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革命與“中國式現代化”：
——以全球南方為視角（下）*

呂新雨

五、工農聯盟、“新鄉土主義”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危機

（續前）“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可以追溯至1954 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此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憲法總綱第一條延續了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審議通過了周恩來所做《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建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意見，這可視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一次闡述——建立在工農聯盟政治基礎之上的現代化。1964 年底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式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即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1975 年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1964 年的現代化發展方案，并提出“兩步走”設想，即1980 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978 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就是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提出解決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問題；決定首先啟動農村改革，分田到戶、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此成為改革開放的先導。

正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兩頭在外”的世界市場導向的工業化拉動了沿海地區經濟高速發展。但同時，城鄉差距和東西部問題差距持續拉大，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特別體現為“三農”危機，其在少數民族地區往往表現為“分離主義”。①參見汪暉：《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97—103頁。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中，選擇脫亞入歐的“美國式道路”都不具備任何可能性。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的糧食問題無法在農業資本主義條件下得到解決，這是第三世界的共同問題，即如何在保持糧食主權的前提下完成工業化。社會主義條件下工農聯盟究竟能不能成為工業化起飛的基礎？這其中，小農經濟的前途與命運是關鍵。

在薩克斯看來，1978 年之后，占人口70%的7 億農民突然得以回歸小農家庭的生產模式，糧食產量獲得大豐收，農村和城市獲得了雙贏。[5](p.141)而這一農村改革建立在1972 年尼克松訪華之后，中國不失時機地從海外進口了4 套化纖生產設備和13 套化肥生產設備的基礎上。它的前提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石油工業在大慶油田等大油田會戰成功，中國實現了石油自給并有富余，為石油農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成套技術引進高潮（又稱“四三方案”，1973 年最早由毛澤東批準的方案擬用43億美元引進26項大型成套設備，以解決“人民群眾的吃飯穿衣問題”），解放了棉花生產的土地，提高了糧食產量，極大緩和了中國土地和人口的高度緊張關系，加上1975年袁隆平雜交水稻試驗成功并在全國推廣，基本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和穿衣問題。②參見呂新雨：《70年代中國“三農”問題的歷史涵義》，《開放時代》2013年第1期；陳錦華：《國事憶述》，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頁。這也標志著中國跨越了工業積累的“卡夫丁峽谷”，從農業中汲取積累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此過程中，中國農業現代化也獲得了不可否認的巨大發展成就。所有這些都構成了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的前提條件。

不能忽視的是，出口導向型的工業發展與小農經濟中國家力量的退出，導致工業和農業發展脫鉤，并迅速成為中國城鄉分裂、東西部發展失衡的動因之一。農業現代化處于嚴重停滯狀態，小農經濟在短暫復蘇后很快陷入困境。1984年，中國糧食豐收帶來的卻是農民賣糧難等問題。隨之而起的是中國的糧食自給率不斷下降，鄉村凋敝，土地拋荒，民工潮洶涌澎湃。在沿海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同時，鄉村危機不斷爆發，“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成為春節期間“網上”的熱議和嘆息。

這就是辯論的核心問題，即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現代化發展的不同道路之辯。20 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化發展作為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究竟該如何理解，如何推動？

1994年，曾在國民黨監獄被關押長達34年7個月的政治犯，臺灣左翼勞動黨的創始人林書揚在一次演講中談到中國的現代化問題：

中國在1978 年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涵蓋兩個基本生產領域——農業和工業；在資本主義強權環伺下的國家自衛系統的建立——國防；實現任何目標都不可或缺的客觀規律和方法的掌握——科技。四個現代化的指標的確符合中國實情，且有異于一般西方學派的指標模式的現代化論。蓋自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走過的建設的路和所完成的社會累積是極有特色的。而在國際關系方面所遇到的復雜艱難局面，也是一般所謂第三世界國家所少有的。①參見《林書揚文集》第三卷，人間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頁。

作為在國民黨監獄中度過34 年的老政治犯，“回到臺灣社會，我發現這是一個掛著‘中華民國’旗號的新殖民地”。從這樣的臺灣“左眼”出發，林書揚理解的“中國式現代化”決然不同于“海洋文明”與“黃土文明”二元對立的現代化，這也是他隔海批評的一種觀點：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視為對中國農業文明的拯救，這可能陷入另一種封閉危險。②參見《林書揚文集》第三卷，人間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390頁。他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兩個特點，一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成立的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就面對極其險惡的國際環境。二是自1953年開啟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后，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形式的優越性得到初步發揮，在重工業和部分基礎建設上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就。這是一個在臺灣白色恐怖和監獄中頑強生存的馬克思主義者視角，是另一個中國“九十年代”的聲音，也是對“改革開放”所做的一個隔海的政治注腳。

中國現代化發展目標被錯誤批評為線性歷史觀，后現代主義理論將之宣布為敵人。但是，這一批評忽略了帝國主義本身為工業化設定了歷史進化線：落后就要挨打，不挨打就必須趕超。這里的關鍵并不在于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否屬于一種“現代化”理論（筆者認為當然是），而是在于冷戰背景下美國的“現代化”理論作為與蘇聯競爭的產物，以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性為標準、以制度為邊界、以冷戰紅利為誘餌，它的政治外衣是自由、民主與人權，這樣封閉的線性目的論才是問題所在：正是它決定了第三世界反抗霸權的歷史使命，在這個意義上，它的確是“目的論”的——我們需要檢討的正是“反目的論”本身是如何丟掉了自己的戰略武器。

從中國的國家政策視角來看，中共中央曾經在1982—1986年連續五年發布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在推行15年土地承包期的同時，取消了執行30年的農副產品統購派購制度，結束了以農業汲取為前提的工農聯動、重工業導向的經濟格局。但是，2001年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以農產品貿易的巨大讓步為代價的，小農大規模陷入困境的局面事實上已經無法避免。這正是為什么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科學發展觀”，即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2007年黨的十七大更是將“科學發展觀”正式寫入黨章。其背景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三農問題、城鄉分裂、區域分化、環境和生態惡化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生態危機。西方發展主義無法克服這些危機，必須回到中國政治中去解決。

從2012年黨的十八大到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即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方面統籌推進的戰略目標，要解決的正是改革開放以來五方面“離心力”所帶來的危機。同時，從2004年直到2023年，三農問題連續20年成為中共中央第一號文件的重要內容，的確體現了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其中，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2006年中國九億農民告別農業稅是一個重要歷史界標。從提高農民收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水利建設，到持續加大對三農資本投入的總量，“農業現代化”涉及的每一個短板都曾經是一號文件關注的重點?！叭r”危機成為共識，解決路徑卻關涉“道路之爭”。

2017 年黨的十九大再次明確“新時代”的任務就是著力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并把“鄉村振興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升為國家戰略。在以舉國之力進行“精準扶貧”后，2022 年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即在“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在這個意義上，即在“新冷戰”遏制不斷趨于極限的壓力下，新發展格局能否為中國農業的弱勢地位補上“長期欠賬”，這是中國作為“一國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共同富?！钡年P鍵，也是危機能否成為“轉機”的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就是第三世界國家通過社會主義打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封鎖的發展道路。

筆者認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意味著重建工業、農業兩大部類之間的互換關系，以及新的城鄉流動格局。以此為基礎，“工農聯盟”在今天或許能夠獲得新的表達，但前提是重建鄉村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主體性。筆者發表于2003年的《民工潮的問題意識》反駁了把“民工潮”視為專制主義下的“解放”——這種觀點把世界范圍內“貧民窟”都看成自由遷徙的民主產物，這也正是筆者在2010 年前嘗試提出“新鄉土主義”的緣由。[7]“新鄉土主義”的構想是激活傳統鄉村社會和社會主義實踐的雙重歷史經驗，以克服城鄉分化的現代性問題。中國的“新鄉土主義”需要在一個世紀以來城鄉關系變革的歷史視野中去理解。

這個歷史視野包含以下的基本判斷：由于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社會結構在晚清開始改變，這是中國現代性的開啟，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傳統中國城鄉互哺關系的斷裂與對立。地方精英從“保護型經紀人”蛻變為杜贊奇描述的“贏利型經紀人”，“地方”和“國家”的概念產生變化。新的國家建設和地方軍事發展，使賦稅日益沉重，所以，20世紀20年代的革命任務就是打倒軍閥、土豪劣紳和帝國主義，這是國共合作時期農民運動得以轟轟烈烈展開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辛亥革命中還消極被動的中國農民，10年后卻在大革命時期大規模成為革命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其實，1924年前后波瀾壯闊的國民革命已經是中國共產黨進行鄉村動員、領導農民的歷史預演。在這個意義上，需要重新理解鄉村革命與中國現代政黨之間的關系。[8]

今天的流行觀點是，1949年之后傳統鄉紳自治的社會結構被摧毀了。這違背了基本的歷史事實。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源于20 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傳統社會的崩解和失序，這就是為什么20 世紀20 年代最具動員力的口號是：打倒土豪劣紳！這表明晚清以來鄉治危機與革命之間的互動關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 世紀30 年代以梁漱溟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開展鄉村建設運動，力圖改造被逆轉的城鄉關系，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開始投入這個城鄉裂變的現代中國的大命運，從而形成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走向。[8]

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以“群眾路線”的方式成功完成了現代政黨和中國社會最大多數人群的結合，完成了把晚清以來日益解體的鄉村社會整合成革命主體的使命，從而使鄉村社會成為中國革命不竭力量的來源，實現了對外抵御帝國主義侵略，對內統一國家權力的歷史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工農聯盟被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在重建新的城鄉關系中實現了中國的工業化起飛。這個新的城鄉關系既實現農業、農民、農村對城市和工業的支持，也以國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回饋農業、農民和農村——醫療衛生下鄉、知識青年下鄉等，以“縮小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為社會目標。城市中的知識青年、大學生以及知識分子，都被鼓勵去農村做縮小三大差別的“促進派”。20 世紀80 年代后，中國工業化開始進行“兩頭在外”的市場化轉型，“三大差別”急劇擴大，資源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迅速往城市集結，城鄉斷裂必然加劇，工農聯盟面臨名存實亡的危險。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中國的鄉村解體再度發生，而國家權力在基層的內卷化也無法抑制地重新開啟。有學者曾描述了不同時代的城鄉二元關系，“那時盡管存在‘剪刀差’，盡管工農業產品的比價是不合理的，但我們從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種城市對農村的信賴，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過購買生活必需品而流入農村的過程。這里的城鄉二元結構，也許可以稱之為‘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而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和農村之間一種新的形式的斷裂，這種斷裂主要不是由人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場造成的。但這同樣是一種斷裂，甚至是一種更為深刻的斷裂。由這種斷裂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為‘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①參見孫立平：《斷裂：中國社會的新變化》，《南方周末》2002年5月16日。在該學者看來，市場關系下的中國城市和鄉村、農業和工業已經斷裂，而且這個趨勢很可能無法逆轉?！靶姓鲗投Y構”的最終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但這個目標在“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中消失了。也正因此，“三農”危機將持續成為國家政權重中之重的問題。解決這一危機，則意味著重塑城鄉互哺關系，我們也需要從這一視角去理解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今天，中國的城市化以城市土地國有化和鄉村土地集體化為前提。第一，它建立在由政府推動的國有土地再資本化的過程之上，也是城市公共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第二，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作為農民托底的社會保障，避免了貧民窟包圍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化模式。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傳統社會的關聯在于，保留了由于人口變化而進行調整的土地空間，恢復了傳統的土地社區性特點，讓農民依靠土地養活自己——不能自足，但可以自給，這是依靠集體所有制的土地功能抵御外部市場化沖擊的方法。而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群體性事件”不斷涌現，資本下鄉的市場化進程所引爆的危機，體現了國家在改革開放“現代化”過程中的雙重性，或者說悖論。一方面它推進的城鎮化、市場化改革是引爆社會問題的源頭，但另一方面，為防止社會解體而解決問題的動機也必然內在于國家的邏輯。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根據人口進行調整的社會功能就完全被排斥，農村土地必然以最快的方式淪陷，鄉村社會的解體就會急劇爆發，而不是相反。中國主張土地私有化的觀點從西方產權制度理論出發，認為“集體土地所有權問題如鯁在喉”，需要消除中國城鄉二元土地制度。而反對土地私有化主張的觀點都認為需要完善而不是消除集體所有制。①關于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的激烈爭論，可參考王靜：《城鎮化中土地制度改革的未來走向——中國近10年研究成果綜述》，《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

“三農問題”和城市問題不可分割。以上海、北京為代表的超大城市，人口數往往超過不少歐洲國家人口，遵循西方城市化發展的“普世”邏輯是不可持續的。2017 年北京爆發所謂“低端人口”事件，遭到很多批評。但從客觀角度來講，這是超大規?！俺鞘胁　钡谋l，也是中國內部的“南方問題”。如果不能從宏觀的城鄉關系視角上處理，“城市病”就會繼續以不同的“群體性事件”的方式反復出現。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同于第三世界國家的地方，就在于鄉村振興戰略是否能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完成“產業強、環境美、農民富”，不僅宜居，而且成為能夠創業的廣闊天地——一個青年回得去的鄉村，如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貧民窟問題”。

新古典自由主義熱衷于中國農村的土地私有化，主要有兩個訴求。一是為城市擴張和土地資本化進一步創造條件，即一個正在發生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二是為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創造條件，即一個期望但尚未實現的目標。其預設是通過私有化大規模集中土地，走“美國式的農業道路”，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然后淪為外來農場主的農業工人。但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資本主義化如果能夠成功，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就不會陷入無法解決的困境。也就是說，即便我們為中國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創造了土地私有化的條件，但面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額農業補貼，結果依然會失敗。這就是為什么20 世紀90 年代中國越演越烈的土地糾紛，大都是城市化過程中與農民的土地相關，而不是為了發展所謂的農業現代化。原因很簡單，資本看重的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價值，而不是沒有比較優勢的糧食生產。在這個意義上，土地私有化和中國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現代化的關系是一個徹底的偽問題。

在出口導向型市場化的邏輯下，中國工業生產過剩、農業生產不足，而是否確保中國18億畝的耕地紅線，一再成為論辯焦點。由于人地資源的硬約束，代表性觀點認為耕地和農業應該為房地產和城鎮化讓步，以耕地換增長，耕地紅線束縛的是“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中國的糧食問題應依賴世界糧食市場解決。由此造成十年來中國在城鎮化過程中耕地面積減少一億多畝。[9](p.332)反駁意見認為：全球年糧食交易量為4 億多噸，而中國的年糧食需求量為6 億多噸。中國缺糧，誰可以供應？14 億中國人如何養活自己？中國農業之所以還有可能保持低價，一是因為中國還大量存在自給自足的小農，他們養活了自己，而不是依賴糧食市場。二是中國的糧食省長責任制和中央儲備糧制度等非市場經濟模式發展出來的制度。2020 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防止耕地“非糧化”穩定糧食生產的意見》，開始了嚴格的“非糧化”整治工作，以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胺羌Z化”包括在永久基本農田上種樹挖塘，工商資本大規模流轉耕地改種非糧經濟作物等現象。糧食生產收益低，是“非糧化”的主要原因。如何讓耕地回歸糧食種植，同時能夠讓農民收入不下降，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這是一個需要解決卻又很難解決的難題。今天，世界疫情和俄烏沖突的雙重危機終結了論辯（而不是問題），全球糧食安全的紅色警報已經高懸。14 億人口的中國如何破解糧食安全，已經不僅關乎中國，而且關乎世界。

阿里吉在研究非洲的過程中發現，農民的全面無產階級化最終給資本主義部門帶來的更多是問題而非有利條件。只要無產階級化是局部的，就創造了非洲農民補貼資本積累的條件，因為他們自己生產了部分生存品。一旦農民徹底無產階級化，這種機制就越趨于瓦解，因為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必須為勞動力再生產承擔全部代價，社會斗爭也就越來越從鄉村地區轉移到城市地區，轉移為爭取工資報酬的斗爭。非洲的道路建立在資本主義從部分無產階級化到全面無產階級化的漫長過程中，而東亞的道路則建立在局部無產階級化的基礎上——今天的非洲低迷與亞洲崛起的區別。①參見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頁。這是非常重要的觀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鄉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小農經濟”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需要重新評估的。一方面小農經濟是城市化過程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水庫；另一方面是小農經濟養活了農民，使中國不需要依賴世界糧食市場來養活14 億中國人口——這一任務已經變得越來越艱巨。今天的挑戰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能否足夠使中國農業現代化真正具有超越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這才是決定今天世界局勢的關鍵。

依賴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意味著把糧食和石油的定價權都交給“華爾街”，意味著整個世界成為美國式資本主義農業的“人質”——該體系正是由金融資本操控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中國農業實際上很大程度卷入美國式農業的“絞肉機”，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美國殺蟲劑市場、種子市場、化肥市場，是其轉基因農業產品的傾銷地。大豆淪陷就是最鮮明的案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作為大豆故鄉的中國是大豆凈出口國。2004年，在美國農業部、芝加哥金融交易所和華爾街金融的操控下，中國遭遇嚴重的大豆危機，70%的油榨企業倒閉，大豆種植業遭受重創，跨國四大糧商美國ADM、邦吉、嘉吉和法國路易達用進口轉基因大豆割裂了中國大豆的產業鏈。外資涌入的結果就是中國失去了大豆的國際定價權并嚴重依賴世界市場，成為糧食安全中最危險的一環。近十年來中國大豆的自給率僅15%左右，進口量占全球大豆出口的60%以上。雖然中國努力實施大豆進口替代措施，但舉步維艱。

2019年中美貿易戰以來，巴西取代美國成為中國大豆進口60%以上的市場來源。2023年5 月巴西總統盧拉來訪，筆者有機會與隨同訪問的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ST）領導人進行了小范圍對話。他對中國為什么要在巴西購買這么多大豆表示不解和不滿，按照他的說法，這些大豆生產商都是大莊園主，平時居住在美國的邁阿密。這些巴西的美國式資本主義大農場在中國市場大獲其利，但并沒有為巴西的百姓帶來利益，巴西百姓正在重新陷入饑餓。其實，巨量購買美國和巴西的大豆正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化的代價。自蘇東劇變以來，美國全方位逼迫發展中國家打開農產品市場，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小農普遍陷入瀕臨破產和饑餓的境遇，另一方面則是出口導向的資本主義大農場的糧食出口——這一現象背后是嚴重失衡的大地產制度。占人口大多數的小農和無地農民被排斥在現代化農業體系之外，正是發展中國家農業資本主義的典型表現，其后果就是超大規模的城市貧民窟和此起彼伏的農民反抗運動。

以巴西為例，土地大部分被掌握在少數農場主和跨國資本手中，近幾年來，巴西能源私有化和土地集中化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國家資產被私有化，低增長、高通脹、去工業化和再初級產品化趨勢明顯，就業形勢惡化，人民重陷饑餓。2016 年至2017 年，大莊園的數量和范圍有所增長，擁有1000公頃及以上土地的農業企業占總數的47.6%，用于養活巴西人民的農作物主要由家庭農業即小農生產承擔。2022 年巴西有3310 萬人遭受饑餓之苦，1.252 億人生活在一定程度的糧食不安全中，占總人口的一半以上。農民社會運動組織是盧拉的主要支持者，其成員在盧拉政府的任職將致力于恢復家庭農業投入，包括機械、生產和商業基礎設施投入，也包含糧食收購和土地改革政策等。2023 年第三次當選總統的盧拉執政初期，一項重要舉措就是重設發展、工業和貿易部，明確其目標在于重新工業化，提升工業化水平，重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盧拉訪華期間，特別提出的合作項目就包括適合小規模農業即家庭農場業的技術與扶貧項目。①相關材料參見Final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Transition Office，https://gabinetedatransicao.com.br/noticias/relatorio-final-dogabinete-de-transicao-governamental/。

21 世紀以來，以國際四大糧商為代表的國際大型糧食企業集團強化了對全球糧食產業鏈的控制，控制了全球80%的糧食交易量，控制了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場和全球運輸與倉儲設備，已全方位進入中國糧食市場的競爭，危及中國的糧食主權。在這個意義上，巴西、印度與中國“共享”發展中國家農業的普遍命運。中國的“新鄉土主義”如何與巴西無地農民運動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組織建立起“精準團結”和連帶關系，亟須新的階級分析和國際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視野。

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糧食市場上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在世界糧食市場上沒有定價權。被世界糧食市場的金融化過程所脅迫，是發展中國家糧食主權喪失的表現。在此境遇下，中國的糧食安全危機并非聳人聽聞。1990年，為解決農民賣糧難問題，國務院成立國家專項糧食儲備制度。2000 年成立大型重要骨干企業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作為國家糧食宏觀調控的主力軍，以平抑海外資本巨頭對中國糧食生產鏈的強大沖擊。2021 年更是擴大全國倉儲設備建設項目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但是，糧食存儲的高成本、官僚主義和腐敗等問題不斷爆發，也是這一制度面臨的挑戰。

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下，糧食安全已經越來越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嚴重關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的方針是：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并力圖解決種業失控局面。習近平從2012年開始反復強調要求“攥緊中國種子”“端穩中國飯碗”“必須下決心把我國種業搞上去”“把種源安全提升到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并特別提到大豆問題：“大豆等種子講了多少年，但突破進度還是很不理想。要拿出攻克‘卡脖子’技術的干勁，明確方向和目標，加快實施農業生物育種重大科研項目，早日實現重要農產品的種源自主可控”；“像大豆、棉花、玉米、小麥等一些大宗農產品生產，要抓緊研究部署，該擴大產量的要果斷下決心，不能讓人家拿住我們！這是涉及國家安全的大事！”種源安全已經是農業中的“芯片”問題。[9](pp.8-9、10)

第二，全球性糧食暴漲暴跌與石油價格的暴漲暴跌往往如影隨形?，F代農業體系作為能源高消耗產業，糧食價格與石油價格形成強烈的聯動，一個高油價的市場不可能長期保持低糧價，因為這意味著用國家的錢為國際熱錢的操控買單。糧食與石油暴漲暴跌的背后往往是國際熱錢的直接操控，也是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序幕，直接關涉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因此，重新思考“新鄉土主義”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小農經濟有機農業生產模式和社會模式，就顯得刻不容緩。而如何重建鄉村共同體和集體經濟是首要問題，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

單靠市場不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中國如何重新以鄉村建設為基礎，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式市民社會的想象之上，以此來倡導新的鄉土主義？“中國式現代化”只有徹底解決“三農”問題才能實現，否則只能淪為社會分裂與沖突的“創口貼”。以鄉村為社會本位是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論辯與實踐，新鄉土主義在“中國道路”的討論中應該獲得新的理解。所謂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性困境，最根本表現就在于鄉村與國家的復雜關系，這依然深刻制約著中國今天和未來的歷史過程。我們也需要在這個視野中去理解、判斷和反思圍繞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爭論，它將決定“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景。

2022 年，《論“三農”工作》出版，收入了習近平從黨的十八大以來文稿（講稿）61篇，其中部分是首次公開發表。從中可以發現，習近平把當前視為“處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歷史關口”，特別是在2018 年黨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覈鳛橹袊伯a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能力、有條件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順利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h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下決心調整工農關系、城鄉關系，采取一系列舉措推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為了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來把握和處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贿吺欠睒s的城市、一邊是凋敝農村’，這不符合我們黨的執政宗旨，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樣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四十年前，我們通過農村改革拉開了改革開放大幕。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們應該通過振興鄉村，開啟城鄉融合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盵9](pp.274-276)

重塑“城鄉關系”“工農關系”，這一新的歷史“卡夫丁峽谷”并不容易逾越。2023 年7 月1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深化農村改革實施方案》，要求“以處理好農民和土地關系為主線，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打下堅實基礎”。[10]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問題正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的核心。

六、農民與土地：城鄉關系、集體經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不同于蘇聯的土地制度，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成敗與否的關鍵。城市土地的國有化與農村土地的集體化，城鄉二元土地關系上的城鄉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核心議題，也是工農聯盟的基礎。從馬克思主義認為城鄉對立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的問題，到毛澤東時代消滅“三大差別”，今天中國“城鄉融合發展”戰略，都是不同歷史階段對城鄉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探索——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破解第三世界發展的難題。如何讓城市化發展不是加劇城鄉差別，而是城鄉融合？如何在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基礎上尋找解決之道？對此，筆者認為鄉村的再組織化是關鍵。

今天，農村的集體經濟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如何讓農村的經濟發展具有內生性和主體性？從精準扶貧到鄉村振興，是從輸血走向造血，是兩個不同的戰略步驟。自上而下的扶貧資金要有農村主體的有效承接和轉化，但如果基層組織弱化、散化和黑社會化的現象不能扭轉，個別成功案例就很難大規模推廣。

中國農村幾千年來一直實行以村社為單位的土地所有制，土地買賣受到地方習俗的制約，具有社區保護性質。晚清以來，鄉村的“保護型經紀人”向“贏利型經紀人”轉化，隨之而來的是村社保護的瓦解，導致“土豪劣紳”橫行，鄉村成為20 世紀中國革命的策源地。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一種論斷認為新中國的土地改革是錯誤的，因為農村根本就沒有地主，地權很均衡，土地并沒有高度集中，以此論證中國的土地“正是由于不能私有化，才造成兩極分化”。這個觀點和判斷有意忽略了在地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區別。晚清以來，大量不在地主的城市工商資本控制了農村資本和土地，形成了大量惡勢力。他們欺壓農民，另從國家套取權力，變成土豪劣紳，國民革命要打倒的就是這一惡勢力。新中國的土地改革，很多是把“不在地主”的土地直接分給佃農耕種。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從大公社制退回到小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基本上還是與原來村社的界限吻合。這是中國農村人地高度緊張的客觀條件下形成的土地所有制，排他性的土地村社保護所有制有其歷史合理性。20 世紀80年代聯產承包責任制保護的是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小農經濟的承包經營權，強調社區所有，離開村社的人的土地集體能夠回收，按照人口變化重新分配，依據的依然是土地社區所有權概念?！案哂衅涮铩?，就是讓村社有能力的人耕種，村社集體能夠自主決定土地規模經營的方式，以實現最大效益使用?，F在集體土地所有制有可能被架空，是因為承包經營權的固化。承包經營權是農民村社所有權的體現，只有農民才有承包權。建立在承包權固化基礎上的經營權才可以放開和流轉，這是經營權市場化的前提，目的是使土地流轉規模經營成為可能，也能解決拋荒問題。但它可能導致的問題是集體不再有優先權，往往處于市場競爭的弱勢地位，失去對外來資本投資土地的控制權。這樣集體所有權就有可能虛置。

今天中國面臨的千年未有的土地制度變局，其實就是農村社區土地所有權還能不能堅持，是否需要堅持的問題。一旦社區土地所有權不能堅持，就會有大量新的“不在地主”進入。堅持集體土地所有制意味著需要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鄉村主體，既是政治主體也是經濟主體，舍此，鄉村振興就很難完成。集體所有制下的承包權，保留的是土地作為農民的社會保障權利，是社區所有權的體現，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農民設置的土地制度的紅利。然而，這種起點的“公平”并不必然保證結果的公平，需要警惕的正是起點公平的設置可能恰恰為社會兩極分化開辟道路，這就走到了反面。

第二，集體經濟如何在市場經濟里面存活，這是關鍵，否則集體經濟只能是扶貧的形象工程，或者套取政府補貼的空殼合作社。由于小農經濟處于弱勢市場地位，單干的農戶基于土地的農業經濟效益很低，農民寧愿去打工也不種地，大量土地因此拋荒。這樣，起點公平的紅利事實上就處于虛置狀態，這意味著農民無法在市場經濟中兌現紅利，土地資源也就浪費了。

因此，就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是固化承包權，在此基礎上分化出經營權，通過經營權的市場化，引進能夠實現土地紅利的外來力量，讓大資本進來，讓外面的經營大戶進來，形成新的市場經營主體，使紅利能夠兌現，然后再按照土地入股進行分紅或給予土地租金。土地入股、起點公平，但背后的邏輯是放棄農民作為經營主體的身份。兌現土地社區所有制的紅利——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有公平的考慮。但是，經營權的市場化能否解決中國農業面臨的種種問題？一方面，鑒于農業的弱勢市場地位以及糧食的公共品性質，中國土地和人口的關系高度緊張，農業的市場化風險很高，土地承包權的市場化其實是增加了地租的成本和農民談判的成本，土地流轉能否成為農業市場化發展的推手，形勢并不樂觀。一旦在市場中失利，承包權所綁定的社會保障功能就會落空，農民也就失去了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土地流轉打破了土地村社所有權的限制，為外來大資本去農村圈地，套取國家資本等行為打開了后門。今天的共識是，原子化的小農需要再組織化的過程，分歧在于如何組織化。主張土地流轉到龍頭企業或外部資本做規模農業，讓它們扮演農村經濟再組織化的功能，也就是用市場化方式解決農業現代化問題，這一派觀點聲音很大，是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但也是土地確權流轉面臨的最大質疑。這是因為，土地經營權一旦出讓，再拿回來就不那么容易了。農民事實上就會變成失地農民，兩頭踏空，淪為失業大軍，這個數量有可能是大規模的，這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不能夠承受的。

第二種是重新回到集體所有制解決一攬子問題。以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的村社集體所有制為組織依托，以村社集體所有制而不是單個農戶為實施規模經濟的主體。把經營權穩定在村社內部，由村集體進行招標。不是拒絕市場經濟，而是以村集體為市場主體，由村集體行使經營權，進行市場招標。通過強化村社集體的談判權真正解決問題，團結起來尋求力量。

因此，怎么樣把土地重新流轉回集體，抵制私有化，把小農重新團結起來，以集體的方式應對市場，并以此承接國家對合作社的支持資金，開辟一條新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村市場經濟之路？

要使更廣大的基層黨組織與中國的農村發展形成新的配合，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給，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社會實驗。2017 年，筆者在《農村集體經濟的道路與制度》一文中討論的“塘約道路”，今天依然處于爭議之中。筆者認為，鄉村再組織化的路徑之辯主要有：一是資本下鄉塑造鄉村，外來資本如龍頭企業也是一種組織力量，但有利有弊。二是精準扶貧，從城市輸入第一書記（尤其是東部對西部）使鄉村發展獲得市場空間和資源，但并不長久。三是黨組織的資源直接注入鄉村。從“塘約道路”開始，黨的組織建設延伸成為鄉村再組織化的資源。社會主義制度為鄉村提供了一種非市場的資源，農民不需要為這樣的組織成本付費，卻能夠將內生型發展和外生型發展結合起來。在精準扶貧實踐中，很多基層組織只能應對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村莊內生的組織資源不足或者組織動力不夠，從而整個村莊缺乏內生性發展動力，不能真正解決造血問題，這也是大家擔心當扶貧資源撤出，鄉村會產生大規模返貧的主要原因。鄉村振興要建立長效機制，核心是組織資源的可再生與可持續。

在“塘約道路”之后，一個更大規模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驗在山東煙臺進行，基本原則是入社自由、責權清晰、按貢獻分配。村黨支部書記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為合作社，明確是職務行為，不是人個人行為，保證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確保集體股保留決策權與否決權，分紅向普通社員特別是老弱病殘傾斜。從2017 年到2021 年，全市有三千多個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占全市村莊的近一半，入社群眾43 萬人，成績斐然。目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吉林松原和安徽蕪湖都蓬勃開展，但這些地方的探索并沒有上升為國家層面的制度推廣。

黨的組織系統支持下的“塘約道路”和“煙臺經驗”，著眼的是鄉村社會發展、集體經濟和黨的基層治理之間的關系。要讓基層黨組織成為農村社會和經濟再組織的主體和能動力量，則要花大力氣重整基層黨建。從煙臺經驗來看，以黨組織介入的方式減少農民的社會和經濟再組織成本，可以有效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成本核算，是城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探索。但它涉及中國鄉村社會組織再造的復雜過程，以及黨的基層組織在鄉村經濟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和角色轉換。并且，這也極容易被扣上重回“極左”路線的大帽子。

事實上，“新鄉土主義”作為小農經濟的新型集體化發展之路，依托各地不同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稟賦的社會實驗，在中國大地上一直不斷涌現，各有特色，已經出現大量案例和實踐，亟待經驗總結。只有用集體經濟的優勢吸引農民自愿加入，重新探索農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用集體的力量抵御市場風險，避免農村的社會分化（后果就是城鄉關系進一步惡化，這是今天的中國不能承受的）——如此，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實現，這就是“新鄉土主義”的最后旨歸。

近期，筆者調研了云南大理洱海上游一個傳統的白族村落古生村的“科技小院”模式，就是把農業專業學位研究生派駐到村里，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以“零距離、零時差、零門檻、零費用”的方式推動農村生產實踐問題。這是一種探索新型知識分子與科技下鄉的模式，要解決的正是小農經濟條件下現代農業科技的供給與傳播困境?！翱萍夹≡骸钡拿謥碜源謇锏睦习傩?，他們說：你們搞科技，把科技帶到農家了，就叫科技小院行不行。創辦者說：“這太接地氣了。我們幾個人就一起給科技小院下了個定義，是在農村生產一線的，集科技創新、社會服務、人才培養于一體的創新平臺?！痹谶@個過程中，他們發現國營農場的產量水平要比一般的小農戶高30%，合作社的要低于國營農場，但又比小農戶高20%左右，關鍵在于技術到位率——技術到位率差異的背后也是農業組織化程度的差異。由此筆者才知道，中國農業大學從2009 年開始在全國已經建立了139 個科技小院，并帶動全國建立了1000 多個科技小院，覆蓋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涉及222種農產品，覆蓋國民經濟農業行業中農林牧漁業的59 個產業體系。2020 年以來，科技小院模式7 次寫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與科技部、農業農村部等重要文件。2022 年教育部等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支持建設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支持全國31 個省份的68 個培養單位建設780 個科技小院。同時，科技小院模式也得到了聯合國糧農組織推介，已推廣至多個國家?！翱萍夹≡骸笔墙裉臁爸袊睫r業現代化”發展的故事，很好體現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制度創新是如何自下而上擴散的。

在古生村，有14 個功能不同的“科技小院”，常年有20 多位老師和100 多名研究生駐村進行洱海源頭農業污染治理和綠色高質量農業育種實驗。筆者到訪村子的時候，正碰上新來的一批同學開動員和培訓大會，同學們魚貫上臺，熱情地分享經驗。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傳播學院組建的一支包括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合作伙伴在內的調研團隊曾在大理開展第二次調研，大家都對這個“科技小院”模式充滿好奇和期待。而筆者在調研中發現，科技小院進行育種實驗的高標準農田是由國營云南農墾出資流轉的，在綠茵如織的大地上，家庭承包地的白色水泥分割線隱約可辨，原因是拆除水泥田埂的補償費用很高，農場無力承擔，而租地的費用（每年每畝2000—2400 元）拉高了農產品的價格，使優質農產品在市場中處于不利位置。

這也引發了筆者的思慮。由于“科技小院”模式并不直接介入農村社會組織的再造，而是分布式、插入式的垂直科技輸入體系，也同樣面臨分散的小農經濟無法普惠的問題。而原子化的小農經濟能夠靠“科技小院”變成規模經濟嗎？例如，在河北曲周縣，都是小農戶、小地塊，沒有規?；慕洜I，代表中國絕大多數農村的情況，“我們要了解小農戶是怎么種地的，要怎么幫他，所以第一個“科技小院”建在了曲周”。后來，吉林梨樹縣也建立了科技小院，那兒有專職種地的專業農民，每家地都不小。后來，又到了黑龍江建三江的國營農場，規模更大，機械化程度很高。親歷者回憶：“14 年后回過頭看，發現農業規?；洜I并不像我們設想的那么快，梨樹的合作社到現在仍然是有大有小，建三江的國營農場至今全國也沒有幾個能模仿建成?！边@讓筆者不禁遐想，如果“煙臺經驗”和“科技小院”模式能夠結合起來，是否能夠走出一條小農經濟條件下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新路來呢？

中國確保糧食安全的主體責任是在農業農村部。為了實現“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要求，農業農村部制定《全國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2021—2030 年）》中規定的任務：在2022年將中國18 億畝農田中建成8 億畝高標準農田，到2015 年累計建成10.75 億畝。高標準農田是集中連片、設施配套、高產穩產、生態良好、抗災能力強、與現代農業生產和經營方式相適應，屬于“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網、路相通、溝相連、土壤肥、旱能灌、澇能排、無污染、產量高”的穩定保量的糧田。目的是通過對中國土地資源的統一改造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農業現代化、集約化和產業化，保障中國的糧食安全。而這主要依靠政府的資金投入，比如2021 年中央財政通過一般公共預算安排787.82 億元，同時推動地方通過一般公共預算、一般債券、土地出讓收益等多元化渠道安排88 億元，支持全國建設高標準農田8000 萬畝。但是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已經確權登記頒證，賦予了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黨的十九大宣布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的情況下，高標準農田建設究竟如何進行，尚存在一系列需要破解的問題。2022年，政協委員調研發現，一是中央財政支持的標準偏低，有些地方政府由于財政吃緊，補齊缺口的配套能力跟不上。二是建成后的高標準農田普遍缺乏有效的管護，“高標準農田建成后，是由農戶、承包人管，還是村委會、村集體組織或合作社管？幾乎沒有人能明確回答”。高標準農田建設最重要的問題正是小農經濟形態下的鄉村社會責任主體與農地的關系。①相關數據參見《中國已建成8億畝高標準農田到2025年將累計建成10.75億畝》，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21/content_5638532.htm；《“建成10億畝高標準農田”如何實現？委員們在調研中發現……》，http://www.moa.gov.cn/ztzl/gdzlbhyjs/mtbd_28775/mtbd/202204/t20220426_6397770.htm。

解決“三農”問題是融合國家與社會的系統工程，中組部、民政部和農業部各有邏輯，它們之間如何統籌、協調推進，尚需新的破局和變革。而今天，它的底線有四條，即“農村改革不論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9](pp.263-264)而這四條“必須守住”的底線也是高壓線，它們是互相制衡的緊約束關系。如何在這樣復雜的悖論狀態中破解“三農”危機的“地雷陣”，實現農業現代化，是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場巨大變革。

“要把頂層設計同基層探索有機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不同地區因地制宜探索，善于發現和總結基層的實踐創造，對探索創新中遇到困難的要及時給予支持”，[10]這是2023 年最新的《深化農村改革實施方案》的部署，也是中國改革的基本工作模式。但是它的成功要依賴一系列中間環節的協調和博弈，既是“九龍治水”，也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持久戰。今天，中國正努力推動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這將如何催生出新的城鄉局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會對此交出怎樣的“中國式現代化”答卷？我們都需要以歷史的耐心或拭目以待，或側身而入。（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