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黨性”？
——以黨的重要文獻為中心的分析（1938—1949）

朱國偉

（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一、前言：如何追溯文獻

注重加強黨性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優良傳統?！包h性”作為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基本理論范疇，也是中共黨史黨建學學術體系構建的核心概念基礎?！包h性”一詞已成為黨的日常話語構成。無疑，作為具有階級自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黨的黨性的階級性本質是明確的。學界也一般以劉少奇在1939 年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和1941 年的《人的階級性》一文的觀點作為基本依據，主要將“黨性”理解為“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1］225。但概念話語是與歷史實踐交織在一起并隨之發展的，黨的黨性要求隨著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任務而變化。因而，如要深化黨性理論研究，廓清“黨性”概念的理論邊界，明確其內涵和外延基本構成，就需要我們以“黨性”概念為中心進入歷史情境中分析。而“黨的文獻，不僅記錄了黨的奮斗歷史，也承載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精神”［2］。黨的文獻使我們得以進入黨的歷史，了解黨在領導偉大社會革命的歷史實踐中對理論問題認知的發展歷程。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黨自覺加強黨性建設，黨性理論逐漸成熟的階段。因而，本研究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編寫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以下簡稱《選編》）為基礎，以“黨性”一詞在黨的重要文獻中出現為起點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為界，主要涉及《選編》第15 至第25 冊。以期通過梳理和呈現黨對“黨性”界定的歷史脈絡，做理論上的分析、總結、抽煉，廓清黨性概念內涵與外延的全貌。

當然，并不是文獻中沒有使用“黨性”二字就與“黨性”無關。但為了防止過度解釋導致的概念不明，本文著重分析黨的重要文獻中“黨性”概念的解釋性話語，考察“黨性”話語語境所蘊含的含義。分析過程沿著黨性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兩個軸線展開。在內涵方面，主要分析黨性概念界定的基礎或核心是什么。由于目前學術界對“黨性”概念的理解一般將劉少奇對“黨性”的界定作為基本依據，即以“階級性”或“無產階級特性”作為概念界定的基礎。因而，“階級性”就成為考察概念內涵界定源流的研究準線。在外延方面，主要分析“黨性”一詞在應用中所涉及的話語維度。由于這一時期黨的黨性建設的指導性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以下簡稱《黨性決定》）從政治、組織和思想三個方面對（違反）黨性的表征作了列舉①，故本文以此作為分析的參考點［3］444。

二、“黨性”的兩個界定與外延維度的初現（1938年10月至1941年6月）

如果從《黨性決定》所涉及的黨性內容向上追溯，黨自覺地加強黨性建設的實踐是早于“黨性”概念運用的。喬石認為，黨的黨性意識可以追溯到1929 年，毛澤東針對當時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所撰寫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該文雖未直接說“黨性”二字，但是最早提出加強黨內思想意識修養的問題［4］1612?！包h性”一詞首先出現在黨的重要文獻中則是在1938 年六屆六中全會上，張聞天所作的《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報告在談及群眾工作作風時提出：“黨性要在實際行動中實現，不在口頭上。我們應采取無黨派的形式，黨派性的內容?！保?］691從語境來看，這里的“黨性”強調基于階級屬性的區分“黨派性”的組織差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要求全黨，“以布爾塞維克應具的黨性來揭發和反對一切公開的和暗藏的（采取兩面派方法的）反黨的和危害黨的分子”。而這里“布爾塞維克應具的黨性”雖含義不明，但主要是要求“每個共產黨員應該愛護黨和黨的團結”［5］764。1939 年5月，陳云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開篇即引述了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的上述爭論，認為“我們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才能培養自己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的有堅強黨性的共產黨員”［6］345。陳云表達了理論學習對增強黨性的意義，但和以上的文獻一樣，都只是一般性地使用了“黨性”一詞，“黨性”的含義是不明確的。

（一）“黨性”的第一個界定

1939 年7 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克思列寧學院作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下簡稱《修養》）的演講首次自覺地從黨性的角度提出黨員修養問題，并對“黨性”作了初次概括。在這一文獻中，涉及“黨性”概念解釋的主要有兩處，第一處是：“為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能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的一種表現。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原則性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意識純潔的最高表現?！保?］496第二處是：“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確堅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階級性）?！保?］498前一處將“黨性”等同于“黨的觀念”“組織觀念”，回答了黨性的“表現”或“一種表現”，并將四個表現落腳在“階級意識”上，但沒有直接回答黨性是什么。后一處則將“黨性”與“階級性”并列使用，分別指向黨的立場和無產階級立場。但劉少奇在論述中有一個話語前提，“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人類解放的利益，共產主義的利益，社會發展的利益，就是共產黨的利益?！保?］496可見，雖然劉少奇肯定了階級利益與黨的利益的一致性，但《修養》中的“黨性”與“階級性”仍是兩套不同指向的話語，或者說“黨性”更強調的是黨的組織觀念一面，“階級性”是定義黨性的前提，但卻并不是基礎要素。不過《修養》間接回答了黨性的含義，即，具有明確堅定的黨的立場，表現為為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能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

（二）“黨性”的第二個界定

“黨性”的第二個界定出現在1940 年8 月，張聞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傾危險》一文。文中批判統一戰線中脫離群眾的“左”的關門主義現象時指出：“只有真正能同應該進行統一戰線的其他階級、黨派、群眾發生密切聯系，而又能夠不喪失階級立場、黨的立場的共產黨員，才能說是有階級立場、有黨性、忠實可靠的同志?！保?］455下文中又說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即我們黨今天的‘階級立場’，忠實于這個政策，即是忠實于黨，即是黨性?！保?］457可見，張聞天同樣將黨的立場與階級立場并列，表達了話語內涵的差異。但“即是”的表述則是對黨性的直接界定。而這里的“黨性”主要是指“忠實于黨”，其延伸涵義包含了忠實于黨的階級立場，忠實于黨的政策、密切聯系群眾等內容。

（三）“黨性”的補充性觀點

在這一階段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未被黨的重要文獻選編所收錄，但為目前學術界所廣泛引用，1941 年6 月劉少奇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所做的《人的階級性》的演講。在文中劉少奇說到：“黨性，就是人們這種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保?］224“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保?］224-225這個界定的基礎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性或者說“無產階級的特性”，它主要是指無產階級“偉大的團結性、互助性、組織性、紀律性、進步性，對于財產的公有要求，及對于一切剝削者的反抗性、戰斗性、堅韌性等等”［1］223-224。該文與《修養》的觀點略有不同，直接回到黨的階級性定義黨性，強調黨性是“階級性”的“表現”。

在該文中劉少奇也并列使用了“黨性”與“階級性”。例如，“世界歷史上只有共產黨員及馬克思主義者，才承認自己與一切人們及歷史社會事物的黨性與階級性?！保?］225無疑，在劉少奇的話語中作為階級性“表現”的黨性與作為階級特性的階級性是當然的不同的，它們分別指向的主體是黨和階級。那如何理解此處的“黨性”呢？在下文中，劉少奇說到：“其他一切黨派與階級，都不承認他們自己的黨性與階級性，……不敢承認自己的黨派性與階級性?！保?］226可見，“黨性”亦表述為“黨派性”，其含義也應是對應的。而黨派是作為組織存在的，即，基于階級屬性的組織差異。與前文張聞天在黨派性的意義上使用黨性一詞是相近的。綜合《修養》一文的觀點來看，認為劉少奇將“黨性”定義為無產階級階級性的“表現”是不合其原意，或不能涵蓋其全部的。

（四）外延范疇的初現及思想維度主導的特征

1.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

雖然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在全黨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的號召，但從黨性的思想意識范疇看，陳云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談到“學習”方面的要求時使用了“黨性”。即，“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學習他們觀察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培養自己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的有堅強黨性的共產黨員”［1］345。但此時還將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一種培養黨性的途徑，而非“黨性”本身。1940 年2 月，《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要求黨?？傊爸骸爸饕囊獜狞h員在學習生活中，在對于各種問題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們的黨性?！保?］141由于辦理黨校的目的是加強對黨的干部的馬列主義教育，因而，從思想上考察黨性表達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作為黨性內容的觀念。值得注意的是，張聞天在1938 年的《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一文和1940 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傾危險》一文都是在黨群關系角度使用了“黨性”，而這在《黨性決定》中也屬于黨性的思想意識方面，但他并未在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角度去看待黨派關系或“左”的關門主義現象。1941 年5 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首次指出：“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薄皼]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保?］297而具備了這一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3］299。這標志著“黨性”的含義在思想意識維度認識的成長。

2.“個人第一”是黨性不純的表現

黨性話語在組織方面的應用見于1940年11月，陳云在《關于干部工作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講到提拔干部的原則時提出：“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級、不能降級，是個人第一、黨性不純的表現?！保?］665這里與所批評的“個人第一”相對的是“忠實于無產階級事業，忠實于黨?！薄爸v得具體一點，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為黨慷慨犧牲個人一切的決心?！保?］663可見，在引申的意義上，陳云所指的“黨性”是忠實于黨和無產階級事業，堅持黨的利益第一的品格。這與劉少奇《修養》一文的第一處界定是相近的，但其話語表述的核心并不是黨的或無產階級的階級性。此外，“個人第一”在《黨性決定》中劃定為思想意識方面違反黨性的問題。因而，當從“品格”來理解組織問題時，則表達了從思想意識出發解決組織問題的觀念。

3.不服從中央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

“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下達了《關于皖南事變后八路軍新四軍緊急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加強干部的政治認識，階級立場與黨性，要反對一切不團結的現象”，“教育干部相信黨，相信黨中央”，糾正“一切自以為是，輕視上級與漠視中央的觀念”［3］35。這里黨性與階級立場仍然是并提的，且黨性主要指相信中央、尊重中央，以黨中央為中心的團結。此后發出的《中共中央關于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指出，“一切有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即是說黨性不純的同志”［3］70。這里的黨性不純的個人英雄主義在文件中指的是不服從中央領導與軍委指導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不論是不尊重或輕視上級還是不服從中央路線的錯誤，在《黨性決定》中偏重政治方面，同時涉及組織方面。但當從“政治認識”或“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出發解釋時，則同樣體現了思想意識主導的特征。

三、“黨性”的第三個界定與各維度的深化（1941年7月至1943年5月）

1941 年7 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黨性主題的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歷史地看，《黨性決定》的出臺直接受到“皖南事變”這一“明顯的歷史教訓”的推動，但同時是1937 年毛澤東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提出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實現全黨新的團結的號召，特別是1938 年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后，隨著黨員隊伍迅速壯大，實現黨在政治、組織、思想各方面的鞏固和統一，確保黨承擔起領導全國革命斗爭這一歷史任務的延續。進而言之，在1939 年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關于鞏固黨的決定》后制定的《黨性決定》是對黨的黨性建設經驗與不足的總結性文件。在這一階段，黨對“黨性”有了更為全面的理解，“黨性”建設實踐在各維度上全面展開。

（一）“黨性”的第三個界定

《黨性決定》雖然是面向全黨的指導性文件，但它并未回答“黨性”是什么，而是從政治、組織和思想三個方面列舉了違反黨性的傾向及糾正的辦法。但基于這一文件的“黨性”概念界定卻可見于1941 年底任弼時為《黨性決定》所做的《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洞缶V》對黨性的范疇、黨性修養和鍛煉的基本理論問題作為“首先應該弄清”的“幾個基本前提”作了闡釋。這幾個前提是：“一、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共產黨的利益。二、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三、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作標志，來測量的?！保?］805但任弼時在《大綱》中闡述應該加強哪些方面的修養時卻談了五個方面。其第一個方面主要闡述了階級覺悟、階級利益和黨的利益的關系，強調黨員“應該用無限的忠實性和堅定性”，“完全是出自于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為黨的利益服務?！叭绻h員不能培養出自己對黨的利益的忠實性和堅定性，那他的所謂階級覺悟、階級意識，也一樣會變為泡影?！保?］807這實際上回答了“基本前提”的前兩個方面的關系，或者說解釋了為何黨性的重心是黨員的階級覺悟與階級意識。其余四個方面所包含了四個測量黨性的“標志”，主要包括：與非馬列主義的思想作堅決的斗爭；為黨的統一和團結而斗爭；遵守紀律、服從組織；以及與群眾建立密切聯系，為黨的力量增大而斗爭［3］807-810。

就“黨性”的內涵范疇來看，如果按目前學術界對劉少奇“黨性”觀的總體認識，任弼時在“黨性”界定中對“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的強調，是不同于劉少奇所強調的“階級特性”或“階級性”的“表現”的；從文獻本身來看，也不同于劉少奇將“黨性”等同于“組織觀念”“黨的觀念”或“黨派性”。但自階級利益延伸至黨的利益、黨性要求的分析邏輯，任弼時的論述與劉少奇的《修養》《人的階級性》是相同的。同時，任弼時在文中改變了1938 年以來將黨與階級并列表述的話語結構，并區分了內涵（即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和外延（即測量黨性的標志），相對更為完整地闡述了“黨性”的含義。只是在外延方面，其所概括的四個“標志”與《黨性決定》從政治、組織、思想三個方面分別表述的結構不盡相同，而是突出了黨群關系維度。

（二）各維度外延的深化及組織維度主導的特征

1.《黨性決定》從“組織思想”方面提出問題

《黨性決定》雖單列了反對集體主義、突出個人等違反黨性的思想意識維度，也提出“要改造那些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完全脫節的現象，這樣來更加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黨的立場與黨性”［3］445。但《黨性決定》是為了防止出現“小組織活動與派別斗爭，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與革命受到極大損害”［3］443-444，以期達到“把個人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3］443。這一主旨凸顯了《黨性決定》對維護黨組織整體利益的強調。這也可以在1942 年7 月任弼時在中共中央黨校作的《為什么要作出增強黨性的決定》報告得到印證。他在報告中回應“決定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這一問題時，解釋到：“決定的中心思想是強調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全黨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強調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都應服從黨的中央?！薄熬蜎Q定的本身來說，是組織問題又是思想問題?！钡?，“是什么思想上的問題呢？我看是偏重于組織思想方面的問題”［8］368-369。換言之，《黨性決定》是從組織方面提出思想問題的，思想問題是為了解決組織問題的。1942 年4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在延安研究討論中央決定與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將《黨性決定》視為1941 年以來“黨在思想上的革命”的開端［8］193。毛澤東在《關于整頓三風》中則將《黨性決定》視為“整頓三風，來一個徹底的思想轉變”的“準備工作”［8］233。這也說明，《黨性決定》是組織問題主導的，或者說《黨性決定》突出和強化了黨性的組織維度。

在《黨性決定》發出后，陳云在《增強新黨員新干部的黨性》中仍然是從“個人第一”的思想意識維度來談“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飾推諉，或當面拒絕”這一新黨員新干部黨性觀念不強的，不服從黨的分配的組織紀律性問題的［8］467。針對黨性薄弱的新黨員新干部，陳云要求加強黨性教育，“要使人們了解，沒有黨就沒有個人，只有在黨性建立之后，個性才有可能建立與發展”［8］470。同樣體現了通過思想教育強化黨的組織意識的特點，或者說是從組織方面提出思想問題的。

2.主觀主義成為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

1941 年7月2日，劉少奇在《論黨內斗爭》一文中指出：“黨內斗爭基本是一種思想斗爭，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與加強黨內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8］462。在思想斗爭中“判別各種道理是否正確的尺度，是黨和無產階級戰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從整個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3］459。而這也是劉少奇文中所主張的反對黨內不正確傾向，檢查黨員干部黨性的標準。雖然，在此文的引言部分，劉少奇還只是“聽說中央已通過了加強黨性鍛煉的決定”［3］447。但這說明劉少奇將思想問題的解決作為鞏固黨，實現黨內統一的前提條件。同年12 月，陳云在《尊重和團結非黨干部是黨的重要政策》一文從黨群關系的角度指出：“一切歧視、排擠非黨干部的傾向，都是黨性不純的表現?！保?］772陳云認為，由于“思想上組織上存在著的宗派主義”，導致“曲解黨性為脫離社會的‘純潔’”，“黨性的‘純潔’變成了排斥非黨干部的護符，變成了個人主義的對黨不負責任”的現象［3］770-771。由于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反映，因而，陳云的觀點體現出了“組織思想方面”的問題的特點，但向主觀主義聚焦。

《黨性決定》發布一個月后，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指出：“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保?］531這里的表述不再是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所指的“一種表現”，而強調是“第一個表現”?？梢?，這一決定不僅從思想方法的維度補充了《黨性決定》對黨性的理解，更將思想方法置于黨性內涵的首位，愈發注重從思想上看待黨性問題，或者說，從思想上解決組織問題。而作為“眼睛向下”，實事求是的一個方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工作者的正確立場“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8］287。強調這是實現文藝工作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的立場前提。而毛澤東這里指的黨性即是黨的立場，而其所指的站在黨的立場就是從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出發觀察和思考問題。

3.《九一決定》從組織上解決政治問題

1942 年9 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簡稱《九一決定》），以維護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和黨內上下級關系上的“黨的領導一元化”。在《九一決定》前，陳毅在《論建軍工作》一文中談到為什么重提正規化黨軍的口號時解釋到：“我們認為黨化和正規化是無止境的。我們所要求的是黨的政治領導不斷增強，軍隊干部的黨性不斷提高，軍隊的階級性及其特質的充分保持和發揚正規化的強度的繼續提高?！保?］5251942 年2 月，劉少奇在《華中各根據地今后的任務》的講話中，對政治工作干部提出了“嚴整政治紀律，務必在政治上黨性上作一切指戰員的模范”的要求［8］109。1942 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改造黨報的通知》將“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作為黨性強的“名符其實的黨報”的主要任務［8］162。這兩個文獻中的黨性的政治要求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導、政治紀律和政策執行上。而《九一決定》指出：“在決定含有全國全黨全軍普遍性的新問題時，必須請示中央”，“下級黨政軍民組織對上級及中央之決議、決定、命令、指示，不堅決執行，陽奉陰違，或在解決新的原則問題及按其性質不應獨斷的問題時，不向上級和中央請示，都是黨性不純與破壞統一的表現”［8］428?！毒乓粵Q定》所指的領導是在政治上對其他組織的領導，雖然重在組織間關系，但卻是在政治上看待組織問題或說是從組織上解決政治方面的黨性問題?！饵h性決定》雖然提到了違反黨性的政治傾向方面，但其重心則在組織紀律及組織思想方面的建設。這在任弼時1942 年7 月《為什么要作出增強黨性的決定》的報告中已闡明。而任弼時1941 年《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所列出的對黨性測量的標志也并未將政治方面單獨闡述，而是放在了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導原則及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兩方面分別涉及。進而言之，《九一決定》發展了《黨性決定》在政治維度上對黨性的理解。

《九一決定》發出后，在強調全黨的統一性和全局性，在組織上解決政治方面的黨性問題上有了新的發展。1942 年10 月，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報紙通訊社工作的指示》批評了各地宣傳曾發生的不適合黨的政策的事件。要求“抓緊對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務使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于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8］497。賀龍在同年11 月的《關于整軍問題》一文中指出，只有克服“軍權高于一切”或“三權鼎立”的鬧獨立性的思想，“才能使軍隊干部增強黨性，像一個共產黨員的樣子，達到黨的領導統一，實現一元化”［8］504。1943 年1 月，鄧小平在《五年來對敵斗爭的概略總結》的報告中指出，在敵后斗爭中“缺乏全局觀念”，“就是中央指摘的鬧獨立性、黨性不純的主要表現”［9］99-100。同月，《中共中央華中局關于堅持敵后艱苦斗爭的指示》將加強黨性鍛煉的目的指向“全黨鐵的團結與統一領導”［9］105。當年3 月，劉少奇在《六年來敵后工作經驗的報告》一文中談到華中黨的工作的缺點時，指出了華中負責同志的“組織紀律問題、黨性問題以及思想方法問題”。而在其報告中的“黨性問題”主要指：“堅持自己的與中央抵觸的錯誤路線”，“堅持著自己的錯誤方針”［9］261。這里的“黨性問題”即《黨性決定》所指的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不服從中央領導的政治問題，也就是《九一決定》的主旨所在。

四、“黨性”的第四個界定與群眾觀念的強化（1943年6月至1948年10月）

《黨性決定》及其后《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九一決定》的發出及全黨整風的開展，實現了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新的團結和鞏固。雖然，1943 年4 月黨中央作出了《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但全黨的整風總體上進入總結階段。同時，面對國際國內革命形勢的變化，黨也面對著從抗日戰爭到國內戰爭、從“抗戰”到“建國”的任務轉變。期間，經過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和黨的七大，全黨不僅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空前團結，也提出了黨的政治路線。與此同時，對“黨性”也基于歷史經驗有了新的、一致的認識。而在這一階段，黨群關系成為黨的文獻中闡述黨性的主導性維度，“人民”話語開始與“黨性”相關聯。

（一）“黨性”的第四個界定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將黨性與個性的關系作為黨內的“第一個問題”?！包h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薄包h性是共同的性質、普遍的性質，全黨每一個人都有的性質。比如講政策上的統一，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的綱領以及各部分的綱領、整風、生產等，應在這些原則上，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這是共同的?！保?0］（P232）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結論中再次說到：“黨性與個性問題”，“這是普遍性與差別性的問題，集體與個人關系的問題”［10］523。他強調，破壞性的個性與服從黨綱、黨章、黨的決議的創造性的個性不同，“它越出了無產階級軌道，同黨性不一致，是小資產階級的方針、路線和政策”，并總結性地說到：“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保?0］525在這兩個文獻中，毛澤東雖未單獨強調黨性的階級一致性一面，但闡明，黨綱、黨章和決議，以及路線、方針、政策，是黨的無產階級屬性的反映。換言之，他將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符合無產階級的利益作為前置性要求或預設來表述。他所強調的一致性和集體主義當然也是無產階級的階級特性所具有的，但其定義的語詞構成并不是劉少奇所強調的階級特性或任弼時所強調的階級意識、階級覺悟，或者說，階級性并不是其定義的基礎要素。

毛澤東認為，“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 人民有人格， 我們黨也就有”［10］523-524。進而，毛澤東所闡述的黨性與個性的關系實際上包含了兩個維度，即黨內的黨的整體與部分（黨的組織與黨員個體）的關系，黨外的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因而，毛澤東將黨性的黨與階級（或階級特性）的關系范疇擴展至了黨與人民的關系范疇，“人民”話語成為“黨性”概念的關聯項，實現了對“黨性”理解的內涵范疇的新發展。同時，從“獨立性”與“人格”的角度觀之，毛澤東將“黨性”理解為黨的人格，即“黨格”。如果說個性是代表差別性的獨立性和人格，那么，黨性作為“黨格”是體現黨與其他政黨的差別性所在，是保持自己獨立的條件或標志。對黨組織內部、黨員而言是共有的，對外部而言，是獨有的，是一個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特質。

因而，如果說劉少奇和任弼時關注了階級特質對黨性特殊性的決定性影響，那么，毛澤東則直接從黨性的內容本身（即黨自身的普遍性）來強調政黨間、黨與人民的差異。從前文看，毛澤東所指的黨的普遍性的特質包括了思想和行動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綱黨章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內容的堅持。而從其《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看，則主要指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個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進而言之，毛澤東將黨性分為了兩個層次，一是在黨內的組織與黨員的黨性；二是黨群關系、政黨間區分的意義上的作為整體的黨組織的黨性。毛澤東的這一界定可以說是這一時期黨的重要文獻中對“黨性”作出的第四次界定。

（二）外延范疇內容的變動及黨群關系主導的特征

1.群眾觀念成為黨性的“起碼條件”

1941 年《黨性決定》在思想意識維度涉及了密切聯系群眾的內容。同年12 月，陳云的《尊重和團結非黨干部是黨的重要政策》一文即已將歧視、排擠非黨干部的傾向界定為“黨性不純的表現”。任弼時則在《大綱》中提出將黨群關系單列為測量黨性的主要標志之一。自《黨性決定》發出后的一段時間，黨群關系領域的黨性話語雖偶有出現，但并未被著重使用。1942 年3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改造黨報的通知》將是否“反映群眾生活”作為體現黨報黨性的內容之一。同年12月，劉少奇在晉西北干部會議上談到群眾運動時指出，“有些同志的群眾觀念非常薄弱，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不糾正，不解決，黨性就成問題?！保?］562并闡述了黨員從群眾利益出發對待群眾的主要任務和應有態度。1943 年6 月，劉少奇在《對華中工作的意見》中指出，在整頓黨風中要按照季米特洛夫所提的四條干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系群眾、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來檢查干部的黨性［9］348?！奥撓等罕姟背蔀辄h性鍛煉實踐中測量黨性的標準。當月，任弼時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二周年寫的文稿《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中指出：“我們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從照顧群眾的經驗出發，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要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群眾融成一片。這就是我們所要求每個黨員應有的群眾觀念，同時也是每個黨員有無黨性的起碼條件?！保?］361這是在《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將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定位為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之后，第二個使用“起碼”來衡量黨性的標準，或者脫離群眾也是違反黨性的第一表現。

作為群眾觀念的踐行，1944 年7 月，朱德則在《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主義》中稱黨員在戰斗、生產和群眾工作中的模范作用為“新英雄主義”，并作為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現［11］374。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論黨》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群眾路線，也就是階級路線，就是無產階級的群眾路線?！薄拔覀儗θ嗣袢罕姷倪@種觀點，我們與人民群眾的這種關系，是和一切剝削階級對待人民群眾的關系及其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根本不相同的?！保?0］398在1947 年《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結論》中，劉少奇再次指出：“人民群眾的利益高于一切，把黨的利益與群眾利益對立起來是錯誤的?！薄拔覀兊娜罕娐肪€即馬列主義的階級路線。所以，只有堅持馬列主義、無產階級立場，才有徹底的群眾路線。黨性不純的人不可能走群眾路線?！保?2］370這里的黨性指的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立場。即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報告中所說的“無產階級軌道”上的“創造性的個性”，或朱德所說的“新英雄主義”。1948 年10 月，劉少奇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中指出：“我們要的是無產階級的黨性、個性”，“你們不僅要宣傳黨的政策，還要在群眾的實踐中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確，有沒有缺點”［13］540?？梢?，黨性的群眾觀念的增強，不論是聯系群眾、群眾路線還是人民群眾的利益高于一切。而這都與黨的階級屬性有著密切的聯系，黨性、階級與人民群眾的話語聯系在了一起。

2.“錯了就修正”是“只有”無產階級政黨具有的黨性

1944 年1 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晉察冀分局干部擴大會議應討論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指示的第五點談及關于整風學習問題時指出，沒有正確認識到這次整風學習“目的在于克服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肅清三風不正的殘余，建設正確的思想——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以達到統一黨的思想，增強干部黨性，鞏固黨的紀律，建設成為一個統一的馬列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黨”［11］9。同年7 月，彭真在中共中央黨校整風大會上《思想方法問題》的總結報告中談到群眾路線中的“說服人”的問題時指出：“說服人是不容易的，這有一個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薄拔覀兊牧鍪屈h的立場即無產階級的立場，它表現在黨性與黨的政策上面?！保?1］411“觀點和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只有我們無產階級才能采取這種觀點和方法?！保?1］413“因為無產階級的利益同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一致的。別的階級與黨派是不敢徹底、完全正視客觀實際的?！薄板e了就修正，這是我們的黨性的表現?！保?1］414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從人民利益的角度論述了“堅持真理”“修正錯誤”［10］189。也是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在《論黨》的報告中從黨群關系角度提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問題，并指出：“我們的這種群眾路線，是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才能具有的?！保?0］398可見，黨性的思想意識方面已從前兩個階段對個人主義、主觀主義等現象或思想方法的批評走向了基于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這一新的思想基礎的統一及其立場、觀點、方法的統一。這幾處黨性話語的特點之一是，黨的立場與無產階級立場話語并列使用的現象再次出現，且注重從無產階級政黨的特殊性，即其階級性上去闡述黨性的理論、觀點、方法的特殊性；而另一個特點是，對思想方法問題的闡述也是從黨群關系的維度出發的。

3.從政治上看組織紀律問題

在這一時期，隨著全國性勝利的革命形勢的來臨，向黨提出了將全國權力統一于中央領導之下，統一意志、統一行動與統一紀律的要求。1948 年6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指出：“事前既不請示，事后又不報告，以至在某些行動中和宣傳中直接違反黨中央和上級的決定，造成錯誤，而且不能迅速糾正。這種缺乏黨性沒有紀律的現象，是黨和人民的利益所不能容許的?！保?3］327，328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觀點，強調的是黨鐵的紀律和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黨的紀律在《黨性決定》中屬于黨性的組織方面的要求，而這一文件不同于《九一決定》從組織間關系上解決政治問題，而是從政治上看組織紀律的重要性。在話語上看，這里使用了“人民”話語而不是“階級”話語。而從“黨和人民的利益”角度評價黨性，則體現了從黨群關系出發思考政治問題的特征。

4.“聯系群眾”和“自我批評”成為組織方面的內容

前文的“群眾觀點”即《黨性決定》中所要求的“與群眾建立密切聯系”的要求，在《黨性決定》中屬于黨性的思想意識方面。而作為群眾觀點踐行的“錯了就修正”即“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毛澤東在《時局問題及其它》中是作為“自我批評的態度”和“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的運用提出來的［10］38-39。而改造自己的“自我批評的武器”在《黨性決定》中也屬于黨性的思想意識范疇。雖然，自任弼時的《大綱》將密切聯系群眾作為黨性測量的標志之一，到定位為有無黨性的“起碼觀念”，直至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劉少奇將“人民”概念與黨性概念關聯起來，群眾觀念或黨群關系成為黨性范疇的重要外延維度。但自1937 年9 月，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在思想、政治、組織三個方面提出反對自由主義，到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所做的《論新階段》的報告，再到《〈共產黨人〉發刊詞》提出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以及《黨性決定》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直到黨的七大，思想、政治、組織已成為加強黨自身建設的基本維度。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論黨》的報告中，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指出了我們黨與其他政黨分清界限、保持獨立性，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條件（或標志），其中劉少奇所指的組織方面的區別是指，“我們黨為人民服務的鐵的紀律和正確的群眾路線與自我批評”［10］453?？梢?，“與群眾建立密切聯系”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已成為組織方面的內容。換言之，在這一階段黨群關系話語維度并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外延性維度。但它改變了《黨性決定》原有外延范疇的內容結構，充實了黨性要求的組織方面的內容。

五、理論啟示：如何定義“黨性”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的報告中對“黨性”概念的界定是這一時期的最后一個界定。在黨的七大會議期間，毛澤東為代表們題寫了“提高黨性”的贈詞［14］。由于黨的七大實現了黨在思想、政治、組織上歷史性的、新的一致，因而，毛澤東對黨性的闡述可以說是這一時期面向全黨的、總結性的且為全黨所接受的界定。但毛澤東的界定仍然是描述性的，其結論性的話語有著基于語境的諸多前提。因此，一方面產生了明確定義“黨性”的理論需要，另一方面，這一時期黨對“黨性”的理論認識也為我們明確定義“黨性”提供了理論資源。

（一）階級性與組織性：定義“黨性”的兩個基礎

確定概念界定的基礎是準確界定概念的前提。雖然，這一時期的三個階段中有關“黨性”的界定共有四個，而諸個界定的核心差異即概念基礎問題?！半A級性”作為理解黨性的基礎，已成為當前學術文獻中的主導性觀點。這一概念在劉少奇的《人的階級性》一文中有著較為確定的解釋，包含了階級屬性和階級特性兩方面的含義。階級屬性，即是屬于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的“階級特性”包含了“偉大的團結性、互助性、組織性、紀律性、進步性，對于財產的公有要求，及對于一切剝削者的反抗性、戰斗性、堅韌性等等”［1］223-224?！半A級性”為基礎的概念代表就是學界慣常引述的劉少奇的黨性概念，認為黨性“是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原則性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意識純潔的最高表現”［6］496?；颉盁o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1］224-225。但《修養》的原文表述則首先強調“黨性”與“黨的觀念”“組織觀念”的等同，且存在“黨性”與“階級性”并用的現象。而且，劉少奇的黨性觀可以在其1941 年11 月發表于《真理》雜志的《反對黨內的各種不良傾向》一文更進一步了解。在文中劉少奇說到：“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現在服從黨尊重組織的絕對性上，表現在對于一切黨員，一切黨的組織，對于黨的一切決議、命令、文件，對于黨的一切東西的尊重、執行與愛護上。表現在對于黨內一切缺點和錯誤的自我批評精神上?！保?］305這也是《修養》中所強調的：“黨的利益高于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保?］496這說明，單純從階級性出發理解劉少奇定義黨性的方式是不準確的。

而本文將站在黨的立場，堅持黨的利益至上，忠誠于黨等強調對黨的服從性的概念稱為以“組織性”為基礎的界定方式。顯而易見，劉少奇在黨性的理解上是堅持了黨的組織性至上的?；蛘哒f，劉少奇對黨性的理解是包含了“階級性”和“組織性”兩個基礎的。黨性概念的核心是作為組織的“黨”。因歷史語境的差異，在這一時期內第一階段有關黨性的重要文獻中，“黨性”概念主要對應的是組織觀念、黨的立場、黨的團結、服從中央等指向黨的組織的內容。將黨的利益至上，忠于黨，作為闡述黨性的核心，是其界定黨性的共同之處。第二階段的黨性話語也是從階級話語出發的，但《黨性決定》作為黨加強黨性的第一個主題性文件，其以組織問題為中心思想的定位也已體現了對“黨性”概念的理論要求。黨性運用的各外延范疇不論是提出組織思想問題，還是從思想上解決組織問題，亦或是從組織上解決政治問題，還是從政治上看組織問題，都體現了“組織”的話語中心性。在第三階段，組織性的要求鮮明地體現在毛澤東從全黨的普遍性出發對黨性的概念的界定中。進而言之，“組織性”是界定“黨性”概念的核心基礎之一。

（二）本質與表現：定義“黨性”的兩個范疇

無疑，一個確定的概念是無法從兩個基礎出發去給出明確界定的。這意味著，“階級性”和“組織性”這兩個基礎是在不同意義上被使用的。在這一時期的幾個代表性界定中，無論是劉少奇強調黨性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張聞天強調踐行黨性要“不喪失階級立場”，還是任弼時強調黨性是“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以及毛澤東所強調黨性不能離開“無產階級軌道”，在界定或闡釋黨性時階級性話語是組織性要求的前提或預設。換言之，階級性基礎是組織性基礎的規范?；蛘哒f，黨性的組織性維度成為階級性維度的表現形式。而組織性的踐行成為黨性的具體表現。這反映在既有的各個界定中，在最終目標上強調黨性是為了實現階級或人民的利益，但直接要求則是強調黨員或黨的組織堅持黨的立場、服從黨中央、忠誠于黨等觀念，并反映在思想、政治、組織等各方面。這樣就構成了一個三層次的概念界定邏輯：階級性——組織性——組織性的表現。

在這個意義上，黨性本質上決定于黨的階級屬性、階級立場，是黨的階級性的表現。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說黨性是黨的根本特質或固有特質。如前文在討論劉少奇的觀點時所談到的，強調黨性是階級性的“表現”并未真正回答何為“黨性”本身。但它卻指出了黨性概念的內涵范疇應該具有的內容。進而，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何這一時期黨的重要文獻中對“黨性”的界定既始終保持著思想、政治、組織三個外延性維度。換言之，這三個外延性維度作為黨性的組織性的表現，是一個完整的定義所要包含和堅持的。

此外，隨著黨的歷史任務的變化，黨性的“階級”話語逐漸轉變為“人民”話語，同時，在黨的文獻話語中，人民是包含了無產階級在內的進步階級和階層。因而，如果說階級話語和“階級性”是革命實踐的話語反映，那么，隨著全國性執政權的獲得，社會主要矛盾和黨的主要任務的變化，應更凸顯“人民”話語和“人民性”。實際上這一變化業已反映在毛澤東對黨性的闡述中。

（三）整體與部分：定義“黨性”的兩個主體維度

從本文所及的黨的重要文獻來看，“黨員”是黨性話語的主要主體指向。由于黨員是黨組織的主體構成，因而，這從黨員的角度強化了黨性的組織性維度的意義。例如，劉少奇雖然強調服從黨的利益并非“消滅黨員的個性”，但這是以堅持黨的利益高于一切這一“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為條件的［6］496。由于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對于作為黨的部分的黨員和組織而言，其直接要求是堅持組織性。因為，站在黨的立場就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立場，服從黨的利益就是服從無產階級和人民的利益，二者是一致的。

雖然，這一時期的文獻以劉少奇的《修養》和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報告為代表，從黨員的角度著重探討了黨性與個性的關系。但張聞天、劉少奇等的黨性話語同時也涉及了“黨派”差異，亦即是從黨的整體來敘述黨性的，只是并未從整體意義上對黨性作出明確界定。毛澤東對黨性的闡述則明確區分了作為整體的黨與黨員兩個主體維度的黨性。在毛澤東的闡述中，在整體意義上，黨性作為“黨格”是黨區別于其他政黨、區別于人民群眾，體現自身獨特性和獨立性的特質，主要表現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個顯著標志。而這些內容又作為黨性的表現是作為全體黨員所應共有的。除此之外，還包括毛澤東所強調的無產階級軌道上的，路線、方針、政策、綱領等方面的“普遍性”。我們認為個性意義上的黨性除了黨員個體外，還包括作為黨的部分的黨的各級各類組織，我們用“黨的部分”來概括?？傮w而言，在黨的整體意義上，黨性本質上是階級性主導下的要求。在黨的部分（黨的組織和黨員）意義上，黨性是組織性主導下的要求。

當然，歷史地看，黨性的外延范疇或黨性的要求因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歷史任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從黨性內涵的認識與黨性外延的使用來看，都需要基于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對黨性的認識做進一步的文獻研究來對黨性概念作出完整、準確的界定，進而為推進黨性建設和完善中共黨史黨建學科概念體系作出貢獻。

注釋：

①1941 年《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中所列舉的違反黨性的表現主要包括：政治上，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和上級的決定，隨便發言、自由行動、獨斷專行或者借故推脫、兩面態度、陽奉陰違、對黨隱瞞；組織上，反對集中領導、本位主義、目無組織，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導機關解決問題，自成系統、自成局面、不遵守紀律、不服從多數決議，隨便提拔或打擊干部，搞感情拉攏、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別活動；思想意識上，反對無產階級集體主義、不實事求是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對待問題、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系，一切從個人出發、個人利益高于一切、突出個人、喜人奉承、風頭主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