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T 技術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基于秩序、賦權與創新的框架

高奇琦

自從ChatGPT 在2022 年底發布以來，這一產品已經獲得了非常廣泛的社會關注。ChatGPT 可以被看作是人工智能技術的一個新進展，其之所以受到廣泛的社會關注，是因為人們從其進展中似乎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突破的可能性。本文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是，GPT 技術會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產生何種影響？為了較為系統地討論這一問題，筆者將在秩序、賦權與創新的理論框架下展開。首先，筆者先對GPT 的技術特征及其所代表的通用大模型的革命性意義進行引入性的討論。其次，筆者將理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三個維度定義為秩序、賦權和創新。再次，筆者將分別討論GPT 對秩序系統、賦權系統和創新系統的復雜性影響。最后，筆者將系統討論通用人工智能與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之間的關聯。

一、以GPT 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及其革命性意義

ChatGPT 是GPT 系列的一個版本。GPT 是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的縮寫，其為美國OpenAI 公司開發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到目前為止，GPT 系列主要發布了5 個版本，分別是GPT-1、GPT-2、GPT-3、GPT-3.5 和GPT-4。GPT-4 是OpenAI 最新發布的版本，而ChatGPT 是GPT-3.5 版本。在ChatGPT 之前，GPT 曾經發布了三個版本，但這三個版本都未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GPT 模型是OpenAI 在谷歌2017 年推出的Transformer 之上的改進模型。谷歌在Transformer基礎上推動的BERT 框架所基于的是編碼（encoder）模型，而GPT 所采用則是解碼（decoder）模型①Zhou C.，Li Q.，Li C.，et al.，“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Pretrained Foundation Models： A History from BERT to ChatGPT”，ArXiv Preprint，2023，No. 2302.09419.。這是完全相反的兩種技術路徑。之前技術界更看好谷歌的BERT 框架，然而在ChatGPT 火爆之后，技術界才重新認識到GPT 在上下文對話方面的優勢。

ChatGPT 之所以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其核心是因為公眾似乎感受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突破的可能性。2016 年AlphaGo 對戰李世石同樣也是人工智能發展歷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但Deepmind公司開發的AlphaGo 仍然屬于弱人工智能，盡管其可以在圍棋對戰這樣的超級智力競賽中碾壓人類對手。與其相關的一個重要理論是莫拉維克悖論（Moravec’s paradox），即人工智能盡管可以在專業領域戰勝人類，但是其智力卻無法達到一個兒童的感知和行動能力水平①Rotenberg V. S.，“Moravec’s Paradox： Consid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wo Brain Hemisphere Functions”，Activitas Nervosa Superior，2013，55（3），pp.108-111.。換言之，人工智能無法完成通用性的任務。然而，ChatGPT 的出現似乎讓人們看到了莫拉維克悖論突破的可能性。例如，斯坦福大學教授米哈爾·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認為，ChatGPT 已經具備類似于7 歲兒童的心智水平②Kosinski M.，“Theory of Mind May Have Spontaneously Emerged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ArXiv Preprint，2023，No.2302.02083.。盡管目前ChatGPT 還不能被定義為通用人工智能，然而其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使人們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到來的可能性。這便是近期ChatGPT 引起人們重要關注的核心原因。ChatGPT 主要是語言的多任務模型，這里的多任務包括對話、翻譯、問答、自動摘要等內容，而GPT-4 則是多模態大模型，其將視頻、語音、圖片等信息都整合到這一大模型的框架之內。GPT-4 的底層邏輯是將所有的相關信息都變成token，而這樣人類的信息就更加便于機器計算③Zhang C.，Zhang C.，Zheng S.，et al.，“A Complete Survey on Generative AI （AIGC）： Is ChatGPT from GPT-4 to GPT-5 All You Need？”，ArXiv Preprint，2023，No. 2303.11717.。

GPT 技術可以被看作是一場新的生產力革命，而整個世界政治經濟的格局會重新調整。從互聯網階段到移動互聯網階段，中國積累了部分優勢。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階段，某些移動應用（如微信和支付寶）都表現出世界性的影響力和競爭力。這部分競爭優勢的出現首先基于中國廣大的市場以及眾多人口的規模效應。然而，GPT 技術的出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中國在移動互聯網階段形成的規模效應和統一大市場效應。從技術層面來講，ChatGPT 的成功由算力、算法和數據的合成效應所致。從算力條件來看，這樣的大模型在預訓練階段就需要上萬塊A100 芯片集成在一個巨大的計算集群之中，而在國內只有少數幾家頭部互聯網企業勉強具備相關能力。從算法條件來看，ChatGPT的成功是在卷積神經網絡（CNN）、循環神經網絡（RNN）、轉換器模型（Transformer）以及GPT 模型等基礎之上不斷發展起來的。而這樣的模型還在不斷地調優和發展之中。從數據條件來看，ChatGPT 的成功與英文世界擁有數量龐大的高質量知識有很大關系。

然而，就這三個條件來看，中國目前在這三個方面都面臨一定的困難。第一，從算力條件來看，美國近年來一直在限制中國獲得相關的算力硬件。例如，上文提到的A100 便在美國的禁售范圍之內。美國將科技政治化的做法使得正常的科技活動和經濟活動都受到較大影響④Kwan C. H.，“The China-US Trade War： Deep-Rooted Causes，Shifting Focus and Uncertain Prospects”，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2020，15（1），pp.55-72.。換言之，從美國的角度來講，其希望鎖閉這樣的先進生產力。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就意味著中國需要通過更多自身的努力才能獲得相關的算力條件，而這一點在短期內突破同樣非常困難。第二，從算法來看，人工智能的重要算法進展都是在西方頭部企業或科研機構的主導下推進的。盡管這些推進中都有大量華裔科學家的參與，但是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中國的科研機構或公司在算法的原始創新方面有突破性進展。第三，從數據來看，相比于英文世界，中文世界可以用于知識性訓練的數據明顯不足，并且質量上也存在較大差距。例如，一個典型例證就是維基百科的知識質量明顯要高于百度百科等國內同行。同時，在進入移動互聯網階段之后，人們交互產生的大量數據都掌握在各種移動應用的巨頭手中。在互聯網階段，大量的信息是以網頁的形式呈現的，這就意味著這些數據都可以作為開放數據被抓取而用來訓練。然而，在移動互聯網的應用之中，由于數據保護等原因，導致數據抓取是非常困難的，這些都是導致高質量的知識類數據不足的原因①Xiaodong D.，“To Whom Do Data Belong？——Data Ownership and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Web-Crawlers”，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2020，6，pp.134-155.。

因此，從整體來看，目前美國在GPT 這樣的通用型技術方面已經表現出某種單極時刻的霸權地位，并且美國希望通過一系列科技政治化的手段和科技價值觀聯盟將這樣的先進生產力鎖閉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從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講，美國希望通過運用這種先進的生產力，重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換言之，傳統意義的世界分工在美國的新安排之下可能不再必要。傳統上由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廉價勞動力都可以由人工智能來完成。對于美國而言，其只需要掌握充足的能源和少數的科技精英就可以實現傳統意義上由世界分工構成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

二、理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三個維度

筆者將國家治理現代化定義為一種體系性的運動過程。這一體系包含秩序系統、賦權系統和創新系統三大部分②高奇琦：《智能革命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初探》，《中國社會科學》2020 年第7 期。。秩序系統在國家治理的初期即國家構建的過程中至關重要。秩序系統的內核有兩大內容。一是財稅體系的構建，即通過構建財稅體系，國家得以獲得制度性地從社會汲取資源的能力，這是國家運行的基礎。如果國家不擁有最基本的資源汲取能力，那么國家機構都不能正常地進行運轉。二是壟斷暴力。在人類社會早期，暴力是私人化的。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便是一種實行叢林法則的強沖突狀態。而在這種強沖突狀態之下，個體必須自己保護自己，這就使得個體不可避免地要運用暴力③Hobbes T.，Leviatha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9，pp.94-98.。而現代國家的建立則是壟斷暴力的過程。換言之，在現代國家的框架之下，個體不再擁有使用暴力的權利。即便個體受到了他人的侵犯，也需要通過訴諸國家，讓國家用暴力工具保護并實現個體自身的權益④Hobbes T.，Leviathan，pp.128-132，238-239.。在財政系統和暴力壟斷的基礎之上，國家就可以構建起基本的政治秩序。

賦權系統則是在現代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的產物。在現代國家的早期（如西方的絕對主義王權時期），權力集中化是其普遍特征。然而，伴隨著現代國家的發展，民眾的權利意識進一步增強，賦權就成為關鍵性內容。這里的賦權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各種權利的賦予，二是各種保障的賦予。權利賦予的關鍵是要通過法律和相關制度進一步明確公民以及國家公職人員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并通過民主制度的展開賦予公民充足的權利來避免權力的過度集中化⑤Dahl R.，“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Development”，in Ashjorn E.，Bernt H.，eds.，Human Rights in Perspective： A Global Assessment，Oxford： Blackwell，1992，pp.235-251.。因此，在國家構建完成之后一段時間，接下來的主要任務就是賦權系統的發展。此外，這種賦權不僅僅體現在權利賦予這種形式性內容之上，還要體現在實質性內容之上，這便是保障性利益的賦予。換言之，國家還需要通過進一步增加公民福利來為國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持久性提供支撐。

就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發展來看，霍布斯更多描述的是秩序系統建立的意義。正因為自然狀態和叢林法則的存在，就需要建立一個秩序系統來結束自然狀態。然而，在這樣的秩序系統建立之后，必然面臨合法性問題。國家作為人類共同體的一個新形式，需要不斷通過增加公民的權利和保障性利益來證明自身治理的合法性。而后者更多是由約翰·洛克（John Locke）來加以闡述和分析的。賦權系統可以大大增加公民對國家的認同，然而卻不可避免產生成本過高的問題。無論是增加公民的權利還是增加公民的福利都需要依賴國家有充足的剩余。如果國家沒有充足的剩余，也就無法保障權利的實施和社會福利的分配。這意味著創新系統變得至關重要。

創新系統的意義在于其可以不斷產生新的增殖領域。國家可以從增殖領域中獲得更多的剩余，并將其用于秩序系統的維護和賦權系統的權利保障和財富分配。對創新概念作出較大貢獻的學者是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熊彼特認為，創新會產生某種創造性破壞①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年，第236—283 頁。。對于國家競爭而言，創新可以使得技術領先的國家在整個世界經濟競爭中處于上游的產業地位②Griffiths A.，Zammuto R. F.，“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Variations in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4），pp.823-842.。通過先發優勢和話語權構建，具備創新力的國家可以通過產業優勢獲得更多的國家剩余。這種國家剩余可以通過稅收或通過投資收益等不同的方式獲得。創新系統是國家保持持續性和韌性的關鍵。如果國家不能獲得有效的系統創新能力，其就不能將更多的國家剩余投入到賦權系統和秩序系統。這三大系統處在一種動態的關系之中。

三、秩序打破與再秩序化：GPT 技術與秩序系統

上一部分討論了理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三個維度。這部分將從第一個維度即秩序系統入手討論GPT 對秩序系統可能產生的影響。

GPT 技術的出現可能會對傳統的知識秩序產生打破效應。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當中產生了一套完整的知識秩序。知識秩序的核心是學術體系，學術體系的外圍是教育體系。簡言之，知識秩序主要由學術體系和教育體系構成。然而，GPT 技術的出現對學術體系和教育體系都會形成巨大沖擊③Trajtenberg M.，“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Next GPT： A Political-economy Perspective”，in Ajay Agrawal，Joshua Gans，eds.，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Agend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pp.175-186.。因為GPT 所代表的是一種全新的知識生產模式。傳統的知識生產是以人為中心的，傳統知識生產的核心是學者。首先，從教育體系中通過非常嚴格的培養和遴選機制產生備選學者，然后備選學者在學術體系中同樣需要經過不斷的遴選和評價才能夠成長為知識權威。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知識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關系問題。知識秩序是一個更大的范圍，類似于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講的“第三世界”④卡爾·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舒煒光、卓如飛、周柏喬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114—120頁。。政治秩序是知識秩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涉及國家治理活動。對于國家治理而言，其同樣需要塑造完整且統一的政治秩序才能有效地維系政治系統的穩定。同時，在政治秩序之外的其他知識在很大程度上也會有助于政治系統的穩定。換言之，政治秩序是與知識秩序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政治系統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知識系統的穩定，這便是儒家學說極為強調“三綱五?！钡膬r值和意義。在儒家看來，政治的核心就是規范。如果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可以有一種規范的態度行為，那么整個社會的秩序便很容易建立起來，這樣的國家也會比較容易得到較好的治理。從儒家的角度來講，知識秩序與政治秩序是完全統一的。

然而，GPT 的出現卻可能將傳統的知識秩序完全打破，并重構一種新的知識權威。在新的架構之中，大模型本身就是新的權威。OpenAI 開發的ChatGPT 目前已經嵌入微軟的必應搜索引擎之中，這會重構搜索的方式和生態。之前，人們在互聯網世界中查找信息主要依賴于搜索，而搜索仍然是一種互聯網頁面提供各種可能性，而人在其中進行自主選擇的過程。然而，在大模型的影響之下，未來的搜索將會被結果所替代。換言之，用戶不再需要搜索，而是只要發出問題，就會得到通用大模型給出的一個相對確定的結論，而這個結論就是知識秩序本身。這實際上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在傳統的知識秩序中，當人們遇到困擾時，往往希望可以求助于各個領域的專家。專家的實質就是該領域的知識權威，這是傳統知識秩序的特征。然而，在新的知識秩序之中，人們可能不再需要求助于專家而是直接求助于大模型。大模型具備百科全書式的通用特征，并且其似乎可以直接給出一個用戶不需要再做更多思考的結論。從用戶的角度來講，無論是從便利性還是實用性角度出發，這種大模型提供的新的公共服務可以被視作用戶的福音。盡管目前GPT 系列在回答人類用戶的問題時，有時還會強調自己的機器人身份，同時也會聲稱自己不愿意參與某些價值判斷并強調自己的局限性，然而伴隨著大模型不斷與人類價值觀對齊，以及在人類用戶輸入大量的反饋之后，大模型的精準度毋庸置疑會不斷提高。換言之，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大模型成為知識權威是毫無懸念的。

然而，通用大模型的出現也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問題。例如，通用大模型生產的知識是否會存在知識產權問題？對此，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認為，ChatGPT 是大規模的公開抄襲，并將會導致不公平的競爭①Desk T.，“Noam Chomsky Calls ChatGPT ‘Basically a High-tech Plagiarism’”，https：//editorialge.com/noam-chomsky-slamschatgpt/#：~：text=According%20to%20Noam%20Chomsky%2C%20a%20well-known%20intellectual%20researcher%2C，an%20indication%20that%20“the%20educational%20system%20is%20failing，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5 日。。傳統的知識秩序是在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固定下來的，而一個學者的培養同樣需要很長時間。然而，一旦我們把知識權威的位置交給大模型之后，那我們是否還需要保留傳統的知識秩序？傳統知識秩序的崩塌是否會導致政治秩序的失效？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是困難的。不過，我們相對可以確信的是，對傳統知識秩序的打破，將會對原有的知識生產等一系列工作產生巨大的干擾。如果在這一過程中問題解決不好的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政治失序的問題。當然，筆者在這里并不是持有一種技術保守主義的態度，即完全否定對新技術的應用。筆者強調的是，可以在新技術運用的過程中，對其可能產生的風險進行有效的預判和應對。

因此，我們在接受GPT 技術的同時一定要考慮到在其影響之下，可能會對秩序系統產生的重構效應，并通過積極和建設性的做法重新構建一種新的秩序。例如，目前知識產權界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態度是不予理睬，即并不認為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某種知識產權②王遷：《論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在著作權法中的定性》，《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7 年第5 期。。這可能會導致至少兩種復雜的后果。一方面，其可能會導向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去知識產權化。換言之，在未來可能會走向一種知識產權共有的狀況，即人類社會不再強調知識產權。按照這一觀點，知識是人類社會共同產生的，應該由人類社會共同享有，這樣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促進人類的知識創造。然而，這一觀點的問題在于其可能會挫傷創新者的積極性，同時也可能會導致剽竊和抄襲成為常態。那這是否會最終影響到創新本身？另一方面，可能在未來會形成知識產權的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知識產權保護的世界，這里仍然適用的是之前的知識產權規則，其保護的是人類行為體所產生的知識性作品。另一個世界則是去知識產權保護的世界，其中適用的對象是那些人工智能生成物。這種思路的問題在于，未來可能會出現大量的中間物。用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概念來表達的話，其會表現為一種例外，但似乎又會被常態捕捉的例外狀態③Agamben G.，State of Exceptio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1-32.。換言之，當人們運用大模型或AIGC 的工具來生成某些生成物時，完全將其界定為人工智能生成物可能也是不準確的。因為其中同樣蘊含了人類的提問。另外，有些人工智能物是在人類反復地提問以及不斷地調整基礎上產生的，這同樣凝結了人類的諸多勞動。那么如何對這些生成物進行知識產權上的定義就會成為一個新的問題。

另外，大模型的出現還會產生一些其他問題。例如，當年輕人在使用了大模型之后，是否還會愿意像自己的前輩那樣進入傳統的知識生產秩序。對于年輕人而言，目前要獲得一個結論只需要一個或幾個提問，而要成為傳統的知識權威則需要通過幾十年的訓練和培養。另一個相關問題是，對于用戶而言，其是否還會相信傳統的知識權威，或者是認定大模型就遠遠優于那些傳統的知識權威？換言之，通用大模型的出現似乎擾亂了傳統的知識生產秩序，而新的秩序并未完全建立起來。盡管我們有很強的再秩序化的愿望，然而這也是極為困難的。如果大模型成為秩序本身，那么一個延伸的觀點就是控制大模型就可能會控制秩序，這又會產生新的政治秩序問題。目前，控制GPT 大模型的巨頭公司是OpenAI 和微軟的聯合體。當然，在此之外也會涌現出其他的大模型。這些大模型都會首先被控制在相關的企業手中。這其中產生的一個問題是，政府是否有充足的力量馴服這些大模型。未來，這些大模型可能會決定政治結果。大模型是在人類語料的基礎之上被訓練出來的，因此大模型本身帶有某種競爭傾向和政治傾向。例如，一些報道已經明確指出，在與ChatGPT 或GPT-4 聊天時，如果用戶提及谷歌的產品，其會表現出非常強的競爭情緒。另外，一些用戶也反映，GPT 系列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即傾向于美國民主黨政府①Meek A.，“OpenAI’s ChatGPT Has A Major Political Bias，and It Could Ru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https：//bgr.com/general/openais-chatgpt-has-a-major-political-bias-and-it-could-ruin-artificial-intelligence/，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5 日。。因此，在未來，同樣會出現圍繞大模型的激烈政治競爭。從目前的技術特征來看，在西方的政治選舉中，誰控制了大模型，誰就能夠控制政治競爭的結果。

四、平權運動與再剝奪：GPT 技術與賦權系統

GPT 技術可以產生巨大的賦權效應。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曾發表過一個經典觀點，他認為在GPT 的輔助之下，人人都可以成為程序員②Woodie A.，“ChatGPT Puts AI At Inflection Point，Nvidia CEO Huang Says”，https：//www.datanami.com/2023/03/22/chatgptputs-ai-at-inflection-point-nvidia-ceo-huang-says/，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5 日。。當然，這是一個較為理想主義的觀點。但是，從一個側面也表達了GPT 系列在編程方面的巨大能力。只要人們輸入提示，GPT 就可以生成相應的代碼。用戶可以運行這段代碼來驗證自己的目標是否完成。并且，用戶還可以提出新的要求或增加新的任務。如果GPT 提供的編程中出現bug，用戶也可以提示GPT 進行自動調整。換言之，即便是一個從來沒有學習過編程語言的人，同樣可以在GPT 的輔助之下開發網頁前端或編寫一些游戲程序。因此，黃仁勛的說法也并不是天馬行空。并且，個體可以在GPT 技術的輔助之下，更加便捷和快速地學習編程的一些基本知識。這樣的道理可以延伸到其他領域，例如，人人都可以成為畫家，人人都可以成為詩人。

換言之，通用大模型具有極強的公民賦權效應，這會成為政治參與新革命的起點。在人類絕大多數的政治發展階段中，公民由于其政治能力的不足，往往會羞于表達。也就是說，政治表達需要較高的政治素養和表達技巧，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公民往往會因為其自身能力的不足而可能會抵制或是消極地參與政治過程。然而，在GPT 系列的輔助之下，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表達的新時代。這一點之前已經有了一些端倪。例如，自媒體的崛起實際上就將人類社會帶入了一個深度媒介化的時代，這是新聞傳播學最為關心的主題③陳龍：《深度媒介化趨勢下新聞傳播學科再定位和再調整》，《社會科學戰線》2022 年第4 期。。整個人類社會都變成了一種媒介，而每個個體都可以成為媒介的新中心。深度媒介化所表達的是一種空間意義上的表達革命，而GPT 技術則為這種表達注入了真正的知識和內容。GPT 技術的典型特征是低門檻。只要有最基本的文字表達能力，以及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提問技巧，就可以引導大模型生成更加正式和規范的文字內容。這樣，每個公民都可以被這種規范的政治表達能力武裝起來。因此，在通用大模型技術的武裝之下，人類政治社會將進入一個深度政治表達的時代。每個個體都可以就社會現狀和政治現象發表自己的觀點，清晰表達自己的訴求，甚至還可以用文學的方式來表明其態度或立場。換言之，在GPT 技術的影響之下，一場深刻的平權運動即將發生。GPT 面前人人平等，在使用了GPT 之后，就人們表達的內容來看，也似乎進入了一個更加平等化的時代。這實際上更加接近于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的理念。而這其中又會醞釀新的風險，典型者如表達的庸俗化問題。換言之，在GPT 技術輔助下的表達，究竟是個體的表達還是技術的表達，抑或是資本的表達？

這里會存在一種再剝奪的問題。當人們把所有的問題都拋給大模型并由大模型統一生成文案，這是否會導致一種表達的庸俗化？大模型目前內在的算法黑箱和穩健性等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但人們可能會對大模型形成深度依賴①Chen X.，Ye J.，Zu C.，et al.，“How Robust Is GPT-3.5 to Predecessor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Tasks”，ArXiv Preprint，2023，No. 2303.00293.。因為這樣的平權效應的誘惑是極其巨大的，這是否會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技術統治或資本統治？這恰恰也是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的方面，因為在對技術的過度使用之后，有可能會導致人的墮落問題。因為人的自身的發問能力和表達技巧可能會在通用大模型的輔助之下逐步退化，看似每個個體都充分參與了政治表達，但實際上這樣的政治表達是在大模型處理之后的結果。當人們把所有的問題都交給大模型，那么人是否會變成賦權之后的空心人？人的意義究竟在哪里？這都是我們需要深刻思考的問題。

五、創新革命還是創新墮化？GPT 技術與創新系統

如前所述，創新系統是一個國家維系秩序和不斷增加賦權的關鍵。只有不斷通過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創新努力，才可以使自己的整體產業和國家創新能力居世界前列，才能夠在國際政治經濟競爭中得到更加有利的利潤分配。因此，創新系統對于國家而言至關重要。這里的問題是，GPT 技術對創新系統會產生何種影響？

一些觀察者對GPT 可能產生的創新效應是非常樂觀的。他們認為，GPT 無疑會帶來新一輪的創新革命，因為GPT 的本質是人工智能的新進展，而人工智能的基本邏輯就是對重復的人力工作進行替代，這似乎會出現一種馬克思所討論的新圖景，即自由人聯合體的圖景。換言之，原先的重復工作由機器人來完成，而人可以獲得更多的自由時間，那么自由人可以用這些自由時間來進行更多的真正的創新活動②Makridakis S.，“The Forthcom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evolution： Its Impact on Society and Firms”，Futures，2017，90，pp.46-60.。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未來可能的情形是“人人皆可為學者”。這其中涉及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未來的人們將如何支配自己的自由時間。如果這些自由時間被用于學習的話，那確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學者的大眾化。而終身學習會成為人類的一個基本生存樣態。當然，這其中也需要對學習的動力問題加以研究。換言之，如果未來自由人獲得更多的自由時間之后，其并沒有學習的動力，而是將大量的自由時間用于一些無意義的活動或是破壞性的活動，這都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在GPT 的影響之下，一個創新革命的圖景似乎已經展開。目前在自然科學界已經提出了AI for Science③Berens P.，Cranmer K.，Lawrence N. D.，et al.，“AI for Science： An Emerging Agenda”，ArXiv Preprint，2023，No.2303.04217.。在筆者看來，這不僅僅是AI for Science，很可能會變成AI for everything。因為就目前人類可以思考到的工作和任務，似乎都可以由機器來完成。

那么，這其中就蘊含了一個新的風險，即創新墮化的風險。這其中涉及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創新是如何產生的？大量的研究認為，創新是基于較多的重復和在練習基礎之上涌現的，這實際上是人類創新活動的基本規律。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曾經討論過差異和重復的關系。差異是在重復的過程中產生的④Deleuze G.，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Translated by Paul Patt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p.1-28.?；蛘哂冒⑻m·巴迪歐（Alain Badiou）的概念來表述，創新是一種事件，即是一種情勢的溢出，一種未預期的結果⑤Badiou A.，Philosophy and the Event，Translated by Louise Burchill，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3，pp.9-14.。換言之，創新的前提是要存在已有的情境。一個簡單的例證是唐詩的創作。古人曾言，“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唐詩創作是一個較為復雜的藝術創作活動，其需要練習者具有極高天賦，但同時也需要練習者經過長期且高密度的重復性記憶和練習。創新的一個核心特征是涌現，是一種未預期的活動。因此，人們在把握創新活動時，也只能先進行長期的重復性活動，然后才能在一個未預期的環境下，偶然發現這些創新。因此，唐詩的案例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拿掉了長期的重復記憶的這種過程，即便是天才也很難寫出那些絕世名篇。

這一案例對我們理解創新的啟示是，一旦人們都已經完全適應了將所有的工作都化約給GPT 的一個發問指令，那么人類的創新活動是否會墮化？換言之，人類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的一個重要能力是解決問題，然而在GPT 的影響之下，人們似乎把解決問題的能力都交給了通用大模型，自己只留下提出問題的能力。這里更為吊詭的是，實際上這種提問者的角色似乎也可以由機器來充任?？梢韵胍姷氖?，未來一段時間一定會出現一個以“問問題”為中心的職業以及相關的培訓，最終同樣會出現一些專門“問問題”的機器人或相關程序。如果這樣的話，最終創新游戲就會變成一個機器人自問自答的過程，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前景。

六、通用人工智能與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未來

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最為典型的特征是多期疊加。一方面，對于中國的多數地區而言，其仍然需要補工業化的課。除了少數經濟較為發達的區域，絕大多數區域仍然需要進一步完成工業化。而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工業化的任務已經在20 世紀七八十年代完成。例如，西方學者所提出的后工業社會的概念就表明西方發達國家所進入的這一新的狀態①Bell D.，“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in David Grusky ed.，Social Stratification，London： Routledge，2018，pp.1066-1077.。另外，歐洲的英國和德國在20 世紀90 年代之前就完成了碳達峰，這也可以作為西方完成工業化的一個例證。因為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碳排放仍然會進一步增加，而碳達峰就意味著工業化已經完成或達到頂峰②Dong F.，Wang Y.，Su B.，et al.，“The Process of Peak CO2 Emissions in Developed Economies： A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Resources，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19，141，pp.61-75.。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還承擔了一個新工業革命的新穎任務。換言之，中國不僅需要“補課”，還需要“開新課”。例如，在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之中就明確表明，中國在數字經濟以及數字化建設方面的引領目標和決心。換言之，我們目前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門檻上。中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后期形成了自己的優勢，如上文提到的規模優勢和市場應用優勢等。中國可否將這樣的優勢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進一步發揮，從而在新的工業革命中占據引領者的位置？這種引領便是上一部分所討論的創新系統的核心內容。如果我們僅僅是追趕，那么就會永遠處在世界產業分工的中下游，就無法獲得更多的國家剩余。

正因為這種多期疊加的特征使得中國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會面臨多重困難。第一，現代化動員導致的系統性壓力。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這一點有非常全面的討論?，F代化的過程是一個社會動員和資源動員共同發力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民眾的政治參與可能在短時間內集中爆發，這會給政治系統帶來巨大的壓力。如果政治系統缺乏足夠程度的制度化，這種突然涌現的政治參與可能會使得政治系統出現崩潰③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年，第1—86 頁。。

第二，后現代觀念導致的動力不足。在后現代觀念興起后，年輕人對政治參與的動力呈現出下降趨勢。由于中國存在多期疊加的特征，而在一些相對發達的區域，已經出現類似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后現代觀念，并且這種后現代觀念正在向其他地區產生傳播效應。這種后現代觀念更多強調自我認同和多元文化價值，并對那些在現代化過程中強調的觀念如辛勤勞動、積攢社會財富等持批評或反對態度。后現代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政治參與的壓力，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其會加劇國家治理現代化動力不足的問題。中國式現代化是涉及14 億多人口的一個巨型現代化。盡管有些區域已經接近西方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然而一些地區才剛剛擺脫貧困。一旦后現代觀念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彌散效應，那這將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推進非常不利。

第三，原始創新的突破性進展較為困難。如前所述，中國同樣需要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形成某種領導地位，而構成這種領導地位的基礎是原始創新。盡管目前中國在某些領域已經表現出一些原始創新的潛力，例如在新能源領域、量子技術領域等，然而這樣的領域還相對較少。人工智能技術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而在人工智能領域目前中國的原始創新卻是相對較少的。

整體來看，通用人工智能會成為未來最重要的基礎設施，會成為中國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最重要動力。無論是企業、社會團體還是政府都需要接入這一模型，因為其會在各個方面帶來巨大的系統性效應，其可以大大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我們在新中國成立70 多年以來的發展當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支撐是“人口紅利”。我們通過相對富余的勞動力參與世界性分工，并通過優先發展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積累國家剩余，然后再逐步向產業鏈的高端攀升。換言之，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前70多年在“人口紅利”的基礎上展開，而接下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則需要更多考慮“智能體紅利”。目前，我們的“人口紅利”優勢已經不再明顯。伴隨著社會生育率和生育欲望的顯著下降，勞動力人口可能會處于下降的通道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就需要深刻地思考通用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意義?！爸悄荏w紅利”意味著我們要將人工智能技術作為國家產業發展的重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人要形成自己的通用大模型技術就會變得至關重要。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百度的“文心一言”與OpenAI 的GPT 系列的差距還比較明顯，而這樣的競爭才剛剛開始。盡管目前我們仍然面臨算法、算力、數據以及高端人才等多方面的困難，然而，由于這一技術對于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極端重要性，這使我們不得不去深刻地討論這個問題，并將其作為國家發展的頭號工程。當然，通用人工智能的發展接下來會面臨全球治理的問題，因為通用人工智能是一項“核武器級別”的技術，其產生的創造性破壞效應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各國應該就通用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逐步形成一定的規則①Jobin A.，Ienca M.，Vayena E.，“The Global Landscape of AI Ethics Guidelines”，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2019，1（9），pp.389-399.。否則的話，通用人工智能產生的巨大創造性破壞效應，可能會將人類文明的成果完全顛覆。因此，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展開同樣需要與全球治理進行密切的聯動。

七、結語

GPT 技術會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產生非常復雜的影響。具體來看，GPT 技術對傳統的知識秩序和政治秩序會產生打破效應。盡管國家可能會推動再秩序化，然而再秩序化的關鍵是，如何可以在大模型技術基礎之上形成一個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傳統秩序的新型秩序系統。國家要維系已有的政治秩序就要對大模型產生的新的秩序力量進行捕獲和重塑，然而這其中的困難在于，這樣的大模型技術本身是由大型公司所掌握和驅動的，而國家為推動國際競爭的需要則會對這種大模型技術進行支持而非限制。GPT 技術產生的賦權效應同樣極為復雜，其在為每個公民賦權的背景之下又產生了表達庸俗化的問題。那么，如何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形成真正基于公民個體的表達能力就會變得至關重要。換言之，賦權的關鍵是公民自身能力的賦權，而非形式意義上的賦權。GPT 技術對創新系統的影響則更為復雜。創新體在新技術的賦權之下似乎有了更多創新的可能。然而，這種依賴技術的創新是否是真正的創新？這都需要我們加以深刻的思考。

中國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面臨非常復雜的多期任務。GPT 所代表的大模型技術會成為一個新的競爭賽道，這意味著中國要獲得原始創新能力就需要在這一新的賽道上有所斬獲。從目前來看，我們在這一賽道上還處于一個追趕的位置，那么在未來可否實現從追趕到引領，這實際上涉及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整體圖景。具體來看，大模型技術會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強勁的支撐，并可以用技術的方式來進一步強有力地推動現代化。同時，我們還要看到這一技術背后的創新性破壞效應，如其產生的表達異化和創新墮化的影響都可能會成為中國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新問題。另外，中國的國家治理同樣需要與全球治理形成一定程度的聯動。因為通用大模型產生的創造性破壞影響是世界性的，所以，如何對這一技術形成全球性規制也會變得至關重要。因此，中國在推動其發展的過程中也要積極與國際規則互動，并在通用大模型全球治理的進程中體現自己的參與度，并形成自己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