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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視角下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

2023-08-01 09:51孫嘉悅韓雨卿謝富紀
上海管理科學 2023年4期
關鍵詞:政治關聯創新績效科技型中小企業

孫嘉悅 韓雨卿 謝富紀

摘 要: 論文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以2015—2017年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科技型中小上市企業為樣本,對比研究了政治關聯對其創新績效的影響,并進一步探究了不同營商環境下該影響的差異。研究發現:科技型中小企業政治關聯對企業創新具有促進作用;相較于長三角地區,環渤海地區科技型中小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意愿更高,且政治關聯對創新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而且,隨著金融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政務環境的優化,政治關聯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減弱。研究基于我國不斷優化營商環境的現實情境,為政治關聯、營商環境和企業創新的內在關系提供了更深層次的思考,也為我國構建親清型政商關系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支持。

關鍵詞: 政治關聯;創新績效;營商環境;科技型中小企業

中圖分類號: F 273.1

文獻標志碼: A

Effect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Innovation of SM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SUN Jiayue HAN Yuqing ?XIE Fuj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 Taking SM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Bohai Rim region from 2015 to 2017 as samples, using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SMEs political connec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further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 of this effect in diffe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s. The study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we find SMEs political connection do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aspiration to build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are more obvious in the Bohai Rim region. Finally, in a business environment with a high degree of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and les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innovation is weakened.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hinas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deeper thinking for exploring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ions,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and provide micro-level experience support for the policy of building pro-Qing political-business relationship.

Key words: political connecti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siness environment; technical enterprises

0 引言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大批以科技創新為生存和發展基礎的科技型中小企業不斷涌現,并成為我國企業創新的主體力量。由于創新活動需要長期且大量的資源投入,且創新成果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具有“高技術、高風險、高收益、輕資產”特點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在創新活動中可能面臨資源約束、市場環境不穩定、合法性障礙等問題。為解決以上問題,越來越多的企業與政府建立政治關聯(political connection)來獲取公共資源、應對制度環境不確定性。我國政府亦希望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正確發揮政治關聯對創新創業的促進作用。

但目前關于政治關聯對企業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尚未形成統一結論:部分學者認為政治關聯可以為企業提供廉價資源、合法性保護、降低行業進入壁壘,從而促進企業創新;也有學者認為政治關聯降低了企業的創新動機,易導致“資源詛咒”現象。得出不同研究結論的原因可能有三點:第一,忽略企業異質性,沒有考慮企業自身資源約束程度以及政治關聯在其資源獲取途徑中的重要程度,且現有文獻較少關注面臨明顯資源約束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這一群體;第二,既有研究多局限于整體層面,但不同區域環境中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意愿和政治關聯的作用機制均可能存在差異;第三,政治關聯可以緩解營商環境不健全帶來的約束,而近年來我國陸續出臺多項簡政放權措施完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全球排名從2017年的78位躍升至2019年的21位,持續優化的營商環境可能對政治關聯的作用機制產生重要影響。

據此,本文聚焦于科技型中小企業這一群體,重點檢驗其政治關聯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對比研究不同區域環境和營商環境下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效果,并采用傾向匹配模型(PSM)進行穩健型檢驗。

本文主要貢獻有以下幾點:第一,聚焦于科技型中小企業,探索并檢驗了其政治關聯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第二,現有文獻探討政治關聯與企業創新的關系時較少考慮外部空間特征,本文對比研究環渤海與長三角地區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政治關聯建立意愿和效果,深化了對政治關聯在不同情境下作用效果的理解;第三,本文結合我國不斷優化營商環境的情境,構建營商環境、政治關聯及創新績效的理論模型,拓寬了營商環境經濟后果的研究范圍。

1 理論分析與假設演繹

1.1 政治關聯與企業創新績效

政治關聯是企業與政府之間建立的組織或個人聯系,Fisman通過探究印度尼西亞前總統家族對該國企業的影響,首次明確提出政治關聯這一概念。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通過稀缺的、有價值的資源獲取競爭優勢?;谠摾碚?,已有研究證明政治關聯有助于企業獲得政府補助、政策信息、融資便利等稀缺資源,進而促進企業的財務績效提升和長期發展。然而在政治關聯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機制方面,國內外學者并未形成統一結論。

本文認為在中國制度環境尚不完善的背景下,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在創新活動中面臨資源稟賦不足等問題,政治關聯可以通過緩解資金約束、降低行業準入壁壘、為企業建立市場信息優勢、提供知識產權保護等提升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首先,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具有較高不確定性,較難獲得傳統金融機構的融資,政治關聯的建立有助于企業獲取政府補助,同時當政治關聯信號被外部投資者接收時,企業更易在資本市場進行債券和股權融資,幫助企業解決研發過程中的資金短缺問題。其次,政治關聯可以降低行業進入壁壘、幫助企業進入政府管制行業,并有助于企業從政府獲取有助于研發的資源,進而促進企業創新和成長。再次,政治關聯可以緩解信息不對稱,具有政治關聯的企業更易獲取政府創新政策和法律法規信息,有助于創新決策的制定。最后,政治關聯有助于企業在面對知識產權侵權訴訟時獲得有利裁決,保護企業創新成果,從而提高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新積極性。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1.2 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在不同區域下的影響差異

現有研究較多聚焦于單一情境下政治關聯對企業創新的作用,但考慮到中國不同區域之間在文化、資源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不同地區科技型中小企業政治關聯的建立意愿以及政治關聯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可能存在異質性。

一方面,已有研究證明我國南北方文化差異通過CEO的決策行為對企業決策產生影響,而長三角、環渤海地區分別為我國南北方重要的經濟圈,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上海、江蘇、浙江等8個省份具有較強的商業文化背景,商業文化對于權威、上級的服從并不明顯,更傾向于通過長期知識資本投資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而山東、北京、遼寧等9個省份則受官本位文化影響顯著,官本位文化認為政治地位、權力是重要資源,崇尚“學而優則仕”。因此,長期受官本位文化熏陶,環渤海地區企業管理者更有可能通過建立政治關聯來向政府尋求資金、政策等資源,以促進企業創新。另一方面,長三角地區商業文化氛圍濃厚,市場占據資源分配的主導權,政府對資源的分配和市場的干涉減少,政治關聯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減弱。因此,科技型中小企業尋租空間將被壓縮,難以通過政治關聯向政府尋求相關資源,建立和維系政治關聯甚至可能會耗費大量資源,對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減弱。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a:長三角與環渤海地區科技型中小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意愿存在顯著差異。

H2b: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在不同區域間存在差異,環渤海地區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要強于長三角地區。

1.3 營商環境視角下政治關聯與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認為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的影響存在空間差異,但該差異的具體形成機制需要進一步討論。由于我國各地的地域文化、地方政策、資源稟賦不同,不同區域的營商環境存在顯著差異,這為我們分析在不同營商環境中政治關聯對創新績效作用的差異提供了可能。

營商環境是市場主體在準入、生產經營和退出等過程中涉及的政務、市場、法治、人文環境等外部綜合條件。一個區域的市場監管、政府治理、產權保護和金融市場等因素在營商環境的塑造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借鑒余明桂等人的研究方法,本文將營商環境分為金融環境、法制環境和政務環境三方面,來探討不同營商子環境對政治關聯和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良好的營商環境意味著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健全的法制環境和高效務實的政務環境,是一種正式的制度環境,而政治關聯則被認為是一種非正式的替代機制,具有聲譽信號作用。因此,在營商環境不完善的區域,科技型中小企業更傾向于選擇政治關聯作為替代機制,減少其在創新活動中可能面臨的約束和侵害,具體原因如下:首先,在金融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技術、高收益、高風險”的特點使其難以通過市場化原則獲得資金資源,因而傾向建立政治關聯拓寬融資渠道,緩解創新活動中的融資約束;其次,在法制環境不健全、產權保護制度不完善的地區,企業的研發成果無法得到法律保障,政治關聯可以作為產權制度的替代機制,減少民營企業在商業糾紛中受到的法律歧視,提高產權被保護的概率;最后,在營商環境相對缺失的情況下,政府的過度干預易使市場出現越位和錯位,降低企業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因此企業在創新過程中更有動機建立政治關聯來應對行政管理不確定性、規避政府干預和降低交易成本。

綜上所述,隨著營商環境的優化,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過程中面臨的融資歧視、知識產權侵害、政府過度干預等現象大大減少,政府不再占據資源的主導權,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意愿以及政治關聯對創新資源分配的影響都大大減弱,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a:金融環境的完善會削弱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

H3b:法制環境的完善會削弱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

H3c:政務環境的完善會削弱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和數據

本文以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2015—2017年在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為樣本。參考胡冬輝等人的研究,科技型中小企業選取能源、材料、航天航空、信息技術、機械制造、醫療保健、電信服務、電氣設備8類公司,并采取如下措施處理樣本:(1)剔除ST的公司;(2)剔除數據缺失的公司;(3)剔除數據異常值。最終,得到一個非平衡面板數據集,包含1446個年度觀測值,其中長三角地區觀測值890個、環渤海地區觀測值556個。

本文企業數據主要來源于Wind和國泰安(CSMAR)數據庫,其中政治關聯數據根據國泰安數據庫中企業高管簡歷和各省市政府機構官方網站手工整理得到。營商環境數據來自樊綱等人編制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

2.2 變量

2.2.1 創新績效

由于企業專利從申請到授權需要一定時間,因此當年專利申請數量相較于授權數量更能反映企業的實際創新產出,本文以當年專利申請數量度量企業創新績效。

2.2.2 政治關聯

借鑒余明桂等人的研究,如果企業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滿足如下條件之一,認為其具有政治關聯:(1)現在或曾經在政府機構任職;(2)現任或曾任政協委員;(3)現任或曾任人大代表;(4)現在或曾經在軍隊任職。滿足條件的企業政治關聯賦值為1,反之為0。

2.2.3 區域位置

本文構建環渤海地區啞變量North和環渤海地區與政治關聯交互項North*PC。

2.2.4 營商環境

本文構建營商環境變量BE和營商環境與政治關聯交叉變量BE*PC。借鑒余明桂、羅黨論等的研究,從金融環境、法律環境和政務環境三個維度來度量區域營商環境。金融環境選自金融市場化指數,該指數越大,金融業競爭越激烈、信貸市場資金分配市場化程度越高。法制環境選自知識產權保護指數,該指標越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越大。政務環境選自政府治理水平指數,數值越大,表示市場分配資源比重越高、企業的稅收負擔越小,即政府干預程度越低。

2.2.5 控制變量

借鑒余明桂、袁建國、倪星等人的研究,本文控制如下變量:企業規模、營業收入、研發人員數量、企業年齡、企業性質、政府補助、董事規模、董事長年齡。具體變量及符號定義見表1。

3 實證分析

3.1 描述統計結果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樣本中專利申請量的均值為47.76,標準差為142.68,說明科技型中小企業間的專利申請量差異巨大。政治關聯(PC)的平均值為0.31,說明樣本中31%的企業建立了政治關聯,略高于袁建國等研究得出的非國有企業的均值0.221,體現出科技型中小企業努力掌握政治資源的趨勢。

3.2 分組檢驗結果

為進一步檢驗不同區域企業建立政治關聯意愿的差異,本文將長三角地區和環渤海地區科技型中小企業兩個樣本進行分組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從中可以看出,環渤海地區科技型中小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意愿高于長三角地區,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這與假設H2a一致,說明受“官本位”文化的影響,環渤海地區的企業更愿意建立政治關聯。

3.3 回歸結果分析

本研究中的因變量為離散型變量,因此采用泊松分布模型。而根據表2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數據的均值和標準差存在較大差異,可能存在過度分散的問題,且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固定效應更為合適,據此本文構建面板數據的負二項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來對假設進行檢驗。

3.3.1 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

表4中的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別為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和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下科技型中小企業政治關聯對其創新績效的影響估計?;貧w結果顯示,政治關聯均在5%的水平下對企業創新績效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1得到驗證??赡艿脑蚴钦侮P聯可以緩解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資源約束,并帶來政治庇護,有助于降低企業研發風險,提高創新積極性。在控制變量中,企業規模、營業收入、成立年限、董事會規模、研發人員數量和政府補助都對企業創新產生正向顯著影響,這與高丹雪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

3.3.2 政治關聯對創新績效在不同區域下的影響差異

實證結果在整體層面論證了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但整體的相關關系可能掩蓋個體異質性,也就是說政治關聯與創新績效的正相關關系可能不會存在局部區域中。模型四和模型五分別為環渤海和長三角地區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政治關聯與創新績效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環渤海地區政治關聯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β=0.473,p<0.01),而長三角地區政治關聯系數為負且不顯著,說明政治關聯對創新績效的作用在不同區域的企業間存在差異,環渤海地區的創新績效對于政治關聯更為敏感,假設H2b得到驗證。為檢驗假設H2b的穩健性,本文引入政治關聯和區域位置交互項PC*North進行檢驗,回歸結果見模型三,PC*North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β=0.531,p<0.01),可知假設H2b具有穩健性。

3.3.3 營商環境視角下科技型中小企業政治關聯與創新績效的關系

上一部分已經證明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在不同區域間存在差異,這里我們檢驗政治關聯、營商環境和創新績效的關系。模型六至模型八分別檢驗政治關聯與3個營商環境構成的交叉變量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在模型六中,政治關聯與金融環境的交互變量PC*Finance的系數為負,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在金融環境完善的地區,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減弱,假設H3a得到驗證。在模型七中,政治關聯與法制環境的交互變量PC*IP系數為負但不顯著,盡管系數方向符合預期,但無法為假設H3b提供支持。在模型八中,政治關聯與政務環境的交互變量PC* Govern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政務環境完善的地區,政治關聯對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減弱,假設H3c得到驗證。

綜合來看,表5的回歸結果支持假設H3a、H3c?;貧w結果表明,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效應在不同營商環境下具有顯著差異。隨著金融市場體系的完善、政務環境的優化,作為替代機制的政治關聯對企業創新的促進效果減弱。

3.4 穩健性檢驗

3.4.1 內生性處理

由于上述檢驗并不能解決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關系,即可能是創新水平高的企業管理者擁有更多機會去與政府建立聯系,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進行穩健型檢驗。以是否有政治關聯為標準,將樣本分為實驗組(有政治關聯)和控制組(無政治關聯),采用Logit模型估計傾向得分,并選用最近鄰匹配法進行樣本匹配檢驗。

由表6可知,創新績效變量匹配后的實驗組均值為71.16,控制組均值為36.12,ATT值為35.04,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PSM處理效應結果表明,在控制其他變量后具有政治關聯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比與之相匹配的無政治關聯的企業創新水平顯著高35.04,與假設H1相吻合。同時,匹配后的ATT絕對值和T檢驗絕對值均有所下降,說明PSM法有效分離了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匹配后數據的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依然顯著為正,驗證了H1。H2、H3的檢驗結果均與上文一致,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3.4.2 基于替代變量的穩健型檢驗

參考賈明等人的方法,本研究將政治關聯的衡量方式由虛擬變量法替換為賦值法,按照與董事長或總經理建立政治關聯的政府機構級別,將中央、省、市和縣級四類分別設定其政治關聯強度為4、3、2、1,替換原來的變量PC。穩健性檢驗顯示除個別變量的系數和顯著性水平發生輕微變化外,其余結果均與上文結論一致,說明本文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4 結論與建議

4.1 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對2015—2017年我國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進行實證檢驗,研究了政治關聯對其創新績效的影響,并討論政治關聯的建立意愿和其對創新的影響在不同區域是否存在差異,最后從多個維度檢驗了營商環境的調節作用,具體得到如下結論:

首先,科技型中小企業政治關聯對其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政治關聯可以幫助企業獲得創新所需的資源,如研發補助、政策信息等,從而緩解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資源約束、提升創新績效。

其次,本文發現政治關聯的建立意愿以及政治關聯對創新的影響在不同區域下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看,環渤海地區科技型中小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意愿顯著高于長三角地區,且環渤海地區政治關聯對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要強于長三角地區。主要原因在于,受“官本位”文化的影響,北方地區的企業管理者更有可能追求政治地位并通過政治關系尋求資源與庇護。

最后,本文發現營商環境的差異會影響政治關聯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機制。金融環境和政務環境的改善均會削弱政治關聯對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但知識產權水平提高不會明顯削弱政治關聯對創新的促進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法治環境的完善不會明顯影響政府的資源分配能力,因而對政治關聯作用機制的影響不明顯。

4.2 研究啟示

對科技型中小企業而言,應科學地處理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政治關聯在營商環境不完善的情況下,可以作為市場的一種非正式替代機制來幫助科技型中小企業獲取資源、促進創新。但在我國不斷優化營商環境的背景下,企業不應像過去一樣耗費過多資源在政治關聯的建立與維系上,這可能導致其承擔過多成本,削弱政治關聯對創新的促進作用,甚至有可能轉變為“詛咒效應”。

對我國政府而言,首先要構建規范、有序的政商交流平臺,為企業提供公開透明的政府信息和相關資源,消除信息不對稱,緩解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資源困境,正確發揮政治關聯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其次,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難”問題,政府應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我國金融的市場化程度,尤其是推動直接融資市場發展,為企業創造便捷高效的融資環境。最后,完善營商環境,比如適度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建立高效的金融市場化體系可以壓縮企業尋租和官員權力濫用的空間,亦有助于我國親清型政商關系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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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2-28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15JZD017)

作者簡介:孫嘉悅(1996—),女,山東濰坊人,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企業創新與創業;韓雨卿(1989—),女,甘肅天水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創新與創業管理;謝富紀(1962—),男,山東日照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創新與戰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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