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債務與區域協調發展研究
——基于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的分析

溫來成 徐 磊

一、引言

區域協調、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現階段區域發展的兩大核心主題，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發展的難點，也是推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點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繼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其意義在于加快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從而緩解并逐步縮小區域間經濟差距，充分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積極開展區域合作，促進全國各地區的共同繁榮和發展。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具有多方面的優勢和條件，但發展不平衡性問題仍然突出，協調好區域間經濟發展步伐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要求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比較均衡(習近平，2019[1])。而建設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和均衡一致的公共服務體系，需要財稅和金融政策傾斜，給予欠發達地區資金支持。地方政府作為區域發展的重要主體，其財稅政策組合與區域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其中，地方政府債券是地方財政投融資的重要財政政策工具，自2015年新《預算法》賦予地方政府舉債權以來，地方政府債務快速擴張，在經濟建設與社會民生等領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因此，研究地方政府債務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地方政府債務在區域協調發展中作用的判斷，主要基于兩個層面：一是地方政府債務分布是否具有區域協調性，二是地方政府債務在不同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是否一致。從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實踐看，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呈現區域分布不平衡的特點，使得區域債務情況進一步分化。從“四大板塊”整體債務情況(見圖1)看，增量和存量地方政府債務均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次之。然而東部地區的債務負擔相對較輕，償債壓力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東北地區的償債壓力尤重，即經濟落后地區地方政府杠桿率較高，地方政府負債的經濟效應較低(殷劍峰等，2020[2])。這是因為中央在分配新增債務限額時考慮地方政府主體的償債能力和資金需求，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相對較高的債務率使得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低于東部地區省份，同時較大的還債壓力導致區域資金緊張，進一步影響地區發展(Qu等，2019[3])，形成惡性循環，最終影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圖1 2021年中國“四大板塊”債務情況

具體到省份來看(見圖2)，地方政府債券支持區域發展戰略項目建設，各地區爭取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經濟。然而，地方政府債務在不同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別。以“京津冀”經濟帶為例，北京和天津債務水平基本持平，但債務率卻相差很多，而河北則呈現高債務存量水平和高債務率并存的狀態。由此可見，在地理稟賦相近、“京津冀協同發展”區域戰略政策相似的三個省域，地方政府債務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表現為不同的結果，說明地方政府債務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經濟效應存在區域異質性。因此，為了科學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水平，發揮地方政府債務的經濟效應，應更加準確地認識地方政府債務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圖2 2021年中國各省份地方政府債務情況

基于此，本文結合地方政府債務資金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實現經濟發展的經濟實踐，建立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增量債務和存量債務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二、文獻綜述

平衡地方政府債務與區域協調發展的關系需要處理好債務管理與穩定增長、協調發展的關系。然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實踐表明，地方政府債務的經濟效應存在區域異質性?；仡櫸墨I發現，這種異質性與地區經濟稟賦、地方政府行為等因素有關，影響區域協調發展。

一方面，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能夠促進地區經濟發展(Eaton，1993[4]；Afonso等，2010[5]；賈俊雪和郭慶旺，2011[6]；范劍勇和莫家偉，2014[7]；崔智星等，2021[8])。地方政府官員在對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雙重追求的驅使下，債務資金更多地用于生產性投資，加強地區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形成大量優質資產，增加全社會投資總需求，進而通過乘數效應拉動地區經濟增長，即通過資本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程宇丹和龔六堂，2014[9])。其次，地方政府債務的發行為地區營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社會資本，增加全社會的資本總供給，提振地區經濟，改善居民生活質量，吸引更多的人力資源助力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區經濟發展(Grobéty，2018[10]；刁偉濤，2017[11]；孫燁和韓哲，2019[12])。具體表現為：第一，當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爭奪同樣的資源時，通過稅收、利率以及通貨膨脹等路徑“擠出”私人投資(Cochrane，2011[13])，造成資本的錯配，抑制經濟增長。第二，債務資金使用不規范或違法違規使用也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梳理多省份專項債專項審計報告發現，專項債券資金的閑置和浪費，使得債務資金難以完全轉化為實際投資；嚴重地，個別省份出現違法違規使用債務資金用于發放工資、差旅費及購買理財或投向其他項目建設等，償債能力堪憂；還有個別地方政府為暫時緩解財政壓力或財政資金緊張等原因，采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不僅會擠占流動性抑制產出，還會提高本地區的債務負擔，拖累地區經濟發展(劉蓉和李娜，2021[14])。第三，地方政府之間處于不斷博弈的狀態(Turnovsky和Fisher，1995[15])，存在地理空間上“鄰居”間的策略互動機制，地方政府會通過觀察其他個體的行為來調整自身的政策選擇，以爭取更多的資源(秦士坤等，2021[16])。地區間“以鄰為壑”式的惡性競爭會導致區域產業結構趨同、盲目建設、重復建設，擴大區域居民收入差距。

此外，越來越多學者發現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與經濟發展水平呈非線性關系(Reinhart和Rogoff，2010[17]；Baum等，2013[18]；Brida等，2017[19]；Zhao等，2019[20])?；诘胤秸畟鶆张c區域經濟發展的復雜關系，學者們采用非線性動態模型(Eberhardt和Presbitero，2015[21])、分位數回歸法(徐長生等，2016[22])、動態面板效應模型與門檻模型相結合(呂健，2015[23]；毛捷和黃春元，2018[24]；韓健和程宇丹，2018[25])等方法，就地方政府債務與區域經濟均衡關系問題展開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債務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但這些研究只是單純印證地方政府債務與地方經濟的關系，未能論述地方政府債務與區域協調發展的關系，且未能全面考慮地方政府債務與區域經濟的非線性關系和彼此間的時空影響。而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SSPVAR)，可以描述經濟行為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相關性，將已知的線性關系和另一部分未知的半參數函數的關系納入同一個分析框架，并且脈沖響應函數能夠表現沖擊在內生變量間的時空傳導效應(陳強和葉阿忠，2009[26]；鄭萬吉和葉阿忠，2015[27]；陳叢波和葉阿忠，2021[28])，研究結果更為準確。

因此，本文的增量貢獻在于構建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將新增地方政府債務、基礎設施存量和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三者納入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中，同時考慮存量地方政府債務對于三者的影響，將地方政府債務余額作為外生變量加入該體系中。據此分析增量和存量地方政府債務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經濟效應，根據沖擊在新增地方政府債務、基礎設施存量和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之間的時空傳導效應，討論地方政府債務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最終，提出加強地方政府債務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三、數據、變量與模型選擇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指，區域間的發展差距趨于縮小，各區域之間能夠發揮資源比較優勢，積極開展區域合作，實現區域間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區域間的資源配置是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而地方政府競爭與區域市場集聚，是政府與市場層面區際資源配置機制的結果(羅富政和羅能生，2019[29])。地方政府債務資金是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支持公共物品或服務的供給，由于不同的公共物品與服務具有不同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因而產生了不同的空間溢出效果。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在支持純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時，其空間溢出是一種地理空間上的溢出，全部社會成員都能自由地使用這種公共產品和服務。當地方政府債務資金用于準公共物品和服務或私人物品的供給時，因不同的社會成員對這類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不同而產生擁擠現象，從而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空間溢出效應。所以，此時地方政府債務的空間溢出效應表現為地理上的溢出，同時也表現出了經濟主體間的溢出?；诖?，本文以地方政府債務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現實為基礎，構建“地方政府債務—基礎設施—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經濟系統，研判該經濟系統內，地方政府債務沖擊能否通過自身作用以及三者間的時空傳導效應，協調區域經濟共同發展?？紤]數據的可得性和完整性，研究選用2015—2020年的30個省份(除港澳臺和西藏)的相關數據，建立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展開實證分析。

(一)數據與變量

1.新增地方政府債務規模。

本文依據2015年實施的新《預算法》中全面放開地方政府的表內舉債權利：“經國務院批準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預算中必需的建設投資的部分資金，可以在國務院確定的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舉借債務的方式籌措”，考察2015年地方政府“自發自還”以來，地方政府債務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實證分析中，以表內債務為研究對象，即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發行的地方政府債券，包括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選取新增地方政府債務規模(lndebt)為關鍵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地方政府債券信息公開平臺。

2.基礎設施存量。

基礎設施是指為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物質工程設施，是用于保障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服務系統，屬于公共物品，通常由政府籌集資金建設。在地方財力不足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債券是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之一。統計發現，自2015年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至2020年年末，約1/4的地方政府債券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具體投資方向涉及交通、教育、水利、鄉村振興、生態、污水處理、醫療衛生、園區新區建設等，具體的分配比例見圖3。

圖3 2015—2020年地方政府債券投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分布

地方政府債務資金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主要表現為基礎設施存量的增加。研究采用Goldsmith的永續盤存法，并借鑒金戈(2012)[30]的做法計算各省份的基礎設施存量數據。計算公式為：

Kt=Kt-1(1-δt)+It

(1)

其中：Kt為第t年的基礎設施資本存量。2003年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國民經濟行業從16個變為20個，因此本文以2004年為基期，以金戈(2012)[30]計算的2004年基礎設施存量數量為基期基礎設施資本存量(1)由于金戈(2012)[30]將四川省與重慶市合并計算為四川省，筆者按照2004年兩地區固定資產投資比例將其分離，即重慶市2004年基礎設施資本存量=重慶市固定資產投資額/(重慶市固定資產投資額+四川省固定資產投資額)×金戈計算的四川省基礎設施資本存量。。It為該年的基礎設施投資，投資按不變價格計算?；A設施投資數據選用《中國統計年鑒》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與軟件業”和“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四個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并利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把基礎設施投資調整到2004年不變價。δt為資本折舊率。本文折舊率參考胡李鵬等(2016)[31]以建筑安裝工程的折舊率作為基礎設施的折舊率，為6.9%。

鑒于基礎設施為公共物品，是衡量地區公共服務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本文選用人均基礎設施存量(lnpinf)表示地區基礎設施水平，即用基礎設施資本存量數據除以地區年末人口數，人口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3.經濟發展的核算。

回顧文獻發現，學者多采用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作為度量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但近年來中國GDP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受到國際社會和學術界的質疑，普遍認為受技術和地方政府的政治壓力的影響(Movshuk，2002[32])，中國GDP估計存在數據失真、不準確的折算(價格縮減)、低估服務業和其他的錯誤與抽樣誤差(Sutton和Costanza，2002[33])等問題。因此，研究綜合考慮地方政府債券能夠完善地區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促進地區發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等財政功能，選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lnyd作為地區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4.非參數項的選擇。

考慮到地方政府實際債務負擔既與負債規模有關，也受地區經濟規模和財政收入增量的影響，內生性問題，以及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統計口徑復雜、債務分散、數據敏感等問題(王韌等，2021[34])，研究將負債率debt_gdp(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地區國民生產總值)作為非參數項，首先驗證負債率是否與經濟變量呈非線性關系。

(1)空間相關性檢驗。由于研究考慮地方政府債務在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需要對變量進行空間相關性檢驗。研究采用Moran’s Ⅰ檢驗。采用空間鄰接矩陣Wd來計算相關變量的空間自相關Moran’s Ⅰ指數：

表1為各變量2015—2020年的Moran’s Ⅰ指數。由此可知，lndebt、lnpinf、lnyd和debt_gdp在多數年份存在空間相關性，可以建立空間計量模型。

表1 2015—2020年各變量Moran空間相關性檢驗結果

(2)非參數項的確定。實際經濟問題中，經濟系統各變量之間不僅僅存在線性關系，還存在大量非線性關系。因此，本研究在實證分析中，分別建立一般參數空間滯后模型(2)和半參數空間滯后模型(3)，考察負債率是否與人均基礎設施存量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呈非線性關系。其中，半參數空間滯后模型在模型中進行非參數處理，將空間個體屬性的非線性作用納入考慮范疇，且模型可以通過非線性函數G(·)的偏導數，直觀反映出地方債務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關系。

yit=αi+ρWyit+βlndebtit+αi+μit

(2)

yit=αi+ρWyit+β1Xit+θ1Wlndebtit+G(debt_gdpit)+μit

(3)

其中：yit代表被解釋變量，在此模型中分別為lnyd和lnpinf；lndebtit為解釋變量；W為空間鄰接矩陣；ρ為反映地區經濟空間溢出效應的空間系數；G(·)是未知函數；αi為反映地區經濟增長個體行為的固定效應參數；μit為服從N(0，δ2)的隨機擾動。

回歸結果見表2?？梢钥吹?，一般參數模型中，只有回歸(1)的個體固定效應模型中負債率的系數顯著，其余均不顯著；而ρ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地方政府債務的經濟效應具有一定的空間溢出性。在半參數個體固定效應面板滯后模型中，回歸(2)中ρ在1%的水平上顯著，回歸(1)中ρ卻不顯著。結合圖4，兩組導數值均在零附近上下波動，說明負債率與人均基礎設施存量(lnpinf)和人均可支配收入(lnyd)均呈現非線性關系，且非參數函數導數的散點圖反映出地方政府債務的發行對不同地區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響力度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有理由選擇負債率作為非參數項。

表2 非參數項的確定回歸結果

圖4 ?lnyd/?debt_gdp估計值散點圖(左)、?lnpinf/?debt_gdp估計值散點圖(右)

(二)基本模型

為防止發生偽回歸，進行模型分析前，先對相關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采用LLC檢驗發現新增地方政府債務、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負債率均為平穩序列，人均基礎設施存量為一階平穩序列。此外，為了更好地說明變量間在統計上的相關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發現新增地方政府債務、人均基礎設施存量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互為因果關系，而負債率對新增地方政府債務、人均基礎設施存量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響是單向的。(2)受篇幅限制，平穩性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不在文中列示?；诘胤秸略鰝鶆?、人均基礎設施存量、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負債率四者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影響的關系，建立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來研究其時間及空間上的脈沖響應關系。該模型不僅可以研究各省域區域地方政府債務發行帶來的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的時空變化，同時也能夠表現地方政府債務增量和存量的不同影響，分析地方政府債務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模型設定如式(4)：

(4)

四、實證結果

由于三個解釋變量均為內生變量，研究采用GMM方法進行估計，通過對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回歸結果的分析及時空脈沖響應分析得到地方政府債務增量和存量對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各省域區域間的相互影響。

(一)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回歸結果見表3。第一，時間滯后一期的新增地方政府債務對當期新增地方政府債務和人均基礎設施存量的時間效應為負，即小幅度的抑制，而對當期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時間效應為0.040 5，表現為微弱地促進當期經濟增長；空間滯后一期的新增地方政府債務對當期新增地方政府債務、人均基礎設施存量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間效應均為正向，即鄰近省份的新增地方政府債務能夠刺激本地當期舉債規模的擴大、人均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第二，時間滯后一期的人均基礎設施存量對當期新增地方政府債務的時間效應為正，對當期人均基礎設施存量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時間效應為負；而空間滯后一期的人均基礎設施存量對當期新增地方政府債務、人均基礎設施存量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間效應均為正。這說明基礎設施建設能夠促進鄰近省域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經濟發展，卻會抑制本地的發展。第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能夠在時間和空間上促進本地和鄰近省域舉債及基礎設施建設，卻會在一段時間內抑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綜上，地方政府發債用于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提高居民收入，也能帶動相鄰地區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但可能產生盲目建設、重復建設，爭奪稅源、產業結構趨同等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如各地區在興辦各類開發區過程的競爭等。同時，發債較多的發達省份之間相互競爭、促進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則會進一步拉大與欠發達省份之間的差距，與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背道而馳。

表3 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回歸結果

(二)負債率對各內生變量的導數圖分析

此外，地方政府債務存量的影響也不容忽略。圖5為負債率對新增地方政府債務(左)、人均基礎設施存量(中)、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右)導數圖，可以看到導數圖中每個點為各樣本觀測值所對應的系數估計值，三張導數圖中估計值的點在總體上均呈現較為光滑的變動趨勢。

圖5 負債率對新增地方政府債務(左)、人均基礎設施存量(中)、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右)導數圖

從新增地方政府債務的導數圖(左)看，在低負債率地區，新增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會有所增長。而當地區負債率達到0.38左右，便會開始控制舉債規模，以確保債務風險可控；從人均基礎設施存量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導數圖看，負債率對兩者的影響幾乎相同，呈現起伏波動的態勢，會對區域協調發展造成影響。從導數圖看，當負債率低于0.18時，會抑制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這是由于基礎設施為一種公共物品，建設資金多來自公共部門，但政府財政難以支撐，需要政府債務資金承擔責任予以支持。當債務規模較小時，不能夠滿足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不利于經濟增長。當負債率處于0.18～0.32的水平時，會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此時，地方政府債務充分發揮其財政投融資功能，籌集資金支持地方建設，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暢通經濟循環。然而，當負債率再次增加，又會再一次抑制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增長，這與地方政府債券的投資方向有關，地方政府債券主要投資于生產性基礎設施，容易造成地區內產業結構失衡，不利于經濟發展。而當負債率為0.35～0.45間時，又會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能是因為基礎設施工程建設周期長，耗資巨大，當投入達到一定水平方能顯出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并帶動基礎設施存量的進一步提高。當負債率超過0.45，則會再一次抑制經濟發展，這可能是因為地區債務水平已超過經濟承載能力，償債壓力過大反而不利于經濟發展。

基于導數圖的分析，有必要分別考慮各省份負債率的情況，2020年各省份負債率情況見圖6?？梢钥吹?，廣東的負債率較低，處于對基礎設施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影響中性的水平，這可能是因為廣東的經濟發展增長源較多，地方政府經濟實力較強，未來可以考慮繼續加大本地區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助力經濟發展。負債率為0.18～0.32的有山西、安徽等16個省份，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這些地區的債務存量規模在地區經濟承載范圍內，且地方政府債務增量規模也在逐年增加，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處于全國中等水平。而天津、內蒙古、貴州和青海四個省份負債率較高，在債務資金支持下短暫的發展過后面臨著巨大的償債壓力，經濟發展的可持續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東北地區和西北各省份的負債率則處于相對危險的0.35～0.45區間，地方政府債務舉債困難，存量債務尚可在一定程度促進經濟發展，但較高的債務率又即將面臨違約風險，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地區。由此可見，地方政府債務在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在影響著區域協調發展。

圖6 2020年年末各省份負債率情況

(三)時空脈沖響應分析

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的另一個優點在于可以根據脈沖響應分析評估地方政府債務的區域響應差異，進而找到地方政府債務加劇區域發展不協調的原因。脈沖響應函數描述一個內生變量對誤差沖擊的反映，即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后對內生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的影響，由此來判斷變量間的時滯關系。本模型中，沖擊源除了內生變量外，沖擊發生在不同橫截面地區也會導致不同的沖擊效果，因為從某省域區域發生的沖擊會產生空間溢出效應影響到其他省域，不同省域發生的沖擊及空間溢出效應均存在差異。本研究涉及30個截面，共有90個沖擊源，從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沖擊源分析，如天津(圖7)、江蘇(圖8)和貴州(圖9)，觀察對比債務沖擊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脈沖響應。

天津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京津冀經濟帶建設的主要城市之一。受經濟結構優化、動能轉換的影響，近年來天津的GDP增速有所下降，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多次出現負增長，而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有所上升，2020年年末天津負債率達45.21%，是典型的債務水平高卻面臨經濟下行的直轄市，研究天津舉債情況對本地區和鄰近省份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圖7為天津lndebt對其鄰近的北京、河北、內蒙古的沖擊響應圖。其中，圖7.1中天津lndebt的變動對自身lndebt的影響剛開始有0.105 6的響應，這種正向響應急劇減小至-0.044 4，隨后有個減半的正向沖擊，再減弱，循環兩次后收斂至穩定；北京和河北對于該沖擊的lndebt響應與天津呈現完全相反的態勢；河北的lndebt響應弱于北京，均在第六期趨于平穩；內蒙古lndebt的響應較為微弱。圖7.2中天津lndebt的變動對自身lnpinf的影響剛開始有0.046 5的響應，這種正向響應急劇減小趨于零，在第二期至第三期有一個正向沖擊，再減弱，循環后在第十期開始基本收斂趨向于零；北京的lnpinf響應在第二期達到0.029 7，隨后這種正向響應急劇減小至-0.009 2，循環四次后趨于平穩；河北的lnpinf響應在第二期達到峰值0.008 5后開始收斂；內蒙古lndebt的響應較為微弱。圖7.3中天津lndebt的變動對自身lnyd的影響剛開始有0.047 3的響應，這種正向響應急劇減小至-0.001 6，隨后有個減弱為0.007 8的正向循環兩次后開始逐漸收斂；北京的lnyd響應在第二期達到峰值，隨后衰減，循環四次后趨于穩定，河北的lnyd響應也是在第二期達到峰值后逐漸減弱，在第六期開始收斂至零；內蒙古lndebt的響應較為微弱?？傮w上，天津政府的發債行為會對本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正向影響較弱，結合天津較高水平的負債率可以認為，天津地方政府債務資金使用可能存在不合規或投向不合理等問題，與《關于天津市2020年市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指出的某區挪用市財政專項資金3億元用于化解企業債務相吻合；(3)天津市審計局：《關于天津市2020年市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2021年8月26日。天津發債對于北京和河北的正向影響與京津冀一體化的政策落實有關，區域政策尚未涵蓋內蒙古，因此對其影響可忽略不計，加大了內蒙古與北京等地的經濟差距。由此可見，地方政府債務資金投向受區域發展政策影響助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也可能擴大區域間的經濟差距。

圖7.1 沖擊源：天津lndebt——響應：lndebt

圖7.2 沖擊源：天津lndebt——響應：lnpinf

圖7.3 沖擊源：天津lndebt——響應：lnyd

江蘇是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最大的省份，但因其財政實力強，財政收入對政府債務的覆蓋程度相對較好，負債率處于全國較低水平，債務風險總體可控。江蘇龐大的舉債規模對本地區經濟和周圍地區經濟發展均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圖8為江蘇lndebt對其鄰近的上海、浙江和北方沿海省份山東的沖擊響應圖。其中，圖8.1中江蘇lndebt的變動對自身lndebt的影響剛開始有0.105 6的響應，這種正向響應急劇減小至-0.044 4，隨后有個減半的正向沖擊，再減弱，循環兩次后在第六期開始趨向于零；上海和山東的lndebt響應與江蘇省呈現完全相反的態勢；浙江的lndebt響應在第二期達到峰頂0.015 9，而后正向響應逐漸減弱緩慢趨于平穩。圖8.2中江蘇lndebt的變動對自身lnpinf的影響剛開始有0.046 5的響應，這種正向響應急劇減小趨于零，在第二期至第三期有一個0.008 1的正向沖擊，之后正向相應逐漸減弱，在第十期開始基本收斂趨向于零；上海和山東的影響路徑相同，由正向響應變為負向響應，循環兩次后，由正向相應逐漸減弱至收斂為零；浙江的lnpinf響應在第二期達到峰值，而后正向響應逐漸減弱緩慢趨于平穩。圖8.3中江蘇lndebt的變動對自身lnyd的影響剛開始有0.047 3的響應，這種正向響應急劇減小至-0.000 34，隨后經歷兩次正向的升降波動后逐漸趨于平穩；上海和山東的響應路徑基本相同，在正向響應范圍內起伏性減弱，在第七期開始基本收斂，上海的響應程度要強于山東；浙江lnyd響應在第二期達到峰值后逐漸減弱，又在第五期短暫的回升后趨于平穩?？傮w上，江蘇的發債帶動了本省和鄰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這與江蘇基礎設施完善、財政實力雄厚，經濟輻射能力強有關。因此，在制定區域協調發展政策時應盡量考慮選取經濟輻射能力強的城市作為中心城市開展區域經濟建設。

圖8.1 沖擊源：江蘇lndebt——響應：lndebt

圖8.2 沖擊源：江蘇lndebt——響應：lnpinf

圖8.3 沖擊源：江蘇lndebt——響應：lnyd

近年來，貴州省奉行舉債—投資—發展的基建路徑，實現了經濟的較快發展，但投資式發展也使得貴州省面臨高額債務問題，是舉債規模與經濟承載能力不相符的典型，其舉債行為對本地區和鄰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生活水平均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圖9為貴州lndebt對其鄰近的四川、云南和廣東的沖擊響應圖。其中，圖9.1中貴州lndebt的變動對自身lndebt的影響剛開始有0.105 6的響應，這種正向響應急劇減小至-0.044 4，伴隨著輕微的波動，在第七期開始趨于平穩；云南和四川的lndebt響應始終保持正向，與貴州呈現完全相反的態勢，而后逐漸趨于平穩；廣東省的lndebt響應也始終為正，在第三期達到峰頂0.006 4后逐漸減弱至第六期趨于平穩。圖9.2中貴州lndebt的變動對自身lnpinf的影響剛開始有0.046 5的響應，這種正向響應急劇減小趨于零，伴隨著輕微的波動，在第六期開始趨于平穩；云南和四川的影響路徑相同，由正向響應變為趨于零，循環兩次后，由正向響應逐漸減弱至收斂為零，需要注意云南的響應強度強于四川；廣東的lnpinf響應在第三期達到峰值后逐漸趨于平穩。圖9.3中貴州lndebt的變動對自身lnyd的影響剛開始有0.047 3的響應，這種正向響應快速減弱為-0.005 8，隨后經歷兩次正向減弱的波動后逐漸趨于平穩；云南的lnyd響應在第二期達到峰值后逐漸減弱，循環一次后逐漸趨于平穩，廣東和四川的lnyd響應趨勢相同，正向響應后逐漸收斂?？傮w上，貴州發債對本地區及鄰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收入水平存在一個短期的正向影響，這與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經濟效應長期顯現的特征不符，這是因為貴州內多地違規將專項債券資金12.41億元用于非債券項目建設，94.53%的債券到位資金由于項目調整、推進緩慢等超過8個月未投入項目建設，(4)貴州省審計廳：《貴州省人民政府關于2020年度省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2021年8月24日。未能有效發揮債務資金的使用效益，也抑制了其帶動鄰近地區發展的經濟效用，繼續拉大了與發達地區的經濟差距。

圖9.1 沖擊源：貴州lndebt——響應：lndebt

圖9.2 沖擊源：貴州lndebt——響應：lnpinf

圖9.3 沖擊源：貴州lndebt——響應：lnyd

綜合三組時空脈沖響應關系可以發現，不同沖擊的時間滯后和空間滯后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存在不同的時間或空間的滯后影響。第一，本地區對新增地方政府債務的響應與其他地區相反，本地區和鄰近地區面對某地區舉債的沖擊，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收入水平的響應基本為正向，這種響應均會隨著時間的延長和空間距離的增大而逐漸減弱，最終趨于零。說明地方政府舉債不僅會影響本地區，還會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影響鄰近地區，且影響效果不同。第二，結合天津、江蘇和貴州各自的發債情況及其經濟輻射作用，地方政府債務的經濟效應存在明顯的區域特征，經濟越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債務的使用相對規范，經濟效應越強，而經濟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債務資金使用不規范，甚至存在明顯的違規違法使用，抑制了地方政府債務的經濟效應。區域間地方政府債務經濟效應差異的加大，加之省域地區間舉債的經濟效應相互交織，形成了新的區域間和區域內經濟空間布局，加大了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難度。

五、進一步分析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包括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兩個維度。地方政府債務不僅會影響地區經濟發展速度，也會對經濟發展質量產生一定影響。因此，研究展開進一步分析，就地方政府債務對區域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是否均衡展開研究。研究更換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別選用衡量單位總投入的總產出的效率指標全要素生產率TFP和表示地區產業結構的指標(第二產業增加值/GDP)industry。分別建立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模型回歸結果見表4和圖10。

表4 經濟發展質量半參數空間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回歸結果

圖10 負債率對全要素生產率TFP(左)、產業結構industry(右)導數圖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到：第一，時間滯后一期和空間滯后一期的新增地方政府債務對當期經濟增長質量的時間效應和空間效應均為正，即促進經濟增長質量和提高鄰近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第二，經濟發展質量能夠在時間和空間上促進本地和鄰近省域舉債及基礎設施建設，卻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發展，由此影響區域協調發展。第三，經濟發展質量的兩個導數圖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導數圖相似，說明負債率對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基本相同。也就是說，增量和存量地方政府債務均會影響區域協調發展。

再對比天津、江蘇和貴州的lndebt沖擊對其自身和鄰近地區的TFP和industry響應圖，可以發現，經濟發展質量指標和居民生活水平指標對同一沖擊的響應是不同的。

綜合圖11、圖12和圖13時空脈沖響應關系可以發現，不同沖擊的時間滯后和空間滯后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存在不同的時間或空間的滯后影響。第一，三個省份自身全要素生產率TFP響應趨勢基本相同，均為0.127的初始響應，快速下降后短暫回升，然后逐漸減弱并緩慢地趨于平穩；自身產業結構industry響應趨勢也基本相同，均為0.0545的初始響應，快速下降后短暫回升，然后逐漸減弱并緩慢地趨于平穩。第二，鄰近地區面對某地區舉債的沖擊，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響應基本為正向，這種響應均會隨著時間的延長和空間距離的增大而逐漸減弱，最終趨于零。然而，西部省份的響應要弱于中部東部地區。第三，發生lndebt沖擊時，三個省份鄰近省域的全要素生產率TFP響應均為正向，且在第二期至第四期處于較高水平，而后與沖擊源地區一起緩慢地趨于平穩，而鄰近地區的industry響應比TFP響應更為敏感。綜上，面對lndebt沖擊，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響應存在差異，在分配地方政府債務限額時，應充分考慮地區差異。

圖11 沖擊源：天津lndebt——響應：TFP(左)，industry(右)

圖12 沖擊源：江蘇lndebt——響應：TFP(左)，industry(右)

圖13 沖擊源：貴州lndebt——響應：TFP(左)，industry(右)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當前中國地方政府大力舉債發展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極化現象并存的事實出發，結合新增地方政府債務、基礎設施存量和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三者間的經濟關系，將其納入分析框架，并引入地方政府債務余額作為外生變量，構建一個簡略、完整的經濟系統，就地方政府債務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展開研究。實證分析發現：第一，無論是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還是存量地方政府債務，均會影響本地區和鄰近地區的基礎設施存量水平、經濟發展質量和居民收入水平，且地方政府間的惡性競爭、違規使用債務資金等現象，會導致地方政府債務經濟效應的時空異質性。第二，面對某地區的舉債沖擊，其鄰近地區會采取不同的舉債行為，基礎設施存量水平、經濟發展質量和居民生活水平也都會產生不同的響應，響應具有不確定性，最終都會逐漸趨于平穩。第三，地方政府債務的經濟效應存在區域間差異，如江蘇省地方政府債務的經濟效應和輻射能力均強于貴州省?？梢?，地方政府債務時空分布和沖擊在新增地方政府債務、基礎設施存量和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之間的時空傳導效應的共同作用下，區域經濟未能實現彼此協同促進、共同發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任重而道遠?；诖?，我們提出以下完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第一，改革地方政府債券發行額度分配制度，增加區域發展系數因素，治理因債務資金使用而進一步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極化的現象，不斷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目標。在財政部現行新增地方政府債券額度分配公式中，增加區域發展系數因素，在全國整體債務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適度增加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的發債額度，加強債務資金使用績效管理，強化審計、整改監督和違規處罰力度，再配合國債轉貸、轉移支付等政策工具，治理因債務資金使用而導致的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狀況，推動新時代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第二，運用地方政府債券資金支持國家重點區域發展戰略，推動區域合作上新臺階，抑制區域惡性競爭。在“十四五”期間，我國將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重點區域發展戰略，在地方政府債券資金安排中，可重點安排上述領域中的區域合作項目，推動區域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產業園區建設等合作項目健康發展，形成區域中經濟社會關系密切的都市圈、城市群，發揮各個區域的資源優勢，促進區域間相互協調、配合，產生合力，共同發展，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等重點區域，能夠引領全國區域發展，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推動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實現合作共贏的目標。在地方政府債券管理中，設置資金用于重點區域合作項目的比例等考核指標，并將其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貢獻，納入項目績效評價范圍。同時，推動區域合作的制度、法律建設，為債務資金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持續支持。從而以推動區域合作方式盡可能壓縮爭奪稅源、盲目建設、重復建設、產業結構趨同、互挖人才等區域惡性競爭現象存在的空間。

第三，化解存量債務，警惕區域性地區的債務風險。一方面，西部和東北地區有些省份債務風險較高，有些省份在2016年就已突破了財政部劃定的債務率100%的紅線。對這類地區需要加強債務風險監測與指導，通過增加中央及省級轉移支付、處置部分國有資產、債務調整等方式，降低債務率水平，緩解近期還本付息的壓力，保持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防止出現區域性債務風險。對已出現的個別城市財政重整的案例高度關注，發揮其警示效應。另一方面，江蘇、廣東、浙江等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債務存量規模大，因地方財政財力雄厚，因而地方政府負債率、債務率水平較低，都在安全線以內，但也不能認為高枕無憂。地方政府債券目前期限最長的可達30年，近年來各地區專項債券發行的期限逐步在拉長。有些20、30年期的債券項目，采取前19年或29年付息，最后一年還本的方式，未來潛在的風險較大?，F在財政經濟狀況較好的地區，并不意味著20、30年后財政經濟狀況依然良好，能保證債券按期還本付息。需要在發債資料審核、發債限額分配等方面，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