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測度與制約因素分析

李楊 張穎莉

摘要：綠色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北、上、廣、深是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這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對于引領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示范價值。通過厘清綠色發展系統內在理論機制并構建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對以北、上、廣、深為典型代表的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進行測度，探究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的時空演變特征及其障礙因素。結果表明：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整體呈現逐年上升趨勢，綠色發展水平依次排序為“北京＞深圳＞上海＞廣州”，各城市的短板不一；各準則層的綠色發展水平主要呈上升趨勢，但是綠色生活這一指標逐年下降；制約綠色發展水平的關鍵障礙因素為環境治理、生態保護和增長質量，并且綠色生活指標的障礙強度持續上升。最后，提出全面提升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的建議。

關鍵詞：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測度；轉型障礙

中圖分類號：F124.5；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626X（2023）04-0017-11

一、引言

綠色發展既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體現，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到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從“五位一體”，到“新五化”，再到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認識和實踐不斷發展。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專章強調，“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并指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與本質要求之一，要“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

城市是人口、產業、交通運輸等高度集聚的區域，超大城市是我國經濟發展格局中最具有活力的核心地區，也是人口激增、能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更為嚴峻的地區。當前，我國已經形成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城市群帶動區域發展的新模式。北、上、廣、深是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這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引領我國綠色轉型進程，是綠色發展具有代表性的區域。根據各城市統計年鑒，2021年北、上、廣、深四大城市的地區生產總值總計達到142381.27億元，在全國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12%，人口總計達到8327.25萬，在全國人口中的比重接近6%，人口、資源與環境相協調壓力較大。北、上、廣、深四個典型超大城市的綠色轉型事關國家縱深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大計，也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進程的推進起著至關重要作用。鑒于此，本文以超大城市為研究對象構建綠色發展綜合評價體系，衡量與評價各城市綠色發展的現實情況，并且比照差距、尋找原因，既能豐富新發展階段的綠色發展理論研究，又能為超大城市釋放發展活力、發揮在中國綠色高質量發展中的引領示范作用提供決策依據。

二、文獻綜述

對綠色發展的討論可以追溯到1966年美國學者Boulding所提出的太空艙經濟理論，該理論指出如果不合理開發資源、保護環境，地球就會像宇宙飛船那樣走向毀滅[1]。1989年英國環境經濟學家Pearce在著作《綠色經濟藍圖》中提出“綠色經濟”一詞[2]，即不會由于資源耗盡而使社會經濟無法持續發展，也不會由于盲目追求生產增加而造成社會分裂的“可承受經濟”。隨著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國際組織、國內外學者對綠色經濟、綠色增長開展了豐富研究，綠色發展的概念從單純環境保護[3～4]逐漸演化，是將生態保護內生為經濟發展過程[5]，強調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重視生態環境保護[6]，是以高效率、低污染、低損耗的綠色模式實現經濟增長[7]，是一種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8]，是促進高質量發展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9]。

自綠色發展理念提出以來，關于綠色發展的研究越來越多，主要對其概念與內涵[10～13]、測度與評價[14～16]、影響因素與驅動機制[17～19]、實現路徑[20～21]等展開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在指標體系構建與測度上，已有文獻從國家、省域、城市等不同視角對綠色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研究。本文通過中國知網，檢索以“綠色”“評價”為關鍵詞的CSSCI來源期刊論文，選取并歸納有代表性的文獻，將其研究對象和指標選取思路匯總見表1。

針對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拓展：（1）研究對象方面，現有研究多從國家和省域層面出發，或以長江經濟帶城市群研究為主，較少文獻量化并比較研究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城市綠色轉型是中國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核心，超大城市綠色轉型走在前列，以北、上、廣、深四個典型超大城市為研究對象，具有重要借鑒意義。（2）研究指標方面，指標體系構建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直接影響測度結果。已有研究在評估綠色發展水平時缺少理論支撐，指標構建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指標選取較少，所得結果無法全面反映綠色發展實際情況；二是選取大量超過綠色發展概念邊界的指標，存在泛化概念問題。

例如，含有過多創新、協調、共享等指標，新發展理念中的五個方面邊界模糊，難以科學評估綠色發展真實水平。北、上、廣、深四個典型超大城市統計數據相對較為完整，缺值較少，因此，本文基于理論推導構建了相對更為系統、更有針對性的綠色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集中體現綠色發展的各個重點領域，涵括能源總量與強度以及污染物排放總量與環境質量控制的多重目標，同時考慮過程性指標和結果性指標。（3）研究內容方面，對綠色轉型的障礙因素進行進一步探索。以“評價測度——演化特征——障礙因素”為研究思路，通過探究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的演化特征，把握超大城市綠色發展進程與現狀，并運用障礙度模型分析阻礙綠色發展的影響因子，以期為城市綠色轉型提供科學依據與政策建議。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指標體系構建的理論機制

建立科學合理的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是研究前提。在實踐中，國際組織所構建的國家間指標體系難以適用于城市層面，國內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是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聯合制定的《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和《綠色發展指標體系》①。因此，本文指標體系的構建主要基于綠色發展的內在理論機制，并且重點參考和借鑒了該指標體系。但由于城市間資源稟賦不一、統計方式有別、部分數據難以獲取，故在遵循科學性、全面性、可代表性和可獲取性原則基礎上，結合現有文獻進行指標替代和調整。

綠色發展既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又是一種發展的結果，指標體系的構建應該基于綠色發展系統的驅動作用機制（見圖1）。一方面，綠色發展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是在多元主體參與下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一是企業層面，主要包括生產中的資源利用（從環境中獲取資源）與污染排放（向環境排放廢棄物質）行為。資源利用主要衡量對能源等資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循環利用能力，選取能源消費總量、萬元GDP能源資源消耗、廢物綜合利用率等6項指標。污染排放主要衡量廢氣、廢水和固體廢物，即通常所謂的“三廢”排放強度。二是政府層面，主要包括在環境治理與生態保護的相關舉措。環境治理是綠色轉型的重要支撐，衡量政府加強城市綠化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及環保投資程度，包括節能環保支出、垃圾和污水治理等相關指標。生態保護是綠色轉型的保障和基礎，是積累綠色生態財富的過程，使用森林覆蓋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等6項指標。三是公眾層面，綠色生活是綠色轉型的關鍵一環，倒逼生產方式綠色轉型，選取生活能耗比重、綠色出行、人均用能用電用水等指標。

另一方面，綠色發展呈現出一種全新的發展狀態，是綠色轉型的結果。綠色發展兼具“綠色化”和“發展”兩大特征，一是“綠色化”，體現綠色轉型進程中環境質量的切實改善，從大氣、水、土壤方面選取相關6項指標。二是“發展”，體現為經濟增長方式的綠色高質量轉變，主要評價城市技術革新、產業綠色發展狀況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情況，選取產業結構、高耗能產業比重、能源消費彈性、創新發展等6項指標。

依據上述理論機制，構建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指數評價指標體系（見表2），共涵括7個大指標和41個子指標。

（二）研究方法

具體研究主要分為兩步：一是用熵值法和綜合指數法測度各指標層水平；二是用障礙度模型分析障礙因素。

1. 熵值法

指標權重確定是測度的基礎，熵值法是根據各項指標的差異程度來客觀確定權重的一種方法，熵值法的優點是客觀、科學，避免主觀因素干擾和主觀意識帶來的誤差，適合于多層次多指標復雜系統的賦權決策。本文所構建的綠色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層次和指標較多，不容易直觀判斷結果，因此選用熵值法使得最終確定的權重可信度高、操作性強，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第一，采用極大極小值方法先進行標準化處理，變換成無量綱的標準化數值，消除指標計量單位的影響。

其中，正向指標的標準化公式為：

（三）數據來源

為了使數據更加具有針對性和時效性，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選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十一五”末（2010年）、“十二五”末（2015年）以及“十三五”時期（2016－2020年）共7個年度的統計數據進行研究，涵括了“十一五”末、“十二五”末以及“十三五”時期的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以及廣東省、各城市公布的統計年鑒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環境公報等權威公開數據。

四、結果分析

通過測算四個超大城市綠色發展總體水平，分析時空演變趨勢，再從7個維度進行比較，分析各城市在各指標維度的異同點和薄弱環節，并研究制約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礙因素。

（一）目標層綜合評價與分析

總體看，四個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均處于上升狀態（見表3），綠色轉型走勢良好。從平均水平來看，其平均值由2010年的0.0290上升到2020年的0.0494，年均增長率為5.48%。尤其是“十三五”以來，各城市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統籌生態文明建設與高質量發展，綠色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綠色發展水平在“十三五”時期年均增長率高達9.06%，城市加快向綠色發展方式轉變。具體來看，四個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都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變動趨勢，綠色發展水平依次排序為“北京＞深圳＞上海＞廣州”，北京的綠色發展水平明顯領先于其他三個城市，始終是唯一采用標準差分級法進行分級后綠色發展高水平區。2015年以來，北京與廣州綠色發展指數之比基本都在2左右（除2019年比值為1.89），差距較大。

（二）準則層具體評價與分析

從整個研究期看，不同維度準則層的綠色發展水平及變化趨勢不同，不同城市在各準則層的表現也不盡相同。為深入分析四個超大城市綠色發展水平的差異和成因，進一步計算出各城市準則層的得分，結果見表4。

1. 各個準則層的分值呈現不同的時序動態演變軌跡

各個準則層的變化趨勢存在較大差異。第一，各城市資源利用、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增長質量四項指標均呈上升趨勢，其中增長質量提升速度最快。增長質量提升是“治本”手段，研究期內，其他指標普遍呈個位數的年均速度增長，而北、上、廣、深的增長質量分別呈20.62%、19.70%、14.07%、9.46%的年均速度增長，增長質量指標下的各項子指標都表現出顯著改善趨勢，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取得顯著成效。第二，各城市污染排放指標波動較大。雖然與2010年相比，各城市2020年的污染排放數據均有所改善，但若單看“十三五”時期，上海與深圳有所惡化，與工業固廢排放強度（包括一般固廢和危險固廢）增加有關。第三，各城市在環境治理方面表現不一。其中，上海、深圳在波動中上升，但是北京、廣州呈下降趨勢，主要受政府在環境治理方面的投入強度有所下降影響，如節能環保支出比重、環境衛生固定投資強度等。第四，各城市綠色生活指標均逐年下降?？梢园l現，居民生活方面的用能、用電、用水都呈逐年上升趨勢，這與超大城市步入高收入水平階段所帶來各種能源資源的消費潛力釋放有關，也意味著未來常住人口增長和生活水平提升將給各城市綠色化發展帶來持續壓力。

2. 各個城市綠色發展特征與短板存在較大差異

各個城市在7個維度的準則層也表現出不同的綠色發展水平。第一，北京綠色發展水平明顯領先其他城市，但環境質量水平較低。具體來看，北京在污染排放、生態保護、增長質量方面均領先，環境治理開始領先，后來有小幅回落，在資源利用、綠色生活方面居中。但是環境質量表現較差，在四個超大城市中排最后，其子指標如衡量空氣質量的優良天數率、可吸入顆粒物濃度，以及衡量土壤質量的化肥、農藥使用強度都排在最后。第二，深圳綠色發展水平僅次于北京，該城市在7個準則層指標中沒有表現特別落后的維度。其中資源利用、環境質量、環境治理均位居第一，污染排放、生態保護、增長質量、綠色生活方面居中，綠色發展較為全面、均衡。第三，上海綠色發展水平在四大城市中位居第三，綠色生活水平較高。上海在綠色生活維度表現較好，位居第一，生態保護、增長質量方面居中。但是在資源利用、污染排放方面排在最后，環境治理跟廣州不相上下，近兩年稍落后于廣州，也排在最后。從子指標看，上海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工業煤炭消耗強度、工業廢水和固廢排放強度、環境衛生固定投資、萬人公交車擁有量、森林覆蓋率、建成區綠化率、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等指標都較為靠后。第四，廣州綠色發展水平位居最后，缺乏表現特別突出的指標。廣州在資源利用、污染排放、環境治理、環境質量方面居中，且在生態保護、增長質量、綠色生活方面位居最后。從子指標看，廣州在節能環保支出、萬人公廁量、公園個數、自然保護區面積、高耗能產業比重、能源消費彈性、研發強度、人均用能用電用水等方面綠色發展水平較低。

（三）障礙度分析

為厘清超大城市綠色發展短板，引入障礙度模型，分別從準則層和指標層深入挖掘阻礙超大城市綠色發展的制約因素，并識別關鍵障礙因素。

1. 準則層障礙度分析

隨著時間推移，各準則層對四個超大城市綠色發展的障礙度作用大小和強度呈現不同態勢（見表5）。

第一，從作用大小的變化來看，資源利用、污染排放、環境質量和增長質量呈波動下降態勢，對綠色發展阻礙作用減弱；環境治理、生態保護②呈波動上升趨勢，2020年兩者在四個超大城市中的障礙度之和均超過50%；四個超大城市綠色生活的障礙度均處于逐年持續上升態勢，對綠色發展水平的阻礙作用不斷加強，2020年北京綠色生活的障礙度達到15.68%。這意味著，政府和公眾對超大城市綠色發展的制約在不斷提升，新形勢下城市綠色發展水平的持續提升對政府治理能力和公眾行為提出更高要求，在未來綠色轉型中需要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第二，從作用強度來看，研究期內阻礙各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提升的前三大因素始終為環境治理、生態保護和增長質量，2020年三者對綠色發展水平的障礙度高達78.96%（北京）、91.46%（上海）、89.70%（廣州）、92.12%（深圳），成為超大城市綠色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北京受環境治理（28.69%）、上海受生態保護（38.00%）、廣州和深圳受增長質量（37.74%、40.84%）阻礙度最大?？梢姟笆奈濉睍r期，在加快綠色發展進程中，政府還需要更加注重生態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加大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力度，更加從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角度協同推動生態文明建設與高質量發展。

2. 指標層障礙度分析

由于本文所選指標及涵蓋年份較多，鑒于篇幅限制，且為了更好找出關鍵因素，只選取各個城市主要年份、障礙度排名前五位的指標進行分析（見表6）?？傮w上看，影響各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前五的障礙度指標較為集中，共有9項，其中頻次出現較高的依次為增長質量維度中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X3（3 出現11次，覆蓋面92%）、技術合同成交額X35（出現11次，覆蓋面92%），生態保護維度中的公園個數X27（出現9次，覆蓋面75%）、自然保護區個數X2（8 出現9次，覆蓋面75%），以及環境治理維度中的環境衛生固定投資X1（3 出現8次，覆蓋面67%）?？梢?，超大城市在推動綠色發展過程中仍然面臨經濟增長對能源的依賴程度較高、以創新帶動綠色不足、綠色空間營造不夠、政府投入力度不足等關鍵現實問題。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結論

本文以北、上、廣、深四個典型超大一線城市為研究對象，分析城市綠色發展系統內在驅動機理，選取“十一五”末、“十二五”末以及“十三五”時期的面板數據，從資源利用、污染排放、環境治理、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增長質量、綠色生活7個層面構建綠色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測度研究對象的綠色發展水平，并運用障礙度模型分析阻礙綠色發展的影響因子，得到如下主要結論：第一，從目標層看，各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整體呈逐年上升態勢，尤其是“十三五”以來，各城市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綠色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城市間綠色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排序依次為“北京＞深圳＞上海＞廣州”，北京與廣州綠色發展指數之比基本穩定在2左右，差距較大。

第二，從準則層看，各個準則層的變化趨勢存在差異。各城市資源利用、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增長質量四項指標均呈上升趨勢，污染排放指標波動較大、研究期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是各城市在污染治理方面表現不一，并且綠色生活指標均逐年下降。

第三，從具體城市的準則層看，各個城市的特征和短板不一。北京綠色發展水平明顯領先于其他三個城市，但環境質量水平較低；深圳綠色發展水平僅次于北京，7個準則層中沒有表現特別落后的維度；上海綠色發展水平在四個超大城市中位居第三，在綠色生活維度表現較好；廣州綠色發展水平位居第四，缺乏表現特別突出的指標。

第四，從障礙度分析來看，各準則層對四個超大城市綠色發展的障礙度作用大小和強度呈現不同態勢。作用大小變化方面，資源利用、污染排放、環境質量和增長質量呈波動下降態勢，環境治理、生態保護呈波動上升趨勢，而綠色生活逐年持續上升。作用強度方面，對各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提升的阻礙強度居前三位的始終為環境治理、生態保護和增長質量。指標層分析結果顯示，制約各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前五的障礙因素依次為能源消費彈性系數、技術合同成交額、公園個數、自然保護區個數和環境衛生固定投資。

（二）政策啟示

第一，堅持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領導，持續提升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水平?！笆奈濉睍r期是生態環境質量由量變轉向質變的關鍵期，而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是影響綠色發展水平最為關鍵的要素，要充分發揮政府作用，堅持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修復兩手發力，健全減污降碳協同機制，統籌優化生產、生活、生態空間比例，加大投入完善如公共交通、公共廁所、固廢處理等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深入開展一體化保護和修復行動，提升整個生態系統穩定性和城市宜居性。

第二，堅持綠色發展是發展觀的深刻革命，既要抓生態文明建設，更要以生態文明建設促經濟綠色高質量發展。增長質量是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最關鍵的要素之一，也是近幾年綠色水平提升最快的準則層。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期，要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嚴控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盲目擴張、持續提升資源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根本上改變以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傳統發展模式，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第三，堅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注重生活方式綠色轉型。在7個準則層中，綠色生活是唯一發展水平在四個超大城市中均逐年下降的指標，也是唯一障礙度在四個超大城市中逐年上升的指標。這要求警惕綠色生活障礙度增長態勢，更加注重生活側的綠色低碳轉型，加大綠色低碳方面的宣傳力度，提供更多可參與、可獲得的綠色消費場景，還要加強引導全社會科學和節約使用能源資源，落實用水、用電、用氣等各類能源資源消費的階梯價格制度，健全能源資源需求側響應市場化機制，最終實現全民生活方式的綠色變革。

注釋：

① 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統計局、環境保護部、中央組織部制定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其包含7項一級指標、56項二級指標，涵蓋了經濟、資源、環境、人民生活、公眾滿意度等維度。

② 深圳生態保護近幾年持續上升，但仍然沒有恢復到2010年的水平。

③ 為便于閱讀和比較分析，表格只列出“十一五”末、“十二五”末、“十三五”末三個關鍵年份的數據。

參考文獻：

[1] BOULDING K E.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M]//Jarrett H.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Es?says from the Sixth RFF Foru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

[2] PEARCE D W，TURNER R K. 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M].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0．

[3] JACOBS M. The Green Economy：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Future[M].Massachusetts：Pluto Press，1991.

[4] 吳曉青.云南經濟發展的戰略性選擇：建設綠色經濟強省[J].生態經濟，1999（6）：1-6.

[5] 黃志斌，姚燦，王新.綠色發展理論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辨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5（8）：108-113.

[6] 田時中，周曉星.長江經濟帶綠色化測度及其技術驅動效應檢驗[J].統計與信息論壇，2020（12）：39-49.

[7] 魏麗莉，侯宇琦.數字經濟對中國城市綠色發展的影響作用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2（8）：60-79.

[8] 林衛斌，蘇劍，周曄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還是減緩——基于能源環境視角的測度與分析[J].經濟學家，2016（2）：33-41.

[9] 甄霖，杜秉貞，劉紀遠，等.國際經驗對中國西部地區綠色發展的啟示：政策及實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10）：8-16．

[10] 諸大建.綠色經濟新理念及中國開展綠色經濟研究的思考[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5）：40-47.

[11] 胡鞍鋼，周紹杰.綠色發展：功能界定、機制分析與發展戰略[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1）：14-20.

[12] 林伯強，譚睿鵬.中國經濟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J].經濟研究，2019（2）：119-132.

[13] 朱東波.習近平綠色發展理念：思想基礎、內涵體系與時代價值[J].經濟學家，2020（3）：5-15.

[14] 高贏.中國八大綜合經濟區綠色發展績效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9）：3-23.

[15] 張旭，魏福麗，袁旭梅.中國省域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評價與演化[J].經濟地理，2020（2）：108-116.

[16] 徐曉光，樊華，蘇應生，等.中國綠色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1（7）：65-82.

[17] FENG C，WANG M，LIU G C，Huang J B.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A Glob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7，144：323-333.

[18] 岳立，薛丹.黃河流域沿線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時空演變及其影響因素[J].資源科學，2020（12）：2274-2284.

[19] 王婧，杜廣杰.中國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空間分異及驅動因素[J].經濟與管理研究，2020（12）：11-27.

[20] 韓晶，藍慶新.新發展階段綠色發展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5-16.

[21] 楊冕，謝澤宇，楊福霞.省界毗鄰地區綠色發展路徑探索：來自革命老區振興的啟示[J].世界經濟，2022（8）：157-179.

[22] 歐陽志云，趙娟娟，桂振華，等.中國城市的綠色發展評價[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5）：11-15.

[23] 李曉西，劉一萌，宋濤.人類綠色發展指數的測算[J].中國社會科學，2014（6）：69-95+207-208.

[24] 吳傳清，黃磊.演進軌跡、績效評估與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綠色發展[J].改革，2017（3）：65-77.

[25] 黃躍，李琳.中國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綜合測度與時空演化[J].地理研究，2017（7）：1309-1322.

[26] 王勇，李海英，俞海.中國省域綠色發展的空間格局及其演變特征[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10）：96-104.

[27] 李波，張吉獻.河南省綠色化發展評價及時空演變特征[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9（4）：27-32.

[28] 熊曦，張陶，段宜嘉，等.長江中游城市群綠色化發展水平測度及其差異[J].經濟地理，2019（12）：96-102.

[29] 滕堂偉，孫蓉，胡森林.長江經濟帶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的耦合協調及其空間關聯[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9（11）：2574-2585.

[30] 陳佳敏，霍增輝.長江經濟帶沿線區域綠色發展水平的評價與比較[J].科技管理研究，2020（1）：244-249.

[31] 郭艷花，佟連軍，梅林.吉林省限制開發生態區綠色發展水平評價與障礙因素[J].生態學報，2020（7）：2463-2472.

[32] 舒成，朱沛陽，許波.江西省綠色發展水平測度與空間分異分析[J].經濟地理，2021（6）：180-186.

[33] 徐曄，歐陽婉樺.江西省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動態測度及影響機制[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2（5）：1152-1168.

[34] 張仁杰，董會忠.長江經濟帶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測度與空間關聯結構分析[J].統計與決策，2022（8）：118-123.

[35] 張虎，尹子擘，薛焱.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發展耦合協調水平及其影響因素[J].統計與決策，2022（11）：93-98.

（責任編輯：彭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