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驅動鄉村振興的作用機理、現實省思與實現路徑

黎家成

摘 要：數字技術為鄉村發展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工具，也為全面助推鄉村振興提供了創新范式。通過分析數字技術驅動鄉村振興的作用機理，并基于Z市為例對數字技術驅動鄉村振興進行現實省思。研究發現：當前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存在著城鄉“數字鴻溝”亟待彌合、數字化人才支撐力明顯不足、數字鄉村標準體系有待完善、鄉村數字治理困境等現實難題。最后本文從數字應用、人才支撐、頂層設計、黨建引領四大方面提出了實現路徑。

關鍵詞：鄉村振興;數字技術;農村地區;數字鴻溝

一、問題的提出

2023年2月13日，中央一號文件發布，文件中強調：“深入實施數字鄉村發展行動”[1]。當前數字技術正在為“三農”事業高質量發展發揮著“助推器”作用，對農業、農村、農民產生重要影響，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良性驅動于鄉村“五大振興”的重要抓手。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報告中顯示，2020年中國農業、工業、服務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為8.9%、21.0%和40.7%[2]，農業數字化水平提升潛力巨大，農業數字化轉型紅利有待充分釋放。探析數字技術驅動鄉村振興的作用機理，并以Z市為例對數字技術驅動鄉村振興進行現實省思，從而探尋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以期迸發數字動能，扎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二、數字技術驅動鄉村振興的作用機理

數字化推動鄉村振興的邏輯起點為數據這一生產要素。探究數字技術驅動鄉村振興的作用機理要考慮數據如何發揮其生產要素的功能，直接或間接的正向影響于鄉村振興。

（一）數字技術賦能鄉村“五大振興”

從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來系統理解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的五個維度。在產業振興方面，發展數字經濟能有效賦能于鄉村產業興旺。首先，數字技術能加快鄉村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改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同時數字技術能對農業生產經營活動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管理，在農產品上行和農資產品下行起到積極的調控作用，并不斷完善農業“產加銷”一體化發展全鏈條。此外，數字金融能憑借其開放、共享和覆蓋廣泛的優勢，通過金融可獲得性、融資范圍、金融供給的提高或擴大，從而為鄉村產業融合提供強大動力。在人才振興方面，數字技術對人力資本會產生積極影響。首先，數字化不僅能促進鄉村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革，而且能產生人才的正向集聚效應，并有效支撐鄉村的創新創業活動，產生人才回流。此外，數字化的引入能緩解鄉村教師資源和教學資源相對缺乏的掣肘，通過以“互聯網+教育”的形式改善鄉村教育的土壤，整體提升鄉村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與職業技能。在文化振興方面，數字技術是促進鄉風文明傳承與發展的新動力。數字技術能實現鄉村文化資源的數字化，村民能借助多樣化的數字化平臺，并使用抖音、微博、微信等應用軟件強化鄉村文化的可獲得性，促進鄉村傳統文旅產業業態升級，實現外界優秀文化的“引進來”。信息化、網絡化的發展也促進更多優質的鄉土文化產品上線上云，并利用多媒體更加經濟高效的優勢為鄉土文化的傳承發揚、鄉村文化產品的輸出供給、鄉村文化基礎設施的優化配置提供強大支撐，將數字技術內嵌于鄉村的公共空間，有利于鄉村文化的內部培育發展和“走出去”。在生態振興方面，數字技術的使用能促使鄉村由傳統的粗放生產向“綠色化”生產轉變，提升農民對綠色生產技術的認可和利用并改善鄉村生態環境整治的信息化水平。數字技術不僅在自然生態層面促進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且在社會生態層面有利于重塑鄉村社會格局，培育“社會主義生態公民”，從而持續優化鄉村整體生態。在組織振興方面，數字技術的客觀性和知識性能有效破除政治體系中的傳統價值觀念，逐步優化政治體系的具體運行方式。在實現鄉村組織振興的過程中，數字媒體技術在激發農民個體公共參與意識，筑牢鄉村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持續加強鄉村基層組織體系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二）數字驅動城鄉融合發展加速蝶變

人類文明的進步是城鄉相互依賴、工農互促的過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以來黨中央一直致力于縮小城鄉差距，破除長期以來城鄉二元對立的發展格局。黨的十八大以來，對于正確處理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的認識逐漸得到深化，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城鄉融合發展，強調城鄉的融合互動和共建共享。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目前對于城鄉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兩者的互動關系研究，學界普遍認為鄉村振興戰略注重發揮鄉村的主動性，并把與鄉村密切聯系的生產、生活、生態、社會、文化等價值內容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加以考慮，有利于扭轉過去鄉村的被動接受反哺狀態，從而激發鄉村發展的主動性與內生動力，最終實現城鄉互為一體和城鄉融合發展。城鄉融合發展有利于破解城鄉分離的社會對立運動，從根源上解決鄉村生產力有所發展但又發展不足的現實困境，既實現資源向外地輸送，又廣泛吸收有益資源的整合進入。城鄉融合發展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由之路，而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則為城鄉一體融合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數字技術以其數字生產力、數字流通力、數字分配力和數字消費力，在統一于數字化的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新活力。

（三）鄉村“數字智治”融入鄉村振興

在新一輪數字技術的驅動下，“互聯網+社區服務”“互聯網+基層黨建”等逐漸成為鄉村治理的主要形式。英國學者帕特里克·鄧利維系統闡述了數字治理理論。數字治理理論強調由傳統的公民參與逐漸發展為現代的電子參政，達到還權于社會，還權于民的良性治理過程[3]。鄉村數字治理融入鄉村振興的內涵體現在：首先，數字治理有利于提升鄉村基層治理能力。數字技術在運用于鄉村社會治理的過程中，信息成本、搜尋成本、傳輸成本、驗證成本等大大降低，鄉村基層黨組織的工作效率與服務廣度得到了顯著提升。數字技術平臺能實現農村經濟、文化、養老、扶貧等方面的數字化，豐富數字技術應用場景，整合鄉村資源，推進農村黨建和村務管理智慧化，從而構建更加精準高效的基層治理體系。其次，數字技術理念能為鄉村治理主體提供思維工具。在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中，數字技術作為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鄉村治理主體能在數字化虛擬治理空間內積極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在數字空間內暢通民意反饋渠道，并在價值維度上喚醒鄉村村民的共同體意識，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社會治理格局。最后，鄉村基層政府也在數字化思維的影響下優化自身的治理行為和治理流程，更好地提供公共管理及服務。

三、數字技術驅動鄉村振興的現實省思

2019年9月，Z市網格化多功能視頻服務系統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以數字化、信息化手段打通了基層公共服務的“最后一公里”。

（一）Z市數字鄉村建設的經驗啟示

推進數字化建設，基層社會服務升級。Z市投資建設了市、鎮、村三級網格化平臺，從而為開展基層社會服務提供了堅實基礎。首先，視頻服務系統成為農業政策宣傳和新型農技培訓的前沿陣地。Z市的網格化管理中心堅持每周與涉農部門做好對接工作，將涉農科技知識、氣象服務信息、農產品市場行情、惠農補貼政策等進行收集整理，并在網格化多功能視頻服務系統內發布。其次，視頻服務系統助力群眾足不出戶化解糾紛，實行一站式調解化矛盾?；鶎泳W管員能通過預約市視頻服務系統平臺，向市矛盾調處中心的法律專家進行法律咨詢和在線視頻連線調解，降低了人民群眾的調解成本。最后，建設全天候視頻監控系統，為群眾提供平安和諧環境。Z市以實施“雪亮工程”為發展契機，將視頻監控系統建設統籌納入基層網格化工作，實行全市村（社區）的監控全覆蓋，形成全域覆蓋、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視頻服務系統，服務群眾功能日益凸顯。

嚴格網格化隊伍管理，建立爭創機制。Z市嚴格視頻服務系統工作人員隊伍，實行考核獎懲機制，對半年考核排名末位的示范村實行降級處理，并取消示范村資格和系列獎勵政策，對于非示范村考核排名首位的，優先納入示范村管理。同時Z市立足網格化現有數字化平臺，充分發揮基層網格員的工作潛力和隊伍作用，使基層網格員成為服務群眾的“信息員”“調解員”“宣傳員”。以網格化多功能視頻服務系統為統一支撐平臺和統籌市、鄉村的基礎設施，發揮基層網格員“最后一公里”的主力軍作用。數字技術的賦能使鄉村數字信息渠道更加順暢，鄉村社會治安更加和諧穩定，鄉村社會治理更加牢固。

充分拓展視頻服務系統的服務性功能。Z市根據“一平臺、多用途、小系統、大服務”的發展思路，以集合鄉村優勢資源與本土產業、符合農村實際、契合農民需求為建設目標，不斷拓展視頻服務系統的功能。目前網格化多功能視頻服務系統已建立起集視頻會議、電子政務、線上教育培訓、民生服務、電子商務、文化娛樂等為一體的鄉村綜合數字化服務平臺，在創新鄉村社會治理，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中發揮著更加顯著的效用。

（二）數字賦能鄉村振興的現存問題

1. 城鄉“數字鴻溝”亟待彌合

對于城鄉數字鴻溝的認識，學者薛偉賢認為，城鄉數字鴻溝是一種包含技術、知識、經濟和社會的綜合性不平等問題。從本質上看，城鄉數字鴻溝是城鄉群體因信息的擁有及應用的差異而導致的參與各種活動機會與獲得收益的不同[4]。城鄉數字鴻溝具體表現在：城鄉信息接入差距;城鄉信息使用差距;城鄉信息消費差距。計算機是現代信息技術的重要工具，各種數字化、智能化的平臺和產品都需要由計算機來完成，農村計算機接入量較少，成為農村居民獲取數字化信息的嚴重桎梏。移動互聯網、數字技術向城鎮與鄉村滲透率存在一定差距，數字信息基礎設施和數字化資源薄弱，數字紅利在城鄉之間存在非均衡分配。人口在城鎮的集聚、農村人才外流對農村居民信息消費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而信息消費的過程更是產生知識資源，推進數字化發展的過程，信息消費障礙導致農民對數字技術的認知有限。最后，鄉村農業數字化轉型面臨要素的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等全產業鏈的挑戰，農業生產和再生產的系統環節與數字化之間存在著要素阻隔、創新障礙，再加上城鄉數字化共享平臺和協同機制薄弱導致“數據孤島”現象的發生，這就進一步加劇了城鄉二元發展制度下的數字鴻溝。

2. 數字化人才支撐力明顯不足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即信息與通信技術，是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技術，而培育ICT人才成為我國在全球數字化浪潮中搶占數字競爭制高點的關鍵。在ICT人才供求方面，ICT人才供不應求，我國整體供需缺口呈現持續擴大的趨勢。根據安永（中國）企業咨詢有限公司2022年發布的《中國ICT人才生態白皮書》預測，中國2025年ICT人才缺口將達到2135萬人，年復合增長率將達到11.7%，人才技能缺口形勢更加嚴峻。同時ICT人才的地域分布和梯隊分布問題將有所凸顯。ICT人才的集聚效應促使大量ICT高端人才向大城市、一線城市聚集，伴隨著企業快速擴張和行業競爭的加劇，ICT企業將逐漸向二、三、四線城市實現業務拓展和人才下沉。然而在企業下沉的過程中，人才供應不足將造成ICT人才的區域錯配，造成人才資源浪費和人才供應缺口的狀況，從而限制區域數字化的發展進程。最后，企業數字化領導者和基層數字技術人員的短缺不利于企業日常業務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聯結，數字化資源投入不夠和基層“數字員工”技術賦能不足的人才結構性矛盾將進一步影響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3. 數字鄉村標準體系有待完善

2022年9月，中央網信辦等四部門印發《數字鄉村標準體系建設指南》，文件明確指出到2025年初步建成數字鄉村標準體系，意味著數字鄉村建設將步入標準化體系探索和建設階段，更好地以標準有效供給引領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從總體來看，中國數字鄉村標準體系仍然存在嚴峻問題。首先，重政府責任輕社會參與。數字鄉村建設的多元主體協同機制尚不完善，數字鄉村建設項目主要依賴于政府投資，社會資本投資“三農”、撬動鄉村數字化“新引擎”的力量不足。社會資本的逐利特質與鄉村自治之間處于一種弱耦合狀態，鄉企互惠型難題、土地用益物權難以落實、數字化應用的適配性不強、產業可持續發展困境成為制約村企合作和擴大農業農村有效投資的障礙。其次，重短期效益輕長期發展。在實際工作中，基層干部往往對數字鄉村建設缺乏整體和長遠的規劃，對數字資源的收集和統籌、生產模型的建構、鄉村數字治理、數字化人才引培的重視程度不足，未能形成數字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機制與生態。最后，數字鄉村的頂層設計與基層實際結合不緊密，基層創新實踐有待優化。數字鄉村的頂層設計往往是共性方法論，縣、鎮、村在數字化探索的過程中難以根據本域特色有效挖掘和釋放農業農村數據要素價值，數字技術與農村應用場景的耦合面亟待拓展。

4. 鄉村數字治理面臨現實困境

鄉村數字治理在驅動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面臨三重困境：第一，鄉村治理的主體差異性、異質性導致部分鄉村群體拘囿數字理念革新。農民在鄉村經濟社會變革的過程中，農民從均質性較強的鄉村群體逐漸分化為能力與需求呈現明顯差別化、分層化的鄉村群體，數字化技術在技術賦能的同時也將部分數字弱勢群體排除在“數字高墻”之外。同時在小農經濟下農民能自主生產、自主交換、自主分配和自主消費，因此對數字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治理優勢興趣度較低，參與數字治理的意識較淡薄，這就這在心理上和實際運用中削弱了農民對數字技術的認同感，甚至持有消極態度。第二，數字化人才與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的掣肘。數字化人才是推動鄉村治理的中堅力量，數字化基礎設施是數字賦能鄉村振興的重要依托載體，鄉村由于歷史沿革、資金狀況、人才流出等因素的影響，數字基建和人才引育與鄉村數字治理要求不匹配。第三，數字資源整合不力以及鄉村數字化平臺的虛化。鄉村社會治理數字化仍停留在信息渠道暢通的層面，數字技術及數字化平臺在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中所發揮的鄉村社會態勢感知、基層公共輔助科學決策等方面的價值未能得到有效發揮。

四、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

（一）數字應用：提升鄉村產業數字化水平

鄉村產業數字化是“數實”融合的重要領域，也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數字技術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主要是通過“農業+”和“數字+”兩條路徑來實現。為充分釋放“數字紅利”并提升鄉村產業數字化水平，數字鄉村建設要聚焦供給側和需求側存在的挑戰，加快鄉村產業數字化轉型。首先，強化鄉村數字應用的成效，需要打造更加具有適配性的技術工具和政策工具，形成技術鏈和政策鏈的整體構建。在政策生態層要降低鄉村制度性交易成本，創造良好穩定的市場預期，并積極引導政府增強對發展鄉村數字產業的包容度。在機制建設層方面要健全鄉村數字產業財政資金、投資基金的投入機制，充分發揮數字金融服務“三農”的優勢，促進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對數字技術的采用與支付意愿，以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環實現數字創新和經濟效益的優化組合。其次，充分發揮數字技術的驅動力，提升數字技術引領城鄉融合發展的深度和廣度。以數字技術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引導城市資本、數字技術、數字人才等要素積極向鄉村回流，以鄉村數字技術變革打破農村第一、二、三產業間的空間界限束縛，探索農業生產、加工、銷售智能化手段、智慧農業應用場景。加強城鄉數據共享機制，讓城鄉“數據孤島”相聯通，逐漸形成惠及城鄉、互利共謀的都市現代農業。最后，以數字化方式打造鄉村“文旅”融合新模式。建立鄉村文化旅游服務管理平臺并以此為依托，利用數字技術打造游前、游中、游后服務體驗閉環和線上線下消費場景，以VR、AI技術充分展示鄉村怡人風光并挖掘鄉村特色文化資源，促進鄉村歷史文化、民情民俗文化、農耕生產文化、飲食文化等資源的上線上云，深刻把握鄉村的鄉土文化脈搏。

（二）人才支撐：建設鄉村數字化人才隊伍

數字鄉村建設的重點是要采取措施提升鄉村居民使用數字技術提高生產水平、生活質量和創造財富的能力。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加速演進，數字化人才的數量型短缺、素質型差異、城鄉區域型錯配成為制約數字鄉村建設的首要難題。因此，建設鄉村數字化人才隊伍，強化數字人才支撐至關重要。首先，推進鄉村數字經濟“創新人才+”行動和優化鄉村數字人才培育模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數智企業、國家實驗室等作為數字化人才的集聚地和推進數字產業發展的主導力量與數字鄉村項目建設的融合不足。為此，在“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下，需協同發揮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數智企業等數字化領軍力量，通過計算機業務能力培訓、農業技能指導、數字化平臺搭建、“產加銷”幫扶，大力培育一大批高素質的新型數字化農民并在鄉村搭建數字化人才培育基地。其次，構建系統完備的鄉村數字化人力資源體系，推動勞動力市場數字化。支持鄉村數字人才市場建設，在招聘信息推送、人崗匹配方面實現精準化、智能化，全面提升數字化人才的供需匹配效率。再次，推進城鄉區域數字化人才協同培養，解決數字人才區域錯配難題。采取人才補貼、職稱競聘等人才激勵措施，促進城市數字人才向鄉村回流，并進行農村數字基建項目指導、數字人才市場相通、人才交流和儲備培育等工作。最后，ICT人才作為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的核心要素之一，必須在行業、企業、高校、政府四方面著力培育。在行業方面，要有效預測ICT人才技能需求，促進信息的共享與協作;在企業方面，數字企業要把ICT人才培育作為企業的戰略優先級;對高校而言，要積極參與未來數字人才技能框架標準的制定并引入更加豐富的數字化資源;在政府方面，要引導ICT人才培育、數字技能認證與社會需求的有機銜接。

（三）頂層設計：構建數字鄉村的四梁八柱

在鄉土社會演變的過程中，不能僅僅依靠數字技術做簡單的“加法”，而需要以頂層政策設計統籌推進數字鄉村整體發展，通過錨定制度創新航向來引導數字技術對鄉村地理空間、鄉土社會空間、表象空間加以深層的結構整合和重組，從而構建數字鄉村的四梁八柱。首先，處理好數字鄉村建設的內生和外生的關系問題。在傳統的鄉村社會結構中，基層政府、村委會等代替村民行使權力，數字鄉村建設往往是在行政的、外部的助推之下，為使行政的、外部的數字化建設與鄉土社會場域互嵌整合，必須既符合鄉村數字化建設的整體要求，又考慮鄉村群體的特殊訴求。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制度要彌合鄉村文化傳統、民俗風情、村規民約此類的感性制度與鄉村數字化建設、改革中的理性制度的沖突。其次，加快構建統一、融合、開放的數字鄉村標準體系。在基礎與通用、數字基礎設施、農業農村數據、農業信息化、鄉村數字化、建設與管理、安全與保障這七方面精準著力，并積極開展數字標準體系的研制、試點和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工作，強化數字標準體系制度性供給，始終堅持“以農為本”的發展理念，及時跟進數字標準體系的應用與驗證。最后，建立健全多元主體投入的激勵機制，化解資本下鄉的社會困境。合理發揮地方政府的治理作用，降低村企交易成本，將資本下鄉嵌入農民主導的數字產業體系之中，積極引導社會資本解決鄉村產業、農民與市場的聯結難題。探索“鄉鎮+村+企”模式，將村（社區）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與企業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進行合理匹配，讓農民增強對企業的認同和好感，逐步化解資本的“外來性”和鄉村社會的“排外性”之間產生的社會困境，更好地賦能鄉村振興。

（四）黨建引領：實行黨建引領數治新模式

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改變了社會的生產方式，更催生了新興的社會治理模式?！包h建+數字治理”的關鍵在于如何以堅持黨建的引領下，實現政府治理、社會調節和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動，充分調動村民參與數字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實現鄉村“數字智治”的同時推進鄉村振興。首先，堅持多元共治，以村民為主體，著力提升村民的數字化技能與素養。以村（社區）、鎮（街道）黨組織梳理本轄區內的數字化“需求清單”，并形成清晰的“項目清單”，統一在線上向企業、公益組織、包聯單位、志愿者團體發布征求幫助，給予適當的物質獎勵與榮譽激勵，形成基層黨委領導、社會協同、村民參與的共治格局，通過匯聚合力來提升治理質效。其次，加強數字資源整合，在本域形成開放共享的數字化資源網絡。對于數字政府，學者Gil-Garcia J R等指出，現有的信息技術是政府行政改革的關鍵影響因素之一，數字政府可視為政府公共部門利用信息技術實現公共服務方式的革新，以改善公共服務信息和公共服務的供給[5]?；鶎诱臄底只卫斫巧枰{適，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基礎上激活數字鄉村的治理需求，強化村民的“被服務主體”的意識并積極推動政府數字信息的公開，保障鄉村政府能夠收集、共享數字化資料，村民能利用好數字化資料。最后，加強基層黨組織與村民的互動，以數字化平臺構建“黨組織——群眾”的數字化關系網絡?；鶎诱块T要積極聯動織密民意收集網，并切實做到下沉協商，以數字化手段進一步完善群眾意見的收集辦理、跟蹤落實、反饋評價的閉環工作機制，共繪數字治理藍圖。

五、結語

數字技術的加速演進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創新范式，成為促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源泉。展望新時代，在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的同時要防止數字資本的裹挾，讓“技術崇拜”回歸價值理性的主導，克服數字化發展過程的不利因素，始終聚焦數字技術為“三農”服務的理念，持續性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這才是數字技術不斷發展演進以良性驅動于鄉村振興的不動搖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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