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分析

楊衛 周丹丹 趙丹

摘要：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互相影響。文章通過熵值-TOPSIS法構建我國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個子系統共21個二級指標，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得出我國2013—2019年11個沿海?。ㄗ灾螀^、直轄市）的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以及耦合協調類型。研究發現：我國11個沿海?。ㄗ灾螀^、直轄市）的數字經濟發展呈現逐步上升的態勢，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趨勢則比較穩定;2013—2019年多數沿海地區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大系統的耦合度表現穩定，保持良好的動態關聯關系;在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互動性增強的同時，兩大系統的整體發展水平也有所提高。

關鍵詞：數字經濟;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關系

中圖分類號：P74;F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9857（2023）07-0098-09

0 引言

數字經濟，顧名思義是基于數字技術的經濟。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出臺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等相關文件，旨在大力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2010年，在經濟學人智庫（EIU）公布的年度全球數字經濟排行榜中，瑞典、丹麥、美國排行前三，中國僅居第56位。而根據麥肯錫在2017年公布的《數字中國：提升經濟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顯示，中國在多個數字經濟領域的風投規模均位列全球前三?？梢?，中國的數字經濟正在蓬勃發展。據《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1》，2020年中國的數字經濟達到39.3萬億元，占GDP的38.6%，快速增長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學術界對于數字經濟的研究自2018年開始激增，主要集中在數字經濟的內涵、規模測度、發展動力、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等方面[1]。數字經濟是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信息通信技術為載體，重塑經濟結構的新經濟形態，這一概念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可[2]。而有關數字經濟的指標測度目前尚無統一的論斷，許憲春等[3]將數字經濟的范圍限定在數字化賦權基礎設施、數字化媒體、數字化交易和數字經濟交易產品這4個方面，進而對相關產業總量進行測算。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則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以及數字化治理等方面對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進行了測算[4]。還有一些學者關注數字經濟對產業發展的驅動作用，如，何地等[5]利用中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數字經濟和營商環境之間存在交互效應，這種效應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6]。

21世紀是海洋世紀，世界各國都重視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自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到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堅持海陸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我國的海洋經濟總量明顯有所提升。2021年，我國海洋生產總值達9.0385萬億元，同比增長8.3%。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海洋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自2014年開始有所放緩，這意味著應進一步拓展海洋發展格局，尋找新的增長點。數字經濟作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為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數字經濟是否能與海洋經濟發展相互賦能、耦合發展成為有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針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目前學術界已經有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測度評價、可持續發展以及協調發展等方面。國內對于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測度尚無完整的評級體系，魯亞運等[7]基于五大發展理念構建指標體系，并采用信息熵權法測算2016年我國沿海?。ㄗ灾螀^、直轄市）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而蹇令香等[8]則考慮到時間因素，用“VESD-EM”模型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評價;在海洋經濟協調發展方面，屈莉莉等[9]以遼寧為例，測算了海洋科技創新與海洋經濟發展的協調關系，認為科技創新顯著促進了海洋經濟的發展。狄乾斌等[10]利用復雜系統時空協調度評價模型從多維角度實證分析了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時空協調模式，以期實現海洋經濟高質量增長。

綜合相關文獻，我國海洋經濟發展面臨著傳統海洋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任務，在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的數字經濟時代，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可依托數字技術尋找新的增長點。但是目前學術界較少開展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因此，本文在借鑒國內外學者對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探討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本文首先通過熵值-TOPSIS模型評價我國沿海11個?。ㄗ灾螀^、直轄市）的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進而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沿海地區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深入分析其耦合協調關系，并提出促進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的建議，堅持海陸統籌，促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1 指標選取與研究方法

1.1 指標體系構建

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耦合分析需要構建兩大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盡可能充分反映我國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個系統的運行機制。在數字經濟的測算指標選取上，本文基于數字經濟的內涵，借鑒劉軍等[11]對中國數字經濟的測度，兼顧數據的可得性、科學性等基本原則，從數字基礎建設和數字化應用兩個方面構建起省域層面的數字經濟評級指標體系（表1）。選用光纜密度、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移動電話基站衡量數字基礎設施，客觀表征各省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光纜密度為各省光纜線路長度與省域面積的比值。選用電信業務總量、軟件業務收入、電子商務銷售額、電子商務交易企業占比測度數字化應用程度，其數值越大，則代表該省數字交易發展水平越高。

海洋經濟是個復雜的系統。根據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的理解，借鑒程曼曼等[12]的研究成果，考慮到經濟增長點應關注到質、量、綠色等原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包括經濟效應、產業結構、科技創新、生態環境和對外開放5個子系統13個具體指標（表2）。

主要指標的選取說明如下。經濟效應：主要考慮海洋生產總值占沿海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和主要海洋產業增加值兩個方面。產業結構：海洋產業的協調發展考慮到三次產業的不同占比，海洋第三產業產值增長率衡量海洋產業升級效果?？萍紕撔拢簞撔率墙洕鲩L的持續推動力，發表論文數量、專利授權數量和海洋科研人員數量衡量科技創新的質量。生態環境：綠色是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調，用海洋環境保護區已建數量和海洋環境保護區面積衡量海洋的生態環境。對外開放：開放是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由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和沿海?。ㄗ灾螀^、直轄市）的進出口總額來衡量。

1.2 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主體為我國沿海11個?。ㄗ灾螀^、直轄市），時間跨度為2013—2019年，數字經濟系統中數字基礎相關指標來自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數字化應用相關指標數據來自EPS統計數據庫;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中的指標數據來自《中國海洋統計年鑒》《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年鑒》。以上述年鑒和公報的數據為基礎，利用熵值法得出我國沿海11個?。ㄗ灾螀^、直轄市）2013—2019年的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相關指標的權重，并基于熵值-TOPSIS 模型對沿海11個?。ㄗ灾螀^、直轄市）的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進行評價，最后對兩者進行耦合協調分析。

從時間變化序列來看，2013—2019年，我國沿海11個?。ㄗ灾螀^、直轄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情況呈現穩步上升的態勢。其中，2019年數字經濟評價結果超過0.5的有廣東、江蘇、浙江和山東。排名后三位的是天津、海南和遼寧。相對來講，沿海?。ㄗ灾螀^、直轄市）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趨勢則較為穩定，增速較慢。其中，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增速比較明顯，屬于高水平發展梯度，其余沿海?。ㄗ灾螀^、直轄市）的海洋經濟高質量變化并不明顯，2019年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排名后三位的是河北、廣西和遼寧。綜合兩個系統的相對貼近度來看，部分沿海?。ㄗ灾螀^、直轄市）的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著不同步的現象。

從各地區的總體情況來看，我國沿海?。ㄗ灾螀^、直轄市）的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都有待進一步發展。只有廣東的數字經濟評價均值超過0.5，數字經濟評價均值排名后三位的是天津、海南和廣西;沿海地區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低于數字經濟均值，排名首位的仍然是廣東，排名后三位的是河北、廣西和天津，說明這3地的海洋經濟發展狀況一般，海洋資源沒有得到更好的開發和利用。

2.2 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分析

根據耦合度和協調度類型劃分表（表3），對2013—2019年我國沿海11 個?。ㄗ灾螀^、直轄市）的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情況進行深入分析，具體結果如表6 和表7所示。

從表6 看耦合度的時空測算結果，2013—2019年多數沿海地區數字經濟和海洋高質量發展兩大系統的耦合度表現穩定，保持良好的動態關聯關系。遼寧、山東、上海、福建、廣東和廣西長期保持高水平耦合階段;河北在經歷波動后最終保持在磨合狀態;天津兩大系統的耦合度在2013—2019年呈現上升態勢，2019年為高水平耦合階段;江蘇兩大系統的耦合度近幾年波動較大，但多數時期處于磨合階段，在2017年和2019年處在高水平耦合階段;海南的兩大系統在2013—2019年呈現快速上升的態勢，在2019年為高水平耦合狀態。

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大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結果如表7所示?？梢钥闯?，在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互動性增強的同時，兩大系統的整體發展水平也有所提高。2013—2019年我國沿海11個?。ㄗ灾螀^、直轄市）兩大系統的耦合協調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強，遼寧一直處于中度協調耦合階段;河北兩大系統的整體耦合協調度處于較低水平，在2017年由低度協調耦合升至中度協調耦合階段;天津兩大系統的耦合協調度長期處于低度協調耦合階段，2019年呈現中度協調耦合階段;山東自2015年起穩定處在高度協調耦合階段;江蘇、上海、浙江在研究期間均從中度協調耦合階段升至高度協調耦合階段;廣東兩大系統整體水平處于高度協調耦合階段，甚至在2019年成為首個進入極度協調耦合階段的省份，說明廣東的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相互促進，相互耦合，處于良性循環狀態;廣西和海南兩大系統的耦合協調度一直處于0.5以下，但最終處于中度協調耦合階段。整體來看，我國沿海11個?。ㄗ灾螀^、直轄市）兩大系統處于相互推動的良性循環，綜合發展水平有顯著提升。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本文通過熵值法確定了我國沿海11個?。ㄗ灾螀^、直轄市）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大系統具體指標的權重，進一步通過TOPSIS法對兩大系統相關指標確定相對貼近度并進行排序，最后使用耦合協調度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最終得出以下結論。

① 從時間序列上看，整體上，我國沿海11個?。ㄗ灾螀^、直轄市）的數字經濟發展呈現逐步上升的態勢，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趨勢則比較穩定;從總體上看，我國沿海地區的數字經濟和海洋經濟發展都有待進一步提高。②兩大系統的耦合度測算結果顯示，2013—2019年多數沿海地區數字經濟和海洋高質量發展兩大系統的耦合度表現穩定，保持良好的動態關聯關系。③兩大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測算結果顯示，在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互動性增強的同時，兩大系統的整體發展水平也有所提高。

3.2 建議

基于上述結論，結合我國沿海11個?。ㄗ灾螀^、直轄市）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情況，為了促進數字經濟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1）推動數字技術在海洋產業發展中的應用。數字技術作為數字經濟發展中的關鍵生產要素，是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來源。若要海洋經濟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得到更好的發展，應該因地制宜地實施落地措施，對于數字經濟基礎較好的廣東、上海和江蘇，應強化數字技術與海洋傳統產業的銜接，更好地推動海洋產業結轉型升級。

（2）促進數字經濟與海洋產業協同發展。在建設海洋強國戰略的背景下，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新時代海陸統籌發展的重要支撐。隨著“東數西算”工程的全面啟動，數字經濟進入飛速發展階段。數字經濟可以完善海洋產業的發展，輻射和帶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3）增強數字創新的驅動效應。加快建設海洋科技創新平臺，推動數字技術更深層次地走向海洋，利用互聯網、云計算等數字創新技術加強對海洋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促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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