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的鮮明特點、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摘要]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是革命時期黨的自身建設的偉大壯舉。五大創設的監察委員會，在設立目標上凸顯了黨中央權威的重要性，在職權設置上體現了分權制衡的特點，其整體方案是移植蘇共黨章的產物。監察委員會的創設，初步確立了黨內監督的基本模式，在一定意義上加強了黨內民主程度，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重溫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的歷史，要求黨的建設必須以政治建設為統領、必須對外部經驗進行審視和改造、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重要原則。

[關鍵詞]黨的五大；監察委員會；黨的建設

[作者簡介]熊鑫鵬，河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河南洛陽 471023。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項目編號19FKSB018）。

[中圖分類號] D23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8031（2023）03-0027-07

黨的五大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不久召開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結合黨的建設實際，創設了監察委員會，成為黨的建設史上一座光輝的里程碑。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五大創設的監察委員會關注不多，研究成果也較少。通過闡明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的鮮明特點和歷史意義，有助于豐富學界對于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這一“歷史主動”的研究成果，并發掘其對于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獨特價值。

一、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的鮮明特點

五大召開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不久，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僅短短六年，剛剛成為“群眾的黨”“半政府黨”，正處于國共合作破裂后“革命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又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在這樣的情形下，其創設監察委員會的舉動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因此也帶有鮮明的特點。監察委員會的設立目標凸顯了黨中央權威的重要性，五大黨章中對其與黨委會的關系安排體現了分權制衡的特點，其整體設置方案又是移植蘇共黨章的結果。

（一）其設立目標凸顯了黨中央權威的重要性

黨的五大授權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第六十一條明確規定：“為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起見，在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雹龠@一條例指明了五大設立監察委員會的目的——加強黨的團結統一和黨中央權威。由于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的地域性特點，黨中央的決議時常得不到地方委員會的積極執行。陳獨秀在五大的發言中就曾抱怨過郭松齡倒戈、帝國主義開始干涉中國革命后，北京的同志想組織“首都革命”的問題，他指出“這個危險的政策，是北方同志沒有經過黨中央的同意而擅自決定的”。②盡管相關黨史資料已經證明陳獨秀的這句話和實際狀況有一定出入，但是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黨中央和地方委員會的關系不緊密甚至松散的狀況。如果說僅根據陳獨秀在五大上的發言就判斷當時中央不能很好地領導地方是不嚴謹的，那么王若飛在1943年向黨的高級干部做《關于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報告時的回憶也可以作為佐證。王若飛在回憶自國民黨改組到大革命時期黨的狀況時提到：“此時中國黨的領導有三個中心：上海、北京、廣東……形式上各地都受中央領導，中央當時還做了些工作，但許多問題各地是獨立作主的。許多意見中央主張是不能到各地的?！雹蹖τ谠谖宕笳匍_之際已經成為“群眾的黨”“半政府黨”甚至“全國工農唯一的領袖”來說，不處理好黨中央和地方委員會的關系，保持黨的團結統一，樹立中央在全黨的權威，對外形成一致的意見，很容易使團結在黨周圍的群眾組織（工會、農會、青年團等）失去方向、無所適從，最終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

特別是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發生后，黨內在關于“應對國民黨右派采取什么樣的策略？”等問題上發生了爭議，根據陳獨秀的回憶，中山艦事件發生時，黨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廣東區委和鮑羅廷認為當時應采取進攻的策略，“不僅不應當容忍三月二十日事變，而且應當進行一個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變”。而當時黨中央和陳獨秀認為應該采取退讓的策略，避免沖突愈演愈烈。對黨中央和陳獨秀的這種擔憂，廣東區委和鮑羅廷認為不鎮壓國民黨右派就不能鞏固同國民黨左派的聯盟。但鮑羅廷和廣東區委又沒有向中央提出這個意見。④由于對中山艦事件處理不當，使當時本就缺乏權威的黨中央雪上加霜，對黨中央的決議，公然拒絕的有之、消極執行的有之、妄然議論的有之，面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緊張局勢，不加強黨的團結統一和黨中央權威以使全黨“聯合一致行動”，無疑會將黨置于危險的境地。⑤就監察委員會的設立目標而言，是非常符合當時黨的建設自身狀況和所處環境的。

（二）其職權設置體現了分權制衡的特點

早在1920年，列寧在領導俄共（布）開始組建監察委員會時，就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監察委員會可以監督全黨，那么誰來監督監察委員會？”雖然列寧在闡述其關于監察委員會的主張時一再強調監察委員會的人選必須是“非常熟練、經過特別審查、非?？煽俊钡牟紶柺簿S克，但是“人并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即便是“非常熟練、經過特別審查、非?？煽俊钡暮命h員，在面臨落后思想侵蝕和制度不完善的雙重考驗時，也有腐敗變質的可能。在面臨監察委員會自身不受監督而變質的考驗時，列寧逐步推進了相關制度建設與黨和國家監察機關的改革，這些努力集中地體現在蘇共決議中關于監察委員會設置的變化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后，俄共（布）關于領導革命和黨自身建設的先進經驗逐漸被推廣到其他國家，而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又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設立的監察委員會，自然也繼承了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分權制衡的特點。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不僅規定了設立監察委員會的目標和職責，還明確了監察委員會的職責如何行使的問題：“中央及省委員會，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之決議；但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之決議，必須得中央及省委員會之同意，方能生效與執行?！雹抟簿褪钦f，中央和省級的監察委員會并不直接行使自身的監督權力，而是要將自己的決議交給黨的中央委員會或省級委員會討論，表決通過后再由黨的中央委員會或省級委員會交給相應的下屬部門（如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等）來執行。這一設置既確保了監察委員會就相關事宜進行議決時不致完全依附于同級黨委會，又避免了監察委員會獨立性過強而脫離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充分體現了黨內分權制衡的特點。

既然黨章中就黨內監察工作進行了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分權，就自然有著中央或省的監察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或省級委員會發生沖突的可能，《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同樣明確了“兩個委員會”發生沖突時如何解決的問題：“遇中央或省監察委員會與中央或省委員會意見不一致時，則移交至中央或省監察委員會與中央或省委員會聯席會議，如聯席會議再不能解決時，則移交省及全國代表大會或移交于高級監察委員會解決之?！雹吒鶕宕簏h章的規定，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都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屬于平級機構，通過聯席會議來處理爭端，這樣的安排既能避免在處理問題時“議而不決”，又不會導致黨的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之間矛盾的升級，在保證原則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了策略的靈活性。

（三）其整體方案與蘇共黨章相一致

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中，關于監察委員會的主要條例有4條，其中：在設立目標上，第61條“為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與蘇共十四大黨章第61條“為了協助黨增強聯共（布）的團結和威信”⑧一致。在監察委員身份上，第62條“中央及省監察委員，不得以中央委員及省委員兼任”與蘇共十四大黨章第64條“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不得兼任中央委員會委員”⑨一致。在監察委員權利上，第63條“中央監察委員，得參加中央委員會議，但只有發言權無表決權。遇必要時，得參加黨部之各種會議”⑩與蘇共十四大黨章第66條“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出席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以及全體會議和各種會議，并有發言權。只有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和候補委員才可以出席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舉行聯席全會時，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有表決權”?一致。在職權設置上，第64條“中央委員會不得取消中央監察委員會之決議；但中央監察委員會之決議，必須得中央委員會之同意，方能生效與執行。遇中央或省監察委員會與中央或省委員會意見不同時，則移交至中央或省監察委員會與中央或省委員會聯席會議，如聯席會議再不能解決時，則移交省及全國代表大會或移交于高級監察委員會解決之”?與蘇共十四大黨章第62條第1款“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本級黨委員會不得加以撤銷，但須經黨委員會同意后才能發生效力，并由后者付諸實施”?和第62條第2款“遇有不同意見時，將問題提交聯席會議。同本級黨委員會不能取得協議時，將問題提交本級黨的代表會議或上級監察委員會或黨的代表大會解決”?一致。蘇共十四大修改黨章的時間早于中共五大委托中央委員會修改黨章的時間，并且蘇共歷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黨章都全文刊登在《國際工人通訊》上，因此可以斷定黨的五大委托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中關于監察委員會的部分基本與蘇共十四大黨章一致。

但是，這種一致并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觀任性”或盲目照抄，而是有著一定的歷史緣由。共產國際成立時，為有別于第二國際和伯爾尼國際，避免加入第三國際的黨再一次陷入修正主義的泥沼，列寧根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俄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先后起草了《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等文件，基本確立了共產國際對各國共產黨的領導關系、共產國際內部統一集中的組織和紀律等內容。特別是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后，“建立統一的國際革命黨”被確立為共產國際自身建設的目標，以季諾維也夫、格律恩等人為代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雖然在共產國際的各項決議中承認各國有不同的情況，但仍把各國共產黨的組織架構是否與蘇共相同作為檢驗各國共產黨自身建設情況的標準。為了快速達到“建立統一的國際革命黨”的目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派組織局以蘇共黨章為藍本起草了《共產黨模范章程》，作為指導各國共產黨修改黨章的“標尺”。此外，由于俄共（布）既是世界上首先取得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又是第三國際創立的主要推動者，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大支持者，其領導革命、進行黨的自身建設的經驗也成為各國共產黨爭相學習的范本。在蘇聯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列寧的黨內監督理論均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效用讓中國人民對列寧的監督理論極為信賴，并將其引進國內予以適用，同時效仿其相關制度。?最后，在國內適用列寧的監督理論依據蘇共黨章也是有先例可循的。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為國民黨起草黨章的中國共產黨人就依照蘇共的架構為其設立了監察委員會。根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檔案的記載，1926年2月1日—10月30日期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召開常務委員會會議66次，常務委員會的決議中“照中央監察委員會辦法執行”、“交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辦理”等字樣達24次，中央監察委員會處理的事項涉及到擬定監察委員會章程、處理黨務糾紛、處分黨員冒領款項、打擊黨內派別活動、處分黨員公開發表不當言論等多個方面，處理黨員時給予的結論有“警告”“嚴重警告”“開除黨籍”“恢復黨籍”等，處理組織時給予的結論有“責令整改”“解散”等。?國民黨監察委員會工作開展得熱火朝天，說明效仿蘇共制度設立監察委員會確實可以起到一定的成效。因此，在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仿照蘇共黨章中關于監察委員會的設置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的歷史意義

縱覽從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后一段時期黨的重要文獻，除“王荷波與楊匏安以中央監察委員的身份參與八七會議”之外，再沒有看到關于中央監察委員會相關工作和公告的情況。五大召開半年后，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六號——關于監察委員會的問題》中即說：“監察委員會似已成為不必要的組織?！钡搅?928年召開的中共六大上，監察委員會被檢查委員會取代。而在五大上當選的中央監察委員們也命運多舛，根據相關資料的記載，五大選舉出的中央監察委員和候補監察委員們，大多不到一個月即被安排至其他機關開展工作，如王荷波、許白昊被調至工人委員會，阮嘯仙、蔡以枕被調至農民委員會，10人中有7人在半年內相繼犧牲。那么，創設監察委員會的舉措是否因“慘淡的現實”就黯淡無光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一）創設監察委員會初步確立了黨內監督的基本模式

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容易導致腐敗的發生。對于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同樣如此，政黨作為階級和群眾的先鋒隊，不僅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落后思想的侵蝕，甚至可能成為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反映在黨員身上，就是失去先進性和純潔性、蛻變成腐敗分子。列寧在十月革命后逐步認識到曾經先進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是如何墮落成“我們內部最可惡的敵人”的根源所在，探索出了拒腐防變的成功經驗——建立監察委員會來進行有效的黨內監督。在黨的五大之前，由于黨員人數較少、組織規模不大，黨內監督多由各級執行委員會直接負責，但這樣的監督模式高度依靠執委會成員自身的思想政治覺悟，倘若地方執行委員會沒有充分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很多問題自然而然地就被掩蓋了，黨內監督也就無從談起。這一監督模式的不足在黨員和黨組織數量上快速擴張、質量上相對下降的過程中逐漸凸顯。黨的五大通過借鑒蘇共十四大黨章關于監察委員會的規定，創設了中央一級和省一級的監察委員會，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加強黨內監督，防范黨員變質、變色、變味。

黨的五大授權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不僅規定了監察委員會的職責——“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賦予監察委員會以獨立性——“中央及省監察委員，不得以中央委員及省委員兼任”、“中央及省委員會，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之決議”，還規定了監察工作的從屬地位——“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之決議，必須得中央及省委員會之同意，方能生效與執行”。?從黨的五大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六大后審查委員會與特別委員會并行、新中國成立后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高饒事件發生后重設監察委員會，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紀律檢查委員會，再到十八大以來深化推進的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無論黨的紀檢監察機構名稱如何改變、領導體制如何調整，其黨內監督的核心職責始終沒有變、紀檢監察機構的獨立性始終沒有變、紀檢監察工作的服從性始終沒有變?？梢哉f，“兩委基本平行、互相制約，黨內專門監督機構比較獨立完整地行使監督權”?的黨內監督基本模式正是以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為標志開始確立的。

（二）創設監察委員會一定意義上加強了黨內民主

黨內民主是共產黨自身建設的重要方面，早在黨的二大通過的第一個黨章中，就有“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定。但由于早期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復雜形勢，黨內民主制度、民主作風都沒能很好地發揚，甚至有黨員因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憤而退黨。中共五大的重大意義之一就在于把“民主集中制”寫入黨章，加強了黨內民主。同樣，監察委員會的創設，也為加強黨內民主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民主和集中是一對不可分割的范疇。毛澤東在論述人民內部民主和集中的辯證關系時曾指出：“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二者的辯證關系同樣適用于政黨內部，黨內民主和黨的紀律也是不可分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自身建設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實現社會革命的手段。為了實現社會革命這一目標，黨必須使自身團結一致，朝著正確方向前進，這就需要通過加強民主整合不同意見、避免內訌，通過嚴明紀律保持黨不變色、不變質、不變味。黨內缺乏民主，往往導致思想僵化、積極性創造性不足；黨內紀律渙散，往往導致不正之風興起、腐敗現象叢生。高度的民主往往需要完備的監督作保證。因此，黨的五大創設的監察委員會作為嚴明政治紀律的專門組織，間接為加強黨內民主作出了貢獻。

另外，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增加了在中央工作的人數、賦予監察委員會一定的獨立性，同樣加強了黨內民主。列寧在晚年預感到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在性格特點、策略主張上的分歧可能會給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團結統一帶來嚴重分裂的后果，他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提出要增加中央委員會的人數，按照他的設想，由于黨是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行動的，作為一個民主集中制的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如果關于某一問題有分歧，可以通過在黨中央的全體會議上投票來解決，而如果參與投票的人不多，即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成員過少，很容易形成兩個派別進而導致中央的分裂，而增加在中央工作的人數正是在此意義上對防范黨的分裂、避免黨內獨裁有著積極作用。陳獨秀在五大報告上也說：“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兩三個委員，有時只有一個委員。這樣一來，中央自然而然就產生了獨裁?！?相較前幾次全國代表大會而言，黨的五大選舉出中央委員（含候補）45人、中央監察委員（含候補）10人，提升了在中央工作的黨員數量，無疑為加強黨內民主提供了條件。

（三）創設監察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精神的突出表現

從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創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自我革命、刀刃向內從來都是共產黨的突出特點與優勢。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無產階級的自我革命是領導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重要內容，因為無產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的東西”。面對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深受拉薩爾主義流毒的境遇，恩格斯在晚年給奧古斯特·倍倍爾的信中呼吁：“不要讓‘團結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如果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沒有勇氣把黨內的拉薩爾派清除出去，那將是一個巨大的不幸。為此，恩格斯援引了黑格爾的話指出：“一個黨如果分裂了并且經得起這種分裂，這就證明自己是勝利的黨?！瘪R克思、恩格斯不僅在理論上對現存的一切舊哲學進行了徹底的革命，而且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締造者和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領導人，在實踐中為無產階級政黨注入了深厚的自我革命基因。在領導俄國革命與建設和加強布爾什維克黨自身建設的過程中，列寧多次強調：“我們并不害怕把不十分可靠的人開除出去?！碧貏e是十月革命后，列寧圍繞如何把黨建設成為堅強有力的政治組織進行了積極探索，推進了黨在思想、制度、政策等方面的自我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提供了各方面的經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相關論述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武器，但理論并不會自動變為現實，自我革命需要主體自身來實踐。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自我革命放在了突出位置。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就提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备脑炜陀^世界同改造主觀世界密不可分，“實行社會革命”同樣離不開把自身鍛造為堅強有力的無產階級政黨。黨成立初期就明確提出要做“為無產階級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黨內要有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和訓練，并在嚴明紀律、凈化組織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

黨的五大首次把“刀刃向內”作為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并成立了與中央委員會平級的專門機構——監察委員會。雖然黨在此前也處理過一些違紀黨員、腐化分子，針對黨員質量問題，中共中央還于1926年8月發出了《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級黨部審查、開除各類投機分子和問題黨員。但是，對于當時正在走向“半公開的半政府黨”地位、黨員數量迅速增長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僅有懲處辦法是遠遠不夠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當時黨的機關雖有懲處違紀分子的權力，但缺乏實際執行政策的能力，不僅“黨的干部缺乏而幼稚”，而且就連中央各部門大部分的工作都不盡人意。為此，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填補了從制度到執行所缺失的主體，以強有力的自覺把自我革命落到實處，實現了思想、制度、實踐“三位一體”的系統工程?？梢哉f，創設監察委員會、確立黨內監督的基本模式就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進行自我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三、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的當代價值

在大革命面臨失敗的境地下，為了響應共產國際的要求、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增強黨中央權威、嚴明政治紀律，黨的五大創設了監察委員會，這無疑是一項壯舉，其創設與取消過程中帶來的經驗教訓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價值。

（一）政治路線是第一位的，黨的自身建設必須以政治建設為統領

黨的五大雖然創設了監察委員會，強調要加強黨的政治紀律，但在監察委員會應該處理哪些問題、監察委員會處理問題的流程等方面，并沒有作出較為明確的規定。在為期近半個月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涉及監察委員會的時間僅有一天——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對于當時黨和共產國際的主要負責人來說，創設監察委員會相較于政治路線之爭似乎微不足道，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在五大的閉幕總結發言中都沒有提及監察委員會。這當然是和五大召開的主題——爭取革命領導權問題有關。圍繞爭取領導權的問題，出席五大的代表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但處于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雖然認識到了領導權問題的重要性，但在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武裝力量等問題上仍然是含混不清的。恰如有參與者在評價黨的五大歷史意義時所說的那樣：“因為政治路線的動搖，當然在組織路線上也是動搖妥協?！苯M織路線的動搖充分體現在中央監察委員會成立后，中央監察委員會成員被頻繁調動至中央和省的各個機關領導工作，這事實上將中央監察委員會拆得七零八落，自然無法有效開展工作。實踐證明，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是黨的建設必須完成的首要任務，只有在政治路線確立之后，黨的自身建設的各個方面才能依次展開。毛澤東曾指出，黨要“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罢温肪€的正確”是放在“組織上的鞏固”之前的。嚴密的組織往往是為實現一定的政治目標而服務的。黨的五大創設的監察委員會產生于不穩固的政治路線之下，自然是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因此，新時代黨的自身建設必須以政治建設為統領，朝著黨的建設總目標不斷努力。

（二）照搬外部經驗行不通，必須守正創新

黨的五大在關于監察委員會的任務、組織、權力等方面的設置上，移植了蘇聯共產黨關于監察委員會的設置方案。實踐證明，照搬蘇聯共產黨監察委員會的設置方案并沒有使五大創設的監察委員會完成預定的任務。從當時黨面臨的任務上來看，蘇共在進行黨和國家的建設，中國共產黨還在爭取國民革命；從當時黨所處的方位上來看，蘇共有了穩固的領導權，中國共產黨還在爭取革命的領導權；從當時黨的發展階段上來看，蘇共發展了數十年，黨的規章制度建設有了一定的經驗，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幾年，黨的規模不大，在制度建設上的經驗也明顯不足。這三個方面的巨大差別使得中央監察委員會職權的設置具有隱患。根據五大黨章的規定，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是平級的，二者均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由中央委員會落實。雖然黨章中規定中央委員會不得取消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但在未取得執政地位的情況下中央委員會的權力無疑遠大于中央監察委員會，在執行的過程中倘若中央委員會“消極怠工”，中央監察委員會除了召開聯席會議缺乏相應的反制手段；再比如黨的全部經費是由中央委員會統籌管理的，中央委員會如不支持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工作，減少甚至取消其經費保障也是可能的。這樣，中央監察委員會既沒有實際的“事權”，又沒有實際的“財權”，其紙面上的獨立地位顯然是不夠穩固的。而蘇共黨章中將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置于平級地位是由于蘇聯共產黨已經取得執政地位，經費來源相對比較充足，并沒有將全部的“財政大權”歸到中央委員會，蘇共中央委員會只需負責審議整體的預算報告，各部門的財政預算由專門的委員會負責編制。另外，蘇聯共產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之所以能和中央委員會平行，還在于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有著一定的“事權”，其部分決議可以直接指派下屬機構完成。蘇聯工農檢察院改組后，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甚至可以通過工農檢察院來實施。雖然照搬蘇共黨章的這一隱患還沒有體現出來，但對于五大創設的監察委員會來說確是一個隱患。因此，新時代黨的建設在吸收和借鑒外部經驗時，必須守正創新，對外部經驗進行審視和改造之后才能更好地“為我所用”。

（三）盲目服從不可為，必須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早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重大的作用，可以說，沒有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許久才能建立中國共產黨。也正是由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才唯共產國際馬首是瞻。已有學者考證過，黨的五大在何時何地召開，參加人數多少，議事日程安排，綱領的起草等，無一不是共產國際的旨意。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監察委員會的創設和取消，也都是共產國際在主導。在季諾維也夫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期間，共產國際執委會在推動各國共產黨設立監察委員會上不遺余力。雖然當時共產國際“三大”時也聲明共產黨不可能有一種絕對正確的組織形式，“各個國家在歷史上形成的特點要求各個黨具有獨特的組織形式”，但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成立后，其努力目標之一就是把共產國際建立成統一的、集中的世界革命黨，推動各國共產黨的組織設置與共產國際保持一致。季諾維也夫離開共產國際之后，共產國際執委會又傾向于取消各國共產黨的監察委員會。共產國際在給中共六大準備的黨章草案附言中說“反對中共設立專門的監察委員會”、“這是遵循共產國際組織局在審議類似問題時針對歐洲共產黨所做的決定”，其原因在于共產國際組織局認為“在共產黨尚未執政的國家里，各種反黨行為問題可以在一般的黨的機構內順利得到解決”。誠然，彼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監察委員會的增設和取消理應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但是共產國際在干涉黨的組織建設時不考慮中國共產黨的自身情況，而僅僅依據“審議類似問題時針對歐洲共產黨所做的決定”就粗暴地為中國共產黨監察委員會“判了死刑”無疑是草率的。黨的六大取消監察委員會后，為監督黨的各級機關的財務問題常設審查委員會，在處理各種違紀問題時臨時設置特別委員會。黨的組織發展史證明服從共產國際指令取消監察委員會的安排是不妥的，由于特別委員會并非常設機構，面對時有發生的違紀問題往往“力不從心”，1933年中央黨務委員會和省區縣的監察委員會再度成立并逐漸成為受黨委會領導的固定機構?？v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自身建設史，延安時期作為黨的自身建設成就最大的時期，其原因就在于黨逐漸從共產國際的羽翼下擺脫出來，探索出了獨立自主的重要經驗，并將其有效運用于自身建設。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把獨立自主作為黨百年奮斗的十條歷史經驗之一，無疑需要在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實踐中深入貫徹。

[注釋]

①⑥⑦⑩??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33.

②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39.

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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