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視閾下《女勇士》的文化身份研究

嚴嘉楠 張弛

內容摘要：《女勇士》中，湯亭亭通過書寫母女矛盾的產生與化解，展現流散主體兩種文化身份由對立沖突到融合共存的動態過程，由此指出少數族裔主動建構混雜文化身份的重要意義。同時，她采用中西結合的敘事策略，賦予文本獨特的文學價值與現實意義，是創造混雜文化的實質努力。作家兼容并包、博采眾長的跨文化觀也在小說的文學主題與藝術表現形式中得以呈現。

關鍵詞：《女勇士》 流散 母女 文化身份 混雜

“流散”（diaspora）源于希臘語diaspeirein，其中dia表示“跨越”（about， across），speirein表示“播撒”（to scatter），原指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之囚”后猶太人被迫流亡海外、散居各地的現象。隨著全球移民浪潮和族裔散居現象日益加劇，“流散”概念的內涵逐漸擴大，現泛指在母國之外寄居的人或族群。生活在兩種或多種文化圈交疊的陰影空間，流散者在多重文化語境中掙扎、彷徨，往往經受著價值觀念的沖突與對抗。正如霍爾（Stuart Hall）指出，身份是“一種‘生產，它永不完結，永遠處于過程之中”（257）。身份并非固定不變，而是歷史的、流變的、主觀的，與特定的生存語境、階段的生命體驗、個人的文化選擇息息相關，始終處在建構中。因此，流散主體的文化身份是不確定的、分裂的，文化身份的認同與再定位自然成為流散研究的核心和文學書寫的焦點。

就華裔流散者而言，一方面，他們遠離母國，浸染西方話語，與源文化產生隔閡；另一方面，作為外來的少數族裔，他們始終被主流群體排斥，并受制于中國文化和價值觀念，難以完全認同西方話語，位于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當代美國華裔女作家湯亭亭（Maxine Hong Kinston，1940-）的《女勇士——一個鬼魂中長大的女孩的記憶》（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1976）正是華裔流散經歷和身份焦慮的書寫。書中，湯亭亭圍繞代際間矛盾的產生與和解，刻畫了流散者游離兩種文化、精神無歸屬的生存狀態，以及華裔構建族群身份、融入主流社會的努力。此外，湯亭亭借助中西結合的敘事策略，使文本具有混雜性特征，體現出其構建文化對話空間的實質努力和獨特的文化觀。

一.文化沖突與身份缺失

生于美國的第二代華人移民接受美國教育，學習英語，理所當然地視自己為白人，認同社會主流價值觀。生活在家庭與社會的夾縫中，他們又不可避免地受環境影響，在唐人街流傳的民諺、父輩講述的故事中，耳濡目染中國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盡管如此，第二代移民在中文世界依舊 “失語”，無法理解相關的文化概念。在他們看來，父輩講述的漢語詞匯只是一堆內涵模糊、晦澀難懂的怪異符號，傳授的中國生活經驗也真假難辨。此外，由于地理限制，父輩關于母國文化的口頭敘述成為華裔獲取間接經驗、傳承文化的主要方式，個人與傳統文化的聯系也藏于家族記憶。但是，為幫助二代移民更好融入美國社會，父輩往往選擇隱藏自身的民族特征，讓孩子接受主流教育，學習美國的文化和行為準則。例如，每逢傳統節日，勇蘭（Brave Orchid）總是偷偷祭拜祖先，獨自舉行儀式，刻意向孩子遮掩相關的禁忌和習俗，使中國文化蒙上了神秘色彩，導致他們無法深入了解。二代移民受限于溝通障礙和不可靠的間接經驗，對中華文化一知半解甚至存在誤讀，認為“漢語是一種擁有千奇百怪故事的語言”（湯亭亭，1998：79），中國是由神仙鬼怪組成的，是一個邪惡詭秘、荒誕不經的遙遠國度，只在想象中顯出影影綽綽的輪廓。

立足主流社會的客觀需要與個人的主觀情感讓第二代移民無法認同自身的中國性，而初代移民身處異國他鄉，感受到強烈的異己與不安，深深眷戀著故土與民族文化。兩代人文化認同態度的差異造成家庭內部的隔閡與沖突，母女矛盾實則折射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主流文化的沖突。母親勇蘭“一直遙望大洋彼岸的祖國”（湯亭亭，1998：53），遵循舊有傳統，常用中國的文化價值觀教導子女。給“我”講“無名姑媽”的故事時，母親刻意渲染村民“戴著白色面罩”，向家中“扔污泥和石塊”的暴力場面（湯亭亭，1998：2），旨在以傳授生活經驗的方式，告誡“我”要展現傳統女性氣質，不能做出格的事讓家族蒙羞。然而“我”深受美國文化價值觀念影響，追求平等與自我實現，無法理解封建禮教的“三從四德”、“男尊女卑”?！拔摇庇幸鈱⒛赣H口中不守婦道的姑媽重塑為一個反抗封建壓迫，勇敢追求愛情，渴望自由的“女勇士”，表現出對約束人性的中國傳統規范的抗拒。

“我”排斥母親口中裹足絞臉、買賣女孩、招魂驅鬼的行為，抗拒母親講述的“無名姑媽”抱子跳井的悲慘故事、“瘋女人”被村民砸死的血腥場面，抵觸在這些敘述中顯露出的矇昧落后、暴力野蠻的中國。民族文化在以“自由、科學、平等”為核心的美國文化的映襯下愈發落后。在美國，女孩接受科學教育，能夠通過個人努力得到尊重和榮譽，而在充溢著封建迷信和性別偏見的華人社區，女孩無法逃脫被賤賣或嫁為人妻的命運，“三從四德”的倫理道德成為了衡量女性價值的唯一標準，個性發展和學習能力被理所當然地忽視。同時，中國文化中說反話的傳統導致“我”深受母親的話語影響，認為自己沒有存在價值，自卑自棄。因此，“我”迫切希望逃離壓抑的家和華人移民區，主動切斷與源文化的聯系以融入主流社會。

雖然“我”渴望被主流社會接納，卻無法逃避華裔身份招致的種族歧視，在構建美國身份時屢屢受挫。表演班級節目時，夏威夷老師會把華人學生單獨留在教室里；“我”被美術用品店老板稱為“黃鬼”，也曾因華人身份被開除。同時，華裔無法通過模仿主流融入社會?！拔摇狈锤兄袊穗S意喧嘩的行為，“一直想把自己轉變成美國女性”（湯亭亭，1998：9-10），認為這樣便能得到旁人的喜愛。在美國人眼中，這不過是一種拙劣的模仿，他們仍然視黃皮膚、黑頭發的華裔為異類，認為中國人發音古怪、聲音難聽。而華裔在模仿的過程中，非但無法增強自信，反倒被主流審美同化，在以西方眼光自我審視時，愈發覺察自身與主流的差異，產生更強的自我厭惡，主體性被進一步削弱。

美國華裔的文化身份危機體現在雙向“沉默”中：在中文世界，第二代移民不會說漢語，代際交流受阻，與母國始終存在隔閡；在英語世界，華裔遭主流社會排擠，怯于反抗不公，喪失自我表達的機會。華裔被族群文化與主流文化同時拋棄，處于精神無根狀態，身份建構舉步維艱。

二.文化融合與身份建構

美國華裔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含混不明。雖然他們無法完全認同父輩的處世原則，想要逃離華人社區，但往往不自覺地被中國傳統觀念束縛，與主流文化產生距離。同時，模仿主流的失敗讓華裔意識到正視族裔特征是擺脫自卑的唯一方法，也是被美國社會接受的唯一前提。重新梳理中國記憶，依靠族群文化，才可能找到精神歸屬，并借助差異扎根美國，對抗文化霸權。在不斷調整文化身份定位的過程中，“我”逐漸沖破固有偏見的桎梏，理解了母親及其代表的中國文化，不但“以西方視角實現對傳統文化的現代性批判”（管勇，2011：105），而且接納中國文化的有益成分，觀照美國現實困境，進而實現文化身份的融合共存。

流散語境下，身處邊緣的社會狀態讓“我”擺脫文化霸權的掣制，較為客觀地審視中美文化的特性與缺陷?！拔摇闭J識到自己眼中的國家形象由話語建構，與政治、文化環境為互動關系。于是“我”開始質疑主流話語的權威，批判美國社會存在的弊端與不合理現象，并重新想象中國：在美國，城市改建時會隨意推翻洗衣店，工作會被莫名其妙地剝奪，“尸體像垃圾一樣被拖著扔掉（湯亭亭，1998：48），“瘋女人”也存在；在中國，政府也許不會強制沒收土地，不會濫殺無辜，每個人都有工作?！拔摇毕氲街袊?，弄清楚他人口中的故事是否真實，這代表著“我”擺脫既有話語限制后對中國的重新認知。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意識到母親口中的中國是她舊有觀念中的母國，并非真正處于發展的中國，是僵化的、靜態的、歷史的，而解放后的中國禁止奴役女孩子，已經取消包辦婚姻，婦女也擁有工作的機會。

此外，故事蘊含著深層的文化歸屬。在基于此建構的理想精神世界中，華裔得以遙想母國，延續與源文化的聯系，消解敵對情緒。在中國時，母親沒有拿著丈夫寄來的錢享受闊太太的安逸生活，而是選擇去廣州學醫。在醫學院讀書時，她勤奮努力，用優異成績維護個人尊嚴，并敢于獨自與鬼魂抗爭。遠渡重洋，來到美國后，她不僅養育6個孩子，還在洗衣店辛勤勞作，與丈夫一起分擔照顧家庭的責任。因此，從母親的自述中，“我”認識到她不單有封建、迷信、愚昧的一面，更有勇敢、堅韌、獨立的一面。我開始理解她多年來的付出，在其自立精神的指引下，“學會了怎么樣識別敵人”（湯亭亭，1998：44），獲得反抗歧視的勇氣。

代際沖突的化解也體現在“我”與母親的床邊談話中。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母親希望晚年子孫滿堂，勸“我”留在家中，“我”卻認為自己屬于那些沒有鬼的地方，更想按美國方式獨自生活。母親妥協，時隔幾年后第一次親呢地稱“我”為小狗兒，表示尊重“我”的想法。最終，“我”與母親達成雙向認同，并在此基礎上合力創作“羌笛野曲”的故事?！拔摇钡臄⑹鲋?，蔡琰被擒獲后，與匈奴一起生活了12年，始終堅守漢族的語言文化。她和著羌笛，用漢語唱出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找到了與異族情感的契合和共鳴。由此誕生的《胡笳十八拍》便是兩種文化交流、融合、共存的產物。

“我”與中國文化和解，從中汲取精神力量，從沉默走向發聲，主動建構新故事。單向灌輸轉為雙向互動，即“我”從母親故事的聆聽者變為共同的敘事者，從抵觸自身的中國性到接受族裔特征，從忍耐現實到批判不公?！拔摇彪m然對自己的身份仍然存在疑問，“不斷地想理出個頭緒來”（湯亭亭，1998：189），但已放棄早期“白虎山學道”時相對天真、偏激的生存策略，采取主動融合的友好姿態，以期在西方社會找到自我定位和歸屬。

三.混雜策略與跨文化觀

通過呈現第一人稱敘事者的流散經歷與文化認同的流變過程，湯亭亭點明少數族裔主動建構混雜身份的重要性。正如巴巴（Homi K. Bhabha）指出，“今日的文化定位不再來自傳統的純正核心，而在不同文明接觸的邊緣處和邊界處。在那里，一種富有新意的、‘居間的（in-betweenness）或混雜的身份正在被熔鑄成形?！保˙habha，1994：1）也就是說，全球化語境下，多種文化在碰撞、交流的過程中，彼此混雜，純粹的文化不復存在，本質論的文化身份觀也已失去效用。移民僅堅守民族文化身份，則會被主流社會視為異類，成為永遠的“異鄉人”。但排斥中國文化、全盤西化又會使他們難以“確立自我的對立面和‘他者”（Said，2003：332），無法在矛盾與差異中建構、表達自我。因此，二代移民不能一味抗拒父輩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更應憑借“居間”優勢，調和中美文化差異。融合兩者特質，找尋共性卻又維持民族性，才有可能將雙重文化下的陰影區域轉化為互動空間，從而在文化滲透、融合過程中，定位族裔形象。這也體現了作家希望通過建構混雜文化身份，緩解身份焦慮，融入主流社會的個人愿景。

由于地理位置的隔離，生長在美國的湯亭亭并未系統接受中國文化教育，與陌生遙遠的母國存在隔閡。她未到過中國，聽母親用廣東話講述中國故事和閱讀部分英譯中文學作品是她了解中國文化僅有的方式。同時，美國社會認為湯亭亭是少數族裔群體的一員，刻意誤讀她的作品。湯亭亭指出，“約三分之二的西方讀者僅以‘異國情調、‘不可理喻、‘神秘的東方色彩這些刻板概念為參照，衡量其創作價值”（Kinston：1982，55），忽略她是美國作家的事實。她渴望融入主流社會，得到認可，卻始終游離于雙重文化。因而，在此情況下誕生的作品《女勇士》是她在現實中創造文化對話空間、建構自我文化身份的實踐產物：湯亭亭借助中西結合的敘事策略，以中國民間傳說和文學經典為原型，摻雜美國文化的觀照，模糊文化間的分界線，賦予作品獨特的美學魅力、文學意義與實際效用?！杜率俊啡〉玫某晒σ沧C實了構成流散身份的異質文化源頭達到融合共存的可能性。

首先，湯亭亭借“我”之口重新詮釋母親講述的花木蘭故事時，嫁接中西文化元素，在跨文化再創造中實現不同文化符號的互動。例如，《愛麗絲夢游仙境》中誘導愛麗絲進入地下世界的兔子變為木蘭在山上修煉時遇到的白兔。由此，“佛教‘太子舍身飼虎和‘尸毗王割肉喂鷹的佛生故事被作者化為‘白兔縱身篝火舍身獻肉的故事”（衛景宜，2002：66）。東方武術與西方魔法，封建傳統中的冥婚習俗與西方婚嫁禮儀中黑色刺繡的婚禮服，中國神話中的仙女與西方文化中的天使……不同的文化意象和諧共存、相互交融，一起組成一個兼容并包、奇異瑰麗、充滿浪漫色彩的文學世界。

其次，作家在保留中國經驗的鮮明特征（如文化意象與故事的大體框架）的基礎上，將中國故事移植到美國文化土壤，塑造了擁有雜糅特質的全新文學形象，成功建構美國華裔神話。中國民間敘事中具有淑女氣質、忠孝觀念的女兒搖身變為作家筆下飽含西方女性意識、個人主義思想的勇士。傳統意義上的花木蘭本是閨閣女子，遵循忠孝觀念，被迫披上戎裝，替父從軍?！杜率俊分?，花木蘭上山修煉是出于逃離收山芋、割草的庸碌生活、自我實現的渴望。同時，湯亭亭對木蘭習武、征戰平反著墨較多，并挪用“岳飛刺字”的典故，有意將她刻畫為英雄式人物，增強其女性力量。與傳統形象不同，木蘭雖然經歷懷孕生子，仍能沖鋒陷陣，異常英勇強勁。而作者在建構木蘭形象時也保留了其原本的中國特質，使人物具有混雜性氣質：一方面，木蘭斬殺皇帝，解放婦女，明顯具有否定父權統治的思想；另一方面，她在山中艱苦習練15年，后懲治貪官污吏，劫富濟貧，“拯救許許多多家庭”（湯亭亭，1998：29），頗有中華民族精神中的堅韌之風和心懷天下之意，是作家心中理想的華裔女性形象。

此外，身為華裔作家，湯亭亭借助中國傳統敘事和英文書寫，獲得表達空間和話語權，使中國傳統在美國土地上得到呈現和延續的同時，吸引了主流注意，為族裔身份得到社會認可創造前提?！盎祀s（hybridity）顛倒了殖民主義否定的后果，使他者‘被否定的知識進入了支配話語，并離間了它的權威的基礎”（Bhabha，1994：114），是被殖民者顛覆殖民文化霸權的手段。按照這種策略，主流話語壓制少數族裔的聲音，建構權威；邊緣群體在模仿主流話語時也能夠摻雜異質成分，消解其純潔性，動搖二元對立。作者沒有使用純粹、正統的英語文學表達華裔訴求，而是自創（如鬼“Kuei”）、借助英文，添加并闡釋中國的文化概念，利用該語言媒介影響西方觀念。借此，她使英語成為自己書寫族裔生活經驗、重現集體記憶、構建共同歷史的工具，英語在這過程中也不斷被重塑。此舉既填補了文化缺位，又篡改了西方話語權威，使“東方和西方具有對話、互滲、共生的新型關系”（朱立元，2014：375）。

湯亭亭的書寫主題和敘事策略都折射出她作為美國華裔作家的獨特文化觀。她的流散背景使其擁有自覺建構身份的意識和開闊的視野，得以雜糅中美文化，顛覆西方話語權威。她不與西方話語合謀，也未建構單一的民族認同，而是通過挑戰東方與西方、強勢與弱勢文化的對立，創造了一個“第三空間”（Third Space）。這個空間“不單屬于自我（the One），也不屬于他者（the Other），而是居于兩者之外的中間位置，混合兩種文化的特征”（Bhabha，1994：28）。在這個既接納共性又包容差異的混雜地帶，二元對立被顛覆，兩種文化的平等交流、協商得以實現，混雜文化得以形成。這種文化既不是對中國傳統的照搬，也不是對美國價值觀念的全盤認同，而是居于兩者之間，又超越了兩種文化的束縛，以共存與融合為特征。

社會與家庭的（即主流文化與民族文化）雙重生存語境使美國華裔游離兩種文化，產生身份焦慮和認同障礙。而邊緣化視角與代際傳承又使流散者能夠與主流話語保持距離、相對理性地審視中美文化，在反思和接納的基礎上，吸收兩者的有益成分，構建混雜文化身份，得以自洽。這就是湯亭亭為流散文化身份建構提供的答案。同時，湯亭亭借助獨特的混雜性敘事策略，融合兩種文化，書寫美國華裔神話，意在勉勵身處困境的華裔重拾信心、反抗霸權的同時，推動多元開放的文化環境的形成，促進文化交流。此外，湯亭亭調和了文本的民族性與普適價值，使《女勇士》既書寫美國華裔的生活經驗、探討族裔形象建構，又觀照廣泛存在的成長困境和無歸屬感，更具有普遍意味，展現了美國華裔流散寫作新的可能。

參考文獻

[1]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1994.

[2]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Selected Writings on Race and Difference， edited by Paul Gilroy and Ruth Wilson Gilmo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57-271.

[3]Kingston， Maxine Hong. “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 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 New Cultural Identities， edited by Guy Amirthanayagam， Palgrave Macmillan， 1982， pp. 55-65.

[4]Said，Edward W.Orientalism. Penguin Modern Classics，2003.

[5]管勇.散居族裔身份建構的策略本質主義——以當代美國華裔流散寫作為例[J].求是學刊，2011（02）：104-106.

[6]湯亭亭.女勇士[M].李劍波，陸承毅，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7]衛景宜.西方語境的中國故事[M]. 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8]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作者單位：南京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