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模式及機制分析

王定祥 吳煒華 李伶俐

摘 ?要：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是我國增強實體經濟新動能、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之舉。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本質是依靠數字經濟部門提供的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數智產品對實體企業要素投入與生產經營模式重組更新，進而促進實體企業數智化轉型升級。實踐中，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是基于實體企業生產經營節點與數字技術融合而展開的，形成了多種效能各異的融合模式。在新時代新征程中，進一步推進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需構筑“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分工協作機制。

關鍵詞：數字經濟；實體經濟；融合發展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543（2023）07-0090-1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融科技增強金融普惠性的理論邏輯與路徑優化研究”（21BJL08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貧困脆弱性視角下脫貧戶返貧風險的測度、預警及阻斷機制研究”（21BGL211）；西南大學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專項項目“中國式金融現代化推進共同富裕的邏輯機理與路徑優化研究”（SWU2209025）。

作者簡介：王定祥，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南大學智能金融與數字經濟研究院院長；吳煒華，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生；李伶俐（通信作者），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在當前全球經濟下行、通貨膨脹加劇、經濟全球化逆流等多重因素疊加影響下，數字經濟依舊是經濟發展中最具韌性與活力的經濟形態。創新發展數字經濟并賦能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搶占全球競爭制高點的新戰略。近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將數字經濟發展及時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梢?，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已成為我國新時代新征程經濟發展的新使命，是推動經濟現代化的必然之舉。

相較于以數據要素、數字技術、數智產品為價值核心的數字經濟，傳統以生產具有價值實體的物質與精神產品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發展，則更具有脆弱性，風險敞口更大，物耗能耗更高。新時代新征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關注和提升實體經濟發展能級、質量、效益和可持續性，增強實體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的穩定性和韌性。依靠何種技術手段并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就成為一個嶄新的時代課題。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推動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边@一重要論述明確回答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技術路徑。

盡管如此，現實中卻有部分實體企業不敢轉型。這就引發了值得深思的幾個問題：為什么部分制造業企業“不愿意或不敢轉型”？不同的企業應選擇何種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模式？政府應如何構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機制，以促進實體企業高質量數智化轉型？

學術界針對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有學者認為，數字經濟正在引領新一輪產業變革，對經濟社會各方面產生了推動作用，并為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了新機遇［1-2］。同時，疊加了數字技術的實體經濟效率大大提升，通過對實體經濟自身資源的重構創造出全新的價值轉換形態并實現了“創造性破壞”，推動了生產部門結構優化［3-4］，二者的融合主要通過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這兩條路徑來實現［5］。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技術對經濟增長以及勞動生產率的促進作用愈發增強［6］。數字經濟通過與傳統生產要素間的組合迭代、融合創新、相互賦能引發生產要素領域的群體性突破并實現全要素生產率增長［7］。為此，也有學者提出系列政策建議，諸如政府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力實體經濟發展，通過改善區域間協調能力為二者的融合發展提供堅實保障［8］；通過產業政策扶持數字化新興產業的發展，提升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信息溝通效率［9］；加快關鍵數字技術創新應用，加大數字技術的投入，掌握核心技術［10］；加強人才培養和知識產權保護，特別是要增強企業研發能力［11］。

綜覽國內外文獻發現，單獨研究數字經濟或實體經濟的文獻十分豐富，而在研究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問題時，現有研究側重于分析數字經濟如何賦能實體經濟，而缺少對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機制與模式的研究。本文認為，要充分調動實體經濟數智化轉型的積極性，全方位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不僅需要探究數字經濟與實體企業生產經營各環節和全產業鏈條相適應的融合技術模式，而且需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更需要政府進行有效的干預和引導，以彌補市場的缺陷和失靈?；诖?，本文首先剖析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內涵與特征，然后基于實體企業經營節點與數字技術融合視角，討論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模式及其機能，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與分工合作機制，系統回答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機制與模式問題，這對于進一步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內涵及特征

（一）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范疇界定與特征分析

“數字經濟”一詞最早由Tapscott于1996年在其著作《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機遇與挑戰》中提出，認為數字經濟基本等同于新經濟或知識經濟［12］。美國商務部于1998年發布的“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1998）”以及此后發布的《數字經濟2000》直接推動了“數字經濟”概念的廣泛運用，但至今理論界與實踐界并未就數字經濟的定義達成共識［13］。2016年G20杭州峰會指出：“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边@一定義的外延既包含了數字經濟本身，又包含了數字經濟影響其他產業和社會生產生活的各種經濟活動，具有泛化認知特征。之后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也基本沿用了這一定義，其范疇涵蓋數據價值化、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治理數字化四方面。本文研究的數字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概念，需要將其內涵界定在狹義范圍內，才能深刻理解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理論與實踐邏輯。據此可以認為，所謂數字經濟，是指以數據資源與數字信息技術等要素生產和銷售數智產品，并為實體經濟提供數據要素、數智產品與數字技術服務，不斷提升實體經濟數智化水平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其范疇僅包括數據價值化和數字產業化兩個方面。而數據價值化又包括數據資源化、數據資產化、數據資本化等內容，本質上歸屬于數字產業化范疇，因而數字經濟的核心是指數字產業化，具體涵蓋數據價值化、數字設備制造、數字信息傳輸、數字技術服務等內容。

從狹義的內涵不難看出，數字經濟具有四大特征：第一，產品的高技術性。數字經濟部門生產的產品主要有經價值化處理的大數據要素；芯片、顯示屏、軟件、互聯網、衛星導航系統等數字技術；智能機器人、數控機床、光刻機等智能生產設備。這些產品大多歸屬于當今“卡脖子”技術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高技術特征。二是應用的高賦能性。這些產品一旦被實體企業應用，就會推動實體企業革新自身商業模式，重構實體生產函數要素組合與經營模式，極大地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持續為企業降本提質增效，提升企業競爭力，進而改變傳統的經濟結構與社會分工格局。三是影響的高滲透性。通過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數字技術，數字經濟在人們的生活、生產、生態等領域能廣泛實現數據與信息的互聯，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實現數據資源共享化，增強經濟金融的便捷性和普惠性，助推社會全面進步。四是發展的高依附性。數字經濟部門生產的數智產品的內核和價值要依附于經濟社會，尤其是其數據要素又附著于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數字經濟要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才能反哺自身發展，加快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的形成?？梢?，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具有極高的依附性。

而與數字經濟相對應的實體經濟，在過去的理論認知中，通常被看作與虛擬經濟（金融經濟）相對應的一個經濟范疇。只是在數字經濟出現后，基于“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要求，才使得實體經濟逐漸成為一個與數字經濟相對應的經濟范疇。那么，究竟什么是實體經濟？美聯儲將實體經濟界定為剔除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之外的其他所有產業［14］。國內學者成思危認為，實體經濟是支撐經濟發展的“硬件”，以物質資料為生產對象，生產過程的每個階段都處于實體價值運行當中［15］。但金碚認為，實體經濟并不能簡單地歸納為制造業，其產生的并不只有實體的物質產品，產出精神產品的直接服務業和工業化服務業等也該歸納于此，但其核心依舊是制造業［16］。綜上可見，所謂實體經濟就是指生產實體價值形態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經濟部門的總稱，涵蓋傳統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中扣除房地產市場與金融系統的剩余部分。這些行業均關系到國計民生、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屬于人類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物質條件，因而始終是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

（二）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內涵闡釋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通常是指在相關融合基礎設施、融合發展環境條件和數字經濟部門有效技術供給支撐下，實體經濟（企業）部門通過購買和使用數字經濟部門提供的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數智產品，改造和升級自身的采購、生產、銷售、資源調配、產品質量監測追蹤等環節，實現實體企業要素革新、要素重組、模式轉型、數智化生產與管理、能效提升的過程。運用馬克思產業資本循環理論揭示的產業資本循環增殖過程［17］，并參照王定祥等［18］基于“融合基礎設施、融合環境條件、融合發展過程”三維分析方法設計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邏輯過程圖（見圖1，下頁）。

從融合基礎設施看，主要包括：收集、傳遞、處理信息的郵電、通信、計算機、5G基站、衛星、遙感等信息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要素、生產資料、產品交易的市場基礎設施；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企業生產經營融合的數據算力、能源等基礎設施；推動實體企業生產經營、產品銷售的公共互聯網設施；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企業生產經營有機融合的現代交通物流運輸冷藏等基礎設施。顯而易見，這些基礎設施主要為數字經濟和實體企業深度融合發展提供公共基礎條件與公共服務。

從融合環境條件看，主要包括：有融合意愿與能力的若干實體企業主體；有意愿并有創新能力提供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數智產品（圖1中統稱數智產品）的數字技術企業；有專業數字經濟人才供給；有財政和金融資金的支持；有產業互聯網和消費互聯網等平臺企業提供的技術支撐。這些融合發展環境主要功能是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提供技術、資金、人才、政策等要素保障和營商環境條件。

從融合發展過程看，根據馬克思產業資本循環理論揭示的產業資本循環過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同樣會清晰地體現在實體企業資本循環的采購、生產、銷售三個主要階段［17］。在采購階段，實體企業與其供應商可以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線上線下有機結合的交易，運用貨幣資本（G）完成對數據要素（D）、智能機器設備、生產線等數智化資本品（Kd）以及勞動力（L）等其他生產要素（W）的采購，極大地提高生產要素的交易效率；在生產階段，實體企業基于融合基礎設施等外部公共條件，利用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對企業生產要素進行重組，對生產流程、生產線進行優化，在產業互聯網技術支撐下精準配置生產要素，實現人機交互的智能化生產（P），生產出實物形態發生改變、價值發生增殖的商品資本——產成品（W′），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銷售階段，實體企業利用互聯網平臺提供的電子商務，可以實現線上線下有機結合的銷售，突破物理市場空間，提高商品資本（W′）向貨幣資本（G′）轉化的速率，促進企業資本良性循環增殖。

綜上可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實質上就是數字技術企業與實體企業交互發展和互惠互利的過程。一方面，實體企業作為需求方，通過購買數字技術企業的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數智產品來改造升級生產經營體系，實現實體企業數智化發展；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企業通過向實體企業銷售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數智產品，獲得了廣闊的市場空間、發展機會和收益來源，并從整體上推動著數字產業集群的形成，為數字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

（三）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特征

1.實體經濟運行節點數字化

運行節點的數字化就是將實體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每一個動作，通過數字技術將其轉化為數字0和1進行儲存，并以網狀或鏈狀的形式將每一個數字鏈接起來，通過數字交互平臺實現廣泛的互聯共享。這為企業提供了一種便捷的過程管理方式，利用智能傳感器、物聯網、區塊鏈等數智設備可以將每一個節點記錄下來，形成的數字是客觀的，無法篡改，易于掌控。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實體經濟主體間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環節都可以利用數字技術手段實現數字化積累、運行與管理，促進最大程度的信息交流，通過降低決策數據的獲取成本，提升企業生產率［19］。同時，實體企業依據市場供需預測、二維碼身份識別和質量追蹤等手段，還可以實現數控質量、數控產量；實體企業通過數據溝通平臺，可以促進跨地域、跨行業的合作，提高生產主體間的生產協同程度。不同實體經濟主體間的溝通更會引導第三方平臺機構等新型產業的形成與發展。

2.實體經濟生產自動化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在生產環節深度融合，能促進實體企業生產的自動化，減少對勞動力要素的依賴。例如，農業領域可以利用秸稈還田機、自走式噴桿式打藥機、無人機、智能管理設備等自動化器械進行農業生產，緩解農業勞動力的稀缺性。制造業領域，通過生產設備、生產線及生產車間的智能化與工業互聯網的鏈接和數據流動，可以自動實現對生產流程的管控。企業對“機器人”“機械臂”的廣泛使用大大減輕了人工成本上升的壓力。服務業的自動化則更偏重于運用服務性機器人從事一些簡單的服務工作，減少冗余人員，降低經營成本，收集客戶信息，增強服務的針對性，優化服務效果。

3.實體經濟管理智能化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能夠促進實體經濟智能化管理，提高管理效能。例如，實體企業在利用衛星遙感或傳感等技術收集各環節生產經營數據后，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對數據進行整理和利用，借助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傳輸載體，通過數據逐級流動對企業運行各環節進行統一管理，實現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數智技術賦能的智能化管理系統會幫助企業對自身的效率和風險進行監測和識別，并將數據與同業數據進行對比，幫助企業進行最優決策。同時，也能幫助實體企業管理結構從傳統金字塔式向扁平化發展，運用PLM（產品生命周期管理）與ERP（企業資源計劃）系統可以提高企業研發能力與成本控制能力，打通生產銷售等各環節的數據流通，實現企業經營管理各環節信息對接，解決企業內部各部門間“數據孤島”的問題，提高企業“上傳下達”效率，管理人員也更能直觀地監督命令的執行情況，減輕傳統企業存在的“委托代理”和內部交易成本等問題。

二、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模式與機能分析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本質上是一個實體經濟部門利用數字經濟部門提供的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數智產品，對其生產經營各環節進行改造、升級和管理變革的過程。因此，這里不妨使用“實體企業經營節點——數字技術改造——融合模式形成——模式新機能”的邏輯范式進一步展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模式及其機能的分析。

（一）數字經濟與實體企業生產資料購買過程的融合：去中介化與再中介化并存

生產資料購買是實體企業進行生產的前提條件，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的首要環節就是實體企業生產要素采購過程。通過數字經濟與采購環節的融合，可以優化實體企業生產要素采購方案，降低要素采購成本，其融合模式如圖2所示。

實體企業在傳統物理市場模式下采購生產要素受到極大的時空限制，只能通過實地考察、定時交易來尋找合適的合作供應商。對于生產資料供應商和勞動力的物理空間考察，不僅耗時費力，而且在狹小的物理市場空間無法保證通過“貨比三家機制”找到最優合作供應商，從而導致企業要素采購成本較高。然而，在數字經濟時代，實體企業可以不依托傳統物理中間商（此為“去中介化”），而是借助大數據、搜索引擎、互聯網等技術，依托互聯網相關專業采購平臺（此為“再中介化”）形成的人力資源網、供應鏈互聯網、消費互聯網等數字網站，對整個行業要素供應情況進行搜索和查閱，并通過采購平臺自身實力和宏大的市場聯盟形式與全球相關供應廠商進行價格談判，通過增強型“貨比三家”機制，實現更有效率地獲取低廉的原材料和生產資料。同時，實體企業借助采購平臺對不同廠商資源的整合，可以解決企業在獲取采購信息中遇到的干擾信息過多、重復尋找等問題，實現生產資料的“一站式購齊”，降低要素采購成本。在員工聘用中，實體企業通過人才招聘網可以優選更為合適的勞動力。再者，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實時監測企業生產資料的庫存、需求和市場供給情況，優化采購流程決策和生產要素匹配程度。實踐證明，再中介化機制——互聯網采購平臺的存在，將生產資料信息透明化，減少了企業采購人員的瀆職和隱性腐敗現象。例如，云中鶴數字采購平臺通過數字技術解決了商品尋源、選品、智能比價、倉配售后等難題，滿足了相關實體企業多樣化采購需求，保障了商品品質，降低了采購成本，提高了供需雙方匹配度，并為需求方提供數據支持，減輕了財務管理人員的壓力，增強了采購透明度，降低了采購人員采購套利的機會，反過來，采購互聯網化也促進了平臺經濟的快速發展?？傮w來說，實體企業采購過程的數字經濟改造，可以有效解決傳統采購過程中企業采購工作量大、效率低下、隱性成本過高、議價能力較弱等問題，為實現更高效率的生產要素采購提供了可靠的技術支撐。

（二）數字經濟與實體企業產品生產過程的融合：解放和發展企業生產力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融合，最基本的機能是依靠數智技術實現實體企業智能化生產，降低對勞動力要素和高能耗的依賴，進一步解放和發展企業生產力，滿足人們對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其融合模式如圖3（下頁）所示。

工業革命以來，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方式經歷了從簡單機器生產到以機器為基礎的機械化生產，再到智能化生產的演化過程［20］。在數字經濟時代，以數智技術為基礎的生產體系突破了傳統生產車間基于流水線生產和眾多勞動力分工協作的生產組織方式，轉變為基于數據要素和智能設備有機結合的“智能車間”“智能生產線”等新型生產組織方式，使生產從“人工+機械”的制造過程轉變為智能機械制造過程。目前，智能化生產已逐步擴展到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等全產業領域，形成了智慧農業、智能制造業和智慧服務業［21］。其中，智慧服務業涵蓋了智慧金融、智慧商業、智慧文旅、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政務、智慧交通和智慧物流等業態。實體企業通過引進機器人、智能芯片、智能管理軟件、數控機床、智能控制系統等人工智能裝備，建造智能生產線和智能車間，提高生產要素匹配中的數智資本有機構成，減少傳統勞動力投入，推行清潔綠色生產方式，不僅可以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且可以推動綠色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當然，通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實現傳統生產模式向數智化生產模式轉變，最大的效能在于提高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如在智能制造中，數智技術作為關鍵生產要素進入生產環節，助力傳統產業變革重組，推動企業生產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轉變，實現產業鏈的深刻變革和產能能級的有效提升。例如，“3D打印”技術能夠以高效便捷的方式生產工業模型，為設計生產細節賦能。目前該技術已在醫藥、設計等行業得到廣泛運用。在農業生產中，可以利用數智技術和產業互聯網技術，搭建氣候與農產品質量監測系統，運用自動化設備進行工廠化生產與智慧化生產管理活動，探索建設“天空地”（航天遙感、航空遙感、地面物聯網）一體化的智能農業生產監測與管理網絡。在旅游、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領域，可以通過新型服務業智能化平臺打通數字壁壘，構建現代服務業技術支撐體系，促進線上線下資源的有效利用，提升服務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總之，靈活的數智技術與實體企業生產的融合，解決了傳統生產模式下生產方忽視市場環境、過度追求規模經濟、盲目擴張以及產品生產綜合成本高企等問題，不僅可以促進生產更為精細化與個性化發展，而且可以推動大型企業不斷創新與變革，賦予中小企業發展新機遇，提升其生產效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數字經濟與實體企業產品銷售過程的融合：電子商務與消費互聯網革新商品流通和消費方式

產品售賣是打通實體企業商品與消費連接通道的最后一個環節，是企業產品價值實現的關鍵，也是消費者獲得消費者剩余的必要條件，是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重點領域，而在該領域形成的消費互聯網也是當今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環節，其融合模式如圖4（下頁）所示。

實體商品交易是一個從商品生產完成到價值實現的過程，而營銷渠道是實現商品價值轉化的關鍵。傳統的商品營銷渠道主要采取門店銷售或線下經銷商代理銷售，具體表現為商品在生產商完成生產，最終轉移到消費者手中實現價值轉化，需要考慮各種轉移成本尋求最優銷售路徑。但線下營銷渠道受眾有限、不夠靈活的經銷方式難以滿足不同地區社會大眾的商品需求，企業市場開拓受阻。而在數字經濟時代，實體商品交易流程得到簡化，企業借助線上電子商務營銷渠道，可以突破物理空間限制而向全球消費者銷售產品，實現商品銷售和消費方式的顛覆性變革，并驅動電子商務等新興行業的成長和繁榮。

近十多年來，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首先在企業銷售和社會消費領域發力，消費互聯網產業突飛猛進，引起了深刻的消費方式變革。如在淘寶、京東、天貓、拼多多等電子商城影響下，各行各業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科技和互聯網銷售平臺，實現商品和業務營銷網絡化。在電子商務平臺，實體企業可以利用自身與產品、用戶之間頻繁的數據連接實現針對性、個性化營銷；通過開設網站平臺、入駐淘寶店、微信公眾號、抖音號等媒體平臺，探索多媒體營銷方式；通過數據流量獲取更多的客戶數據信息，提供更具感染力的互動服務。此外，電子商務平臺還可以通過零售商和消費者的需求反饋，運用大數據算法獲取消費者偏好，反過來為生產服務。如在信貸領域，成都通過“農貸通”平臺，將若干金融機構與農村市場主體聚集在一起，實現了借貸雙方信息交流和最大限度的交易撮合，解決了農村金融信息不對稱問題，破解了農村金融供需脫節瓶頸，提升了鄉村信貸配置效率。顯然，企業產品銷售除了利用國內電商平臺外，還可以通過亞馬遜、eBay等跨境電子商務平臺拓展全球市場。

總之，實體企業互聯網銷售方式的開發與運用，不僅能提升企業產品價值轉化效率，減少企業以“價格戰”進行營銷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打破地域障礙，有效聯結跨區資源與商品，通過線上線下雙管齊下有效整合市場資源，開拓市場空間，解決商品售賣難題，為企業可持續融資創造良好的市場條件，增強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活力。

（四）數字經濟與實體企業的管理和資源配置過程的融合：管理數智化集成化

實體企業通過數字平臺、產業（鏈）互聯網、物聯網等信息管理系統獲取信息，不僅帶來了管理方式和管理效率的變革，而且可以實現企業內部、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更高效的資源配置，其融合模式如圖5（下頁）所示。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和信息已成為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決策不可或缺的要素。長期以來，如何及時捕捉生產經營全過程中的數據和信息，降低搜尋成本，促進信息完全化，實現科學決策、精準施策，是實體企業經營管理面臨的關鍵技術難題。隨著5G等產業互聯網技術、產品質量跟蹤二維碼等技術的使用，這些技術難題逐步得到破解。在數字經濟與農業、制造業、服務業融合過程中，5G、智能傳感器、集成信息管理系統、物聯網等組成的產業互聯網加快發展，使企業管理和資源配置決策建立在適時海量數據價值挖掘基礎之上而變得更加科學精準高效。企業通過積累的海量數據和云計算，挖掘出有價值的信息并轉化為知識［22］，進行生產要素配置與經營決策分析，從而優化配置資源。

運用大數據價值挖掘技術和產品質量全生命周期管理，實體企業還可以實現從產品導向到用戶體驗導向的轉變。傳統制造業的發展理念之一就是產品導向，企業更偏好于通過大量生產占領市場實現規模經濟，而非注重用戶體驗，以致抑制了消費者需求。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制造業的產品更加注重用戶體驗與個性化服務，通過挖掘分析消費者需求多維數據，使產品設計更貼合用戶需求，增強用戶黏性，將傳統的供給數量轉變為供給質量。此外，工業互聯網平臺作為數據供給者處于中間信息節點位置，溝通鏈接上游數據供給者與中下游數據需求者，上中下游信息流動順暢，使每個決策者都能在信息完全對稱條件下作出理性決策。例如，通過國內的COSMO Plat以及阿里云等國家級工業互聯網平臺，企業可以獲取全行業、全場景的生產資料，為企業生產提供跨行業、跨領域、多場景的數字化解決方案。實體企業通過產業互聯網等數字管理平臺獲取供需基本信息，實現生產鏈條中要素資源的互聯互通，并通過數據算力模型設計，挖掘數據價值為生產銷售服務，打通薄弱環節，形成智能化制造、個性化定制與數字化管理營銷新模式，從而實現生產性資源在全社會、全產業鏈的合理配置。顯然，產業互聯網對制造業賦能意義更為突出。因為制造業關注產業的關聯性以及產業的區域集聚發展特征，通過工業互聯網平臺和數智技術賦能，可以加快產業（創新）集群的形成，并通過企業間的利益紐帶打破“信息孤島”，構建起全要素、全產業鏈、全價值鏈全面聯結的新型工業生產制造和服務體系，并在生產系統進行有效資源配置，通過產業鏈和供應鏈網絡的信息采集實現對消費者的私人定制化生產，將生產與消費進行更緊密的聯結，形成系統性的經營管理與問題解決方案，提升制造業的智能性、靈活性、安全性與高效性。

三、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機制：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始終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與現實問題。該問題的核心是，要利用市場機制和政府各自優勢和長處，構建起有效的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機制，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市場機制的作用與失靈

1.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

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市場機制能夠在私益性新型基礎設施、數據要素、數字技術與數智產品供給中有效發揮作用。這是因為，這些設施、要素、技術和產品的投資成本與收益邊界清晰，不會發生成本和收益的外溢現象，投資者可以通過向實體企業售賣、借助收費或價格機制帶來經營收益，從中回收投資成本并形成凈利潤，從而保障市場主體的有效供給。同時，市場機制可以誘導各類投資主體有效率地開展數字經濟領域投資，并通過數據要素、數字技術、數智產品的市場交易改造更新實體企業要素組合與生產經營模式，助力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互動發展進程。具體而言，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一方面，數字技術企業會根據實體企業市場需求和自身盈利前景，主動參與數字經濟領域投資，從而保證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供需匹配；另一方面，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數字技術企業和實體企業均迫于競爭壓力，會競相拓展各自的生產經營活動，積極投資私益性新型基礎設施，推動數據要素、數字技術與數智產品的創新和推廣運用，提高實體企業數智化發展水平和質量。此外，對于具有明顯經濟效益的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如信息通信和互聯網設施，即便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市場機制也是有效的。因為這些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與消費，可以通過收費機制將不交費的消費主體排除在外，從而通過交費的其他實體經濟主體回收成本，并獲得投資凈收益，因而有助于吸引社會資本和數字技術企業對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建設與運營。

2.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市場可能存在的失靈

在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市場機制也并不是萬能的，僅靠市場機制推動可能存在“失靈”。市場失靈主要表現在：包括公益性和準公益性在內的新型基礎設施，因效益外溢和投資成本高昂，一些投資者望而卻步，從而引致市場供給不足；互聯網平臺企業依仗其龐大的網絡營銷系統、海量數據積累和遍及各地的客源，容易形成“贏者通吃”的市場壟斷局面和資本無序擴張問題，擾亂經濟運行秩序；數據要素與數字技術市場存在海量交易信息，這對缺乏數字技術知識儲備的實體企業和個人來說，信息不對稱將會更嚴重，容易形成電信、網絡等詐騙交易行為；在數據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和監管缺位時，數據要素侵權和濫用行為會時有發生，從而損害數據原始提供者的權益。

上述市場失靈的存在，必然會阻礙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進程。這是因為，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產業融合的過程中，市場機制主導的新型基礎設施供應不足，數字技術平臺存在壟斷現象，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市場依然存在信息不對稱。這使得實體企業采用數智化資本轉型升級的邊際私人成本往往高于邊際社會成本，從而實體企業數智化轉型中實際交易的數智技術產品數量小于社會需要量，造成實體企業數智技術產品市場供給短缺，市場機制在促進數智技術產品向實體企業融合發展方面效率不足。即使是在產業鏈、供應鏈互聯網管理信息系統投資中，由于鏈內數智化設施需要的投資規模巨大，且其效益有一定的外溢性，因而阻擋了部分有意愿購買這些數智技術產品的實體企業。

（二）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政府的積極作用與失靈

在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存在著市場失靈，這就要求政府發揮積極作用，向現代產業體系培育提供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具體包括：提供企業外部互聯網和信息通信、數據儲存與算力等信息基礎設施；推進傳統基礎設施的智能化改造；供給基礎技術研發創新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要素市場硬件和軟件建設；提供實體產業數智化轉型的產業調控、數智化轉型交易秩序的維護、數據資產產權界定與隱私保護、電信網絡信息環境監管等公共服務。實踐證明，政府提供這些新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是最有效率的。這是因為，提供具有公益性的新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是政府的職責和義務，且政府有基于稅收機制的財政投資能力［23］，可以根據實體企業數智化發展的合理需要，按邊際社會成本與需求曲線決定的均衡數量來供給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以滿足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有效需求。

然而，并非社會所有實體企業數智化轉型需要的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都適宜由政府來提供。例如，由政府提供具有部分盈利性質的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就會存在“失靈”問題。因為在投資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中，一方面，政府不能完全掌握實體企業對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實際需求，并作出相應的精準化投資決策；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財政實力薄弱，投資能力不足，就會導致政府全部提供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邊際社會成本高于數字技術企業提供的邊際私人成本，從而導致政府提供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數量低于數字技術企業基于邊際私人成本與實體企業數智化轉型需要而進行的實際交易量，造成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缺口，從而阻礙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進程。

當前，在我國公益性和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中，政府提供能力與實際供給數量不均衡。在發達地區提供較充裕，但在欠發達地區，由于地方政府財力拮據，即使是純公益性質的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其供應都是不足的，更不用說提供具有準公益性質的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

（三）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機制重構：有效市場+有為政府

1.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中“有效市場”的職責承擔

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市場機制的作用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主導私益性及部分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與運營。如前所述，市場機制在私益性、部分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中是富有效率的，這就決定了市場機制應發揮決定性作用。換句話說，在企業內部工業互聯網、智能裝備購置、物聯網等私益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中，政府不能越位，市場價格與競爭機制可以確保數字技術企業和實體企業在社會平均利潤率規律作用下進行自主性投資，從而促進企業數智化交易與生產經營的可持續性。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企業會根據投資收益率波動情況，主動調整數智化投資數量、結構、方式等投資策略，引導資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私益性和部分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之中。在當前實體企業數智化轉型初期，特別需要實體企業甚至包括數字技術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要，主動加強私益性和部分準公益性新型基礎設施的運營與管理，注重長效性投資，提高投資效率，縮短投資回收周期。

第二，有效引導數據要素、數字技術與數智產品高效率地交易和配置。在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市場機制的重要職責在于通過供求、價格和競爭機制，引導數據要素、數字技術與數智產品在實體企業高效率地配置，而這又取決于市場經濟的供求、價格與競爭機制是否健全。供給創造需求，數字技術企業通過創新、產品推薦和供需對接平臺交流，能夠有效疏通數據要素、數字技術、數智產品的供需脫節問題，并基于市場行情進行合理定價，實現供需雙方共贏，促進實體企業數智化轉型。實體企業也會根據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供求關系的變化調整數智化轉型的融合意愿、融合計劃、融合強度、融合進度與資金預算等，積極主動與數字技術企業進行對接，或者依靠對接平臺和交易中心尋找自己滿意的供應商和服務商。由供給方多元化形成的競爭機制，不僅能夠引導數字技術和產品價格下跌，而且可以推進數字技術供需雙方在競爭中共同發展，并不斷迫使數字技術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促進數字技術永續進步。當前，在數字技術和產品供給端，由于定價較高，或者本地應用場景較少，數字技術企業市場占有率不高。因此，圍繞數字技術與數據要素制定一個合理的價格，將會確保在數字技術供需雙方互利共贏中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第三，持續激勵實體企業提升數智化轉型的質量和效益。在數字經濟時代，市場競爭加劇，實體企業要在競爭中取勝，就需要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和改善產品品質以提升效益，而數智化轉型是企業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路徑。為此，實體企業必須放下“等靠要”的依賴思想，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主動作為。當前，快速發展的數字技術企業帶來了豐富的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數智產品，為實體企業數智化轉型提供了供給保障，并且供給產品越豐富，價格越低廉，越有利于實體企業減輕轉型負擔。同時，全社會數字化轉型氛圍與數字要素市場競爭機制的形成，可以激發數字技術企業加強與實體企業的合作，提高數字技術售后服務水平，更好地推進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在實體企業中的運用，也能激勵作為需求者的實體企業提高管理效率，提升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向現實產能轉化的速率。因此，市場機制能夠有效承擔實體企業數智化轉型的正向激勵功能。

第四，自發推動建立產業鏈內企業間數智化合作轉型的內生機制?；诋a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安全穩固和韌性的目標，發揚社會主義企業的制度優勢，建立產業鏈內龍頭企業、頭部企業帶動中小企業共同發展機制，關鍵有兩點：第一，龍頭企業、頭部企業優先購買與產業鏈配套的中小企業產品，解決好鏈上中小企業數智化轉型后產品銷售困難的后顧之憂問題；第二，加強鏈內數智化轉型的互助合作與技術服務，成立產業鏈企業協會，使其成為聯系產業鏈企業間合作幫扶的重要紐帶和平臺，并為鏈內企業數智化轉型提供信息和技術服務。

2.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中“有為政府”的職責承擔

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政府應積極扮演服務者、調控者、監管者的角色，發揮彌補市場機制缺陷和失靈的作用，具體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積極參與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融合進程。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數據要素是核心，數據價值化要靠實體企業的最終運用才能體現。因此，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巨大生產力作用，需要加強數據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除政務數據和商務數據流通壁壘，構建公開、公平、公正、可持續、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當前政務數據存在較為嚴重的“孤島”現象，政府作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參與者，不僅自身應該積極利用數字經濟部門的數字技術和產品，推進數字政府建設，而且應當將自身的政務數據進行脫敏后依法依規披露公開，以便實體企業有選擇性地使用必要的政務數據資源，促進實體企業在信息完全基礎上科學決策、優化資源配置。

第二，強化外部性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實體企業數智化轉型所依賴的新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較多，諸如公共互聯網、大數據存儲與云計算中心、數據要素交易場所、數字技術交易撮合綜合平臺，數據要素、數字技術與數智產品的認證和交易法律規制等基礎設施以及相關法律援助，打擊電信與互聯網詐騙等公共服務供給。由于這些外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存在廣泛的社會效益，市場難以提供，就需要政府根據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客觀需要，積極謀劃、建設與供給，確保數字經濟和實體企業融合發展中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支撐。

第三，嚴控數字產業化領域的壟斷行為，限制平臺企業資本無序擴張。在互聯網產業發展過程中，一些獨角獸企業憑借其擁有的龐大數字體系與數據要素等優勢，充分掌握消費者信息并細分市場，實施三級價格歧視，基本壟斷了在線支付以及網絡銷售等，使數據配置處于無效的“扭曲”狀態［24］。另外，少數消費互聯網企業倚仗自身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資本鏈無序擴張資本，擠占中小型數字技術企業以及實體（門店）企業發展空間，使實體經濟部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承受著較高的數字技術和數智產品的價格負擔。這就需要政府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采取資本擴張限制、最高價格限制、業務種類限制、服務范圍限制、稅收懲罰等富有彈性的調控措施，以規范數字技術和產品供給端的秩序，保護實體企業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第四，建設全國統一的數據要素交易市場及制度體系。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不僅要從供給側培育數字產業化主體，而且要從需求側引導實體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并對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形成現實有效需求，更要政府培育撮合供需雙方交易的市場中介機構和線上線下交易場所或平臺，并制定完善數據要素市場交易規則和相關法律制度體系?！度珖嗣翊泶髸瘴瘑T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還不能完全滿足數據要素確權、使用、共享、保護以及市場發展的需要［25］。應加快數據要素市場的制度建設與創新，在現有數據制度法規基礎上，整合全社會數據制度建設資源，明晰和順應制度建設需求，先行制定多部門協同配合的規范性文件或部門規章，建立健全包括數據權利、數據流通、數據利用、數據保護、數據治理、數據安全和數據責任等制度在內的數據要素市場制度體系，強化數據要素交易市場信息披露和不合規監管，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在此基礎上逐步制定行政法規《數據條例》，為全國人大數據專門立法和修改相關法律提供制度實驗基礎。

第五，加強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的政府合作共治。政府間合作有助于提供跨域新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格局均衡化。一是加強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在中央政府的戰略和政策引導下，地方政府應積極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切實為當地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培育完整的支柱產業生態鏈，積極引導頭部企業帶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二是加強地方政府間橫向交流與合作。發達地區政府應在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方面為欠發達地區提供必要的財政援助、信息和技術服務、示范場景與經驗支持，強化區域聯動、基礎設施的跨域銜接和經驗交流。三是加強國際政府間雙邊和多邊交流合作。對接共建“一帶一路”需要，積極開展多邊合作交流，加強數實融合領域的招商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積極引導企業“走出去”“請進來”，強化政府對數字經濟治理的經驗交流，深化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領域的經濟聯系，助推經濟全球化進程。

四、結語

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是當今時代最偉大的經濟變革。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而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抓手無疑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通過發展數字經濟，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深入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以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全面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制造業強國、服務業強國，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加強品牌建設，推進貿易強國、質量強國建設，提升國民經濟雙循環效率。而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不僅需要立足于實體企業生產經營各環節的數智化轉型需求，探索高效匹配的數智化融合模式，更需要建立“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有機結合的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機制，這將是一個漫長且意義逐漸彰顯的探索過程，需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甚至需要發揚社會主義互助合作精神，推動企業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各級政府之間的全方位多層次深度合作，這樣方能提升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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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Mode and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WANG Ding-xiang ?WU Wei-hua ?LI Ling-li

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is a key measure for enhancing the new driving force of real economy，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is to rely on the data elements，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provided by digital economy sector to restructure and update the factor inputs an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s of real enterpris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al enterprises. In practice，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i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nodes of real enterprises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nd has resulted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integration model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effective market & active government"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real economy; integrate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