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差異性結果與對策
——基于蘇州市吳中區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的考察

葉繼紅 杜金隈

一、問題的提出與分析框架

發展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促進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首次將農業農村改革發展問題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2018年9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①《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人民日報》2018年9月23日。更表明壯大集體經濟和實現鄉村振興之間關系。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要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將發展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提高到一個全新的高度。農村集體經濟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集體所有制能夠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形成村民利益共同體，促進村級的有效治理，實現鄉村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通過梳理已有的文獻發現，學界對于農村集體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關于村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不同的村集體由于資源稟賦等的不同會采用不同的發展模式，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發展類型。如有以資金、資源、資產為紐帶形成的產業發展型、為農服務型、資產租賃型、資源開發型①苑鵬、劉同山：《發展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的路徑和政策建議——基于我國部分村莊的調查》，《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6年第10期。，或以經營形態呈現出的區域性服務聯盟型、工業創業發展型、抱團發展與互助合作型、國有資本混合經營型。②高強：《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歷史方位、典型模式與路徑辨析》，《經濟縱橫》2020年第7期。二是關于村集體經濟發展存在問題的研究。研究表明，集體經濟面臨著收入渠道單一，資金保值增值壓力較大，基層人才資源保障不足，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缺乏長效發展機制等問題。③肖紅波、陳萌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形勢、典型案例剖析及思路舉措》，《農業經濟問題》2021年第12期；孔祥智、高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變遷與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理論探索》2017年第1期。三是關于村集體經濟優化路徑的研究。針對村集體經濟存在的問題，需要完善集體經濟增長機制、經營機制、積累共享機制、政策支持與法律供給機制，促進新型集體經濟發展與農民農村共同富裕。④李寧、李增元：《新型集體經濟賦能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機理與路徑》，《經濟學家》2022年第10期。

這些研究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礎，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多是將集體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較少注意到其內部的差異性，少部分關于集體經濟發展類型的研究主要是從經營方式來劃分的，缺乏嘗試運用新的分類標準；二是沒有解釋為什么資源相同或相近的村集體經濟卻有著不同的發展結果。也就是說，資源條件較好的地方未必一定有好的發展結果，或者處于資源劣勢就未必一定發展不好，這其中內在的原因是什么？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引入“發展理念”與“發展條件”兩個指標，發展理念是指維持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現狀（“求穩”）還是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的進一步提升（“求進”）；發展條件是指村集體經濟發展可資利用的本地資源條件，可以大致分為“一般”與“較好”兩種情況。據此可以形成四種發展類型：生存型、生活型、發展型、提升型（表1），以深化已有研究。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分配都采用股份合作社這一組織形式，因此這里的發展類型是指股份合作社的發展類型。

表1 基于“發展理念”與“發展水平”形成的發展類型

生存型模式代表那些經濟發展條件一般，集體經濟收入少且安于現狀的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生活型模式代表發展條件較好，集體經濟收入較好但比較求穩的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發展型模式代表那些經濟發展條件一般，但積極追求上進的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提升型模式代表那些經濟發展條件較好，而且積極追求上進的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

本文的研究資料來自課題組2021年12月份對蘇州市吳中區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的實地調研。蘇州市吳中區農村集體經濟起步較早、基礎較好，近年來以深化農村改革、強化“三資”管理為抓手、大力實施“富民強村”工程，促進集體經濟創新轉型、提質增效。2021年底，全區128個村（社區）村均總資產、經營性資產、凈資產分別為1.56億元、0.96 億元、0.89億元，村均集體穩定性收入1438萬元⑤《吳中區2021年農村集體經濟年報》，內部資料，2021年12月。，顯示了雄厚的村集體經濟實力。吳中區通過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夯實了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提升了鄉村治理能力，也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本。

二、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樣態的呈現與特征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四種理想類型需要結合吳中區的一些具體案例來加以說明。不同的發展類型具有迥然不同的特點。

（一）生存型

該種類型的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所在的村莊資源較為匱乏，即使村內有資源但可能因政策的原因不能開發利用，如光福鎮M村、臨湖鎮L村由于屬于沿太湖生態保護紅線區域，因而村集體經濟發展受限，加之人才缺乏和管理不善導致集體經濟較為薄弱，每年需要區級財政進行幫扶轉化才能夠勉強維持分紅與運轉。如2020年這兩個村都獲得了100萬元的區財政補助。①《關于下撥 2020年度吳中區集體經濟薄弱村幫扶轉化資金的通知（吳財農 [2021]48 號）》，蘇州市吳中區人民政府，http：//www.szwz.gov.cn/szwz/youfu/20210 5/135379381b6a4fb6b74631a7fe780570.shtml，2021年5月19日。在這種情況下合作社自身也缺乏發展的動力，只能維持基本現狀，屬于依靠財政生存的合作社類型。

（二）生活型

該種類型的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所在的村莊條件較好，如越溪街道W村因村域內山水田園的環境優勢，形成了村域即景區。村莊內部的土地、水域、林地等是村合作社可以利用的重要的自然資源。W村在發展經濟型茶園、果園、花卉園、蔬菜園等特色產業的同時，還依托景區開發建造了一些三產用房用于租賃，這成為村集體資產的一項重要來源。一些村民也就地開辦了農家樂，W村負責人表示，“我們旅游建設這塊其實最實惠的就是老百姓得益?！保ㄔL談編碼：20211210W）由于村集體經濟“靠山吃山”，收益較為穩定，加之不少村民通過開設農家樂等途徑獲得一份額外收入，村民的總體收入較高，因而農村集體經濟缺乏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形成了追求穩定的生活型股份合作社。

（三）發展型

發展型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呈現求進的狀態，例如，同樣屬于環太湖生態保護紅線區域，臨湖鎮C村、Q村、H村沖破發展受限的束縛，克服單一主體力量的不足，采用抱團合作的方式，三方合作社按照20%、40%、40%的出資比例共同成立眾村集團，依托各自資源稟賦進行聯合發展。眾村集團先后創辦了永飛制衣、群維景觀綠化、眾隆物業管理、眾垚文化旅游發展主要子公司，帶動了農村集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將“生態發展限制”轉化為“生態發展優勢”，極大地提升了發展的空間，增強了村集體經濟自我造血功能。三村股份合作社抱團發展很好地展示了在發展條件一般的情況下如何取得了極大的發展，因而屬于發展型股份合作社。

（四）提升型

該種類型的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在發展條件與發展理念上都表現出了比較優勢，如長橋街道R社區合作社。R社區利用位于長橋街道中心區域的優勢抓住了發展的機遇，較早成立村一級的省級企業集團——“江蘇龍橋企業集團公司”，并通過“政企分離”建立起了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在其后的發展中，為突破土地資源要素的瓶頸，R社區采用“異地收購”的辦法成為吳中城區第一個“走出去”發展的社區。長橋街道一位負責人表示，“當初這個做法沒人會想到，都還沒有這個理念到外面去收購，理念很超前的?！保ㄔL談編碼：20211210C）又如木瀆鎮X社區，該社區位于木瀆鎮中心地段，緊靠靈巖山風景區，2001年成立江蘇省首家社區股份合作社，2012年采用“異地收購”的辦法建立了四個工業園，帶動集體經濟發展。再如木瀆鎮T社區，在社區資產股份合作社的基礎上探索建立物業股份合作社，利用區位優勢投資建造成片商業載體，引進了天虹百貨、華潤超市、萬悅酒店、王森教育集團等項目，獲取了較為可觀的租賃收入。這些本身條件較好又追求上進的村（社區）組建的股份合作社都屬于提升型合作社。

三、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差異的解釋維度

蘇州市吳中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存在的差異性需要從理論上進行解釋，以尋求集體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因。

（一）發展理念上的不同

理念作為行動的先導影響和決定行動的方向和結果，不同的行動結果都可以從發展理念上得到反映。國內學者申端鋒提出了農村集體經濟“風險厭惡假設”，認為集體經濟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具有低競爭、低風險偏好。這一偏好實質上反映了發展理念上的保守與退縮，也是與“創新”“開放”的新發展理念格格不入的。對于生存型與生活型的股份合作社來說，完全能夠驗證農村集體經濟“風險厭惡假設”。這兩類股份合作社在執行政策時“不愿為”“不能為”或“不敢為”是導致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受限的重要因素。這些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也害怕上級問責，不敢拿農村集體經濟進行實驗，如不敢與企業進行合作。W村一位負責人說：“如果合作的話虧了人家拍拍屁股走了，賺了不知道怎么分。所以我們穩一點，走房東經濟，收租金。跟你簽個租賃協議，一年保底給我多少租金，比較平穩。我們一直認為村里去參與合作，搞公司化合營，肯定是搞不好的?！保ㄔL談編碼：20211210W）在這種保守思想支配下合作社負責人必然謹小慎微、固步自封，發展的手腳被束縛。而發展型和提升型兩類合作社在理念上具有很強的創新發展意識。對于發展型股份合作社來說，寧愿嘗試抱團創業也不愿意坐以待斃。臨湖鎮三個村抱團發展實現了村集體經濟質的飛躍即是例證。對于提升型股份合作社來說，其風險意識更強。R社區一位負責人說：“我們現在跟那個創投公司在合作，合作成立了一個基金公司。專門挑選那種優質的、初創的企業進行培育，這次蘇州市公布的八家獨角獸企業我們投了兩家。投了好幾年，現在估值已經翻了好幾倍了。當然創投項目不可能每個都百分之百準，我投個十個項目，只要有一個成功，那對我肯定是正收益的?！保ㄔL談編碼：20211210R）雖然創投存在高風險，但也會有高收益，風險與收益是對等的。正是由于發展理念上的不同導致了發展結果上的較大差異。

（二）治理體系上的不同

治理體系作為一個學術用語是指“在制度體系之中的治理理念、目標、主體、對象、手段、機制諸要素的總和?！雹兕仌苑澹骸吨贫润w系、治理體系、價值體系的融合貫通》，《馬克思主義哲學論叢》2014年第2期。治理是否有效以及成效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治理體系是否科學合理。這里的治理體系主要是指為促進集體資產保值增值而進行的一系列組織制度設計。制度學派將組織制度創新作為解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認為“制度的建立是為了促進特定的經濟利益?！雹赱美]戴慕珍：《中國鄉村起飛：經濟改革的制度基礎》，李偉東譯，第12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諾斯和托馬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指出：荷蘭作為“一個資源相對有限的小國”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是因為“荷蘭不是依靠自然的恩賜，而是發展了比其對手有效的經濟組織并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獲得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與其國家之小規模不相稱的重要性?！雹踇美]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厲以平、蔡磊譯，第190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從中可以看出組織制度創新的重要性。對于一個國家如此，對于一個村（社區）也是一樣。從發展型和提升型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來看，二者都強調了組織與制度創新。包括嘗試抱團發展、混合型經營、創投項目等多元化手段增加集體經濟收益，與傳統簡單化的租賃模式相比，這些創收經濟新模式較好地體現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與制度創新，拓寬了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眾所周知，增收方式單一是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瓶頸，迫切需要創新集體經濟增收模式，形成有效的治理機制與治理手段。很顯然，那些具有求進理念的合作社負責人能夠因地制宜地制定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規劃、實施方案，進行有效的制度設計。如為了降低投資風險，R社區集體股份合作社設計出了“固定收益”+“超額收益分成”的方式。R社區一位負責人說：“這個（指創投）雖然有風險，但是我們呢基本上以穩定性收益為主，超額收益部分可能是比例小一點。如果這種超額收益百分之幾十的，那我可以多分一點，如果超額收益不多的，那我固定收益可以保底?！保ㄔL談編碼：20211210R）這種科學合理、靈活有效的制度設計是擴大集體資產增收的有益探索與重要保障，也很好地解決了集體資產收益的平穩性與風險性之間的矛盾。

（三）利益聯結上的不同

利益作為主客體之間的一種關系表現，是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聯結的一個重要紐帶，正是基于利益人們之間結成相對穩定的關系與結構。一旦利益受損就有可能導致相互之間關系離散甚或組織化的沖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村民自愿合作的方式建立了相互之間的利益關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與廣大農民的利益息息相關，一般來說，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得越好，其與村民的利益聯結就越強。農民作為股民都會對集體經濟增長與分紅有著美好的預期，對股份合作社帶頭人充滿了信任，也都會對合作社的投資決策行為給予積極支持。這種強聯結機制將村民與合作社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村民的期待和信任會使合作社帶頭人在受到激勵的同時感受到須不斷創新發展的壓力，從而形成了合作社發展的內在動力。相反，村集體經濟發展得越不好，其與村民的利益聯結就越弱，合作社就越難得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皩M織者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互惠預期，即相信合作社能夠給雙方都帶來利益的基礎上”。①楊燦君：《合作社中的信任建構及其對合作社發展的影響——基于浙江省Y市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實證研究》，《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存型、生活型合作社與村民之間屬于弱聯結，而發展型、提升型合作社與村民之間屬于強聯結。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將生活型合作社歸入弱聯結是因為如果不少家庭都能夠通過類似經營農家樂等方式獲得收益的話，他們對集體經濟增長的期待和關注就會減弱。利益聯結上的強弱不同既是集體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決定集體經濟能否得到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也就是說，強利益聯結機制發揮了促進集體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源動力的作用。

四、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實現鄉村振興的對策

從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差異性結果的解釋可知，發展理念、制度機制、利益聯結是影響集體經濟發展的幾個關鍵變量。因此，需要從這三個方面入手提出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對策。

（一）強化“穩中求進”的發展理念

“穩中求進”才能“行穩致遠”。2022年召開的黨的二十大繼續將農村集體經濟作為推進鄉村振興工作的重要一環，并定下了落實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這也是黨組織駕馭經濟工作成功實踐反復證明的一條重要經驗。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也要堅持穩中求進、穩中求變的指導思想。具體來說，一是，正確認識“穩”與“進”的辯證關系，樹立“求穩求進”發展觀念。一方面，要科學把握集體經濟發展形勢，克服集體經濟發展“不思進取”心態，只求穩定而忽視進取會導致集體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只求進、不求穩”的發展觀念，若只求進則穩將不復存在，“穩與進相輔相成”，穩定與進取的關系“揭示了變與不變的相對性”。②黃恒學：《堅持穩中求進的重要意義與政策路徑》，《國家治理》2022年第5期。因此，需要在理念層面把握好穩與進的辯證關系，做到穩定前提下的積極進取。這就要求合作社管理者要穩定當前農村集體經濟大盤，帶領村民從“進”的角度謀劃實施“穩”的策略，從“穩”的角度創新“進”的實施策略，構建起村集體經濟中長遠的發展規劃，促進集體經濟行穩致遠。二是，轉變管理者與村民“穩賺不賠”觀念，樹立集體經濟收益“有漲有落”的風險意識。要在鄉村振興與基層治理過程中營造穩中求進的氛圍，提升廣大基層管理者和人民群眾對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認識和理解；要在保持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允許基層干部在一定的范圍內大膽試、大膽闖，進行有益的嘗試、探索和實踐，爭取以較低的代價取得成功的發展經驗。

（二）優化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制度機制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離不開有效的組織和制度保障，正如“創造出有效的制度激勵”促進了中國農村工業的騰飛，③[美]戴慕珍：《中國鄉村起飛：經濟改革的制度基礎》，李偉東譯，第14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人才隊伍建設、內部治理機制、激勵機制等制度建設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也至關重要。這種制度建設的目的是“為組織實施其所選擇的活動及其活動者提供支持”。④[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姚偉、王黎芳譯，第233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具體來說，一是，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人才隊伍建設。人才是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的關鍵資源，村級集體經濟發展關鍵靠人才，要吸納真正有干勁、有闖勁、有能力的企業家、職業經理人、高校畢業生及相關人才加入合作社組織，建立一支會治理、會經營的人才隊伍，為發展集體經濟提供人才支撐。二是，完善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內部治理機制。從全國來看，當前不少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處于無序發展、低效運營的狀態，因此要通過加強合作社內部治理把一些松散、低效的合作社組織起來使其良性有序地發展。具體包括：穩步推進農村“政經分開”，讓專人做專事；健全合作社理事會、監事會、股東代表大會制度，確保決策科學民主與資產運行公開透明等。三是，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捆綁與激勵機制。要通過引入職業經理人制度，建立風險分擔與激勵機制。如吳中區已探索出“固定收益”+“超額收益分成”的方式，值得借鑒和推廣。此外，太倉市東林村的發展經驗也值得借鑒，東林村為了做大做強集體經濟引入了職業經理人制度，分別按照三七與五五的比例形成經理人與村企業的利潤分成與風險分擔捆綁結構，起到了很好的發展效果。2021年，東林村實現集體經濟總收入5637萬元。①江蘇百村聯合調研組：《太倉市城廂鎮東林村：“別樣”農業，成就大國糧倉“東林一粟”》，《新華日報》2022年8月29日。

（三）增強集體經濟與農民的利益聯結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是事關全體村民福利的民生事業，要以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為抓手增強地方黨委政府與廣大農民的利益聯結。具體來說，一是，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地方政府要將提升廣大農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作為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最大程度地凸顯農村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惠民性、福利性。二是，采取因地制宜的發展措施壯大集體經濟。加強集體經濟與農民的利益聯結的前提是做大做強農村集體經濟。要根據各村（社區）的發展條件因地制宜、分類施策，集體經濟發展只有因地制宜才能更好地各展所長。例如，對于資源較為匱乏或雖有資源但利用率不高的村（社區），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其內生性資源，充分利用現有的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進行內生式發展；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入外部性資源，借力發展或異地發展。如，幾個弱小的合作社聯合起來抱團發展、優勢互補，或進行異地收購和置業發展，或把集體經濟投向一些風險小的投資項目來增加集體經濟收益，提升自身內部“造血功能”。對于發展條件較好的村則要繼續保持集體經濟良好的發展勢頭，不斷探索創新、勇立潮頭，在取得更大發展的同時也起到了先行探路與引領示范的作用。三是，引導農民關心支持集體經濟發展。正是由于村集體經濟與每位村民息息相關，需要動員和引導廣大群眾尤其是致富能人、鄉村賢人積極參與到集體經濟的建設中來，為集體經濟發展出謀劃策、貢獻力量，從旁觀者、局外人變為參與者、促進者，并在參與過程中提升對集體經濟的認同度，從而夯實集體經濟發展的群眾基礎。

在當前我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農村集體經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興旺發達的農村集體經濟既是實現城鄉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與重要依托，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本研究通過構建不同類型的合作社模型來嘗試對作為東部發達地區的蘇州市吳中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不同結果進行解釋，發現發展理念、制度設計、利益關聯在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從而回答了資源相同或相近的農村集體經濟為何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結果的問題，也為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提供了有針對性的對策。這一研究結論還需要其他地區更多的案例來驗證，以形成更具解釋力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