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勵助力信息披露“量質雙升”

郭亞利

近幾年，我國加大了對證券市場的監管力度，但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仍然存在問題。作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決策主體的高管，對會計信息的存在、處理和質量控制起著重要的作用，其為了謀求利益最大化，可能會粉飾會計賬表、選擇性披露會計信息等。

在資本市場全球化的浪潮中，信息和激勵已成為資本市場的兩大焦點。我國不斷完善與上市公司相關的各項法律法規，規范上市公司披露會計信息的行為。據國泰安數據庫提供的違規信息統計數據顯示，自2016年到2018年，違規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共計1050家，各類違規行為共計2149次。其中，違規類型主要為披露時間延遲、披露內容缺失及披露內容失真等。

本文以深交所2016年至2018年的所有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選取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評數據作為信息披露質量的衡量指標，在分析之前剔除以下類型的數據。首先是ST、*ST類上市公司，該類上市公司連續多年虧損，繼續保留會影響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其次是金融、銀行和保險類上市公司，此類上市公司經營模式及信息對外公開的制度與其他行業差異較大，因此將其從樣本中剔除；最后是其他需要剔除的事項，上述上市公司被剔除后，為保證數據更確切，對經營數據有限的上市公司予以剔除。經篩選后，共計得到5071個樣本公司，其中2016年有1695個樣本，2017年有1695個樣本，2018年有1681個樣本。

為解決管理層與企業所有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企業所有者會對高管采取激勵措施，以此降低管理者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高管是否出現自利行為與其預期報酬有關，當高管的付出與收獲不對等，也就是薪酬與預期報酬相差過大時，高管往往會操縱財會信息滿足自己的利益。而當高管實際薪酬與其心理預期報酬一致時，高管則會主動積極地披露信息，進而有效緩解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1：上市公司的高管貨幣薪酬激勵與信息披露質量呈正相關。

所有者應向管理層支付一定的股權，使管理層和公司所有者的利益一致。如果只是對高管進行單純的貨幣薪酬激勵，并不能從根本上抑制高管的不良行為。為了自利，高管會選擇風險較低的項目，但風險低的項目必然收益較低，而所有者的目標是企業長遠發展帶來更多收益，很顯然高管行為的選擇與所有者所追求的目標不一致。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讓高管持股，從而弱化他的自利行為，并愿意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進行經營管理與信息披露，做決策時也會兼顧所有者的利益。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2：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權激勵與信息披露質量呈正相關。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構建如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Quality=α+β1X1+β2X2+β3SIZE+β4LEV+β5ROE+ε

其中，Quality?代表信息披露質量，X1?代表高管薪酬激勵，X2代表高管股權激勵，α代表常數項，β1至β5代表主要變量的回歸系數，ε代表隨機誤差項。

將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后，得到數據：

可以發現，Quality最小是1（不及格），最大是4（優秀），均值為3.026，標準差為0.634，說明這些公司對外公開的信息質量存在差異但總體狀況良好。高管貨幣薪酬激勵的最小值為11.945，最大值為17.011，均值為14.434，標準差為0.649，說明這些公司在實施高管貨幣薪酬激勵方面存在差距，但大多數企業還是非常重視此項激勵，差異不明顯。經營性股權激勵最小為0，最大為1，均值為0.813，標準差為0.390，說明這些公司在實施股權激勵方面存在明顯的差距?？傮w而言，股權激勵使用率不高。企業規模、財務杠桿、盈利能力各個指標的數值均控制在合理范圍，說明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指標較為合理。

相關性分析衡量的是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本文選取2016—2018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為樣本公司，對各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了檢驗，可以得出：貨幣報酬與信息披露質量的相關系數為0.193，在1%置信水平下是顯著的。表明提高高管的薪資報酬可以促進企業對外公開信息質量的提升，并且二者成正比，即高管的財務報酬越高，對外公開信息質量越高，進一步驗證了假設H1。高管的股權激勵與信息披露質量的相關系數為0.076，這在置信水平為1%下顯著。表明給予高管股權激勵同樣可以促使對外公開信息質量的提高，并且呈正相關的關系。由于高管持有公司股票后，與所有者利益一致，會更注重企業的長遠發展以獲取更大的利益，從而更加注重對外公開信息的質量，這與假設H2一致。企業的規模、盈利能力與信息披露質量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172、0.337，在1%置信水平下是顯著的，并且均呈正相關變化，說明在一定條件下，當公司規模越大、獲取利潤越多時，公司越愿意對外公開信息，以此吸引投資者。

本文同樣也采用SPSS22軟件對研究涉及的各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變量回歸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所選變量的VIF小于2且遠小于10的臨界值，因此可以認為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F值為209.145，顯著性為0.000b，在0.01時水平顯著，說明該回歸通過了F檢驗。高管貨幣薪酬激勵、股權激勵、企業規模、財務杠桿及盈利水平這五個指標都符合在1%置信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各個具體的指標和假設檢驗分析如下：擁有較高管理的貨幣報酬和信息披露質量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比關系，隨著貨幣報酬的提高，對管理者行為的激勵和限制越大，對外公開信息質量越高；股權激勵和對外公開信息的質量之間存在著在1%置信水平下明顯的正比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對管理者給予一定的股權激勵，能有效地抑制高管的短期利己主義，有效地提高信息公開的質量。

控制變量中公司規模和盈利水平分別與信息披露質量在1%置信水平有明顯成正比。這意味著企業規模越大，盈利水平越高，企業對外公開的信息質量就越高；同時，數據顯示了財務杠桿和信息披露質量在1%置信水平上明顯的反比關系，這意味著公司資產負債率高時，不愿公開自己真實的財務狀況，從而導致對外信息公開質量的下降。

本文的研究對象選取2016-2018年深交所上市的5071個樣本數據，選擇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評數據來評估上市企業信息質量情況。選擇高級管理人員薪資激勵與高管股權資本激勵作為高管激勵的替代指標，同時選取企業的規模、財務杠桿、盈利能力當作控制變量，通過SPSS工具分析，檢驗得出高管貨幣報酬激勵和股權激勵分別與信息披露的質量有明顯正比關系的結論。

良好的激勵措施可以提高公司信息公開的質量，公司應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將財務貨幣補償與股權激勵相結合，弱化高級管理人員的短視行為。我國應不斷建立或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為投資的人提供更優質的投資信息。健全的評級制度對我國企業對外信息公開質量進行要求，從而可以提高我國上市公司信息公開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