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計模式分化視域下城郊農戶征地預期的影響因素研究
——以武漢市蔡甸區為例

孫怡平，蔡銀鶯，謝晉，田霞，楊青

（1. 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2. 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3. 海南大學管理學院，海南 ?？?570228）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低成本的土地征收推動城鎮化進程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1-2]。在我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城郊地區是土地征收活動最頻繁，農地非農轉換最劇烈，生計資本變化最明顯的地帶，其作為城市空間蔓延和土地征收的前沿地帶，土地一級市場壟斷及征地補償不斷增高顯著地提升農戶的經濟獲得，成為直接影響或改變農戶生計的重要途徑。為此，土地征收對于生計已經非農轉型或土地生存依賴度低的農村家庭是富有吸引力的，從過去抵制征地轉為期盼征地或“待征”狀況。城郊地區的農村家庭生計多元，“半工半耕”或“脫農”現象十分普遍，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務農勞動力比重下降，農村家庭生計模式由以傳統農業為主向兼業化、非農化方向轉變，生計轉型加大了農戶期望征地的意愿。農戶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重大變化，需調動人力、資產和社會關系等資本以滿足其生計目標，生計資本變化直接影響到城郊農戶的征地期望。因此，查清當前城郊地區農村家庭征地預期及其影響因素，不僅可為大城市郊區征地的高質量推進提供直接參考，而且對促進城鄉融合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國內外學者對土地征收已有較為豐富的研究，過去由于征地補償標準不合理、征地程序不規范和征地農戶缺乏生計保障等問題，農戶抵制土地征收的現象屢見不鮮。征地使農戶原來賴以生存的生計模式瓦解，給大多數農村家庭的生計帶來了風險[3]，Mabe等[4]研究發現征地對農戶生計有明顯負面影響。因征地引發的土地糾紛和矛盾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為此學界圍繞征地補償[5-6]、征地滿意度[7-8]、征地意愿[9-10]、征地農民可持續生計與福祉[11-13]等方面展開了大量的研究。但隨著研究不斷深入、制度不斷完善，各地征地補償水平得到提高，征地程序得到監督和規范，征地大環境與之前有很大變化，促使農村家庭生計主動轉型，農戶逐漸表現出期望征地的意愿，研究者也發現了農戶盼望政府征地的現實情景[14]。曹裕等[9]認為未征地農戶征地預期是以征地農戶意愿的最終行動結果作為決策參照，農戶征地意愿不僅受制于征地政策規范、規則程序等宏觀制度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征地農戶行為、認知能力和家庭資源稟賦狀況等微觀因素的影響。如征地感知[15]、家庭特征[16]、被征土地特征[17]、收入結構[18]和政治結構[19]等因素對農戶征地意愿有顯著影響，同樣也會影響農戶征地預期。

現有研究為本文開展提供了參考和借鑒，但存在有不足：一是相關研究多探究征地后農戶生計狀況、福利損失和滿意度等方面的影響，缺乏關注農戶期盼征地的新現象；二是現有研究主要從家庭某一特征或某一要素稟賦對農戶征地意愿的影響展開，并未從農戶生計視角考察，更鮮有學者探討不同生計模式農戶在生計已經轉型背景下的征地預期及其影響因素之間的差異。因此，本文基于可持續生計框架，以武漢市蔡甸區中法生態新城和消泗鄉19個村莊562戶村民為例，根據城郊農村家庭的務農務工情況劃分農戶生計模式，分析其征地預期和生計資本差異，并運用有序Probit回歸模型，從生計資本角度探討不同生計模式下農戶征地預期的影響因素，以期為與時俱進開展征地制度改革提供經驗證據支持。

1 理論分析與研究框架

城郊農戶生計轉型是城市化過程中突出的社會現象，農戶作為面臨征地的直接主體，生計模式轉變會影響農戶生計資本變化[20]，從而影響農戶的征地期望。生計轉型主要表現為生計模式或方式轉變[21-22]，而生計模式是指農戶根據自身擁有的生計資本狀況出發，并充分考慮環境條件和社會需求等外在因素的變化，以選擇出滿足自身生活需要和發展需求的全部活動形式與行為特征體系[23-24]。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基于要素稟賦理論，農戶作為理性的“經濟人”，會依據自身勞動力、土地資源和資金等家庭稟賦狀況轉變原有的生計模式以適應當前大城市郊區的生計現狀，生計稟賦變化會影響其征地預期。農村家庭稟賦是家庭成員共同享有的土地、資本和技術等資源要素綜合能力的體現，包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25-26]。為此，本文以英國國際發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為基礎[27]，將農戶生計資本分為人力、自然、經濟和社會資本四類。

過去農業是家庭生計的主要來源，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加快，征地活動頻繁發生，農戶對土地投入降低，“半工半耕”成為中國農村家庭的主要生計模式。尤其大城市近郊農村家庭兼業化和非農化現象日益普遍，家庭收入大多來源于務工或經商[28]。非農務工為農村家庭帶來更多的收入，經濟資本顯化會從根本上影響農戶征地前的意愿決策。通常農村家庭收入越高，表明脫農程度越強，特別是家庭非農固定資產越多，說明經濟基礎越強，經濟負擔越輕，征地期望越大[17,29]。與此同時，城郊農戶“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中，“半耕”收入作為農村家庭收入的補充，其務農更多會影響家庭的自然資本如承包耕地的質量和數量。通常家庭有成員仍在務農，表明土地在家庭生計中仍有食物供給和收入支持的貢獻，土地生存依賴或戀土情結會抵制土地被征收，比如相對于耕地少的農戶來說，征地前家庭承包耕地面積越大，征地對農戶生產生活的影響越大，其征地期望更低[30]。相反，若家庭成員生計已經處于脫農狀況，農地的生計依賴弱化或土地情感淡化，以承包權參與土地征收收益分配，期望土地被征收的愿望卻表現明顯。

另外，“務工”和“脫農”更多會影響家庭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人力資本通常用農村家庭人口和非農務工的勞動力來表征，農村家庭人口規模越大，意味著被撫養人口也相應增加，經濟壓力越大，其征地期望越低[31]；而非農就業比重高表示農戶對農地依賴程度低，征地對農戶家庭影響較小，同時更多的非農勞動力獲得較高的收入使其征地期望較大[16,32]。社會資本反映出家庭在村莊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網絡，高密度交往的農村社會一般都為農戶家庭提供了一套很強的社會支持系統，不僅能幫助農戶更好的融入城市，也能夠強化農戶認知水平，增強其征地期望。當農村家庭有更多的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時，或是一個家庭社會網絡規模擴大時，農戶盼望征地的意愿也會更強烈。家中有黨員或村干部，則說明該家庭思想覺悟相對較高，更愿意支持國家政策，其征地期望更大。由此可見，農村家庭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狀況會影響不同生計模式農戶的征地預期。

故本文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分析框架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武漢市作為國家中心城市、長江經濟帶核心城市，近年來人口質量顯著提升，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截至2021年，全市城鎮化率84.3%，比全省高21.4個百分點。蔡甸區屬于武漢市新城區，靠近武漢經濟開發區。轄區面積1093.6 km2，耕地面積2.3萬hm2。中法生態城地處蔡甸區東北部，距市中心約10 km，近武漢市漢陽等中心城區，屬于城市近郊農村。城鄉互動活躍，承擔著農業人口就業、生態休閑等功能，是我國新型城鎮化轉型發展的典范區。消泗鄉地處蔡甸區西南部，距武漢市中心約60 km，屬于城市遠郊農村。該鄉以平原湖區為主，承擔著“菜籃子、米袋子”農耕文化等功能，是蔡甸區重要的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調研選取的中法生態城和消泗鄉分別為城郊融合和城鄉過渡帶，土地征收頻繁，根據蔡甸區征地信息平臺統計，近三年征地批復公告60余項，征地總面積約680 hm2，將其作為研究區域能夠較好地體現農戶對征地預期的真實意愿，具有代表性。

2021年5月課題組在武漢市蔡甸區的消泗鄉和中法生態城開展農戶調查，覆蓋港洲、漢洪、九溝、獅子嶺和田灣等19個村莊。按戶數10%的比例隨機抽樣調查，面談747戶家庭。調查內容涉及家庭成員就業、收入、家庭資產、農業種植和土地流轉等基本信息，以及受訪農戶對土地被征的預期、征地態度等。本研究是對農戶征地預期的考察，了解農戶在征地前的真實期望，選擇未發生過征地的農戶（包含土地被部分征收的農戶）作為研究對象。數據處理過程，剔除了無地家庭樣本和信息缺失嚴重的無效樣本，最終納入分析的有效樣本是562戶。其中，消泗鄉358份，中法生態城204份。受訪村民中有54.6%是男性，59.4%在60歲以上，58.2%文化程度在小學及以下；多數家庭人口規模在4～6人（72.1%），家庭勞動力3～4人（52.5%）。受訪家庭人均承包地平均0.1 hm2，其中66.5%的家庭耕地總量低于0.6 hm2；人均年收入3.0萬元，略高于武漢市2021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2.6%的受訪家庭年收入低于15萬元。

2.2 城郊農戶生計模式劃分

農戶生計模式有多種形式，如按勞動力配置、土地使用途徑、家庭生產經營結構和家庭收入等劃分。本文參考已有研究成果[33-35]，按照農村家庭有無農耕經營行為并根據本調查城郊農戶非農收入狀況，將其劃分為農工型、非農型、農業型和保障型四種類型。其中，農工型指工農混合型，家庭成員務農務工兼容，農耕和務工互補增加收入；非農型指家庭已經不從事農業耕作，依賴務工為生；農業型指家庭以務農為生，無非農收入；保障型指農村家庭既不從事農耕也無非農務工收入。

2.3 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本文選擇農戶征地預期作為被解釋變量，用“您是否希望自家農地被征收？”來表征，“不希望”到“希望”賦值1～3。

2）解釋變量。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并基于理論分析框架，本文從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4個維度選取8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表1），實證分析其對不同生計模式農戶征地預期的影響。其中，人力資本以家庭人口總數量和非農務工勞動力占比來表征；自然資本以家庭承包地總面積和總塊數來表征；經濟資本用去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住房總占地面積來表示；社會資本用家庭遇事可提供幫助的親朋好友數量和家中是否有黨員或村干部來表示。

表1 變量含義、賦值與基本統計特征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ssignment, and basic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3）控制變量。除以上家庭生計資本之外，受訪村民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和健康狀況等個體因素，以及村莊的自然環境和道路等基礎設施也會影響其征地預期，均納入控制變量。另外，本文設置地區虛擬變量，城市近郊賦值為1，反之為0。

上述變量含義及解釋見表1。

2.4 模型構建

本文將農戶征地預期作為被解釋變量，以上可能引致農戶征地期望差異的因素均作為解釋變量。因變量離散數值大于兩類，選擇多元有序Probit回歸模型。公式為：

式中：y*i為不可觀測的潛變量，它是因變量yi對應的潛變量；Xi為自變量的合集，β為待估計參數，εi為隨機擾動項。

設μ1＜μ2為閾值，若y*i≤μ1，yi=1；若μ1＜≤μ2，yi=2；若＞μ2，yi=3。則yi的概率為：

式中：φ(·)為標準正態累積分布函數。采用極大似然法估計Probit模型的參數，并計算其邊際效應。

3 結果與分析

3.1 城郊農戶的生計模式與生計資本分析

在實際調研中發現，研究區域非農活動劇烈，兼業化程度更高，受訪的562戶城郊農戶中有340戶家庭從事農耕，占60.5%；515戶的家庭成員中有務工，其中87.7%的農村家庭的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50.0%以上。統計結果顯示，家庭生計模式以農工型和非農型為主（表2），農工型農戶以經營非農業為主，以兼營農業為輔；非農型為純務工農戶，農地轉出或拋荒，這一結果符合當前大城市郊區的生計現狀。農業型和保障型農戶極少，農業型主要為子女在城市定居、高齡老人留守農村務農的農戶；保障型主要依靠低?；蜃优狆B，這類家庭成員缺乏勞動能力，通常屬于農村弱勢群體。

表2 城郊農戶生計模式Table 2 Livelihood patterns of suburban farmers

從人力資本的不同指標來看，農工型和非農型家庭人口規模和勞動力比例要高于農業型和保障型（表3）。這兩類農戶人口較多，一般為老人進行農業生產，年輕人從事非農活動，故整體勞動能力較強。在自然資本方面，農工型承包地塊數較多，細碎化程度更高，其余相差不大。經濟資本中，農工型和非農型家庭人均年收入為2.9萬元和3.6萬元，超過整體平均水平。這是因為此類家庭以非農收入為主，且農工型有農業收入作為補充，具有較強的經濟能力，而保障型家庭該項指標最低，由于缺乏勞動力，主要依賴子女贍養和其他社會補助。社會資本中，社會規模在農戶之間出現分異現象，農工型家庭在遇到重大事情可提供幫助的親戚朋友數量最多，主要原因是該類農戶屬于復合型家庭，外出務工擴大了村社外部網絡，農業生產增強了村社內部的支持網絡，故社會規模較大。而農業型處于中等水平，非農型次之，保障型最低，這與傳統家庭結構有關。四種生計類型農戶在承包地數量、住房面積和社會關系方面無顯著差異。

表3 城郊農戶生計資本比較Table 3 Comparison of suburban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綜上，城郊農戶家庭生計狀況具體表現為農工型農戶在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方面具有顯著優勢；非農型農戶人力資本和經濟資本比較豐富；農業型家庭社會資本水平較高，自然資本處于中等水平；保障型家庭各類資本都比較貧乏，更多依賴經濟資本，主要指的是非農固定資產較多。

3.2 城郊農戶土地征收預期及差異分析

結果分析可知，有60.7%的城郊農戶盼望征地（圖2），其中近郊農戶（79.4%）希望征地的比重高于遠郊（50.0%），即大多數城郊農戶期望土地被征收，這與金細簪等[14]的研究結論一致。究其原因是現有土地耕種成本太高、種地不賺錢，農戶轉向非農行業可以獲取更高的收入；且近郊農戶因區位條件優越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再加上農地轉出和拋荒現象嚴重，所以征地期望明顯高于遠郊農戶。還有26.5%的城郊農戶不希望征地，這是由于征收補償難以替代土地長期收益造成的，土地不僅具有經濟價值，還有養老、繼承和生態等其他潛在價值。

圖2 城郊農戶的征地預期Fig. 2 Land expropriation expectations of suburban farmers

進一步統計發現，農戶生計模式不同其征地預期略有差異。整體來看，農工型、非農型和保障型農戶期盼征地，分別占60.3%、64.4%和47.1%；農業型持中立態度，占46.7%（圖3）。在近郊四類農戶都盼望征地，比重均達到60.0%以上。這是因為城市近郊地理區位優勢，就業渠道廣泛，農工型和非農型農戶具備較強的勞動能力，從事非農行業帶來的收入可以優化家庭收入結構，進而減少了農戶對農業土地的利用，表現出較高的征地期望。農業型和保障型農戶希望征地是因為前者受周圍環境影響，種地農民本身不多，由原來的職業農民逐漸向休閑農民轉化；后者依賴較高的養老金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在遠郊農工型和非農型農戶希望征地，占比分別為50.7%和52.0%；農業型和保障型則持相反態度，占比分別為52.2%和50.0%。遠郊農村農工型和非農型家庭表現出和近郊相同的征地預期，這進一步印證了較高的非農收入使農戶希望征地的意愿更強。農業型家庭一般為高齡老人留守種地，保障型家庭通常為農村弱勢群體，自身缺乏生產生活能力，主要依賴各項社會補貼而生，再加上受傳統農區的價值觀念影響，特有的鄉土情結使農戶征地期望較低?？梢?，受訪城郊農戶普遍對征地持期盼態度，由于地理區位不同，土地征收預期有所差異，近郊農戶有更高的征地期望；農地生計依賴弱化的農工型、非農型和保障型家庭期盼征地的意愿高于農業型農戶。

圖3 不同生計模式農戶的征地預期Fig. 3 Land expropriation expectations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patterns

3.3 城郊農戶土地征收預期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進行回歸分析前，為避免變量之間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問題，需對模型進行檢驗。首先，對相關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自變量的容差均大于0.1，變量間的方差膨脹因子（VIF）最大值為1.5，平均值為1.3，遠低于10的臨界值，模型的共線性程度在合理范圍內，滿足回歸模型要求。其次，為減少異方差的影響，采用穩健標準誤進一步消除異方差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最后，表4模型2的基準回歸控制了個人特征和地區特征等變量，結果與模型1基本一致，說明估計結果穩健。

表4 全樣本probit模型估計結果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Probit model for all samples

整體回歸結果顯示，家庭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4）。人力資本中，家庭人口規模對農戶征地預期有顯著負向影響，人口既是農產品的消費者，同時也會占用一定面積的土地作為其生存生活的場所，家庭人口越多，其征地期望越低，這與王良健等[17]的研究結果一致。非農勞動力占比對農戶征地預期有顯著正向影響，且邊際效應較大，非農勞動力比例每增加1%，農戶希望征地的概率增加28.1%，說明家庭非農勞動力比例越高，有更多的勞動力投入非農行業，降低了農戶的土地投資動力，使其希望征地的愿望更強烈。自然資本中，承包地數量對農戶征地預期有顯著負向影響，承包地面積每增加1 hm2，農戶希望征地的概率減少11.2%，表明承包地面積越多意味著土地的價值越大，土地多重功能賦予了其多元化價值，農戶不僅依賴農地的經濟價值，更多寄托農地所衍生的其他社會和生態價值，降低了農戶征地期望；承包地質量對農戶征地預期有顯著正向影響，農地細碎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農戶耕作，使農戶征地期望增加。經濟資本中，住房面積和人均年收入均對農戶征地預期產生了正向影響，經濟資本越高表明家庭經濟狀況越好，且家庭總收入中非農收入占比較高，所以農戶征地期望較大。社會資本中，社會規模和社會關系對農戶征地預期有顯著正向影響，家庭遇事可幫忙的親朋好友數量越多，表征農戶擁有的社會資源就越穩定，這種穩定的社會資源有助于促進農戶融入城市生活，進而增加了農戶希望征地的意愿；家中有黨員或村干部的農戶政治覺悟更高，對征地制度有更合理的認知，其征地期望更大?？刂谱兞恐?，村莊道路等基礎設施狀況對農戶征地預期有顯著正向影響，村莊道路等基礎設施越完善其經濟發展水平越好，意味著城市化水平越高，農戶越希望征地。相比城市遠郊而言，近郊農戶更期盼征地，這是因為城市近郊距離中心城區較近，就業機會較多，農戶更容易被“城市化”，所以其征地期望高于遠郊地區的農戶。

分類回歸結果顯示，家庭非農勞動力占比仍是影響農工型和非農型農戶征地預期的重要因素，非農勞動力占比對農工型和非農型農戶征地預期的影響為正，且邊際效應較大，家庭非農務工勞動力比例每增加1%，農工型農戶希望征地的概率增加33.7%，非農型增加29.5%（表5）。這是因為農工型和非農型家庭具備一定就業技能和經商能力，有較高的經濟期待，所以非農務工勞動力比例增加，使其征地期望增大。家庭規模和承包地數量分別在10%和1%的水平上對非農型農戶征地預期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家庭成員越多其相應的被撫養人口也越多，反而會使經濟負擔加重，降低其征地期望；承包地面積對非農型農戶征地預期影響較大，雖然該類農戶不自主經營農地，但流轉規模較大的土地會帶來更多的財產性收入，使此類農戶的征地期望降低。經濟資本對非農型農戶征地預期影響為正，這是因為非農型農戶完全依賴務工為生，經濟資本增加可以進一步提高農戶福利水平，滿足其更高的經濟需求。社會資本中，社會規模對農工型農戶征地預期有正向影響，社會資產要素中家庭網絡、人際關系是調整家庭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重要方式，這種人際行為的非正式制度的行為規則，能夠促進農戶資源的合理配置。農工型農戶屬于典型的復合型家庭，務工擴大了村外部網絡，務農增強了村內部網絡，相比非農型農戶更需要依靠社會網絡資源，所以社會規模越大，此類農戶征地期望也越大。

表5 分類樣本probit模型估計結果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Probit model for classified samples

分區回歸結果顯示，在城市近郊地區，僅家庭規模和住房面積變量不顯著，其余指標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6）。城市近郊處于城鎮發展區，靠近城市中心，區位條件優越，交通路網暢達，產業基礎雄厚，農戶具備良好的發展優勢。生計資本顯化對近郊農戶征地預期的影響更明顯，較高的人力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進一步提升了農村家庭的生計發展能力，增強了農戶期望征地的意愿。遠郊地區背離都市建成地帶，但受到近郊城市輻射影響，農民兼業行為普遍，農戶生產生活方式更趨向于向近郊城市靠攏，因此人力資本和經濟資本對遠郊農戶征地預期有顯著正向影響，非農務工勞動力比例越大、經濟基礎越強，農戶更希望征地。但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由于地理區位差異造成遠郊村莊的社會信息網絡發展滯后，并且遠郊城區的傳統農耕文化氛圍更濃厚，所以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對遠郊農戶征地預期的影響不明顯。

表6 分區樣本probit模型估計結果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Probit model for partitioned samples

4 結論與對策建議

4.1 結論

研究表明，有60%～70%的受訪農戶對征地持期盼態度，近郊農戶因地理區位條件優勢，其征地期望高于遠郊農戶。兼業化和非農化農戶盼望征地的意愿更強，但由于征收補償難以替代土地長期收益降低了農戶征地預期。進一步實證分析發現，生計資本4個維度均對城郊農戶征地預期有顯著影響，但不同類型農戶之間有所差異。其中，家庭非農務工勞動力占比對農工型和非農型農戶征地預期影響較大，承包地數量對非農型農戶征地預期影響較大；家庭規模、住房面積和收入狀況對非農型農戶征地預期影響較小，社會規模對農工型農戶征地預期影響較小。因此，可以更多考慮從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方面入手，只有立足農戶的征地期望滿足其在非農就業、承包地退出補償和安置保障等方面的利益訴求，充分尊重農民在征地改革中的主體地位，才能保證將來征地工作的高質量推進，為未來征地改革的方向提供新思路。

本文以武漢市蔡甸區為例，考察了城郊農戶的生計模式和征地預期并識別出影響不同生計模式農戶征地預期的主要因素。但由于我國其他城市郊區，因所處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等外部環境差異，會存在多元化和差別化的生計模式，影響其征地預期意愿的因素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未來還需從不同視角和不同區域展開進一步論證。

4.2 對策建議

1）加強對農戶非農就業的支持力度。較高的非農務工勞動力比例增加了農戶的征地期望。有保障的就業機會和穩定的收入是農戶應對征地風險的第一道防線。一方面，可根據市場需求和勞動力的資源特征等開展非農就業崗位技能培訓，提升農戶的非農就業能力，從而獲得穩定的經濟來源；還可通過為農戶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渠道，增加其非農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對于農工型農戶，一些有條件的用人單位可在對勞動力進行適當就業培訓后，優先招收其進入企業就業，在增強農村家庭抗風險保障的同時消除農戶征收土地的后顧之憂，進一步穩定農戶的征地預期。此外，可以對城郊農戶創業給予一定支持，如貸款金融服務等。

2）加快完善征地補償機制。承包地數量限制了城郊農戶的征地期望，意味著承包地面積越多其隱性價值越大，對土地的補償未能滿足農戶征地期望是阻礙現行征地工作開展的一個因素。由于農村家庭不再依賴農地生產滿足基本生存需求，而是受限于農地所衍生的其他社會和生態價值外溢。一方面征地補償應更多體現對土地多重功能價值的補償，注重量化補償農工型家庭農耕的外部性貢獻及其他潛在價值。另一方面對于非農型農戶，構建長期性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機制，如土地入股分紅，通過給村集體預留第三產業發展用地，允許農戶通過村集體入股開發項目分享建設項目上的股息紅利，讓農戶得到更多工業化和城鎮化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此外，重視和強化對農戶的補償安置，也是對農戶在征地過程中分享增值收益在公平公正原則下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