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批判知識分子的小說:布萊希特的《圖伊小說》

蔣 穎

(山東大學 外國語學院, 濟南 250100)

一、 引 言

1953年,布萊希特完成了戲劇《圖蘭朵或洗刷罪責者大會》(TurandotoderDerKongre?derWei?w?scher)的創作,在這個劇本中多次出現“圖伊人”(die Tuis)一詞。實際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布萊希特的日記、書稿及一些雜文中就已經出現了“圖伊”這個新造詞。彼時,布萊希特正在構思一部以“圖伊”為題材的小說,盡管小說最終沒有完成,但其仍不失為布萊希特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小說之一。(1)布萊希特一生只寫過五部長篇小說:《圖伊小說》《三毛錢小說》《易經故事》《尤里烏斯·愷撒先生的事業》及《逃亡者的對話》。其中,布萊希特只完成了改編其同名戲劇的《三毛錢小說》,其余作品都不完整,最終未出版或僅以片段的形式出版。參見馮亞琳:《論布萊希特的小說創作》,《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6年第4期,第15-21頁。

《圖伊小說》大約創作于1930年至1942年,主體部分主要在1933年至1935年形成。起初,布萊希特設計了一個宏大的“圖伊計劃”,這個寫作計劃至少包括一部長篇小說《圖伊人的沒落》、一部短篇小說集《圖伊故事集》、獨幕戲劇《圖伊滑稽戲》以及一冊論文集《阿諛奉承的藝術及其他藝術》,(2)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460.然而這些作品最終都沒有完成。除了《圖伊小說》這部殘篇斷簡之外,布萊希特還完成了戲劇《圖蘭朵或洗刷罪責者大會》,這也是“圖伊計劃”中唯一一部在其生前就已經正式出版的作品。布萊希特“圖伊計劃”的概念首次出現于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934年9月27日在丹麥拜訪布萊希特時所記下的關于其計劃創作散文作品集的備忘錄中。1933年至1935年是布萊希特《圖伊小說》創作最富有成果的時期,許多重要故事都是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但1944年之后幾乎看不到布萊希特對《圖伊小說》新的創作了,盡管直至1952年他還在為《圖伊小說》搜集素材,且1953年出版的《圖蘭朵或洗刷罪責者大會》更是其“圖伊”主題的一種延續。1967年,在布萊希特逝世11年之際,蘇爾坎普出版社以《圖伊小說——注釋、關鍵詞、計劃、草稿、文本的殘片及已完成部分》為題出版了布萊希特這部未竟之作,并將其收入《布萊希特全集》第14卷。(3)Vgl. Wolfgang Jeske, Der Tuiroman“, Brecht Handbuch in fünf B?nden, Bd. 3, Prosa, Filme, Drehbücher, hrsg. von Jan Knopf, Metzler Verlag, 2002, S. 162.

在這部作品中,書稿整理者伊麗莎白·豪普特曼(Elisabeth Hauptmann)用A和B方式整理和標記了布萊希特留下的所有文字:標記為A的大多篇幅短小,內容散亂,或是布萊希特隨手寫的片段、關鍵詞,或是布萊希特還不成體系的寫作設想,共有93篇;標記為B的大多篇幅較長,內容相對完整,共有54篇,其中《支瑪國革命》《圖伊憲法》《三段旅行》《工人顏恩的四個夢想》《恒子之死》等重要故事都被收編在B序列中。盡管《圖伊小說》中的故事似乎還不能串聯起來以形成一部完整作品,但通過這些故事,布萊希特塑造了一類將知識當作商品出售、唯統治階級馬首是瞻的“圖伊”知識分子形象,揭示了隱藏于其背后的唯心主義意識形態及其在維護資產階級統治、促使民主政體淪為法西斯專政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 Tui(圖伊)及其定義

布萊希特的父親是奧格斯堡一家造紙廠的經理,他的母親則出身于公務員家庭。盡管布萊希特來自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但他關注平民百姓,遠離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其意識形態。作為一名作家,布萊希特常常用有趣而又簡單的方式來表達復雜的經濟關系和政治哲學。他為效忠于統治階級的那些知識分子創造了一個新的詞匯:Tui(圖伊)(4)盡管“Tui”看起來像一個中國漢字的拼音,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布萊希特既不會說中文,也不懂拼音,況且漢語拼音的制定與推廣發生在布萊希特去世之后。因此,我們將“Tui”翻譯為“圖伊”,而不是“蛻”。。在這里,他玩了一個文字游戲,將“知識分子”(In-tellek-tuell)這個單詞的音節結構調換了一下順序,創造了Tellek-tuell-in 這個詞,其縮寫就是Tui(圖伊)。布萊希特對“圖伊”的定義并不是基于社會階層的角度,而是從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即對資產階級統治的維護作用這一視角出發的:

Tui就是那些給我歐根一腦袋知識的人

他們是這個市場與商品時代的知識分子。

他們是知識的出租者。(5)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153; S. 153.

圖伊人將知識與理論當作商品出售。對他們來說,重要的不是尋求一條通向正義社會的道路,而是他們的精神商品能以怎樣的高價售賣。盡管布萊希特將自己視為一名知識分子,但他并沒有否認這個定義所表達的知識分子的那種狀態。(6)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153; S. 153.“一個圖伊人出租他的智力”究竟是何意?多年后,在戲劇《圖蘭朵或洗刷罪責者大會》中,布萊希特借莫斯(Mo-si)之口對此做出了解釋。圖伊人莫斯向另一個圖伊同事解釋他的工作:“我不出售那些常見的意見,那些對每個人都適用的意見……我的顧客不希望僅僅獲得那些已經對別人表達過的意見。但對于這個窮鬼來講,您的意見應該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對不對?”(7)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9, Suhrkamp Verlag, 1992, S. 131.這些圖伊式的知識分子并不認為他們自己是政府的政治顧問,也不認為自己是批判社會現象的評論員,他們僅僅將自己的智力作為向客戶推銷意見的商品。他們會關注客戶們不同的需求,比如有一些重要客戶需要圖伊人為其提供特殊的意見,因為他們從不購買那種“現成”的意見;對于較貧窮的客戶,圖伊人則會提供“與價格相符”的意見。圖伊人往往針對那些在職場或私人領域中所作出的決策提出支持或反對的理由,這就是他們提出意見的形式。他們并不為深層的真理或道德準則服務,而旨在為付費客戶提供直接可見的利益。布萊希特筆下的圖伊人本質上如同狡猾精明的律師,他們精心設計的辯護不僅基于法律條款,而且還基于整個知識史,包括哲學與文學。圖伊人對他們的知識產品不會有任何道德顧慮或困擾,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宣稱要為寬容和自由努力(8)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23; S. 512.。同樣,圖伊人在任何時候都會為統治者提供服務,尤其在統治者需要一個理由來征服一個和平國家時(9)在《阿諛奉承的藝術》一篇中,布萊希特這樣寫道:“偉大的格特(原型是歌德——本文作者注)是怎樣贊賞歐雷(原型是拿破侖——本文作者注)的:欲揚先抑。這樣一種贊賞具有很高的價值,同時極富創造性,它給頌揚披上了譴責的外衣。它譴責軍隊統帥太過英勇,而這可能讓他失去自己的軍隊。在這場偉大的戰爭開始前,圖伊們就滿懷崇敬和同情地感謝自己的皇帝,感謝他犧牲自己和平君主的盛名,滿足一個民族想發動戰爭的愿望?！?(Vgl.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142.)。

三、 《圖伊小說》的主題:對知識分子的批判

1933年7月,布萊希特定居丹麥后萌生了寫一部關于“圖伊”知識分子小說的想法,也正是此時,布萊希特被迫走上了長期的流亡之路(10)參見譚淵:《布萊希特的“中國榜樣”與〈四川好人〉的僑易之旅》,《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第9頁。。之前,布萊希特通過《三毛錢歌劇》(Dreigroschenoper)已成為一位國際知名的德國作家,這使他在德國得以維持生計。但隨著納粹奪取政權,布萊希特的經濟狀況發生了變化:盡管他的《三毛錢歌劇》在國際上取得了成功,比如1933年4月在紐約上演,但這部歌劇已經不能再在德國公演了。因此,布萊希特制訂了幾部小說的寫作計劃以期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他首先非常順利地將已取得成功的《三毛錢歌劇》改編成小說,并與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出版商簽訂了一份《三毛錢小說》(Dreigroschenroman)的出版合同。接著,他又計劃撰寫一部《圖伊小說》。然而,這部小說所包含的意識形態使其出版遭遇重重障礙。負責出版《三毛錢小說》的出版社不想出版一部“針對德國現有政權”的小說。(11)Vgl. Werner Hecht, Brecht-Chronik, Suhrkamp Verlag, 1997, S. 386.那時,人們對希特勒的新政權普遍采取中立的態度,有時甚至是積極的。這里不得不提到布萊希特從1937年著手準備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尤里烏斯·愷撒的事業》(DieGesch?ftedesHerrnJuliusCaesar)。這部關于愷撒的小說展現了一個強大國家——羅馬法西斯專政的經濟基礎,揭示了羅馬社會兩個最大的階級(奴隸和平民)不能團結起來的原因。與《圖伊小說》不同的是,在這部關于愷撒的小說中很難辨認出對當代人物的諷刺。盡管這部小說在1949年才出版,而且也沒有全部寫成,最后只是以片段的形式出版,但卻大獲成功,發行量約為40萬冊。與之相比,《圖伊小說》沒能獲得此類成功。(12)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23; S. 512.

《圖伊小說》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叫“支瑪”(Chima)的國度里。布萊希特借用“中國”(China)的拼寫,將字母n改為m,取名“支瑪國”(Chima)。另外,他為了使小說人物的名字聽起來更像中文名字,還做了一系列改編:這些名字通常具有兩個音節,比如詩人歌德被稱為“格特”(Go-teh),哲學家康德被稱為“卡阿”(Ka-ah)或“卡安”(Ka-an),馬克思被稱為“卡梅”(Ka-meh),希特勒則是“胡伊”(Hu-ih)。然而,即便在這樣的“中國化”外衣下,讀者也不難辨認出布萊希特實際上是在以此影射德國的歷史及政治狀況。盡管《圖伊小說》沒有最終完成,但布萊希特所關注的主題十分明確,他打算寫一部針對知識分子的諷刺巨著。

在寫作初期(1933—1935),布萊希特將重點放在分析民主是如何淪為法西斯主義專政的,以及知識分子從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在小說中,皇帝退位后,平民黨(社會民主黨)的圖伊們阻止了一場真正的革命(共產主義革命)的發生,因而統治階級得以重建工業和軍事,為戰爭做準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跡象顯露之前,布萊希特就在小說里做了預測:“空前的提高工業效率的措施(合理化運動)使無產階級流落街頭,他們被人從街頭帶進軍營,帶進工廠。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來臨?！?13)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23; S. 336.

資本主義高效能的生產方式導致工人失業,使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并催生了法西斯主義?？梢?布萊希特的意識形態已然帶有歷史唯物主義色彩。在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中,歷史不是個人或民族行動的表達,而是取決于階級斗爭和生產力的進步。正如托馬斯·曼(Thomas Mann)認為的那樣,“希特勒奪取政權時,普通德國人并沒有罪惡”(14)Dieter Borchmeyer, Was ist Deutsch? Die Suche einer Nation nach sich selbst, Rowohlt Berlin, 2017, S. 873.。對布萊希特而言,法西斯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對下層階級即工業無產階級剝削的必然結果。

此時,布萊希特已經意識到法西斯將導致圖伊知識分子走向滅亡的命運,希特勒的上臺終結了圖伊人的黃金時代,“圖伊們的黃金時代是在自由的共和國時期,但圖伊們是在第三帝國時期達到了頂峰”(15)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26, Suhrkamp Verlag, 1994, S. 448.。布萊希特將魏瑪共和國時期即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圖伊稱為“民主圖伊”,第三帝國時期即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圖伊則為“專制圖伊”。無論民主圖伊還是專制圖伊,本質上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屬于資產階級統治階層,其使命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民主圖伊們往往通過經濟高壓手段使某些協議被強制執行,然后又通過一些經濟計謀使它們失效,由此賦予那些協議神圣性;而專制圖伊們則為統治者直接使用軍事手段提供合理的理由。在民主國家里,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強權沒有顯露出來,民主圖伊們努力為其掩蓋,這也是圖伊存在的意義;到了專制國家,暴力是赤裸裸的,它本身就是法西斯的特征。在布萊希特看來,法西斯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專制圖伊們通過美化統治者的暴行以及那些泯滅人性的道德價值觀而成為民族的“道德典范”。然而,一旦法西斯時代的統治者擺脫了道德的束縛,無所顧忌地使用暴力,那么他們便不再需要圖伊們的辯護,圖伊們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隨即走向滅亡。

1935年以后,隨著布萊希特流亡生涯的繼續,《圖伊小說》的主題發生了轉變(16)布萊希特曾考慮將《圖伊小說》分為三卷,即《圖伊的黃金時代》《圖伊的驅逐》和《圖伊的平等化》,而且第三卷的內容實際上是“圖伊的返回與統一”。因此,布萊希特筆下的圖伊不僅是“黃金時代”的圖伊,還包括“流亡的圖伊”。(Vgl.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154.),布萊希特更多地關注和他一樣流亡在外的知識分子(17)Vgl. Wolfgang Jeske (Hrsg.), Brechts Romane, Suhrkamp Verlag, 1984, S. 190.。在他看來,這些知識分子依舊參與了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社會生活,維護著資產階級的統治,為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轉變推波助瀾。布萊希特遠遠地觀察自己的同胞,并把他們作為自己尚未完全放棄的《圖伊小說》中的人物。對布萊希特來說,這些流亡知識分子即便離開了納粹德國,也依舊保持其“圖伊”的本性:“學者們墮落成奴隸身份,他們像工人一樣,他們以不完整的方式制造商品,卻不知道這些商品會送往哪里。他們將大腦像工人的手一樣租給企業家?！?18)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23; S. 336.1941年,布萊希特流亡到美國,與當時同在美國流亡的法蘭克福學派產生了交集。此時,他的摯友、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之一的瓦爾特·本雅明已在西班牙邊境自殺(19)布萊希特把好友本雅明的死歸咎于法蘭克福學派的不作為,在他看來,法蘭克福學派在流亡美國后已經淪為一個唯心主義的理論學派。(Vgl. Stephen Parker, Bertolt Brecht. Eine Biographie, Suhrkamp Verlag, 2018, S. 673f.),而其他學派成員在他眼里不過是一些“圖伊”:“現在我寫一下還活著的人:……(我)在一個花園派對上碰到了一對‘雙重小丑’——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他們是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兩個圖伊人?；艨撕Ｄ且粋€百萬富翁……因此只有他能在目前的居住地買一頂教授的帽子……”(20)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27, Suhrkamp Verlag, 1995, S. 12.在布萊希特看來,自稱“馬克思主義陣營”的法蘭克福學派并非真正地踐行革命:“自紅色侵略發生后,霍克海默就失去了在大學中兜售他靈魂的興趣,學派開始往天堂般的西部轉移……霍克海默等人用自己的錢勉強維持著十幾位知識分子的生活,這些知識分子因此不得不交出作品,但也不能保證雜志在什么時候能印出來。他們宣稱,節省研究所的錢一直是他們多年來最主要的革命職責?！?21)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27, Suhrkamp Verlag, 1995, S. 12.布萊希特指責法蘭克福學派為了物質利益向“美國基金會”出賣自己的靈魂,而這些資金又是資本主義剝削而來的;指責他們認為革命不需要通過工人階級的起義也能完成,這實際上是資產階級迷惑人的詭計;指責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過是出于“對文字的迷戀”,他們的學術,無論是哲學的還是社會學的,都是脫離社會實踐的唯心主義,他們就是“圖伊主義的典型”。(22)雅恩·克諾普夫:《貝托爾特·布萊希特——昏暗時代的生活藝術》,黃河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437頁。

四、 圖伊主義的本質:意識決定存在的唯心主義

布萊希特筆下的圖伊人所信奉的教義就是“圖伊主義”,這種教義的本質是“意識決定存在”的唯心主義。(23)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27; S. 118; S. 96; S. 118; S. 116.圖伊“哲學家們”用理智找到了“人應該如何過上一種美好生活”的答案后,他們逐漸專注于思考理智本身,思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理智來認識世界。借助圖伊故事《米斯-艾夫河》,布萊希特描述了傳統唯心主義及其變體。

傳統的哲學家們將“觀念”(Idee)視為真實存在的,就如我們所熟知的線喻論說明的那樣。用來縫紐扣的“線”在被制造出來之前,甚至在世界還沒有形成之前,“線”的觀念就已經存在了,而實物的“線”只是“線”這個概念的一種體現:“線不斷地腐爛,又不斷地被生產出來,但線的觀念一直存在,當然包括了那段已經腐爛的線?！?24)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27; S. 118; S. 96; S. 118; S. 116.唯心主義將人的物質現實解釋為純粹的“表象”,具有非物質性;人的觀念只有在語言的概念中才能得以表達,這些語言概念認識到了隱匿在表象之前或之后的真實的現實,或者說真實的世界;只有通過思考,真實的世界才能“存在”。唯心主義將觀念視為先天的、內在的,其通過蘇格拉底的“助產術”來到了世界。對此,布萊希特諷刺了將意識視為第一性的唯心主義:“在有頭顱之前,就有思想。為了能把思想取出來,才需要一個頭顱,頭顱是順應了這一需要而產生的?！?25)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27; S. 118; S. 96; S. 118; S. 116.在布萊希特看來,圖伊們妄圖在“語詞的混亂”中尋找造成世界混亂的原因,并通過將概念重新整理和排列來改善現實,其本質是唯心主義的行為方式。布萊希特的諷刺使圖伊們的言行顯得尤為怪誕。

圖伊主義的本質也可能是唯心主義的變體,它們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比如現象學,盡管打著“回到事物本身”的口號,其本質仍是唯心主義?！傲硪粋€學派起初只是停留在縫紐扣用的普通線上,但后來馬上自問,通過觀察它,通過長時間、耐心、深入地觀察它,你是否能讀懂所有線的內在本質和規律?！?26)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27; S. 118; S. 96; S. 118; S. 116.這里暗示了胡塞爾現象學的“本質直觀”思想,現實事物是通過一種內在的、精神的作用在“實際現實”中被創造和“構成”的。與傳統唯心主義不同的是,盡管現象學沒有否認事物的現實性,但事物的“本質”和客觀性仍取決于主體的構建,也就是由意識所決定。因此,雖然現象學轉向了“事物本身”,但它仍是唯心主義的:意識決定存在。

在另外一些圖伊故事如《瓦克的圖伊們介紹太空》中,布萊希特諷刺了和現象學有著同一認識論基礎的存在主義,認為其本質也是唯心主義。人被視為設計自我存在的人,但是這種存在只是個體的存在,脫離了社會。在布萊希特的故事里,以宇航員身份出現的瓦克圖伊們發現了太陽不是永恒存在的,他們的代表——智者顏安(Je-an)因而得出了悲觀的結論:“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孩子的唯一活動就是走向死亡?！?27)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27; S. 118; S. 96; S. 118; S. 116.這里暗示了海德格爾將“存在”描述為“向死而生”,將死亡作為“存在”的基本經驗。這種“存在”的特征就是對虛無的恐懼。

通過諷刺圖伊主義唯心主義的本質,布萊希特的立場也變得明晰,即“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立場。這種唯物主義預設了一個獨立于人及其意識之外的現實,人的存在就是他們現實的生活過程。而人只能意識到在歷史上有效的“存在”與現實,也就是說,歷史較晚的時代不同于且領先于歷史較早的時代,因為它們可以利用先前所有的時代和知識。從唯物主義立場出發,現實的知識得以增長,由此取得進步就成為可能。每個意識主體的能力已經在客觀上被預設了。作為外在自然和社會歷史的產物,意識由現實賦予其可能性,因而不是意識構成現實,而是現實構成意識。在布萊希特看來,海德格爾對“存在”的分析沒有深入當時的社會狀況,而只是對社會發展做了籠統的、無意識的表述,這種發展必然且已經導致了社會的衰落。

20世紀20年代末,布萊希特結識了他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老師卡爾·柯爾施,并參加了柯爾施的哲學課程以及馬克思辯證法討論小組?？聽柺︸R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提出的“消滅哲學”命題的解讀影響了布萊希特。(28)包大為:《布萊希特的“戲劇革命”: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學實踐及其未竟使命》,《文學評論》,2019年第1期,第15頁。布萊希特通過《圖伊小說》要批判和“消滅”的正是資產階級及專制者的世界觀——唯心主義哲學。在小說中可以看到,布萊希特一貫持有的唯物主義立場(29)雅恩·克諾普夫:《貝托爾特·布萊希特——昏暗時代的生活藝術》,黃河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47頁。已然具有馬克思主義色彩:他運用馬克思資本分析的方法描述了與圖伊主義對立的唯物主義。布萊希特在《米斯-艾夫河》中借卡梅(Ka-meh, 原型是馬克思)之口來闡述物品成為商品后所發生的本質上的變化:

土豆最內在的本質……是它來到市場上的事實。當人們為自己種植土豆時,他們不難認識到土豆的本質?！瓘乃麄冇檬滞栖嚢淹炼雇频讲耸袌?或者用夾在胳膊下的麻袋把土豆帶到市場的那一天起,土豆就開始把自己內在本質掩蓋得如此巧妙而頑固?！瓘母旧蟻碚f,土豆最有可能就是那種可以獲得其他東西的那些東西。(30)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118.

在貨幣經濟基礎上的商品貿易會使每種商品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外形”。盡管現象學家們聲稱他們能透過表象看到產品的本質,但在布萊希特看來,只有在社會實踐即在使用和消費中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布萊希特含蓄地表達了自己極力主張的社會變革性原則及可變性原則。由此,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與革命性的立場在布萊希特那里也清晰可見。

五、 從圖伊主義到登克主義

圖伊人服務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曾經是一個先進的階級:他們廢除了封建君主專制,建立了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廢除了獨裁統治階級的憲法,制定了民主憲法。這是圖伊人的偉大之處,這一點布萊希特并未否認。但在他看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改變不過是形式上的改變,在一切向好的趨勢發展的表象下是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的現實本質。傳統的統治階級所有制結構沒有改變,它們仍然被用來剝削民眾。布萊希特在圖伊故事情節中影射了這樣的現實:盡管資產階級共和國已經建立,但封建帝國的軍隊在社會民主黨的縱容和支持下屠殺了共產黨人(刺殺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并化身為所謂的“自由軍”;舊的公務員體制與教師體制仍被保留;通貨膨脹摧毀了德國的中產階級;社會貧富差距非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不斷加劇。

布萊希特極具諷刺意味地描述了皇帝退位、共和國成立、國家形式發生改變這些在圖伊人眼里的“壯舉”,實際上它們不過是一場“鬧劇”。民主圖伊學者薩烏普瑞(Sa-u-pr?h)為制定“世界上自由的憲法”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他完全是在一種隱蔽且不自由的狀態下從事著憲法的起草工作,對自己坐在“火藥桶”上的危急狀況卻一無所知:

世界上最自由的憲法所承諾的自由是思想自由,由于所有人只服從自己的良知,而不受任何委托的束縛,所以任何人一旦擔任了相應的職位,都可以為所欲為。而早已得到證實的是,盡管有許多基督教的律法,良知是政壇人物所提供的最不可靠之物,這樣的憲法也為所有的不公大開通道。(31)雅恩·克諾普夫:《貝托爾特·布萊希特——昏暗時代的生活藝術》,黃河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82頁。

布萊希特筆下的圖伊人脫離當下的現實,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建設“民主大廈”,并用它來證明現實狀態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布萊希特準確把握了資產階級的矛盾。歷史不止一次證明,社會民主黨只會對非共和制的議會制憲法感到滿意,新的“皇帝”還會產生。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無法真正解決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封建階級還會反撲。布萊希特諷刺的并不僅僅是資產階級政黨領導人的個人態度,他同時對這些受具有反革命本質的圖伊主義所操控的行為方式進行標記,正是這些行為方式埋下了后來向法西斯主義發展的種子。布萊希特諷刺的方式是把這些通常被隱蔽的事實展現出來,但并不是直白地去描述現實,而是挖掘其內在的意識形態。

在《圖伊小說》中,布萊希特還創造了一個新概念——“登克主義”(Denkismus),它可以被定義為圖伊主義一個公開且粗暴的變種,體現了傳統資產階級(klassische Bürgertum)與壟斷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區別:如果說傳統資本主義的背后是圖伊主義,那么登克主義的本質就是法西斯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必然產物。布萊希特將隱匿在資本主義“得體”外表下的登克主義作為一種“病態”思想揭露出來。早在1931年,布萊希特就已經用登克主義指代彼時在歐洲高歌猛進的法西斯主義:“如今,我國人民的登克主義思想感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深入骨髓了?！?32)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15; S. 14.布萊希特希望人們能循序漸進地認識圖伊主義與登克主義的區別,而不是簡單地基于某種原則進行概念上的區分,由此兩者之間的關聯才能得到更多的關注。布萊希特指出,盡管“登克與同時代的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但實際上,“他們沒有任何正當理由來反對它(登克主義),因為他們并不能指責登克的行為——雙方的行為在本質上并無不同”。(33)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15; S. 14.傳統資本主義往往以“人道”以及外在的自由民主形式呈現,他們用圖伊主義為自己辯護,用一種表面的“得體”來掩蓋其扭曲病態的價值觀,但它們終將與法西斯主義一起顛覆人性和民主的規則,變成公然的暴行。因而,登克主義是圖伊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

登克故事的原型是布萊希特通過報紙了解的殺人狂魔卡爾·登克(Karl Denke)案?？枴さ强丝瓷先ナ且粋€老實巴交又典型的小資產階級,鄰居形容他是一個規規矩矩、有點弱智、人畜無害的天主教徒,從不引人注目。但他在西里西亞殺死了26人,并將他們分尸、腌制、食用,吃不完的就當成“山羊肉”賣了,或者做成鞋帶等日用品。這是一個血腥的故事,布萊希特借此想要表達的是,在本質為法西斯主義的登克主義影響下,人性已然缺失。布萊希特采用諷刺的手法,通過刻意夸張的方式讓讀者看到了被修飾和掩蓋了的那種蔑視人性的真實狀態。這種血腥殘暴的登克主義日漸盛行,并最終導致德意志帝國發動了世界大戰。

“登克”(Denke)在德語中的意思是“思考”,布萊希特在《圖伊小說》中把現實人物“卡爾·登克”更名為“約翰·戈特利布·登克”(Johann Gottlibe Denke),而“約翰·戈特利布”正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schte)的名字。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費希特在柏林的普魯士科學學術學院的大廳里做了十四場演講,并將演講稿整理成《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一書。這部演講集被視為喚醒德意志民族意識的重要論著,對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崛起產生了重大影響。彼時,拿破侖率領大軍進軍柏林,占領了普魯士首都;昔日歐洲霸主普魯士在耶拿-奧爾施泰特戰役中慘敗,遭受重大打擊,從此一蹶不振。在這一背景下,費希特接連舉辦十四場演講,呼吁德意志民族要想擺脫目前面臨的一切災難,唯有實施民族教育,通過教育復興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感。顯然,在布萊希特眼里,費希特的民族主義理論是后來法西斯主義的思想來源。(34)布萊希特在筆記中寫道:“約翰·戈特利布·登克,為偉大的民族主義者辯護……是人文主義在實踐中的失敗……”參見Wolfgang Jeske (Hrsg.), Brechts Romane, Suhrkamp Verlag, 1984, S. 200。

登克主義(Denkismus)就是“思維主義”(Denkismus),它與圖伊主義在本質上并無不同,都是“意識決定存在”的唯心主義。在《圖伊小說》中,布萊希特始終對思考持懷疑的態度。他寫道:“圖伊思考是錯誤的(有害的或者毫無用處的)。解決方法:思考是錯誤的?！?35)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153; S. 84; S. 26.布萊希特認為并不存在一種正確的思考可以替代錯誤思考,他否定了所有“思考”形式,盡管在另一部散文集《墨翟/變易之書》中,布萊希特認為思想的進步是有可能的,社會上存在一些問題可以通過思考來解決。(36)《墨翟/變易之書》包含唯心主義及神秘主義的內容,呈現出布萊希特思想的矛盾性。(Vgl. Brecht, Bertol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8, Suhrkamp Verlag, 1995, S. 130.)

在布萊希特那里,諷刺總是在還原現實,現實中的怪異不會以“正?！毙问匠尸F。資本主義將病態的價值視為“道德”,布萊希特借助登克主義談論了道德問題。登克主義意味著用“誠實”且“正?！钡恼Z氣揭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暴行逐漸成了完全“正?！钡氖挛锒唤邮?。登克們被圖伊們奉為德國人的典范,以此來消除公然實施暴行的道德顧慮。在各種怪誕和反轉中,登克的殘暴成了典型的、能實現真正理想的“德意志精神”。

當登克主義可以粗暴地壓制各種意義時,當暴力公然出現時,以“思想自由”為前提的圖伊主義就會為自身的精神理想所害:“圖伊們去了監獄。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服從安排,用少量的水和面包調配糞尿?！?37)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153; S. 84; S. 26.如果說圖伊主義還為思想留有一定余地,那么登克主義連這點余地也剝奪了,其公然終結了思想自由,廢除了圖伊主義的意識形態。盡管圖伊們依舊保持對現實的疏遠,但此時,他們連嘲諷的機會都沒有了。布萊希特在《圖伊小說》片段中記錄道:

圖伊們取笑無知的胡伊(Hu-ih,原型是希特勒——本文作者注)……他在他的《我是如何做到的》(原型是《我的奮斗》——本文作者注)一書中犯了五萬三千個語法錯誤。

此刻,他在外面獲得了勝利。(38)Bertolt Brecht, Werke. Gro?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d. 17, Suhrkamp Verlag, 1989, S. 153; S. 84; S. 26.

可以說,登克主義用專制和暴力結束了圖伊們的黃金時代,而這不正是圖伊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嗎?布萊希特揭示了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圖伊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們自掘墳墓,并最終走向毀滅。

六、 結 語

《圖伊小說》是布萊希特“圖伊創作計劃”的核心作品。國內學界對這部作品鮮有關注,即便在德國,對《圖伊小說》的研究也較為少見。然而,這部小說無論是其思想意蘊還是美學價值都不容忽視。布萊希特自創了“圖伊”概念,借此刻畫了依賴思維與形式、忽視社會現實與變革力量并最終走向自我毀滅的知識分子形象。他試圖將復雜的事物通過簡單的文學模型表現出來:“圖伊”并不是某一知識分子個體,而是一類知識分子的群像。他們將智力作為商品出售,這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盡管“圖伊”是知道真相的知識分子,但他們的社會職責是為統治階級服務,或者說,為權力與特權服務。因此,“圖伊”實際上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維護著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布萊希特將魏瑪共和國及其具有廣泛自由觀念的資產階級民主時期視作“圖伊的黃金時代”,盡管“民主圖伊”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曾起著積極作用,但其自身的軟弱性以及反革命的本質致使他們不會從根本上去改變社會結構。在《圖伊小說》中,布萊希特借助對圖伊知識分子命運的描繪來展現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規律。使用經濟手段的“民主圖伊”在與使用軍事手段的“專制圖伊”的斗爭中注定失敗,當那些資產階級病態的價值觀被推崇為“道德”、“專制圖伊”被視為德意志精神的典范后,圖伊們就開始走向滅亡了。因為統治者公然行使暴力與壓制,不允許自由思想的存在,依賴“思想”的圖伊們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布萊希特用幽默荒誕的描述來諷刺脫離道德束縛的資本主義價值觀以及那些顛覆人性與民主的行為。在這些價值觀與行為背后的意識形態是本質為法西斯主義的“登克主義”,這同樣是一種“思維主義”,是基于唯心主義哲學的“圖伊主義”的必然產物,它同時也通過終結思想的自由廢除了“圖伊主義”。

通過這部小說,我們看到了布萊希特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他表現出對思維的懷疑態度,對舊哲學及意識形態的拒斥,在社會與歷史發展問題上顯示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布萊希特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他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揭示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規律,走上了社會革命的實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