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公版書的深度開發

錢浩

摘 要：我國有悠久的“選學”傳統，歷代學者、編輯出版家對浩瀚的文化典籍進行整理發掘，形成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從劉向、馮夢龍直到魯迅、夏丏尊、葉圣陶等，都繼承了這種“選學”傳統，成為學者型編輯、研究型編輯的代表。本文指出面對海量的公版書資源，與其跟風出版，不如運用眼光，對公版書進行深度開發，做出自己的特色書系。在這方面，古代的“選學”傳統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關鍵詞：公版書 深度開發 選學 學者型編輯 編輯學

近年來，公版書出版一直熱度不減，內卷也十分嚴重。公版書在傳播文化價值、拉動圖書市場銷量、推廣全民閱讀等方面確實產生了積極作用，但在其繁榮發展的背后，重復出版、跟風抄襲、浪費資源的問題也非常突出。筆者認為，面對海量的公版書資源，與其跟風出版，不如自己運用眼光，對公版書進行深度開發，做出自己的特色書系。在這方面，我國古代的“選學”傳統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一、歷史上的公版書出版

所謂公版書，即公共版權書籍，這類書已超過著作權保護期，出版社在出版時無須取得圖書作者或繼承者授權。版權是一個現代概念，我國古代是沒有嚴格的版權概念的，自然也沒有公版書這個說法。但是古代千百年積累下來的歷史文化典籍，也可以理解為公版書，而關于這些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實際上就是公版書出版。在這個意義上說，公版書出版歷史十分悠久。

中國歷來有重視文教的傳統，所以古代典籍極其豐富，至今仍存世的典籍有10萬種左右，其中不乏《太平御覽》《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樣的大型圖書。而且我國又最早發明雕版、活字印刷，形成世界上最早、持續時間最久的印刷業高潮，例如明代江浙、福建一帶的書局，刊刻大量圖書，推動了社會文化教育的普及，促進了市民階層的崛起。到了近代，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更是一次大規模的公版書出版，對開啟民智、傳播文化、普及知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既然公版資源經過歷史的沉淀，具有社會公認的文化價值，且沒有版稅等成本，出版機構自然會出版它。這既符合經濟規律，也符合文化傳播的本質。

但是，文化遺產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內容資源的總量是越來越大的。人不可能窮盡所有知識，所以“選學”也很早就誕生了，甚至可以說，古代的編輯學就是“選學”。古代的學者、編輯出版家對浩瀚的文化典籍進行整理發掘，“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同時進行新的闡釋。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今天的出版人學習借鑒。

二、源遠流長的“選學”傳統

“選學”，狹義上是指研究《昭明文選》的學問，而廣義上則是指關于文獻編選的學問總稱。說起來，我國有著悠久的“選學”傳統。在綿延不絕的中國文化傳播史上，經典選本曾經有過特殊重要的地位，發揮過獨特作用。傳說孔子刪定了《詩經》，在其中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劉向的《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都是按主題選編史料而成；《昭明文選》《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都是經典的文學選本，影響深遠，形成蔚為大觀的“選家之學”。千百年來，正是這些經過認真淘選品鑒的“大眾化的經典”，默默陪伴著社會普羅大眾的生活，塑造、滋潤著人們的心靈，構成人們“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1]。

魯迅先生在《選本》一文中指出：“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盵2]

選編，并不是拾人牙慧，翻故紙堆。選編的實質是價值判斷，即你認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每個人的價值觀、旨趣、視野是不一樣的，而且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趣味，所以選編就是一種創造，而且它是無止境的，今人可以選，后人可以再選，絕沒有一個定本。

明代馮夢龍是一位著名的選家，也是一位懂市場的暢銷書編輯。在明朝以前，出版物大多是“圣賢書”，讀者是士大夫階層；而明朝中后期，受商業文化的影響，以馮夢龍為代表的編輯家，出版了一大批反映市民生活、市民趣味的通俗讀物。馮夢龍選編的《智囊全集》，匯集了從先秦到明代的上千個智謀故事，共計二十八卷。馮夢龍從典籍中選取材料進行加工整理，并配上點評文字，編寫的過程就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此外，他整理的“三言”及《笑府》《情史》《古今譚概》等，在當時廣受歡迎，這些書以故事的形式展現生活百態，傳達了抑惡揚善，追求個性解放、精神自由等進步思想，在當時絕對是題材嶄新的出版物。

到了民國時期，夏丏尊、葉圣陶等也是出色的選家。他們主持編寫的《開明國語課本》《開明活頁文選》，主辦的《中學生文藝》《中學生》雜志，其工作也是“選”。魯迅、周作人、胡適、郁達夫等重要作家參與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作為現代選本，實際上起到了決定中國現代文學基本歷史面貌的作用。魯迅、夏丏尊、葉圣陶，一直到周振甫，他們都繼承了中國的“選學”傳統，成為學者型編輯、研究型編輯的代表。

三、當前公版書出版的亂象及癥結

反觀今天的公版書出版，呈現以下亂象而飽受詬病。從選題上說，重復出版，同質化嚴重，浪費出版資源。例如出版機構爭相出版“中小學推薦閱讀書目”，想從這塊剛需市場中分一杯羹?！皳﨏IP數據統計顯示，2013年至2016年，《西游記》《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四部著作累計出版數量分別為525種、492種、485種、484種?！盵3]從工作方法上說，不愿深入研究，簡單模仿，投機取巧，隨意抄襲、竄改。例如，一些出版機構，抄襲別家的譯文、注釋，改頭換面成了自己的；或是不勞而獲，把別家的選編作品直接“拿來”，原封不動地出版，根本沒有注意到選編作品含有編者的創造性勞動?？傊@些做法，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攪亂了圖書市場。

以上情況業內人士多有論述。筆者認為，公版書出版的內卷，正是我國出版原創乏力、文化創新不足的一個表現。深層原因，是我們缺少高水平的編輯，對公版書的認識不夠，開發能力不足。從市場上的公版書產品看，在內容上無建樹，多在裝幀用紙、成本控制、打價格戰等層面下功夫。

在一些出版從業者心中，存在“編輯無學”的思想，并沒有把它當作一門學問研究編輯的核心業務?；仡櫝霭媸房梢钥吹?，古代的編輯活動具有編、著、校合一的特點，編輯往往兼有學者身份，而“現代的編輯活動更趨程式化，編輯在職業細分上更加成熟，相關人才培養隨著學科體系的不斷完善，也更加專業化、實踐化、模式化。分工細化、規則明確、行業統一、流程更加科學的同時，也造成了現代編輯工作不可避免地向機械化方向發展的問題，出現了一些‘去知識化的潛在風險”[4]。

編輯的核心能力是什么？筆者認為應該是文化創意和文化生產能力。大數據時代，互聯網上有海量資源，人們獲取知識越來越容易，微信、抖音、喜馬拉雅等移動平臺又奪走了大量讀者。所以，作為一名圖書編輯，提高自己的研發能力和創造能力，至關重要。筆者認為，無論到了什么時候，像劉向、馮夢龍、葉圣陶、周振甫這樣的編輯家都是不可或缺的。他們是文化的整理者、傳播者，也是有著崇高文化理想和審美趣味的文化生產者?，F在研究型編輯、學者型編輯太少了，技術手段的進步使編輯越來越成為編輯匠，而不是編輯家。

四、公版書運作策略之我見

（一）深入研究公版資源，找準角度，打造特色書系

我們經?？吹绞袌錾嫌行┕鏁?，立意新，選目精，有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準確擊中了讀者，因此產生巨大影響。

如著名出版家鐘叔河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策劃了一套“走向世界”叢書。這套書是1911年以前官員士大夫、知識分子、學生、工商者、翻譯踏上西方陸地的見聞實錄匯編，反映了中國由閉關自守、天朝自大到走向世界、認識世界的過程，在這些作者筆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真實而具體，給人帶來深深的震撼，這套書也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思想文化界的重磅叢書。

中華書局還有一套“中華生活經典”叢書。這套書選錄了《隨園食單》《文房四譜》《云林石譜》《印典》《山家清供》等數十種古籍，均是反映中國古代生活的經典讀本，出版社約請各方專家注釋、翻譯，并結合歷史和現代生活加以點評，讓現代人在品賞古代中國人優雅生活的同時，領悟到生活的真諦?，F代社會生活節奏快，人們生活壓力較大，古代那種琴棋書畫、種花養草的生活，那種從容淡泊的境界，正好可以給現代人提供一種借鑒。

公版書雖說是“舊書”，但編輯不可無“新見”。編輯要緊扣時代精神，善于從內容資源中找到和現代人連結的點。例如，天地出版社的“西南聯大通識課”叢書就是抓住了“西南聯大”這個點。西南聯大成立于國家危難之際，雖條件簡陋，但大師云集，群星燦爛，學術思想活躍，鼓勵平等討論，培養了大批人才，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佳話。朱自清、馮友蘭、雷海宗、陳寅恪等學者，無不學貫中西，在某一方面有深厚造詣，他們的授課講義自然有著很高的文化價值。人們稱贊西南聯大和當時的學者，這其實反映了人們對當下教育的某種焦慮，以及對素質教育、通識教育的呼喚。有“西南聯大”這個賣點，“通識”二字又使其面向大眾，這套書自然獲得了成功。

研究型編輯，視野要開闊一些，興趣要廣泛一些，“功夫在詩外”，這樣才能避開選題的紅海，深入挖掘一些看似冷門，其實能夠引起現代讀者好奇心的好書。

（二）對公版書進行深度選編，體現編輯意圖，輯成一本新書

按照某個主題選編作品，也是一種編輯思路，這很考驗編輯的學識和研究能力。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就以“名家教育論著選”的形式，將中外教育名家論教育的文章結集出版，如《蔡元培教育論著選》《皮亞杰教育論著選》等，深受教育工作者的歡迎。

再比如河南教育出版社20世紀80年代末出版的一系列“×××論語文教育”，多選名家、大家的論述，出版了《朱自清論語文教育》《呂叔湘論語文教育》等一系列大家論語文教育的書。這樣的匯編圖書，主題明確，選編精當，對教育工作者來說非常實用。

選編，是古代治書的一種重要方法。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是關于人物風采的選編作品；馮夢龍的《智囊》，是關于謀略的選編作品；杜佑的《通典》，是博采古代文獻而編成的制度史；周振甫先生的《詩詞例話》，則是從歷代詩話、詞話中選取素材，對古典詩詞所做的系統歸納與論述。所以，對公版資源進行深加工，做出讓人耳目一新的圖書產品，滿足社會的需求，甚至開創一種圖書類型或編纂范式，這是一種創造能力。這需要圖書編輯深耕某一領域，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將編著合一，而不是僅僅做知識的搬運工。

當然，深度選編的方法不僅可用于公版書，對所有出版資源都可以運用。

（三）注意大眾需求的變化，內容消費的升級，以及知識的更迭特點

我們知道，社會對知識是有記憶的。例如，二十年前暢銷的科普讀物，現在可能已乏人問津，因為這些知識已經非常容易得到，網絡上有的是電子資源，所以人們不再愿意為這些知識去付費。更何況，知識也在更新迭代，曾經的前沿知識會逐漸成為常識，進入集體記憶。

除了知識會折舊以外，人們對知識的表達也有更高的要求。人們已不滿足于泛泛地介紹知識，更喜歡有趣的講述，個性的表達。比如講明朝的書，以前是傳統的宏大敘事，從政治、經濟、社會角度講史，自從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之后，“這種獨特而充滿趣味性的歷史寫作方式讓讀者看到，歷史類圖書并不是那樣簡單、生硬和無趣”[5]。之后，張宏杰的《大明朝的七張面孔》、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馬伯庸《顯微鏡下的大明》等圖書繼續開拓個性化寫史的道路。近三十年來，知識類讀物，或曰非虛構類讀物呈現這樣的特點：視角從“宏觀”轉向“微觀”，文本風格從“知識性”轉向“趣味性”，讀者的閱讀目的也從“求知”轉向“娛樂”。

編輯在研究選題和打造內容的時候，不能忽視“時間”這個維度。在時間的洪流中，大眾的喜好在變化，知識在更新，一代代新人在成長，所以編輯也要在大的時間尺度中觀察趨勢，理解圖書市場的變化。

（四）圖書不僅僅是知識的載體，它還要帶給人審美體驗和設計感

有時候，編輯過于迷戀“知識”本身的價值，局限于圖書只是提供知識這種認識。但在今天，知識是最容易得到的。純文字的公版圖書已難以吸引讀者，需要我們為它賦能，為它增值。比如增加導讀，增加插圖，裝幀更有設計感，等等。筆者曾編輯《艽野塵夢》一書，內容是民國奇人陳渠珍講述自己在西藏的經歷。書是半文言寫成，故事蕩氣回腸。但全書只有五六萬字，字數較少。另外，以精簡的文字講述西藏風土人情，表現力有些不夠。于是筆者給每一章都配上手繪的行進路線圖，標注山川、城鎮的名稱，并根據書中情節畫了一些彩色插圖，這樣就把陳渠珍在西藏的傳奇經歷，以及西藏奇瑰的風情更好地表現出來，讀者也有了更豐富的體驗。

以上是筆者對公版書出版的一點淺陋的體會。需要指出的是，選編公版作品一定要仔細甄別，選擇最優的底本或者最佳的篇目。選編不是竄改，不能侵犯作者的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著作完整權。既是選編，就需要做必要的說明，不能偽稱名家所著，誤導讀者。

（作者單位系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