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與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 俞榮建 白 偉 江婷婷 羅心言

內容提要 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探究了數字化轉型對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結果表明：（1）數字化轉型能提高企業特有資源的可轉移性、降低企業對東道國互補性資源的依賴，從而提升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2）企業創新能力在數字化轉型對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即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增強跨國企業的創新能力，而具備創新能力的跨國企業出于保護自身特有資源優勢的考慮會選擇資源承諾更高的獨資模式。（3）數字化轉型對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隨雙邊政治關系、高科技行業性質、高管海外背景的不同而存在異質性。（4）進一步研究表明，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提升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實現海外子公司經營績效的改善。

一、引言

以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與廣泛應用，使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增強市場競爭力。數字技術同樣改變了企業國際化的模式，推動著數字全球化（digital globalization）時代的到來。

隨著大量企業依靠數字技術實現國際化擴張，學者們開始關注數字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國企業國際化問題。這些研究大多認為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價值鏈的數字化及商業模式的改變使跨國企業可以通過數字平臺等虛擬渠道向海外顧客提供產品和服務（Brouthers et al.，2022）。 還有學者認為數字技術的數字同質化特征和可重新編程性加速了數據等關鍵要素的跨境流動，降低了企業跨國運營成本（張昆賢等，2022），同時數字技術增加了企業對國外市場和潛在競爭對手的了解，幫助企業克服“外來者劣勢”或“局外人劣勢”的影響，進而促進了企業的國際化程度（王墨林等，2022）。另有研究發現，跨國企業在海外也會面臨數字合法性缺失、網絡攻擊等“數字風險”問題（Luo，2022），從而影響其海外數字業務的開展。值得注意的是，現有研究主要關注數字技術對跨國企業國際化路徑及績效的影響，較少探討數字化與跨國企業國際化戰略（如進入模式選擇、區位選擇等）之間的關系。其中，進入模式選擇（獨資模式或合資模式選擇）是跨國企業實現國際化時需要面臨的關鍵性戰略決策，決定著企業對海外子公司的資源承諾、控制權和期望收益。而目前學界并不清楚數字化轉型是否會影響以及如何影響跨國企業進入模式選擇，這在理論層面破壞了跨國企業國際化戰略相關研究的系統性與全面性，在實踐層面也無法從數字化視角為跨國企業選擇進入模式提供相關指導。針對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試圖運用大樣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以探究數字化轉型與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

學者們主要從交易成本理論（Li et al.，2021a）、制度理論（Li&Xiong， 2022）、資源基礎觀（吳曉波等，2016）等視角探討跨國企業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問題。吳曉波等（2016）結合交易成本理論和資源基礎觀，強調企業的海外市場進入是一種雙向資源組合的過程，因此需要從跨國企業自身特有資源優勢的利用和東道國互補性資源的獲取兩個視角探討獨資與合資的選擇問題。事實上，數字化一直被認為改變了企業配置資源的方式，它能有效降低企業利用內外部資源時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必要探討數字化轉型與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此外，學者們同樣關注不同進入模式選擇對于跨國企業進入后（post-entry）績效的影響。例如，獨資模式下跨國企業母公司會增加對海外子公司的資源承諾，更傾向于將企業特有資源轉移到海外市場（Anderson&Gatignon，1986），這些獨特的、難以模仿的資源對海外子公司競爭優勢的形成至關重要。此外，獨資模式下跨國企業可以在企業文化、人員派遣、管理制度等多個方面增強對海外子公司的控制 （Chang et al.，2013），加快海外子公司在不確定較高的環境下的決策速度（Anderson&Gatignon， 1986），同時避免自身特有資源優勢被合資伙伴模仿、泄露的風險（Hennart，1991）。合資模式下跨國企業雖然可以依賴東道國企業的互補性資源，但是合資雙方容易面臨因文化、目標、管理模式差異引起的管理沖突問題（Delios&Beamish，2001），進而影響海外子公司的績效。本文將進一步探討數字化轉型背景下不同進入模式選擇對企業國際化績效的影響。

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了數字化轉型對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本文可能的貢獻主要有：（1）運用實證研究探討了數字化轉型與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豐富了國際商務領域中數字全球化的相關研究。（2）基于雙向資源組合視角，闡釋了數字化轉型影響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機理，拓展了現有關于海外市場進入模式的研究。（3）綜合考慮宏觀和微觀的多種因素，揭示了數字化轉型對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異質性影響，為企業結合內外部環境選擇海外市場進入模式提供更全面的參考。（4）進一步分析了數字化轉型是否能通過進入模式選擇影響跨國企業海外子公司的經營績效，為數字化轉型背景下跨國企業實現高質量國際化提供借鑒。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化轉型與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

數字化轉型指企業運用數字技術對多個業務流程和工作流程進行廣泛與徹底的改造（Verhoef et al.，2021），能夠對企業經營模式產生影響。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試圖通過數字技術的運用改變其核心業務，并尋求商業模式創新。在數字經濟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企業試圖通過網絡、數字平臺以及數字資產獲取特定優勢，從而實現國際化擴張（陳巖和張平，2021）。本文認為，數字化轉型會提高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

一方面，數字化轉型能提高企業自身特有資源的跨國可轉移性，從而提高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傳統國際商務研究認為，跨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時會面臨 “外來者劣勢”或是“局外人劣勢”，具備企業特有資源優勢（例如產品優勢、工藝優勢、技術優勢、管理能力優勢、品牌優勢等），是企業進行國際化的前提（Dunning&Lundan，2008）。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企業特有優勢往往因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地理距離或是文化差異而很難從母公司轉移到海外市場。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數字化平臺和社交媒體的使用促進了跨國企業對專門知識、管理經驗、技能等特有資源的數字化存儲和管理，同時幫助企業突破空間障礙，實現資源優勢的跨境轉移（Deng et al.，2023）。此外，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的運用幫助企業克服語言和文化障礙，促進跨國企業母子公司之間的交流，加速了跨國企業特有資源優勢與東道國要素的融合（柴宇曦等，2021；張昆賢等，2022）。上述過程有效提高了跨國企業憑借自身特有資源開展海外業務的能力，降低了企業對東道國合作伙伴的依賴，從而提升企業選擇獨資模式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能夠有效幫助企業獲取東道國互補性資源，從而提高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F有研究強調，跨國企業的海外市場進入是將企業自身特有資源與東道國互補性資源雙向組合的過程（吳曉波等，2016），而是否能獲取東道國互補性資源往往決定著企業是否選擇獨資模式。與東道國市場相關的經驗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能為跨國企業感知和識別當地市場需求提供基本框架，是跨國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時需要獲取的重要資源，而數字技術能促進跨國企業對經驗知識的獲取和積累。例如，智能產品和數字平臺的使用幫助企業實現和當地消費者的良好互動，并跟蹤、記錄和掌握消費者的行為和偏好（王墨林等，2022）。此外，云計算、大數據分析等數字技術的使用提高了企業數據采集和處理的能力，幫助企業快速了解國外市場和潛在競爭對手，進一步促進相關知識和經驗的積累。同時，數字技術能夠有效幫助跨國企業嵌入東道國關系網絡?；跀底旨夹g的全球數字連接創造了跨國企業與國外供應商、生態系統合作伙伴以及全球客戶聯系和合作的新方式（Luo，2022）?？鐕髽I通過社交媒體平臺、跨境電商平臺、營銷平臺及企業自身平臺與東道國客戶及營銷人員建立聯系，基于企業資源計劃系統、供應鏈計劃系統、客戶關系管理系統和開源軟件連接外部網絡成員。數字連接帶來的開放性和聯動優勢能有效幫助跨國企業嵌入東道國商業生態系統，從而獲取國際化業務所需要的各類互補性資源（王墨林等，2022）?？偠灾?，數字技術降低了跨國企業獲取東道國互補性資源的難度，進而降低了企業以合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跨國企業越傾向于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

（二）企業創新能力的中介效應

在上文中提到，傳統國際商務研究（包括進入模式研究）傾向于關注跨國企業特有資源優勢對企業國際化戰略的影響，本文也強調應從跨國企業自身特有資源優勢和東道國互補性資源的雙重視角考察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問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有研究中創新能力往往被視為企業特有資源優勢的象征（Anderson&Gatignon，1986；Hennart，1991）。因此，本文對企業創新能力在數字化轉型與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之間發揮的中介效應展開討論。

首先，數字化轉型會提高企業創新能力。數字化轉型程度高的企業，會更加重視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等基礎數字技術的更新和迭代，并將數字技術與企業特有優勢結合，從而產生強大的技術溢出效應，刺激突破性技術創新（Li et al.，2022；趙宸宇等，2021）。數字技術的應用也可以幫助企業有效整合客戶和上下游企業的需求數據以及企業內部的生產數據，加快企業產品的更新換代和技術創新，同時使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創新更加符合市場需求（Li et al.，2022）。數字化轉型程度高的企業更傾向于基于數據分析開展決策，減少其業務流程中重復、繁瑣的工作，激勵技術人員更加專注于創新活動（張吉昌和龍靜，2022）。

其次，創新能力強的跨國企業更傾向于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一方面，創新能力強的企業一般具有較多的企業特有資源，而這些資源的交易往往會面臨市場不完全性問題（Anderson&Gatignon，1986），選擇合資模式會給跨國企業帶來喪失資源優勢的風險（江婷婷和蔣瑜潔，2019）。另一方面，對于創新能力強的跨國企業而言，運用合資模式獲取海外市場先進技術和能力的動機較弱。傳統國際商務研究認為，來自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跨國企業傾向于采用合資或并購等國際化方式獲取海外的資源和技術，從而實現母公司的能力升級。而本身就具備一定創新能力的企業更關注如何將自身的優勢資源轉移到海外子公司（Anderson&Gatignon， 1986），也更關注如何在海外市場憑借自身資源獲取競爭優勢。此外，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具備創新能力的企業往往更加擅長運用數字平臺生態圈獲取互補性資源（柴宇曦等，2021），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對合資模式的依賴。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企業創新能力提升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7—2020年在海外設立過子公司的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數據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1）反映上市公司數字化轉型程度的相關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2）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3）東道國層面的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網站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將母公司數據與海外子公司數據進行匹配后，共獲得原始觀測值10206個。本文在原始觀測值的基礎上進行如下處理：（1）剔除海外子公司注冊地為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的企業；（2）剔除現階段為“ST”的企業；（3）經過數據的篩選與匹配，將含缺失值的樣本去除。經過以上處理，本文得到符合研究要求的樣本2486個。

（二）變量定義與測量

1.被解釋變量

海外市場進入模式（Mode）。結合已有研究，本文按照股權結構將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劃分為獨資模式與合資模式兩類，具體以95%作為劃分界限（Li et al.，2021b）。當中國企業在海外子公司中持有的股權比例大于95%時視為獨資，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

2.解釋變量

數字化轉型程度（Digi）。參考吳非等（2021）的方法，本文從上市公司年報文本中提取“人工智能技術”“云計算技術”“區塊鏈技術”“大數據技術”“數字技術應用”等關鍵詞并計算詞頻后加權獲得該指標。詞頻計算方法為該詞在年報中的出現次數與年報中統計詞語總次數的比值。在穩健性檢驗中，本文借鑒楊德明和劉泳文（2018）、趙宸宇等（2021）的研究方法，使用由專家打分法得到的數字化轉型指數作為數字化轉型的代理變量。

3.中介變量

企業創新能力（Res_ratio）。借鑒Adams et al.（2006）的測量方法，本文使用研發費用與營業收入之比來衡量企業的創新能力。

4.控制變量

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行為受多方面因素影響，本文控制了微觀企業層面及宏觀東道國層面的因素。前者主要包括企業年齡（Firm_age）、企業規模（Firm_size）、資產負債率（Leverage）、總資產收益率（Roa）、企業所有制性質（Nature）、無形資產占比（Intangible_assets）、國際化程度（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經驗（Firm_experience），后者主要包括文化距離（Culture_distance）、東道國制度質量（Governance_quality）、東道國市場規模（GDP_growth）、 東道國專利申請（Patent_applications）。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見表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設定

1.基準回歸模型

由于被解釋變量海外市場進入模式為二分變量（獨資或合資），本文采用二元Logit回歸模型進行估計?；鶞驶貧w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被解釋變量Modeit為中國企業i在t年進入海外市場的模式。核心解釋變量Digiit為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Controlsit為微觀企業層面和宏觀東道國層面的控制變量。在回歸結果中，若β1為正，則表示該解釋變量增加了跨國企業選擇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概率；反之，則降低了此概率。i代表企業，t代表年份，I代表行業。λi為企業固定效應，為年份固定效應，δI為行業固定效應?；貧w采用異方差穩健標準誤。

2.中介效應模型

為了檢驗企業創新能力（Res_ratio）的中介效應，參考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王墨林等（2022）的研究方法，本文設定中介效應模型如下：

公式（1）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公式（2）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公式（3）檢驗企業創新能力是否在數字化轉型對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主效應和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

為檢驗研究假設，本文使用Log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在表3中，列（1）為只加入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列（2）在列（1）的基礎上增加控制變量，可以發現Digi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轉型顯著提高了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假設1得到了驗證。

表3列（3）中Digi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加深，企業創新能力也顯著提升。表3列（4）中Res_ratio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會加大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說明數字化轉型通過促進創新能力提升，進一步提高了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假設2得到了驗證。同時，本文參照現有研究（王墨林等，2022；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采用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抽樣5000次）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如下表4所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結果在95%的置信區間內均不包含0，進一步驗證了中介效應的可靠性。

表4 中介效應檢驗（Bootstrap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穩健性，本文還進行了如下檢驗和分析。

1.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參照楊德明和劉泳文（2018）、趙宸宇等（2021）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專家打分法來判斷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以Score作為核心解釋變量?；貧w結果如表5列（1）所示，可以發現回歸結果無實質性改變。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

2.改變回歸模型

考慮到模型選擇對研究結論可能產生影響，本文在穩健性檢驗中采用Probit模型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列（2）所示。變換模型后，雖然各主要變量的回歸系數大小和顯著性略有下降，但回歸結果無實質性改變，說明本研究結論有較強的穩健性。

3.解釋變量滯后

為了避免內生性問題對研究結論的干擾，本文使用t期解釋變量與t+1期被解釋變量重新回歸。表5 列（3）～（6）的結果顯示，Digi與 Res_ratio 的估計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4.中介效應內生性的處理

中介效應檢驗同樣會面臨內生性問題。一方面，數字化轉型程度高的企業擅長使用數字技術和工具實現創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創新能力高的企業具備更多企業特有資源優勢，擁有更加適合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條件。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緩解這一反向因果關系導致的內生性問題。

袁淳等（2021）認為1984年各個城市的郵電信息適合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工具變量。企業所處地區的歷史通信手段會通過技術層面和社會偏好等因素，影響樣本期企業信息技術的運用和接納水平，從而達到相關性要求。同時，郵電作為公共基礎設施，其主要職能是為大眾傳遞信息，而非直接參與企業的專業分工活動，因此符合外生性要求。根據上述思想，本文借鑒趙濤等（2020）的研究，將滯后一期的全國互聯網上網人數與1984年各地級市每萬人固定電話數量的交乘項作為當期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工具變量。同時本文參考袁淳等（2021）以及郭家堂和駱品亮（2016）對企業數字化程度的驗證，采用滯后一期的各省份互聯網普及率作為工具變量。表6列（1）和列（2）表明本文選取的兩個工具變量通過了識別不足和弱工具變量檢驗，同時Digi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本文的主要結論穩健可靠。

表6 工具變量

（三）數字化轉型影響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異質性檢驗

上述研究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會影響跨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時的資源組合，從而影響獨資模式和合資模式的選擇。然而，在逆全球化和地緣政治沖突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國際化面臨的外部環境日趨復雜，雙邊政治關系成為影響跨國企業國際化戰略的重要因素。此外，母公司的行業特征及高管團隊特征也是影響跨國企業特有資源轉移與東道國互補性資源獲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進行分組回歸，探討宏觀、中觀與微觀層面的因素如何影響數字化轉型與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見表7。

表7 異質性檢驗結果

衡量雙邊政治關系的指標可以根據聯合國大會成員國的投票記錄構建，在大會上投票記錄更接近的國家被認為具有更牢固的雙邊政治關系。因此本文基于聯合國投票數據測算我國和東道國的雙邊政治關系(Li et al.，2019)。本文根據投票數據的均值將東道國分為與我國雙邊政治關系較好的國家和與我國雙邊政治關系較差的國家。從表7列（1）和列（2）的結果可以看出，進入與我國雙邊政治關系較好的國家時，數字化轉型更容易提高跨國企業選擇獨資模式的可能性。一方面，進入與我國雙邊政治關系較好的國家時，跨國企業較少面臨合法性缺失困境，企業能夠憑借自身能力較為容易地獲取東道國互補性資源，因此選擇合資模式進入的必要性也較??；另一方面，當進入與我國雙邊政治關系較差的國家時，跨國企業容易受到諸如數據本土化等來自東道國政府的數字制度壓力（Luo，2022），這一壓力限制了企業對其數字化能力和資源的跨境轉移和使用，降低了企業選擇獨資模式進入的可能性。

本文參考 Senthilkumar&Elango（2013）的劃分標準，按照標準產業分類（SIC）代碼前三位將樣本劃分為高科技行業組和非高科技行業組，然后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從表7列（3）和列（4）結果可以看出，在高科技行業組，數字化轉型更容易提高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屬于高科技行業的企業一般具有較高創新能力，因此具備較多的企業特有資源，傾向于選擇獨資模式。此外，屬于高科技行業的企業一般對數字技術較為敏感，企業內部也具備數字化轉型的認知體系，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也會更加顯著。

本文按照研究樣本中企業高管團隊海外背景人數比例的均值劃分高管團隊強海外背景組和高管團隊弱海外背景組，并分別進行回歸分析。表7列（5）和列（6）表明，在高管團隊弱海外背景組，數字化轉型更容易提高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高管團隊海外背景可能對數字化轉型的作用存在一定替代效果，即高管團隊海外背景較強的企業擅長將嵌入在人力資本中的知識等核心優勢轉移到海外市場，同時也能憑借海外關系網絡獲取東道國互補性資源，因此在該組中數字化轉型對海外市場進入模式的影響較為有限。

（四）基于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進一步討論

研究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會提高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那么跨國企業為什么傾向于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選擇獨資模式會不會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經營績效？針對以上問題，本文嘗試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本文用海外子公司的凈利潤與總資產之比表示海外子公司經營績效（Roa_Sub），利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檢驗。表8的回歸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提高了跨國企業選擇獨資模式的可能性，而選擇獨資模式有效提升了跨國企業海外子公司的經營績效。

表8 數字化轉型、進入模式選擇與海外子公司經營績效

五、研究結論和啟示

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探討了數字化轉型與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诶碚摵蛯嵶C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結論：（1）數字化轉型能提高企業特有資源的可轉移性、降低企業對東道國互補性資源的依賴，從而提升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2）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增強跨國企業的創新能力，而具備創新能力的跨國企業出于保護自身特有資源優勢的考慮會選擇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3）進入與我國雙邊政治關系較好的國家時，數字化轉型更容易提高跨國企業選擇獨資模式的可能性，若跨國企業屬于高科技行業或者企業高管團隊的海外背景較弱，則數字化轉型也更容易提高它們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4）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提升跨國企業以獨資模式進入海外市場的可能性，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經營績效。

根據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企業應加快推進數字化轉型，并以數字化實現全球化。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數字化能力會改變跨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時的資源組合，進而影響企業國際化戰略和海外經營績效。在數字全球化時代，中國跨國企業必須要搶抓產業變革機遇，加快完成數字化轉型，在此基礎上借助網絡、數字平臺以及數字資產培育特定優勢，實現“數字化出?！?。不僅如此，對于已經實現國際化的企業來說，在海外市場也要積極使用數字化技術積累東道國市場經驗，有效嵌入東道國關系網絡，實現產品升級和品牌升級。

第二，利用數字化技術進行國際化的跨國企業應該充分考慮內外部條件。研究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受雙邊政治關系、企業所處行業及高管團隊特征的調節。因此，跨國企業在參與數字全球化的過程中，應該充分考慮數字化能力發揮作用的邊界條件，尤其是要關注“數字風險”等會對企業海外數字業務產生消極影響的因素，在此基礎上合理選擇進入模式等國際化戰略。

第三，政府應該支持與鼓勵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參與數字全球化過程。一方面，政府應該針對不同類型的企業制定差異化的支持政策，扎實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政府應積極改善與其他國家的雙邊政治關系，推動雙邊、區域和多邊合作，降低中國企業在海外遭遇“數字風險”的可能性，為企業實現數字全球化、高質量國際化創造良好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