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西土兵（俍兵）征調制度與明代軍事制度協變研究

唐曉濤

學者將明朝廷對桂西土司軍隊的調征分為聽調、額調、輪戍和屯戍四種類型。蘇建靈強調了土兵調征情形中的屯戍類型，稱其為“移家世守”型，并特別對此類東調桂東的土司情況進行了細致的考察①蘇建靈：《明清時期壯族歷史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28、120-164頁。；韋東超將廣西土兵征調分為聽調、番戍和屯戍三類，他認為最初的形式是聽調，有一定的額數，故又可稱為額調，其與輪戍最大的區別在于其非定時性，而是隨時聽征②韋東超：《明代廣西土司制度散論》，《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藍武對于朝廷大量征調廣西土兵的緣由進行了梳理并統計了征調土兵的數量③藍武：《從改土到設流：元明時期廣西土司制度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48-262頁。；韋勝輝從制度史的角度論述廣西土兵的征調制度的形成、內容及對廣西社會的影響，其中對于土兵征調的內容從額調制度、賞罰制度、屯戍制度、輪戍制度四方面進行了梳理④韋勝輝：《明代廣西土兵征調制度論略》，碩士學位論文，廣西師范大學，2013年。。

這些研究，特別是土兵征調數量的統計、桂東土司的考察等，為本文提供了基礎和借鑒。不過，筆者認為，朝廷對桂西土兵的征調之所以有不同類型是因應明代不同時期的軍事制度變化的需要而進行的調整，已有成果對此方面研究不夠深入，需要在明確把握明代軍事制度演變以及兩廣地方社會變化的前提下討論土兵征調制度的變化問題。麥思杰、胡小安、任建敏等人的研究對此有所推進，他們都注意到朝廷征調東蘭、南丹、那地俍兵屯戍桂東北背后的政治經濟因素⑤麥思杰：《“瑤亂”與明代廣西銷鹽制度變遷》，《廣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胡小安：《“動亂”、制度與社會變遷：明清以降桂林地區的族群問題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120-164頁；任建敏：《猺獞與國家：宋至清桂東北國家權力的建立與地方族群的互動》，博士學位論文，香港中文大學，2016年，第80-89頁。，不過仍是局部探討，且未對文獻中出現的土兵、目兵、耕兵、俍兵進行辨別；最后，以往研究在材料的全面把握和對比分析方面還有一定欠缺，特別在充分利用不同版本資料進行細致?？焙完U析仍有推進的空間。

一、明代土兵（俍兵）的聽調、額調及數量

明代的主要軍事制度是衛所制，不過，西南地區的土兵也是明朝廷十分倚靠的軍事力量，明中后期在西南地區，每有戰事均征調西南土兵，據謝曉輝統計，湖廣土司平均每隔三四年就被征調一次，嘉靖以來每次征調常常長達兩三年①謝曉輝：《制造邊緣性：10-19世紀的湘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第117頁。。與湖廣土司相對，朝廷對桂西土司土兵的征調更頻繁、規模更大，并且有不同于其他地區的俍兵屯戍制度。

朝廷最初對桂西土兵的征調稱為聽調（額調），即耕種兵田的土兵隨時聽從調遣，無事歸農。

嘉靖《廣西通志》《兵防五》列舉的軍事力量有官兵、土兵、巡司、民壯、打手五類分。其中關于“土兵”記載：“土兵即宋之峒丁，精銳勇健，廣西所屬左右兩江兵，每歲地方有警則聽調，征剿事平，散回耕種，其有額兵、加調，俱有定數?！雹诩尉浮稄V西通志》卷30《兵防五》，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年（據明嘉靖刻藍印本）影?。ū本﹫D書館珍本叢刊41·史部·地理類），第392頁。原刻本中“狼”寫為“彳良”，嘉靖《廣東通志》中也是此寫法，兩書均為黃佐所編。此時的俍兵主要是聽調，用于特定戰役的軍事力量，有軍餉，事畢散回原居地。此情況下，受調土兵在土官土目帶領下從征，一般稱為目兵，嘉靖編纂的兩廣通志均用目兵這一概念，較少使用俍兵概念，如：“嘉靖三年（1524 年）令廣東布政司收貯軍餉，歲發二萬兩至肇慶府，聽兵備道支給各營堡打手、目兵，支盡造冊繳報，如有不敷，呈請查發有余后通支?！雹奂尉浮稄V東通志》卷33《政事六》，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謄印本，1997年，第798頁。兩廣軍門每年付軍餉給目兵，故廣西土兵屬于經制類軍事力量。

起初聽調土兵數額不定，后來逐步制定了各土司聽調土兵之數額，稱為“額調（正調）”，故言征調土兵“原有定額”④蘇浚：《土兵征戍論》，汪森編：《粵西文載》卷57，黃盛陸等校點，黃振中審訂，廣西人民出版社，第235-236頁。，不過，這個定額也并非絕對，有可能在正調（額調）之外還有加調，只是到了萬歷年間，各土司額調數量基本確定下來。如嘉靖《南寧府志》記上思州聽調之兵在姚嫫時定為五百，分為五部，各有頭目率領，平時耕田，隨時征檄。萬歷二年（1574年）《蒼梧總督軍門志》中有詳細的對左右兩江俍兵的額調與加調的數目，《殿粵要纂》也有萬歷年間各土府州縣額調土兵之數，僅有個別土司因戍安南而例外，如《皇明職方地圖·廣西地圖》記：上下凍州“兵守交趾，不調”，思陵州“近交趾，不調”⑤陳祖綬：《皇明職方地圖》卷上，《廣西地圖》，崇禎九年原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說明廣西對土兵（俍兵）的使用主要還是以調俍剿賊作為軍事力量使用的主要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額調是朝廷確定的征調桂西各土司備調的土兵數額，不是實征數?！邦~調數”的確定，體現了朝廷與土司之間的互相利用與博弈：

一方面，這是朝廷要求土司提供的“役”（土司部民無需服徭役，糧稅之征多為象征性，故兵役成為朝廷從土司處所能獲得的最重要的收益），故有明確的數額規定；另一方面，保有大量額調兵數對土官土目而言是有利之事。已有的研究表明，從桂西土司內部結構看，土兵是領種兵田者出應征調，規定“每田一?①?，音hán。光緒《鎮安府志》載：“土俗以四畝為?，二畝為什，五分為伍?！薄懊刻锸鶅勺饕??！薄懊刻锒俚刈饕??！笨梢?，當地田地面積計算有多重方式，各計算方式之間如何換算并無明確說明。參見光緒《鎮安府志》卷6《田賦》，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本，301 頁下、303 頁下。，出兵一名，凡遇征調，自備糧糗”②萬歷《殿粵要纂》卷4《興隆司圖說》，范宏貴點校，廣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425頁。，反過來理解，每一名額調兵背后即一?田地，所以朝廷確定的額調兵數越多，表明土司土目名下可以合法控制的田地（糧田）數額越大，而朝廷對這些糧田所征稅額遠低于流官區，故數額越大土官獲利越多；更重要的是，土兵耕種的這些“糧田”，是國稅的來源，但是，只是在無兵事時要交糧稅，一旦土兵應征出兵，則可少征或免征。景泰六年（1455 年）在廣西總兵安遠侯柳博的奏請下，朝廷就免除了思恩軍民府調用土軍一千五百人的秋糧二千三百余石③《明英宗實錄》卷254，景泰六年六月庚辰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8年校印本，第548l頁。。

另一方面，從朝廷征調土兵制度看，朝廷調土兵均按土兵人數給行糧（或行糧銀），數目不等，只不過，這些行糧（銀）是按土官土目上報兵數直接撥給土官土目收取，而且按桂西土司內部組織原則，土官要求土兵應征調時“自備糧糗”，從《明實錄》記載看，甚至瓦氏夫人率俍兵遠赴江浙抗倭，土兵也要求自備行糧④藍武：《從改土到設流：元明時期廣西土司制度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52－253頁。。據韋勝輝征引反映嘉靖年間田州俍兵被征情況的當地民間歌謠《嘹歌》所記情況看，歌中應征的俍兵自備除糧食外還包括：馬一匹，武器有（三菱）刀、（三尺）槍、弓箭，衣物有帽子、衣服、褲子、襪子、鞋子、腰帶、頭巾、臉巾、傘、綁腿、麻織袋、席墊等⑤羅漢田采錄，整理，翻譯：《賊歌》，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212-214 頁。參見韋勝輝：《明代廣西土司征調制度論略》，碩士學位論文，廣西師范大學，2013年，第56頁。，也就是說，俍兵應征自備糧糗是事實，同時就意味著官府發放的行糧落入土官土目口袋。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土司樂于見調，而且主動要求加調，誠如瞿九思所論：“余聞土兵自初調之后，續有二調、三調，以至四五調者。始以為過在諸土吏奉行不謹耳。及土兵至，則有征五百而遞增為七八百者，有征一千而遞增到一千五六百者?！雹蕖度f歷武功錄》卷4《高江諸猺列傳》，《中國野史集成》，巴蜀書社，2000年。因為征調數越多，土官獲益越大。由此，可以理解為何王士性如此概括：“右江土兵喜于見調，調土兵，人給行糧俱為土官所得，兵自赍糧以往，且獻名倍役者之數，以規糧給?！雹摺稄V志繹》，呂景琳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第114頁。

大規模且頻繁地征調土兵，土兵軍餉落入土官之手，因而有利于土官，但對桂西地區的生產則有可能產生不利影響，正德十五年（1520 年），田州府土官岑猛就曾上奏稱：“田州土兵備征調，輒許戶留一二丁耕種，以供常稅，其久勞在外者，乞量販給，免其賦稅?！雹唷睹魇贰肪?18《廣西土司二·列傳第二百六》，中華書局，1974年，第8248頁。即請求每戶留丁完稅并寬免久勞在外者的賦稅。

關于明代桂西土兵額調的數量有嘉靖《廣西通志》和萬歷《殿粵要纂》兩組相對完整的數據。先據嘉靖《廣西通志》卷50 至卷52 記載的土府州縣額調、正調和加調的數據制表如下。

表1 嘉靖《廣西通志》所載桂西土府州縣土兵聽調情況一覽表

對上表有兩點解讀：第一，藍武也曾對嘉靖《廣西通志》所載桂西土府州縣土兵聽調數據作表統計，但其表格有不少缺漏，因一些土州縣也有聽調但具體數額缺記，藍武缺漏且未加以說明①藍武：《從改土到設流：元明時期廣西土司制度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52－253頁。，比如歸德、東蘭、南丹、田州等州均是朝廷征調土兵的重要土州，因數額缺乏而忽略不計且未加說明實屬不妥，導致與實情嚴重不符，故本文重新制表加以補足，表中的上思州及歸德州之后共22州均屬此種情況；第二，從嘉靖《廣西通志》的記載看，改流的6個府州縣（表中前6 個）不再有“貢（馬）”一項，不過仍有征兵（思恩軍民府例外，因其剛入流），征兵的名目中，只有這6府州縣是直接寫為“額調”，其他均寫為“正調”。

《殿粵要纂》保留了萬歷年間朝廷對桂西土兵征調較完備的數據，制表如下。

表2 《殿粵要纂》所見萬歷桂西土兵額調、輪戍數量統計表

有學者也制作過類似表格，但未區別額調與輪戍，并且有所遺漏，比如不計泗城州和武靖州的額調兵等，故筆者重新繪制①參見鄭維寬：《從制度化到內地化：歷代王朝治理廣西的時空過程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270-271頁。表中數據引自北圖古籍珍本版萬歷《殿粵要纂》卷3、卷4，未用范宏貴點校本是因其有錯漏及標點錯誤。。在此先概括聽調（額調）情況（輪戍數據在第二部分討論），從表中可見，第一，輪戍與聽調不是取代的關系，上述戍梧戍省的土府州縣大多同時列出其額調兵數，兩者的數量均有一定差距，一般額調兵數超過輪戍兵數，如歸順州額調兵5000 名，戍梧兵2350 名，也有額調兵少于輪戍兵的情況，如向武州額調兵500 名，戍梧兵1125名，奉議州無額調兵卻須出戍梧兵750名。第二，設于桂東地區的武靖土州，也需要承擔額調兵1500 名及戰馬80 匹的任務，只不過，武靖土州的兵直接稱為俍兵，并且平時是分散在桂平、平南和貴縣三縣耕守，地方有警時才進行征調。第三，泗城州沒有列出額調兵，但明確稱其“額調兵視諸土司獨多”，言下之意即其額調兵數量最大，據汪森所記：“諸土司惟田州、泗城最強，南丹次之?！庇钟洠骸疤镏菸忠胺綌蛋倮?，精兵萬人?！舫欠角в嗬?，兵倍田州?！雹凇痘浳鲄草d》（下）卷24《蠻種土司·土兵》，黃振中等校注，黃超然審訂，廣西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1046頁。以此推算，則泗城州兵當在20000名左右，所以當然不能忽略不計。

桂西土兵的總數量沒有明確具體的記載。不過，從零星記錄來看，其總數目十分可觀。比如，隆慶年間征古田，兩廣總督李遷等提出征剿古田事宜，其中一項提議是：“調任兵將請調廣西土官目兵十四萬人，及募鳥銃等兵七千七百人，分七大哨，用司道官監督各將官領之?！雹邸睹髂伦趯嶄洝肪?8，隆慶四年八月甲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8年校印本，第1210-1211頁。提議獲皇帝批準，說明征古田時一次性調用目兵數高達十四萬人，非?？捎^的數量！

明代因軍事需要調派俍兵參與征剿的情況主要是在桂東和嶺西地區，故調往桂東、嶺西地區平亂是桂西土兵（俍兵）最常見的征調方式。不過除此之外，俍兵也被調往其他地區參與包括剿倭寇在內的軍事行動，據官方典籍和地方志的記載，出征地區包括了交趾、貴州、云南、四川、海南島、江西等地及東南沿?？官?，因文章篇幅問題，筆者另文討論。

二、明代桂西土兵（俍兵）輪戍桂東地區的數量、辦法及變化

聽調之法因土兵隨時應調，嚴重影響土兵耕種田地并完稅，尤其在明中期以后，一方面明代賦役制度設計本身缺失的機制性問題導致里甲制下編戶內外矛盾沖突日益嚴重，引起各地變亂頻仍，流官區內處處冒煙。另一方面，衛所制下旗軍逃亡數量驚人，廣西兵力嚴重匱乏，韋勝輝的研究還指出當時由貴州省衛所官軍組成的班軍撤離廣西以及廣東守軍的裁減也是廣西兵力空虛的原因①韋勝輝：《明代廣西土司征調制度論略》，碩士學位論文，廣西師范大學，2013年，第48-49頁。。所以，明王朝不得已“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②《王陽明全集》卷14《別錄六·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吳光等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13-518頁。，致使土兵疲于奔命，在此背景下，朝廷和任職廣西的地方官，嘗試將土兵調往東部地區定期戍守以減輕防衛壓力，也減少桂西土兵的來回奔波。

輪戍，又稱為蕃戍，因為聽調制下土兵隨時備調，東部流官區一有亂事，受調俍兵就需要從桂西經過長距離奔赴到達東部地區執行任務，既影響土兵耕田無法完成糧稅，更使土兵疲于奔命。所以朝廷開始讓桂西土兵在非戰爭期間留在桂東某些重要軍事據點擔任戍守任務，遇到小型亂事可就近調用，既可免去俍兵長途奔忙，又能迅速剿滅亂事。

桂西土兵定期戍守東部地區始于景泰、天順間。到嘉靖初年（1507年）王守仁總督兩廣時正式推行更番戍守之法。王守仁的《調發土兵》令中言及了實施此制的緣由。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財，抑且鈍兵挫銳。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該司遵照備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即就揀選勇敢精銳目兵三千名，躬親統率，照依克定日期，前赴廣西省城，聽調殺賊?！越癜嗽鲁跻蝗諡槭?，至下年八月初一日止。卻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目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疲勞苦③《王陽明全集》卷18《別錄十·調發土兵》，吳光等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10頁。。

“番戍”將各土司率兵輪流到流官特定區域戍守的具體操作方法，包括時間、數量、如何更替等大體固定下來。關于從聽調（額調）到輪戍制度的變化以及輪戍地點的變化情況任建敏在其博士論文中有非常精彩的討論，他特別指出輪戍省城桂林以及增加輪戍柳州，就涉及軍事控制權由梧州到桂林的變化④任建敏：《猺獞與國家：宋至清桂東北國家權力的建立與地方族群的互動》，博士學位論文，香港中文大學，第80-88頁。。

明代文獻記載輪戍土兵的數據較為完整的有三份：一是《大明會典》所記萬歷初年數據；二是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廣西通志》修纂時所記數據；三是萬歷三十年（1602年）《殿粵要纂》所載數據。三份數據有一定差異，正好反映輪戍制度實行過程中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其實是在明代廣西軍事制度變化背景下產生的。故將三份數據制作表格后再進行比較分析。

萬歷《大明會典》關于桂西土兵輪戍桂東地區的辦法和數量記載在卷131 的鎮戍部分，萬歷二年（1574年）題準：“鎮安府、湖潤寨共一年，思恩各土司一年，田州一年，江州并上映、下雷二洞共一年，每年共出兵三千名，四年一次，輪戍省城；泗城州一年，歸順、都康二州共一年，向武、奉議二州并上林縣共一年，思明府、思明州、遷隆洞共一年，龍英、忠州共一年，每年出兵四千名，五年一次，輪戍梧鎮。四年，議準東蘭、南丹、那地三州，每州出兵五百名，專戍柳州。每年于九月初旬上班，二月放回本州。敢有遷延不服調遣及兵不足數者，俱聽參究?！雹偃f歷《大明會典》卷131《兵部十四·鎮戍六》，“廣西”條，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1860頁。此中未明確戍柳土兵是否輪戍，參照戍省、戍梧情況以及后續萬歷《廣西通志》所記，應該也是輪戍，即各州500名戍一年，三年一輪。據此繪表如下。

到萬歷二十七年（1599 年）《廣西通志》修纂時，土兵輪戍的數額及派遣情況有了不少變化，下表是在韋勝輝所制輪戍土兵情況表的基礎上加以優化而成，對于具體由哪幾個土司州縣出多少兵力來共同輪戍，土兵輪戍地及年限及各出土兵數量等各項信息，此表的展示更一目了然。

首先可以看到表3 表4 的相同之處：第一，實力強大的土司如泗城州和田州均是單獨承擔出兵戍守一年的職責，而實力較小的州縣則需要聯合一起共同出兵承擔一年的戍守任務；第二，戍省和戍梧各自均是四年一輪和五年一輪，并且基本上各土司州縣輪戍的地點沒有變化。其次也可以看到萬歷二十七年（1599 年）《廣西通志》所記與萬歷《大明會典》所載萬歷初年（1573年）相比，兩者的不同之處：第一，最明顯的是輪戍土兵定額的減少，戍省由每年3000 名減少到1800 名（或1600 名），戍梧兵由每年4000 名減少到3000 名（或2000 多名），戍柳由500 名減少為200 名；第二，各土司出兵額數有更明確的記載，并且一些小土司州縣也獲得了出兵輪戍的機會。

表3 明萬歷《大明會典》所載萬歷初年桂西土兵輪戍情況一覽表②《大明會典》卷131《鎮戍六·廣西》制作，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1860頁。

表4 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廣西各地土兵輪戍情況一覽表③萬歷《廣西通志》卷32《外夷志二·左江土官·土兵征戍》，廣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據萬歷二十七年初刻本）影印整理，第671－672頁。萬歷《廣西通志》記思恩府九司戍一年兵數共1800名，無各司具體的戍省兵數，現參照（明）楊芳編：萬歷《殿粵要纂》卷4所記錄入（范宏貴點校本，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7－453頁）。

在萬歷《廣西通志》基本完成后，廣西官府開始采集資料編纂《殿粵要纂》，是書編成于萬歷三十年（1602年），值得注意的是，后書所記土兵征調數量既包括了戍省戍梧土兵數，還包括了各土府州縣土兵的額調數，所以能讓我們更全面地了解明后期的桂西土兵征調制度（參見第一部分“嘉靖《廣西通志》所載桂西土府州縣土兵聽調情況一覽表”）。將嘉靖聽調數據與本部分兩個輪戍表對比可知：

其一，雖然王守仁希望以輪戍制度來減輕土官土兵征調無常、疲于奔命的狀況，但事實上在實施過程中，額調制度與輪戍制度并不是前后相繼，或者后者取代前者的簡單情況?！兜罨浺搿返母魍了緢D說中可以看到，上述有輪戍任務的土司州縣，同時也明確列有其額調的土兵數量，比如：

（歸德州）額調兵五百名，后加調一千名。戍省兵九十名。

（果化州）額調兵四百名，青銅、武羅二堡共出兵二百名。戍省兵九十名。

（下雷州）遇征調，出兵一千名。戍省兵四百八十名①萬歷《殿粵要纂》卷3《歸德州圖說》《果化州圖說》《下雷州圖說》，范宏貴點校，廣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38、341、347頁。。

其二，東蘭、那地和南丹的額調數量分別是2000 名、2000 名和5000 名，與輪戍數量各200 名相比，大大不同，應與三州俍兵戰斗力強大所以主要以應征調參與軍事性征剿行動有關。

其三，在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的《廣西通志》中仍記忠州、龍英州、太平州、恩城州、萬承州5州共出兵2895名，輪戍梧州1年，而在《殿粵要纂》中卻記龍英州等5州是“無兵，民自為守”。短短5 年時間，太平府所有土州縣均不再有額調土兵和輪戍土兵的記載，推測有可能是這些土州本身兵力減弱所致，所謂“粵西左江，兵不可用，可調唯右江”①《粵西叢載》（下）卷24《蠻種土司·土兵》，黃振中等校注，黃超然審訂，廣西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1048-1049頁。。但更有可能是5州性質的變化，即朝廷對其控制力強化，土州縣下人口和土地性質以及人口與土地關系變化所致，蓋因土兵征調的前提是桂西地區特殊的內部組織結構，體現在賦稅之征上以應兵役為主，當土府州縣在流官府統轄下已經獲得其田賦徭役，就會以賦役取代兵役。同理，前引嘉靖《南寧府志》的資料記載上思州到嘉靖年間共征調土兵額數為300名，而上表可見，上思州的300名土兵沒有出現在輪戍表中，萬歷《殿粵要纂》中記述上思州設四鄉，分為二十保，各立保甲分守信地②萬歷《殿粵要纂》卷3《上思州圖說》，范宏貴點校，廣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31頁。。蓋因上思州已經改土歸流。

三、明中后期軍事制度變化與俍兵耕守為核心的耕兵制確立

明中葉，特別是嘉靖以后，軍事制度有了很大變化，最重要的變化是衛所世軍制被募兵制取代。而兩廣軍事制度的變化包括了世兵制向募兵制轉變以及募兵制向耕兵制轉變兩個過程。

第一階段，由衛所世兵制向募兵制的轉變，到嘉靖后期顯然已經完成。

萬歷初年（1573 年）編撰的《蒼梧總督軍門志》中可以看到鎮戍制的主體性及其兵士中募兵占有很大比重的特點。該書的“兵防”條下分列為司衛所官軍、州縣民兵、巡檢司官兵、營堡和軍門防守兵共五類。前三者為原有軍事機構設置，不過這三個軍事機構所列出均為原額而非萬歷間真實數量，真實的軍隊數量和真正執行軍事戍防的是后兩部分的數據③萬歷《蒼梧總督軍門志》卷7-卷11《兵防三》至《兵防八》，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1年，第101-137頁。，換言之，在實際操作中，全部衛所旗軍、民兵和巡檢司官兵都是分配在各個營堡及軍門中進行戍守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營堡和軍門防守兵中除旗軍、民兵和巡檢司兵外，還有比重很大的募兵。隆慶四年（1570 年）任職兩廣總督的李達在《請專勅憲臣練土兵以弭盜安民疏》中言及廣東賊寇名目繁多，而當時用以備剿的軍事系統為：“在軍衛曰旗軍；在有司曰民壯而已。故其勢不得不募客兵以御之也，所募之兵曰狼目，曰打手，曰浙兵，曰福兵，又有巡撫總兵之標兵，參游守備之營兵。而所守之地曰關隘，曰營堡，曰港澳，曰哨江，曰水寨?！雹芾钸_：《請專勅憲臣練土兵以弭盜安民疏》，萬歷《蒼梧總督軍門志》卷25《奏議三》，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1年，第290頁。明確指出，原有衛所系統、州縣民兵系統已無法適應當時軍事需要，所以真正的軍事防御力量來自募兵，而募兵中列于首位者即俍兵。

從《蒼梧總督軍門志》的營堡部分可見，戍守營堡的兵士名稱繁雜，包括衛所旗軍、民壯（民夫）、巡檢司官兵、打手、目兵、隘總、僮兵等等，其中明確列出每月開支軍餉數量者即為募兵?？傮w上看，廣東募兵的主體是打手，而廣西募兵的主體則是來自桂西的目兵（俍兵）。

廣東募兵中來自桂西的目兵并不多，據《蒼梧總督軍門志》卷9制表如下。

表5所見，到萬歷初年，廣東各府州縣營堡有桂西目兵的有三府七縣，這些營堡的目兵，大部分都有行糧銀，屬于募兵，表明他們是由土官土目率領前往廣東三府戍守，時限一到就離開營堡返回桂西。并且正如前文分析可知，可能與廣西一般情況類似，大部分都為輪戍目兵（如表中德慶州明確所記）。唯一特別的是欽州的防城、思勒和羅浮三營目兵，這些稱為“避難目兵”，而且寫明其“耕守”性質，說明他們是有田可耕的，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軍餉發放也較為特別，只給前三年，初年四錢五分，次年四錢，三年三錢。之后就不再發放，因為可憑耕田自足，此三營目兵正代表了兩廣募兵制轉變的另一個側面，即募兵制向耕兵制的轉變。

表5 《蒼梧總督軍門志》所記廣東各府州縣營堡中的目兵情況表①萬歷《蒼梧總督軍門志》卷9《兵防六·營堡》，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1年，第118-123頁。

《蒼梧總督軍門志》卷10、卷11中所錄廣西各府州縣營堡和廣西各軍門的目兵數量都很大，遠非廣東可比，居于廣西募兵中的絕對主體位置。茲制表如下。

說明：上表據萬歷《蒼梧總督軍門志》卷10《兵防七·營堡》和卷11《兵防八·軍門防守兵附聽用人役》制作（第124－136頁）。制作時只取目兵、土兵部分，其他打手、旗軍等不取。

表6 可見，桂東募兵系統中的目兵遍布各府州縣。這些目兵由桂西土官土目率領應募到桂東各地戍守或輪守，有些明確記載由哪個土司州縣目兵戍守，大部分均按月獲得行糧銀，不同目兵的軍餉各由指定府縣開支，數量有差別，大體上每兵每月四錢五分。也有小部分不給行糧銀，情況也有不同，一是遷江屯田所土兵耕守屯田的方式；二是部分目兵輪戍時侵占地方村寨田地，如羅城縣寨雙堡條記：“嘉靖二十二年，那地州目兵羅京等前來武陽鎮立堡防守，近將莫吳等三十四村侵占?！雹偃f歷《蒼梧總督軍門志》卷10《兵防七?營堡》，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1年，第131頁。三是表中桂東地區某些堡寨目兵以耕食絕田的方式取代每月開支軍餉，比如平南各堡戍兵是來自武靖州的目兵，均是耕食絕田；貴縣各堡目兵也未列出軍餉，參閱其他地方志所記，應該也是耕食絕田而未支行糧；另外，橫州和永淳的目兵也均是獲得田地取代軍餉。平南、貴縣、橫州、永淳等地這種俍兵不領軍餉而是耕種田地以代的情形，就筆者掌握的資料及研究情況看，應該是以招俍耕守的方式東遷過來的，此種方式較為特別，筆者另文討論?？傊?，整體看，萬歷以前甚至萬歷初年，以占田耕守代軍餉的情況還是比較少見。

表6 《蒼梧總督軍門志》桂東府州縣營堡及廣西軍門守兵中的目兵情況表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馮彬提出大規模實行以田換兵建議，《明實錄》記云。

巡按御史馮彬言廣西之患，莫甚于猺獞，征之無道，或貽遠憂，撫之不服，適足取侮?？藬持苿?，要在有兵，廣西兵不滿萬而賊有數萬。每歲必召募以防賊，不若召募以剿賊，蓋剿賊之費有限，而防賊之費無紀也。誠宜申明職守，于桂林增設撫夷副使一人，協同副總兵以理桂林之賊，左右兩江原設有兵備參將者，責令協同以理兩江之賊。歲給餉二十余萬，募兵分布，設長統馭，時發而禽薙之，據其巢，耕其土，聯絡為勢，互為犄角。蓋賊之所穴皆美田肥土，我兵無不愿得之者，因其愿而令之，蔑不勝矣。章下，兵部以為廣西嶺繳荒服，大率一省狼人半之，猺獞三之，居民二之，以區區二分之民介蠻夷之中，事難猝舉，漸次除治，計非不善，而舉一驚眾，勢或有之，且免差應調，土狼積習，今日應募以平賊，安知他日不各據其地轉而為賊也。宜下撫按諸臣雜議以聞。上從部議①《明世宗實錄》卷312，嘉靖二十五年六月丁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8 年校印本，第5844-5845頁。。

馮彬提議拿出經費大規模招募左右兩江土兵到桂林為中心的東部地區屯戍，然后以田換兵，將瑤僮田地給予俍兵耕種并借其防守，設長統馭，時發而禽薙之，即實行耕兵制。但此時兵部并不贊同，皇帝也未批準。所以在《蒼梧總督軍門志》中，大部分桂西土兵還是以領軍餉的目兵面貌出現，耕守俍兵并不多。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此次兵部提出的反對理由中，“狼人”之稱第一次在明代文獻中出現，并且成為全部桂西土民的代稱，可見“狼人”這一概念在明代是有著明顯的社會身份屬性和國家政權的人為設定和賦予的含義，絕不應僅僅強調其種族屬性，甚至在這里，兵部劃分人群類別時其實就只從賦役身份角度切入，而完全沒有族群性的意味，因為兵部的目的只是反對將田地給予有長官統領的俍兵。

不過，到了萬歷中期，耕食田地成為給予應募為兵的桂西土兵的主要報酬方式，標志著廣西完成了由募兵制向耕兵制的轉變。

由嘉靖中后期到萬歷中期，兩廣（尤以廣西更為明顯）軍事體系與前期相比最大的變化是耕兵制成為主要的募兵形式，在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的《廣西通志》我們可看到出現了單獨專列的耕兵系統，其中“耕兵論”概括其情形云：“廣右猺獞出沒，耕夫釋耒，一有征發輒藉狼兵，事平之后復藉狼兵為守，統以土官。仍以其地畀之。官不愛阡陌之產以養戰士，民亦視其高魯之遺無足屑，意曰：‘與其沒于獞也，寧沒于兵?！T狼人利于得田，不憚重遷為兵捍圉計。土酋授田各以其等為差，兵多者千計，受田萬余；兵少者百計，受田千余。而在在皆耕兵矣?！苯酉聛碛衷敿毩谐隽藦V西全省的耕兵及田畝數：“通省共耕兵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名。共給田二千八百一十頃九十九畝二分四厘五毫，又田三十二圍。又給田糧四千八百三十八石七斗四升五合，每月共給魚鹽銀一百四十八兩六錢。土舍廩給工食三兩六錢，口糧米五十六石五斗?！雹谌f歷《廣西通志》卷23《兵防志二·耕兵》，臺灣學生書局，1965 年（據萬歷二十七年刊刻本）影?。鞔街具x），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第433頁。由此，標志著廣西募兵制下由支軍餉向給田耕種方式的轉變，這是非常獨特的兩廣軍事制度的變化（準確說是廣西特色）。那么，朝廷為什么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時反對馮彬關于遷土兵到桂林屯守的提議，可是到了萬歷中期卻有了如此巨大的轉變？

筆者以為應該從如下幾方面來概括：第一，衛所制破壞后不得不利用地方軍力；第二，兩廣流官區獨特的地理條件制約以及當時軍事環境和目標以及兩廣財政變化的影響；第三，耕兵制更符合朝廷或兩廣官府對于桂西土兵的利用目標；第四，順應明后期由經制兵向民兵發展的方向；第五，以俍為主體的耕兵跟以僮為主體的佃丁兩者在國家賦役系統與軍事系統中的不同身份和賦役負擔。具體情況筆者另文討論。

從明代兩廣的幾種地方志中關于兵防部分的記載對比可明顯看出明后期募兵制向耕兵制的轉變。嘉靖《廣西通志》、嘉靖《廣東通志》和萬歷七年（1579 年）《蒼梧總督軍門志》，比對萬歷二十五年（1597 年）《廣西通志》、萬歷三十年（1602 年）《廣東通志》、萬歷三十年（1602年）《殿粵要纂》，前三書與后三書關于目兵（俍兵）的記載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變化：一是調動輪戍的領軍餉的目兵數量大為減少。不過，其時減少的不單戍守的目兵，其他的募兵也減少了，原因在于在萬歷十六年（1588 年），朝廷同意了兩廣總督劉繼文的提議：“以地方寧謐，議減戍卒之數?！雹偃f歷《廣西通志》卷32《外夷·土兵征戍》，臺灣學生書局，1965 年（據萬歷二十七年刊刻本）影?。鞔街具x），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第671頁。說明省府采取統一行動裁減了戍卒總數，所以作為其時廣西戍卒主力的俍兵也因應這個政策而被大量裁減，例如，駐于大藤峽地區碧灘堡和駑灘堡的屯戍俍兵，萬歷七年（1579 年）《蒼梧總督軍門志》記為400 名，而到萬歷三十年（1602 年）的《殿粵要纂》就減少到只剩88 名②萬歷《蒼梧總督軍門志》卷10《兵防七·營堡》，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1年，第229頁；萬歷《殿粵要纂》卷3《桂平縣圖說》，范宏貴點校，廣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293-294頁。。二是出現了眾多不領軍餉，而是耕食絕田的耕兵，所以在在皆耕兵。

另外，廣西東部地區各州縣地方志的材料也均可見嘉靖與萬歷年間軍事機構及兵員數量有了很大的變化，非常清楚地顯示出嘉靖萬歷以后明代軍事制度的變化，即鎮戍制（營伍制）成為國家最重要的軍事制度，營伍制中的兵則以招募為主，到了萬歷年間，受招的兵士又主要以給田代替給餉，即耕兵制的大規模推行。

四、結語

筆者認為，明代朝廷對桂西土兵的征調，之所以有聽調（額調）、輪戍和屯戍三種不同類型，是因應明代不同時期的軍事制度變化的需要而進行的調整。本文從明代軍事制度變化如何引起俍兵征調制度變化的角度切入討論俍兵的征調與輪戍的情況，及向耕兵制的演變的協變過程。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這樣的變化過程中，我們才可以理解，明代文獻中作為土兵（本文特指土司兵，非土著兵）之外，俍兵、目兵、耕兵的不同概念的背后是有著制度性的差別，簡單概括如下。

俍兵。俍兵是明代特定歷史場景下產生的概念，其主體構成是明代桂西土司管治下的土兵，換言之，俍兵是桂西土司兵的別稱（俍人是俍兵的伴生概念，先有俍兵后有俍人，俍人的主體族屬為今天的壯族，在明代“俍人”概念更強調其社會屬性而非種族屬性）。桂西土司治下的土兵何種情況下稱為“狼兵”？筆者的研究發現，明代桂西土兵受調外出戍守時，或者桂西土兵受招去他鄉耕守時，這些受調受招者在遷居地會被標簽為俍兵（涵蓋人群的范圍在不同歷史階段變化不定，明后期俍兵概念有擴大化，有時用于指稱全部桂西土兵，另文詳論）。

目兵：桂西土兵因有頭目帶領，故又稱目兵。明代在兩廣，目兵等同于桂西土司兵，并且明代文獻中桂西土兵、目兵與俍兵互換、混用情況較為多見。清初，目兵多指土司兵，偶見指稱綠營兵和汛兵，乾隆以后，“目兵”不再是土兵的代名詞，轉而多用于綠營兵、汛兵。

耕兵：明代廣西特殊軍事制度下的兵士。明中后期衛所世兵制轉變為募兵制，兩廣募兵中有相當部分是桂西土兵（稱為目兵或俍兵），招募來的兵士一般情況下屯戍于兩廣流官區，按月開支軍餉，不過，兩廣因財政、軍事及政治等原因，出現以田換兵的情況，即將田地（而非軍餉）給予戍守的俍兵耕種，一籍其納糧（免差或半差輸納），一籍其防守，名曰耕兵。萬歷以后，耕兵制大規模推廣，廣西在在皆耕兵。耕兵中以俍兵占主體，也有流官區的土著應募為耕兵的情況。

正因為這些概念背后的制度性差別，所以本文在涉及聽調和輪戍時使用的是“桂西土兵”一詞，而在涉及屯戍內容時則直接使用“俍兵”的概念，因為從明代文獻記載看，桂西土兵被征調時是“狼兵”和“土兵”混用的，前期用“土兵”較多，后期一般用“狼兵”；而屯戍的桂西土兵一般是被稱為“狼兵”，某些文獻也稱目兵、耕兵和堡兵，但均是同時混用。

厘清桂西土兵（俍兵）在明代征調制度的變遷、弄清楚俍兵概念出現的復雜性的研究有重要的意義：筆者的研究表明，明代廣西，桂西土兵因受征調以及異地輪戍的規定而帶來的人員跨區域流動、長距離物流人流往來、語言文化習俗交流等等，無論其頻率、深度和廣度均超過了衛所制。特別在萬歷年間之后，兩廣軍事制度發生了很大轉變，在未取消俍兵輪戍制度的同時，調俍兵屯戍于桂東地區的移家世守的耕兵制度成為廣西最主要的軍事制度，這樣一來，除了征調和輪戍所帶來的東西部人群的跨區域流動而形成的交往交流之外，還有眾多由西向東逆向民族遷徙的俍兵俍人進入到東部流官區，帶來更深層的民族互動與交融。因此，筆者以為，這一問題的考查將為俍兵屯戍和招俍耕守導致的俍兵東遷的主題奠定重要的研究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