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旅游涵養國家認同的影響研究
——基于江西典型紅色文化旅游區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

鄭 鵬, 黃 莉

(1.東華理工大學 地質資源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13; 2.東華理工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用好紅色資源,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盵1]44紅色旅游是弘揚紅色文化、傳承紅色基因的重要載體[2]。如何培育愛國主義精神以凝聚愛國奮斗的強大力量,是發揮紅色文化旅游時代價值的關鍵要素。紅色文化旅游不僅涉及愛國主義教育、愛黨教育,還是涵養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之一。如何利用紅色文化旅游激發游客的愛國熱情,發揮紅色文化旅游涵養國家認同的政治功能,對于“一座沒有圍墻的紅色博物館”的江西來說,尤其重要且迫切。

1 文獻回顧

1.1 紅色文化旅游

紅色文化旅游以革命遺跡所承載的革命精神為資源,為游客提供參觀學習場所的一種旅游活動[3]。紅色文化旅游是傳承和弘揚紅色文化的重要載體。魏榛等認為,紅色文化旅游的價值在于弘揚民族精神、促進文化大發展、加強愛國主義教育[4]。劉利瓊等認為,紅色文化旅游可以將紅色文化和紅色資源變成育人資源,在潛移默化中達到育人效果[5]。徐克帥等認為,紅色文化旅游旨在促進游客將個人生命同國家和民族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基于社會現實的神圣體驗,形塑游客對重大事件的社會記憶,促使游客形成社會認同,進而增強游客歸屬感和社會凝聚力[6]。

1.2 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是指個體基于歷史文化傳統和國家政權等產生的認同[7]。李艷霞等認為,國家認同強調認同主體對其所屬國家的認同[8]。吳玉軍認為,國家認同的建構是在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等多維度中完成的,政治認同是指公民認可國家基本制度和國家方針政策[9],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基礎[10]。袁娥認為,國家認同包含對中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以及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兩個方面[11]。

1.3 紅色文化旅游與國家認同

文旅融合背景下,學界廣泛關注紅色文化旅游所具有的提高歷史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教育功能[12]。郭云嬌等指出,港珠澳大橋作為紅色文化旅游場所,是促發游客產生國家認同情感的重要基礎[13]。李孟舜指出,我國以長征為主題的文化空間建設具有凝聚文化認同的重要價值[14]。張圓剛認為,紅色文化旅游是構建國家認同的重要方式,基于紅色旅游資源地的社會記憶、景區形象、感知價值和旅游體驗有利于培育國家認同感[15]。趙志峰等認為,紅色文化旅游可以增強民族意識和民族凝聚力,有助于加深游客國家認同程度[16]。

綜上,學界基于游客視角對紅色文化旅游與愛國主義教育之間的關系展開了諸多研究,但相關研究更多以定性研究為主,較少基于愛國主義視角對紅色文化旅游與游客國家認同之間的內在作用展開實證研究。本研究基于江西省三個典型紅色文化旅游區的調研數據,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實證檢驗“紅色文化旅游—旅游體驗—國家認同”的作用路徑,有助于豐富紅色文化旅游與國家認同的研究。

2 研究假設與概念模型

2.1 紅色文化旅游對旅游體驗的影響

紅色文化旅游是傳承紅色基因的形式之一,將紅色文化的抽象概念借以旅游符號將其外化。紅色文化旅游目的地是傳遞革命人物、革命事跡和承載革命遺址的有形方式。旅游體驗是指游客在與外界環境接觸過程中,在心理結構方面發生變化并得以調整的過程[17]。

郭俊伶等將紅色文化旅游劃分為感知革命人物、感知革命事跡和感知革命遺跡[18]。左冰研究發現,游客在井岡山紅色旅游活動中,積極的旅游活動可以帶來愉悅的旅游體驗[19]。張紅艷研究發現,游客在紅色文化旅游這種特殊環境的刺激下其認知態度會發生變化[20]。游客前往紅色文化旅游目的地,通過感知革命人物、感知革命事跡和感知革命遺跡,產生心理活動,進而誘發旅游體驗。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1:感知革命人物(a)、感知革命事跡(b)、感知革命遺跡(c),正向影響游客的旅游體驗。

2.2 紅色旅游體驗對國家認同的影響

大量研究表明,紅色旅游體驗會影響游客的國家認同。游客在紅色旅游中感知革命人物、革命事跡和革命遺跡的傳奇性和神圣性而產生的體驗感會影響國家認同。左冰有關井岡山紅色文化旅游的研究表明,愉悅的旅游體驗可以引發游客對中國共產黨的情感和中國歷史認知方面的變化,有助于促進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和國家認同[19]。劉潤佳等研究發現,在紅色文化旅游中,游客產生積極旅游體驗,這種體驗可以推動游客民族認同大幅提升[21]。Schatz等認為,通過政治體制、民生政策和經濟發展等產生功能依戀將國家視為具體的功能系統,體制和政策能為國家公民帶來福利[22]。張紅艷認為,紅色文化旅游中的知識性、教育性、真實性的旅游體驗,對游客文化認同和功能認同的影響程度更深[20]。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2:游客的旅游體驗正向影響游客的國家認同,即旅游體驗增強了游客的文化認同(a)、功能認同(b)、民族認同(c)。

2.3 旅游體驗在游客紅色文化旅游和國家認同中的中介作用

紅色文化旅游能夠增進游客對國家的認同。劉歡等研究認為,被動接受式和融入參與式的旅游體驗會對游客的情感態度產生變化,從而影響了游客的國家認同[23]。張紅艷通過對山西省武鄉縣八路軍太行山紀念館研究發現,紅色文化旅游可以向游客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從而產生政治效應,高頻次的紅色旅游體驗潛移默化地加深社會記憶,實現人們對國家的認同,并且可以實現民族團結[20]。因此,旅游體驗對紅色文化旅游提升游客國家認同具有重要意義。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3:旅游體驗在感知革命人物對國家認同的文化認同(a)、功能認同(b)、民族認同(c)之間起中介作用;

H4:旅游體驗在感知革命事跡對國家認同的文化認同(a)、功能認同(b)、民族認同(c)之間起中介作用;

H5:旅游體驗在感知革命遺跡對國家認同的文化認同(a)、功能認同(b)、民族認同(c)之間起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在紅色文化旅游中,游客通過感知革命人物、感知革命事跡和感知革命遺跡產生了旅游體驗,而旅游體驗又促進了游客的文化認同、功能認同和民族認同。旅游體驗在游客紅色文化旅游和國家認同中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概念模型

3 研究設計

3.1 問卷設計

為保證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問卷題項均是在借鑒國內成熟量表的基礎上完成。假設模型共涉及感知革命人物、感知革命事跡、感知革命遺跡、旅游體驗、文化認同、功能認同、民族認同7個潛在變量。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七分量表進行評分。參考郭俊伶[18]和金鵬[24]的研究,將紅色文化旅游分為感知革命人物、感知革命事跡、感知革命遺跡三個維度,包括9個題項;旅游體驗參考了張紅艷[20]關于旅游體驗的觀測變量,包括4個題項;紅色文化旅游和旅游體驗兩個變量均將完全反對、反對、有些反對、中立、有些同意、同意、完全同意依次賦值為1、2、3、4、5、6、7,分數越高表明該變量的水平越高;文化認同參考了劉潤佳[21]和張紅艷[20]關于文化認同的觀測變量,包括3個題項;民族認同參考了劉潤佳[21]關于民族認同的觀測變量,包括3個題項,并將完全不自豪、不自豪、有些不自豪、中立、有些自豪、自豪、完全自豪依次賦值為1、2、3、4、5、6、7;功能認同參考了郭俊伶[18]和金鵬[24]關于功能認同的觀測變量,包括5個題項,將非常差、差、有些差、中立、有些好、好、非常好依次賦值為1、2、3、4、5、6、7;其他變量為人口統計信息。

3.2 調研地概況

江西紅色文化旅游景點眾多,每一個紅色文化旅游景點都展現著江西獨特的歷史故事。這些景點已經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場所。本研究以江西典型紅色文化旅游目的地為案例地,包括“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井岡山、瑞金、南昌是江西紅土地上為中國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紅色資源地[25],形成了偉大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其中,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1927年,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創建了全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6]。井岡山的知名度享譽全國,紅色文化旅游體驗項目豐富,基礎設施完善。中國旅游研究院發布的《中國紅色旅游消費大數據報告(2021)》顯示,2021年井岡山紅色文化旅游熱度漲幅140%?！熬畬礁锩┪镳^”是國家一級博物館,榮獲首批“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榮譽稱號[27],其年均接待游客近200萬人次[28]。瑞金是共和國搖籃。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29]?！叭鸾鹬醒敫锩鶕丶o念館”位于中華蘇維埃紀念園(北園)內,也是首批“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30]。2021年,“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接待游客達152.52萬人次[31]。南昌是人民軍隊的搖籃。1927年,南昌起義爆發,它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開端[32]?！澳喜艘黄鹆x紀念館”是國家一級博物館,被列為首批“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33],年接待游客200多萬人次[28]。以上三大景區均是江西重要紅色文化旅游資源地,分析其紅色文化旅游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具有較好的典型性與代表性。

3.3 數據收集

根據《中國紅色旅游消費大數據報告(2021)》,紅色文化旅游的出行高峰是寒暑假和國慶節,而8月是出行月份分布最高的月份。因此,調研組于2022年8月1日至8月15日前往“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開展調研。調研采用問卷調查方式,大致按照三個景區年接待游客人數分配調研問卷,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發放了150份問卷,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發放了140份問卷,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發放了110份問卷。合計發放問卷400份,回收336份,問卷回收率為84.0%;將無效問卷剔除后,得到有效問卷320份,問卷有效率為80.0%。在320份有效數據中,女性占60.6%,男性占39.4%;年齡在17歲以下占2.5%,18—30歲占58.4%,31—40歲占32.5%,41—50歲占3.8%,51—60歲占2.2%,61歲以上占0.6%;學歷為高中及以下占5.3%,大專占25.3%,本科占58.1%,研究生占11.3%;收入水平在3 000元以下占36.9%,3 000—6 000元占28.7%,6 000—10 000元占31.3%,10 000元以上占3.1%;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占32.2%,國有企業職工占18.1%,民營企業職工占6.6%,外資企業職工占0.9%,學生占38.4%,個體工商戶或自由職業占3.8%。

4 數據分析與結果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Cronbach’s 為0.905,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對問卷數據進行KMO檢驗和Bartlett球形檢驗,KMO值為0.853,P值小于0.001,說明數據滿足進行因子分析的條件,進而抽取7個有效因子,方差貢獻率為83.914%。

4.2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對問卷數據進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共有7個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被提出,第一公因子解釋了總變異量的31.86%,低于40%,表明本研究的問卷數據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4.3 驗證性因子分析

通過表1可以看出,CMIN/DF的值為1.690,小于建議值3;NFI為0.946,大于建議值0.900;CFI值為0.908,大于建議值0.900;IFI為0.977,大于建議值0.900;GFI值為0.977,大于建議值0.900;RMSEA的值為0.046,小于建議值0.080。以上各項指標均符合標準,所以整體模型的擬合度較高[34]。

表1 擬合指標的實際值與建議值

4.4 假設檢驗

4.4.1 整體結構模型檢驗

采用AMOS 26.0進行結構模型擬合度檢驗(如表2),CMIN/DF=2.472,GFI=0.865,AGFI=0.834,CFI=0.948,NFI=0.917,TLI=0.941,IFI=0.949,RMSEA=0.068。依據王新紅等[35]的標準,模型擬合度均在可接受范圍內,可進一步進行檢驗,進一步采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紅色文化旅游與旅游體驗、旅游體驗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影響關系(如表3)。

感知革命人物對旅游體驗的路徑系數為0.097(P=0.001),表明感知革命人物對旅游體驗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1a驗證成立;感知革命事跡對旅游體驗的路徑系數為0.107(P=0.008),表明感知革命事跡對旅游體驗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1b驗證成立;感知革命遺跡對旅游體驗的路徑系數為0.070(P=0.004),表明感知革命遺跡對旅游體驗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1c驗證成立。

旅游體驗對文化認同的路徑系數為0.488(P=0.001),表明旅游體驗對文化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2a驗證成立。紅色文化旅游體驗可加深游客對革命年代歷史文化的理解程度,促使游客產生情感變化,紅色旅游體驗存在的吸引性、教育性等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游客的文化認同。

旅游體驗對功能認同的路徑系數為0.445(P=0.003),表明旅游體驗對功能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2b驗證成立?，F代國家認同是公民對國家制度體系所構建的政治共同體的認同[36]。紅色文化旅游展現了革命年代的艱辛,促使游客將革命戰爭年代與現代和平生活聯系起來,一定程度上對游客國家認同產生積極影響。

旅游體驗對民族認同的路徑系數為0.429(P=0.001),表明旅游體驗對民族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2c驗證成立。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紅色文化旅游體驗讓革命歷史重現,強化了游客歸屬于中華民族這一群體的認知,同時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驕傲和自豪,旅游體驗越積極,內在的民族認同就越強。

4.4.2 中介效應

采用Bootstrap法檢驗旅游體驗在紅色文化旅游中對國家認同的中介作用,設定了5 000次迭代抽樣的方式,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感知革命人物(路徑系數0.260)、感知革命事跡(路徑系數0.152)、感知革命遺跡(路徑系數0.178)均對旅游體驗產生正向影響,假設H1a、H1b、H1c成立。旅游體驗對文化認同(路徑系數0.248)、功能認同(路徑系數0.178)、民族認同(路徑系數0.248)均產生正向影響,假設H2a、H2b、H2c成立。

表2 擬合指標的實際值與建議值

表3 路徑有效性檢驗表

表4 Bootstrap結果和置信區間表

旅游體驗在游客紅色文化旅游和國家認同之間具有中介作用,假設H3、H4、H5成立。假設H3a的置信區間在Bias-Corrected 95%CI的情況下為[0.017,0.132],P為0.003,在Percentile 95%CI的情況下為[0.015,0.127],P為0.004,表明旅游體驗在感知革命人物和文化認同之間具有中介效應。依次檢驗旅游體驗在假設H3b、H3c、H4a、H4b、H4c、H5a、H5b、H5c中介效應的顯著性,結果表明旅游體驗的中介作用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如表4),即紅色文化旅游通過旅游體驗促使游客產生國家認同。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第一,紅色文化旅游對于強化游客國家認同具有積極作用,是厚植家國情懷的有效途徑。通過紅色文化旅游與游客建立情感聯系,向游客展現革命人物、革命事跡和革命遺跡,有助于喚起游客內心深處的愛國之情和民族自豪感,進而促使其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第二,紅色文化旅游對旅游體驗具有正向影響。旅游體驗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對旅游產品形成的主觀感受,紅色文化旅游不僅蘊含娛樂功能,而且具有教育功能屬性。游客通過對紅色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游覽,切身感受英勇無畏的革命人物、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跡和見證風云的革命遺跡,獲得具有知識性、真實性、教育性和吸引力的旅游體驗。因此,紅色文化旅游對形成積極的旅游體驗具有直接影響。

第三,紅色文化旅游是通過旅游體驗進而對游客的國家認同產生正向影響。旅游體驗是游客在紅色文化旅游過程中產生的情感體驗,使游客產生心靈上的觸動,有利于提升游客的整體認知水平,影響游客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功能認同,進而提升國家認同。重視游客的旅游體驗感,讓游客更好地對紅色文化產生情感共鳴,是紅色文化旅游下一步發力的方向。

5.2 建議

第一,紅色文化旅游目的地要通過3D影像和VR技術還原出當時的畫面場景[37],讓游客身臨其境感受到那段苦難的歷史,以提升游客沉浸式紅色文化旅游體驗,實現游客紅色記憶的構建,進而豐富涵養國家認同的形式。

第二,紅色文化旅游要形成紅色文化旅游與思想政治教育互融互促的局面,進一步彰顯紅色文化旅游的教育屬性。一方面,文旅部門和教育部門可以通過共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形式,大力提升紅色文化研學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學?？刹扇《鄻臃绞?適度加大紅色旅游文化元素和資源在愛國主義教育中的比重。

第三,紅色文化旅游是加深游客愛國愛黨情感,喚醒愛國情懷的重要方式。紅色文化旅游目的地應創新紅色文化傳播方式,實現紅色文化資源精準推送,以增強游客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功能認同和國家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