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治理的研究譜系與理論反思
——基于Citespace 的文獻計量分析

文/何立軍 袁小平（.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上海 00030；.南昌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江西南昌， 33003）

一、研究概述

治理概念可謂是當代社會科學領域里備受矚目的“寵兒”，“時髦”程度與概念本身的邊界一樣可望而不可即。①Jessop B.，“The Rise of Governance and the Risks of Failure：The C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No.50，1998，pp.29-45.自近代以來，科學技術作為治理中極其重要的維度，日益受到廣泛而深入的關注。當前實踐界和學術界都高度重視治理同技術的關系問題。無論是對“第四次工業革命”②Vicente P.N.and Dias -Trindade S，“Reframing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The Case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Vol.6，No.30，2021，pp.708-723.“信息社會”③戴長征、鮑靜：《數字政府治理——基于社會形態演變進程的考察》，《中國行政管理》2017 年第9 期?！皵祿瘯r代”④Micheli M.，Ponti M.，Craglia M.and Berti Suman A.，“Emerging Models of Data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Datafication，”Big Data & Society，Vol.2，No.7，2020，pp.1-15.等經濟社會領域所產生的重大轉型進行的大量談論，還是電子政務系統、大數據、類Chatgpt 技術⑤周智博：《ChatGPT 模型引入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功能、風險及其規制》，《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1 期。在公共治理領域中的實際應用，均將技術視作治理的重要支撐?！凹夹g治理已成為當代社會治理持續推進和加深的基本趨勢?！雹迍⒂乐\：《技術治理的哲學反思》，《江海學刊》2018 年第4 期。廓清技術治理概念的內涵及發展邏輯不僅是回應各方爭論的需要，也是進一步提出公共政策建議的前提。質言之，技術治理的發展與成功，無疑要激蕩開技術治理無所不能的“幻想”⑦韓志明：《技術治理的四重幻象——城市治理中的信息技術及其反思》，《探索與爭鳴》2019 年第6 期。，彌合概念價值取向不同的“視差”⑧柳亦博：《治理理論的“視差”：術道分離與術道合一》，《探索與爭鳴》2021 年第11 期。。

治理本意是指包括“操縱”“指導”“引導”在內的技術性管理活動，歷來便與技術有著糾纏不清的關系?；仡櫬L的學術史會發現，對治理與技術二者關系的討論大致形成了兩種論調。一種是強調治理中對知識、策略和權力等“軟”技術運用的“技法”取向，如官僚品職分等的制度設計⑨閻步克：《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第2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戶籍和土地等登記造冊的行政藝術，這些軟技術互為支撐并構成了傳統中國帝制的治理空間。另一種是“裝置”取向，主張將具體工具引入治理場景，本質上是把治理看作可以通過分類、計算、重組和優化的系統進程，關注組織效率、規章程序和量化統計。隨著科學技術不斷進步，“技法”和“裝置”的邊界日趨模糊，出現某種重疊，為技術與治理之間的張力與合力預留下了融合空間。因此，當我們討論治理與技術關系時，始終繞不開兩大核心命題：何為技術？如何將技術運用于治理過程中？

近年來技術治理一詞使用得很多，雖然有著理念視差的深層因素，但更直接的誘因是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間的互動。自19 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科學技術作用于改造自然界的巨大力量極大彰顯，歐美一些學者主張把自然科學技術運用到社會變革和公共治理中來，提高技術專家在公共政策中的地位，以實現社會運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活動的科學化。⑩劉永謀：《技術治理的邏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6 年第6 期。大蕭條對社會運轉效率的掣肘催生了以北美技術治理運動為代表的技治主義力量，推動著技術治理思想向實踐應用的轉變，為技術治理概念確定下科學管理和專家政治兩條基本原則。當下正值以現代信息技術為基點的科技革命浪潮，前沿技術提供了科學管理所必需的社會計算手段，同時科技專家對技術的掌握也動搖了國家主導社會治理的絕對權力，從而為技治主義的當代復興提供了基礎。

在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技術革命同樣起著重要的推動力。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的國家治理演化歷史，正是技術與治理改革、治理創新相互依存共生的發展歷程。①陳鋒：《從整體支配到協商治理：鄉村治理轉型及其困境——基于北鎮“釘子戶”治理的歷史考察》，《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6 期。技術越來越嵌入政府治理與大眾生活的方方面面，為精準治理、數字治理、智能治理等目標理念提供了技術自信。中共十八大以來，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建設全面開啟?！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數字政府、數字社會，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學界也認為，轉型期的中國需要充分認識、理解和把握科學技術與公共治理的張力與合力以提高行政效率②劉永謀：《技術治理的邏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6 年第6 期。、促進社會善治③陳剩勇、盧志朋：《信息技術革命、公共治理轉型與治道變革》，《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19 年第1 期。，這都離不開技術治理支撐。因此，如何建構起這些支撐及其與我國治理變革間的關系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議題。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數字化進程加速推進，學界關于技術治理理論和方法的相關研究越來越多。但迄今為止，技術治理的概念、內涵依然尚未形成統一界定，也未形成成熟、公認的分析范式。在概念上，丁大尉等立足治理模式視角認為，技術治理主要是“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目標等方式對技術生產實施管理，從而將現代技術的發展從單一的政府發號施令或政府決策轉向多元主體參與”④丁大尉、李正風、胡明艷：《新興技術發展的潛在風險及技術治理問題研究》，《中國軟科學》2013 年第6 期。。在內涵上，顏昌武等按由淺入深的層次將技術治理劃分為技術作為治理對象的技術治理、技術作為治理手段的技術治理、技術作為治理機制的技術治理、技術作為治理理念的技術治理等。⑤顏昌武、楊鄭媛：《什么是技術治理？》，《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2 期。在作用上，陳鋒從政府治理角度提出，技術治理主要是通過強調權力行使的規范性以及通過不斷改進程序和精細技術來發揮其治理職能，依靠“行政吸納政治”邏輯進行社會建設。⑥陳鋒：《從整體支配到協商治理：鄉村治理轉型及其困境——基于北鎮“釘子戶”治理的歷史考察》，《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6 期。同時，技術治理從大眾話語逐漸過渡成為一個獨立的學術熱點，且有成為獨立分析范式的趨勢。然而，從技術治理所涉及內容來看，技術治理要成為一個獨立分析范式，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究。比如，既然技術治理是專門研究領域，那么如何理解技術治理及其與國家和社會間的關系？技術治理同行政管理和權力統治之間有什么本質區別？技術治理是否形成了成體例的研究范式？等等。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實際上也是對“國家—技術—社會”關系演進的某種探究。因此，有必要對學界關于技術治理的研究文獻進行計量分析，系統梳理技術治理的研究圖譜與內涵、外延以及發展趨勢，以期為數字中國建設奠定更加堅實的理論基礎，提供更加有效的實踐指導。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為保證文獻樣本能覆蓋技術治理領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本文以CNKI 為檢索平臺，選擇高級檢索方式，將檢索條件設定為主題=“技術治理”、期刊來源類別=“CSSCI”，進行中英文擴展后進行檢索，共獲得1132 篇文獻，檢索時間為2022 年10 月11 日。該主題下收錄的CSSCI 文獻最早是1998年熊凱航、徐龍合發表的論文，介紹了濕法水霧除塵技術在煙氣治理上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意見。①熊凱航、徐龍合：《濕法水霧除塵技術在機立窯窯尾煙氣治理上的應用》，《中國環境監測》1998 年第3 期。但本文所理解的技術治理主要有三層含義：一是技術應用于治理之中，這里的技術包括自然技術和社會技術②社會技術的概念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得以明確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到20 世紀50 年代末社會技術概念被明確界定，且被諸多思想家、諸多學科使用。20 世紀60 年代迄今，社會技術概念得以廣泛應用，且受到技術哲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等為代表的社會科學的專門研究。參見“關鋒、謝超：《社會技術：一種概念史的考察與梳理》，《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6 年第6 期”和“劉永謀：《技術治理的哲學反思》，《江海學刊》2018 第4 期”。；二是一種治理形態或治理范式，主要是指治理技術化，這里的治理主要是指政府治理、社會治理領域，當然也包括經濟領域的治理；三是針對技術的治理，主要回應技術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倫理、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生態等問題，特別是負外部性問題。因此，為確保研究的精確性，筆者進一步進行數據清洗，人工比對和閱讀每一篇文章的摘要、關鍵詞等基本信息，剔除會議論文、書評、報紙上刊發的文章、無作者的文章以及重復刊發的文章等，綜合篩選后得到有效文獻1059 篇，而后將其全部選擇后導出為Refworks 格式作為研究樣本。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獻計量法挖掘文獻之間的內在關系，以Citespace 知識圖譜可視化軟件展示研究樣本的相互關系，并結合Excel 等統計或圖表軟件進行輔助分析。一是文獻基本信息統計。本文對文獻發表基本趨勢、學科分布、研究機構及學者和高被引文獻進行分析，直觀、多維呈現該領域研究概況，梳理研究力量的結構分布，挖掘技術治理演進的知識基礎。二是熱點主題與前沿趨勢分析。本文通過對關鍵詞的挖掘和分析，形成關鍵詞共現圖、關鍵詞聚類圖、關鍵詞時線圖和關鍵詞突變圖，多元、分時、動態探尋技術治理領域研究的內在聯系、知識勾連、演進歷程和前沿方向。三是基于上述分析，總結技術治理研究領域的總體特征，深入探索該領域所回答的主要問題，進一步探討技術治理應用方向，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三、國內技術治理研究建制化過程的可視化分析

（一）研究趨勢分析

國內技術治理研究肇始于20 世紀90 年代末，本研究對1998 年以來技術治理領域1059 篇CSSCI 文獻的發文時間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1 所示。根據發文趨勢，我們將研究進程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圖1 1998—2022 年技術治理研究CSSCI 期刊發文數圖

第一階段為1998—2013 年，即技術治理研究的初始階段。這一時間段年均文獻發表數相對較少，每年有關成果產出低于30 篇，整體上處于基礎知識積累期，但也可以劃分為兩個不同時段。第一時段以研究現代科學技術解決具體的生產生活問題為主，其大致時段約為1998—2003 年。如沈伯雄、朱坦對生活垃圾治理技術的研究①沈伯雄、朱坦：《城市生活垃圾治理過程的能源化技術》，《城市環境與城市生態》2003 年第16 期。、蘇富民等對美術顏料廢水治理的研究②蘇富民、姜華、李海芳：《美術顏料廢水治理技術》，《城市環境與城市生態》2003 年第16 期。、吳文慶等對水葫蘆治理技術的研究③吳文慶、洪淵揚、秦雙亭：《水葫蘆治理技術的初步研究》，《上海環境科學》2003 年第12 期。等。第二時段是2004—2013 年，技術治理引入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重點是公共治理、企業治理問題的技術化解決方式。尤其是2004 年蘇竣、董新宇引入了科技全球治理理念，為研究國內技術政策發展和治理手段創新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理論工具④蘇竣、董新宇：《科學技術的全球治理初探》，《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4 年第12 期。。這一時段的代表性研究主要圍繞公司治理展開，如馮勤、紀松濤從工業革命視角研究企業治理與技術的內在聯系⑤馮勤、紀松濤：《企業治理與技術的共同演進——工業革命的視角》，《科技管理研究》2005 年第12 期。；邢源源用實證研究方法驗證了技術與企業治理結構匹配度是企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⑥邢源源：《技術與企業治理結構：K 模型修正及實證檢驗》，《中國軟科學》2006 年第5 期。；于驥基于治理結構與技術創新關系的理論分析，提出治理結構的改進方案，推動企業技術創新⑦于驥：《治理結構與企業技術創新的耦合性研究》，《求是學刊》2008 年第3 期。。

第二階段為2014 年至今，即技術治理研究的爆發階段。這一階段文獻發表篇數逐年上升，年均在30 篇以上。特別是2017 年以來，有關主題文獻的年發文量大幅度增長。在這一階段，技術治理這一研究主題逐漸成為熱門課題，并逐漸興盛于國家和社會治理研究領域。一方面，由于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興治理技術手段的迅猛發展，技術治理手段得以在數據收集、信息分析和精準決策等方面超越以統計、度量及普查等為代表的傳統技術，被廣泛應用于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中，成為技術治理研究的最新趨勢。另一方面，在舉國上下著力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國家和社會治理模式日益趨向技術化、數字化。2020 年，以技術治理為主題的CSSCI 文獻約201 篇，為史上最高。究其原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人工智能技術和區塊鏈技術與國家治理的融合，開拓了技術治理的研究方向，催生了治理范式的變革。比如，作為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重要支撐的信息技術逐漸從“互聯網+”轉向“區塊鏈+”。①韓志明：《從“互聯網+”到“區塊鏈+”：技術驅動社會治理的信息邏輯》，《行政論壇》2020 年第4 期。但從技術治理的文獻量及發展趨勢可知，目前技術治理相關研究處于急速發展階段，距離趨于穩定、走向成熟仍有較大空間。

（二）學科分布分析

如前文所述，最早關于技術治理的研究是如何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解決生產生活的具體問題，基本上都是隸屬于自然科學領域，在環境學領域尤為突出。但隨著技術治理介入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領域，社會科學對其研究日益深入，各類基金項目資助也日漸增多。如圖2 所示，樣本文獻中約有50%以上得到基金支持，其中有437 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支持，147 篇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69 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支持等。

圖2 技術治理研究基金項目資助圖

從學科分布情況來看，我國技術治理研究從萌芽時期的環境學或管理學等幾個特定學科領域逐步發展到涵蓋教育、計算機科學、社會學、新聞學等多學科領域。如圖3 所示，在1059 篇文獻中占比最多的9 個學科（分別為：公共管理379 篇、自然科學180 篇、經濟學179 篇、工商管理178 篇、計算機及自動化153 篇、政治學112 篇、教育學58 篇、新聞與傳媒41 篇、社會學與統計學33 篇。

圖3 技術治理研究學科分布圖①因研究文獻存在學科交叉，故圖示文獻數量略大于檢索數量。

（三）核心研究機構分析

筆者利用Citespace 軟件對研究機構進行共現分析，將TopN 閾值設為50、Threshold 值設為4（顯示文獻數大于和等于4 的研究機構），繪制出技術治理研究機構分布的可視化圖譜（見圖4）。從研究機構的特征上看，各大高校的公共管理學院是主要力量，這一點與國內技術治理研究學科分布趨同。從合作網絡來看，目前國內技術治理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關聯性十分松散，未形成明顯成形的技術治理研究合作網絡或合作中心。初步形成合作網絡的是以上海交通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為主體的研究集群，該學院在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和公共政策與治理創新研究中心兩大研究機構基礎上，與地方政府部門密切合作、建言獻策，并與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等高校開展廣泛合作，努力探索大數據應用實踐及其規律，尋求學術發展和服務社會的融合。

圖4 技術治理核心研究機構關系圖

高校發文數據總量反映了各高校對技術治理研究關注的程度及其在技術治理研究領域的影響力。1998—2022 年存在25 年的時間跨度，按平均每兩年發文1 篇的頻率計算，發文量大于12 篇的高?？杀灰暈榧夹g治理領域重點高校。將隸屬于同一高校的不同學院或研究機構的文獻合并后，統計出各高校技術治理研究的文獻數量，如圖5 所示。從研究機構力量來看，關注度最高和影響力最大的是清華大學，研究成果共計44 篇；中國人民大學（41 篇）和上海交通大學（35 篇）分別位居第二、第三；中山大學（28 篇）、武漢大學（27 篇）、復旦大學（26 篇）、華東政法大學（25）、北京大學（23 篇）、華中科技大學（23 篇）、南京大學（23 篇）、華中師范大學（22）、重慶大學（22 篇）和浙江大學（20 篇）發文量均在20 篇以上；山東大學（19 篇）、西安交通大學（18 篇）、吉林大學（17 篇）、湖南大學（16 篇）、華東師范大學（16 篇）、廈門大學（16 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3 篇）也進入了技術治理領域重點高校行列。綜合性大學文理工兼容并蓄，更容易進行學科交叉研究，把握技術治理研究的技術要求，在技術治理研究領域處于核心陣地。

（四）核心作者分析

將節點類型設置為作者，TopN 閾值設為50、Threshold 設為4（顯示文獻數大于和等于4 的作者），得到核心作者群（見圖6）。圖中連線的粗細程度與作者間的合作強度呈正相關關系，作者名字的大小與其文獻數量也呈正相關關系，名字顯示越大代表作者文章越多。

從表1 中可以看出，相關成果產出最多的學者劉永謀（17 篇）主要在自然科學理論與方法領域研究技術治理，重點探討技術治理的思想述評和邏輯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與技術治理等問題。其最高被引文章為《技術治理的邏輯》（被引量140 次），主要觀點是闡釋技治主義的兩大原則——科學管理和專家政治。該文章從哲學角度全面梳理技術治理的產生和演化邏輯，認為技術治理的證成邏輯由邏輯前提、科學管理的邏輯和專家政治的邏輯組成，這一觀點被學界廣泛認可，因而得到廣泛引用。本研究還追溯了該文的引證文獻（期刊論文）學科流向（見圖7）發現，《技術治理的邏輯》一文被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也即公共管理領域的學者引用最多，遠超政治學、計算機技術、信息化等領域。其他發文量最多的幾位作者包括韓志明（7 篇）、陳瑜（7 篇）、單勇（6 篇）、黨興華（5 篇）等。

表1 技術治理領域高發文量作者及其高被引論文情況

圖7 《技術治理的邏輯》引證文獻學科分布

其次，學者韓志明從社會風險角度研究社會治理，其最高被引文章為《技術治理的四重幻象——城市治理中的信息技術及其反思》（被引量97 次），該文認為應審慎對待技術治理產生的誤解和幻想，并給出了應對方法，提出應更加注重基礎性治理問題。①韓志明：《技術治理的四重幻象——城市治理中的信息技術及其反思》，《探索與爭鳴》2019 年第6 期。學者陳瑜在科學學領域內研究技術治理，研究重點在系統治理框架、新興技術治理等，其高被引文章為《技術協同治理框架與機制——基于“價值—結構—過程—關系”視角》①西寶、陳瑜、姜照華：《技術協同治理框架與機制——基于“價值—結構—過程—關系”視角》，《科學學研究》2016 年第11 期。（被引量22 次）。該文主要研究協同治理主體結構間如何調節、塑造治理技術的形式以及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網絡的角色與關系。學者單勇從法學角度出發研究技術治理所造成的社會參與的非均衡性問題，其高被引文獻《跨越“數字鴻溝”：技術治理的非均衡性社會參與應對》②單勇：《跨越“數字鴻溝”：技術治理的非均衡性社會參與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9 年第5 期。（被引量55 次）認為技術治理由國家主導，個人參與技術治理不足，因此應回歸信息技術的賦權功能、以數據權利保護為跨越非均衡性的法律階梯。學者黨興華的高被引論文《核心企業知識權力運用對技術創新網絡關系治理行為的影響——基于關系能力角度的實證研究》③黨興華、王方：《核心企業知識權力運用對技術創新網絡關系治理行為的影響——基于關系能力角度的實證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2 年第12 期。（被引量45 次）在企業技術治理領域運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技術創新網絡關系治理行為的影響因素。通過分析研究，我們發現關于技術治理研究的核心作者團隊分散于不同學科領域，其中發文量最高也即被引量最高的學者劉永謀系哲學專業博士，研究領域為科學哲學、科技與公共政策、管理哲學等，其他學者分別畢業于政治學、管理學、法學專業；哲學學科作為基礎性學科，其關于技術治理世界觀的理論體系，對技術治理領域的其他發展性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五）高被引文獻分析

對CNKI 數據庫中主題為技術治理的高被引CSSCI 文獻進行梳理排列，得出技術治理研究被引量位于前10 的文獻如表2 所示。某一特定研究領域的高被引文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領域的知識源流。尤其是技術治理這一研究領域，由于其學科范圍廣且交叉性不強，該研究領域的高被引文獻還可以反映出其研究主題分類。這10 篇高被引文獻分別來自工商管理學（4 篇）、社會學（3 篇）、公共管理學（2 篇）、自然科學（1 篇）領域。技術治理高被引文獻體現出的知識源流和其研究學科占比有一定的近似性。

在工商管理研究領域，馮根福、溫軍通過分析2005—2007 年中國343 家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對公司內部治理與技術創新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④馮根福、溫軍：《中國上市公司治理與企業技術創新關系的實證分析》，《中國工業經濟》2008 年第7 期。魯桐、黨印以2006—2010 年134 家滬深A、B股公司為樣本，對比考察不同行業中公司治理對技術創新的影響關系。⑤魯桐、黨?。骸豆局卫砼c技術創新：分行業比較》，《經濟研究》2014 年第6 期。張宗益、張湄以高新技術企業為實證研究對象，從內部治理結構和外部創新環境全面衡量公司治理對企業R&D 投資的全面影響。⑥張宗益、張湄：《關于高新技術企業公司治理與R&D 投資行為的實證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7 年第5 期。楊勇、達慶利、周勤基于江蘇省具有省級以上技術中心的上市公司的數據，建立計量經濟模型研究了公司治理對企業創新投資的影響。⑦楊勇、達慶利、周勤：《公司治理對企業技術創新投資影響的實證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7 年第11 期?？偨Y可得，工商管理學科的技術治理權威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以治理為自變量，技術創新為因變量。在此情境中，技術治理研究并不是社科學界普遍認為的技術對治理產生的影響，而是與之相反。

在社會學研究領域，渠敬東、周飛舟、應星認為改革前的總體性支配權力被技術化的治理權力所替代，技術治理雖然將改革成果惠及廣大群眾，但也帶來了政府職能過重、行政成本過高、社會空間發育不足的問題。①渠敬東、周飛舟、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 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6 期。王雨磊認為量化的數字必須生長在基層社會當中，方能作為可計算性的治理要件，成為國家與社會的溝通工具。否則，懸浮于基層社會治理過程和村莊社會生活之外的數字最多只會作為治理體制內部的溝通工具、考核憑據。②王雨磊：《數字下鄉：農村精準扶貧中的技術治理》，《社會學研究》2016 年第6 期。陳鋒認為，資源輸入鄉村社會，基層組織卻無法有效承接，農村治理逐漸出現內卷化。因此為消除基層治理內卷化困境，我們應重建國家、基層組織與農民之間的利益關聯與制衡機制，在治理有效性與規范性之間達成平衡，走出技術治理困局。③陳鋒：《分利秩序與基層治理內卷化：資源輸入背景下的鄉村治理邏輯》，《社會》2015 年第3 期?？梢?，在社會學領域內，學者渠敬東等、王雨磊和陳鋒分別從技術參與社會治理所帶來的權力分配變化、理解隔閡和治理內卷化闡述技術治理的風險、結構機制以及解決方案，力求吸納科技革命帶來的技術優勢，同時去其糟粕，增強技術與文化之間的融合發展，平衡各個治理主體間的關系。

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內，孫從軍、張明旭介紹了國外河道污染治理中廣泛采用的治理技術——河道曝氣技術。他們在綜合分析國內外河道曝氣實踐后認為，在河流水質變化的不同時期應用河道曝氣技術，可以分別達到消除黑臭、減少水體污染負荷及促進河流生態系統的恢復等目的。在此基礎上，該文提出河道曝氣作為一種投資少、見效快的污染治理技術，在我國河流污染的綜合治理中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①孫從軍、張明旭：《河道曝氣技術在河流污染治理中的應用》，《環境保護》2001 年第4 期。這篇文章是技術治理在自然科學領域內的典型代表，將高新技術運用于環境、災害等自然領域而不是人文環境的治理，這是技術治理的另一個面向。

在公共管理研究領域內，郭鵬、林祥枝等提出政府需解決新興技術帶來的共享單車市場的規則制定、行業監管、基礎設施配套及政策引導等問題，并最終使得市場、政府與社會協同治理“最后一公里”難題。②郭鵬、林祥枝、黃藝等：《共享單車：互聯網技術與公共服務中的協同治理》，《公共管理學報》2017 年第3 期。陳振明回顧了政府治理變革技術基礎的歷史，探討了新技術革命對當代政府治理變革的影響，進而評述新一輪政府治理變革。③陳振明：《政府治理變革的技術基礎——大數據與智能化時代的政府改革述評》，《行政論壇》2015 年第6 期?？梢?，公共管理領域高被引文獻的研究內容仍處于技術治理研究的初步階段，只對新興技術給政府治理帶來的影響進行了闡述和說明，還未觸及其中的深層機理。結合前文得出技術治理領域的研究論文大多集中在公共管理領域內，但是在高被引論文中公共管理領域卻只占兩成，這說明公共管理、政府治理領域的學者亟須引入技術治理的理論研究為其應用研究做支撐。

四、國內技術治理研究議題嬗變的可視化分析

將Citespace 軟件節點類型選為關鍵詞、時間切片設為1、TopN 閾值設為50 后進行技術治理研究主題分析，在對檢索文獻進行關鍵詞共現分析、聚類分析以及突變分析后，分別得到技術治理研究的關鍵詞共現圖、關鍵詞聚類圖、關鍵詞時線圖以及關鍵詞突變圖。從這些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國內技術治理研究的發展脈絡、主題分布及熱點前沿。

（一）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

運用Citespace 軟件將Threshold 設置為15（顯示出現次數大于等于15 的關鍵詞），得到網絡節點480 個、連線711 條、網絡密度為0.0062 的技術治理關鍵詞共現圖譜。圖8 顯示了技術治理研究領域的關鍵詞及其相互間關系，圖中網絡節點大小代表關鍵詞出現的頻次，連線代表關鍵詞共現關系，連線粗細代表關聯緊密程度，網絡密度代表技術治理研究領域所有關鍵詞的聯系緊密度。網絡密度0.0064 代表技術治理研究領域所有關鍵詞的聯系程度較低，這是因為技術治理研究涉及多種不同且交叉較少的研究領域。因此，為了更準確地表現關鍵詞的地位和關系，我們進一步對技術治理研究領域的關鍵詞頻次及其中心性進行統計后以表格的形式展現（見表3）。關鍵詞中心性代表著該關鍵詞在整個共現網絡關系中擔任媒介者的能力強度，陳超美教授認為關鍵詞中心性大于0.1 的節點在網絡結構中就可以被視為關鍵節點，在結構演變中扮演著比較重要的角色。從圖8 中可以看出，我國技術治理領域的關鍵詞明顯反映了出技術治理的不同研究面向，即以治理機制、協同治理為核心的治理結構研究，以大數據、信息技術等為核心的治理技術研究，以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為核心的治理范式研究等。

表3 技術治理研究關鍵詞頻次和中心性統計分布表

圖8 技術治理研究關鍵詞共現圖

一般來說，關鍵詞頻次與其中心性呈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該關鍵詞出現的次數越多，與其他關鍵詞共現的可能性就越大。通過對表3 的觀察可知，技術治理研究熱點既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方面的技術研發創新及其在治理中的運用，也包括治理機制本身的技術化研究以及將技術治理范式運用于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等方面的研究，這與關鍵詞共現圖展現出來的幾大類研究結果一致。

（二）關鍵詞聚類圖分析

進一步運用Citespace 軟件對技術治理研究領域的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將聚類標簽設為關鍵詞，聚類的計算方法選為LLR，得出共12 個聚類的圖譜（見圖9）。技術治理關鍵詞聚類圖譜的Modularity Q 值為0.7409，遠高于臨界值0.3，表明聚類的網絡模塊度相關性十分緊密。同時該圖譜的Mean Silhouette 值為0.8986，遠大于臨界值0.5，這說明多個聚類群體之間的同質性很高。此外，這12個聚類的Silhouette 值均大于0.87，甚至有4 個聚類的Silhouette 值大于0.95（見表4），說明各個聚類內部同質性也較高。這12 個聚類與上文關鍵詞共現結果結合分析又可以分為治理機制研究、治理技術研究以及治理技術應用研究3 個大類。

表4 技術治理研究關鍵詞聚類分類表

圖9 技術治理研究關鍵詞聚類圖

第一大類是治理研究。從表4 可以看出治理技術化研究早期集中于治理結構研究，因此產生了聚類#11 治理結構、聚類#1 治理。研究者的關注點在基層政府與中高層政府之間的治理結構與數據生產的運作，研究基層治理結構的變遷。技術治理理論也由此發展起來，關于聚類#10 治理機制的研究逐漸形成。研究者們開始關注現代公共治理的技術化模式，如多元利益的治理主體，各類公共治理路徑在治理成本、治理效能、治理創新和責任擔當等方面的優劣勢以及公共治理路徑選擇的依據等。①李煒光、柳妍、唐權：《現代公共治理的路徑與選擇》，《學術界》2020 年第1 期。隨著科學技術的變革，聚類#2 技術治理也嶄露頭角，對于人工智能以及數據正義的倫理評價也開始走進學者的視野當中。從治理結構的研究將新興技術融入公共政策研究到治理機制、治理結構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研究，最后再到技術治理的正義觀討論，這一歷程無不向研究者們展示出技術治理研究路徑的逐步深入。毋庸諱言，數據異化、“信息孤島”等問題會隨著技術發展進步越來越引起關注。學者們普遍認為，只有培育和擁有正確的針對性價值正義觀才能實現技術工具的作用最大化。

第二大類是技術治理中技術的創新發展研究，即聚類#0 大數據、聚類#3 技術創新、聚類#4 信息技術、聚類#7 治理技術。隨著對技術治理研究的推進以及信息革命的全面爆發，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深刻地改變了國家、社會和個人，重塑了人群的關聯方式、人際溝通方式、公共參與方式，深刻地影響了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研究者們不斷認識到可以將新興信息技術融合于治理之中，以信息技術改進和優化現代治理，同時必須清醒意識到技術治理的演進邏輯，審慎分析和理解現代技術的治理效果，合理界定現代技術的功能及其邊界，消解技術化治理體系的專斷思維和過度支配等。①韓志明：《技術治理的四重幻象——城市治理中的信息技術及其反思》，《探索與爭鳴》2019 年第6 期?？偟膩砜?，這一聚類群的研究與信息技術發展近況息息相關。學者們普遍認為，技術治理一定程度上是社會治理變革的基礎和推動力，作為治理者要精確洞察和掌握治理對象的實況，根據反饋及時提出解決方案。

第三大類是應用研究。隨著全球進程日益加快，技術治理開始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聚類#9 全球科技治理形成。全球技術治理是科學技術發展在國際層面的制度和規則體系，反映了全球化時代科技創新的新特點和新環境。全球科技治理的內容可分為兩個方面：科技全球化的國際規則和基于全球問題的科技治理。②邢懷濱、蘇竣：《全球科技治理的權力結構、困境及政策含義》，《科學學研究》2006 年第3 期。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和科技研發能力不斷發展，現代智慧科技開始運用于國家和社會治理之中，聚類#5 城市治理、聚類#6 鄉村治理、聚類#8 社會治理形成。研究者們開始重視大數據技術在城鄉社會公共服務、信息安全、社區治理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具體應用并在此基礎上創新公共治理等方面的技術治理研究。③馬亮：《大數據技術何以創新公共治理？——新加坡智慧國案例研究》，《電子政務》2015 年第5 期?？傮w而言，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借助高新技術深化國家與社會治理、提高國家制度執行力、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已是大勢所趨和應然路徑選擇。

（三）關鍵詞時線圖分析

將Threshold 值設置為5（顯示出現次數大于和等于5 的關鍵詞）得出技術治理關鍵詞聚類時線圖（見圖10）。該圖表現了12 個聚類中關鍵詞隨時間的變化情況，同一坐標上為同一聚類內的關鍵詞，連線表現了關鍵詞之間在時間維度上的共現情況。根據上文技術治理聚類群的三大分類，我們按照前文對技術治理領域發展階段的劃分，陳述治理研究、技術研究和應用研究在時間線圖上的發展情況。

圖10 技術治理關鍵詞聚類時線圖

在技術治理研究初始階段，即1998—2013 年，無論是治理機制研究、治理技術研究還是治理技術應用研究都處在起步階段，技術治理的含義尚未被解釋清楚，核心關鍵詞零星分布在時間線上。而在爆發期（2014 年至今），時間線上的關鍵詞也隨之跳躍式增多，熱點關鍵詞集中分布。

在聚類群“治理機制研究”中，第一階段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治理機制和治理結構的研究中，研究重理論輕應用，以價值為基礎，重在解釋技術、治理的概念以及其機制和結構構成的淵源。以高被引文獻《技術治理的運作機制研究：以上海市L 街道一門式電子政務中心為案例》（2010 年，被引量180）為例，學者黃曉春就從信息技術與組織結構之間互動機制的角度出發，對信息技術促進基層公共部門革新的方式和路徑做出分析，發展了巴利以及簡·芳汀關于新技術與組織互動機制的模式化分析框架，建立了技術—結構的時間序列互動分析模型?？梢?，在此階段，聚類群“治理機制研究”還是在傳統研究基礎上追求理論的拓展和創新。而在爆發期，聚類群“治理機制研究”開始關注技術和治理的融合帶來的社會風險，技術治理中技術的不確定性開始凸顯。新興技術研究興起后，研究開始重應用輕理論，治理的預期效果、新技術創新的責任和技術賦權問題開始得到重視。

在聚類群“治理技術研究”中，第一階段（1998—2013 年）的研究熱點較少，時間線上的關鍵詞寥寥無幾，研究還只是停留在互聯網技術治理初級階段。這一階段互聯網技術開始引入治理當中，成為治理的第一工具。學者張卓《中國網絡監管到網絡治理的轉變——從“網絡暴力”談起》（2010 年，被引量70 次）一文就探討了網絡監管與網絡暴民之關系、公眾對網絡監管之態度，厘清了網絡技術治理與公民主體之間的關系。在爆發期，“治理技術研究”在時間線上的熱點關鍵詞呈急劇增加態勢，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技術等智慧科技不斷發展并被運用到現代治理之中，這種技術治理節約了人力資本、提高了治理效能，充分體現技術創新的作用。大數據治理起源于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技術改變了過去單一的治理結構，使得區域之間可以進行協調治理。對各種治理技術的研究最終引發了治理理性和治理價值的討論，研究最終又回到了價值觀層面上，但是對技術治理理論的討論依然停滯不前，沒有從當前新興技術應用于治理的實踐中拓展理論的邊界。

在聚類群“治理技術應用研究”中，第一階段（1998—2013 年）的研究較為基礎，主要集中在技術治理各主體之間的關系治理中，學者張首魁在《耦合關系下的技術創新網絡》（2009 年，被引量36 次）中提出組織應該采用松散的耦合結構治理、關系治理和契約治理來實現治理目標。學者蘇竣的《科學技術的全球治理初探》（2004 年，被引量21 次）引入了科技全球治理理念，對科技全球治理的對象、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標問題進行了探討，為國內技術政策以及治理手段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理論工具，是國內技術治理應用研究的首次理論探索。在爆發期，技術治理應用研究的熱點關鍵詞演化趨勢與我國社會政策的軌跡重疊?！熬珳史鲐殹闭弑惶岢鲆詠?，技術治理在城市、鄉村社會治理中的應用研究到達了一個高峰。這類研究以公共政策研究為基礎，輔以技術治理手段，研究其在政策發揮作用中的治理效能和治理機制。同一時間段，以學者劉永謀為首，“技治主義”這一關鍵詞開始在技術治理研究領域顯現，學界對于技術治理的研究開始向理論回歸。

（四）突變詞分析

運用Citespace 軟件對技術治理研究領域的關鍵詞進行突變探測（Burst Detection），提取出頻次增長率較高的詞并顯示出其增長的起止時間，能夠看出技術治理領域不同時間段的研究熱點并得出不同時間段的突變詞。突變強度越大，說明圍繞該關鍵詞展開的相關主題研究的影響力越大。①李杰、陳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視化》，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6 年。經分析我們共得出10 個突變詞及其起止時間（見圖11）。公司治理一詞以5.44 的突顯程度居于最高位，說明公司治理這一研究主題在2012—2018 年時具有很強的研究價值。區塊鏈一詞以5.38 的突顯程度位居第二，且該詞突顯時間最晚。這說明區塊鏈技術是現在技術治理領域的研究前沿，而且沒有其他關鍵詞同時作為最前沿，說明技術治理的研究方向已經從機制和結構研究轉向了如何運用高新技術進行社會治理，順應了新時代科技爆發的突出特點。

圖11 技術治理研究突變詞圖

技術治理領域突變強度在3 以上的關鍵詞還有治理機制（突顯程度為3.54）、精準扶貧（突顯程度為3.52）以及協同治理（突顯程度為3.08），這些領域的具體運用最為突顯。在治理機制領域，無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技術治理都是作為制度安排的復合體在主體之間發揮著聯系和互動作用。①青木昌彥、周黎安：《比較制度分析》，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年。在精準扶貧領域內，甘肅省2015 年9 月被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列為全國大數據平臺建設試點地區。此后，貴州、四川、廣西等地相繼開始應用大數據技術進行貧困治理。精準扶貧實踐中技術治理的價值不斷被強調，其在精準扶貧治理實踐中所產生的影響也應加以考察。盡管技術治理挖掘了扶貧信息資源并為精準扶貧帶來了生產力，但將技術治理運用于精準扶貧依然面臨著許多難題與挑戰。因此，為了更好地將技術治理運用于精準扶貧領域，國家需要完善政策層面的制度建設和資金供給、技術層面的數據平臺和人才培養以及社會層面的人本主義和多元參與。②沈費偉：《技術能否實現治理——精準扶貧視域下技術治理熱的冷思考》，《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 期。

在協同治理領域內，“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在跨區域治理中凸顯出越發重要的功能。如在全國推行的水環境協同治理的河長制中，S 市提供了一個水環境協同治理場域中技術與制度互動的典型個案?！癝 河長管理信息系統”“S 河長APP”“S 治水投訴”等技術在S 市河長制中的應用使得信息流轉和業務聯動可以縱向橫向聯通，由此也為打破“九龍治水”格局提供了可能性。③顏海娜：《技術嵌入協同治理的執行邊界——以S 市“互聯網+治水”為例》，《探索》2019 年第4 期。同時，協同治理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必須準確把握技術治理邏輯與制度治理邏輯之間的內在關系，優化技術治理的頂層設計和制度環境，使得技術與制度融合協同進行治理。

五、結論和展望

（一）研究結論

基于文獻計量分析，結合文獻研究法，本研究橫向上勾勒了技術治理領域學科多元彌散、學者孤軍奮戰、機構各自為營的研究圖景，同時縱向上梳理出了技術治理研究主題的演進脈絡和前沿探索，并輔之以微觀層面的文獻精讀，呈現了特定視域下的研究內容?？傮w而言，技術治理自20 世紀90 年代末步入國內研究者的視野至今已20 載有余，該領域從最初的鮮有問津發展到科技革命后的熱烈討論，目前仍處于文獻產出上升期。在初始階段（1998—2013 年），技術治理還只應用于自然科學領域，與社會治理的融合才嶄露頭角；到了爆發階段（2014 年至今），技術已奔走在城市治理④高恩新、劉璐：《平臺的“祛魅”：城市治理數字化轉型中的組織—技術互嵌邏輯》，《東南學術》2023 年第2 期。、社區治理⑤金筱霖、王晨曦、張璐、劉銀喜：《數字賦能與韌性治理雙視角下中國智慧社區治理研究》，《科學管理研究》2023 年第1 期。、鄉村治理⑥王雨磊：《數字下鄉：農村精準扶貧中的技術治理》，《社會學研究》2016 年第6 期。等具體的治理實踐中，讓技術治理研究呈現井噴增長態勢。在該領域發展過程中，大致呈現出了如下三個特征。

第一，學科探索多元，但分布不均衡，且學科間的交叉未能打開技術治理領域的研究縱深，拓寬該主題下轄的子域研究。技術治理是一項高度復雜的社會性工程，關于技術治理的研究可以存在多個切入視點。從文獻計量結果來看，技術治理最早歸屬環境治理或技術倫理的范疇，帶有明顯的公共管理學科傾向。隨著對技術治理理解的不斷深化和前沿技術實踐的日漸深入，包括經濟學、教育學、傳播學等在內的社會科學開始探索技術治理的應用前景，同時自然科學、計算機科學等傳統技術型學科重視發掘可以作為治理手段的技術資源，讓技術治理成為一門可供多學科共同拓荒的智識“田野”。雖然眾多學科齊頭并進參與了相關研究，但分布卻很不均衡。這些研究重視把技術引入不同現實場景的應用性研究上，忽視了探索技術應用于治理中的倫理性、適配性等基礎性研究。更為重要的是，技術治理研究的跨學科交流互動流于淺層，只能作為一項對技術或治理研究的添補型工作。無論是理論探討還是實證分析，研究者往往都是基于公共管理或特定技術學科的大范疇，提煉出特定要素，重新貼適于既有研究典范的討論。因此，原本應當探討技術與治理相互糾纏的現實實踐的技術治理研究失去了生命力，還是回歸到了它之于技術或治理研究的附庸地位。①彭亞平：《照看社會：技術治理的思想素描》，《社會學研究》2020 年第6 期。

第二，價值取向偏移，在技術治理目標上剝離了自然學科的“技術”與公共管理學的“治理”相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形成較為顯著的“技術主義”傾向，離“治理”尤其是“善治”的目標相距甚遠。技術治理緣自技治主義，技治主義依托科學技術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與改造力，成為一種倡導科技統治與“專家治國”的社會治理模式，是一種回應社會發展過程中科技帶來的復雜性、風險性與不確定性危機的治理。從詞組要素來看，作為一個龐雜話語體系的技術治理是由“技術”和“治理”兩個價值取向截然不同的詞語構成的，其中技術側面強調工具理性，追求實現效率原則，而治理側面則以公共性、社會性為最高訴求，要求實現“善治”。②徐雅倩：《技術、國家與社會：技術治理的現代面向及其反思》，《自然辯證法研究》2021 年第6 期。然而從文獻梳理中可知，在現有研究論域中，多位學者在擘畫技術治理知識圖譜時都不自覺地帶有一種“技術主義”的傾向，把技術治理看作一種系統科學地使用現代技術以提高運行效率的治理活動，或至少是技術專家應用工具理性技術對國家和社會的治理。③Centeno M.A.，The New Leviathan，“The Dynamics and Limits of Technocracy，”Theory & Society，No.22，1993，pp.307-335.總之，這些對技術治理概念的認知呈現的是技術至上的偏好④許志中、劉祖云、王太文：《“技術治理”知識圖譜的延展：基于共識、辯識與智識的視角》，《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第4 期。，遵循化約主義的邏輯用數據化的形式對復雜社會進行了處理，這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的復雜信息在轉譯為技術治理對象過程中被剪除、遺漏和失真。一方面，技術缺少表達情感價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功能，無法保障技術治理運作時的“人性在場”，因此容易淪為“鍵入—步出”計算器式的簡單治理；另一方面，技術對信息的選取受到社會結構性認知的局限，會“如實”地歸納出這些偏見或理解，卻最終強化既有觀念并進一步加劇群體間的不平等。①Bannerman S.and Orasch A.，“Privacy and Smart Cities：A Canadian Survey，”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Vol.1，No.29，2020，pp.17-38.

第三，將“技術治理”的“技術”化約為“數字技術”，聚焦于數字技術的現實場景應用，有關技術對治理的改變機制研究不足，沒有形成穩定的研究范式。技術發展是推動技術治理在當代大流行背后的深層動因②McDonnell D.and Valbruzzi M.，“Defining and Classifying Technocrat-led and Technocratic Government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No.53，2014，pp.654-671.，因科技革命沖擊和政治理性化的發展趨勢，以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科技不斷融入技術治理的應用當中。例如，在新冠疫情流行病學調查中發揮巨大作用的“行程碼”“健康碼”等大數據平臺，就是在以信息技術結合社會治理，回應技術發展帶來的人群流動性大的不確定性危機。③吳冠軍：《健康碼、數字人與余數生命——技術政治學與生命政治學的反思》，《探索與爭鳴》2020 年第9 期。然而傳統的治理工具如科層體制、市場機制和社會規范等卻在技術治理中被遮蔽，“技術”一詞簡單地等同于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從研究主題聚類來看，技術治理主要集中在這些數字技術對于不同現實場景的應用上，而未回應技術治理在面對技術帶來的復雜性、不確定性風險，未對技術治理的傳統理論進行適應現代發展的修補?，F有文獻大多流于其思想源流、主要論調、實踐效能、優化路徑等方面，而缺乏與技術應用發展相對應的治理理論基礎、發展規律、內在機制等基本問題的研究成果，缺少具有實踐導向的、建構性的理論創新，因此很難為技術治理研究領域發展提供前瞻性、引領性的指引。以哲學領域學者劉永謀為代表的理論研究文獻一經發表，就得到了廣泛引用，社會科學界對技術治理領域理論研究越發渴求。究其原因，科技革命帶來的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技術治理領域的應用研究步伐遠快于理論研究，傳統研究的理論基礎無法提供適應性的參考價值。這就造成了技術治理理論研究滯后，不能有效指導實踐的后果。

（二）研究反思

“國家—技術—社會”是無法分割、相互糾纏且不斷變化的裝置。技術橫亙于國家與社會之間，它既是區分國家和社會的中介，同時又通過轉譯來聯結彼此④郭榮茂：《轉譯社會學視角下的技術治理研究》，《科學學研究》2016 年第11 期.，構成一個高度復雜的公共治理空間。盡管瓦伊克曼反駁了對人工智能技術無所不能的幻想⑤Wajcman J.and Automation，“Is It Really Different this Time？，”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No.68，2017，pp.119-127.，但技術治理大行其道已成不爭的事實。布利爾和富爾卡德指出，社會學者“既可以拒絕保持對機器智能的神秘幻想，又可以承認科技產業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能夠改變我們生活的世界”⑥Burrell J.and Fourcade M.，“The Society of Algorithm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No47.2021，pp.213-237.。當下的技術治理日漸形成一個新的話語體系，這個體系將整個社會世界的運作都統攝其中，并最終侵入每一塊尚未被控制或開發的飛地。對技術治理這種無所不包的流動性，我們必須反思技術治理研究的元問題上來，即何為技術治理？斯托克頓較早提出了找回技術治理中的制度維度超越技術治理概念的基本構想①Stockton P.and Beyond Micromanagement，“Congressional Budgeting for a Post-Cold War Militar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2，No110，1995，pp.233-259.，羅伯格等也提出需要建立起一套“端到端的社會學”（end-to-end sociology）以厘清技術和社會關系運作背后的機制。②Roberge J.and Castelle M.，“Toward an End-to-end Sociology of 21st-Century Machine Learning，”In J.Roberge and M.Castelle（Eds.），The Cultural Life of Machine Learning：An Incursion into Critical AI Studies，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21，p.3.具體而言，對技術治理概念的重構可能從兩個路徑來加以想象：一方面是從技術社會學的視角重新找回邁向技術與國家社會良性互構的治理空間，進而實現良好的治理；另一方面是依據因時不斷調整的治理新術論方案，在實踐層面完善技術治理。

以前面的討論為基礎，要將技術治理塑造成一個更加具有生命力的研究議題，筆者認為研究范式需要沿著兩個方面進行深層轉型。

其一，反思技術治理中的技術。自渠敬東等學者判斷“國家—社會”關系從總體支配邁向技術治理轉型以來，以標準化、技術化和程式化為特征的管理技術和治理手段即“微觀政治”成為新的概念變量進入技術治理研究者的視野，“技術”一詞在技術治理中的理解也從相對精確和有限轉變為相對模糊和廣泛。兩種不同路徑就此而言保持著高度一致性，承認技術概念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認可技術是由“裝置”和“技法”所構成的理性方法的綜合。然而治理新術論強調技術的現代性側面，把對“效率高于一切”的工具理性推向了極致。這一取向的弊病在于，它為技術治理成為“傘狀的概念集合”③Christopher A.，Levi-Faur D.and Trondal J.，“An Organizational-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Governance，”in Christopher K.Ansell，Jarle Trondal，and Morten Φg?rd（eds），Governance in Turbulent Tim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2.打開了缺口，可以如法炮制出算法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數字治理、類Chatgpt 治理等概念，這極大損傷了技術治理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生命力。技術社會學跳出了技術自主獨立發展的邏輯框架，更側重于在治理場景中對社會測量、科學管理等綜合治理手段的運用，讓治理內容決定治理技術手段的選用。

其二，找回技術治理中的治理。在當代社會，技術治理已成為全球范圍內最顯著的基本趨勢。伯格芬認為現時代是技術治理主義的時代。④Feenberg A.，Questioning Technology，New York：Routledge，1999，p.4.科技革命突飛猛進，帶來了技術的華麗轉型，給技術治理的蓬勃發展帶去了動力與生命，也暴露出技術治理的隱患和危機。技術社會學和治理新術爭論之核心，就在于技術治理是技術的還是治理的實踐內容。作為復雜的實踐場域，技術的發展變遷推動了治理理念和治理主體的嬗變，基于不同預設的兩種路徑因而也就產生了分歧。

在治理理念方面，如前所述，治理新術論者持有一種社會工程師的心態，最大的抱負便是把周遭的世界變成一臺巨大的機器，過度追求形式、程序、過程，忽略了技術治理中的治理功能，更多地關注了技術本身。這同治理所要追求的社會公共價值背道而馳①Ginty R M.，Routine Peace，“Technocracy and Peacebuilding，”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3，No.47，2012，pp.287-308.，同時也與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精神相去甚遠。治理權力最早由國家獨享，作為賦權工具的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興起后，政府所掌握的權力可以暢通地向以專家和公眾為代表的社會分享，治理主體由一元向多元轉化。治理新術與技術社會學在技術治理的“分途”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技術治理的異化或失序所帶來的主體權力結構失衡②Balasubramanian A.and Micromanagement，“Fixing Microfinance in Argentina，”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Vol.3，No.31，2009，pp.9-10.，而且治理新術對技術至上主義的推崇還會帶來社會監視、社會歧視和社會認同的危機與風險。③Issar S.and Aneesh A.，“‘What is Algorithmic Governance？”Sociology Compass，Vol.16，No.1，2022，pp.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