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庫全書》到“四庫學”

陳曉華

《四庫全書》的纂修，因為有乾隆對四庫的“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的闡釋，以及用四庫合以全書為它欽定下的書名，注定了它世世的熱鬧。

一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乾隆置反對修書的聲音不顧，下旨征書，揭開了四庫修書序幕。第二年，正式下旨開館修書。它的修纂成功，最終為乾隆一朝思想一統畫上了完美句號?！斑_而在上，其單詞只義，即足以歆動一世之士?！?從此，乾隆文治武功合一，《四庫全書》也以其所承載的大清無限榮光，給自己帶來了未來。

確然，承載盛世的《四庫全書》，未來會以清朝象征、四庫杰作、文化傳承者的身份，令后世無法忽視它。四庫是中國人的傳統知識及思想范式的框架，系聯并承載著中國的傳統學術學科，以及層級與等次觀念。這個可以上溯到西周六藝的四庫，自唐代正式形成后，經歷代從知識、思想、實踐等方面夯實，得以鞏固發展，也形成了自己的四庫體系，成為東方傳統知識及其價值體系的代表。這個體系，形式雖舊，但其命維新。它所系聯的知識及其思想與時更新，是不同封建時代的寫照，容涵并架構了千年來的傳統知識及其思想世界與秩序。這是記錄中國傳統知識世界的書籍，只是累積與局部漸變，使四庫一直穩居其位，沒有改弦更張的結果，由此也為構建四庫學體系打下堅實的基礎。

的確，如同中國封建社會不斷循環往復一樣，千年來中國人的學術學科體系觀念也一直如此。其下的內容，雖然因時代而有所變化，但它的形式，經史子集四部及其順序，以及建立起來的體系，即四庫及其體系，既能框范住內容，也能通過框范內容，展示思想觀念，以及層級秩序，進而與統治階層所需達至默契，所以被統治階層青睞有加，一直未變。有所變化的僅是四庫體系下的四部各類屬名目及其歸屬。而且歷朝歷代的官方，為鞏固四庫及其體系，都在其中用力不少。到乾隆時期，學術文化發展到了需要進行全面總結之際，于是醞釀出中國封建時代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大型官修書籍活動—四庫修書。

深諳四庫之本的乾隆，加以自己欲勝古今帝王，成就大治的雄心，必然會在四庫及其體系用了一千多年后，在自己的理論認知，在“儒藏說”觀念再起、倡議輯佚《永樂大典》、自己下詔征集遺書等現實因素推動下，應和官、學二界之請，下詔對四庫及其體系做了一次前無古人的大總結，并率先以四庫合全書賜名自己敕纂的書籍，以帝王之尊揭示出四庫與全書的實質，欽定下《四庫全書》之名，為四庫學最重要的文獻《四庫全書》的問世確立了基調，即要以四庫盡括古今宇宙所有之書，整合知識及其思想于一體。由此，四庫及其體系發展到頂峰，進入全盛階段，清代“四庫熱”也因之而興。同時，也表明這個時期，有關四庫論作足以支撐起一門學問，但因為理論的不系統，所以只能是近源，肇始者自然是《四庫全書》之名的確立。一則因為四庫學首次出現，是以《四庫全書》之學的面目示人的，所以《四庫全書》是四庫學最重要的核心文獻，它的名字的出現就是四庫學的開端；一則乾隆對《四庫全書》的命名，以帝王之尊道出了四庫與全書的實質，全起來，與四庫一道肩負起知識傳播與思想教化的重任。由此，二者雖然都足以容括古今書籍，但二者的合一，是形式與內容的合一，更強調了體系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端膸烊珪芬嗉此膸祗w系下齊聚歷代典籍的叢書。這是對四庫最權威的注腳。書因有四庫而有體系，活了

歷史上以四庫命名的書目，最有名的兩次，一次是四庫之名產生不久的唐玄宗時期的《四庫書目》，它有開先河之功；而乾隆時期的四庫，則是歷經千年歲月之后，對四庫完美的收工。

四庫到《四庫全書》的過程，也就是書籍體系化，被全面整合賦予了思想內涵的過程。就是說，集能經國可不朽的文章之成的書籍，在統治階層一方，必然會關注它們為統治服務的一面，思考如何依靠它們來系統持續完善子民思想教化。而這正是四庫能完成的重任。當然，思想教化也有多種途徑，但學術學科體系基礎上的思想訓練是一生長期持續完善的思想訓練，有其他思想訓練達不到的功效。系于統治的長治久安，給予讀書人一套完整的學術學科體系基礎上的思想教化，也就成為四庫必然的使命，需要四庫來指明方向。

讀懂四庫的乾隆，也就集歷代四庫大成，把全書巧妙融入四庫中，成就《四庫全書》之名，使之與自己的政治理念融為一體，為自己的文治服務，并對此從文治方面進行闡釋。他要以四庫體系統攝他的時代的所有書籍，以全面總結古今與宇宙，裁定千秋是非，確立自己時代的價值標準，當然，他并非要完全推倒過往，四庫整合全書的抉擇，即表明他仍然要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價值標準基礎上，確立自己時代的價值標準。只不過這個標準加入了自己及其時代的理解，是以自己時代的表達方式來確立的，彰顯的是自己及其時代的話語權。他自己非常清楚，只有繼承基礎上的革新，才是有根基的，因此四庫合以全書，才是最佳的實現自己文治理想的途徑。所以，《四庫全書》及其共生品，必然代表乾隆時代的知識及其思想統系，并從知識與思想方面強化四庫及其體系。當然，它的“全”，不是不加擇別的求全。這就預示著書籍的命運。當然，對此，我們要辯證對待，不能以此去否認它應有的價值與地位。

二

自《四庫全書》問世，續補之作豐富。對《四庫全書》的續補，以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開端，到二十一世紀，一直都有人在做著對四庫的續補工作。

當然，續補《四庫全書》本身，雖然自有《四庫全書》之后，就是一項令人矚目的研究工作，但真正實現學人夙愿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從那時起，與《四庫全書》續補有關的禁毀、未收、存目等方面書籍紛紛問世。至于糾謬訂誤，系于欽定，從民國起，方顯成效。

而《四庫全書》的流播，自它修書及問世不久，就為日本、朝鮮、越南，以及歐洲知曉或購求。國內方面，則有中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間的流播路徑。中央到地方，是由皇家四閣到江南三閣《四庫全書》實現的。當南方三閣《四庫全書》完成，《四庫全書》就由中央走到了地方。到民國，公共圖書館接手了它的管理，它也就進入了大眾視野，見諸報刊或日記廣告，最終完成了從神壇到民間的轉身，以文物身份承載著記憶與形象，兼有象征意義，以及政治、文化與社會屬性。

在這個過程中，外侵或內亂使《四庫全書》僅存四部，其中的文瀾閣《四庫全書》，還是幾經修補，才基本上再成完帙的?？箲鹌陂g，存世的四部，又歷經艱險，才得以完整流傳至今。因此，可以說《四庫全書》及其續補流傳，其實就是中華學術文化變遷與家國命運史。其間，需要我們深思者如下：一是，當清末民初大變局下，當四庫不能容納所有知識，中西知識界經過一番碰撞后，中國知識界如何抉擇，致使固有知識及其價值體系斷裂，為西方學術學科體系及其價值體系代替。二是，此后到一九四九年前，四庫學及其研究所面臨的狀況。一九四九年后至今，為何沒有彌縫四庫退出之后，中國學術學科及其體系方面所形成的與傳統的斷層，建設與傳統一脈相續，契合中國當代文明精神的中國特色的學術學科體系。

至于《四庫全書》研究，二十世紀以前，系于《四庫全書》的欽定，學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對四庫的補續或條綱系目上，完整系統之作不多，研究成果較少。大都是對傳統學術的承續，且不脫有清一代學術主流的表現。這個階段只能是《四庫全書》研究興起之前的準備時期。民國時期，圍繞《四庫全書》的整理與保護，學術研究與普及傳播，同時開展。

學術研究方面，陳垣有導先之功，余嘉錫與胡玉縉以辨證光耀至今，而洪業以引得、楊家駱以辭典、任松如以知識問答，開《四庫全書》普及傳播之先河。與普及傳播相關的還有《四庫全書》的影印、提要的續修等，它們使政商學三界、貴胄士民等都卷入了其中。其時，出于記憶遺產整理與保護，或者借助記憶遺產實現政治目的，或者經濟利益者，也都一一登場，濃縮著時代，呈現出眾生相。

不過，有著舊學功底的民國時期四庫研究者，雖然成就上后人難以企及，但在學術思維上，并沒有跳出古典文化路數，缺乏理論提升，加以有關研究者，對四庫的研究，目的、動機、理念不一，又為各種因果所擾，所以這個時期的四庫研究，雖然領軍人物、核心著作、隊伍都齊備，但缺少成學的理論與生存土壤，也就只能是研究的初興。

此外，《四庫全書》因清代盛世修撰，傳承了中華文化，為清代中華正統身份在文化上的表現，代表著清代無限榮光的背景，遂成為有清一代的文化象征。所以，當清政府退出歷史舞臺后，自成書以來，經歷了滄桑變遷的它，就以既承載清代以前中華文化，也承載有清一代文化信息的身份，再次被加以關注與期許，賦予了新的象征意義，即在國家文物身份基礎上，被寄予了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價值，地位反而有增無減。這個時期，如何對待《四庫全書》，也就成為大家關注的話題。其間，官與民，出版人與文化界，以及中外之間，圍繞經濟、政治、學術等，出于各自考量、需要與利益，在《四庫全書》整理保護等方面，發生了不少紛爭。當然，出于政治及其他考量，在清朝最興盛時期修成的《四庫全書》也就勢必要被否定，因此《四庫全書》的不足被夸大并形成輿論，以致至今仍形象不佳。

三

從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中國內地經歷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四庫研究幾于停滯。中國臺灣地區也經歷了震蕩起伏，但值得一提的是，王云五續修成功了四庫提要。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內地與港臺地區都不約而同地重視傳統文化，“四庫學”成學的土壤終于形成了，四庫研究也進入多元繁榮時期。

一則有扎實豐富的實踐基礎，一則時代對《四庫全書》研究成學發出了呼喚。當時內地與港臺地區都出現了傳統文化的復興，傳統文化復興勢必帶動研究的興盛，研究的興盛需要與之匹配的目錄書籍，加以《四庫全書》的文化象征意義，以及臺灣地區有過王云五續修四庫提要的基礎，于是在臺灣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再次被各界重視，影印工作也被提上了日程，并完成了影印。

系于《四庫全書》的特殊身份，它的影印，既呼應了兩岸傳統文化復興，又系聯起兩岸，再次擔負起文化使者與傳承者的使命。如此一來，為與影印工作相呼應，對它的研究勢必需要從理論上提到一個新高度，而自《四庫全書》成書以來，對它的研究，即成學需要的領軍人物、核心著作、理論、隊伍，其實一直在準備著，至此成學土壤可以說成熟了。于是，與影印工作同步的《四庫全書》的“四庫學”被提出。

到了二十一世紀，又開始了一個對“四庫學”再思考的時代。這個時期，“四庫學”內涵與外延得以不斷拓展，在時代與學術的雙重需要下，回歸本原的條件成熟了，“四庫學”的四庫之學因之而出。

四庫學概念的如此變化，一則《四庫全書》并非容括所有四庫典籍，且當時提出這個概念，有特定需求，未能很好探究《四庫全書》之本，隨著新時代對傳統文化賦予的新使命，自然會引發因內容改變而來的形式變化，即要求作為形式的概念，能跟上新時代賦予四庫學的新使命所帶來的內容變化的步伐，實現華麗轉身；一則四庫學及其研究在以下方面有了變化，并且某些變化還是前所未有的。這些變化，一是研究方向與力度有所變化。對《四庫全書》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在著重文獻研究的同時，加大了思想文化研究的力度。二是有了新的增長點。一方面，隨著網絡的發展，以及《四庫全書》的數字化、四庫學公眾號的建設，有關四庫的網絡、數據庫建設等，日益為四庫學界關注，四庫學也就增入了網絡化、數字化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四庫學界加大了對學科建設的思考。自二0一五年以來有關四庫學論壇的持續召開、《四庫全書》申請世界記憶遺產名錄倡議與實踐、二級學會的創建、四庫學集刊的創辦，一定程度引發了四庫學熱，諸如四庫學研究范疇、對象、分支學科、知識與價值體系，以及四庫學課程進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基礎教育課堂等方面問題探討的四庫學學科建設，遂被四庫學界提上日程，并有所建設。

四庫學界目前所倡導并走向的知行合一，即整理研究與普及傳播并重，從前并未納入研究視域，如今代表性的普及傳播，如四庫文化持續進入中小學、圖書館、社區，新抄《四庫全書》等實踐活動，也成為研究對象，無疑為四庫學增添了新內容。以上這些，都為四庫學及其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長點。有諸如此類變化的四庫學，必然會帶來概念的變化。而概念既然有了變化，也就必然會帶來研究對象的變化。

當然，作為后起的四庫之學的四庫學，一是宣傳推介不夠；二是從了解到接受的過程，本就需要時間；三是四庫本身所表現出的形式與內容的獨特性，以及形式與內容二者之間的高融合度，使二者很難完全區分開來；四是雖然只有四庫學才是四庫實至名歸的本位學科，但它并不僅僅是四庫學的研究對象，與四庫學相關的學科，如當今的二級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四庫也是它的研究對象，如何區別開來，是個難題。當然，這也是四庫作為四庫學研究對象，沒有得到應有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切都加大了把四庫作為四庫學研究對象來研究的難度。

再者，最初的 《四庫全書》之學的四庫學概念，四庫學的本原四庫，是沒有被視作四庫學研究對象的。因此，四庫學的內容與形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實際上是處于對立的。這個對立需要形式自身做出改變，調整好自己，去適應新的內容。有這些前因，必然促使四庫學概念完成返璞歸真的任務，回歸本原。而新時代，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使命，這必然加速促使四庫學回歸自己的本原—四庫。而隨著概念這個形式與內容統一，四庫學也就回歸其本了。這樣一來，就既為四庫學增添了新成員，又使內容與形式從矛盾對立中走出來，得到了統一。這是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內容，內容與形式對立統一的結果。同時，也不負新時代。

由上可見，關于“四庫學”，雖然它的概念最初僅就《四庫全書》及其研究而言，且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提出，但它漫長的醞釀期，為它成學打下了堅實厚重的基礎，于今，則因學術與時代的雙重需要，概念得以提升。不過，四庫學成學的道路上，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即無論前、后四庫學，成學條件中的理論條件，雖然可以說都具備了，但卻未有明確全面系統的總結。這不足為奇，這是因為它的特殊發展歷程，以及內容與形式矛盾對立的結果。這會隨著一部或多部理論著作的問世而得到解決。

當然，雖然四庫學錯過了中國大多數學科出現學科概念的民國時期，遲滯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成學，數十年后才回歸本原，并倡導整理研究并重，普及傳播并行，知行合一，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形成并提煉出了自己的體系，即四庫學體系。這個體系是四庫及其相關問題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內部聯系組合而成的整體，是四庫系統組成的新系統。

因為書籍是知識的儲藏庫，我們對古代的了解，大體而言，除去少量沒有文字的器物遺跡、深藏地下的文物外，實際上基本全從書籍來，而四庫幾乎囊括各個時代所有書籍，四庫也就基本上容納了中國傳統時期的知識。這些知識被經史子集四部秩序系統化、條理化、規范化，凝聚著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念。就此而言，四庫學也就是中華傳統知識學，它所反映的中華民族傳統知識及其價值，也是它的核心內容，而四庫學體系也就是中華傳統知識學體系。它集知識、思想、實踐于一身，兼具包容性、嚴謹性、整體性、系統性、開放性。四庫學以這個體系及其所蘊涵著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特性，彰顯出中華文化的曲折歷程，反映出中華民族傳統知識及其價值取向，以及民族學術個性，可以助力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弘揚傳承中華優秀文化，保護其中的記憶遺產，也為《四庫全書》申請世界記憶名錄奠定了學術與理論基礎，并且還有不少空白等待發掘，因此它的前景是可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