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子女及其特征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分析

李琴,丁倩,李大勝

(華南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2)

1 引言

由于城鄉二元結構、農村社會保障等缺失,我國農村中老年人一直“活到老、種到老”。最近幾年來,我國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出現了新的變化,即從事農業和非農勞動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50歲及以上農村人口非農就業的比例為27.64%,較六普的13.51%增長104.58%;60歲及以上農村人口非農就業的比例從3.06%增加到6.52%,增長113.07%;從事農業比重為29.38%,較六普的13.65%增加了115.23%。

對于中國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影響因素的分析,已有的研究主要從社會保障(張川川等,2015;劉子蘭,2019)、健康狀況(李琴等,2014;譚娜、周先波,2013)、老年人居住安排(趙建國、王凈凈,2021)等視角進行分析。已有的研究表明,社會保障尤其是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降低了農村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Li et al.,2018;張川川等,2015)。近幾年來,一些研究開始關注家庭人口特征、子女特征,例如子女性別、人力資本狀況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廖少宏、宋春玲,2013;向楠,2020;吳敏,2016)。但這些研究較少從婚姻的視角分析未婚子女及其特征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幾乎未能分析其中的影響機制。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對于我們了解農村家庭的勞動供給決策以及生育決策均有重要的意義。

與傳統社會老年人因社會保障缺乏被動延長勞動時間以彌補養老問題帶來的“缺失性需求”不同(廖少宏、宋春玲,2013;易定紅、趙一凡,2021),我們猜想,當前我國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率的快速增加可能是子女婚姻支付壓力起作用。男女比例失衡、勞動力外出務工增加,使得農村面臨著更為激烈競爭的婚姻市場,未婚子女特別是未婚兒子的婚姻問題成為擺在父母面前的頭等大事,父母也成為了子女婚姻支付的最終承擔者(張川川、陶美娟,2020)。為了讓兒子在適婚年齡擺脫單身狀態,中老年人需要不斷積累財富才有可能在婚姻市場上具備競爭力,因而他們有可能更多地參與收入回報率更高的非農勞動。

本文從婚姻視角探討未婚子女以及特征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基于婚姻視角從年齡、收入、學歷等角度分析不同特征的未婚兒子對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以往的研究雖然分析了子女數量對于勞動參與的影響(趙建國、王凈凈,2021;張雨婷等,2019),但較少分析未婚子女及其特征對于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2)本文進一步分析了未婚子女特征對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機制,主要從中老年人與子女之間的經濟轉移(代際支持和代際剝削)、彩禮和房價三方面進行影響渠道分析。以往的研究較少進行影響渠道分析,僅有彭爭呈和鄒紅(2019)分析了房價渠道的影響。(3)在方法上,本文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紤]到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為了保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利用長子女出生年份是否在1979年之后、地市級層面性別比以及第一胎子女性別作為未婚子女的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回顧;第三部分是實證策略;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結論和政策建議。

2 文獻回顧

因缺乏強制退休年齡和較好的養老金待遇,農村中老年人是否繼續勞動主要基于個人與家庭的選擇,來自社會制度方面的影響很小(姜向群、劉妮娜,2013)。從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多圍繞養老保險對農村中老年人農業勞動時間的“擠出”效應開展,但對于養老金是否能夠緩解老年人農業生產負擔,仍然存在爭議(張川川等,2015;劉子蘭,2019)。當從個體特征出發,學者們普遍聚焦于身體健康,由于缺乏就業保障,當受到健康沖擊時,農村中老年人不得不減少勞動供給時間甚至退出勞動市場(王智勇、陳耿宇,2021;曹榮榮、郝磊,2018)。

農村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并非單純是一般人所認為的習慣性勞動,更多是出于家庭理性和經濟利益考慮。其勞動決策和子女因素密不可分,例如是否與子女同住、子女性別、子女人力資本狀況以及子女是否上學等(廖少宏、宋春玲,2013;向楠,2020;吳敏,2016)。從子女數量角度探討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文章較少,大多聚焦于城鎮老年人或者從事非農工作的老年人的勞動供給,且尚未達成一致結論(趙建國、王凈凈,2021;張雨婷等,2019)。趙建國、王凈凈(2021)著重考察老年父母非農勞動參與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子女數量顯著降低了老年父母非農勞動參與,而兒子數量則顯著增加老年父母的非農勞動參與,但他們的研究并未區分農村和城市老年人。張雨婷等(2019)發現城鎮中老年女性的子女數量越多,她們越傾向于“干到老”,但這種現象在農村則相反。也有學者以農村中老年人為對象進行研究。吳海盛(2008)指出家庭人口多、子女數量多的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率相對較低,主要原因是子女是農業勞動的主要承擔者,但當子女都外出打工時,老年人則被迫從事農業勞動。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關系也出現了變化。廖少宏和宋春玲(2013)認為子女數量對于勞動參與決策和勞動供給時間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在目前子女大量外出務工的情況下,老年人的勞動供給完全是獨立的行為。也有學者從子女經濟特征角度進行探究,楊凡和何雨辰(2021)發現已畢業子女的平均年收入每增加1%,農村父母“無休止勞動”的風險比降低5.3%,每增加一個擁有房產的子女,其“無休止勞動”的風險比就會降低16.32%。不難看出,學術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子女數量及其特征會影響農村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但從子女婚姻特征考察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影響的文獻較少,且未區分非農勞動與農業勞動的差異。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中國傳統婚育觀念的集中體現,父母將協助子女“成家立業”作為自己的一項義務,這種基于責任倫理的“利他型”代際關系在農村地區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方面,隨著結婚成本的迅速攀升,子代在結婚時若不具備一定的經濟基礎,則會增加對父母的經濟依賴(許琪、彭湃,2021)。另一方面,中老年人獲得的經濟支持也與子女婚姻狀況密切相關,只有當多子女家庭中子女成婚率達到一定界值,農村中老年人從子女那里獲得凈轉移才會顯著增加(王愛君,2018)。彩禮是農村婚姻支付的最根本形式(柳清瑞、劉淑娜,2019),房子在婚姻市場作為“地位商品”,兼具“筑巢引鳳”的功能(方麗、田傳浩,2016),因此當前學者們研究婚姻領域相關問題時多從這兩個角度出發。越是在婚姻市場中居于劣勢的農村低收入群體,越依賴購房和支付高額彩禮等婚姻競爭方式。蔡兆瑞等(2022)研究發現,農村地區父母在為子女購置婚房中存在較大的經濟壓力,有兒子的家庭更易陷入負債。未婚成年子女會通過房價對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產生“婚姻效應”,即擁有未婚兒子的中老年人更大可能繼續從事農業勞動(彭爭呈、鄒紅,2019),并因為助兒買房增加勞動時間(李夢華、周昀,2022)。

相較于城鎮老年人,農村中老年人面臨更為嚴峻的經濟壓力,即使自評健康狀況不好,農村中老年人仍不會大量減少勞動時間(譚娜、周先波,2013)。以非正式就業為主的農村中老年人,在經濟因素的驅動下,不惜采取過度勞動的方式透支健康以換取報酬,改善生活,這種基于現實情況的選擇并非個例。以建筑業為代表的非農勞動,因其進入門檻低、經濟回報高而成為農村中老年人的熱門選擇,而高強度的室外工作對農村中老年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存在較大威脅。因此從未婚子女及其特征角度探究農村中老年人從事“無休止勞動”以及背井離鄉進城務工的原因顯得尤為重要。未婚子女是否會影響農村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以及這種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中老年人為何執意要“催婚”,子女的婚姻狀況會對農村中老年人的勞動決策帶來怎樣的影響?有別于彭爭呈和鄒紅(2019)的研究,本文根據性別、年齡、學歷、收入情況對未婚子女做出區分,以探究不同特征的未婚子女對父母勞動的決策影響。本文利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2013-2018年數據,嘗試回答上述問題,即探究未婚子女及其特征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以及可能的影響機制,為農村中老年人相關福利政策的制定提供可行性的政策建議。

3 實證策略

3.1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2013、2015和2018年的CHARLS數據,主要分析未婚子女及其特征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以及可能的影響機制。CHARLS是一項專門針對中老年人的全國大型追蹤調查,樣本覆蓋了全國28個省區的150個縣、區的450個村(居委會),2013、2015和2018年樣本量分別為18613人、21113人和19817人。

五是要有強壯的身體。磨杵是個力氣活，又是在野外，可能腰酸，可能背痛，可能刮風，可能下雨，可能陽光暴曬，可能寒風勁吹。一般的老太太，肯定干不了。

根據研究需要,本文選取45歲及以上80歲以下、常住地為農村地區、且至少有一個健在子女的中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由于少數民族與漢族在生育文化以及生活習慣、勞作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刪除了少數民族的觀測樣本,并剔除了一些關鍵變量的缺失值。在進行上述處理后,共得到23 584個有效樣本。

3.2 變量選擇及其描述性統計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農村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用受訪者過去一年內是否參與勞動來衡量,包括參與農業勞動(包括農業自雇、農業受雇)和參與非農勞動(包括非農受雇以及非農自雇)。核心解釋變量則是受訪者家中有無18歲以上、40歲以下未婚子女,包括有血緣關系的子女以及無血緣關系的養子女等?？刂谱兞恐饕▊€體層面的性別、年齡、初中以上學歷、戶口狀況、喪偶、參加養老保險、日?；顒幽芰?ADL)(1)日?；顒幽芰?ADL)是考察老年人身體功能限制的常用指標,通過調查老年人是否能獨立完成洗澡、穿衣、吃飯、在室內走動、梳頭、上廁所六個項目,日?；顒幽芰Ψ謹翟礁?意味著健康狀況越差,是一個較為客觀的指標。,家庭層面的家庭人均年消費情況(取對數),以及是否分配或流轉土地。在進一步分析過程中,將未婚子女根據性別、年齡、收入、學歷特征進行劃分,其中低齡是指21歲以下,適齡是22-29歲,大齡是指30歲以上(2)根據民法典1047條,法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22周歲,女不得早于20周歲。,低收入子女和低學歷子女分別是指子女年收入在2萬元以下、高中以下學歷的群體。在機制分析過程中,從代際經濟支持視角進行分析,分別從過去一年內子女給父母錢物的總價值(代際支持)、父母給子女的錢物總價值(代際剝削)出發進行探究。本文所涉及的彩禮數據為縣級層面受訪當年以及前兩年的彩禮均值,借鑒張川川、陶美娟(2020)的做法,將彩禮定義為貨幣性的現金支出和婚房花費的總和。房價和農村人均年收入數據均來自地級市的統計年鑒。

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總樣本來看,農村中老年人參與勞動的概率為79.8%,從勞動參與類型來看,中老年人農業勞動參與率為68.8%,非農勞動參與率為27.8%。當家中有未婚子女時,農村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農業勞動參與率、非農勞動參與率均高于無未婚子女的中老年人,分別提高了13.74%、6.22%和65.94%,由此可見,家中有未婚子女的農村中老年人更傾向于選擇非農勞動。值得注意的是,當家中有未婚子女時,農村中老年人收到的來自子女的經濟支持減少,且給予子女的經濟支持增加。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為進一步觀察不同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差異,本文根據子女婚姻特征對中老年人進行分類,結果如圖1所示。與子女均成家立業相比,擁有未婚子女的家庭面臨著巨大的婚姻支付壓力,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高。家中有未婚子女,60歲及以下中老年人非農勞動參與率越高;但對于60歲及以上老年人,即使家中有子女未婚,受限于年齡等因素,非農工作可得性降低,他們只能轉向農業生產以幫襯家庭。

圖1 有無未婚子女與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情況 資料來源:CHARLS 2013、2015和2018年數據。

3.3 模型設定

本文基于2013、2015和2018年CHARLS面板數據,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來估計未婚子女數量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供給的影響:

laborijt=η0+η1unmarchildijt+γXijt+Tt+λi+μijt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未婚子女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

表2報告了是否有未婚子女對中老年人勞動供給的影響。第(1)列顯示,當有未婚子女時,中老年人從事勞動的概率增加,這一點在非農勞動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如果家中存在未婚子女,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概率增加3.7%,其中非農就業的概率顯著增加3.9%,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子女未婚會對中老年人施加壓力,驅使他們增加勞動供給,進入非農勞動市場搜尋就業機會?？赡艿脑蚴?彩禮、嫁妝的給付一直以來是我國的嫁娶風俗,高強度、低收入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并不能創造出足夠的財富以補貼子女的婚嫁,而泥墻、鋪磚等非農勞動工資遠高于務農收入,成為越來越多中老年人的就業選擇。其他變量的系數均符合預期,年齡越大,中老年人參與非農勞動的概率顯著降低。相對于已婚中老年人,喪偶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概率更低。家中有分配或者流轉的土地,中老年人農業勞動參與概率顯著增加。

表2 未婚子女對農村中老年人農業勞動參與的影響

4.2 不同類型未婚子女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

為進一步探究不同未婚子女對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差異,我們將未婚子女根據性別、年齡、學歷、收入進行分類,結果展示在表3。A部分報告了不同性別未婚子女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當家中有未婚兒子,中老年人的勞動供給概率增加2.5%,其中非農勞動參與概率增加4.4%,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農業勞動參與概率減少,但不顯著。家中有未婚女兒也會增加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勞動參與總體上增加4.3%,其中農業勞動參與增加3.2%,分別在1%和10%的顯著性水平顯著?？赡艿脑蚴?一方面,農村是“重男輕女”思想的重災區,導致了嚴重的性別失衡,進而加重了農村大齡男青年“娶親難”這一問題,父母往往會通過辛勤勞動協助其完成蓋房、娶親、添丁這三件大事,唯有如此,才算完成“任務”。另一方面,與籌備兒子娶親不同,女兒在出嫁前往往會上交工資收入以補貼家用,嫁娶也伴隨著彩禮的收受,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相較于家中有未婚兒子,有未婚女兒的中老年人參與高收入非農勞動的意愿有所降低。鑒于此,B、C兩部分僅針對未婚兒子相關特征作進一步討論。

表3 不同類型未婚子女對農村中老年人農業勞動參與的影響

B部分進一步闡明不同年齡農村未婚兒子對中老年人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差異,第(1)、(3)列顯示,有適齡未婚兒子(22-29歲),中老年人的勞動力供給概率將顯著增加2.3%,非農勞動參與顯著增加3.6%?？傮w上大齡未婚兒子(30歲及以上)對中老年人供給決策的影響依然顯著,但僅僅增加了農業勞動參與率,增加了4.3%,對中老年人的非農勞動參與率,影響并不顯著?？赡艿脑蚴?一方面,大齡未婚兒子已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無需父母在外奔波勞作,物質并不是未婚的阻礙,而適齡的未婚兒子積累的財富較少,“催婚”背后是父母基礎傳統婚戀觀對適齡兒子的擔憂,他們試圖增加勞動供給來助力兒子婚姻,避免兒子因經濟問題錯過締結姻緣的最佳時期。另一方面,家中有大齡未婚兒子,往往意味著父母的平均年齡也較高,他們難以找到適配的非農工作,只能通過參加農業勞動減輕兒子的養老負擔。

C部分則分別從學歷和收入角度探究了未婚兒子對中老年人的影響,結果顯示,低收入的未婚兒子是農村中老年人仍然堅持辛勤耕作的原因。家中如果有低收入的未婚兒子,中老年人參加勞動的概率會提高1.4%,但在統計上不顯著,參加非農勞動的概率會提高2.9%,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在農村婚戀市場,家庭經濟狀況是硬通貨,年收入在2萬元以上的單身青年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更低收入的男性婚姻議價能力較低,他們往往被歸為沒有前途的結婚選擇。在農村中老年父母為了幫兒子增加結婚籌碼,選擇參加非農勞動,老年農民工多在子女結婚后選擇“歸巢”養老。

4.3 異質性分析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64歲農村中老年人類勞動參與率為58.23%,65歲以上的勞動參與率為27.86%(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202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0.。為進一步厘清未婚子女對農村中老年人的影響,表4探究了不同年齡段、性別、受教育程度的中老年人的勞動決策。A部分報告了未婚子女對不同年齡段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受限于教育水平,農村中老年群體大多只能從事體力勞動,勞動強度較大。隨著年齡增長,中老年人體能下降,與低齡的老年人相比,65歲以上的老年人大多被迫退出非農勞動,但當家中有未婚子女,他們繼續從事農業勞動。即使年事已高,子女尚未成家仍是父母無法釋懷的心事,他們會盡可能地從事勞動,當無法從事非農工作時,他們也會選擇務農以達自給自足,減少未婚子女的負擔。

表4 未婚子女對不同年齡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

B部分(1)-(3)列報告了未婚子女對不同性別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相較于女性,男性擁有健碩的體格,即使家中經濟條件尚可,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一般會參與勞動。而在農村地區“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根深蒂固,女性的勞動參與具有較大彈性,也更易受到子女婚育狀況的影響。第(1)-(3)列顯示,當家中有未婚子女,女性中老年人從事勞動的概率顯著增加6.4%,其中農業勞動顯著增加4.1%,非農勞動顯著增加5.5%,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顯著。(4)-(6)報告了不同學歷的中老年人的勞動決策,擁有未婚子女時,中老年人會顯著增加整體勞動參與和非農勞動參與,但是對不同學歷的中老年人影響不大。

4.4 影響機制分析

婚姻嫁娶對男女方家庭產生的影響不同,在機制分析部分,我們僅探討家中有未婚兒子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表5探究了家中有未婚兒子是否會通過代際支持或代際剝削來影響中老年人的農業勞動參與情況。第(1)-(3)列從代際支持角度出發,家中有未婚兒子,父母得到的來自子女的經濟支持將增加,但不是十分顯著。第(4)-(6)列的代際剝削視角則表明,家中有未婚兒子會增加父母給予子女的平均經濟支持水平,且提高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率。與沒有未婚兒子的家庭相比,中老年人向子女提供的經濟支持會增加3.9%,但影響并不顯著。從(6)列可以看到,代際剝削導致中老年人參加非農勞動的概率增加0.4%,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這與暢倩(2019)的研究結果一致。但考慮到未婚兒子并沒有顯著增加對中老年人的代際剝削,所以代際支持或代際剝削并不是影響中老年人勞動參與增加的主要原因。

表5 未婚兒子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供給影響的機制分析

在中國農村地區,男方是否備有婚房與能否給予可觀的彩禮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方擇偶的重要選擇依據,“天價彩禮”層出不窮,父母勞作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給兒子提供婚嫁支持。但表6的結果顯示,彩禮傾向于增加有未婚兒子的中老年人的非農勞動參與,但在統計上不顯著,但顯著增加了有未婚兒子時農業勞動參與的概率,增加了2.2%?？梢?彩禮是中國農村中老年人農業勞動增加的渠道之一。

表6 不同彩禮地區未婚兒子對農村中老年人農業勞動供給的影響

關于房價支付壓力的衡量是基于地市統計年鑒中住宅平均銷售價格,為了使數據更具代表性,刪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四個一線城市的數據,將當地房價對數與家中有未婚兒子進行交互。根據表7可知,房價的提高總體而言增加了農村中老年人的勞動,使得他們更多地由農業勞動轉向非農勞動。第(3)列顯示與家中沒有未婚兒子的中老年人相比,房價每上漲 1% 會使有未婚兒子的中老年人非農勞動參與增加7.5%,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赡艿脑蚴寝r業勞動的回報率較低,當身體健康允許時,為了幫助未婚兒子積攢更多的購房啟動資金,中老年人很可能會選擇非農勞動。

表7 不同房價地區未婚兒子對農村中老年人農業勞動供給的影響

表7已經初步驗證了房價對中老年人的勞動決策會產生影響,進一步地將全國分為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部(4)按東、中、西、東北劃分。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東北包括: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如圖2所示,2013年至2018年不同地區房價漲幅差異較大,東部地區的房價遠高于其他地區。為驗證房價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穩健性,此處僅保留了東部地區樣本后,結果如表8所示。與之前結果相比,生活在東部地區的中老年人受到的房價沖擊更大,家庭中如果有未婚兒子,他們整體勞動參與和非農勞動參與的概率分別增加3.8%和4.9%,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顯著?？梢?面對高額房價,他們被迫增加勞動參與,為“掏空六個錢包湊齊一套首付”助力。

表8 未婚兒子對東部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

4.5 穩健性檢驗

以上分析均是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考察是否有未婚子女及其特征對中老年人勞動供給的影響。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能夠消除不隨時間改變的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的影響,但是無法消除隨時間變動的不可觀測遺漏變量的影響。同時,研究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結合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和貝克爾(Becker)家庭勞動決策模型,父母可能在生育之前就會對生育可能給自身帶來的影響進行細致考慮,并根據自己的各方面情況做出生育決策。為了解決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這一問題,本文引入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本文為未婚子女構建工具變量時主要是基于以下參考。我國素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觀念,農村地區又多有“重男輕女”的思想,家庭的生育數量決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頭胎子女的性別,學者多以第一胎子女性別(張川川,2011;陳瑛、江鴻澤,2018)作為工具變量。同時,利用外生政策變動的這一做法也備受青睞,但由于我國最初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試點在不同省市、行政村均有所差異。根據《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971年的23.33‰,下降到1979年的11.61‰,下降了11.72個千分點;婦女同期總和生育率從5.44下降到2.75(楊魁孚,2001),即子女數量從1972年起開始連續減少。故班納吉(Banerjee)等(2012)、耿德偉(2013)選取長子女出生年份是否在1972年之后作為子女數量的工具變量。此外,為使工具變量更為有效,我們結合上述學者以及彭爭呈、鄒紅(2019)的做法,選擇地級市層面的性別比、第一胎子女性別和長子女出生年份是否在1972年之后作為是否有未婚子女的工具變量?？紤]到CHARLS數據橫跨6年,出于對性別比數據結構和CHARLS數據特征的考慮,我們分別選取《中國2010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中國2020人口普查分縣資料》相關性別比進行匹配,2013年對應的是2010年人口普查時18-32歲人口的性別比,2015年對應的是2010年人口普查時20-29歲人口的性別比,2018年對應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時18-32歲人口的性別比。

表9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家中有未婚子女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其中(1)列為第一階段結果,可以看出,不可識別檢驗、弱工具變量檢驗均通過,當第一胎為兒子或者長子女出生年份在1972年之后時,家中有未婚子女的概率減小?？赡艿脑蚴?在重男輕女思想的禁錮下,家庭的生育意愿隨兒子的到來減弱,生育計劃因計劃生育的實施改變,生育總數減少,家中有未婚子女的概率減少。同時,地級市層面的性別比也顯著影響婚配。(2)-(4)列為第二階段的結果,家中有未婚子女,農村中老年人選擇參加農業勞動的概率降低60.9%,參加非農勞動的概率增加37.5%,可見家中有未婚子女顯著增加了中老年人從事報酬更高的非農勞動,這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一致。但家中未婚子女的存在對勞動參與的總體影響為負?？赡艿脑蛟谟?相較于農業勞動,非農勞動具有參與率總體較低,參與彈性較大的特點,雖然會因為家中是否有未婚子女而產生顯著變化,但因總數較少,對勞動參與的總影響較小,故總的勞動參與更多地體現了農業勞動參與的變化情況。

5 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13、2015和2018年CHARLS數據,運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未婚子女數量及其特征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以及異質性,并從代際支持和代際剝削、彩禮和房價三個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影響機制。本文結果表明:(1)如果家庭中存在未婚子女,中老年人從事勞動的概率增加3.7%,其中非農勞動的概率上升3.9%。通過進一步地對未婚子女特征進行分類,發現當家中有適齡、低收入的未婚兒子時,會顯著提高中老年人非農勞動參與的概率;(2)異質性分析的結果表明,未婚子女對女性中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影響更大,具體表現為當家中有未婚子女,女性中老年人從事勞動的概率便會增加6.4%;(3)在機制分析方面,未婚兒子對中老年人勞動參與尤其是非農勞動參與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農村中的高彩禮和高房價兩個渠道起作用,即中老年人會增加高報酬的非農勞動參與來增加對未婚子代的高彩禮扶持,以及為孩子在城市購買婚房。

基于以上結論,我們給出以下建議:(1)在全社會、尤其是農村地區倡導性別平等這一觀念,優化性別結構。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20-34歲農村人口中,性別比均高于115。男女性別失衡嚴重是“天價彩禮”現象的根源,也是農村中老年人繼續參與勞動的誘因。年輕群體在見證父輩從育齡到老齡為養育子女操勞半生后,生育意愿大大降低。(2)移風易俗,扎實推進婚俗改革,共建和諧的婚育市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中提出開展高價彩禮等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民政部在《“十四五”民政事業發展規劃》也明確指出要推進婚俗改革。但彩禮在戰國至秦漢年間已有文字記載,有其文化與歷史根源,短期內即使政策干預也較難徹底改變。(3)我國低生育率也和高住房價格相關,國家應出臺相關政策,控制住房價格,剛需的住房不應該成為被投資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