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海洋科技創新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劉素榮　周昭　霍江林

摘要：基于2011—2019年11個沿海省份的面板數據，運用熵權法與指數模型對沿海地區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算，建立含有海洋科技創新門檻變量的面板門檻模型，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理。結果表明：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尤以創新與開放層面的促進效應更為顯著，但存在邊際效應非線性遞減趨勢與地區分布差異特征；上海、天津、山東等省份的數字經濟促進效應跨越門檻后更大，表現為門檻加強特征。因此，應推動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助力賦能，實施區域差異化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深度挖掘和釋放數字經濟的創新驅動潛能。

關鍵詞：數字經濟；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海洋科技創新；門檻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595（2023）03-0071-11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加快建設海洋強國。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復和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雙重壓力下，海洋經濟表現出強勁的韌性，但產業結構粗放、生態環境被破壞、科研資源受約束、管理水平相對落后和涉海金融支持力度有限等問題也日漸凸顯，其發展模式亟需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1］數字經濟依托于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技術創新，通過實現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和質量變革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為賦能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全新思路和可行路徑。［2］因此，在數字經濟時代，如何科學評價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數字經濟是否能有效發揮重塑效應助力我國海洋經濟實現“彎道超車”？這些問題的回答對于精準把握我國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探討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全面認識和準確把握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同時為全面推進海洋經濟高質量深化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探索。本文將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納入同一框架進行分析，建立面板門檻模型，突出分析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非線性關系。從數字經濟賦能角度入手，探討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并基于數字經濟、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構建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大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從海洋科技投入要素的門檻效應視角切入，實證分析數字經濟影響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及其效應，為尋找沿海省份提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優化路徑、實現政策有效調控和精準發力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數字經濟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網絡化、智能化的數字基礎設施為支撐，通過“技術—經濟范式”的變遷與擴散，促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等通用技術與經濟社會活動深度融合，是實現效率提升和結構優化的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形態。［3］現有研究對數字經濟的測度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直接測算其發展規模，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數字經濟規模；另一種是建立多維度指標，其中，衡量國家層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數有上海社科院全國數字經濟競爭力指數、騰訊研究院“互聯網+”數字經濟指數和財新智庫數字經濟指數，衡量省域和城市層面數字經濟水平則主要通過構建綜合評價體系［4］。有關數字經濟作用效果的研究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宏觀經濟層面的研究主要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視角，互聯網、云計算等新興技術下新的投入要素和新的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了全要素生產率，從而驅動經濟增長、釋放經濟活力。［5］中觀產業層面的研究則聚焦于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中國制造業提供了轉型升級的新機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將重組產業鏈，驅使制造業優化升級。［6］微觀企業層面，數字經濟驅動企業提升創新能力［7］、加強成本管控［8］，進而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9］。

關于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國內外學者主要集中于海洋資源利用與管理［10］、海洋經濟發展效率測度［11］、海洋經濟監測預警［12］以及從生態經濟等視角對海洋經濟發展質量進行評價［13］等方面，也有部分學者研究探討其內涵闡述和測度指標的構建。關于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定義和內涵，有學者指出，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以“海洋經濟—海洋資源—海洋環境—海洋科技—海洋社會”五大系統為發展對象，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指導下的高質量發展過程。［14］關于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方式，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使用單一替代性指標，其中海洋全要素生產率［15］和海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16］最為常見；一類是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如魯亞運等［17］、王銀銀［18］、霍江林等［19］分別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不同區域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評價。關于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已有研究中主要包括產業結構［20］、環境規制［21］和海洋科技創新［22］等。

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促使學者們開始關注其對于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驅動作用。孫才志等［15］將數據要素納入測度指標，發現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海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表現出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伏開寶等［23］以產業升級為研究視角，發現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蹇令香等［24］認為數字經濟顯著提升海洋產業發展質量，但其作用大小受技術創新等經濟要素的調節效應的影響。也有研究表明，科技創新投入是影響海洋經濟增長效率的關鍵因素，科技創新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非線性關系。［16，25］

綜上所述，關于數字經濟的研究大部分聚焦于數字經濟對城市層面和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針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多集中于以內涵闡釋和指標測度為主的定性分析，較少進行實證研究。少有文獻將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相結合，且缺乏關于二者之間非線性影響的研究?；诖?，本文以我國11個沿海省份為研究對象，借助熵權法計算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和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探究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構建門檻模型考察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非線性關系，合理估計二者之間的內在邏輯，實證檢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構建現代化海洋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作用。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非線性影響

數字經濟時代，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驅動海洋產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具體來講，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滲透到海洋產業各部門，創新了海洋產業的商業模式，為海洋經濟發展注入創新活力，并逐漸成為國際投資中日益重要的區位決定因素［26］;數字技術的運用可以極大地降低海洋資源的交易成本，在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擴大了海洋產業的對外開放程度。數字平臺增強了資源的流動性，緩解了市場中信息不對稱程度，有利于打破區域壁壘，促進海洋產業協調發展。數字經濟催生了海洋生物醫藥業、海洋新材料和新能源產業等新興產業的發展，“高耗能高污染”的舊動能逐漸被“清潔高效”的新動能取代，促進了海洋經濟綠色發展；同時，數字經濟優化了海洋產業結構，提高了海洋勞動生產率［23］，使得原有行業可以以低成本開展更多業務，從而吸收大量的勞動力，促進海洋產業鏈條的進步與發展，更好地滿足人民需求，更多地惠及人民生活，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共享發展?；谏鲜龇治?，提出本文第一個假設。

假設H1：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高有正向促進作用。

然而，數字經濟過快發展也可能會減弱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驅動作用。隨著數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的設備外觀、性能優化等都將耗費大量能源，導致能源消費壓力加劇。因此，數字經濟規模的過度擴張也可能導致：不僅沒有實現要素創新與能源需求的有效替代，反而還會固化既有的能源消費模式。［27］同時，數字經濟帶來的新的生產要素——信息資源會產生高存儲成本，擠占大量生產資源，造成企業資源錯配。［28］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數字資源往往集中于頭部數字化平臺，很容易形成“贏者通吃”的市場壟斷。［29］此外，海洋產業在嘗到數字經濟發展初期的“紅利”后，已經得以快速發展與優化，所以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仍不斷提高時，其精進空間會逐漸縮小。因此，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促進作用可能存在減弱的趨勢?；诖?，提出本文第二個假設。

假設H2：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有邊際效應非線性遞減的特征。

（二）海洋科技創新的門檻效應

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數字化應用普及都需要科技創新技術的支持，而海洋科技創新能力缺乏是制約我國海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22］海洋科技創新水平較低容易導致科技創新要素供給不足，會直接影響海洋產業主體的創新能力與數字化服務的普及，即現有技術存量不能夠充分挖掘并吸收數字資源給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賦能所帶來的紅利，因而限制了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海洋科技創新水平的不斷提高，一方面，可以幫助數字海洋突破技術瓶頸，大幅提升產業數字化水平并引入高質量創新型人才［30］；另一方面，海洋科技創新水平提高，意味著技術壁壘的突破，這將推動海洋產業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提升［31］，從而能夠更高效地利用數字資源，充分釋放數字技術的潛力，最終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诖?，提出本文第三個假設。

假設H3：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海洋科技創新門檻。

四、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

選取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HQD）作為被解釋變量。參考劉波等［32］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及其構建原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5個維度，構建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體系。借鑒已有指標體系的做法［33-35］，對指標進行篩選和調整，得到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為消除各變量量綱及數量級的影響，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采用熵權法客觀確定指標權重，綜合測度各?。ㄊ?、自治區）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1）對各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以保證指標之間的可比性。

2.解釋變量

選取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作為解釋變量。借鑒劉軍等［36］的做法，將信息化發展和互聯網發展作為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測度核心。在此基礎上，參考趙濤等［4］的研究，將數字金融普惠納入指標體系，從信息化發展、互聯網發展和數字金融普惠發展等方面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見表2）。其中，數字金融普惠指數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螞蟻金服微觀數據所構建。運用熵權法得到各指標權重，對原始數據加權得到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

3.門檻變量

選取海洋科技創新（INN）作為門檻變量，用科技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來衡量，即政府財政支出中海洋科技研發經費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

4.控制變量

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會受到其他特征變量的影響。梳理相關文獻，本文選擇就業水平（EMP）、城市化水平（URB）、外商投資水平（WS）和固定資產投資水平（GD）作為控制變量。［20，37］主要變量符號及定義如表3所示。

5.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我國11個沿海省份2011—2019年的數據作為樣本，研究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作用。相關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海洋統計年鑒》《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11個沿海省份的地方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和地方統計局網站等，并通過國泰安數據庫或手工測算對缺失數據進行補充；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

（二）模型設定

1.基本模型設定

為了分析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影響，構建基準模型為

五、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各變量均采用2011—2019年間11個沿海省份的數據，共計99個，其描述性統計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均值為28.8144，最大值為66.2477，最小值為7.2314，標準差為16.7202，表明不同地區間海洋經濟發展質量差異較大，發展水平存在嚴重的不均衡。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2.3240和87.5422，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地區間差異明顯，不同地區的數字經濟建設和發展存在較大差距。從控制變量看，就業水平的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1.7615和0.1231，最大值和最小值也較為接近，表明不同省份就業水平差異較小，而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資水平和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均具有較大差異。

（二）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在回歸分析前，首先對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平均方差膨脹系數（VIF）為2.51，說明不存在嚴重的共線問題。在不考慮門檻變量和門檻效應的前提下，本文采取了遞進式的回歸處理方法，考察了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邊際效應，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結果表明，不論是否加入就業水平、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資水平和固定資產投資水平這4個控制變量，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水平的提高會正向促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沿海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當地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也越強，H1得證。

為進一步探討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5個維度的影響，本文分別以5個維度的分項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采用式（6）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中列（3）—列（7）所示。結果表明，數字經濟水平的提高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作用主要體現在創新發展和開放發展兩個維度上。其中，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創新發展的影響系數為0.304，對海洋經濟開放發展的影響系數為0.384，且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數字經濟對協調、綠色、共享發展的影響系數在統計上不顯著，但均呈正相關關系，表明數字經濟對協調、綠色、共享發展均具有微弱的促進作用。進一步研究發現，其不顯著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我國沿海地區的數字經濟普遍處于起步階段，未形成規模效應，影響能力較弱；二是創新與開放自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重點強調與突出的理念，而協調、綠色和共享等發展理念提出相對較晚，深層次理念體系還處于完善階段，其制約因素可能較多，進而導致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被抵消。

（三）門檻效應檢驗

為檢驗假設H2和H3，分別以數字經濟與海洋科技創新為門檻變量，通過自助法檢驗是否存在門檻效應。運用STATA15統計軟件重復抽樣300次，依次進行單一門檻、雙重門檻檢驗，判斷是否存在門檻以及門檻的個數，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

門檻存在性檢驗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和海洋科技創新的單門檻似然比檢驗值均大于1%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單門檻效應存在；但未通過雙門檻效應檢驗，即不存在雙門檻。為進一步檢驗門檻的估計值是否和真實值相等，繪制相對應門檻估計值的LR圖，如圖1所示。

LR圖顯示，門檻值40.8054和0.0154對應的LR值均落在5%臨界值的下方，且趨近于0，即估計門檻值等于真實門檻值，數字經濟可以較準確地劃分為（DE≤40.8054）和（DE>40.8054）兩個階段，海洋科技創新強度劃分為（INN≤0.0154）和（INN>0.0154）兩個階段。

（四）門檻回歸結果分析

在得出存在單門檻效應的基礎上，進行門檻效應回歸估計，其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

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被解釋變量，無論是以數字經濟為門檻變量，還是以海洋科技創新為門檻變量，得到的門檻回歸結果都顯示，處于任意分段區間的數字經濟均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呈正相關關系，因而進一步支持了假設H1。

從數字經濟作為門檻變量的門檻回歸結果來看，在DE≤40.8054時，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0.196，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當DE>40.8054時，其影響系數為0.046，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非線性特征，并呈現邊際效應減弱的趨勢，即數字經濟促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表現為由強變弱的非線性變化過程，假設H2得證。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超過一定標準之后，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有所減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在于，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數字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對海洋勞動生產率提升和產業結構優化等方面有著較大的促進作用，該階段數字技術發展水平不高，主要應用于生活服務領域;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數字技術逐漸應用于生產制造領域，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海洋產業結構趨于完善，海洋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逐漸緩慢，其變化幅度也會相對減小，此時，獲得同樣的優化效果就需要更大幅度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促進效應就會有所減弱。

從海洋科技創新作為門檻變量的門檻回歸結果來看，當海洋科技創新INN≤0.0154時，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較低，為0.028，且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當INN>0.0154時，海洋科技創新跨過門檻值，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提高到0.157，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即數字經濟指數提高1個單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相應提高15.7個百分點。這說明在不同的海洋科技創新水平下，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效應大小不同，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海洋科技創新門檻，假設H3得證。隨著海洋科技創新強度的增加，這種促進效應邊際遞增，呈現門檻加強現象。由此看來，海洋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可以更好地服務于海洋產業數字化進程，為數字賦能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強的技術條件。

根據單門檻回歸模型，進一步分析2011—2019年我國沿海11省份數字經濟和海洋科技創新特征值與門檻值比較情況，結果如表8所示。

從數字經濟的門檻分組結果來看，我國沿海地區的數字經濟水平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上海、江蘇、浙江的數字經濟指數一直大于門檻值40.8054；廣東自2015年開始，數字經濟指數有所下滑，但每年數字經濟指數仍逼近門檻值。其原因可能在于，長三角和珠三角一直以來都是我國經濟發展較快的區域，有著強大的資源基礎，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已然形成一定規模，并逐漸進入成熟發展期，因此，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并不如其他沿海地區明顯。

從海洋科技創新的門檻分組結果來看，2011—2019年間，沿海地區各級政府對海洋科技創新的投入逐漸增加，但仍存在一些區域差異，主要是由于不同沿海省份的經濟基礎和籌集資金能力不同。其中，上海、天津、山東的海洋科技創新投入一直居于高水平，這些省份政府高度重視海洋經濟的發展，積極支持海洋科學研究，扶持從事海洋科研和教育機構的建立與發展，其海洋研究所、國家海洋局、以海洋為特色學科的高校等海洋科研資源豐富，處于國內領先地位。因此，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傾向于海洋科技創新的比例較大，進而為數字經濟促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

（五）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換控制變量的方法，將控制變量“城市化水平”和“外商投資水平”替換為“經濟發展水平（人均地區生產總值，AGDP）”“人口密度（單位面積人口，REM）”和“海洋產業結構（海洋第三產業增加值與海洋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值，IS）”，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列（1）為基準回歸結果，列（2）和列（3）分別為以數字經濟作為門檻變量和以海洋科技創新作為門檻變量的門檻回歸結果，其門檻存在性檢驗仍表現為單門檻效應，且門檻值與前文相差不大，回歸結果均支持前文結論。為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對各變量進行1%的縮尾處理后，重新回歸，結果如表9中列（4）—列（6）所示。其門檻存在性檢驗仍表現為單門檻效應，且門檻值與前文保持一致，回歸結果均支持前文結論。由此可見，本文實證結論穩健。

為檢驗內生性問題，本文參考王慶喜等［39］學者的研究，以各省1985年每百萬人郵局數量與樣本期各年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的交乘項DI作為工具變量，利用2SLS方法進行內生性檢驗，結果如表10中列（1）和列（2）所示。第一階段結果表明所選工具變量DI與數字經濟高度相關，且通過了LM檢驗和F檢驗，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和識別不足問題，表明所選工具變量比較合適；第二階段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進一步驗證了數字經濟會促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此外，借鑒劉洋等［40］的研究，采用數字經濟變量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基準回歸和門檻回歸，其中新的回歸模型仍表現為單門檻模型，回歸結果如表10中列（3）—列（5）所示，各變量系數大小、符號和顯著性水平與前文分析相差不大，得到相同的實證結論。同時，考慮到海洋科研經費支出門檻變量的內生性問題，選取科研經費支出的滯后一期作為新的門檻變量，進行檢驗，仍表現為單門檻模型，回歸結果如表10列（6）所示，結果與前文一致。因此，在考慮內生性問題的情況下，本文的核心結論依然穩健。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2011—2019年我國11個沿海省份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得出結論如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會正向促進沿海地區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尤以創新與開放層面的促進效應更為顯著；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非線性關系，并呈現邊際效應減弱的趨勢；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海洋科技創新的單門檻效應，跨越海洋科技創新門檻后數字經濟的促進效應加強，呈現門檻加強特征?；谝陨辖Y論，為加快沿海地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進程，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推動數字經濟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助力賦能。不斷發展互聯網、云計算以及物聯網等數字經濟模式，將數字經濟的創新發展理念融入傳統的海洋產業中，打造前沿高端的海洋產業集群，推動沿海地區海洋經濟實現更為均衡的發展。一方面，通過加快推進5G網絡、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推動海洋產業的數據共享與信息互換，實現海洋產業間的合作共享發展；另一方面，營造良好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對開發和應用數字經濟的企業予以扶持、補貼，不斷加快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進程，確保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融合協調發展。

第二，實施差異化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數字經濟的發展應當結合地區產業和資源優勢，實現數字化發展的差異化和特色化。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應當充分發揮其良好的數字規模經濟優勢，同時要加強政府對數字經濟發展的有效監管，有效抑制行業壟斷行為，重點構建現代數字產業生態體系，避免數字經濟盲目發展造成效率損失；在相對欠發達地區，政府應當提供相應的技術幫助以及資金支持，將更多資源整合投入到數字經濟發展中，以強化數字化基礎建設，助力數字治理、海洋產業與數字化的融合發展；此外，應當充分發揮輻射效應，通過數字化水平高的地區對鄰近區域的輻射作用，打破信息流通壁壘，推動各地區數字經濟協調發展。

第三，優化助推高質量發展路徑，堅持創新驅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相比于在創新和開放兩個內涵維度上的顯著推進，數字經濟對沿海地區綠色、共享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仍存在較大提升空間。應明確政策制定的綠色化傾向，注重節能型能源消費和生產模式的引導，通過財稅政策激勵和鼓勵社會資本跟進等路徑，鼓勵企業研發生產低能耗的數字硬件和設備，推進海洋經濟綠色發展；深度挖掘和持續釋放數字經濟發展對資源共享的作用，破除制度性的牽制和束縛，順應數字經濟時代帶來的信息流動性需求，加快信息資源的流動和共享。同時，也要堅持技術創新的引領作用，以海洋科技創新為突破口，驅動海洋產業數字化轉型；積極推進科研孵化基地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制度、管理等軟環境建設，促進海洋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深化海洋科研經費改革，健全科研經費支出評價機制，推動科研經費資源配置結構的調整和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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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曲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