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與“專精特新”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曹夢弋,夏 青

（1. 浙江萬里學院 商學院,浙江 寧波 315104；2. 寧波諾丁漢大學 商學院,浙江 寧波 315104）

一、引 言

長期以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關于產業政策有效性的爭論始終是經濟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從凱恩斯與哈耶克的論戰（Butos和Koppl，1997；Wapshott，2011）到林毅夫與張維迎的產業政策思辨①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4-08/14/content_18308059.htm；https://finance.ifeng.com/a/20140707/12663491_0.shtml。（江飛濤和李曉萍，2018），“有形的手”與“無形的手”之間的邊界和作用在學界和業界尚沒有定論。一方面，有眾多產業政策研究者認為，產業政策在保護本土產業中發揮的作用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指出，傳統的“挑選輸家贏家”的產業政策違背了公平競爭的基本宗旨，其尋租成本抵消了政策的效益。

近年來，日益嚴峻的國內外經濟政治局勢給我國產業政策的實施帶來了新的挑戰。首先，我國的產業政策往往聚焦于優勢行業發展大規模企業，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在經濟增長模式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轉變的新階段，產業政策需要作出深刻變革和調整，以適應這種復雜的變化。再者，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加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和安全面臨嚴重威脅，加快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是構建我國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任務（李平和孫黎，2021）。高質量經濟增長和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自主離不開“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高度發展（李平等，2022）。因此，梳理、總結和優化促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發展的產業政策，從實證的角度檢驗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文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結合“專精特新”企業名錄①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來源：1. 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news/0000001637；2.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mac.20120103；“專精特新”企業名錄由國家工信部公布，企查查整理 https://www.qcc.com/web/elib/teclist?tec=SSE；本研究樣本跨度為1998-2007年。，按照Aghion等（2015）的計量模型，檢驗了產業政策及其實施方式對“專精特新”企業創新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以公平競爭政策為基礎的產業政策，如在競爭更激烈的行業中實施的產業政策或者在某一行業內更公平地實施產業政策，能提高“專精特新”企業的生產效率。第二，本文檢驗了財政補貼、稅收機制、信貸支持和關稅政策對“專精特新”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發現財政補貼、稅收優惠有顯著積極的影響，關稅優惠政策的效果不明顯，信貸支持未能普遍惠及“專精特新”企業。第三，基于公平競爭的產業政策總體上促進了中小企業和年輕企業的發展；在政府和市場關系良好、法治環境較好、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較高的省份，其促進效果更顯著。第四，基于公平競爭的產業政策同樣能促進企業的研發投入和研發產出。此外，穩健性檢驗排除了本文的實證結果是由少數幾個地區或者行業導致的估計偏誤。

本文關于“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產業政策效應的研究有如下貢獻和啟示。從理論角度看，首先，在Aghion等（2015）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印證了以公平競爭為基礎的產業政策同樣適用于“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發展。其次，在“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中，企業之間競爭本身的效果與促進競爭的產業政策同樣顯著，這印證了市場與產業政策在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發展上同等重要。再者，在某些產業政策（如信貸支持和稅收）的政策設計上需要更加謹慎，才能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從實踐角度看，地方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通過挑選贏家（或者輸家）重點扶持幾個優勢產業，或者資源向幾個龍頭企業傾斜，既不利于“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發展，也不利于整個產業鏈的“補鏈強鏈”。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為了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相關產業政策應該向競爭相對激烈、有眾多中小企業的行業傾斜。產業政策在設計上要結合該產業的競爭狀況，在實施中也要“雨露均沾”和“精確滴灌”相結合，兼顧公平和效率。在行業內更加均衡實施產業政策的同時，也需要結合不同類型企業的特點。融資困難依然是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瓶頸，中小企業缺乏可用抵押貸款的固定資產，融資較為困難，各級政府需要為“專精特新”企業量身定制多形式的產業政策，以解決其融資難題。最后，作為產業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法治建設也會影響到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

二、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關于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在長期的思辨中積累了豐富的理論支撐和實證檢驗。支持者認為，產業政策能保護目前弱勢但技術外延性強、生產成本隨著投入的增加逐漸遞減（learningby-doing）的產業（Greenwald和Stiglitz，2006）；Lin（2011）指出，成功的產業政策必須向該國有潛在優勢的產業集中；實證研究在不同國家以及不同發展階段的諸多發現也支持了產業政策對企業發展有積極作用這一觀點。例如，Rodrik（2004）指出，工業的快速發展往往受到政府補貼和保護性關稅的支持，以激勵當地投資和創業。研究表明在不同發展階段，東亞新興國家和地區通過積極的產業政策，趕超發達經濟體。即使是以市場調節為主導的美國，其經濟快速發展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19世紀對本土工業的關稅保護（Chang和Amsden，1994），以及對比如計算機、健康和農業等產業實施的政策（Graham等，2010；Mazzucato，2011）。有學者認為，不完善的產業政策“比政府不作為的反面失敗要好得多”（Reinert，2009:102）。

反對者則認為，由于施政者的主觀偏誤，“挑選贏家”的產業政策在促進企業發展上沒有顯著效果。 Beason和Weinstein（1996）研究了日本產業政策與部門總要素生產率增長之間的關系，但未能發現證據表明優惠政策針對的部門有增加規模收益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Krueger和Tuncer（1982）分析了土耳其產業政策的影響，發現未受關稅措施保護的企業或行業的增長率高于受保護行業。Baldwin （1992） 發現，巴西政府對運輸機行業產業補貼，給社會福利帶來了凈損失。 而Blonigen （2016）的研究顯示，在1975—2000年的22個鋼鐵生產國中，鋼鐵行業的產業政策保護對下游產業的出口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近幾年來，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和美國政府一系列大規模產業政策的出臺，以保護主義形式的產業政策再次成為東西方經濟政策的前沿，這也重新引發了學界對產業政策的關注。如Rodrik（2010）指出，“產業政策的真正問題不是是否應該實施，而是如何實施”。產業政策的研究重點從聚焦檢驗政策的效果，逐漸向衡量產業政策對生產力和跨部門溢出效應的影響轉變（Manelici和Pantea，2021）。此外，除了研究傳統的貿易政策，如出口補貼（Das等，2007）、研發補貼（Hall和Van Reenen，2000），學者還針對弱勢地理區域的地方產業政策（Criscuolo等，2019）和環境補貼展開研究。同時，學界開始關注產業政策如何促進中小創業型企業（這也是本文的研究主體）的創新和發展 （Mazzucato，2011）。在管理、戰略和創業創新文獻中，一種新興產業組織形態——創業（商業）生態系統，成為近年來理論與實踐領域最熱門的研究話題之一（韓煒和鄧渝，2020）。

20世紀70年代末，硅谷式的風險資本創新體系在全球ICT和生物技術創新方面發揮領導作用（Bonvillian，2017）。相比之下，德國、日本和中國等地制造業初創企業則注重深耕特定領域，形成“專精特新”型企業（Simon，2009）。以產業集群、高新科技產業園區、加速器和孵化器的創新系統等形式為代表的創業生態系統（Ar?kan和Schilling，2011；Cohen等，2019）以不同的形式支持初創企業和新興產業的創新和發展。目前理論研究集中在以生態系統為代表的產業政策如何推動企業的創新發展，而較少關注產業政策的具體設計和實施如何影響中小企業的創新，尤其是以新興國家為背景的研究。 通過分析以“隱形冠軍”為代表的德國中小企業近幾十年的發展，Audretsch和Lehmann（2016）認為，德國聯邦制度促進了地方產業政策。此外，Narayanan和Fahey（2005）關注新興經濟體市場競爭政策，Lazzarini（2015）則強調地方政府執政能力對政策效果影響。通過研究產業政策對“專精特新”企業的創新效果，本文的結論對現有文獻提供了如下補充：首先，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產業政策在設計上是否需要結合“專精特新”企業所在產業的競爭狀況；其次，我們的研究結果有助于了解產業政策在實施中是否需要結合不同類型“專精特新”企業的特點；最后，作為產業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是否會影響到產業政策的效果。本文的研究路線圖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路線圖 ②Narayanan 和 Fahey （2005）提出基于Porter’s Five Forces Framework（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新興經濟體缺失的三大假設：交易成本（F1）、資本流動性（F2）和管理競爭法規（F3）?；诋a業政策視角，本研究拓展了F3的設計和實施如何促進企業生產率和創新的理論。

中國作為積極推行產業政的國家，我國的產業政策實施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已經深入到方方面面。產業政策一般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信貸支持、關稅調節以及簡化和放松行政審批等機制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降低資本成本、降低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風險容忍度和容錯率，從而激發的創新活動和生產效率。

在學界，學者已從多個角度分析了我國的產業政策實施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一方面，從中央“五年規劃”政策、經濟開發區、出口加工區的設立，余明桂等（2016）、陳釗和熊瑞祥（2015）分別得出了基于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對產業或企業的發展有積極的影響。例如，政府會放松對優勢行業的銀行信貸審批或通過低息貸款給予信貸支持，將大量資源引向該行業， 進而緩解了企業創新活動面臨的融資約束（陳冬華等，2010）；稅收激勵的實施通過直接減免、對研發類固定資產的加速折舊、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等財務優惠政策，增加了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提高了企業的內部融資能力（Duchin等，2010）；政府補貼能夠直接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降低創新活動的邊際成本（周亞虹等，2015）；從境外進入加工區內的貨物，包括零配件與原材料等，受關稅政策支持的產業進口關稅可按規定予以免稅或保稅①資料來源：國務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出口加工區監管的暫行辦法》的批復。。最新的研究還實證檢驗了針對民營中小企業和隱形冠軍企業的政策，研究結果表明，雖然政策扶持對中小企業的研發投入有促進作用，但不同的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呈現出顯著的異質性（張璠等，2022；楊莎莎等，2021）?；诂F有文獻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基于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能夠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的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

具體而言，該類型的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是基于某些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地區，例如集中于競爭相對不激烈，有寡頭壟斷市場的行業；或者在某個行業中，產業政策傾向于行業內少數幾個龍頭企業或地區。作為企業生產效率的基本指標之一，全要素生產率（TFP）通常作為過程創新的衡量。同時，我們也使用研發費用和專利數量作為創新的投入和產出的衡量。另一方面，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進入追求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基于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觀點受到了巨大挑戰，反對者的主要觀點認為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在具體實施中往往受限于施政者認知局限和激勵機制的失效，有悖于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基本法則，因此實施效果并不顯著甚至對企業的長期發展有負面的影響。首先，尋租理論（Brollo等， 2013）認為，一個地區或部門的資源配置程度和尋租腐敗行為呈正向相關。盡管產業政策給贏家企業帶來更多的財稅優惠、財政補貼和信貸支持，而這些資源往往也伴隨更多的尋租活動（Chen等， 2011）；施政者在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時首先考慮的尋租利益的最大化，而缺乏政治關聯或國企背景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往往因為高額的尋租成本，無法受惠于產業政策或者擠占本應用于創新活動的資源（楊其靜，2011；楊國超等，2017）。其次，產業政策有可能導致其他問題如產能過剩引發的企業盲目擴張、過度投資、破壞產業組織（黎文靖和李耀淘，2014）；產業政策也有可能引發企業以策略性創新取代實質性創新（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郭玥，2018），追求數量而忽略質量，以較低的創新水平獲取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喪失了高質量顛覆性創新的動力?；诖?，本文認為：

H2：基于市場競爭的產業政策能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的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

鼓勵競爭的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集中于競爭相對激烈，有眾多中小型企業的行業；或者在某個行業中，產業政策沒有明顯傾向，政策分散實施于該行業的所有企業。本文將通過異質性分析檢驗產業政策的機制。具體來說，產業政策在針對不同類型的“專精特新”企業以及在不同區域實施時，對其生產效率起到的作用可能不同。在公司層面，本文將從以下幾個角度入手：公司規模（以總資產衡量）和年齡（以公司成立年數衡量）。

首先，大型企業需要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以保持其市場競爭力。規模大的企業有更加完善和規范的制度和研發人員，產業政策對其創新的促進作用可能會更大，政府也愿意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有研究調查顯示，作為當前市場經濟最活躍群體，中小企業在高技術企業中占比達到70%以上，民營企業研發投入占企業整體研發投入近50%，是完整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促進創新的重要力量。面臨更為嚴重“金融歧視”的中?。駹I）企業 ，產業內更平均分配的信貸、稅收優惠、政府補助以及關稅優惠等產業政策更能緩解中小企業創新面臨的資源約束，鼓勵創新活動（余明桂等，2016；Foreman-Peck，2013）。

其次，從公司的成立年限來看，年輕的初創企業需要創新才能獲得獨特性和競爭力，他們有更強的動力和年輕的員工并具有較大的創新潛力，因此產業政策對年輕企業的創新可能有更高的推動作用。而相對成熟公司在創新投資上可能偏保守（Dougherty和Hardy，1996；Leifer等， 2001），因此產業政策對其生產率的提升效果和年輕企業相比可能呈現不同規律。Humphrey和Schmitz （1996） 發現通過降低交易成本，產業集群的產業政策相比專門針對幾家大企業的產業政策效果對中小企業往往更加顯著。Criscuolo等（2019）發現區域研發補貼能夠推動小企業的投資從而帶動當地的勞動力市場繁榮，但是大型企業卻沒有類似的效果——作者認為研發補貼能夠舒緩小企業面臨的資金約束，而資金充沛的大企業則普遍沒有類似的情況。 基于此，本文有如下預測：

H3：基于市場競爭的產業政策對中小型、年輕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比對大型、成熟企業有更積極的推動作用。

最后，在我國逐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效率要受到市場化水平的約束（方軍雄，2006，2007）。市場化水平高通常意味著產業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負面效應較?。ㄥX穎一，1999），行政性壟斷造成的扭曲資源配置有效降低，有助于提高產業政策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政府能夠通過補貼、審批、貸款、稅收等產業政策將資源通過市場配置到最有創新潛力的企業或部門。市場化水平高也往往和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發展水平高度相關。要素市場的發展意味著知識資本和貨幣資本能夠在行業間無摩擦流動，促進創業生態系統的無差別迭代創新。高度發展的產品市場能夠消除新產品和消費者、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利于形成及時反饋的機制，促進企業針對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創新活動（陳仲常和余翔，2007）。此外，制度環境改善能為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更好的外部環境（樊綱等，2011）從而提高其創新績效。產權制度的完善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加強將有效的激勵新創企業積極開展創新活動（李平等，2007）?；谝陨侠碚?，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4：基于市場競爭的產業政策對市場化程度較高地區“專精特新”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比市場化程度較低地區有更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數 據

本文有兩個主要數據來源：（1）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①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統計范圍是中國大陸地區銷售額500萬元以上（2011 年起為20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即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股份合作企業、聯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其他內資企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 、外商投資企業。；（2）由企查查整理，基于國家工信部“專精特新”的企業名錄。本文利用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9位“法人代碼”和“專精特新”數據庫中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合并兩個數據庫，形成本研究的樣本數據，時間跨度為1998—2007年。目前，包括國家、省市級別的“專精特新”企業一共4萬家左右。而我們樣本因受制于觀測時間段較短較早，有5 500家公司最終被認定為“專精特新”企業。但這并不影響數據樣本的代表性和結論的有效性。首先，于2019年左右開始認定并扶持“專精特新”企業的政策并不是本文的關注重點，本文關注的是如何更好的設計和實施產業政策和措施，鼓勵“專精特新”企業的形成和發展；數據顯示①數據來源：https://www.sohu.com/a/501331465_121123817。，國家級“專精特新”企業的平均成立年限為16年，超過半數的企業的成立年限在10～20年，于2019年開始陸續評定的“專精特新”企業，在本文的樣本中正好處于關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因此本文的結論對于揭示何種產業政策及其實施方式有助于“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并且優化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具有重大的意義。 其次，數據樣本保持與之前學者如Aghion等（2015）的一致性，能幫助我們通過對比本研究與整體企業的異同，對“專精特新”企業的產業政策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建議和對策。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何種產業政策能夠更好地促進“專精特新”企業在競爭中的創新發展，因此本研究采用全要素生產率（TFP）來衡量企業的創新。作為企業生產效率的基本指標之一，TFP通常被認為能夠衡量過程創新。為了衡量競爭（competition），本文將計算城市（縣級市）和行業層面的Lerner指數。Lerner指數通過計算價格和邊際成本之間的差異來衡量加成率（markups），進而計算其相對于公司的總增加值的重要性。本文首先匯總某城市某行業某年的營業利潤、資本成本和銷售額；Lerner指數的定義為營業利潤和資本成本差額與銷售額的比率。 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不應該有過剩利潤高于資本成本，Lerner指數應為零。因此競爭程度越高，Lerner指數越低，二者負向相關。本文將競爭重新定義為 1-Lerner，在完全競爭下，1-Lerner指數應該等于 1 ，而低于 1 則表明一定程度的壟斷，該值越接近0則表明該行業在該年度、該城市中越接近于完全壟斷。鑒于產業政策的實施可能在短時期內改變地區的競爭情況，比如針對醫療、新能源行業的稅收優惠政策能迅速提升該行業企業的年度財務表現，為規避此類內生性問題，本文在之后的計算中都采用年初的競爭情況。產業政策的衡量將在下文中詳細闡述。

工業企業數據庫中也涵蓋了一系列公司層面的控制變量如資產合計、主營業務收入、雇員人數、公司年齡、股本結構、研究和開發支出等財務數據。本研究的關稅數據來源是世界銀行的World Integrated Trading Solution （WITS）數據庫。專利數據來源是國家知識產權局CNIPA（曾用名：SIPO）。中國市場化指數來源是由王小魯、胡李鵬和樊綱編著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

四、研究方法和模型

本研究主要應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構建與競爭測度相關的Herfindal指數和Lerner指數，驗證產業政策在一個行業中的分散（集中）程度（P olicyDisp），或者產業政策向競爭程度更高（P olicyTarget）的行業集中，是否能夠有效提高“專精特新”的全要素生產率?；净貧w公式如下：

其中，Xist表示公司層面的控制變量（如公司雇員人數、年齡、國有占比）， Ist表示行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如關稅和行業競爭水平）， PolicyDispmict表示產業政策在某一產業中的分散程度，PolicyTargetmct表示產業政策與行業初始競爭狀態的相關性?；貧w后得到相關系數 β1、β2、ωm、ψm，并根據相關系數的顯著性、正負和數值判斷產業政策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性。 li 是公司固定效應， dt是時間固定效應。另外，s代表行業，t代表年，i代表公司，c代表城市，m代表產業政策。

PolicyDispmisct的具體定義如下，以財政補貼（subsidy）為例：

有兩種方法可以用來衡量產業政策分配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一方面，赫爾芬達爾指數（Herfindahl index）可以用來衡量某一個產業內的競爭，產業政策越分散，競爭就越強。Herfindahl（H erfm）指數廣泛用于衡量產業集中度：市場集中度越高，指數越高，表明市場接近壟斷；指數越低，則分散程度越高。同理，我們也可以用Herfindahl指數衡量一個行業內產業政策的集中程度。相應的，產業政策的分散程度可以用P olicyDispm=1-Herfm表示；以財政補貼為例，Herfindahl指數H erf subsidy的定義為。因此，Herfindahl指數越高， PolicyDispm就越小，表示產業政策的分散程度就越低，產業政策集中于行業內一個或幾個企業；Herfindahl指數越低，PolicyDispm就越大，產業政策的分散程度就越高，平均實施于行業內的多個企業。按照同樣的方法定義了財政補貼、稅務優惠和低息優惠產業政策后，將參數帶入回歸模型（1）， PolicyDispm的回歸系數驗證產業政策在行業內的分散程度是否推進TFP增長。當P olicyDispm系數為負，則表示集中的產業政策能提高企業的TFP，支持H1；相反，當PolicyDispm系數為正，則表示分散的產業政策能提高“專精特新”企業的TFP，支持H2。

再者，PolicyTargetmct的具體定義如下，以財政補貼政策為例：

PolicyTargetmct通過計算t年末產業政策m與行業s-城市c層面的競爭初始（t0）程度（COMPETITIONcs0）的相關性，衡量該產業政策是否在本年度偏向于該市更具競爭力的行業。如上文（第三部分）所述，本文用1-Lerner指數衡量該行業所在城市的初始競爭狀態。PolicyTargetmct越大，則表示該產業政策越向競爭激烈的產業傾斜；反之，則向競爭程度低的產業傾斜。PolicyTargetmct與TFP進行回歸，其回歸系的正負及強度將表明在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實施精確產業政策扶持和資源傾斜，是否能夠提高其TFP。若P olicyTargetmct回歸系數為負，表示向競爭相對不激烈行業傾斜的產業政策能提高“專精特新”企業的TFP，支持H1；若PolicyTargetmct回歸系數為正，表示向競爭相對激烈行業傾斜的產業政策能提高“專精特新”企業的TFP，支持H2。

五、實證結果和討論

表1呈現了“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在補貼、稅收優惠、貸款利率優惠、關稅優惠等產業政策方面的綜合情況。首先， “專精特新”企業獲得政府補貼的百分比在樣本中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參見表1和圖2），從1998年的13.14%上升至2006年的22.68%。如圖1中，與Aghion等（2015）的全樣本相比，“專精特新”企業平均獲得補貼的比例更高。

表1 數據統計

圖2 獲得補貼的公司百分比

企業免稅期的定義如下：如果一個企業的稅率低于公司法定所得稅或者增值稅的稅率，則該企業將享有免稅期，即該企業享受產業政策中的稅收優惠。從表1中的數據來看，幾乎一半的“專精特新”企業可以享受免稅期，2007年達到最高值52.78%。在圖3中，“專精特新”企業免稅公司的比例與所有普通公司的比例幾乎相同，但從2003年開始比例略大于全樣本。

圖3 有免稅期的公司百分比

本文用企業支付利息與流動負債的比率來衡量公司的融資成本。如果公司的利息債務比低于全樣本中位數，則定義為該公司享受低利率優惠政府貸。從表1可以看出，獲得低利率優惠貸款比例總體上升，2007年達到70.18%。1998年，專精特新企業支付的利息與流動負債的平均比率為5.08%，該比率逐年下降，2004年達到2.61%的最低點。上述情況表明，越來越多的專精特新企業獲得政府的信貸支持，支持力度也在增加。從圖4可以看出，在TASME中，獲得貸款優惠的公司比例僅略高于所有公司的平均水平，說明 “專精特新”企業并沒有在利率方面獲得特殊的扶持。最后，表1顯示了“專精特新”企業的平均進口關稅率從1998年的17.32%降至2007年的9.15%。

圖4 利息支付與流動負債的比率

表2顯示了各個參數間的相關系數。例如，政府補貼與稅收之間的相關性為正，相關系數為0.0468；政府補貼與信貸支持之間的相關性為負，相關系數為-0.0429。本文采用Olley-Pakes回歸方法（Olley和Pakes ，1992）估計TFP（TFP_OP_all）。從表2可見，補貼與生產率的相關系數為0.0568，因此政府補貼政策和“專精特新”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顯著正相關。同樣，稅收優惠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系數為0.1346，享受稅收優惠的“專精特新”企業具有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而低息貸款政策與生產率的相關系數為0.0027，因此貸款優惠政策對其全要素生產率沒有顯著影響。進口關稅率與生產率的相關系數為-0.1669，表明兩者呈負相關，關稅率越低，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越高。采用OLS回歸方法對TFP進行估計（TFP_olsFE_all），其結果與OP法一致。補貼、稅收優惠與生產率的相關系數均為正，說明補貼和稅收優惠者政策對生產率有促進作用；關稅與全要素生產率、新產品份額呈負相關，低關稅能夠更好地促進“專精特新”的創新。

表2 產業政策與全要素生產率相關性

表3呈現了產業政策與TFP之間的關系，其中重點關注的是產業政策是否向競爭程度更高的行業傾斜（ PolicyTargetm,PTm），以及在某個行業中產業政策是否應該“雨露均沾”（PolicyDispm,PDm），從而提高“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净貧w模型為公式（1），除了四個產業政策以及其實施方式，在回歸中我們還包括了其他控制變量如國有股份額、雇傭人數、公司年齡等，同時也控制了公司和年份的固定效應。表3前四列（1）—（4）的因變量是由OLS方式得到的TFP。（1）—（3）列顯示不同產業政策和競爭對“專精特新”企業的TFP的影響，列（4）包含了所有產業政策和競爭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表3 產業政策和全要素生產率

當PDm的估計系數為正時，意味著行業內更加平均分配到每個公司的產業政策能夠促進企業的創新。在第（1）列，我們看到 PDsubsidy的估計系數為0.038，在5%水平上顯著，表示完全平均的分配財政補貼將使“專精特新”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3.8%。在第（4）列，估計系數也在接近10%的顯著水平上。這一結果和Aghion等 （2015） 結果一致，兩者系數的大小也很接近（3.80%—3.88%）。 PTm的估計系數衡量產業政策向更有競爭力的行業傾斜能否提高企業的TFP， 表3第二行的PTsubsidy的估計系數同樣在4.1%（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意味著向“專精特新”企業所在行業傾斜的財政補貼政策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3.73%。這一發現顯著區別于Aghion等 （2015），在他們的回歸結果中，雖然系數符號為正，但是統計上并不顯著。這表明，在所有企業的樣本中，以財政補貼政策精準幫扶競爭激烈的行業并不能幫助企業提高其TFP。但是，對“專精特新”企業所在行業而言，財政補貼政策向競爭激烈的行業傾斜，同時在行業內部平均產業政策扶持力度，對于推進企業創新提高效率同樣重要。因此，鼓勵公平競爭的財政補貼政策能顯著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的生產率，支持假設2（H2）。

和財政補貼政策類似，PDtax的回歸系數在1%（10%）水平上顯著為正，表示更分散的稅務優惠產業政策將提高企業的TFP。但是 PTtax和Aghion等（2015）的結論不同——在“專精特新”樣本中，有傾向地在競爭激勵的行業中實施稅收產業政策對TFP的提升并沒有顯著效果；即第四行的估計系數均沒有統計顯著性。值得注意的是從行業內部來說，平均分配稅收優惠政策似乎在提高TFP上比財政補貼政策效果更顯著。以（4）列為例，我們可以從二者的系數大小得出該結論（3.1% vs 8.0%）。因此，鼓勵公平競爭的稅收優惠政策也能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的生產率，同樣支持假設2（H2）。

第三類產業政策是信貸支持，從表3第5行可以看出，PDinterest的回歸系數在所有回歸模型上顯著為正，表示更加平均分配的低息貸款產業政策顯著提高了“專精特新”企業的TFP。系數的范圍是5.5%～8.75%，意味著完全平均的低息貸款優惠政策能夠給“專精特新”企業的生產效率帶來6.3%～8.9%的提高。PTinterest的系數相對不穩健，在列（3）、列（7）中10%的水平上正向顯著，表明企業TFP在競爭激烈的行業施行高利息的產業政策中得到提升，但是列（4）、列（8）中該系數并不顯著。因此，鼓勵公平競爭的信貸政策也能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的生產率，支持假設2（H2）。

最后看關稅政策 PTtariff，從表3第7行可以看到，在競爭激烈的行業實施更高的關稅政策和TFP是負向相關，但是只有在列（4）為10%水平上統計顯著 ：6.0%的系數表明，如果更高的關稅和競爭更激烈的行業完全相關（PTtarrif=1），則“專精特新”企業的TFP將會下降6.0%。

表3中（5）—（8）列報告了使用OP法估計的TFP作為自變量的回歸結果。和（1）-（4）列回歸結果在符號上完全一致，顯著性上也幾乎沒有區別。表3中也控制了其他一些重要的變量：比如行業層面的競爭指數Lerner和Lernersquare，二者的顯著結果和Aghion等 （2015）的結果基本一致：首先衡量競爭的系數（1-Lerner）顯著為正，顯著程度從1%到5%；其次，本文加入了競爭衡量的平方項以衡量其與TFP的非線性關系，其系數顯著為負。這一結果揭示了“專精特新”企業的TFP和競爭的非線性關系：在低競爭水平上正相關，在高水平上負相關。這一“倒U型”關系和Aghion等 （2015）的結果高度一致。同時，作為衡量產業競爭程度的另一指標：行業的出口比率（Exportshare _sector）在1%到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反映了競爭也是TFP提高的重要機制。結合之前的結果，市場競爭機制和產業政策的傾斜都能對“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創新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表3同時也包含了四項產業政策本身的虛擬變量以及公司層面的控制變量，基本回歸結果和前述研究結果均保持一致。

總體而言，補貼、稅收優惠和信貸優惠這三項產業政策在“專精特新”企業所在行業內的分散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向更競爭激勵的行業精確推行補貼和低息政策也有利于“專精特新”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同Aghion等人（2015）的全樣本的結果存在一定差異：他們發現對于所有公司而言，補貼、稅收優惠和貸款優惠的分散實施也可以提高公司的全要素生產率，但將補貼分配給更具競爭力的部門并不能顯著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接下來從公司規模（以總資產衡量）和年齡（以公司成立年數衡量）角度出發，檢驗產業政策分配的異質性。在表4中，我們在以下子樣本中重復表3—列（4）和列（8）的回歸模型：按照年度公司年齡和資產總計將全樣本劃分為年輕（young）vs成熟（mature）公司子樣本，大型（big）和小型（small）公司子樣本。在當年度資產總計（年齡）中位數以上的公司，是為相對大型（成熟）公司；反之則為相對小型（年輕）公司。

表4 產業政策和全要素生產率：公司類型子樣本回歸

表4列（1）—（4）的報告結果顯示，在行業內更平均分配的產業政策對中小型企業的TFP有更加積極的推動作用。以列（1）的財政補貼為例PDsubsidy，其系數5.5%并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而列（2）的系數不顯著且系數接近0，表明平均分配的財政補貼政策對小企業的TFP有顯著的提升作用而對大企業作用并不明顯。同樣，稅務PDtax和低息優惠PDinterest在中小企業的效果更為顯著。從行業間分配來看，向競爭更激烈的行業傾斜的財政補貼政策PTsubsidy對中小企業有更顯著的推動作用，而向競爭激勵的行業傾斜的稅收政策 PDtax則能提高大型企業的創新。列（5）—（8）報告基準回歸在年輕和成熟公司子樣本下的估計結果?？梢园l現，對年輕公司的創新活動有顯著推動作用的是在行業內平均推行的低息政策PDinterest（列（5）為5.6% ，列（7）為7.6%），以及將財政補貼PTsubsidy（列（5）為6.6%，列（7）為6.9%）和優惠低息政策PTtax（列（5）為7.9% ，列（7）為8.6%）向競爭激烈的產業傾斜。該結果表明，以公平競爭為基礎的產業政策在整體上促進了“專精特新”企業的TFP，但是將產業政策有針對性地分配在更有創新潛力的企業上將能進一步提升“專精特新”企業的TFP，這點在財政補貼和貸款利率優惠上比較明顯。實證結果和假設H3基本一致，為該假設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根據王小魯等編制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以各省份年度“政府與市場關系得分（ind1）”和“中介組織和法律得分（ind2）”為基礎①政府與市場關系得分包括：市場分配經濟資源的比重，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縮小政府規模三個分項指數；中介組織和法律得分包括：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維護市場的法治環境和知識產權保護三個分項指數。，我們將公司劃分為位于樣本中位數以上和以下的子樣本。在各個子樣本中分別重復了表3第（4）列和第（8）列的基準回歸模型并將結果在表5報告?？梢钥吹綄τ谛袠I內平均實施的產業政策，在政府與市場關系得分高的省份（列（1）（3）），其回歸系數比在政府與市場關系得分低的省份（列（2）（4））要大，并且在稅務 PDtax和低息優惠 PDinterest的產業政策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以列（1）為例，為12.1%和6.6%）。同時，在市場法律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高的省份，我們可以觀察到相似的規律，尤其是在低息貸款PDinterest的產業政策上比較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向競爭激烈行業集中實施產業稅收扶持政策PTtax在法制發展程度高的省份效果比較顯著。因此，H4假設得到實證檢驗的有效支持。

表5 產業政策和全要素生產率：市場化程度子樣本回歸

六、穩健性檢驗

本文進行了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以便確保實證結果的可靠性。首先，采用企業的研發支出作為因變量代替TFP；其次，我們檢查了產業政策的效果在剔除“專精特新”企業占比最多的省份后是否依舊有效；再者，我們檢驗在剔除了產業政策實施力度較大的省份后，實證結果是否依舊有效。

本文按照聶輝華等（2008）用企業研發支出和主營業收入的比值衡量研發投入，以此為因變量重新估計表3列（1）—（4）的基準模型，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有研究指出（龍小寧和林志帆，2018），對于觀測值大多數為零的因變量，如果相應變量服從“零值堆積與正值連續分布共存”的混合分布，Tobit模型或者Truncation模型能提供相對無偏的統計估計。因此在表6中，我們采用Tobit隨機效應模型估計基準回歸方程①我們也采用Truncation模型進行回歸，結果和Tobit模型在回歸系數和顯著性上相似程度很高。。結果顯示，在行業內平均實施的產業政策包括財政補貼、稅收優惠以及低息政策和企業的研發支出都顯著正相關并在1%到5%顯著。另外，向行業競爭激烈的產業傾斜的產業政策尤其是財政補貼和低息政策對“專精特新”企業研發投入的推動力特別顯著。在正文外的穩健性檢驗中，我們也將企業當年申請專利數量作為研發產出的衡量重新估計表6，得出和表6類似的結果。

表6 產業政策和研發投入

為進一步鞏固本文的結論，我們檢驗主要結論在不同的子樣本是否同樣適用。首先潛在威脅是產業政策對“專精特新”企業的作用，是由“專精特新”企業集中的幾個省份驅動的，即我們發現的產業政策和“專精特新”企業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并非由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差異造成，而是由于“專精特新”企業集中的省份和相對不集中省份之間的系統性區別造成，例如“專精特新”企業集中的省份往往是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試驗田，因此觀測到的正向結果有潛在的選擇偏誤風險（Wang和Yang ，2021）。我們首先刪除了樣本中“專精特新”企業最集中的三個省份：上海、山東和浙江，并在處理后的子樣本重新估計基準回歸方程，結果在表7列（1）—（2）中報告。結果顯示，移除企業數量權重大的省份并沒有影響回歸估計結果；另一個顧慮是本文結論由少數幾個省份實施平均分配的產業政策或者向競爭激烈的行業精準投放產業政策而驅動的，因此該結論無法擴展至其他省份。為消除此顧慮，我們在表7列（3）—（4）中估計刪除了產業政策實施最為平均前五省份②采用財政補貼、稅收、低息貸款三個指標的算術平均數。的子樣本（上海、江蘇、浙江、北京、天津），在表7列（5）—（6）中估計刪除了產業最傾向于競爭激勵行業的前五省份（上海、內蒙古、湖南、浙江、貴州）。結果顯示，和全樣本相比，回歸系數及其顯著程度并沒有實質性區別。

表7 子樣本穩健性檢驗

七、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專精特新”企業數據庫，實證檢驗了產業政策對“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首先，以公平競爭政策為基礎的產業政策，例如在競爭更激烈的行業中實施的產業政策或者在某一行業內更公平地實施產業政策，能夠提高“專精特新”企業的生產效率。從產業政策實施手段出發，財政補貼、稅收機制、信貸支持和關稅政策對“專精特新”企業生產效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其次，總體來說，基于競爭的產業政策在促進中小企業和年輕企業發展上的效果顯著，并且在地方政府和市場關系良好、法治環境較好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較高的省份，該政策的促進效果更顯著。再者，基于公平競爭的產業政策同樣能夠促進企業的研發投入和研發產出。最后，穩健性檢驗支持了實證結果的可靠性。

本文的結論豐富了產業政策對“專精特新”企業創新和發展有效性的研究，拓展了針對中小型高科技企業的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首先，本文的研究結果揭示了，在設計產業政策時需要結合“專精特新”企業所在產業的競爭狀況。其次，相關產業政策在實施中需要結合不同類型“專精特新”企業的特點。最后，作為產業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法制建設水平也會直接影響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

本文對現有產業政策實施和后續相關研究有如下啟示。

（1）地方政府在無法掌握本地產業鏈全貌而有針對性地進行“補鏈強鏈”時，需謹慎實施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產業政策。在當前復雜的國內外政治經濟背景下，政府應揚棄傳統的挑選輸家贏家的產業政策，做好產業鏈的發展規劃和梳理，積極推進以公平競爭為基本原則的產業政策，讓市場機制在資源調配中起主導作用，為產業鏈上的各類企業創造協調、協同、協作的成長環境。

（2）產業政策實施中“雨露均沾”和“精確滴灌”需要相互結合。在兼顧公平競爭的同時，有目的地以產業政策精準扶持創新效率更高的企業。政府應界定好產業鏈、供應鏈上各種類型企業，尤其是大中型國企與“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之間的角色、功能和任務，發揮其互補作用。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基于市場的產業政策對“專精特新”企業的發明專利比其他專利的促進效果更加顯著，但受限于文章的研究對象為“專精特新”企業，本研究的結論能否擴展至其他類型的企業有待學者的后續研究。例如，可以通過對比，研究大型國有企業是否更適合需要長期積累的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而“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是否更合適承擔顛覆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

（3）政府要繼續加大金融、財稅方面改革，妥善解決“專精特新”企業融資難問題。長期以來，中小企業的無論在銀行貸款、債券融資還是股權融資都面臨嚴重的“金融歧視”。各地政府可以根據中小企業發展的需要，設計不同的金融產品，同時提高金融部門對特殊技術和專用設備的識別能力，助力解決“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融資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