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生成邏輯、理論意涵與實踐方略

摘 要：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之義，二十大報告以獨立篇章對其進行了戰略部署。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是新時代國家安全形勢和治理需求深刻變化的客觀要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國家安全理念為其提供了理論淵源。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具有豐富的理論意涵，包括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的國家安全理念，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體制，統分結合、綜合協調的國家安全機制，基專結合、系統完備的國家安全法制，全域聯動、立體高效的國家安全防護體系等。在實踐方略上，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不斷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和提升國家安全能力。

關鍵詞：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體制；國家安全機制；國家安全法制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23）03－0011－10

一、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問題提出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安全是人類社會亙古通今的訴求。西方政治學甚至認為安全就是國家成立的目的，如最先關注國家與安全關系的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將維護安全的機構等同于國家，強調維護安全是建立國家的首要目標，由此確立了國家主權原則，產生了“主權等于國家安全”理論［1］。隨著全球治理使公共安全擴展為國家安全乃至國際安全，即安全議題打破了邊界［2］，國家安全的地位愈發凸顯。國家安全是國家的核心利益，雖然其內涵與結構隨著時代變遷不斷變化，但始終居于國家戰略布局的核心地位。當前，隨著中國國家安全的內外因素日益復雜，內涵和外延不斷豐富，時空領域大幅拓展，風險邊界更趨模糊，安全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大，國家安全工作在國家總體工作中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國家安全為主題發表了多次講話，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在國家安全工作實踐中，我國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法律法規，設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布點國家安全一級學科，推動了國家安全領域的理論、實踐與制度創新。黨的二十大報告以獨立篇章的形式提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4］（pp.52-54），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之義，這在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是首次。

當前中國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已取得巨大成就，但還存在較大的建設空間。因此，順應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的現實需要，當前學界已在此方面掀起了研究熱潮。特別是自2014年總體國家安全觀被提出以來，學界圍繞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相關議題展開了多維度、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并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發展和現實需要不斷調整研究方向和研究內容，初步打下了一定的學術基礎。然而，當前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理論研究尚不夠系統與深刻，如關于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具體內容、邏輯關系、實踐路徑等方面的研究都還比較薄弱，特別是極少從動態變遷和發展的視角展開研究。因此，本研究試圖從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生成邏輯、理論意涵與實踐方略三個維度，將歷史透視與現實關照、理論建構與實踐探討相結合，構建一個整體性分析框架，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提供學理支持。

二、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生成邏輯

任何一種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都是在各種因素、條件相互作用下不斷演化的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于時代主題、國家安全形勢、國家安全戰略以及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國家安全觀各異，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在不同時期的內涵意義、戰略地位并不相同。自2014年我國首次從戰略高度提出構建“國家安全體系”命題，到“十四五”規劃正式提出“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再到2020年中央政治局首次提出“堅持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5］，以及二十大將“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作為單獨篇章進行重點部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進程充分體現了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由此可見，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具有深厚的實踐和理論基礎，有其必然的生成邏輯。

（一）實踐基礎：新時代國家安全形勢和治理需求深刻變化

當前中國國家安全形勢復雜嚴峻，外源性和內源性安全風險疊加。國際方面，以逆全球化態勢上升、世界經濟重心和國際權力格局“東升西降”、新一輪科技與產業深入融合、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等為主要內容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其帶來的外部風險壓力持續加大。特別是中國快速發展引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戰略焦慮上升，它們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中國擴張論”，對中國開展全政府、全社會、全領域的圍堵、打壓、搗亂、顛覆和“妖魔化”活動［6］。大國戰略博弈日趨激烈、地緣政治錯綜復雜、“三股勢力”活動猖獗①等也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的外部威脅。國內方面，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的中國具有烏爾里?！へ惪耍║lrich Beck）所言的“壓縮的現代化”特征②，急劇的社會轉型和進入攻堅期的全面深化改革導致以社會結構失衡、社會關系失調、社會行為失范等為代表的國內安全風險集中凸顯。加之維護國家安全的體制機制不完善、應對各種重大安全風險的能力不強以及網絡社會迅猛發展帶來的挑戰加劇，安全風險領域存在擴大趨勢，新型安全風險不斷涌現，“黑天鵝”“灰犀?！笔录r有發生，各領域“泛安全化”傾向愈發明顯。同時，各類安全風險的不確定性、不可控制性顯著增加，極易通過相互聯動、耦合而形成系統性風險，風險應對處置工作愈發艱巨。

在此背景下，中國面臨的國家安全治理壓力不斷增加，人民群眾對國家安全水平要求日益提高。與此同時，當前國家安全體系和治理能力無論從理念、內容還是手段來看，都已經無法完全滿足現實需要，國家安全體系不夠健全、國家安全能力存在不足的弱點愈發彰顯?！岸嗄陙?，我們未能一貫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安全的辯證關系，在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等總體國家安全上的政策體系不夠完善，長期未能構建起一個完整的國家安全體系以及有效的應對機制?！保?］由此可見，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是有效化解當前復雜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和推進新時代國家安全事業不斷前進的必然要求，是滿足人民群眾對國家安全更高層次治理需要的積極回應，已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性舉措，將是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國家戰略和工作的重心。

（二）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國家安全理論

從理論上看，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來源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國家安全理念。

馬克思主義國家安全理論深刻闡釋了國家安全基本規律，如唯物辯證法中關于國家安全的戰略思維和底線思維，群眾觀中蘊含的維護國家安全的人民立場，矛盾論中強調的“在對立統一運動的發展變化中動態實現國家安全”［8］，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統一、“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9］（p.341）等思想，這些都是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思想來源。同時，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歷屆領導集體的國家安全理念，包括毛澤東新中國國家安全戰略思想、鄧小平新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思想、江澤民互信協作發展型國家安全觀和胡錦濤和諧發展型國家安全觀等［10］。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憂患意識、民本思想以及和實生物、貴和尚中、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思想，為國家安全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的風險意識、以人民安全為宗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

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國家安全理念也為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提出提供了理論借鑒。早在17世紀初，英國學者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開始關注國家與安全的關系，主張在“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社會里通過訂立契約來確保每位公民處于安全狀態［11］（pp.128-132）。此后，西方國家的安全理論先后經歷了主權安全論、地緣政治論、現實主義論、新自由制度主義論、建構主義論、均勢論以及現實主義學派、理想主義學派、建構主義學派等［12］發展過程。以上國家安全理論均有各自的理論基礎、政治假定以及研究視角、方法和范式，雖然反映出西方國家安全研究的多樣性，但也存在許多偏頗之處。如現實主義論從無政府狀態的假定出發，主張通過追求強大的權力維護國家安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安全困境”；新自由制度主義論主張依據權力大小相互制衡而結成同盟、建立集體安全體系以克服國家安全困境等［13］。這些理論本質上仍然是建立在國際霸權秩序理論與實踐基礎上的傳統國家安全觀。然而，以20世紀80年代“非傳統安全”概念的出現為標志，西方國家安全研究開始打破軍事安全的禁錮而擴展到經濟、科技、社會、環境等領域，強調非傳統安全威脅更為嚴峻復雜，這對我國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具有較強的借鑒價值。

三、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理論意涵

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首先要求厘清其理論意涵。一般來講，國家安全體系是由國家安全問題相關因素構成的一套體系化的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國家安全的理念、體制、機制、法制等要素。國家安全能力則是國家安全主體治理國家安全事務、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能力，是國家安全體系運行的表現和結果。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具有豐富的理論意涵，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的國家安全理念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如何取決于其遵循什么樣的國家安全理念。國家安全理念是國家安全主體對現實國家安全問題的綜合性的理性化認識，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需要一套具有系統性、全面性、前瞻性的現代化國家安全理念作為指導。當前，各種安全風險在全球肆虐，“不安全困境”成為籠罩世界的陰霾，各國國家安全理念亟待完善。中國國家安全理念也處在不斷發展和完善過程中，并因國家在每個歷史時期所處的發展階段和面臨的安全形勢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具有鮮明的歷史邏輯。大致來講，中國國家安全理念先后經歷了傳統國家安全觀、轉型國家安全觀、總體國家安全觀三個階段［14］。相應地，國家安全體系也先后經歷了傳統、過渡型非傳統、總體三個階段的發展演變（參見表1）。

傳統與過渡型非傳統國家安全體系為總體國家安全體系的產生提供了內在動力，而總體國家安全體系是對傳統和過渡型非傳統國家安全體系的繼承與發展?？傮w國家安全體系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在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的基礎上，科學、系統地回答了新時代國家安全的價值理念、構成要素、工作思路、體制機制、保障體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其本質上是一種統籌兼顧、開放包容、唯物辯證、動態發展的開放型體系［15］，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體制

國家安全體制是國家安全主體的組織結構及其職能配置模式，體現為具有不同職責權限的國家安全主體所組成的靜態框架結構，不同的國家安全體制呈現不同的組織隸屬關系和管理權限。作為國家安全體系的組織基礎，國家安全體制在國家安全體系的組成要素中處于核心地位，為國家安全治理提供組織保證。遵循國際慣例，中國不斷創新國家安全體制并進行適應性變革，構建了“黨的絕對領導+政府分工負責+社會共治”的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立體多元的國家安全體制，其本質特征是堅持黨的絕對領導，重要舉措是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和運行。

新中國成立后，雖然中國也建立了相關的國家安全工作機構，如2000年組建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由其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議事協調，但作為一種虛設機構，其議事協調職能并未得到有效履行，具體的國家安全工作主要由安全、軍隊、公安、外交、宣傳等職能部門按照各自權限管理，這導致國家安全工作整體上呈現權力分散、條塊分割、各自為戰的局面［16］。為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平臺統籌協調國家安全工作，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并將其作為國家安全工作的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這標志著國家開始從領導體制層面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實際上，設立類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機構是國際慣例，如美國、俄羅斯分別設立了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聯邦安全委員會。中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專門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最高領導機構，通過整合分散在各職能部門的國家安全職能，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另外，為適應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對國家安全治理主體多元化的需要，中國通過建立大安全大應急框架、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強化社會治安整體防控、加強國民安全教育等措施，積極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國家安全治理。

（三）統分結合、綜合協調的國家安全機制

國家安全機制指不同國家安全主體間相互聯系和作用的方式，體現為國家安全主體發揮功能的動態過程。國家安全體制與國家安全機制之間存在高度的相互依存關系：國家安全體制是國家安全機制形成和發揮作用的基礎，國家安全機制則是國家安全體制功能發揮的載體［17］（p.36）。因此，國家安全體制和機制共同構成了國家安全體系的兩個重要方面。由于當前國家安全風險的復雜性、不確定性顯著增強，國家安全工作的整體性、聯動性更加彰顯，國家安全機制必須提升國家安全主體間的協同，加強跨層級、跨部門、跨區域間的溝通協調。因此，國家安全治理在工作機制層面的要求就是統分結合、綜合協調，在多元國家安全治理主體之間形成治理合力，這也是與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相適應的國家安全機制。

其實，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不斷通過機構設置和制度創新建立一種綜合協調的國家安全機制。例如，在應急管理領域，從新中國成立初只針對涉及跨部門協調的特定問題和個別領域成立少數縱向非常設機構，到改革開放后各種各樣的議事協調機構迅猛發展，最終形成了由議事協調機構、部際聯席會議、應急管理部門等牽頭協調的多樣化協調模式［18］。然而，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前，由于國家安全職能分散在安全、軍隊、外交、公安、宣傳等不同職能部門中，不同職能部門按照各自權限進行管理，協同問題不斷凸顯，建立統分結合、綜合協調的國家安全機制成為重要突破口。目前，我國通過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優化既有的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議事協調機構與部際聯席會議、在重點安全領域確立黨政主管部門“齊抓共管”工作方針等措施，在縱向上理順了各級黨委和政府跨層級之間的職責關系，在橫向上建立了跨區域、跨部門協調機制，從而能夠統籌協調好不同層級、不同區域、不同部門、不同行業間的國家安全工作。由此，國家安全工作改變了以往主體單一、權力分割、各自為戰、資源分散的局面，整體效能顯著增強。

（四）基專結合、系統完備的國家安全法制

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必然要求構建與之相適應的國家安全法制體系。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國家安全領域逐步建立了包括法律、戰略、政策在內的法制體系。特別是十八大以來，隨著黨對依法治國的高度重視和國家安全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提升，中國積極推進國家安全法制建設，頒布實施了與國家安全相關的一系列法律法規，特別是加強了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的專項立法，如《反間諜法》《反恐怖主義法》《網絡安全法》《核安全法》《生物安全法》《反外國制裁法》等。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涉及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數量已達兩百余部，其中直接規范國家安全問題的專門立法已有數十部［19］。另外，中國在國家安全治理中充分發揮政策的靈活性優勢，根據國家安全形勢變化和相關法律實施需要，及時制定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政策文件。

目前，中國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國家安全法》統攝全局、有關法律配套協同的國家安全法制體系，呈現基本立法與專門立法相結合的特征。其中，作為國家安全領域基本立法的《國家安全法》，對國家安全的基本內涵、工作原則、任務職責、體制機制、制度保障等作出了總體性規定，構建了國家安全法制體系的基本框架。在基本立法之外，近年來中國制定了許多針對特定國家安全領域或類型的單項法律，這些專門性立法的突出優點就是針對性強。另外，中國的各法律當中還散布著大量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實施細則或規定以及涉及國家安全的涉外條約或公約，這些成為國家安全法制體系的重要補充。由此可見，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有關國家安全的憲法條文為基礎+《國家安全法》為基本法+具體領域專門性立法為主體+散布于各法律中有關國家安全的實施細則或有關規定為補充+涉及國家安全的涉外條約、公約”五層次結構的國家安全法制體系［20］，較好地實現了國家安全法制普遍統一與特別應對的結合，為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五）全域聯動、立體高效的國家安全防護體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構建全域聯動、立體高效的國家安全防護體系”。之所以強調“全域聯動、立體高效”，是由國家安全構成要素的整合性以及國家安全工作的系統性、協調性決定的。在傳統國家安全體系時期，國家安全的構成要素主要是政治、國土、軍事等傳統安全，涉及的國家安全要素較少，國家安全工作的主要對象是黨外和境外的敵對勢力，相應的國家安全工作比較具體。在總體國家安全體系時期，國家安全構成要素覆蓋社會各個領域，科技、文化、信息、生態、太空等曾被認為不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在特定條件下都可能轉化為國家安全構成要素?？梢?，現代化國家安全體系中的國家安全構成要素具有領域廣泛、層次立體的整合性特征。

國家安全構成要素的整合性要求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必須注重系統性，構建“大安全格局”。為此，要準確處理國家安全諸多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國家安全防護須以系統思維進行立體布局，無論是機構設置、機制完善、隊伍建設，還是戰略布局、制度保障、技術賦能，都必須以體系化的力量推進，保證國家安全治理的全領域覆蓋、全過程融入、全環節把控。如既要在戰略上從全球、國家、城市、社會等多個層次布局國家安全防護體系，又要從戰略、法治、政策等多維度進行體系建設。要系統認識國家安全所涉及的若干重大關系，統籌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維護國家安全和塑造國家安全等。

四、國家安全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方略

在經歷“構建”（2014—2016年）與“健全”（2017年至今）兩個階段后，目前我國國家安全體系的主體框架初步建立，國家安全能力顯著提升。以此為基礎，應積極采取相應的實踐方略持續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持續完善國家安全體系

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目標是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國家安全體系。為此，應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完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國家安全體系的復雜性決定了領導其建設的核心力量必須是中國共產黨，這是做好國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則，也是完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的根本保證。目前，中國已經組建了覆蓋各個行政層級的國家安全機構，建立了各級黨委領導的國家安全責任制，國家安全領導體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然而，目前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仍然不夠完善，如某些國家安全領域尚未設置專門的國家安全管理機構，某些國家安全機構的職責尚未厘清，國家安全一般或專門的制度尚未建立，多頭管理或管理真空等現象極易出現。另外，黨委領導的國家安全責任制還沒有真正落實，尤其是基層黨組織在國家安全工作中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

為此，要針對當前國家安全領導體制中的薄弱環節，把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貫穿到國家安全體系建設全過程。一是強化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國家安全工作中的統籌協調作用，明確國家安全領導機構設置、人員配置和職責分工，確保中央國家機關在履行正常的行政職能外，能夠承擔本系統本領域的國家安全責任。二是按照黨委的國家安全工作責任制建設要求，嚴格落實主席安全負責制、總理安全負責制、集體安全負責制等，更好發揮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用。三是發揮基層黨組織在維護國家安全中的基礎支撐作用，通過賦予基層黨組織較多關于國家安全治理方面的權力和資源，解決國家安全治理中的資源配置“倒掛”現象，推動國家安全工作重心向基層下移。

第二，提升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統合職能，優化國家安全運行機制。國家安全具有跨層級、跨部門、跨地域、跨領域、跨時空的跨界屬性，而國家安全的不同領域仍然存在部門主義、本位利益傾向，這對以專業分工和屬地管理為基礎的科層制政府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戰。因此，國家安全治理需要在不同行動主體之間建立有效的國家安全協調機制以加強協同。然而，在國家安全機制方面，中國雖然設立了具有統籌協調職責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一些國家安全重點領域也建立了類似的議事協調機構，但這些機構的統籌協調職能尚未得到有效履行，一些跨地域、跨部門的協調會商工作機制也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國家安全工作碎片化、部門化現象依然存在。

基于此，當前應優化以協調為核心的國家安全運行機制。一是加強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統合職能，使其既履行統籌領導國家安全專職機構和各職能部門的職責，又能在統籌協調中做到權責明確，各層級各地區各部門在國家安全工作中能夠各司其職、相互協同。二是加強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的協調機構建設，完善由主管部門牽頭、以自愿合作為基礎的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推動風險溝通、信息共享、協調會商等機制的有效運行，從而形成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議事協調機構、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以及具體運行機制共同構成的國家安全協調機制。目前，國家安全機制的重心是以央地協同理順國家安全治理的跨層級協同，以任務協同推動國家安全治理的跨部門協同，以空間協同促進國家安全治理的跨地域協同，以公私協同實現國家安全治理的跨領域協同，以技術協同提升國家安全治理的跨時空協同，構建起跨層級、跨部門、跨地域、跨領域、跨時空的國家安全協調機制，從而在國家安全領域形成統分結合、職責清晰、立體多元的協同網絡。

第三，加強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健全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加強保障國家安全的制度性建設”［21］，制度建設是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隨著《國家安全法》以及多部國家安全專門性法律的頒布實施，國家安全五層次結構的法律體系初步形成。然而，當前國家安全法治體系仍不健全，存在國家安全立法空白、法律法規間銜接不暢、執行力度和實施效能不強等問題。如國家安全專門性立法主要集中在傳統安全領域，而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尤其是一些新興領域尚存在空白，那些隨國家安全形勢變化和治理需要催生的具體國家安全問題也亟須通過立法加以解決。同時，當前國家安全立法重“行為法”而輕“組織法”，相關法律法規缺乏對國家安全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職責職權、法律地位、社會保障、權利救濟等方面的明確規定。另外，國家安全戰略體系建設剛剛起步，國家安全政策之間及其與法律、戰略間的協調銜接程度有待提升。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求“完善國家安全法治體系”。今后要繼續加強國家安全的立法建設和制度設計。一是完善國家安全法律法規的配套工作，在遵守憲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修訂基本法中相關的國家安全條款，推動《國家安全法》升格為基本法律，適時將部分國家安全地方性法規上升為全國性法律，根據需要及時制定實施與國家安全配套的法律規范。二是按照《國家安全法》中劃定的專門領域和提出的任務要求，結合專門領域特點、立法成熟條件、具體發展態勢等，逐步推進國家安全各領域的專門立法或補充性、技術性規范，特別是要探索極地、深海、太空、海外利益等新興領域的立法工作。三是加強組織法建設，在各層次的國家安全法律中明確規定各國家機關、國家安全專門機構以及國家安全工作人員的職責職權、權利義務、社會保障等。四是解決國家安全法律法規間銜接不暢的問題，加強國家安全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提高國家安全法律法規的實施效能。五是超前籌劃重點領域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及措施，強化國家安全相關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協調性以及政策和法律、戰略之間的統籌銜接。通過以上舉措，將國家安全體系建設納入制度化軌道，真正將國家安全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二）綜合運用多種治理手段，切實提升國家安全能力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國家安全能力是衡量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準。由于國家安全治理涉及諸多領域，因而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治理手段，多措并舉推進國家安全能力現代化。

第一，推動國家安全治理社會化。傳統安全觀視域中的國家安全主體就是國家，一切國家安全活動均以國家為本位開展［22］（序言）；而總體國家安全觀則強調國家安全主體的多樣性，既包括國家層面的主體（黨委、政府），也包括非國家層面的主體（社會組織、公民、國際組織等）。因此，國家安全能力現代化在治理主體層面要求推動國家安全治理社會化，既強調“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發揮公共部門尤其是國家安全專職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國家安全治理中的主導作用，也要求堅持社會化發展方向，重視社會組織、公眾、專家等社會主體的參與，整合和動員全社會力量，構建國家安全治理共同體。一是根據“以人民安全為宗旨”要求，始終把人民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性力量，將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全部活動之中。二是通過政府公開購買、開展社會動員、提供資源保障等方式，為社會主體在國家安全治理中發揮主體作用提供制度化渠道。三是加強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和學校國家安全教育，將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使其常態化。

第二，推動國家安全治理全周期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保?3］“全周期管理”是現代企業運營中一種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方式，主張將管理對象看作是一個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特征的生命體，注重系統集成、統籌兼顧、多向發力和全過程整合，確保管理體系從前期預警研判到中期回應執行和后期學習總結形成閉環［24］?！叭芷诠芾怼崩砟顝闹卫磉^程的角度為提升國家安全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借鑒。國家安全風險涉及國家發展各領域，其傳導、耦合與轉化更趨復雜，需要從風險預防、評估預警、危機管控等環節進行全周期治理。鑒于當前國家安全治理過程尚未均衡發展，特別是國家安全風險的預防監測環節薄弱，我們要樹立關口前移、防重于治的思想，提升規避與防范國家安全風險的能力。為此，要健全國家安全風險預警研判與防范化解機制，實現國家安全治理從事后反應式管理向事前預防式治理轉型，提高應對重大國家安全事件的應急反應處置能力和事后恢復學習能力，強化國家安全全周期治理能力。

第三，推動國家安全治理數智化?！秶野踩珣鹇裕?021—2025年）》強調“國家安全能力提升要注重科技賦能”。隨著科學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元宇宙、量子信息、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數智技術的高速發展，融合了數字化和智能化雙重特征的數智技術在各個領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類社會正式邁入作為信息化更高階段的數智時代。數智時代各個領域的治理都面臨著數智化的轉型升級，國家安全治理同樣呈現顯著的數智化特征，且數智技術治理本身就具有顯著的安全偏好。近年來，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已將數智技術作為提升國家安全能力的重大戰略。因此，數智時代國家安全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鮮明特征就是注重數智技術的運用。實踐中，數智技術賦能國家安全治理具有顯著優勢，如助推國家安全工作統籌協調、提高國家態勢感知能力、促進國家安全治理智能化等［25］。與此同時，數智技術也給國家安全帶來了嚴重威脅，如信息安全風險劇增、安全風險邊界變得模糊、安全風險不確定性增強、改變某些領域運行的底層邏輯而對原本穩定的領域結構產生直接沖擊等?？梢哉f，數智時代背景下運用數智技術賦能是實現國家安全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手段和動力來源，而如何運用數智技術賦能又是國家安全能力現代化面臨的重大挑戰。當前，推動國家安全治理數智化已是實現國家安全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但數智技術在國家安全治理中的運用尚顯不足。為此，國家安全治理主體需要創新思維，加大數智技術運用于國家安全治理的資源投入，在國家安全風險辨識與評估、監測預警、響應決策、協同處置、裝備升級、物資儲備等各個環節引入數智元素、資源與技術，充分運用智能推演、態勢感知、情景構建等數智技術，并通過教育培訓不斷提高國家安全機構與人員運用數智技術的技能水平，將數智技術真正“嵌套”于國家安全治理中。

第四，推動國家安全治理專業化。國家安全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的安全主體多樣、安全領域廣泛、利益關系復雜，對專業化程度要求較高，因而實現國家安全能力現代化必須推動國家安全治理專業化。一是建設高素質的國家安全工作隊伍。人才是第一資源，推動國家安全治理專業化首要的就是培育一批高素質的國家安全專業人才。當前中國在軍隊、國防、公安、情報、外交等傳統國家安全領域的人才儲備比較充實，相應的人才素質能力也比較過硬，但在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生態等新興國家安全領域的專業人才建設相對還比較薄弱。為此，要以政治建設為統領，進行各種形式的教育培訓，堅持正負激勵相結合，不斷提升國家安全人才隊伍的綜合能力，建設一支對黨忠誠、業務精湛的高素質國家安全工作專業隊伍，為國家安全能力現代化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二是加強國家安全理論研究。要以2018年設立的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建設為契機，大力推進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建設，完善國家安全學科理論體系建設。同時，依托高等院校、相關科研單位，通過加大資源投入和政策引導，深化國家安全理論尤其是基礎理論和基本規律研究，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國家安全研究人才隊伍。三是建立國家安全決策咨詢機制。為讓社會組織、專家學者為國家安全治理提供智力支持，避免國家安全治理成為政府的“獨角戲”，要通過經費支持、政策激勵、第三方購買等措施促進國家安全智庫發展，并加強國家安全智庫與國家安全機構的聯系，暢通國家安全決策咨詢上報路徑，構建智庫成果與國家安全決策需求之間有效的對接機制。四是健全國家安全經費物資保障體系。充足的經費物資是推動國家安全治理專業化的重要保障，因而要不斷增加國家安全工作的經費物資投入，加強國家安全基礎設施建設和裝備保障，健全國家安全物資標準體系和儲備機制。

注釋：

①所謂“三股勢力”，是指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

②烏爾里?！へ惪苏J為，中國社會具有的一個重要特征導致了其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這就是其“壓縮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既加強了風險的生產，又沒有給風險的制度化預期和管理留下時間。參見貝克、鄧正來、沈國麟：《風險社會與中國——與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说膶υ挕?，《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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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英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