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特征、困境與突破

劉澤文，秦海燕，張林軒

（安徽大學 管理學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戰略聯盟”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DEC 公司總裁簡·霍普蘭德(J. Hopland )和管理學家羅杰·奈杰爾(R.Nigel)提出，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為了實現共同的戰略目標或實現聯盟競爭優勢，通過股權參與或簽訂協議等形式結成企業聯合體。戰略聯盟最大的優勢是通過資源整合與協作效應優勢提升競爭力，適應市場經濟及企業發展的需要[1]。高校聯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戰略聯盟，雖然高校并不同于以盈利作為主要目標的企業，但高校聯盟在運行過程中也會存在資源有限、利益沖突、組織松散等問題。根據戰略聯盟的內涵界定，高校聯盟可以理解為兩所或兩所以上的高校圍繞共同戰略目標，在一定的聯盟規則約束基礎上建立的高校聯合體，以實現院校發展的集成效應和規模效應[2]。高校聯盟蘊含著高校間的“競合”關系，它本質上屬于中介組織范疇，介于政府、市場和高校之間，一定程度上承載著平衡各組織之間權力與利益的責任[3]。

一、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建設歷程

高等教育作為推動區域創新發展的重要引擎，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力保障和智力支撐。為了滿足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對高等教育聯合發展的需求，國家和地方一直積極探索高等教育協同發展機制。2009 年，蘇、浙、滬簽署“建立長三角教育協作發展會商機制協議”，2012 年安徽省正式加盟長三角教育協作體。2014 年，教育部出臺《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教育改革與合作發展的指導意見》，長三角區域的教育協作開始上升到國家層面，服務于國家戰略發展全局。2017 年，蘇、浙、皖、滬三省一市教育廳（教委）共同簽署了“長三角地區共建共享教育協作信息技術平臺協議”“長三角地區‘十三五’智慧教育合作協議”等。2018 年12 月，長三角三省一市共同簽署了“長三角地區教育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戰略協作框架協議”和“長三角地區教育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探討如何在新時代背景下，以更高質量、更高站位、更寬領域、更深協同來創新區域教育一體化發展機制。2020 年8 月27 日，“長三角G60 科創走廊高水平應用型高校協同創新聯盟”正式成立，旨在為G60 科創走廊產業創新提供人才和技術保障。2020 年11 月28 日，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承辦的“首屆長三角研究型大學聯盟創新創業論壇”順利召開，并簽署了《合肥宣言》，以期實現長三角區域“更高層次、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開放合作，促進各成員高校資源共享、經驗共享和成果共享，為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提供持續的創新源動力。自2009 至2020 年，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共開展了10 余次高層論壇，簽署了近40 份合作協議。在各項政策和協議的推動下，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在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專業共建及協同創新等多個領域展開合作，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聯盟成員的人才培養、教師發展、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能力。但同時，高校聯盟在發展過程中也陷入了“聯而不盟”“盟而不優”的尷尬境地。

二、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發展特征

通過對官方公開資料的整理和歸納，梳理了長三角區域已經建立的10 大高校聯盟，這些高校聯盟多數簽署了框架協議，協議主要涉及聯盟宗旨、合作目標以及合作范圍等內容，涵蓋了學校管理、學科和制度建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及資源共享等方面，合作方式可以歸納為資源共享式、合作培養式、學分互換式、項目合作式等（見表1）。聯盟成員的動機主要可以概括為資源驅動型、學習驅動型和戰略驅動型。如2020年8 月成立的長三角G60 科創走廊高水平應用型高校協同創新聯盟，上海工程科技大學、浙江師范大學、安徽工程大學等九所高校圍繞打造“產教命運共同體”的目標，積極對接國家和區域戰略發展需求，面向產業發展急需，聚焦人工智能、集成電路及生物醫藥等領域，在發揮各自辦學特色和區域優勢的基礎上通過學分互認、課程互選、教師互聘等方式促進教育要素在聯盟成員之間流動，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層次復合型工程應用人才。

表1 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合作情況

總的來看，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聯盟層次多元化，既有政府主導的覆蓋面較廣的高校聯盟，如長三角高校新媒體聯盟、長三角地區高校圖書館聯盟，也有高校發起的針對特定項目的高校聯盟，如基于聯合招生、聯合培養項目的長三角工程教育聯盟、長三角地區高校創新創業聯盟。二是聯盟成員同質化，聯盟建立主要以學科、行業為導向，成員類型較為一致，雖然部分聯盟涵蓋了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高校，但具有資源優勢、實力相當的聯盟成員往往互動更加頻繁。三是聯盟關系契約化，高校因結成聯盟而成為了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集合體，在這個集合體中，聯盟成員主要表現為教育共同體、目標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及責任共同體[4]。聯盟成員為了達成一定戰略目標，大多會通過框架協議確立結盟關系，在此基礎上進行信息共享、優勢互補及風險共擔。

三、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發展困境

（一）成員合作不充分，聯盟穩定性較低

在國家出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高教三十條) 等文件明確鼓勵各高校進行大學聯盟的背景下，部分高校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尋找戰略聯盟伙伴，并與其達成聯盟。但實際上并非所有高校在現階段都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聯盟，部分高校過于重視政策引領，而忽視了對聯盟實質協作和長期發展的斟酌，致使聯盟的穩定性不足。以長三角高校合作聯盟（簡稱E8）為例，從最初的六校合作拓展為八校合作，又從老“E8”調整為新“E8”（見表2），新“E8”所涵蓋的高校均為雙一流建設高校。就變動情況而言，也反映了“強弱聯盟模式”的穩定性不如“強強聯盟模式”，地方應用型高校參與聯盟的機會較為有限。當聯盟模式發生改變，原有的合作框架就必須重新擬定，這不僅容易造成人力、財力和物力的浪費，一定程度上也背離了高校之間利用地理位置接近、辦學各具特色等優勢，架起合作橋梁的初衷。

表2 長三角高校合作聯盟成員變動表

另有不少聯盟成員數量眾多，影響著高校之間的合作質量。如長三角高校新媒體聯盟，聯盟高校中上海市22 所、浙江省15 所、江蘇省14 所，其數量還在不斷增加；長三角地區應用型本科高校聯盟首批理事單位包括合肥學院、上海理工大學等23 所應用型本科高校，現已增至近80 所。誠然，高校聯盟成員越多，共同體作用發揮往往更為凸顯。然而，實際運行過程中，由于高校眾多，高校與高校之間尤其是“強弱聯盟”的成員之間很多時候呈現出“聯而不盟”的現象，高校聯盟成了一種形式上的聯盟，即只具有聯盟的外殼，而缺乏實質性的合作。學生培養層面，一些聯盟雖倡導“學生互派”“課程共享”，但由于高校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都有嚴格的“制度”規定，選課機會并不開放，跨校選課缺乏規范的標準和流程，操作困難，導致課程互選難以實現，這既反映出聯盟內在機制聯動性不完善，也暴露出聯盟雙方契約背離的問題[5]。教師發展層面，“師資互聘”“交流互訪”的局面尚未形成，聯盟高校教師尤其是亟待發展的青年教師基于聯盟的校際互動較少。部分高校加入聯盟的功利化動機明顯，在資源開放上追求“有限”原則，在資源獲取中則遵循“無限”原則，這就容易造成聯盟成員關系不穩定，難以實現校際之間的深層次合作，也無益于高等教育生態的改良[6]。

（二）資源分布不均衡，聯盟缺乏活力

從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分布地域來看，與我國“雙一流”建設高校的分布相近?？梢?，教育發展水平越高，教育資源越豐富的地區，高校結盟也更加普遍。高校建立聯盟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高校核心能力的組合，但并未緩解我國高校聯盟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尷尬局面[7]。

從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成員的分布來看，蘇、滬兩地“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闭奸L三角地區同類型高校的75%；“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奔s占長三角地區同類型高校的85%；蘇、滬兩地的高校無論在數量還是在類型上都占有優勢（見表3）。從聯盟成員參與度來看，蘇、滬兩地參與度較高。江蘇、浙江和上海不僅積極參加長三角區域各大高校聯盟，部分高校更是主動發起高校聯盟的組建工作或高校聯盟會議的組織工作。

表3 長三角三省一市高校情況（單位：所）

相較而言，安徽高校在參與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的數量和類型上明顯少于蘇、浙、滬，這不僅反映出安徽地區高校數量和類型與蘇、浙、滬地區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聯盟內部的發展并不均衡，少數幾所高校在聯盟發展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其他學校則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從新E8 高校的許可專利和轉讓專利的區域流向分析，在被許可人數量方面，浙江省最多；在受讓人數量方面，江蘇省最多[8]。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雖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資源、能力的整合，但虹吸效應和溢出效應也同時存在，當地區間經濟發展存在較大差距時，虹吸效應甚至超過溢出效應。根據“人才聚集陷阱理論”，安徽在長三角區域處于相對欠發達的狀態，那么相較其他地區，它的人才吸引力更低，人才流失率相對更高，這又會進一步影響其經濟發展。此外，高校聯盟利益分配機制的不健全，也是導致高校參與聯盟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

（三）內在機制不完善，聯盟管理較松散

目前，負責長三角地區教育協同發展的機構是長三角教育聯動發展協調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機構成立以來在教育資源共享、師資隊伍建設及人才培養方面開展了系列活動，如建立中等職業教育共享實訓基地、開展長三角中小學名校長聯合培訓、舉辦長三角基礎教育教學改革論壇、推動簽署《長三角地區公眾講座資源共建共享協議書》等，雖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長三角區域教育改革與發展進程，但機構事務涉及面較廣，并不專門服務于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的建設與發展。部分聯盟內部雖成立了協調小組，但因其影響力和決策力較弱，也很難發揮其組織管理作用。如長三角地區高校圖書館聯盟，聯盟事務主要由聯盟協調小組及聯盟辦公室負責，協調小組與辦公室人員多為兩省一市圖書情報工作指導委員會行政人員，缺少各高校圖書館工作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的加入，且未設置館長聯席會、理事會等具體負責聯盟事務的組織[9]，導致聯盟機構與聯盟成員關系松散，聯盟成員之間合作不夠緊密。

此外，評價反饋機制的缺失，合作內容的虛化，也讓高校聯盟的發展陷入困局。一些高校存在“跟風”聯盟的現象，將聯盟當作戰略發展的手段，或與他校爭奪教育資源的工具，這種聯盟很可能走向隨波逐流式或領導決定式發展，這不僅在具體操作中缺乏理性，也容易忽視自身參加聯盟的效用和成本，忽視教育的本質和高校的教育使命。也有部分高校對戰略聯盟的認識不夠充分，未從長遠、全局的角度去認識高校聯盟對于區域乃至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呈現出不愿結盟或不敢結盟的狀態，認為聯盟更多會增加自身責任，形成發展負擔。

（四）外部推動不到位，協同發展效果欠佳

各級政府雖出臺了相關政策法規，提倡校際間開放合作，鼓勵高校建立聯盟，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但各種政策和協議在實施過程中并沒有很好地落地，已有政策文件中鮮有涉及對于聯盟成員利益分配、權益保護及合作糾紛等方面的規定。

通過對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相關資料的搜集，發現鮮有平臺發布各高校聯盟的合作動態或合作進展。一些聯盟雖設置了多樣化的合作項目，在合作協議中涵蓋了學分互認、暑假班計劃、交換生計劃及網上選課計劃等，但實際操作過程中，高校之間學生交換并不平衡，暑假班計劃和網上選課計劃在校際之間未有明顯進展。究其原因，除了與聯盟內部管理有關，也受聯盟外部環境的影響，聯盟外部缺乏相應的評價和監督機制，缺少對各合作項目推進情況的跟蹤與反饋。

此外，地方教育政策及教育特點的差異，也使得高校聯盟未能充分發揮其在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中的聚合效應。對于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的發展，政府尚未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政策內容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強，如長三角地區高校創新創業聯盟，涉及聯盟成員之間的創新創業成果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政策內容較少。2018 年長三角三省一市為促進人才資源的流動、互通，簽署了《人才服務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但政策的落實受到社會保障制度、戶籍制度等的制約。此外，一些政府為當地高校聯盟提供了一定的資金支持，如安徽省政府對安徽行知聯盟以項目投入的方式提供經費支持，上海市政府對上海西南片教學聯合體投入一定的經費支持，但地方政府對跨地區高校聯盟的支持相對較少。外部推動不到位，也是聯盟成員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的原因之一，加之各地區政府對于跨區域的高校聯盟缺乏關注和投入，導致不少已經建立的高校聯盟推進緩慢，協同發展的實際效果欠佳。

四、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發展困境的突破

（一）合理選擇聯盟成員，優化聯盟成員結構

高校聯盟的形成和發展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如綜合實力、區位因素等。若聯盟成員實力相當，同時各具自身特色與學科優勢，將會更利于聯盟的建立與資源的共享?；パa相容是大學之間合作的基礎，即使是世界一流大學也很難在所有學科和知識領域都成為一流，而是在其最擅長的方面發揮優勢[10]。長三角區域高校眾多，且層次類型多元，建立高校聯盟之前，應理性選擇聯盟成員，明晰各成員的角色定位。

一方面需要考量地理位置和實力層次。在地理位置方面，盡量尋求相近區域的高校進行聯盟，豐富校際的互動形式，促成校際的實質合作；在實力層次方面，可以從學校歷史背景、教學和科研水平、學校規模等來因素考慮，選擇與自身實力層次相當的高校，高校實力的強弱在一定程度代表著對聯盟的貢獻能力?！皬姀娐撁恕钡男问饺菀仔纬芍R創新中心，進而在區域高校能力不均衡的條件下形成一種擴散梯度，帶動低一層次高校發展，形成周邊不斷提升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還需考慮高校的治學理念、辦學精神及管理制度等，這些軟指標往往體現著高校文化建設情況，反映了高校的價值取向和理想追求。軟指標作為精神意識為主的聚力資源，對高校硬實力可以產生輻射作用，也是高校持續發展的內在支撐。鄰近的地理位置、獨特的發展優勢和一致的價值取向更容易在長三角區域產生“中心-輻射”和“集聚-溢出”的效果，進而提升整個長三角區域的知識創新水平。

（二）打破高校界域限制，促進聯盟成員深度合作

長三角區域高校在聯盟過程中，應打破界域限制，懷著開放與包容的心態，推動各成員多維度、全過程、立體化的互動和合作，激發聯盟成員的活力。在聯盟的過程中，需要尊重成員之間的獨立性、兼容性和互補性。關于獨立性，長三角區域的大多高校在辦學目標、實力層次、區域位置等方面存在差異，聯盟成員需要相互尊重彼此的個性特征，規范聯盟活動行為，這是聯盟成員能否建立相互信任關系的重要前提。對于“雙一流”建設高校，應堅持優質化、高層次辦學取向，扎根中國大地，遵循教育規律，在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爭創一流；對于地方本科、高職高專院校，則應結合地方產業結構特征，堅持大眾化、普及化辦學取向，為區域經濟發展和相關行業培養所需人才[11]。關于兼容性，可以從管理共同體和目標共同體兩個維度來考慮，兼容性越高，越有利于聯盟的高效運行和穩定發展。關于互補性，聯盟成員在教學、科研、管理等方面能夠達到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往往成為其是否愿意結成聯盟的基礎條件。

高校聯盟實現深度合作還需要外部環境的支持。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離不開政府“精心的政策設計和有效的政策執行”[12]。政策驅動著高等教育改革，主導著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進程[13]。政府需要更加關注長三角區域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相關政策設計，將高校聯盟建設納入到長三角區域發展規劃當中，在肯定高校聯盟地位和價值的基礎上，對聯盟成員的行為加以引導。在政策設計上，可以涵蓋從高校聯盟發展目標的制定到具體的實施辦法，從聯盟合作形式的選擇到成果及知識產權的保護，從聯盟合作項目的檢查驗收到基于評價的獎罰激勵等多個方面，以確保聯盟成員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對等，防范聯盟不同發展時期的合作風險，充分調動聯盟成員參與聯盟建設的積極性。在行為引導上，鼓勵高校加大學科建設力度，凸顯出特色學科、優勢學科的拉動作用，促進學科交叉融合及邊緣學科的發展，建設長三角區域的學科群、專業群，發揮各高校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及文化傳承中的作用。

（三）建立運行管理平臺，形成規范化管理體系

聯盟治理主要是通過治理機構和聯盟契約對聯盟成員的行為進行協調和保護的一種方式。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數量較多，聯盟成員因辦學定位、辦學理念、辦學優勢等方面的不同，呈現出高度松散性和異質性特征。

在管理機構設置方面，首先，可由各地政府授權組建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管理委員會，打破行政區劃的局限，并常設聯席機構負責區域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聯盟決策的宣貫、聯盟活動的監督和評價，促進各聯盟及聯盟成員之間相互學習、交流，助力長三角區域高等教育更高質量的一體化發展。其次，聯盟內部可設立聯盟理事會，決策層由聯盟高校的黨委書記或校長組成，負責聯盟中重大事項的決策。同時，設置輪值理事長，輪值理事長及秘書處為具體管理層，聯盟輪值理事長主要負責與聯盟發展相關的計劃制定，秘書處負責統籌聯盟的日常管理事務，專門的分委員會處理各種具體合作事務[14]，也可根據專項項目的需要，建立必要的臨時或長期性協調機構，如科研聯盟、教學聯盟等。

在聯盟機制設計方面，需要完善聯盟協同機制、強化聯盟質量監管機制，尤其是評價反饋機制。因聯盟成員之間的競合關系，聯盟內部評價往往更加直接、有效，通過聯盟理事會開展常態化的自評工作，將合作項目的進展情況與聯盟成員預期目標進行比對，并反饋和公開評價結果，達到以評促改的效果，保證聯盟項目能夠穩定、持續和高效地進行。除了注重聯盟內部評價，還需要重視聯盟的外部評價，以提升評價反饋機制的公信力。外部評價一方面可以通過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門戶網站、微信公眾號等平臺設置評價功能，接受公眾尤其是高校教師、學生等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和建議；另一方面可以邀請非官方性質的第三方評估機構組成評審小組，對合作項目的組織和開展進行監督、檢查和評價，并形成中期和終期評價報告。多方位、多層次、多主體參與的評價反饋機制便于更好地發揮評價的診斷、激勵和導向功能，確保長三角區域高校聯盟合作目標的實現。

（四）改進互動框架，實現雙重約束功能的統合

作為高校聯盟中的各個行動主體，各高校之間的教育協作的有序運行，需要一個完善的互動框架，同時，這一互動框架需要具有“硬環境”與“軟環境”的雙重約束功能。

一方面，區域高校聯盟的推進需要有“硬環境”的支撐。具體而言，這主要著眼于三個方面：其一，需要有推進高校間開展多層次協作的頂層設計，以及更靈活的政策支持；其二，需要在高校聯盟之間構建更豐裕、更便捷的交流互動空間，并積極運用網絡信息技術，搭建跨時空的合作平臺；其三，需要強化高校聯盟之間教育資源的流動與共享，要讓物質資源、時空資源、人力資源、機會資源等結構性資源沖破地方保護主義的桎梏，實現資源在高校聯盟之間良好的流動。

另一方面，除了針對正式制度與資源結構的“硬環境”建設，高校聯盟中“軟環境”的營造不可偏廢，在知名高校聯盟的建設經驗中，聯盟文化一直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影響因素，它是高校聯盟的強力紐帶。具體而言，一個優質的高校聯盟文化可以帶來以下好處：其一，基于高度共識、共情、共責的聯盟文化，能夠讓高校聯盟中的各行動主體產生強大的組織認同感，進而為高校建設提供強大的組織合力；其二，聯盟文化以一種更柔性的方式，彌補了剛性制度可能出現的制度真空；其三，聯盟文化讓高校聯盟中的行動主體，在不斷地自我確認、自我反思與自我發展中樹立起一種文化自信，這種文化自信最終會以一種傳統、一種底蘊在歷史中傳承，為聯盟發展提供強大而持久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