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影響研究*

● 安占然，王 帥

（蘭州財經大學 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20）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科技實力已成為當今國家之間綜合國力競爭的關鍵和核心因素，出口企業如果不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就容易陷入被“卡脖子”的窘境。為引導和激勵出口企業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中國政府做出了不懈努力。商務部印發的《“十四五”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規劃》指出，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創新作為引領外貿發展的第一動力。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推進對外貿易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也提出要以市場為導向，培育一批具有較強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龍頭企業。然而，出口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要突破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面臨的重大瓶頸問題，改變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他人的被動局面，需要出口企業保持創新持續性，培養動態創新能力。鑒于持續創新的重要性，在日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如何強化出口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關注。在影響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諸多因素中，由貿易保護主義所引發的不確定性攀升尤其值得重視。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俄烏沖突及日本核污水排放等“黑天鵝”“灰犀?！笔录l發的背景下，各國為保護自身利益，頻繁變動本國貿易政策以求轉嫁風險，使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大幅上升，這對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關系提出了現實要求。

自Handley 開創性地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納入到企業異質性模型中，把不確定性的研究拓展到貿易領域以來[1]，學界對該議題就十分關注。當前研究表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惡化貿易條件，降低出口企業經營效益，增加企業融資難度及金融化傾向[2-6]。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則有利于增強企業出口傾向，促進企業對外投資，提高出口企業的產品質量和產品加成率[1,7-9]。此外，大量學者探討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的關系[10-12]，Liu 和Hong[11]以中國加入WTO 為準自然實驗，利用雙重差分方法證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會通過增加市場競爭程度、降低創新成本促進出口企業創新。張文宇和雷琳則提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造成市場要素錯配，進而抑制出口企業創新[12]。在企業創新持續性影響因素的研究上，當前學者多關注融資約束[13]、政府補貼[14]、企業金融化[15]、高管認知[16]、技術多元化[17]等方面，少有文獻聚焦外部環境變化，尤其是政策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產生的沖擊。實際上，政府財政、稅收及貿易等政策的變動引發的不確定性不僅會影響出口企業的生產率[18]、經營效益[1]和出口能力[19]，也會對其創新決策產生重要影響[20]。那么，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是否會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產生影響？渠道是什么？針對具有不同特征的出口企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其創新持續性的影響有何差異？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能幫助我們厘清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在出口企業持續創新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也能為政府制定、實施相關政策及出口企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提供理論支持。

基于此，本文使用2007—2021 年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和非金融類A 股出口上市公司財務數據，通過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關系進行研究。與以往文獻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體現如下：第一，目前對于企業創新持續性影響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企業內部[13-17]，少有文獻關注外部環境變化，尤其是貿易政策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產生的沖擊。同時，當前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關系的研究多聚焦于當期效應[10-12]，忽視了對創新活動長期效應的考察，本文從政策變動角度揭示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關系，不僅豐富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經濟后果研究，而且對有關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影響因素的文獻做了有益補充，同時也為逆全球化浪潮下出口企業如何保持創新持續性提供了理論依據。第二， Huang 和Luk[21]使用文本分析法構建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假定所有國內企業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有相同的感知。然而，微觀主體形成預期的方式具有多樣性，即使面對同一事件，不同企業所感知到的不確定性程度也不盡相同，已有文獻在探討宏觀政策不確定性對微觀主體的影響時，忽視了其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的差異。為此，本文將出口企業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作為調節變量納入研究范疇，分析其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交互影響，借此探討出口企業提升風險防范意識，建立風險防范機制的必要性。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作為理性的經濟主體，出口企業的決策依賴于其期望收益和成本。當不確定性較高時，出口企業進行不可逆的投資可能面臨更高的風險，同時不確定性的上升也將提高未來投資的期權價值[22]。因此，決策者傾向于減少當期創新投資直至有更多的信息出現，以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損失[11]。就貿易政策變動而言，其帶來的不確定性不僅會影響決策者的創新投資預期，還將直接影響出口企業對創新的資源投入。首先，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外部投資者為降低自身風險，可能提前收回資金或減少投資，這在減少企業流動資金的同時還會增加其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4-5]，增加了出口企業創新的融資難度；其次，為規避貿易政策變動帶來的風險并降低其對公司經營的不利影響，管理者可能將原用于創新的資金配置于“短平快”的金融投機活動[23]，以求獲得較高的報酬，而這種資金配置往往導致出口企業創新資金的擠出；再次，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走高將導致出口企業國外市場萎縮，影響企業進出口價格及規模，降低出口企業經營收益[1,3]。Hall 認為經營收益是企業創新內部資金的主要來源[24]，經營收益下降會對出口企業的創新投入產生沖擊；最后，為削弱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帶來的經營壓力，企業可能通過裁員的方式降低支出[25]，這抑制了出口企業的創新人才投入。大量研究表明，后續資金及研發人才的投入決定了企業創新能否持續進行[13-15]，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將減少出口企業對創新的資金和人才投入，進而抑制其創新持續性。據此，提出假設1：

H1：貿易政策不確定上升將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

與普通投資相比，創新投資具有較高的調整成本，一旦創新投入中斷將導致企業創新落后甚至失敗，因此企業需要源源不斷地投入資金以保持創新持續性[13-14]。但在貿易政策頻繁變動的背景下，金融機構為降低自身風險，更傾向于將金融資源投入到風險低收益高的企業[5]，這將增加部分有資金需求但不滿足金融機構條件（如抵押物等）的出口企業的融資難度，加劇企業間的金融錯配，抑制企業的創新投入[26]。鑒于在正規金融市場上融資困難，出口企業可能以更高的成本在非金融市場或通過尋租的方式來獲得資金。而融資成本的上升一方面會降低出口企業創新融資需求，另一方面也會提高創新的邊際成本，降低預期收益，削弱創新的激勵效應，進而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據此，提出假設2：

H2：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加劇企業間金融錯配，進而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

上述分析表明，在貿易政策頻繁變動背景下，出口企業為創新而進行的外部融資存在難度大且成本高的問題。同時，作為出口企業創新內部資金主要來源的經營收益也會受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一方面，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可能通過增加進出口成本[3]、抑制出口企業生產率水平提升[18]、降低出口企業產品加成率[9]等渠道影響出口企業經營收入，減少出口企業利潤；另一方面，為降低貿易政策變動對本國的沖擊，政府往往出臺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以削弱其不利影響，但這些措施同時傳遞了經濟下行的信號。受悲觀市場預期影響，經營者可能縮減生產規模[2]，同時，出于預防性儲蓄動機，消費者購買意愿也會下降，這會對出口企業創新資金主要來源的經營收益造成沖擊，減少出口企業對創新的可投入資金，從而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據此，提出假設3：

H3：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降低出口企業經營效益，進而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

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不僅會使出口企業減少對創新的資金投入，還會影響出口企業對創新的人才投入。一則，由于不可逆的勞動力雇傭和解雇成本的存在[20]，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使企業當期招聘的成本增加。因此，出口企業傾向于減少當期雇傭，以避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損失，抑制了出口企業創新人才的流入。二則，受未來預期和流動資金壓力等因素影響，出口企業往往通過裁員或者降低員工待遇的方式減輕經營壓力，這會進一步導致出口企業技術人員流失。作為創新“知識”的載體，科研人員的缺乏甚至流失抑制了創新產出，也不利于“知識累積”效應的形成，最終會對出口企業的創新持續性產生抑制作用。據此，提出假設4：

H4：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導致出口企業技術人員流失，進而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基準回歸模型設定

為探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之間的關系，設定如下回歸模型：

式（1）為基準回歸模型，其中下標i、j、t分別代表企業、行業和年份，Persit為t年i出口企業的創新持續性指標，核心解釋變量TPUit-1為出口企業i在t- 1 年所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一方面，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決策對上一期信息的依賴性較強，尤其對出口企業而言，一年的采購及銷售訂單往往提前簽訂；另一方面，由于創新活動的長周期性，出口企業創新投入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研發才能形成無形資產[10]，即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性。因此，借鑒黃新飛等[6]的做法，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標取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加入回歸。Controlit為企業規模、現金流、負債、政府補貼等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誤差項?？紤]到不同企業或行業間無形資產等方面的差異，加入行業固定效應dj和企業固定效應ui。另外，Huang 等[27]認為宏觀時間序列數據與微觀面板數據合并后，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可能引起完全多重共線性問題，使得宏觀解釋變量系數不可識別。為避免多重共線性給回歸結果帶來的不利影響，借鑒Huang 等[27]的思路，在回歸模型中不再控制時間固定效應。

（二）變量選取與構造

1.被解釋變量：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

當前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企業創新持續性進行了深入研究[13,16-17]，使得企業創新持續性指標也具有多樣性。本文基于資源投入視角，借鑒鞠曉生等對企業創新持續性的定義[13]，以無形資產增量反映出口企業為保持創新持續性而進行的資源投入，選用出口企業無形資產增量與其期初總資產的比值衡量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

2. 核心解釋變量：貿易政策不確定性

相較于Handley 提出的關稅衡量法[1]，Huang和Luk[21]基于文本分析法得出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不僅包括關稅壁壘，還囊括了環境規制等非關稅壁壘，且將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間的匯率波動、貿易摩擦等因素帶來的影響考慮在內，更為全面地反映了中國出口企業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因此，借鑒Huang 和Luk[21]編制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并將月度數據以簡單算術平均法轉換為年度數據與文中其他指標相匹配。為保持數量級一致，本文將所得指標除以1000。計算方法為：

式（2）中TPUt為出口企業在t年所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tputm為t年m月份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

3. 控制變量

為削弱遺漏變量問題導致的估計偏誤，借鑒李健等[14]、黃新飛等[6]的做法，加入以下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現金流（CF）、負債（DK）、固定資產比率（FAR）、資本密集度（KL）、股權集中度（Vrd）及政府補貼（Sub）。相關變量描述和測度方式見表1。

表1 相關變量描述與測度方式

（三）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為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影響，首先利用國泰安數據庫中企業“業務收入、業務支出”的“分部項目”，通過提取“出口”“外貿”等關鍵詞從所有上市公司中篩選得到出口企業。然后將其年度財務數據與年度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相匹配，其中部分財務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其余補充數據來自于Wind 數據庫?？紤]新《企業會計準則》于2007 年實施，為避免前后統計口徑差異影響財務指標可比性，本文使用2007—2021 年A 股出口上市公司數據，并借鑒黃新飛等[6]的做法對數據進行篩選：（1）剔除樣本期間內ST 和*ST 上市公司數據；（2）剔除金融和保險類行業；（3）剔除關鍵變量缺失的數據；（4）為削弱極端值的干擾，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1% 的縮尾處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數據來自Huang 和Luk[21]基于文本分析法得到的TPU 指數，經整理，本文共得到18 822 個“企業—年份”觀測值，涵蓋3 364 家出口上市企業。表2 中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其中被解釋變量Pers 的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0.006 和0.016，說明不同出口企業間的創新持續性存在較大差異。解釋變量TPU均值為0.199，中位數為0.144，說明TPU 呈現右偏分布現象。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模型（1）進行檢驗。估計結果如表3 所示，第（1）列回歸中只考慮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關系，結果顯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將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產生負面沖擊。為削弱遺漏變量對回歸結果穩健性帶來的干擾，本文在（2）—（3）列中逐步加入了公司層面的控制變量和行業、企業固定效應?；貧w結果顯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系數在1% 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初步驗證貿易政策上升會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結論具有一定穩健性。其原因可能在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走高會使出口企業減少對具有長周期特征的創新活動的資源投入，不利于出口企業保持長期創新活動。此外，基準回歸結果顯示企業現金流的系數顯著為正，而企業負債系數雖然為正，但不具有統計意義，一定程度上表明內部現金流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影響更大，其余控制變量符號與現有研究基本一致?？傮w而言，表3 驗證了H1成立。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

1. 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從以下三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一，替換解釋變量。首先，借鑒孟慶斌和師倩[28]的做法，以幾何平均法將月度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合并為年度數據作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替代變量（TPU1）。計算方法為：

式（3）中TPUt為出口企業在t年所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tputm為t年m月份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其次，為降低測量誤差帶來的不利影響，使用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所發布的中國月度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①資料來源：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policyuncertainty.com)。，并將其以算術平均法加總為年度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數據（TPU2）；最后，考慮以上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均為國家層面，借鑒宋華盛和曹婷婷的做法[29]，通過CEPII-BACI數據庫獲得中國產品出口數據，將HS6 位編碼與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相對應，得到每年各細分行業的出口比重，將其與年度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相乘，得到行業層面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TPU3）。在此基礎上，將所得解釋變量的替代指標引入基準回歸。在替換解釋變量后，表4 第（1）—（3）列所示的檢驗結果顯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仍會顯著抑制出口企業的創新持續性。第二，替換被解釋變量。借鑒肖忠意等的做法[30]，使用研發支出增量與期初總資產的比值作為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替代指標（Persl）并加入回歸進行計量分析?；貧w結果如表4 第（4）列所示，在將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指標更換后，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一致。第三，縮減樣本區間?？紤]到我國新的會計準則于2007 年實施，為降低會計統計口徑前后差異帶來的統計誤差，使用2009—2021 年的觀測數據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4 第（5）列所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會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產生不利影響。綜上所述，在替換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并考慮統計口徑差異影響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走高將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結論依然成立，驗證了基準回歸的穩健性。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2. 內生性檢驗

本文旨在考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關系。就理論而言，貿易政策出臺是政策制定者根據國情需要對外貿市場進行的適度調整，出口企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對貿易政策變動的影響有限，即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和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反向因果關系相對較小。但現實是，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環境中影響出口企業決策的因素眾多，且測量誤差的存在也會引起內生性問題。為降低這些因素對回歸結果穩健性帶來的沖擊，借鑒葛新宇等的做法[5]，分別以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所發布的美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TPU-A）和美國、日本及韓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①受數據限制，目前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所發布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只有美國、日本和韓國。的加權平均值（TPU-Average）作為工具變量，使用2SLS 方法降低計量識別中的內生性問題，進一步驗證結果穩健性。內生性檢驗結果如表5 所示。表5 第（1）列和第（3）列匯報了工具變量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TPU-A和TPU-Average均與中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顯著正相關，驗證了工具變量和內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且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檢驗的結果大于10% 的臨界值，拒絕了弱工具變量的假設。此外，Kleibergen-Paap rk LM 的P 值在1% 的水平上顯著，證明不存在工具變量不可識別問題。在使用工具變量處理內生性問題后，第（2）列和第（4）列匯報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結論依然成立。

表5 內生性檢驗結果

（三）異質性分析

鑒于微觀出口企業間存在差異，分別從出口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所有權性質及高新企業認定情況角度，分析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影響的異質性，這將有助于深入探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之間的聯系。

1. 出口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

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出口企業在客戶穩定性、經營狀況、融資能力及創新意愿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這可能導致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各自會做出差異化的創新決策進而影響其創新持續性[15]?；诖?，借鑒梁上坤等[31]的方法，將樣本中出口企業劃分為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并引入成長期出口企業虛擬變量（GSC）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交互項進行回歸，以考察不同生命周期出口企業間的創新持續性差異?；貧w結果如表6 第（1）列所示，成長期出口企業虛擬變量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證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成長期出口企業產生的抑制作用高于成熟期和衰退期出口企業。其原因可能在于，處于成長期的出口企業本身規模較小，內部資金有限，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在沖擊其經營收益的同時，還將加重其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這會對成長期的出口企業造成巨大的資金壓力，進而對其創新持續性產生不利影響。對成熟期出口企業而言，經過前期積累，這類企業具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內部資金相對充裕，同時前期資本積累可以為銀行貸款提供抵押。因此，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其保持創新持續性的壓力將低于成長期出口企業。對于衰退期出口企業，前期的創新為其積累了大量知識和經驗，保持持續創新的成本較低。并且處于衰退期的出口企業為尋找“重生”機遇，更有動力通過持續創新改善技術水平以提高產品質量，擴大市場占有率，這些優勢會減少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對其創新持續性帶來的不利影響。

表6 異質性分析結果

2. 出口企業所有權性質

相較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著天然關聯，其在獲得政府資源及政策扶持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也意味著國有企業受政府管控力度更強，其決策自主性相對更低。那么，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走高時，不同所有權性質的出口企業的創新持續性受到影響的程度是否會有差異呢？本文按照國泰安數據庫中的產權性質將出口上市企業劃分為國有出口企業和非國有出口企業，之后在基準回歸中引入非國有出口企業虛擬變量（NSOE）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交互項進行實證分析?；貧w結果如表6 第（2）列所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系數顯著為負，其與NSOE 的交互項系數也顯著為負，表明相對于國有出口企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增加對非國有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產生的抑制作用更強。一方面，在當前中國金融體系下，銀行貸款是緩解企業內部資金壓力，助力實體經濟對抗外部不確定性沖擊的主要資金來源[32]。非國有出口企業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面臨的經營風險可能大于國有出口企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為降低自身風險，更傾向于將資金投入具有政府隱形背書的國有出口企業，在緩解國有出口企業資金壓力的同時加重了金融資源錯配程度，增加了非國有出口企業的融資壓力及融資成本，使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非國有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沖擊更大。另一方面，非國有出口企業經營自主性強，當貿易政策頻繁變動導致出口企業經營風險上升和財務狀況惡化時，非國有出口企業更容易改變自身創新決策，可以通過減少對創新的投入以適應外部環境變化，這將抑制非國有出口企業的創新持續性。

3. 高新技術企業認定

政府政策作為影響出口企業創新的重要因素，在推動出口企業持續創新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如2008 年科技部、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印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規定，當出口企業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后，可以享受部分政策優惠，如所得稅優惠稅率、創新補貼等。這些優惠可以有效緩解出口企業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增加其現金流，進而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產生積極影響。然而，與傳統出口企業相比，高新技術出口企業對創新產出的質量和數量要求更高，同時，高新技術出口企業的創新項目收益的不確定性也更大。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時，這將進一步增加出口企業創新的風險。為了防范對企業經營的不利沖擊，高新技術出口企業可能會中斷創新并保留流動資金，這會對其創新持續性產生抑制作用。為檢驗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通過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工作網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官方網站獲得高新技術出口企業名單，并將高新技術出口企業虛擬變量（HTC）引入基準回歸模型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構建交互項?；貧w結果如表6 第（3）列所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系數在1% 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且與HTC的交互項也顯著為負，說明相較于非高新技術出口企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對高新技術出口企業的創新持續性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

（四）機制檢驗

以上實證分析表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產生抑制作用。在前文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本部分將從金融錯配、出口企業經營收益和技術人員數量三個角度揭示其可能的作用機制。由于資金和人才投入對企業創新持續性的決定作用已經得到普遍驗證[13-15]，借鑒江艇的做法[33]，通過檢驗解釋變量對機制變量的影響進行機制檢驗，并設置計量模型如下：

式（4）中Mechansimit為機制變量，代表金融錯配程度（FS）、出口企業經營收益（OI）和技術人員數量（Tech），Controlit代表在基準回歸中加入的所有控制變量。為控制行業和企業中不隨時間變動的其他因素，加入行業固定效應dj和個體固定效應ui。上述機制的檢驗具體如下：

第一，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金融錯配（FS）的機制檢驗。借鑒邵挺[34]對金融錯配程度的定義，將單個企業使用資金成本與行業使用資金平均成本的偏離定義為金融錯配。當出口企業面臨的金融錯配指標小于0 時，認為其存在金融配置過度，大于0 時則認為出口企業面臨金融配置不足，本質上來說，無論配置過度還是配置不足都反映了金融錯配。因此，以（出口企業資金使用成本-行業平均資金使用成本）∕行業平均資金使用成本所得結果的絕對值來衡量出口企業面臨的金融錯配程度，且認為金融錯配指標值越大，出口企業面臨的金融錯配越嚴重?；貧w結果如表7 第（1）列所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將顯著加劇金融錯配程度，而金融錯配程度的增加將加重有創新動力的出口企業的融資難度和融資成本進而抑制其創新持續性，H2成立。

表7 機制檢驗結果

第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經營效益（OI）的機制檢驗。為驗證出口企業經營收益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其創新持續性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利用國泰安數據庫中企業“業務收入、業務支出”部分，提取出口企業海外項目的收入，將其取對數作為出口企業經營效益的衡量指標并加入回歸模型?；貧w結果如表7 第（2）列所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將對出口企業的經營收益產生沖擊。當面臨外部融資約束時，持續、穩定的經營收益是企業抵御外部不利沖擊的重要力量，經營收益下降將減少出口企業對創新的資源投入，進而對其創新持續性產生不利影響，H3成立。

第三，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技術人員（Tech）影響的機制檢驗。技術人員作為企業關鍵人力資本，在促進出口企業持續創新的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紤]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出口企業不僅會減少技術人員的雇傭，也會對其他部門進行裁員，因此，以出口企業技術部門人員數量的對數值作為衡量企業技術人員的指標，將其加入計量模型（4）進行實證檢驗?；貧w結果如表7 第（3）列所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將加劇出口企業技術人員的流失，技術人員的流失不僅抑制了創新知識的產生，也不利于“知識累積”效應形成，從而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H4成立。

五、企業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的拓展性分析

上文在理論上論述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關系，并基于Huang 和Luk編制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21]及上市公司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更進一步，聶輝華等提出[35]，由于不同企業對信息的重視和敏感程度存在差異，以致在同一事件影響下，企業所感受到的政策不確定性程度也會有所差別。作為理性的經濟主體，出口企業的決策依賴于其掌握的信息，已有文獻在考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的影響時，忽略了出口企業間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差別帶來的信息差異。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分析出口企業的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其創新持續性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诖?，借鑒聶輝華等的定義[35]，將出口企業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定義為出口企業對于由政策變動引起的、未來不確定的，且會對自身產生不利影響的事件的察覺能力，同時設定檢驗模型如下：

式（5）中FPUit-1為t- 1 年i出口企業的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借鑒聶輝華等的方法[35]，首先，通過正則表達式提取出口上市公司年報中“管理層討論及分析（MD&A）”部分并刪除英文、數字等不必要的字符；其次，使用Python 中的Jieba 分詞對句子進行拆分并刪除停用詞；再次，定義用戶詞表和表示不確定性及政策的詞語，并提取表示政策不確定性的句子；最后，用政策不確定性句子中，不確定性詞語數量占MD&A 總詞語數量的比例衡量出口企業對政策不確定性的感知能力（FPU），FPU越高說明出口企業對政策變動的反應越敏感。為增強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同時使用幾何平均法計算的TPU 指數（TPU1）及行業層面的TPU 指數（TPU2）進行穩健性檢驗?；貧w結果如表8的（1）—（3）列所示，L.FPU×L.TPU、L.FPU×L.TPU1 和L.FPU×L.TPU2 的結果都顯著為正，說明出口企業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的提升可以削弱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帶來的負面沖擊。不確定性作為現代經濟社會的根本屬性之一，會對企業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但在不確定性事件成為確定事件之前，企業如果可以從已顯露的風險因素中感知到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并提前采取相應的風險控制措施進行調整，便可有效降低不確定性事件給自身帶來的不利影響。在貿易政策頻繁變動背景下，具有高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的出口企業在感知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后可以及時對出口產品的類型、范圍及目的地進行調整，以求減少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經營收益的沖擊。此外，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較強的出口企業還可以及時改變自身生產決策，在感知到某種產品未來可能面臨貿易風險時，可以減少對該類商品原材料或中間品的采購[2]，以降低非產品存貨對流動資金的擠占，進而減輕貿易政策變動給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帶來的不利影響。

表8 拓展性分析檢驗結果

六、結論與啟示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對于促進我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诖?，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利用2007—2021 年非金融類A股出口上市公司數據及Huang 和Luk[21]編制的宏觀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通過構建固定效應模型，考察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之間的聯系。研究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將顯著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在進行穩健性和內生性檢驗后，該結論依然成立。異質性分析表明，針對特征不同的出口企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其創新持續性的影響存在差異。具體而言，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于非國有、成長期及通過高新技術認定的出口企業的創新持續性抑制程度更高。機制檢驗顯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不僅會降低出口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經營收益，減少出口企業對創新的資金投入，還會減少出口企業科研人員數量，抑制出口企業對創新的人才投入，繼而對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產生不利影響。在拓展性分析中，本文驗證了出口企業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能力在緩解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抑制出口企業創新持續性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由此本文建議：

第一，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降低出口企業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中國要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通過高質量參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繼續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方式，提升外部環境穩定性。同時，有關部門要密切關注國內外貿易政策形勢，及時向企業傳遞貿易政策變動信息，保證企業的知情權，助力出口企業形成穩定的貿易政策預期。

第二，強化政策支持，鼓勵出口企業進行持續創新。一方面，政府應依據出口企業特性，制定具有針對性的鼓勵和扶持措施。對于易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的非國有、成長期及通過高新技術認定的出口企業，政府不僅要增加對其財政補貼，還要給予它們更多的政策優惠，如更高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或稅收減免等，以增加出口企業創新的內部資金；另一方面，政府應加快金融體系改革、優化出口企業創新融資環境，推進金融機構信貸資源分配市場化，完善信貸融資模式，以緩解部分出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此外，政府要加強政策引導，鼓勵出口企業將更多資金用于引進和培養創新人才，并切實提高其待遇，為出口企業保持創新持續性提供人才支持。

第三，提升風險防范意識，強化出口企業風險化解能力。出口企業應建立完善的風險防范機制，提高對政策不確定性的感知能力，并加強風險分散功能。當感知到政策不確定性較強時，出口企業要及時調整自身采購、生產及銷售決策，以有效應對和化解風險，降低外部不確定性對企業經營產生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