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與企業國際化

朱延圣 何正全

【摘要】本文基于2011 ～ 2020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 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 內在作用機制及差異性。研究發現， 金融科技能顯著促進企業國際化， 不僅能增強企業國際化深度， 而且能拓寬企業國際化廣度。機制檢驗結果表明， 金融科技的發展有助于企業提升融資能力并獲取外部投資、 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升級、 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 最終提升企業國際化程度。進一步研究發現： 金融科技的發展能顯著增強國有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 民營企業國際化廣度； 金融科技的發展能顯著增強高勞資比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 低勞資比企業國際化廣度。

【關鍵詞】金融科技；企業國際化；融資約束；企業創新；數字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 F832；F125?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3）18-0028-8

一、 引言

在國內市場競爭愈發激烈的情況下，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推進， 國際擴張逐漸成為企業獲取新的市場資源和發展契機的明智之選。不同于發達國家企業， 新興經濟體企業在走向國際市場方面更具優勢。作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新興經濟體， 中國為本土企業融入國際市場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自“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 中國國際貿易與投資總量常年保持在較高水平， 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20年底， 中國企業貿易出口總額和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分別為18萬億元和1537億美元， 占全球的份額高達15%和20%， 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從體量上看， 中國企業占國際市場的份額遙遙領先， 但企業全球化真的位于領先水平嗎？中國企業聯合會、 企業家協會發布的“中國100大跨國公司”報告表明， 2020年中國100大跨國公司平均跨國指數為16%， 而同期世界100大跨國公司平均跨國指數為62%， 約為中國的4倍。雖然， 中國企業國際化水平總體上較低， 與發達國家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 亟須探究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有效動力。

現階段， 中國正處于高質量轉型的關鍵時期， 高水平與高質量已成為企業“走出去”的新要求。已有研究表明， 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收支存在非線性關系， 能通過降低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固定成本推動企業國際化行為（施炳展和齊俊妍，2011）。金融服務業發展提高了金融服務的效率與質量， 降低了金融服務的價格， 有效促進了企業國際化戰略的實施（侯欣裕等，2019）。近年來， 科技為金融市場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金融科技應運而生。金融科技是指， 通過運用大數據、 云計算及人工智能等前沿顛覆性技術手段推動金融創新， 以產生新的金融業務模式與場景， 進而與傳統金融疊加融合， 加快金融行業轉型升級， 改變現有金融業態， 重塑金融生態系統。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畢馬威的報告指出， 中國金融科技企業獲投金額高達46億美元， 占全球金融科技行業獲投總金額的36%， 走在世界前列。金融科技“技術化”特性拓展了傳統金融業的服務邊界， 為金融服務效率提升注入了新動能。因此， 基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視角探究金融科技如何釋放企業國際化發展潛力具有重要現實價值和啟發意義。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 第一， 以金融科技為切入點， 探討了前沿技術手段與金融相結合背景下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 既豐富了金融科技發展影響的相關研究， 也為政府從金融科技角度促進企業國際化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二， 對金融科技如何影響企業國際化進行了更為嚴謹的檢驗， 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替換變量測度等多種方法系統識別了金融科技發展對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的影響； 第三， 從融資激勵、 技術優化、 數字導向等三個角度深入剖析并驗證了金融科技影響企業國際化的作用渠道， 有助于全面理解金融科技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 進而更好地使金融科技服務于實體經濟， 推動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第四， 基于企業產權性質和勞資比的差異性， 在不同維度下討論了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的差異影響， 為正確認知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的促進效用提供借鑒意義。

二、 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綜述

與本文研究內容相關的研究文獻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文獻聚焦于企業國際化的影響因素。González和González-Galindo（2022）、 盛斌和王浩（2021）、 石麗靜和洪俊杰（2019）、 汪圣國等（2022）基于制度觀、 產業觀和資源觀視角識別了制度環境、 市場化程度、 金融發展、 知識產權保護及社會信任等宏觀環境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也有學者將目光聚焦于企業內部因素對國際化的影響， 如企業生產率（Buch等，2014）、 融資約束（Chaney，2016）、 技術創新（Bagheri等，2018）、 共同審計師（雷倩華等，2023）等微觀因素。除此之外， 左晶晶和唐躍軍（2014）發現股權集中或CEO持股會通過戰略與市場導向影響企業國際化， 且具有國際經驗的高管對企業國際化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鐘熙等，2018）， 但企業國際化擴張的速度取決于管理層的努力程度（宋淵洋和李元旭，2010）。

第二類文獻主要研究了金融科技對企業行為的影響。主要觀點如下： 首先， 金融科技會對企業投資的諸多方面產生影響。從企業投資資金視角來看， 融資困境一直是企業發展的阻礙。大部分研究認為金融科技能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 如債券融資和長期低成本的銀行貸款等（趙瑞瑞等，2021）， 能提高企業融資可獲得性（黃細嘉，2023）， 也有研究認為金融科技發展會顯著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王相寧和劉肖，2021）。從投資決策視角來看， 金融科技對市場融資環境起到了優化作用， 調節了企業金融化程度， 增強了企業對外投資的意愿（韓豐澤和戴金平，2022）。其次， 金融科技會影響企業的創新行為（羅云峰等，2022）。李春濤等（2020）基于企業融資與政府補助視角發現金融科技能有效降低融資成本， 增加研發投入， 進而提高了企業創新產出的數量。同時， 金融科技也能通過重構商業模式、 促進消費者需求， 提高企業創新績效（馮永琦和張浩琳，2021）。其中， 金融科技對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的創新更具驅動效果， 而處于衰退期的企業只會存在“創新泡沫”（王小燕等，2019）。再次， 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會產生影響。唐松等（2022）發現， 金融科技會倒逼金融體系轉型以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引導金融資源流入企業， 增強財務結構穩定性， 進而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最后， 金融科技能促進出口貿易。李曉慶等（2022）發現， 金融科技能通過增強金融信息流通拓寬長尾客群以實現差異化產品出口增長。進一步， 金融科技能通過優化銀企間的信息匹配效率促進產品出口質量升級轉型， 且對一般貿易企業出口擴張的促進效應更強（楊曉亮，2022）。

綜上， 學者們在分析企業國際化影響因素時， 更側重于關注企業自身以及外部環境等因素的影響， 鮮有文獻關注前沿技術手段與金融相結合背景下金融科技在企業國際化經營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同時， 現有幾篇相關文獻雖然探討了金融科技與企業國際化之間的關系， 但其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依舊存在些許不足。一方面， 在機制分析部分， 僅從融資約束和金融化視角出發， 忽視了工藝技術優化和國際市場機遇識別因素的影響； 另一方面， 在實證研究部分， 大多數研究采用了省級層面數據， 未體現城市層面的差異化影響， 具有一定的區域局限性， 且沒有從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兩方面來綜合考慮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的促進效應。因此， 本文基于2011 ～ 2020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 探究城市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及作用機制， 并兼顧對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的影響。

（二）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本文嘗試從融資激勵、 技術優化、 數字導向等視角剖析金融科技的發展對企業國際化的作用機制。其中： 融資激勵強調企業對國際市場固定進入成本的彌補效應； 技術優化強調企業利用新工藝、 新產品獲取參與國際市場的意愿和優勢； 數字導向強調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提升國際市場機遇識別和供應鏈建立能力。

1. 融資激勵效應。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先決條件是克服高昂的固定進入成本， 如海外市場信息收集成本、 市場開拓成本及固定資產投資成本等（Melitz，2003）。企業融資能力的增強將會提高企業應對財務風險的抗性， 使其能有效削弱國際市場中沉沒成本帶來的影響， 從而更易于企業進入國際市場， 提高企業國際化水平。然而， 融資約束是中國企業普遍面臨的困境， 對于國際化經營企業來說， 其自身對資金流動性的需求使得融資約束問題表現得更為嚴重。也就是說， 企業融資能力越強， 資金流動性就越強， 企業對國際市場沉沒成本的可承受度也就越高， 從而促進企業國際化。因此， 提高企業融資能力能夠有效促進企業進入國際市場， 進行向外擴張經營活動（孫靈燕和李榮林，2012）。

對于企業融資約束的緩解問題， 不論是股權融資還是債務融資， 都離不開現代金融發展的支撐。而金融科技作為金融發展的創新產物， 雖然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固定進入成本， 但是憑借其信息化手段可間接提升企業融資能力， 增加企業進行海外活動時所需的現金流。首先， 資金供需雙方間的信息不對稱是導致企業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陳彪等，2021）。高信息不對稱使金融市場生成高信息成本與交易成本， 進而約束了企業的融資行為。金融科技通過區塊鏈和大數據等前沿技術， 可以更高效地收集投資者和資金需求方的信息， 顯著緩解了雙方的信息不對稱， 降低了信息搜集成本和交易成本， 有效促進了投資者的投資行為， 實現了企業籌得現金的穩健增長（宋敏等，2021）。其次， 新興金融科技融資平臺（金融科技影子銀行等）的出現， 有效擴大了金融服務覆蓋面， 拓寬了企業融資渠道， 使得更多優質企業能夠打破金融市場的“玻璃門”， 獲得長期穩定的信貸資源。最后， 繁瑣復雜的信貸審批程序不僅增加了融資成本， 還遏制了企業的融資行為。金融科技的應用能夠加快抵押貸款申請的速度， 且審批速度的加快并沒有提高違約風險（Fuster等，2019）， 同時， 基于金融科技手段的審貸放貸程序減少了人員干預， 壓縮了信貸服務過程中的尋租空間（Huang等，2018）， 進而夯實了投融資雙方的信任基礎， 為企業提供了潛在融資來源?；谝陨戏治?，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 金融科技的發展有助于增強企業的融資能力， 增加企業籌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 進而有效提高企業的國際化程度。

2. 技術優化效應。特異的資源與能力是企業持久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 而企業資源異質性是國際化呈現差異的根源。技術作為企業稀缺的無形資源， 具有一定的獨有性與難復制性， 擁有該稀缺資源有益于企業獲得競爭優勢。一方面， 企業可以通過對技術的優化產生新工藝和新產品， 進而從水平上與質量上將企業與國內競爭對手區分開， 使得企業獲得更高的市場地位， 增強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的意愿和信心。同時， 技術水平強的企業也能通過技術共享與溢出來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知識水平和技術能力， 確保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優勢， 從而提升企業的國際化水平。另一方面， 在市場競爭中， 企業能通過技術優勢打造差異化產品， 形成新的產品差異壁壘， 增加企業的市場資本積累， 從而推進自身國際化進程（Kotabe等，2002）。

事實上， 金融科技的發展能指引生產要素跨行業融合， 提高生產要素流通性， 強化各地區與行業間的互動， 助力企業技術升級。首先， 以銀行為主的傳統金融機構在對企業進行信貸評估時更傾向于對“硬資產”的評估， 忽視了企業所擁有的無形“軟資產”， 導致部分極具發展潛力的企業難以維系技術上的升級。金融科技能通過建模技術和疊加算法將數據庫與現實情景相融合， 進而挖掘出創新潛力巨大的企業， 靶向性地為其“輸血供養”， 強化企業的知識儲備與技術積累， 激發出企業的創新活力（劉長庚等，2022）。其次， 金融科技促進了技術與數據要素市場的發育， 帶動了相關產品的升級與迭代， 激發了技術交易市場與數據開發市場的活動， 為市場交易提供了更高效且安全的服務與平臺， 促進了技術的有效對接， 助力先進技術的應用與推行， 產生了技術溢出效應（侯層和李北偉，2020）?；谝陨戏治?，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 金融科技的發展可以助力企業進行技術升級與改進， 進而有效提高企業的國際化程度。

3. 數字導向效應。隨著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 數字化轉型已然成為企業贏得市場競爭力的新突破口。企業數字化轉型不僅可以大幅提升企業識別國際市場中機遇與風險的能力， 還能夠有效降低國際市場壁壘， 賦能企業開展高質量國際化活動。一方面， 從組織學習視角來看， 企業可以通過跨境數字平臺與海外客戶進行深入交流， 建立起海外消費者偏好數據庫， 高效地積累海外市場知識與運營經驗（Shaheer和Li，2020）， 從而為企業識別國際市場機會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 從交易成本視角來看， 企業能通過數字基礎設施（如物聯網）與海外投資者、 供應商建立供應鏈， 有效地降低了商業流程中的各項成本， 擴大了國際市場的邊界（Elia等，2021）。

金融科技借助底層技術優勢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優越的“孵化”情景。首先， 金融科技的發展為企業提供了一系列的高質量數據處理工具， 助力企業深度挖掘信息并進行分析， 優化匹配現有資源與數字化開發潛在風險， 為企業提供最合理的數字化決策， 提升企業的數字化水平。其次， 基于波特鉆石理論模型， 相融相促的營商環境是企業自主革新以獲取可持續競爭力的重要基石。金融科技通過信息技術擴展性和交融性有效改善了企業的營商環境（張蕊和余進韜，2021）， 從而弱化了外部因素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干擾， 促進了企業數字化進度?；谝陨戏治?，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 金融科技的發展可以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程， 從而有效提高企業的國際化程度。

綜上所述， 金融科技的發展能夠正向影響企業的國際化程度， 具有“國際化促進效應”。

三、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1 ～ 2020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上市公司的基本特征及財務數據均來自CSMAR、 CNRDS數據庫以及各公司年度財務報表。此外， 為了保證實證檢驗的有效性， 本文對研究樣本進行了如下處理： ①剔除ST類和PT類樣本企業； ②由于金融行業會計準則和財務報表具有特殊性， 因此僅保留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樣本； ③剔除主要變量缺失以及連續性不足三年的樣本； ④為避免極端值影響回歸方程的真實性， 本文進一步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最終， 獲得2519家上市公司的16437個非平衡面板數據。

（二）模型設計

為了識別城市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 本文構建如下模型：

DOIi，t=β0+β1Fintechc，t+∑Controlsi，c，t+∑Ind+∑Year+ε （1）

其中： 下標i、 c、 t分別代表企業、 城市以及年份；DOI為因變量企業國際化程度， 分別用企業國際化深度（FSTS）和企業國際化廣度（NOC）來衡量； Fintech為核心自變量城市金融科技， 反映金融科技發展水平； Controls為一系列控制變量； Ind為行業固定效應； Year為年份固定效應； ε為隨機擾動項。進一步地， 為了緩解客觀存在的序列相關性， 模型回歸時均在企業層面進行了聚類處理。

（三）指標選取與變量設定

1. 被解釋變量： 企業國際化程度（DOI）。依據已有文獻的研究（Symeonidou等，2017；董靜等，2017）， 本文將企業國際化程度的測度細分為企業國際化深度（FSTS）與企業國際化廣度（NOC）。其中： 企業國際化深度的測度方式主要包括海外銷售額與總銷售額的比值、 海外子公司數與總子公司數的比值、 海外資產與總資產的比值、 海外員工數與總員工數的比值； 企業國際化廣度的測度方式主要包括海外子公司數量、 海外子公司分布的國家數量。鑒于數據的可得性與研究的需要， 本文采用海外銷售額與總銷售額的比值來衡量企業國際化深度（FSTS）， 采用海外子公司分布的國家數量來衡量企業國際化廣度（NOC）， 并將海外子公司數與總子公司數的比值和海外子公司數量作為兩者的替代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 以輔助驗證。

2. 解釋變量： 城市金融科技（Fintech）。目前學界主要使用三類方法衡量城市金融科技的發展水平： 第一類， 依據金融科技相關規劃、 新聞與會議報告提取出與金融科技相關的關鍵詞， 再通過網絡爬蟲程序抓取百度新聞中關鍵詞出現的頻率， 并將同一地級市的搜索量匯總取自然對數， 以此來衡量地區層面金融科技發展水平（李春濤等，2020）。第二類， 通過“天眼查”網站搜索金融科技相關關鍵詞， 獲取相關公司的工商注冊信息， 以此統計地級市金融科技企業數量并對其取自然對數， 測度地區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宋敏等，2021）。第三類， 基于結構化數據統計測度的金融科技指標， 如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盛天翔和范從來，2020）?？紤]到數據的可得性， 本文采用第一類方法衡量城市金融科技（Fintech）， 并將數字金融指數作為穩健性檢驗的替換變量。

3. 控制變量。為了緩解遺漏變量所導致的偏誤問題， 結合相關研究， 本文控制了以下三類變量： 第一類變量代表了企業特征及財務狀況， 包括企業規模（Size）、 企業年齡（Age）、 資產負債率（Lev）、 企業績效（Roa）、 固定資產占比（Fa）、 銷售凈利率（Gpr）， 分別采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 企業成立年限加1的自然對數、 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 凈利潤與總資產之比、 固定資產與總資產之比、 凈利潤與營業收入之比衡量； 第二類變量反映了企業高管與治理情況， 包括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 獨立董事占比（Inddep）和有海外背景高管占比（Oversea）， 分別采用企業第一大股東持股數與總股數之比、 獨立董事人數與董事會總人數之比、 有海外背景高管人數與高管總人數之比衡量； 第三類變量體現了城市層面的環境特征， 包括城市產值增速（Ggdp）和第二產業占比（Second）， 分別采用GDP增長量與GDP之比、 第二產業產值與GDP之比衡量。此外， 還控制了年份（Year）固定效應和行業（Ind）固定效應。

（四）描述性統計

表1呈現了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FSTS和NOC的平均值分別為0.110和1.316， 表明樣本企業歷年的海外銷售收入占總銷售額收入的平均數為11%、 海外子公司分布國家數量平均為1.316個。從數值中可以發現， 多數樣本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常年保持在較低水平， 說明我國企業國際化質量亟需進一步加強。同時， FSTS和NOC的變異系數（標準差/均值）分別為1.827和1.906， 表明各企業國際化程度波動較大， 國際化戰略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此外， Fintech的均值遠高于最小值， 從整體來看我國金融科技的發展水平較高， 但較大的極差反映出各城市金融科技的發展狀態仍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

圖1為各城市金融科技與企業國際化程度之間的散點圖。從散點圖中可以直觀地發現， 金融科技與企業國際化深度和廣度之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正相關趨勢， 即高金融科技發展水平映射出了高比例的企業國際化程度。不過， 散點圖只能反映出金融科技與企業國際化之間的數值特征， 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還有待嚴謹的實證檢驗與分析。

四、 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金融科技與企業國際化

金融科技與企業國際化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 列（1） ～ （3）的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國際化深度（FSTS）， 列（2） ～ （3）在列（1）的基礎上依次將控制變量、 年份和行業固定效應納入回歸中； 列（4） ～ （6）的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國際化廣度（NOC）， 列（5） ～ （6）是在列（4）的基礎上依次將控制變量、 年份和行業固定效應納入回歸中。結果顯示， 無論模型中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和固定效應， 城市金融科技的發展對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的提升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說明金融科技發展越好的城市不僅能促進企業增加海外銷售收入占比， 還能提高企業海外子公司所覆蓋的國家數量， 助力企業實現多國擴張?？赡艿脑蚴?， 金融科技的發展彌補了傳統金融市場的局限性， 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 助力企業邁向國際市場參與市場經營， 提升了企業國際化水平。綜上可知， 城市金融科技的發展水平越高， 該城市企業的國際化深度和廣度也越大。

（二）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

1. 穩健性檢驗。為驗證上述結果的穩健性， 本文采用以下兩種檢驗方式： 一是替換被解釋變量。參考董靜等（2017）的研究， 以海外子公司數占總子公司數的比值（OSTS）和海外子公司數量（NOS）作為企業國際化深度和廣度的替代變量， Fintech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 說明結果較為穩健。二是替換解釋變量。參考盛天翔和范從來（2020）的研究， 以數字普惠金融指數（Index）作為金融科技的替代變量。Index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 再次驗證了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2. 內生性處理。本文采用如下兩種方法檢驗金融科技與企業國際化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 第一， 解釋變量滯后一期（L_Fintech）。結果顯示， L_Fintech的回歸系數均為正， 表明模型效應估計并未產生因果內生性問題。第二， 參考黃群慧等（2019）的研究， 選取1992年城市郵電數據作為金融科技指數的工具變量。由于該工具變量為截面數據， 不能直接用于面板數據回歸分析。借鑒Nunn和Qian（2014）的處理方法， 本文構建了各城市1992年每萬人固定電話數量與上一年各城市每萬人互聯網寬帶接入戶數（與時間相關）的交乘項作為工具變量（IV）。結果顯示： 工具變量（IV）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 即IV符合弱工具變量檢驗； 城市金融科技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 即城市金融科技的發展水平越高， 越能促進該城市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的提升。這與前文結果一致。

限于篇幅， 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處理的結果均未列出。

五、 進一步分析

（一）機制檢驗

前文主要探討了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 接下來將進一步識別金融科技影響企業國際化的微觀機制。為此， 本文參考Chen等（2020）、 余泳澤等（2020）的研究方法檢驗該作用機制。

1. 融資激勵效應檢驗。H1表明， 金融科技能夠憑借其信息化手段間接增強企業的融資能力， 增加企業在籌資活動中所產生的現金流， 緩解海外擴張所面臨的高固定成本， 進而提升企業國際化水平?；诖?， 參考已有文獻， 本文選取融資約束指數（SA）和籌資現金流（Fundraising）檢驗金融科技的融資激勵效應。其中， SA參考宋敏等（2021）的研究進行測度， 其數值越大， 說明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越高； Fundraising以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股權融資、 債權融資）與企業總資產之比衡量（吳淑娥等，2016）。融資激勵效應實證結果見表3列（1）和（2）。列（1）的回歸結果顯示， 金融科技對企業融資約束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 意味著城市金融科技的發展有效緩解了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 列（2）的回歸結果說明， 金融科技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正向影響企業的籌資現金流， 驗證了城市金融科技的發展可以幫助企業籌集到更多的資金。至此， H1得以證實。

2. 技術優化效應檢驗。促進企業技術優化是金融科技影響企業國際化的重要渠道。為了驗證H2， 本文參考王玉澤等（2019）的研究， 從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兩個方面進行檢驗， 分別以研發投入（R&D）和專利申請數（Patent）代表創新投入與創新產出， 回歸結果見表3列（3）和（4）。列（3）的回歸結果顯示， 金融科技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正向影響企業研發投入， 說明金融科技的發展有效提高了企業對于研發的重視程度， 增加了研發投入。列（4）的回歸結果顯示， 金融科技對企業專利申請數量的提升作用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 這意味著金融科技不僅可以顯著提升企業的創新投入與創新產出， 還有可能加強企業間的創新合作行為。H2得到驗證。

3. 數字導向效應檢驗。依據H3， 金融科技借助底層技術優勢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優越的“孵化”情景， 從而加快了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 高效識別國際市場中的機遇， 賦能企業開展高質量國際化活動。因此， 本文參考袁淳等（2021）的研究方法， 對公司年報“管理層討論與分析（MD&A）”部分進行文本分析， 抓取數字化相關詞匯出現的頻率， 最后以頻率與MD&A語段長度之比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的衡量指標。進一步地， 本文亦采用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詞匯出現頻率的自然對數衡量企業數字化程度（LnDigital）， 進行穩健性檢驗。數字導向效應檢驗結果見表3列（5）和（6）。結果顯示， 金融科技均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這意味著城市金融科技發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提高企業對國際市場機遇的識別能力， 降低市場進入壁壘， 進而促進企業高質量國際化。H3得以驗證。

（二）異質性分析

1. 基于產權性質的分組檢驗。所有制是企業重要特征之一， 它對企業的戰略選擇與行為均具有一定的影響?；诖?， 本文根據企業實際控股人屬性將樣本劃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個組別， 分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顯示， 城市金融科技發展對國有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的影響分別在10%和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 而城市金融科技發展僅對民營企業的國際化廣度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 這意味著金融科技并未提升民營企業海外銷售收入占比?？赡艿脑蛴校?一方面， 作為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市場主體， 國有企業在進行對外擴張時更容易獲得政策支持與戰略資源， 并通常處于壟斷地位， 同時， 中國與東道國的外交聯系往往會為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保駕護航， 因此更容易發揮出金融科技對國有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 組織聲譽是企業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而國有企業以國家信用為背景， 擁有較好的公信力和企業形象（高燕梅，2022）， 是海外商人和消費者的首選合作對象， 這極大地擠出了金融科技對民營企業海外銷售的促進作用， 導致大部分小規模民營企業很難提高其國際化“質量”。

2. 基于勞資比的分組檢驗。由于不同企業的要素特征存在差異， 其對金融資源的依賴性也不盡相同， 這種要素差異的存在可能會影響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的促進效應?；诖?， 本文參考李建強和趙西亮（2021）的研究， 使用固定資產與員工人數之比的自然對數作為勞資比（Cl）的衡量指標， Cl越大， 表明企業勞資比越高。依據整體樣本的平均Cl， 本文將研究樣本分為低勞資比樣本和高勞資比樣本， 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結果顯示， 金融科技對高勞資比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和低勞資比企業國際化廣度均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 但對低勞資比企業國際化深度的影響不顯著?？赡艿脑蛴校?高勞資比企業在發展中依賴創新型技術與機械設備等固定資產的更新換代， 金融科技的發展彌補了該類企業在設備更新和技術創新資金方面的短缺， 進而推動企業生產工藝的改進和生產率的提升， 產生了國際化促進效應。然而， 低勞資比企業資本價值較低， 單位勞動占用的資金價值較小， 企業發展依賴于員工勞動價值， 更愿將工廠遷至人力成本較低的區域， 而不是將資金投入機器設備或生產工藝中， 即低勞資比企業可能會將信貸資源用作將工廠搬遷至東南亞國家的費用， 以降低人力成本。因此， 金融科技并未促進低勞資比企業國際化深度。

六、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隨著中國金融基礎設施的發展與完善， 金融科技的應用場景將更為廣闊， 金融服務的效率和深度不斷加強， 引導企業高質量國際化， 從而逐漸改變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現狀與格局。本文通過整理2011 ～ 2020年我國深滬A股上市公司的微觀數據， 實證檢驗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 并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與工具變量檢驗， 結果驗證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研究發現： 第一， 金融科技顯著促進了企業國際化， 不僅能增強企業國際化深度， 還能拓寬企業國際化廣度。第二， 金融科技的發展有助于企業提升融資能力并獲取外部投資、 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升級、 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最終提升企業國際化水平。第三， 金融科技的發展顯著增強了國有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 民營企業國際化廣度， 也增強了高勞資比企業國際化深度與廣度、 低勞資比企業國際化廣度。

（二）政策建議

依據上述結論， 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 給予金融科技產業政策支持和試錯空間， 以金融手段助力企業高水平“走出去”。一方面， 持續推進金融科技重點技術建設， 培養金融科技復合型后備人才， 不斷拓展金融科技的應用場景， 完善配套產業發展， 為金融科技反哺企業國際化活動夯實基礎。另一方面， 建立健全新時代信貸供給體系， 推動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促進金融和科技的深度融合， 提升金融服務質量與效率， 賦能企業國際化； 同時， 助力金融科技的可持續發展， 促進金融科技與傳統金融優勢互動， 完善多元化金融市場體系， 打破金融市場“玻璃門”， 為企業國際化塑造優良的金融生態市場。

2. 以金融科技發展為契機， 引導企業以國際市場為導向， 實現高質量轉型升級。一方面， 金融機構需充分發揮數字技術的能動性， 為各類企業搭建畫像， 重點關注創新潛力強的輕資產企業及生產狀況良好、 資金需求旺盛的實體企業， 為其提供個性化金融服務和產品支持， 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并夯實數字化轉型基礎。另一方面， 企業應重視金融科技的發展， 充分利用國家規劃發展金融科技的快車通道， 不斷完善自身的發展規范， 提升信息的真實性和獲取性， 減少信息獲取中的障礙， 賦能金融科技信息搜集能力， 讓信貸資源能夠更為直接地服務于實體經濟。

3. 根據企業差異性分類施策， 全面發揮金融科技對企業國際化的積極作用。就產權性質而言， 政府應加大對民營企業的關注度， 強化金融科技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 增強企業的財務穩定性， 培養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 促使民營企業深耕國際市場、 提升國際化深度。國有企業應繼續依托政策支持以發揮金融市場的支撐作用， 形成技術和人才集聚與培養優勢， 放大金融科技的國際化促進效用。就企業要素特征而言， 低勞資比企業需降低對勞動資源的過度依賴與投入， 將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用于設備升級和研發活動， 促進“兩化”融合， 實現企業轉型升級， 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 奠定企業搶占國際市場份額的基礎與潛力。同時， 政府也亟需從宏觀上開展企業轉型試點示范項目， 加大金融科技對勞動密集型企業轉型的信貸投放， 支持勞動密集型企業進行技術和資本投資， 期望相關企業實現高水平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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