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中等收入群體低位階層認同偏差推動消費升級

鄒宇春

（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732）

一、理論綜述與研究問題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推動共同富裕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和戰略基點。從理論上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的不斷擴大，可以逐漸縮減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內需，是實現新發展格局、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載體，中等收入群體發揮著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穩定器”作用。多數研究也認為，“十四五”期間，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傳統消費升級對產業轉型的帶動作用將更加凸顯，培育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重要途徑。

不過，已有研究發現，中等收入群體內部不是勻質的，①李春玲：《中等收入群體的增長趨勢與構成變化》，《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2 期。中等收入群體在對自身階層的主觀定位上存在低位階層認同偏差。①鄒宇春：《時代之力：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階層認同偏差的趨勢分析》，《社會學研究》2023 年第3 期。這種階層認同偏差對中等收入群體的一些主觀態度和客觀行為都產生了負面影響。為了更好地判斷和識別中等收入群體如何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有必要分析識別中等收入群體內在差異是否在消費結構上有所體現，并且從擴大內需的角度，分析回答低位階層認同偏差是否在不同層級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結構上有所體現。

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有助于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進程中發掘構建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與實現共同富裕之間的有效路徑，更好地評估并精準推動他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作用。本文采用“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②此調查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主持的全國概率抽樣入戶調查項目，采用多階段混合概率抽樣。它在全國隨機抽取了151 個縣（市、區）的604 個村居，在抽中的村居隨機抽取20 戶并隨機抽取一位18—69 歲城鄉居民進行訪問。2021 年的數據（以下簡稱“CSS2021”）予以分析。

（一）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界定

所謂中等收入群體，是指收入水平處于全社會中間位置的群體。這一群體是組成橄欖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比其他群體而言具有更加正向溫和的態度和行為，并且也是消費彈性和消費潛能最大的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占比越大，社會存在兩極分化的可能性就越小，整個社會經濟和諧穩定的可能性也越大。

學界關于如何界定中等收入群體的討論已極為豐富，大體分為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兩大類。③張文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考》，《社會科學輯刊》2022 年第6 期。對于絕對標準，主要采用兩種口徑：一是以日人均收入或支出處于10—100 美元區間④有些學者提出的是10—50 美元、10—60 美元、10—80 美元等。為中等收入⑤Milanovic B., S.Yitzhaki, “Decomposing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Does the World Have A Middle Clas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2, 48（2）.；二是以三口之家年收入處于10 萬—50 萬元區間為中等收入。關于相對標準的界定，主要采用兩種口徑：一是把家庭收入五等分組后的中間組定義為中等收入；二是以個人或家庭的收入中位數或平均數為基線，并按照一定方法測算給出上下限區間，下限基本在50%—75%，上限在1.5—2.5 倍之間。⑥李春玲：《中等收入群體概念的興起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意義》，《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7 年第2 期；李煒、王卡：《共同富裕目標下的“提低”之道：低收入群體邁入中等收入群體的途徑研究》，《社會發展研究》2022 年第9 期。

對于絕對標準，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持續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和規模都會持續增加，因而它更常用于國際比較下各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趨勢。對于相對標準，若收入結構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也基本不變，因而它更多地被用于分析國內收入分配結構以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以便于制定相應的社會政策。為能更好地從結構的角度理解中等收入群體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本文傾向采用相對標準展開分析。同時，由于李培林提出的以收入中位數的76%—200%區間定義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⑦李培林：《中國跨越“雙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選擇》，《勞動經濟研究》2017 年第1 期。在相對標準中更常被采用，加上我國“家本位”傳統文化下家庭資源共享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個體及家庭在社會結構中位置⑧許琪：《“混合型”主觀階層認同：關于中國民眾階層認同的新解釋》，《社會學研究》2018 年第6 期。的社會事實，本文最終以家庭年總收入中位數的76%—200%來界定中等收入群體。

需要重視的是，無論是以絕對標準還是相對標準來界定中等收入群體，已往研究發現其內部存在不勻質性。比如，這種不勻質性會體現在地域差異上，有些地域的中等收入群體主要是此群體的收入上層，有些地域的中等收入群體則主要是此群體的收入下層。①李春玲：《中等收入群體成長的個體因素分析》，《社會科學輯刊》2018 年第6 期。有研究在把中國家庭按照等分組的方法劃分后，發現處于中間收入段的幾個層組的家庭消費率占比會隨著收入層級增加而降低，邊際消費下降。②李培林、崔巖：《我國2008—2019 年間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及其經濟社會影響》，《江蘇社會科學》2020 年第4 期。此外，若把中等收入群體分成中上、中間、中下三層，他們在主觀階層認同分布上也存在明顯差異。③鄒宇春：《時代之力：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階層認同偏差的趨勢分析》，《社會學研究》2023 年第3 期。鑒于此，本文認為，把家庭年總收入處于76%—200%的中等收入群體按照三等分組分成中上、中間和中下層，從內部差異性去解剖和分析中等收入群體，有助于更加精準地評估并完善中等收入群體相關政策目標的可達性。

（二）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結構和低位階層認同

進入新發展階段，受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出口和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量在減弱，要解決高質量發展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把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擴大內需上來，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學者們普遍認同，消費是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居民消費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重要抓手，但如何釋放我國居民的消費潛能、加快傳統消費結構的升級是當前亟待研究回答的問題。

從以收入劃定的分層結構來看，當前消費模式下我國高收入群體因為消費需求較為飽和而難有較大的消費增長空間，低收入群體因為經濟能力有限、生活必需品消費占比過大等原因而同樣不具備較大的消費潛能，相比之下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彈性更大，是啟動消費的重要力量。④李培林、朱迪：《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消費拉動經濟——上海中等收入群體研究報告》，《江蘇社會科學》2016 年第5 期。研究也發現，現代消費需求（包括交通通信、教育、醫療健康等消費）占收入的比重情況是：中等收入群體占比最高，其次是低收入群體，高收入群體排最后。研究者認為這意味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及其消費特征更符合現代消費發展的趨勢，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將有助于擴大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⑤李培林、崔巖：《我國2008—2019 年間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及其經濟社會影響》，《江蘇社會科學》2020 年第4 期。

因此，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成為釋放內需潛力以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著力點。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居民的行為和心態造成顯著影響，⑥李煒等：《疫災引發的社會心理沖擊及應對之道》，《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 年第3 期。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也不可避免受到了一些負面影響，表現為抗風險的脆弱性凸顯、自我認同感缺乏等不足。⑦肖若石：《“十四五”期間中等收入群體發展研究》，《價格理論與實踐》2021 年第7 期。有些地區的中等收入群體還存在階層“滑落”現象。⑧蔡宏波：《中等收入群體“滑落”的特征、影響因素與防范路徑》，《人口與經濟》2023 年第5 期。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占比現狀及其消費支出結構到底如何，是否存在內部差異性，是否存在消費結構升級的可能性，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第一大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從理論上預期中等收入群體具有正向的主觀態度和社會行為使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穩定器”作用，但中等收入群體實際能否如預期般發揮應有的作用需要研究予以評估。不同于國外的“中產趨同”，以往有研究發現我國的城鄉居民（包括中等收入群體）在自我階層定位上存在偏差，尤其主觀認定的階層層級低于其實際所處的層級的現象（低位階層認同）比較明顯。①趙延東：《“中間階層認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浙江社會科學》2005 年第2 期；任莉穎：《中等收入群體與中等社會地位認同——基于社會質量理論的探討》，《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4 期。學者們采用了社會事實論、相對參照論、認同碎片論、轉型生存焦慮論、傳統文化論等多種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②李駿：《從收入到資產：中國城市居民的階層認同及其變遷——以1991—2013 年的上海為例》，《社會學研究》2021 年第3 期；范曉光、陳云松：《中國城鄉居民的階層地位認同偏差》，《社會學研究》2015 年第4 期；劉欣：《轉型期中國大陸城市居民的階層意識》，《社會學研究》2021 年第3 期；高勇：《地位層級認同為何下移：兼論地位層級認同基礎的轉變》，《社會》2013 年第4 期；王春光、李煒：《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主觀性建構和客觀實在》，《江蘇社會科學》2002 年第4 期；陳光金：《不僅有“相對剝奪”，還有“生存焦慮”——中國主觀認同階層分布十年變遷的實證分析（2001—2011）》，《黑龍江社會科學》2013 年第5 期；李培林：《中國跨越“雙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選擇》，《勞動經濟研究》2017 年第1 期。并均對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擔憂。他們擔心低位階層認同持有者可能會產生更強社會沖突意識、更低社會公平感和政府信任度，③張海東、劉曉曈：《我國居民階層地位認同偏移對社會政治態度的影響——基于CGSS2010 的實證分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9 期。社會兩極對立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④李煒：《中間階層與中等收入群體辨析》，《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6 期。從認知行為理論來說，已有研究指出了低位認同有可能會抑制中等收入群體在消費潛能釋放和消費結構升級方面的作用，但事實是否如此，有必要以實證研究來回答。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第二大問題。

二、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收支狀況

（一）規模占比現狀

本文把家庭年總收入中位數的76%—200%的人群界定為中等收入群體，家庭年總收入高于中位數的200%的人群界定為高收入群體；家庭年總收入低于中位數的76%的人群界定為低收入群體。CSS2021 詳細比較了受訪者家庭在2020 年全年的各項收支情況，分析結果顯示我國18—69歲城鄉居民中，中等收入群體占比達到37.8%，家庭年總收入處于4.6 萬—12 萬元之間。將其分成三等分組后，結果顯示中下層的家庭年總收入為4.6 萬—6.3 萬元，中間層為6.3 萬—8.8 萬元，中上層在8.8 萬—12 萬元。

在中等收入群體中，按六大區占比從高到低依次為：中南區（30.22%），華東區（27.78%），西南（15.18%），華北（12.88%），東北（7.28%），西北（6.66%）。比較各大區居民中的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可見，最高的是東北地區（42.14%），中南、西南次之（均是37.23%），隨后依次是華北（34.72%）、西北（34.35%）、華東（33.99%）（見表1）?？梢哉f，我國中等收入人群規模最大地區是中南地區，但當地居民中等收入占比最高的地區是東北地區，中等收入群體存在較為明顯的地區分布差異。

表1 我國18—69 歲城鄉居民收入組的地區分布表（%）

比較各大區的收入分布可見（見圖1）：其一，低收入組與高收入組的占比之比，最高者是東北地區（3.64），其次是西北地區（3.17），兩地均在3 倍以上，意味著這兩個地區的收入分布結構嚴重偏向倒丁字型，在努力構建橄欖型收入分布格局的進程中任重道遠；其二，華東地區低收入占比（35.29%）、中等收入占比（33.99%）、高收入占比（30.73%）相近，呈現摩天大樓型結構，在“限高”“提低”“擴中”政策下，其收入分布結構相比其他地區具有更早發展成橄欖型的優勢。

圖1 各大區的收入分布結構圖

（二）收支量比情況

接下來，本文分析中等收入群體的家庭年總支出及其與家庭年總收入的量比情況。只有當收入足夠支持消費支出時，釋放消費潛能的可能性、合理性、可持續性才能同時得到兼顧。由表2可見，與低收入人群的家庭年總支出均值相比，中下層、中間層、中上層分別增加了34.6%、52.7%、84.9%。隨著收入分布層級的升高，家庭年總支出也在明顯上升，就此而言，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在一定程度上能釋放我國消費市場的消費潛能。

表2 我國18—69 歲城鄉居民的收支情況

不過，在計算家庭年總收入與家庭年總支出的差異時，CSS2021 顯示，中等收入群體的家庭年總收入比家庭年總支出少約2.5 萬元，存在收不抵支的赤字狀態。除了中上層是收入大于支出而有余額外，中間層、中下層都處于收入小于支出的情況。中下層的赤字額是中間層的兩倍之多。收入層級越低，收支失衡的赤字現象越嚴重，意味著更需要動用往年存款、其他經濟支援或欠債才能維持生活（見表2）。

這種家庭收支不平衡的現象意味著：一方面，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支出存在巨大的消費潛能，但要注意在引導中等收入群體釋放消費潛能的同時合理消費，避免非理性的超前消費；另一方面，需要盡快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或者說要保持其收入增長的速度高于其支出增長的速度，才能實現釋放消費潛能的可持續性。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這種不平衡現象有可能是因為2020年新冠疫情影響，畢竟CSS2021 收集的是受訪者家庭2020 年全年的收入和支出數據，CSS 早期數據并未明顯出現這種情況。因此，需要更近的全國隨機調查數據予以驗證。

分大區來看，各區在中等收入群體的家庭總收入和家庭總支出對比上存在差異。2021 年除東北、西北兩地出現盈余外，其他各區均出現收入少于支出的情況，其中華東地區、西南地區、華北地區最為明顯。對比CSS2013 數據，情況恰好相反，僅有東北、西北兩地出現微量的不足，其他大區沒有出現這種家庭赤字的情況（見表3）。東北、西北是CSS2013、CSS2021 的各大區內家庭年總收入最低的兩個大區，兩地區均沒有出現赤字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主要來自勞動性收入。而新冠疫情對就業產生了巨大沖擊，導致華東、西南、中南、華北等地中等家庭收入的減少量要遠高于東北、西北兩個地區。

表3 我國18—69 歲城鄉居民中等收入家庭兩期收支情況對比（元）

（三）橫向比較情況

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較，一方面，可以看到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的差距正在明顯縮小，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更明顯。據皮尤研究中心對美國政府數據的最新分析顯示，以全國居民家庭年總收入中位數2/3 至2 倍區間界定的中等收入規模①在皮尤研究中心的這項分析中，“中等收入”是指家庭年總收入是 2020 年美國全國收入中位數的2/3 到2 倍的美國成年人。在美國明顯萎縮，從1971 年占比61%降至2021 年50%，但同時高收入、低收入的占比都有所上升，2021 年分別達到29%、21%（見圖2）。②Rakesh Kochhar, Stella Sechopoulos, “How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Has Changed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April 20, 2022,https: //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2/04/20/how-the-american-middle-class-has-changed-in-the-past-f ive-decades.美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加劇。同樣，OECD 報告也指出，歐洲各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呈萎縮的趨勢，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的中產階層已經萎縮，年輕一代更難進入中產階層，各國占比平均達61%。在整個經合組織地區，除少數幾個國家外，2019 年中等收入水平僅略高于十年前，每年僅增長0.3%。③Derndorfer J, Kranzinger S.,“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New Evidence for Europe,”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21，55（4）, pp.914-938；https: //web-archive.oecd.org/2019-04-17/515008-governments-must-act-to-help-struggling-middle-class.htm;OECD （2019）, 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 //doi.org/10.1787/689afed1-en.反觀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18—69 歲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在不斷增長，對比分析CSS 的2021 年與2011 年數據可見年均增長率為6.7%，遠高于OECD 的增長水平；對比分析CSS 的2019 年與2009 年數據可見則年均增長率更高，約達到了11.6%。

圖2 美國和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④ 美國圖表來源為https: //www.statista.com/chart/29889/people-aggregate-income-by-income-class/。

另一方面，仍要看到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要堅定不移抓緊落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目標。盡管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占比差距在縮小，但仍然存在至少10 個百分點的差距。分析CSS 過去十多年的歷史數據，發現我國18—69 歲居民中的中等收入群體占比，自2006 年以來略有增長后又略有下降（見圖2），這意味著我們的收入分配格局沒有發生明顯變化。從這一點來看，在收入增長的同時，適當合理地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占比的重要方式。這也可以理解為何黨和政府要把“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列為“十四五”規劃的重要任務之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芬晃闹兴岢龅?，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①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求是》2021 年第20 期。。

三、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結構

通過消費結構升級擴大內需，再通過擴大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是消費需求對生產的決定作用的基本體現。所謂消費結構，是指各類消費支出在消費總支出中的占比構成情況。因此，消費結構升級就是指基礎層次消費支出的占比下降而其他高層次消費支出的占比升級，它直接反映了消費水平和發展趨勢。消費升級的核心是以消費結構優化為代表的消費內容的變動。②黃雋、李冀愷：《中國消費升級的特征、度量與發展》，《中國流通經濟》2018 年第4 期。

有研究認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潛力巨大，更愿意追求享受型和發展型等服務型消費，該群體的消費結構具備消費升級的特點。③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課題組：《2021—2022 年中國宏觀經濟更新預測——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增速的宏觀經濟效應分析》，《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6 期。并且有預期認為，中等收入群體在家庭日常支出、住房等耐用消費品以及新興服務業等方面產生旺盛需求。④李實、楊修娜：《中等收入群體與共同富?！?，《經濟導刊》2021 年第3 期。需要注意的是，當前對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行為研究中，大部分都是將其當成一個群體來對待，沒有考慮到中等收入群體在消費行為上也可能存在內部差異性?？茽柭J為，社會分層中的中上層注重品位與體驗，中間層注重體面而下層注重實物與即時滿足。⑤Jackman, M.R., Jackman, R.,“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3, 38, pp.569-582.這種消費品位的不同是否會體現在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支出行為上，需要實證研究予以分析。如果這種內部差異確實存在，那么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逐步擴大，需有針對性地培育和建設符合他們差異化需求的消費市場。

為此，本文接下來分析中等收入群體整體及三個層組的各分項家庭消費支出構成情況。一般來說，我國居民的家庭消費支出大體包括了消費品的支出和用于服務性消費的支出。家庭消費根據用途不同，主要包括食品煙酒、衣著、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務、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務八大類。也有學者將其分為生存型、發展型、舒適型三類，并認為生存型支出的占比越低、發展型和舒適型支出的占比越高，居民的消費潛力越大，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動力越強。⑥袁志剛、夏林鋒、樊瀟彥：《中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遷及其成因分析》，《世界經濟文匯》2009 年第4 期；張翼：《當前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消費傾向——從生存性消費到發展性消費》，《社會學研究》2016 年第4 期。生存型支出占比可以表示為食品消費支出的占比，即為傳統的恩格爾系數。不過，有研究認為，現代社會下的生活必需品已不僅僅限于食品，傳統恩格爾系數已無法有效發揮評估一個家庭或國家財富的功能，應考慮構建以現代社會生存必需品為核心要素的“新恩格爾系數”。①郭新華、孫俊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對消費升級的影響——基于湖南省14 個地級市面板數據的實證》，《時代經貿》2022 年第9 期。

CSS2021 調查了受訪者家庭2020 年在食品、衣著、房租、房貸、首付房費、電水燃氣物業取暖、家電家具汽車、醫療保健、通信、交通、教育、家政服務、文化旅游娛樂、贍養、人情往來、保險、其他等方面的支出情況。本文參照常見的支出類型三分法，以及兼顧中國傳統文化下較明顯的本土消費行為，把這些消費分成五大類：一是生存型支出（包括食品、衣著、房租、房貸、首付②把首付的數據剔除后，分析結果呈現的消費結構分布與本文一致。、電水燃氣物業取暖、家電家具汽車、醫療保健、通信、交通。其中，食品是傳統生存型支出，其占比代表了傳統恩格爾系數；剩余各項是現代生存型支出）。二是發展型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保險）。三是舒適型支出（包括文化旅游娛樂、家政服務）。四是本土型支出（包括贍養、紅白喜事等人情往來）。五是其他型支出（其他各類無法歸類的細項支出）。

表4 列出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整體以及細分三層組后的各項家庭年支出在家庭年總支出中的占比情況。從表4 中可以發現，中上、中間、中下三層在各類型的消費支出上存在差異，特點如下：一是傳統生存型支出占比（食品支出占比，恩格爾系數）排第二，達到34.05%，隨著層組升高而下降。二是現代生存型支出占比最高，達到41.94%，且在三個層組里的占比穩定。三是其他支出占比從高到低依次為：發展型，其他型，本土型，舒適型。隨著收入層組的升高，發展型支出占比逐漸下降，舒適型、其他型的支出占比有所提高，而本土型支出占比穩定。

表4 各類型消費年支出在家庭消費年總支出中的占比（%）

第一，從傳統恩格爾系數來看，按照聯合國標準，傳統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在60%及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49%為小康，30%—39%為富裕，低于30%為最富裕，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居于富裕階段。同時，從分層組看，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結構還有一定的升級空間。這表現為隨著中等收入群體收入的逐漸提高，其生存型支出占比會下降，為其他類型的消費騰出空間。層組越高，對生存以外的消費興趣越高。第二，現代生存型支出占比最大，意味著要著重提升這類消費的質量、提供更加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有助于更好地拉動內需。同時，住房在現代生存支出中的占比最大，③因篇幅原因，沒有列出數據。如需要住房支出占比數據，可向作者索取。在當前住房市場變冷的趨勢下，中等收入群體在住房上的消費能力去往何方會成為消費市場下一個增長點。第三，舒適型支出占比很小的現象需辯證看待。我國傳統文化中強調節儉樸素、吃苦耐勞，所以舒適性支出占比較小。但在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下降的趨勢下，我國經濟增長需要內需拉動，鼓勵消費升級，以文旅娛樂、家政服務為主要消費內容的舒適型支出是消費升級并提振整體經濟發展的預期著力點。因此，要在如何提倡和擴大舒適型支出上做好現代理念與傳統理念的平衡。第四，隨著我國對“孝道文化”的提倡以及對紅白喜事人情往來舊風俗的移除，中等收入群體的本土型支出會有所變化，尤其隨著社會老齡化加劇，有可能贍養支出會持續加大而紅白喜事支出會減少，占比變數很大，未來如何不好預測。

四、低位認同對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產生的影響

為助力推動中等收入群體在暢通國內大循環、扎實推進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等方面的預期作用能夠實現，社會科學領域極為關注影響中等收入群體消費行為的因素，以便提出有針對性的、可操作的對策建議。已有研究從不同學科視角分析了中等收入群體消費行為的影響因素，包括社會人口特征（年齡、教育等）、購買力、金融知識、家庭壓力、住房條件、城鄉地區、社會地位、自我控制、同伴服從等。①Zahra D R, Anoraga P., “The Influence of Lifestyle,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ocial Demographics on Consumptive Behavior,”The Journal of Asian Financ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21, 8（2）, pp.1033-1041; Hayati A, Yusuf A M, Asnah M B.,“Contribution of Self Control and Peer Conformity to Consumptive Behavio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Counseling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2（1）, pp.16-24; Enrico A, Aron R, Oktavia W., “The Factors that Inf luenced Consumptive Behavior: a Surve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Jakart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 ic and Research Publications, 2014, 4（1）, pp.1-6；何昀、過天姿：《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基于CHFS2015 數據》，《商學研究》2019 年第4 期；朱迪：《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趨勢：2006—2015》，《河北學刊》2017 年第2 期。在此基礎上，有必要把階層認同尤其是低位階層認同作為影響因素加以考慮。

闡釋階層認同與消費行為之間關系的理論極為豐富。馬克思、韋伯、布迪厄、齊美爾、凡伯倫、鮑德里亞等，都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消費行為受到階層地位和階層結構的影響，消費行為反映了階層背后的品位、文化、財富等。但正如前文所言，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已被發現具有傾向低位階層認同的特點。這種傾向對他們的社會公平感、合作行為等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當對自己的階層位置產生向下的偏差感知時，其背后指導消費行為的階層邏輯會對其消費行為產生什么影響很值得研究。消費心理學的研究認為，自我概念會影響消費決策和行為，而階層認同是自我概念形成的范式路徑之一。②Reed A.,“Social Identity as 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Self-concept–based Consumer Research,”Psychology & Marketing,2002, 19（3）, pp.235-266.也就是說，中等收入群體的自我階層定位會影響他們的自我概念，進而影響他們的消費決策及行為。倘若中等收入群體對自我階層的主觀定位低于客觀層級，其相應的消費決策和行為也將偏離作為中等收入群體的角色預期。不考慮階層認同對消費行為的影響，很可能會產生遺漏重要變量的分析誤差。

為此，本文重點關注低位階層認同會對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產生的影響，尤其關注是否會抑制他們的消費潛能或消費結構的升級。CSS2021 詢問受訪者“您認為目前您本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在本地大體屬于哪個層次”，提供選項有5 個，分別是“上、中上、中、中下、下”。通過比較受訪者的主觀認定層級與其家庭年總收入所處的層級，新生成了“低位階層認同”變量。當主觀層級低于客觀層級，就認為存在低位階層認同，賦值為1；當主觀階層等于或高于客觀階層，就稱為不存在低位階層認同，賦值為0。

如圖3 所示，客觀中上、中間、中下三級中等收入群體中傾向低位階層認同的占比分別是92.13%、53.72%、25.37%。這些數據意味著，客觀層級越高的中等收入群體傾向低位認同的比例越高，不同層級的客觀中等收入群體在低位階層認同傾向上有明顯差異。

圖3 中等收入群體的低位階層認同現象（%）

為了進一步了解低位階層認同偏差的負面作用，本文分析了低位階層認同與幸福感、滿意度、安全感之間的相關關系（見表5）。結果顯示，與沒有低位階層認同的中等收入者相比，有低位階層認同的中等收入群體在幸福感、滿意度、安全感的得分都更低（卡方檢驗顯示三者全部在99%置信度上顯著）。

表5 低位階層認同與幸福感、滿意度、安全感的相關性① 幸福感取值范圍1—4，滿意度取值范圍1—10，安全感取值范圍1—4。數值越大表示幸福感、滿意度和安全感的得分越高。

針對中等收入群體，本研究把低位階層認同變量與其五大類消費支出做相關分析（見表6）。結果顯示，與無低位認同者相比，有低位認同者生存型支出占比較低，其他支出占比都相對更高。從t 檢驗來看，有無低位認同，在現代生存型支出、本土型支出兩類上差別不大，在其他類支出上有顯著的差異。不過，若分三個客觀中等收入組來比較，三個組內的兩類群體的消費結構存在一定的差異，呈現了與整體中等收入群體不太相似的規律：在三個階層內，雖然低位階層認同者均有更低的生存型支出占比，但細分為傳統生存型和現代生存型則呈現不同的差異方向。在中間階層里，低位階層認同者有更高的食品支出占比。在中下階層里，低位階層認同者有更高的現代生存型支出占比。此外，中間層、中下層內的低位階層認同都有著更低的舒適型支出占比。

表6 各類型消費年支出在家庭消費年總支出中的占比（%）

從中等收入群體的整體來看，低位階層認同偏差并沒有如之前所擔憂的會對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結構升級產生明顯的抑制作用。但若細分，會發現低位認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間層、中下層從生存型消費向其他消費類型的升級。因此，當提出提振中等收入的消費支出時，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有關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不能“一刀切”，其內部有差異，不同層級消費結構不一樣。二是針對優化消費結構、增加消費支出的政策目標，要看到低位認同現象對中間層、中下層消費升級存在一定的抑制影響。

五、更好地發揮中等收入群體作為經濟社會“穩定器”作用的建議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暢通經濟循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此群體內部出現明顯的分層，無論是在消費結構還是在階層認同上都存在差異，尤其是一定比例的低位階層認同偏差對中間層、中下層的消費結構升級會產生抑制作用。針對如何削減這種抑制作用、更好地發揮中等收入群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本文基于以上分析簡要提出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一是重視低位階層認同對精神富裕的消極作用，加強中等收入群體特征畫像的廣泛宣傳，調整當前中等收入群體的低位階層認同偏差傾向。依照相對參照理論，個體自我階層評估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參照群體。當前很長一段時期娛樂業所展現出的脫離實際的中層生活，對中等收入群體的自我定位評估存在嚴重誤導，使其產生“相對剝奪感”。只有形成合理、理性的自我階層認同，中等收入群體才能產生穩定的精神內核，形成積極的社會心態和政治態度，從精神富裕維度助推共同富裕，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社會“穩定器”。

二是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提升絕對收入才能真正推動中等收入群體積極關注基本生存之外的消費?！白龃蟮案獠拍芊趾玫案??！瘪R克思主義唯物歷史觀指出，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系，進而也影響各類社會經濟結構。只有收入水平不斷上升，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才能提升，消費結構才能具有更大的升級潛能。

三是針對現代必需品加強供給側改革，釋放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潛能。中等收入群體仍然具有較高比例的傳統必需品和現代必需品的消費需求，尤其是在現代必需品方面的消費占比更高。這意味著在現階段我國通過供給側改革大力提高現代必需品的供給量、消費質量和消費個性化水平，是提升內需的重要內容。

四是針對中等收入群體內部分層的特點，精準引導不同層級的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更加理性、更加高質量的消費行為，助推消費結構升級。消費升級的核心是以消費結構優化為代表的消費內容的變動。恩格爾系數過大，必然影響其他消費支出，特別是影響發展支出、享受支出的增加，限制消費層次和消費質量的提高。針對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結構，可以鼓勵他們關注生活質量、個體和家庭的可持續性發展，關注個體和家庭的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提升，在關注生存型消費的基礎上，提升對發展型、舒適型消費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