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泰州城墻磚銘文考略

◎周金波

（泰州市博物館，江蘇 泰州 225300）

南宋時期，地處淮南的泰州，淪為宋金交戰的前線，是宋金兩國必爭之地。作為最重要的軍事設施的城垣也因戰事的頻仍而屢遭破壞，南宋朝廷為了扼守泰州，對泰州的城防也日益重視，城墻的加固修筑也更為頻繁。隨著時間的流逝，曾經巍峨的古城墻也大多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但仍有少量殘存深埋于地下或散落于民居之中，引起邑人的不斷關注。晚清以來的泰州地方文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數次有關州城的考古發掘資料皆錄有一定數量的南宋城墻銘文磚，為研究宋代泰州修城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筆者在廣泛搜集地方文獻和考古發掘資料的基礎上，分析泰州已發現的城磚銘文內容，并對銘文城磚的產地來源、燒造及城建年代等問題予以考述。

一、泰州已發現的南宋城墻銘文磚資料

晚清、民國時期的泰州地方文獻已有宋代城墻銘文磚的記載。如在泰州地方文獻搜集和整理方面有著重要貢獻的清嘉道年間邑人夏荃，在其著作《退庵筆記》記載曾發現“后軍磚”“泰州”“泰”等城磚；[1]民國時任泰縣縣立圖書館館長的夏兆麐，在《泰縣縣立圖書館金石記目》中記載當時的圖書館里藏有“海陵張四三”“翟四磚”“泰州壬申城磚”“如皋癸酉磚”等宋代城磚銘文十余種；[2]民國時在圖書館任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泰州市人民圖書館館長的陸銓，長期致力于泰州地方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其著作《海陵金石記》載有“泰州后軍磚”“泰州中軍磚”“淮東轉運使”“許浦都統司燒造”“泰州壬申城磚”“泰州”“如皋癸酉”“陸授事造甲戌城磚”“甲戌年海陵”“甲戌城磚”“泰興”“江都縣燒造”“海陵何四二”“窯戶金六”“如皋陳八”“泰興第二四”等宋代城磚銘文四十余種。[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考古人員在發掘泰州城南水關及望海樓涵洞等宋代州城遺存的過程中也曾發現大量的城墻銘文磚。如2006 年在泰州望海樓景區宋代涵洞遺址發掘過程中，出土“建康都統司左軍”“泰州癸酉”“泰州”“官磚”“江都縣燒造”“海陵”“三寸窯”“海陵金念”等銘文磚二十余種共69塊。[4]52-532010 年泰州城南水關遺址發掘過程中，也發現了“海陵陸四五”“甲戌城磚”。[5]50-512016 年泰州古鹽運河拓寬疏浚時，一批城墻銘文磚在老高橋附近出土，該批城磚的銘文有“泰州磚”“甲戌城磚”“泰興”“泰興第四甲”“海陵姚二姚三”“海陵張四五”“李念八”“海陵”“太平”“東成”“包四”“提舉司”“泰”“軍官金”“義撥軍磚”“天下太平”等。[6]

根據銘文內容的不同，可把已發現的較為完整的城磚銘文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紀年

“甲戌城磚”“甲戌”“陸授事造甲戌城磚”等。

（二）地名

“泰州”“泰州磚”“海陵”“泰興”“江都縣燒造”等。

（三）地名+紀年

“泰州壬申城磚”“泰州癸酉”“如皋癸酉磚”“如皋癸酉”“甲戌年海陵”等。

（四）軍事

“泰州后軍磚”“建康都統司左軍”“后軍磚”“泰州中軍磚”“馬司中軍城磚” “許浦都統司燒造”“許浦都統司后造”“泰義后軍磚”“軍官金”“義撥軍磚”等。

（五）機構職務

“淮東轉運使”“提舉司”等。

（六）窯戶

“張 四 二 城 磚”“何 四 二 城 磚”“張 四 二”“何四二”“杜四二”“陳四”“大小李陵”“唐廿八”“翟四磚”“窯戶朱三三”“窯戶金六”等。

（七）地名+窯戶

“海陵張四三”“海陵張三六”“海陵湯百五”“海陵張三三”“海陵張四二” “海陵張五一”“海陵朱四一”“海陵劉四二”“海陵何四二”“海陵張四五”等。

（八）吉語

“太平”“天下太平”等。

（九）其他

“官 磚”“官”“三 寸 窯”“泰工”“泰”“太工”“東成”等。

若按磚窯燒造的人員身份不同來分，可分為軍隊燒造的軍窯、官府督辦的官窯、民間燒造的民窯三類。上文提及的軍事磚應為屯駐泰州的軍窯燒造；地名、紀年、地名+紀年、機構職務及“官磚”“官”“官窯李四”等應為官窯燒造；其余大多數的窯戶及地名+窯戶應為民窯燒造。

上述泰州地方文獻收錄的和考古發掘出土的宋代城墻銘文磚的文字內容多達一百余種，包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但泰州已發現的城墻銘文磚尺寸規格多已不可考，若以望海樓涵洞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南宋城墻銘文磚為標準器，結合上述晚清以來的地方文獻和其他考古發現的城磚銘文，可知泰州已發現城磚的年代基本皆為南宋時期。[7]城磚多呈青灰色，質地堅硬細密，擲地有聲，質量上乘。因受到長期風雨剝蝕和戰爭破壞，城磚多已殘損，尺寸各異，據較為完整者，推測城磚尺寸范圍為：長35 厘米—39厘米、寬15 厘米—19.2 厘米、厚5.5 厘米—8厘米。銘文基本皆書于城磚端面，僅“建康都統司左軍”磚在側面，為模印陽文，多從上而下直書或從右至左橫書，此外“何四二”“海陵張十乙”呈從左向右反橫書，另“泰義后軍磚”正反橫書皆存。[4]51

此外，已發現的銘文磚中數量最多的為姓氏序數磚。此類序數銘文應為唐宋時期流行的行第稱呼，民間多“以行第系于名者”。一般來說，行第名之外，也有正式名，但普通的貧民百姓常以行第名作為自己的正式名，其行第名往往就是正式名。如：為人熟知的秦七秦觀、柳八柳宗元、李十二李白、白二十二白居易等。此外，宋代以來的著作中，可見的宋人行第名也屢見不鮮。如南宋時期的訴訟判決書和官府公文的分類匯編《名公書判清明集》、洪邁創作的志怪集《夷堅志》等南宋著作中也存在大量的宋人行第名。另秦觀后人秦金等人編纂的成書于嘉靖戊子年（1528）的《錫山秦氏宗譜》記載，宋代以來，秦氏始自宋代詩人秦觀，觀生湛，湛生南翁。南翁生小十；小十生念八；念八生三十七；三十七生細二；細二生六一；六一生萬九；萬九生三二；三二生曾四；曾四生瑞五。瑞五秀才婿于錫，族譜以瑞五為始祖。[8]上述秦氏的世系傳承，更直觀地表明宋代民間以數字命名的現象應該廣泛存在。因此，泰州發現的城磚銘文中的大量姓氏序數銘文應為窯戶的姓名。顯然，銘文磚，特別是姓氏序數銘文磚，是宋代“物勒工名”[9]制度的體現。

二、城墻磚銘文涉及的相關問題

泰州已發現的城墻銘文磚為宋代泰州城史的研究提供了詳實的資料，通過分析銘文城磚的產地來源，得出南宋州城修筑的些許新認識。

（一）城墻銘文磚的產地來源

泰州城墻銘文磚主要發現于望海樓涵洞遺址、城南水關遺址及古鹽運河（老通揚運河）老高橋段附近。從已發現的銘文城磚來看，城磚不僅數量眾多，銘文內容亦較為豐富，涉及的磚窯也應有多處。

由于泰州目前尚未發現古代磚窯遺址，故具體的燒造地點尚不明確。但海陵、如皋、泰興三地有著悠久的燒磚歷史，明代初年，泰州（海陵）、如皋及泰興燒造的城磚曾供應南京城的修筑。[10]與揚州宋代城磚產地來源繁多不同，[11]從上述已發現的地名磚，可知泰州宋代城磚的產地多為本州屬縣，其來源應主要是本州下屬海陵、如皋、泰興三縣及附近的江都縣燒造。除攤派州縣外，泰州駐軍燒造的軍窯也是泰州城磚的主要來源之一。一百余種的城磚銘文，也一定程度上表明當時“磚窯百座”[12]的盛況，絕非虛言，燒造泰州城磚的磚窯應該廣泛分布于南宋時期泰州下轄的海陵縣、如皋縣及泰興縣。

城磚屬于較為沉重的建筑材料，若以陸路運輸則極為不便，依托天然或者人工的河道，選擇舟船以水路運輸則更為便捷。由于城磚的燒造需較大的生產工作區域，磚窯可直接設在河道附近。此外，河道附近的泥沙細膩純凈，便于取用、塑形及拉坯，是理想的制磚原料。因此，在河道沿岸地區設置磚窯，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磚料的選取、制作及燒造，都事半功倍十分便利。同時泰州城也位于古鹽運河畔，故磚窯的地點應為便于連通泰州城的河道沿岸地區。

泰州城與如皋縣城皆為古鹽運河（今老通揚運河，下同）沿線城市，可通過古鹽運河相連通，故如皋縣的磚窯應主要分布于古鹽運河如皋段的沿岸地區。泰州城與泰興縣城相連通的河道應是古北新河。北新河，即今兩泰官河，北源于古鹽運河，由鴨子河、大泗莊入泰興境，經李秀河至泰興城，是泰州與泰興之間最主要的通航河道。[13]古北新河很可能南宋時就已存在，故泰興縣的磚窯應主要分布于古北新河泰興段的沿岸地區。

據前文可知，南宋時期泰州下轄的海陵、如皋及泰興三縣皆有磚窯分布，但海陵為泰州的“倚郭”[14]縣，距離泰州城最近，海陵縣的磚窯分布應該最多。有研究者認為海陵縣的“窯多在今九里溝窯灣村?！盵15]九里溝，是一條位于州城西部連通古鹽運河距離州城約九里的河道，其位于距離州城較近的西郊，交通便捷，在此河道沿線附近設置磚窯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連接泰州城河東北的古老東河至串場河的古泰東河沿線附近也應該有磚窯分布。2011 年南京博物院等考古單位對泰東河工程河段沿線施工范圍內的10處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發現了多處唐宋時期的遺址，[16]如此密集的遺址分布，可知古泰東河在唐宋時期就是一條繁忙的河道。位于古泰東河邊上的溱潼村（宋代屬海陵縣）地勢低洼、四面環水，蘊含著豐富的黏土資源，也就擁有了制作磚瓦的理想原料，因此，河網縱橫、水運便捷的溱潼就成了燒磚造窯的理想之所，有著悠久的磚瓦生產傳統。[17]如今的溱潼鎮仍有晚清民國時期的老磚窯存在，有的至今仍在燒磚，且磚的質地上乘?？梢韵胍娔纤螘r期，與泰州城通過古泰東河相連通的溱潼村，應該也分布著磚窯。

（二）城墻磚銘文對泰州修城史料的補充

北宋時期泰州大部分時間下轄海陵、興化、泰興、如皋四縣。南宋時期宋金對峙，泰州位于邊防前線，隨著戰爭的拉鋸，泰州政區的變動較為頻繁，淳熙四年（1177），興化再次改屬高郵軍后，直到南宋滅亡的100余年間，泰州下轄海陵、如皋、泰興三縣，基本未見變動。[18]泰州已發現的地名磚銘文未見興化，僅可見下轄的海陵、如皋、泰興三地，故推測此次運用大量城墻銘文磚修城時的泰州應已不轄興化，此次修城的時間應為南宋時期，且在淳熙四年（1177）之后。

考古發現也驗證了此次修城的時間為南宋時期。在泰州望海樓宋代涵洞的發掘過程中，曾發現紅燒土層，且被涵洞打破，并在紅燒土層下發現五代瓷片，發掘者認為紅燒土層形成于宋代；并根據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和乾道元年（1165）泰州曾發生過兩次“民舍幾盡”[19]的火災，推測紅燒土層應該形成于南宋時的這兩次大火。[4]52-53此外，該批銘文磚均出土于望海樓涵洞遺址北段涵洞，根據用磚規格的不同及砌筑方式的差異，涵洞遺址可以分為兩期，南段涵洞年代早于北段涵洞。[4]53因泰州城南水關遺址也發現了與涵洞遺址同樣的城墻銘文磚，[5]50-51故這次包括北段涵洞和城南水關修建在內的較大規模的修城時間應在火災（1161 或1165）之后。

泰州地方志書的記載，也為此次修城時間的確定提供了可能。最早的泰州地方志書為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的〔淳熙〕《吳陵志》，隨后在淳祐年間又修纂了〔淳祐〕《吳陵志》，亦名《海陵志》，這兩部宋代州志在明末清初散軼。[20]據明清州志等泰州地方文獻“依宋志訂”“按宋志載”“引吳陵志”諸語，可知明清州志應是源流于這兩部宋代州志。因此，現存明清州志皆未載北宋泰州城的興圮修廢情況，說明北宋朝廷受“強干弱枝”“守內虛外”政策的影響沒有建筑泰州城，應該是可信的。南宋時期的泰州城則先后大修過四次，初修于建炎年間，重修于開禧、嘉定年間；三修于寶慶、端平年間；四修于淳祐年間。[12]

目前泰州已發現的紀年城磚銘文包含“壬申”“癸酉”“甲戌”三個年號，這三個年號是連續的，南宋時期的“壬申”“癸酉”“甲戌”三年，有高宗紹興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152—1154）、寧宗嘉定五年至七年（1212—1214）、度宗咸淳八年至十年（1272—1274）三種可能。參閱泰州地方志書，城建時間超過三年，并與之時間相符合，可能最大的應為重修州城時的嘉定年間。據〔崇禎〕《泰州志》載：“開禧丙寅，權守趙逢始修筑，守翁潾、守何剡繼之，六七年間纔甓二里余。朝以委提舉茶鹽事施宿，申免耗鹽袋本錢一年，買木于袁買灰于湖，置窯百座。乞鎮江軍併庸夫重甓其表。視舊增五之二?！盵12]可知，始于開禧二年（1206）的這次修城，起初進展十分緩慢，六七年時間僅筑城二里許。為加快進度，南宋朝廷特命管理茶、鹽事務的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施宿（1164—1229）[21]負責督修。用一年的耗鹽袋本錢作修城經費，購買木、灰等原料并建造了專門燒制城磚的磚窯百座，在鎮江軍[22]的人力支持下，才將州城修好。雖然地方志書對這次開禧嘉定時期的州城重修之事有所記載，但僅知其開始于開禧二年（1206），何時結束卻并未記載。據已發現的紀年磚，可知此次修城主要是集中在嘉定五年至七年這三年間。又因未發現嘉定七年后的銘文磚，故推測此次州城的修筑應在嘉定甲戌也就是嘉定七年（1214）結束。

此外，因望海樓涵洞遺址南端涵洞也打破紅燒土層，但被北段涵洞疊壓，且與北端涵洞發現大量銘文磚不同，南端涵洞并未發現銘文磚，表明南端涵洞應與北端涵洞的建造時間不同，南端涵洞修筑的時間應在兩次火災（1161 或1165）之后，修建北段涵洞（1212—1214）之前。在此期間，見諸記載的有關水關、涵洞的修筑主要是淳熙十年（1183），知州萬鐘曾在城墻上辟建東、南、北3 座水門。[23]另在此期間，淮南東部的泰州曾屢遭水患的侵擾，如紹熙五年（1194）五月的“泰州大水”[24]1355，開禧元年（1205）九月的“漢淮水溢”[24]1366，開禧三年（1207）的“江浙淮郡邑水”[24]1366等。雖受災最為嚴重的地方有所不同，但地處里下河地區的泰州地勢低洼，頻發的水災實難避免，故急需開辟更多將城內積水排出城外的排水設施，望海樓南端涵洞很有可能就是在水災后修建。不久之后，在1212—1214 三年間施宿主導的大規模重修州城時又擴建了北端涵洞。因此，望海樓南端涵洞的具體修建時間，淳熙十年雖重點為修建水門，似也有于此時順帶修建南端涵洞的可能；但開禧二年（1206）至嘉定五年（1212）這個時段的可能更大，也就是在開禧、嘉定年間重修泰州城時，施宿被委任督修之前的這段時間。

一塊城磚，一段歲月，大量銘文城磚的發現，為泰州古城的歷史找到了彌足珍貴的物證。隨著以后更多南宋城墻銘文磚的出土，銘文中蘊含著的歷史和價值將會得到更多的關注與研究。如今，泰州古城墻僅剩東南角的一小段殘垣，還矗立在望海樓景區內，見證著這座千年古城的滄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