，帝國今后的問題基本上不是穩定的問題而是發展的問題——可恰恰在這里，發展成了大問題。人多了，地少了，怎么辦？這是嘉慶死彎。起碼對嘉慶皇帝本人來說，他無法破解后盛世時期人口和財政良性互動發展的結構性難題。

嘉慶朝的歲入主要包括田賦、鹽課、關稅和雜賦四項，其中田賦是大頭。嘉慶朝和中國的其他王朝一樣，財政收入結構以田賦為主、其他收入為輔，這是農業國家的普遍財政收入模式。當田賦收入到達極限后，就急需對財政收入結構做出重大調整，但是，這樣的調整卻又是王朝之忌，增加鹽課、關稅和雜賦的收入比例勢必要鼓勵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從而重創“重農抑商”的國策。

嘉慶帝有這個勇氣嗎？

嘉慶二十一年（1816）七月初六，以阿美士德勛爵為首的英國使團一行75人出現在北京皇宮門口，等待嘉慶皇帝的召見。但是最終，他們沒有見到這個傳說中的皇帝，而是聽到了這樣一句話：“該貢使等即日遣回，該國王表文亦不必呈覽，其貢物著即發還?！?/p>

這是嘉慶皇帝給他們下的圣旨。在下這道圣旨前，嘉慶皇帝還怒氣沖沖地說：“朕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毫無疑問，這句話與禮儀有關。繼乾隆五十八年馬嘎爾尼使華23年之后，嘉慶皇帝又遭遇了同樣的問題——英使覲見時跪還是不跪，事關一個大國的尊嚴。而“天下共主”的自許在這樣的語境下不僅顯得突兀、滑稽，也顯得相當蒼涼。于是，阿美士德勛爵拂袖而去，帝國失去了與世界文明接軌的機會。這實在是最后的失去，24年之后，悲壯的鴉片戰爭爆發了。東西方兩大文明的對抗最終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這是嘉慶帝的一個選擇，說到底也是帝國的選擇。帝國在關鍵時刻沒有華麗轉身，而是選擇繼續沉淪。

關于這一點，費正清的看法可謂深刻：“1800年左右的中國經濟不僅與歐洲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且結構不同，觀點迥異……技術水平則仍停滯不前，人口增長趨于抵消生產的任何增加。簡言之，生產基本上完全是為了消費，陷入剛好維持人民生活的無休止的循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純節余和投資是完全不可能的?！?/p>

一切似乎是嘉慶皇帝的錯，一切也不都是他的錯。早在23年前，乾隆也是有傲慢和偏見的，這大概可以說明盛世之君和衰世之君在這個問題上都不敢做出制度性的突破。因為在他們背后，有一種共通的東西在起作用——文化，或者儒家文化。這種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自給自足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閉性和心靈安慰作用。它覆蓋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帝王的人生觀價值觀，并整齊劃一地規定他們的行動和心理路徑。

所以接下來，嘉慶皇帝面對這樣一些國情和現實能夠安之若素：

陜西、湖北、四川三省因為征剿白蓮教，嘉慶四年前后的軍需費用直到嘉慶十五年仍有1800余萬兩未報銷。

長期以來，嘉慶朝每年關稅只有一百多萬兩，不到全國財政收入的2%。但是嘉慶皇帝并不想突破這個數字，而是嚴防死守，限令全國只允許廣州一地對外通商。

嘉慶皇帝鄙視西洋技術，包括農業技術的推廣引進，以至于農產品產量長期得不到提高。在嘉慶朝，南方產稻最富裕的江浙一帶，年畝產量僅為136-508斤，產量最高的湖南長沙，年畝產量也不過680多斤。

嘉慶王朝是一個因循守舊的王朝，一切以不變應萬變。在這個王朝里，離經叛道是可恥的，老成持重是值得稱道的，而老成持重的一個重要指征則是滿朝上皆是白發蒼蒼的官員。在相關的歷史典籍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學士王杰79歲退休，大學士劉墉85歲死在任上，大學士慶桂也是79歲退休……

帝國鮮見年輕官員，特別是有獨立思想的年輕官員。嘉慶王朝最后只有這樣一批白發蒼蒼的官員在朝堂上暮氣沉沉地行走，和嘉慶皇帝共同構成了保守型的文化人格，從而讓帝國往萬劫不復的境地里沉淪。這是保守型文化人格所產生的破壞力，它宣布了帝國自我救贖從根子上的不可能。

嘉慶難題到底無人能解。帝國的背影也就此愈行愈遠，中衰終成定局，這是大清王朝走過180年后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