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價值邏輯、現實表征及推進策略

王丹

摘 要 職業教育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高職教育國際化具有提升高職教育辦學質量、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打造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品牌、助推實現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的價值內涵。當前，高職教育國際化呈現出“理念提升、備受關注”“內涵加深、身份轉變”“專業廣泛、產業引領”“沿?；钴S、內陸緩慢”等發展特征。在現代化征程中，學歷層次差異是影響高職教育國際化內涵發展的原生性因素，疫情創傷和世界變局是阻礙高職教育國際化進程的次生性因素，“援外”政策導向是影響高職教育國際化平衡發展的派生性因素，致使高職教育國際化陷入困境?；谠盒１疚?，從構建院校國際化內部治理體系、對標國際標準拓寬現代化發展空間、將開放辦學納入現代化軌道等維度架構高職教育國際化推進策略，以期用“國際化”手段實現“現代化”目標，助力推進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進程。

關鍵詞 高職教育；國際化；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 G71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3）07-0018-08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盵1]習近平總書記對于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與內涵的深刻闡述，為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指明了方向。職業教育作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內生力量，應利用當前條件、調動教育要素，基于以人民為中心、共同富裕、高質量發展及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目標，實現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從近年來國家頒布的各類教育法規文件和職業教育發展實踐來看，國際化作為一個重要教育要素，已經成為實現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道路中的風向標和先手棋。尤其在經濟全球化和“一帶一路”倡議不斷走向深入的時代背景下，高職教育國際化對院校自身的改革功能、對經濟發展的服務功能以及對中外人文交流的促進功能均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時，其也成為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服務新時代國家戰略、實現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的內在需求。

一、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高職教育國際化的價值邏輯

在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中，高職教育國際化具有基于時代特色和自身辦學屬性的價值邏輯。

（一）國際化是實現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外驅動力

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提高社會適應性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理想追求。我國職業教育已從層次教育走向類型教育、從政府主導走向多元參與、從規模擴張走向內涵發展的快車道，優化教育類型特色、健全人才培養體系、升級產教融合效能、暢通人才成長渠道是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的內涵式發展要求。在加快推動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中，高職教育暴露出一些與辦學基礎、傳統辦學定位、現實條件、內外部環境之間的矛盾和問題，迫切需要借助外力改革和創新，以全球化的改革視野和國際化的發展思維推進高職教育提質增效和內涵升級。國際化成為豐富高等職業教育理念，探索和實現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的外驅動力。

（二）國際化是提升高等職業教育辦學質量和水平的內驅動能

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是以適應性技術技能人才供給，實現社會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現代化，故人才培養質量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義。我國職業教育仍然存在教育教學質量薄弱、適應性不強的問題，因應“提質增效”目標，高職教育亟需將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的技術技能人才作為育人目標?！皣H化是一項注入新的生機、打破已有平衡、在求同存異中重新達到平衡的系統化過程，有利于激發學校的辦學活力。不同思想和信仰、不同思維和行為方式、不同文化和制度習慣間的碰撞與摩擦，催生的正是對人才培養模式反思后的重構和創新?！盵2]通過資源引進融合、交流互鑒等國際化過程，有利于更清晰地認識自身教育優勢和不足、拓展院校辦學視野、促進國際化師資培養、推動教育教學改革，進而提升高職教育的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水平。因此，國際化成為高職院校改革發展、提升教育教學質量的內驅動能。

（三）國際化是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賦能機制

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是追求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2022年新修訂施行的《職業教育法》明確規定，建立具有適應性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同時也鼓勵職業教育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通過對世界先進職業教育模式、教育體系、國際化發展進程進行總結和比較，進而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開展中外合作辦學等國際教育模式，加強對國際優質職業教育資源的引入及其在當前時代條件下的本土化適用，為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國際先進水平的職業教育體系提供動力[3]。與此同時，近年來高職院校與企業攜手已經成為中國職業教育服務國家產能“走出去”的有效路徑，是校企深度合作的升級模式和職業教育服務國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有利舉措，為高職教育完善產教融合辦學體制、創新校企合作辦學機制，加快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積累了實踐經驗?？梢?，“引進來”和“走出去”等各類國際化實踐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實現其高質量發展提供了賦能機制。

（四）國際化是打造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品牌的戰略選擇

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是以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現代化，參與全球職業教育治理、打造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品牌已成為我國職業教育新時代發展的應有之義。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通過提升中外合作辦學水平、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臺、推動職業教育走出去等打造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品牌的目標定位?！耙粠б宦贰崩^續走深走實，為具有鮮明產教結合屬性的高職教育國際合作交流提供了有利契機和良好條件，職業教育“走出去”已經成為當前高等職業院校國際化的顯著特征和發展趨勢。伴隨高職院校專業標準、課程標準、教學資源、辦學經驗向“一帶一路”沿線輸出，中國高職教育不斷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參與全球職業教育治理，國際化已成為服務國家對外開放戰略、打造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品牌、提升中國高職教育國際影響力的戰略選擇。

二、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進程中高職教育國際化的現實表征

（一）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現狀

近年來，高職教育國際化在發展理念、發展內涵、專業范圍、地域態勢方面均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特點。

1.總體發展：倍受關注、全面提升

高職教育國際化對院校自身的改革發展功能和對經濟貿易的服務功能備受重視，各界對職業教育國際化的關注日益密切，認識和理念明顯提升。

在國家層面，2016-2022年間，有六個法律、政策性文件對職業教育國際化加以明確規定，具體包括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2016）、教育部印發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2016）、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2019）、教育部等八部門印發的《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2020）、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2021）、新修訂施行的《職業教育法》（2022）等。各文件均對職業教育國際化給予了高度重視，如《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提出，鼓勵中國優質職業教育配合高鐵、電信運營等行業企業走出去，探索開展多種形式的境外合作辦學，培養當地急需的各類“一帶一路”建設者；《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提出，在職業教育領域通過借鑒“雙元制”等辦學模式、引進國外優質職業教育資源、職業院校與企業攜手參與國際產能合作、打造國際技能品牌賽事、教學創新團隊境外培訓等途徑提升職業教育國際化水平；《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加強與國際高水平職業教育機構和組織合作，積極打造一批高水平國際化職業學校，推出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專業標準、課程標準、教學資源；新修訂施行的《職業教育法》更是以立法形式將職業教育國際化納入法定軌道，鼓勵職業教育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這是有史以來國家對職業教育國際化考慮最為深入、設計最為前瞻、指導最為全面的時期，彰顯著國家層面職業教育國際化理念的全面提升。2022年8月，我國政府首次主辦的國際性職業教育會議——首屆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體現了我國對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高度重視，習近平主席向大會所致賀信指出，支持中外職業教育交流合作，加強互學互鑒、共建共享，為深化職業教育國際化增添了信心和動力。

在社會層面，行業企業開始重視聯合高職院校共同開展境外辦學、標準輸出、產學合作等，形成產業和教育“攜手出?！惫餐w，如中國有色礦業集團自2015年與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等10所職業院校在非洲建立職業技術學院、推動教學標準“走出去”；高斯圖文（中國）攜手上海出版印刷高等?？茖W校在斯里蘭卡建立“絲路書香中國”培訓基地、在納米比亞建立“南亞畢昇”傳播基地，輸出教學資源庫標準和“一帶一路”出版印刷專業培訓教材，校企聯合開展境外辦學為當地培養本土技術技能人才。

在院校層面，高職院校出于提升自身內涵建設、實現特色發展的需求，尤其是國家骨干高職院校和“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已經把國際化上升為學校的發展戰略，各院校有意識、有戰略、有計劃地設計和開展國際化工作?！霸絹碓蕉嗟母呗氃盒Ｒ褜H交流合作從單純的外事活動提升到戰略高度層面，成為學校整體發展規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盵4]“‘理念層面的國際化在我國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中已經受到普遍重視?！盵5]當國際化被高職院校融入其發展理念、提升到戰略高度后，其國際化事業將很快進入高位階發展進程。

2.內涵發展：程度加深、身份轉變

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合作交流的內涵發生變化，專業化程度有了較高層次的提升。一方面，高職院校的國際化活動從之前的公務出國、外事接待、簽署合作備忘錄等“服務型外事”越來越多地向促進教學、科研、人才培養等專業合作互動的“發展型外事”轉變。以中外合作辦學為例，作為目前輻射范圍最廣、合作程度最深、促進國際化人才培養最有效的國際合作形式之一，根據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全國經審批機關批準設立或舉辦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計2489個，其中，全國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共計997個，占全國高等學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總數的40.6%，比2020年2月的937個增長了60個，兩年內的增長率為6.4%，見圖1。另一方面，高職院校國際化合作模式已從傳統“引進來、走出去”的常規模式（引進國外教育資源和派遣師生出國進修）探索，發展成通過境外辦學、留學生培養等方式將本土教育資源向境外輸出的“援外型”模式，實現中國高職教育由資源需求方向資源供給方的身份轉變。諸多高職院校，尤其是地處沿海、邊境等地緣優勢明顯的高職院校已經成功開展了大規模留學生培養和境外辦學。2018年，高職院校全日制來華留學規模達1.7萬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為招收留學生的主要生源地和境外辦學的主要集聚地，595個專業教學標準落地國（境）外[6]。

3.專業發展：覆蓋廣泛、產業引領

高職院校專業所依托的產業背景是其國際化發展程度的晴雨表，服務于不同經濟領域的學科專業，其國際化發展程度也不盡相同，全國高職院校國際化總體呈現合作專業全面開花、與當地產業緊密呼應的局面。一是在中外合作辦學領域，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數據統計的全國997個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所涉及的專業中，管理和經濟類、工學類、藝術類占比前三強，分別為45.7%、34%、7.5%，見圖2。二是在留學生培養領域，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發布的《CEAIE2021年度職業院校國際化發展報告——專業建設國際化現狀分析》中對全國88所院校118個專業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電子信息、財經商貿、裝備制造、土木工程等專業在招收學歷留學生方面最具有優勢，見圖3。這些專業所服務的行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建設領域有緊俏的市場需求，國際合作渠道和合作資源更為豐富和便利，國際化發展也更為活躍和快速。三是在境外辦學領域，根據《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相關數據，“一帶一路”沿線需求旺盛、辦學基礎和技術性比較強的專業在“走出去”辦學方面更具有優勢，“數量規模排在前幾位的專業是物流管理、汽車檢測與維修技術、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會計等。這些專業屬于高職類的傳統專業，傳統專業建設比較成熟，易于‘走出去”[7]。

4.地域發展：沿?；钴S、內陸緩慢

受地域、經濟、觀念、文化、政策、經費、合作資源等因素影響，地處東南沿海、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的省份，其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活躍而迅速，而中西部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發展程度相對較低，高職教育國際化呈現出長三角、珠三角、渤海灣等沿海地區活躍，中西部地區低平的分布態勢?！拔覈呗氃盒H合作正在呈現發達地區引領、欠發達地區突破、沿邊地區突顯地緣優勢的格局?！盵9]對教育部涉外監管信息網上全國中外合作辦學數據信息分析發現：長三角、珠三角、渤海灣等沿海高職院校的合作辦學數量比較多、規模比較大、效果比較明顯，如江蘇、山東、浙江、河北、上海的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數量占據大陸31個省份的前5強，前5強的總量占全國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50%以上，而地處中西部的省份，如西藏、青海、寧夏三省至今還沒有一所高職院校具有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或機構，甘肅省僅有一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且為2020年新設立的項目，見表1?！陡叩嚷殬I教育質量年度報告2019》公布的“中國職業院校世界競爭力50強”中，江蘇、浙江、山東、廣東位居前4強，其中，僅江蘇（19個）和浙江（6個）兩省就包攬“中國職業院校世界競爭力50強”的半壁江山，見表2?！?0強”中有一半高職院校為國家示范性和骨干高職院校，有37個（占比74%）高職院校為教育部支持的“雙高計劃”高職院校，見表2。這些院校受地域優勢帶來的開放條件的影響，其省級規劃和指導到位，有較完善的政策和資金支撐，國際化得到較高程度的發展。

（二）高職教育國際化現實困境

在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進程中，高職教育國際化因受學歷層次、疫情創傷、世界變局及政策導向等因素影響，面臨一定的現實困境。

1.學歷層次差異是影響高職教育國際化內涵發展的原生性因素

2022年新修訂施行的《職業教育法》在立法層面確立了職業教育的類型定位。長期以來，受辦學層次限制，高職教育的生源水平、師資基礎、財政能力、對外吸引力等原生基礎薄弱，其國際化內涵發展受到一定制約。第一，高職院校辦學多為地方財政支持建設，外部資源和政策支持相對不足，開展國際化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會消耗學校自身辦學經費和成本，導致部分高職院校對于配合國家戰略推進留學生培養、境外辦學等國際化交流工作的動力不足，其國際合作的空間和能力也隨之受限。第二，高職院校在高考錄取批次中順序相對靠后，生源質量總體水平比本科院校低，學生的知識基礎、外語水平、學習積極性以及學習能力不盡理想，影響高職院校國際化辦學的實施效果。比如，中外合作辦學專業的課程數量相對普通專業的課程數量較多，對于學習能力相對較弱的高職院校學生來說更是難上加難，無形中降低了合作辦學的效果和效能。第三，高職院校在辦學過程中，因為自身學歷層次不高、國際化辦學意識不強、師資國際化水平和對外交流水平不高等因素影響，與海外較高水平應用技術大學無法進行有效對接?！案鶕娫捲L談，近70%院校都提及由于缺乏相關政策的支持，例如院校缺乏激勵教師參與國際項目的措施等，很多項目難以開展和推進?！盵10]高職院校的辦學層次使其對國際合作伙伴、高水平國際師資、國際學生的吸引力也較為薄弱。

2.疫情創傷和世界變局是阻礙高職教育國際化進程的次生性因素

當今世界正處于“新冠疫情創傷持續”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交織的歷史洪流中，職業教育對外開放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以教育要素跨境流動為主要特征的高職教育國際化遭遇嚴重的沖擊和阻力。一是三年疫情給教育國際合作交流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影響。疫情期間人員無法國際流動，加上長期居家辦公，合作伙伴關系受到重大影響。國際學生的流動遭到嚴重限制，許多靠國際招生為主的海外院校缺乏利益驅動和財政支持而出現無力經營甚至倒閉的情況。疫情創傷恢復和秩序重建成為教育國際合作交流面臨的重大挑戰。二是世界經濟和政治變局為教育國際化帶來了沖擊和阻礙。疫情使得全球經濟總體成下行趨勢，為已經遭受疫情重創的教育國際合作交流增添了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給高職教育國際化帶來巨大困境和挑戰。

3.“援外”政策導向是影響高職教育國際化平衡發展的派生性因素

當前，高職教育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重“援外”、輕“內功”，“影響力打造”有余、“自身能力建設”不足的“虛高”、失衡局面。在各類職業教育國際化研討會和論壇中發現，“標準輸出”“境外辦學”“打造職業教育中國品牌”成為最熱門的議題。各高職院校急切追求“援外”指標，境外辦學數量和輸出辦學標準數量成為當今高職院校之間競相追趕、攀比國際化水平的競爭指標。對各高職院校官網公布的《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報》中“國際合作”情況進行分析發現，有不少高職院校雖未曾開辦過中外合作項目，卻急于開展專業標準和課程標準的境外輸出，另有一些院校不從自身尋找國際化受阻之原因，而是把“找不到境外輸出對象、服務對象”作為國際化發展遇到的最大瓶頸。

形成當前局面的原因，一是部分高職院校對自身國際化戰略規劃和頂層設計不足，發展目標模糊不清，導致國際化工作盲目趨從的現象。二是很多“資源引進”型國際化活動，如中外合作辦學具有專業性強、程序復雜、準入高、獲批難等特點，嚴格的程序將很多高職院校拒在中外合作辦學的門外。三是國家對職業教育國際化作了過多“輸出”“援外”方向的激勵和導向。在國家出臺的發展各類職業教育對外開放政策中，“配合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產能合作”是較為密集的關鍵詞。如《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報2020》中對國際合作設置的7個考察指標中就有5個“輸出”“援外”型指標①，相比而言，對院校本土課程與教學國際化、對本土學生國際競爭力培養以及師資國際化等強化“自身能力建設”的關注還不夠充分。

三、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視域下高職教育國際化推進策略

在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高職教育國際化既有產教融合的先天基礎優勢，又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為其帶來的時代機遇。高職院校應充分利用既有優勢和時代機遇，疏解現實矛盾和困境，架構適應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發展需求的推進策略。

（一）構建高職院校國際化內部治理體系，實現自身實力和對外影響力雙向提升

各高職院校開展國際化合作依賴于院校自身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發展理念、頂層規劃、法治建設、治理模式、生態體系的設計著手，將國際化治理和國際化發展納入學校發展全局。

1.建立“理念、規劃、制度”遞進式國際化實施路徑

一些骨干示范高職院校、“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因設置了明確而系統的國際化發展規劃、建設目標和評價指標，實現了其國際化快速發展?；诖私涷?，一是高職院校應在院校全員、全域、全局范圍內樹立國際化發展理念，將國際化視為院校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將其納入院校的發展全局之中。二是應結合院校整體發展定位和階段規劃，制訂國際化發展規劃，制訂前瞻、明確、可行的國際化發展戰略、發展目標、工作重點和具體措施。三是國際化發展應與院校自身的法治化建設相結合，建立健全國際化發展體制機制和規章制度，確保國際化建設從頂層設計到機構、人員設置，從激勵機制到管理流程、再到具體項目的運行有章可依，保障國際化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2.建立院校內相關責任主體“協同共營”的治理模式

職業院校的國際化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不應單單依靠外事（國際合作交流）職能部門開展全校國際化工作，需要專注于學校國際化整體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高職院校應全局謀劃、統籌規劃、科學指導、資源調配、形成共識，調動校內各教學部門和相關職能部門的主觀能動性，形成各部門多輪驅動、各治理條線融合互動、協同共營的“大外事格局”。一是建立國際化工作職能部門與教學單位分工協作的協調機制，建立齊抓共管的國際化工作治理模式。二是出臺結果導向與定期評價相結合、國際化資源分配與國際化工作貢獻相參照的長效化激勵機制，使得國際化理念成為教學和行政部門、教師和學生的價值追求和自覺行動。三是通過國際合作項目、開展國際文化交流等活動，在校內厚植濃郁的國際化辦學文化、營造良好的國際化工作氛圍，激發院校國際化發展動力。

3.建構“進出平衡”的國際化生態循環體系

一些高職院校在提升對外影響力過程中，往往容易輕視和忽略自身國際化辦學基礎的夯實和提升。相對本科院校，高職院校因受辦學層次、辦學條件、生源質量、國際化觀念等因素限制，其國際化基礎、能力及發展程度相對較弱。當前，相較于本科院校通過開展合作辦學、國際認證、國際合作科研等“引進”“強化”方式提高國際化辦學能力的模式，高職院校更應重視自身國際化辦學基礎能力的提升。同時，國際化本身是賦能高職院校人才培養和內涵發展的手段和途徑，應是一個不斷引進、吸收、融合，并不斷輸出、檢視、提升的雙向開放的過程。因此，高職院校在推進“援外”“輸出”以追求對外影響力提升的同時，更應通過“對標先進”“引進優質”增強自身國際化辦學實力，做到資源輸出與資源引進并舉、影響力提升與能力建設并重，建構“進出平衡”良性循環的高質量國際化生態支撐體系，實現院校自身國際化辦學實力和對外影響力的雙向提升。

（二）運用“大歷史觀”對標國際標準，拓寬現代化發展思路和發展空間

1.對標國際標桿院校，拓展辦學思路和辦學視野

高職院校通過對標職業教育樣板國家和國際上同類院校中的標桿院校，運用發展、辯證的眼光，審思不同社會、不同文化、不同時期的職業教育發展脈絡?；跉v史視角，深入研究、剖析現代化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辦學規律、辦學經驗、人才培養模式及與外部資源互動模式，去粗取精，因地制宜，提取可資借鑒的發展經驗，拓寬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的發展思路和發展空間，實現院校辦學和技能人才培養的國際標準融通，適應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產業對人才的需求。

2.引進先進教育資源，促進國際化人才培養和教學改革

高職院校應發揮國際化在專業建設、師資提升、人才培養等辦學中獨特的支撐功能，通過國際合作交流，既要填補空缺，引進前沿專業和發展方向，以開放促改革；又要補弱增強，了解差距、縮小差距，提升教育教學質量。各院?？赏ㄟ^中外合作辦學、引進國際認證、共建教學實訓平臺等穩定性強、受眾面廣的國際化辦學手段，不斷引進、吸收各種形式的國際先進教育資源，輻射本土人才培養和教育教學改革。引進的教育資源既可包括國際先進職業院校的師資、課程、教材、實訓器材等硬件資源，也可包括教育理念、教學方法、專業標準、人才培養模式、教學評價體系、考評體系、專業認證體系、職業資格體系等軟件資源。通過對海外高水平教育資源在一定規模、一定時期內的循序引進，推進院校自身教育教學改革，提升院校的國際化人才培養水平。

3.打造國際化師資隊伍，夯實國際化發展基石

教師是學校人才培養和事業發展的主體，國際化師資隊伍是決定高職院校國際化事業發展成敗的重要因素，也是高職院校培養國際化、高水平技術技能人才的基石。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水平決定了高職院校的國際化水平，高職院校應投入資源和政策，著力打造具有現代化水平的國際化師資隊伍。一是通過開展教師海外訪學、培訓、進修、與海外院校交流，提升廣大教師的國際視野和現代化水平。二是鼓勵廣大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參與留學生培養、中外合作辦學、境外培訓、境外辦學等開放辦學環節，提升教師的對外教學能力和國際交流能力。三是從海外院校、國際組織、行業企業引進專家充實到高職院校師資隊伍中，打造院校的國際化學術環境。

（三）精準對接國家戰略和國際形勢，將開放辦學納入現代化軌道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高職教育應審時度勢、主動作為，將高職教育開放辦學納入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軌道。

1.精準對接國家戰略需求，擔負職業教育時代使命

新時代的高職教育國際化需要著眼于以中國式現代化重大發展戰略為基點的各方利益的包容性發展共識，其宏觀著力點是，認清并充分運用三個維度的外部條件：在政策支持上，近年來國家層面出臺的各類促進教育發展的相關文件對職業教育國際化有了持續關注，為職業院校服務國家戰略、開展國際合作奠定了政策依據；在戰略機遇上，“一帶一路”建設為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良好的機遇，“一帶一路”沿線行業產業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一帶一路”建設及教育合作已取得了豐碩成果和良好的國際共識，高職院校與“一帶一路”沿線高校的合作與交流勢必將會更加密切而深入；在機制條件上，國家與非洲、東盟、中亞、中東歐以及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區域性合作也為高職教育國際化提供有利時機。近年來，我國相繼提出的建設魯班工坊、金磚國家職業教育聯盟、未來非洲—中非職業教育合作計劃、中國—東盟職業教育共同體等重要教育合作倡議也是高職教育開展國際化的有利切入點。高職教育國際化對接國家戰略的微觀著力點是，各高職院校因地制宜，圍繞高職教育技術技能、實踐實訓等職業屬性、產業屬性和院校自身的專業優勢開展辦學資源的定向輸出，在留學生培養、援外培訓、境外辦學、專業標準輸出等方面著力，參與“一帶一路”以及全球范圍內的職業教育治理，實現職業教育高質量開放，助力打造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品牌。值得注意的是，開展資源定向輸出，首先要注重加強輸出的質量性和適應性，這就需要避免輸出的“同質化”，院校應立足專業優勢，精確劃定輸出受眾范圍，準確摸底合作國產業情況和實際需求，做到淡化虛名、有的放矢，精準搭建服務兩國教育合作和產能合作橋梁，將境外辦學等資源輸出功能落到實處。其次，要把握職業院校的教育屬性，對標國際技能人才培養標準，開發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競爭力的專業和課程體系。此外，為避免“學校熱、企業冷”“國內熱、國外冷”的境外辦學現象，應將所處地域優勢、校企合作資源、信息化資源、國際化辦學所積累的原始資源充分整合，形成資源集合體，各方“攜手出?！?，實現多贏局面的高水平資源輸出。

2.深化產教融合時代內涵，聚集國際化辦學合力

作為與經濟社會和生產實踐聯系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高職教育從人才供給和優化產業結構入手服務行業、產業發展，在促進國際貿易等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伴隨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到來，新型技術技能人才供不應求成為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高職教育國際合作交流的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進一步凸顯。新修訂施行的《職業教育法》賦予高職教育適應性發展、產教深度融合、校企參與多元辦學的時代新要求，高職院校應利用好產教結合辦學的特質，在有效整合校內專業資源、積極爭取政府政策資金的基礎上，利用人才培養的專業優勢和產教融合的資源優勢，重點拓展和利用行業企業資源，集聚國際化辦學合力。一是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平臺資源，積極爭取、聯合行業、企業資源參與辦學，補充國際化辦學經費，提高辦學水平，與行業企業深度合作、攜手“走出去”，為學校國際化發展開拓新局。二是利用校企合作便利條件，引進行業、企業中的國際專家、技術能手參與學校人才培養方案制訂和教育教學實踐；引進行業、技術的國際標準介入教學環節，實現教育教學與國際通用技能標準無縫對接。三是為師生創造到行業內知名跨國企業實習和研修的機會，拉動師生參與校企合作項目，激發創新潛能，有效培養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掌握國際技能標準的人才。四是與行業企業聯手，共同開發國際合作項目，向海外輸出中國職教標準以及中國產品、技術和服務。

3.在疫情創傷中孕育新機，于國際變局中開拓新局

面對疫情創傷和國際形勢帶來的危機和挑戰，高職教育國際化需樹立發展、創新、安全三種思維，以孕育新機、開拓新局。一是樹立發展思維。新形勢下的高職院校國際化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眼光對待當前形勢，關注政府間戰略合作，科學謀劃、充分估計和劃定合作方向和合作范圍，準確把握外部環境，精準施策，最大限度確保合作安全、規避合作風險。二是樹立創新思維。充分整合、利用各方資源，創新國際化辦學模式，依托職業院校間的校際合作，廣泛聯系行業組織和合作企業，整合學校內部資源，如學校的留學生培養與中外合作辦學相結合、中文教育與境外技術培訓相結合。同時，利用好疫情期間積累的“教育信息化”基礎和成果，將國際教育與現代信息手段有機結合，增加對高質量線上教學資源的開發與投入，在逐步恢復線下交流的過程中，聚集線上、線下國際教育合力，盡快推動后疫情時代國際教育秩序重建。三是樹立安全思維。高職教育國際化活動是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要素的互動融通，涉及不同經濟、政治、文化因素的碰撞、融合，具有極強的開放屬性。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因此高職院校的國際化發展需堅持意識形態屬性，牢固樹立黨建意識，加強黨的領導和建設，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為高職教育在通過“國際化”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中保駕護航，形成適應中國職業教育現代化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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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Value Logic， Problem Represent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Wang Dan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structing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building the bra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concept promotion， vibrant momentum”，“degree deepening， identity transformation”，“extensive specialties， industry leading”，“active in coastal areas， inland downturn”and so on are showed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difference of academic level is the primary factor affecting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trauma of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are the secondary factors hindering the proc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foreign aid”is the derivative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t pu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edicament. Based on the college standard，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re structur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building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anding the space for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incorporating open school-running into the modernization track，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modernization”by means of“internationalization”and help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uthor? Wang Dan，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hanghai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llege （Shanghai 20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