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敘事與形象建構：《延禧攻略》的跨文化傳播之路

□葉彬/文

隨著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不同文化的碰撞、沖擊與融合現象漸趨頻繁，跨文化傳播實踐及其經驗總結的重要性也愈來愈凸顯。本文通過對我國跨文化影視傳播代表性作品《延禧攻略》的敘事分析，探究如何在建構主義的視角下，借助文化因素構建情感場域，進而在場域內消弭不同文化的碰撞與誤解，助力我國良好國家形象的塑造、全球傳播生態的改善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當下，全球局勢復雜多變，信息傳播技術革新不斷加速，全球傳播生態與格局進入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與此同時，高頻率、群體化的情感傳播正以愈來愈強的話語價值，在建構內外關系、促進文化認同等多個層面發揮作用。在我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背景下，通過借助情感與文化因素，優化我國的跨文化傳播策略，助力我國良好國家形象的塑造顯得愈加重要。

2018年7月在愛奇藝平臺播出的古裝宮廷劇《延禧攻略》，不僅在國內獲得了極高的點擊量和討論度，更在海外引發觀看熱潮，成為我國對外影視傳播、跨文化傳播的代表性作品[2]。因此，有必要對《延禧攻略》的創作邏輯和傳播策略進行分析和梳理，汲取其成功經驗。

1 理論基礎：情感場域與建構主義

1.1 情感場域

近年來，媒介技術對社會運轉的嵌入程度愈來愈高，人類的情緒感知與情感體驗被新的傳播網絡不斷放大，成為推動傳播的重要力量。沿著互聯網的傳播路徑，情緒、情感貫穿于私域和公域的方方面面，時聚時散，時消時長，并以話語或行為的方式與整個社會發生著深刻關聯[3]。因此，在跨文化傳播實踐中，當作為一種“浮動的符號”的本土文化脫離原語境，進入異文化土壤中時，情感的助推作用也不可被傳者忽視。一方面，情感在媒介說服和信息傳播中扮演的角色值得學界再思考[4]，另一方面，情感與共情對于建構社區關系與文化認同的話語價值值得進一步研究[5]。

情感作為一種人類生理活動，與基于意識和認知的理性思考不同，是身體在受到外部刺激時直接產生的反應。作為一種先于語言和文化產生的存在，情感具有天然的共通性，能夠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架起溝通的橋梁。從關注情感的社會性與文化建構性出發，構建以共情通感為基礎的情感場域，將有助于整合傳受雙方的文化觀念、獲取更多的文化價值共識，從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1.2 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自國際關系領域發端、隨后蔓延到傳播學等多個領域的新思潮。建構主義的關鍵理念為“觀念建構身份，身份決定利益[6]”，即國家利益由國家的身份決定的，這種身份并非為客觀先決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主客體雙方的互動關系之中，是在國家間互動的實踐中建構出來的動態表征。

在對國家身份，或者說是國家形象產生影響的眾多維度中，文化和觀念的表現最為突出。換言之，文化的建構影響著利益與認同[7]。因此，加強文化傳播能力建設，優化跨文化傳播策略，不斷推出更大數量、更高水平的、更能收獲國際認同的文化產品，是加強我國對外傳播能力、提高我國國家形象的重要途徑。

2 案例分析：敘事分析與文化追因

作為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的表達方式，影視語言在呈現和傳達價值觀、消弭文化偏見、構建國家和民族形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2.1 以情感制勝的敘事方式

在新媒體的邏輯下，情感傳播的生命力愈來愈鮮活，在建構自我認同、群體認同、社會秩序、文化儀式等層面發揮著重要作用[8]。雖然情感的劃分方式在學界眾說紛紜，但仍存在一種普遍的認識，將情感劃分為基本情感和次生情感?！堆屿ヂ浴吠ㄟ^激發起受眾的共情，為傳受雙方營造出一個共通的情感場域，并通過兩種情感各自的氛圍營造提高文化吸引力。

2.1.1 反套路敘事，激活人類共通情感

通常認為，基本情感包括快樂、憤怒、厭惡和悲傷等，又被稱為原始情感，具有較強的文化共通性?！堆屿ヂ浴吠ㄟ^著眼于通俗化的體驗，以頗具中國傳統特色的宮廷文化外殼，結合以公平、正義為代表的人類共同價值的內核進行敘事，從而大幅度地減少異國受眾對本國文化符號的誤讀，避免語言障礙，降低抗性解讀，引發受眾在基本層次上的共情。

這種方式具體表現為反套路和大快人心的敘事風格。例如傳統的復仇劇多為前半段憋屈、后半段解氣的架構，鋪墊較長，但《延禧攻略》一反套路，以打怪升級、一路開掛的劇情特色滿足了受眾的觀看欲望，交替激發了受眾憤怒、快樂的雙重原始情感，最大程度強化麥奎爾提出的心緒轉換效用，為受眾提供情緒價值。另一方面，此作品也呈現了生動的溫情故事線——魏瓔珞被皇后等人逐漸打動、放下仇恨，卻又目睹友人們的悲劇，這些戲劇變化能激發受眾的悲傷與不忍情緒。本劇通過激活受眾的人類共通情感，構建了后續激活共同文化因子的基礎和平臺，為情感場域的構建打造了基本的框架。

2.1.2 文化價值喚醒次生情感

盡管人類的基本情感是共通的，但大多數情感體驗出現在社會事件、社會情境和社會關系中，并涉及社會溝通；在基本情感以外，還存在著從人類的后天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作為情感知識而存在的次生情感[9]。由于人們所處的背景、社群和階層不同，這些情感知識也具有相當程度上的互異性。在這種情況下，須借用文化因子，以激活基本情感為助力，喚醒具有文化規范和社會結構特征的次生情感。

就《延禧攻略》而言，其在海外的傳播主體與傳播結構呈現出以“中—美—韓”用戶為主導、以亞洲主要和接壤國家為輻射的格局，并對歐洲和美洲用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10]。因此，本劇對于次生情感的喚醒過程，一方面表現為以亞籍、亞裔民眾的高度相似的文化傳統為基礎，通過紫禁城內的生活風貌，包括刺繡、緙絲、絨花等非遺物什和人物衣冠和配件等晚清民族風格的元素，讓受眾感受到具有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氣息的宮廷氛圍。這些細節和情節，促使亞籍、亞裔和亞洲接壤等國的受眾從“文化自信”中產生自豪感，繼而喚起強烈的次生情感共鳴；另一方面，女主角魏瓔珞同時具有聰慧果決和心存善良的特質，處事時明辨是非、勿枉勿縱，受到欺負時亦依靠自己的謀略還擊，讓包括西方文化背景在內的受眾也能獲得高漲的情感體驗。

2.2 以文化筑基的認同維度

若要構建情感場域，僅僅關注情感自身是不夠的，更需要關注情感產生的動態過程，即情感意義建構的場景和情境。換言之，就是要從社會、歷史和文化維度對其構建要素進行整合性的文化追因分析。

2.2.1 準社會交往——追因的邏輯

20世紀80年代，“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際）”被引入中國學界，隨著不同學科對其進行各異的本土馴化，以“跨文化傳播”和“跨文化交際”為首的兩大研究領域亦漸漸形成[11]。由于國內學界通常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中較少談到愛德華·霍爾、霍夫斯泰德和克拉克洪等學者，此處先對本次文化追因的邏輯進行闡釋。

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際）”被外語研究者馴化后，我們如今熟知的“跨文化交際”研究領域也隨之形成了。由于在外語教學中，語言運用的場景往往是面對面的人際交流，而跨文化交際方面的培訓能夠提高外事人員和外語學員的實用技能，故屬于微觀層面。相比之下，跨文化傳播在中國出現后，居延安、劉燕南等學者更多地對其宏觀層面的現象進行著眼和關注，將其與大眾傳播聯系甚密。隨著媒介社會化的逐漸加深，一種新的現象——準社會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的產生，讓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被更緊密地結合起來。準社會交往是指以電視觀眾為代表的受眾，往往會對其喜愛的電視人物或角色產生某種依戀，發展出一種想象的人際關系。由此，注重于人際交往的跨文化交際學和注重于大眾傳播的跨文化傳播學便由此交匯了。

2.2.2 共文化筑基——追因的結果

若要對情感喚醒的共性文化基底進行探究，可以借助跨文化交際領域中研究常用的文化維度理論和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構架?！堆屿ヂ浴分姓故镜闹袊鴤鹘y文化，在權力距離、個人和集體主義等維度中，突出地彰顯了其與熱播國韓國、越南等國受眾以及亞籍亞裔受眾文化的共通性。

就權力距離來說，片中的劇情基本上展開于階級、尊卑分明的的紫禁城之中。這樣一個充斥著規則和秩序的巨甕，正是東亞社會高權力距離的體現。韓國、越南等地的受眾在這種對于封建主義的批判中能產生較高的共鳴。此外，魏瓔珞出于友情仗義幫助富察皇后，和宮女明玉從相看兩生厭到建立深厚的友情，也彰顯了集體主義傾向的特征。另外，首尾的劇情也與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構架中的時間取向相互驗證。魏瓔珞在開場時為姐姐復仇而入宮的初衷驅使著她不斷向前、堅持走下去，這種對于過往經歷的銘記和懷念正體現出了我國的過去時間取向觀。這種文化共通性讓故事情節既富有戲劇性，又兼具了真實性，讓韓國、越南等國的受眾如臨其境，陷入情感流動的場域之中。

3 經驗汲?。簜鞑バЧc形象互構

3.1 建構主義強化傳播意義

在建構主義的視角下，主體的身份、利益和行動是在與他者的互動過程中得以建構并產生意義的，因此，國家形象存在于本國和他國的動態關系中。在這種邏輯下，社會關系、價值規范、互動過程和觀念的力量都被視為緩和國際關系、消弭誤會和塑造國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換言之，就是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或國家共有的觀念，以一種無形力量的形態在改善中國的國家形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發揮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有必要得到充分重視。

在這種形象互構和文化先行的觀念下，許多國家進行的實踐都取得了較大成效，如韓國的“文化立國”戰略在近年來取得了實踐成果，日本的動漫文化對其國家形象的塑造也發揮了作用。韓國海外文化宣傳院發布的《2019年度大韓民國國家形象調查結果》顯示，76.7%的外國人對韓國國家形象持肯定態度；其中，對韓國正面形象產生影響的因素是流行音樂、電影、文學等大眾文化[12]。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將隱性文化理念植入進動漫的創作與傳播之中，取得了顯著的傳播效果[13]。相比之下，目前我國的對外傳播能力仍未能與不斷增長的綜合國力相匹配；我國的跨文化傳播實踐帶有相對明顯的“以我為主”色彩[14]。這啟示我們，要避免“宣傳”和“獨白”式的故事講述，以客觀、有力的跨文化傳播實踐，在持續而有機的互動中，努力塑造出相對真實、完整的國家形象。

3.2 情感場域助長傳播效果

若要通過跨文化傳播與其他地域、社群和國家進行持續而有機的形象互構活動，傳播觀念和傳播策略的雙管齊下是不可少的。在傳播觀念方面，我國以往的跨文化傳播內容通常以展示國家實力為主，敘事風格偏嚴肅，容易遭到他國受眾的排斥；在傳播策略方面，我國過去常常依賴于長城、功夫、孔子等經典符號，少有創新，不僅加強了他國受眾對我國文化的刻板印象，而且對傳播效果有較大的限制[15]。因此，要警惕我國在內容和產品創作中對經典傳統文化符號的依賴，轉而挖掘我國更多、更深厚的傳統文化觀念和元素。

從前文的案例分析來看，要注意強調“說理”的同時注重“陳情”，把我國傳統和現代的優秀價值觀落到個人身上，將灌輸式的單向傳播轉化為更具有說服性的故事性敘述?？赏ㄟ^關注情感的社會性與文化建構性，構建刺激共情共感的場域，喚醒不同民族受眾的“共同情感”，從而建立起雙向的、側重與他國受眾溝通和互動的傳播模式。

所謂情感場域，可理解為在這個文化筑基的情感場域之內，政治、軍事和經濟等因素能夠被短暫地排除在外，只為受眾留下兩種共鳴——生理性的基本情感共鳴和文化性的次生情感共鳴。生理性的情感共鳴已演變為人的反應模式的首要基本情緒，如憤怒、喜悅、幸福和悲傷等，以及與人際關系和文化意義有關的次要情緒甚至第三級情緒，如愛、野心、樂觀、驕傲和內疚等[16]，在這種傳播情景潛移默化地對“編碼”和“解碼”的過程產生影響，從而助長跨文化傳播效果。

4 結語

在建構主義的視角下，文化與觀念因素更需要得到關注與重視。通過加強我國跨文化傳播實踐能力，實現更有力、有效的跨文化傳播，消弭他國政府和民眾的偏見，從而將我國具有思想活力和現實解釋力的價值觀傳達出去，在當今時代有了更重大意義。作為傳播者，把握好與受者文化共性，在進行內容產品創作時注意情感場域的構建，以同理心和認同感強化傳播效果，不僅是為了讓世界更加立體客觀地認識中國，建構我國良好的國家形象，更是為了在改變微觀的受眾認知過程中，為全球傳播生態的改善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助力?！?/p>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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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enHouten,W.D.Basic Emotion Theory,Social Constructionism,and the Universal Ethogram[J].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2021,60(4):6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