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東代理人戰爭的復合化趨勢?

文少彪 王佳霖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不斷推進在中東的戰略收縮，試圖擺脫困境，重新分配戰略資源和回歸大國競爭。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政策調整在大方向上如出一轍，即限制海外大規模用兵，結束“永久戰爭”（Forever Wars），集中精力維護美國的核心利益。①“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the 2020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Graduation Ceremony,” White House, June 13,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2020-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west-point-gra duation-ceremony/；張帆：《戰略收縮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中東的進退得失》，載吳白乙、倪峰主編：《美國藍皮書：美國研究報告（20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版，第246—260 頁。然而，美國在中東的“大進大退”影響地區權力結構，引發地區體系持續動蕩及重組。2011 年以來，中東脆弱的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恐怖主義、極端暴力、教派沖突等亂象叢生。利比亞、敘利亞、也門等國家逐漸淪為多方力量混戰的戰場，成為21 世紀的“多邊影子戰爭”（multisided shadow wars）。②Will Marshall, “Drones, Disinformation and Proxies: What the Middle East’s ‘Forever Wars’ Tell us about the Future of Conflict,” Global Risk Insights, February 14, 2022,https://globalriskinsights.com/2022/02/drones-disinformation-and-proxies-what-the-middle-easts-f orever-wars-tell-us-about-the-future-of-conflict/.俄羅斯、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等趁機擴大各自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而美國對中東秩序的主導能力則相對下降。為應對中東戰略收縮的影響，挽回在中東的巨額“沉沒成本”，美國既難以一走了之，又不具備大規模重返的條件。在進退失據的困局中，美國對中東的介入不再以直接、高強度的戰爭形式出現，而是轉向“輕足跡”（light footprint）和“幕后領導”，通過支持代理人力量進行競爭，試圖以更低的成本和顯示度維系其中東霸權。

自2011 年中東變局以來，地區分裂和國家結構崩潰的雙重“碎片化”為代理人戰爭進一步向該地區滲透創造了條件。在地區體系層面，中東遭受脆弱性和結構性緊張，出現了長期的權力真空。在國家層面，一些中東國家的中央政府受到反對派或地方武裝力量的挑戰，沒有能力恢復整體統治。碎片化的地緣政治環境為內外力量的勾連創造了條件，外部力量得以向動亂國家滲透，并輕易將目標國的反對派或地方力量“捕獲”為代理人。③陳翔：《內戰為何演化為代理人戰爭》，《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 年第1 期，第29—32 頁。以美國為首的域外大國為規避在中東地區發生直接、大規模常規戰爭的風險，轉而采用間接、小型、非對稱的沖突形式。同時，目標國內部派別為了爭奪政治、經濟和安全優勢，主動或被動投靠外部力量。

中東地區已成為美國代理人戰爭的“試驗場”，主要涉及伊拉克、也門、敘利亞等“脆弱國家”。①關于“脆弱國家”的概念分析，可參見劉天旭：《脆弱國家研究的興起：現狀、原因及局限》，《國外社會科學》2012 年第6 期，第68—75 頁；李因才：《從“失敗國家”到“脆弱國家”：概念發展與政策演變》，《教學與研究》2021 年第3 期，第48—58 頁。例如，2006—2008 年，美軍在伊拉克資助安巴爾部落“覺醒運動”民兵打擊伊拉克“基地”組織；2011 年，美軍從伊拉克撤離后，繼續扶持伊拉克政府軍、遜尼派部落武裝遏制伊朗、黎巴嫩真主黨在伊拉克的代理人武裝。又如，2011 年美國在利比亞支持反對派武裝叛亂，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顛覆了卡扎菲政權。同時，美國在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已演變為“微型世界大戰”（mini-World War）。②Amir Taheri, “A global struggle finds its battlefield in Syria,” The Times, July 18, 2012,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a-global-struggle-finds-its-battlefield-in-syria-dm6wm6zkjtf;Liz Sly, “A mini world war rages in the fields of Aleppo,”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4, 20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a-mini-world-war-rages-in-the-fields-of-alep po/2016/02/14/d2dfff02-d340-11e5-a65b-587e721fb231_story.html.2011 年至今，美國妄圖通過資助敘利亞反對派的叛亂運動顛覆阿薩德政權，引發各方力量角逐。

2021 年以來，尤其是在烏克蘭危機持續的情況下，美、俄等大國將注意力轉向東歐，干預或介入中東安全事務的力度和迫切性下降，加之中東國家謀求增強自主性的愿望更強烈，以及中國在中東的積極斡旋，這些內外因素共同促成中東出現“和解潮”。③參見孫德剛、章捷瑩：《大國戰略競爭背景下中東地區格局的演進》，《和平與發展》2023 年第2 期，第30—35 頁。同時，一些學者也將美國介入俄烏沖突的方式視為代理人戰爭，參見楊光海：《美國在烏克蘭的代理人戰爭：動因、舉措與啟示》，《和平與發展》2023年第1 期，第24—42 頁；陳翔：《俄烏沖突與美國代理人戰爭的走向》，《國際關系研究》2023 年第2 期，第43—60 頁。但是，“和解潮”的深化依然面臨諸多結構性障礙。其中之一便是美國因素，美國仍具備干預中東秩序的強大能力和動機，其維系中東霸權的戰略目標不會輕易被“和解潮”所改變。中東地區國家獨立性的增強與美國繼續以低成本維持其地區影響力的戰略形成矛盾。④金良祥：《中東國家新一輪關系緩和探析》，《國際關系研究》2022 年第6 期，第149—150 頁。中東“和解潮”作為地緣政治的短期突變，尚不會實質性抵消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影響力，反而會刺激美國改變傳統的力量運用與資源組合方式，并將運作復合代理人戰爭作為塑造中東格局和護持地區霸權的一種補充和替代方案。

結合既有概念和中東地區沖突形態的演變，①關于代理人戰爭的代表性概念探討，可參見Karl W. Deutsch, “External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Wars,” in Harry Eckstein, ed., Internal War: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p.102; Osmańczyk Jan Edmund, Encyclopedia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bingdon: Routledge Books, 2002, p.1869; 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2012, pp. 5, 11-13;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 1. 關于國際沖突形態演變的探討，可參見左希迎：《非常規戰爭與戰爭形態的演變》，《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 年第3 期，第78—101 頁。本文傾向于從廣義角度理解“代理人戰爭”（Proxy War），它是外部施動方（Activators）操縱各種類型的代理人（Agents），包括國家、非國家武裝、私營軍事公司、虛擬與智能化行為體等，試圖以間接、低成本、低能見度的方式介入并影響目標國正在進行的沖突，以實現地緣政治和安全目標的軍事行動。美國在中東的代理人戰爭與冷戰時期的傳統代理人戰爭已然不同，②關于傳統代理人戰爭的探討，可參見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2; Andrew Mumford,Proxy War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Tyrone L. Groh, Proxy War: The Least Bad Option,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陳翔：《冷戰時期代理人戰爭為何頻發》，《國際政治科學》2017 年第4 期，第124—155 頁。學界尚未對這一現象和問題進行充分討論。③既有研究多為聚焦美國與地區大國互動或具體戰場的案例研究，可參見陳翔：《霸權護持與美國的代理人戰略》，《當代亞太》2020 年第1 期，第51—57 頁；文少彪、劉中民：《雙向博弈：美國與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力量的委托—代理關系（2014—2020 年）》，《西亞非洲》2022 年第4 期，第115—138 頁；Vladimir Rauta, “Proxy Warfare and the Future of Conflict: Take Two,” The RUSI Journal, Vol. 65, No. 2, 2020, pp. 6-9; Hino Samuel Jose and Laode Muhamad Fathun, “US-Iran Proxy War in Middle East Under Trump Administr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Issues, Vol. 3, No. 1, 2021, pp. 36-48。美國不斷翻新軍事力量的運用方式和作戰理念，將不同類型的非常規力量投入動態的委托—代理結構中，進而介入多種安全議題交織的多維沖突空間，形成復合化的中東代理人戰爭形態。其特性表現在多個方面：一是美國和當地代理人進行資源交換，顯著提升戰斗效能，模糊傳統代理人戰爭的概念邊界，形成并肩作戰的混合模式；二是美國與中東代理人形成網絡化代理關系，其中每個“節點”都可能扮演復雜多變的角色，提升了力量組合的靈活性與韌性；三是互聯網與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的發展正在改變美軍在中東的作戰場景和方式，“網絡代理人”和“智能代理人”被引入該地區的多維戰爭空間，成為美國的高科技“爪牙”；四是中東安全市場化現象顯現，私營商業武裝日益介入中東的廣泛沖突，扮演輔助美軍作戰的“前線代理人”。本文擬全面探討美國推動中東代理人戰爭復合化的內在邏輯和方式，以期對學界深化對美國中東戰略調整趨向的認識提供參考。

一、打破邊界：美國與中東代理人的交互化

間接作戰是傳統代理人戰爭的關鍵特征，往往被視為代理人戰爭與常規戰爭的概念邊界。例如，芒福德（Andrew Mumford）將代理人戰爭定義為希望影響戰略結果的第三方在沖突中的間接參與，認為間接方式（indirect approach）是一切代理人戰爭的標簽。①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UK: Polity Press, 2013, p. 1, pp. 21-24; Andrew Mumford, “The New Era of the Proliferated Proxy War,” Real Clear Defense, November 16, 2017,https://www.realclearde-fense.com/articles/2017/11/16/the_new_era_of_the_proliferated_proxy_w ar_112648.html.這意味著施動方（通常指國家行為體）與代理人的行動范圍是嚴格分開的，即施動方利用代理人實現目標時處于武裝沖突范圍之外。間接干預是概念層面的機械劃分，其隱含著“施動方中心論”的邏輯，并不能真實呈現代理人戰爭交互化特性。正如?？怂梗ˋmos C. Fox）所指出的，把施動方與代理人分開的理論錯誤地理解了現代代理人戰爭，實際上并非如此，“使用代理人的行為體通常沉浸在武裝沖突中，與其代理人在一起”②Amos C. Fox, “Five Models of Strategic Relationship in Proxy War,” Georgetown Security Studies Review, Vol. 8, No. 2, 2020, p. 50.。具體到美國，其在中東進行反恐、反叛亂、政權顛覆等多任務代理人戰爭時，常以復合方式進行。③Andreas Kriega and Jean-Marc Ricklib, “Surrogate Warfare: The Art of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Defence Studies, Vol. 18, No. 2, 2018, pp. 115-116.這與傳統代理人戰爭不同，即美國正在將代理人戰爭的傳統模式轉化為交互模式。

第一，美國的中東代理人戰爭形態是一幅不斷變化的“光譜”④休斯認為，代理人戰爭通過補充和替代兩種方式來減少直接介入的深度，代理人不必獨立完成全部任務。杜奈爾也指出，間接干預是讓別人全部或部分地完成工作。代理人可以與施動方并肩作戰，并不一定像傳統代理人那樣取代施動方的全部軍事能力，有時可能只是對現有能力的補充。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2, pp. 1-2; Bertil Duner, “Proxy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18, No.4, 1981, p. 353.（spectrum）。為適應不同作戰場景（如平叛、反恐、政權更迭等），美國的中東代理人戰爭與常規戰爭間的界限并不清晰。盡管由中東地方代理人完全代替美軍行動可以最大程度降低美國的風險和成本，但若缺乏美軍的“伴隨式”輔助，當地代理人獨立開展復雜、危險戰斗任務的效能將受到制約。因此，美國在實際運作中找到一種平衡辦法，即與中東地方代理人進行資源（包括人力、情報、武器、后勤等）交換，在提升后者作戰效能的同時，也確保自身的能見度和參與度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這并不違背代理人戰爭“負擔外部化”（externalize the burden）的基本邏輯和間接作戰屬性。正如拜曼（Daniel Byman）所言，“代理人戰爭是一個光譜”，太多的直接軍事支持實在不算什么代理人戰爭，但較低的參與范圍依然在代理人戰爭的光譜中，“代理人戰爭是指一個大國在另一個國家的戰爭中起主要的支持和指揮作用，而在實際的戰斗中只起很小的作用?！雹貲aniel Byman, “Approximating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8,No. 157, 2018, p. 12.

第二，倚重當地代理人的非對稱優勢是美國進行交互作戰的重要原因。不同的代理行為體（個人或組織）有各自擅長的領域，這使得其從事某項活動比委托人更有效率。②Daniel Byman and Sarah E. Kreps, “Agents of Destruction? Applying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to State-Spon-sored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1, No. 1, 2010,p. 3.在代理人戰爭中，代理人天然具有主場優勢，更了解當地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人口結構、地形地貌、關鍵基礎設施等信息，同時更熟悉當地事務和社會網絡的運作，這種天然的非對稱優勢使之更適合在當地幫助美國去做那些不便出面、不擅長的事情，降低后者“事必躬親”的昂貴成本。盡管美國社會早已厭倦了美國政府對中東長期大規模用兵，但公眾經常漠視美國決策者通過當地力量進行軍事干預，只要不向國內征兵或導致傷亡，民眾一定程度上甚至支持這么做。③Candace Rondeaux and David Sterman, “Twenty-First Century Proxy Warfare:Confronting Strategic Innovation in a Multipolar World,” New America, February 2019,https://d1y8sb8igg2f8e.cloudfront.net/documents/Twenty-First_Century_Proxy_Warfare_Final.pdf.因此，從奧巴馬政府開始，美國尋求地區盟伴協助美軍繼續作戰。巨大的實力差距及“主從”關系結構并不影響各方的非對稱優勢互補和實現精準合作。

美國將借助中東當地代理人的非對稱優勢視為創新作戰的一部分。前美國中央司令部指揮官沃特爾（Joseph Votel）和克拉弗利（Eero Keravuori）認為，缺乏解決地方性沖突的能力和資源，可能會使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處于危險之中，因此美國軍方必須協調各種類型的代理人采取共同行動。①Joseph Votel and Eero Keravuori, “The By-With-Through Operational Approach,” Joint Forces Quarterly, No. 89, 2018, pp. 40-47. 例如，2001 年12 月“基地”組織殘余逃到阿富汗普什圖族控制的托拉博拉山區，美軍原本準備深入追擊，但并不熟悉那里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最終其招募了一支“普什圖聯軍”（被美國稱為“東方聯盟”）作為代理人來幫助自己，“普什圖聯軍”對當地的情況了如指掌。[美]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已知與未知：美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回憶錄》，魏骍譯，華文出版社2013 年版，第288—289 頁。安德烈斯（Richard B. Andres）等學者系統論述了所謂“阿富汗模式”的創新性、優勢及應用潛力。他們認為，空軍、特種部隊和本土代理人部隊形成的軍力組合，降低了美軍的生命代價和經濟成本，如果使用得當，“阿富汗模式”將為美國海外干預提供戰略優勢。②Richard B. Andres, Craig Wills, and Thomas E. Griffith Jr., “Winning with Allies: The Strategic Value of the Afghan Mode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2005, pp. 124-127.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曾指出，美國已經制定了一套精準服務于阿富汗戰場的戰略，能以相對較少的地面人力投入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這種作戰形態正是美國設想中的國防轉型。③[美]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已知與未知：美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回憶錄》，第291 頁。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21 年8 月美國從阿富汗倉促撤軍，很大程度上說明“阿富汗模式”不過是美國運作代理人戰爭的失敗案例。

第三，中東地區日益成為美軍與當地代理人交互作戰的實驗場。為規避風險并提升代理人的作戰效能，美軍與當地代理人頻頻進行交互作戰行動。從2011 年開始，美國在中東戰場大力采取“地面為主，空中為輔”的干預行動，這種交互作戰如同“一只腳在里面，一只腳在外面”，被稱為“平行代理人戰爭”④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UK: Polity Press, 2013, p. 25.（parallel proxy warfare）。⑤牛新春：《美國中東政策：開啟空中干預時代》，《西亞非洲》2017 年第1 期，第14—22 頁。美國將“空中干預”模式與地面代理人的戰斗結合起來，從而實現“脫離地面實際沖突”，避免了重大傷亡風險。⑥Chris Loveman, “Assess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xy Intervention,” Conflict, Security &Development, Vol. 2, No. 2, 2002, p. 33.例如，在伊拉克戰場上，“小而精”的美國特種部隊與伊拉克安全部隊、安巴爾部落民兵交互在一起，高效地鎮壓了伊拉克“基地”組織的叛亂。①文少彪：《利益、信息與偏好：美軍與安巴爾部落鎮壓叛亂的代理人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 年第1 期，第65—72 頁。曾在前線服役的前北約軍官艾恩（Richard Iron）認為，只有“把地方人力與我們的能力結合起來”，才能贏得實質性勝利。②Richard Iron, “The Charge of the Knights: The British in Basra, 2008,” The RUSI Journal,Vol. 158, No. 1, 2013, p. 62.

總之，美國在中東進行的代理人戰爭呈現交互化特點，即美軍與當地代理人根據各自的角色和優勢來綜合權衡武裝介入的深度、規模和組合形式，以分工協作、資源互補的方式參與沖突，這是相互賦能的過程。美國通過與代理人的交互作戰打破傳統代理人戰爭的邊界，增強了作戰效能。

二、靈活與韌性：美國中東代理關系的網絡化

為適應中東多種作戰場景，美國與當地代理人之間發展出不同長鏈代理關系，而這些多級控制鏈交織在一起，構成復合化的代理關系網絡。美國在該網絡中扮演“中樞神經”角色，推動不同性質、不同層級的行為體按照不同議題自由組合，幫助美國以更靈活、更具韌性的方式運作中東代理人戰爭。

（一）更復雜的授權鏈

從結構上看，代理關系存在“短鏈”和“長鏈”模式?！岸替湣蹦Ｊ绞且环N短距離的代理關系，而“長鏈”模式是指“源頭”施動方與“終端”代理人之間存在多級中間行為體，拉長了授權鏈的距離。而且，這些中間行為體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代理人又是施動方，其角色存在變化的空間。在現實情形中，美國更傾向于利用復雜設計的“長鏈”模式來運作中東代理人戰爭。

第一，“短鏈”模式的結構過于簡單、直接，其功能受到限制，幾乎無法應對復雜的戰爭環境。美國在中東面臨多重戰爭任務，包括打擊恐怖主義、顛覆政權、遏制伊朗和俄羅斯的影響力等。在打擊不同對手、實現不同目標的過程中，美國面對的作戰場景是復雜、變化的，所需要的資源和手段也要做出相應的動態調整。為應對中東復合化的沖突形態，美國積極整合具有不同專業優勢、功能和資源的戰斗單元，努力促成多種力量協同作戰模式。在此基礎上，美國要將大小不一、類型各異的上下游戰斗行為體整合到其主導的中東議程中。在此情形下，“短鏈”模式難有作為，發展由多個“長鏈”交織的代理關系網絡成為美國的選擇。美國作為“源頭”施動方，可以更便利地操縱各條“長鏈”，實現遠距離微調代理人網絡運行的目標。例如，美國拉攏海灣國家、約旦和埃及，以形成松散的“中東戰略聯盟”，并通過操縱“中東戰略聯盟”這一中間架構來間接影響地區盟友及其當地代理人的行動，有效實現打擊恐怖主義、遏制伊朗、對抗俄羅斯、保障其油氣供應和戰略通道安全等目標。①孫德剛、凌勝利：《多元一體：中東地區的弱鏈式聯盟探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 年第1 期，第65—66 頁。

第二，“長鏈”模式有利于隱藏代理關系，降低施動方與代理人的風險。為繞開復雜、低效的官僚系統，減少公眾關注，美國決策者通常授權特殊的“影子部門”去執行與中東代理人戰爭相關的各種項目，如中央情報局深度“運作”了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叛亂。2017—2020 年，根據美國國防部的“127e 計劃”（127-echo program），美國特種部隊與非正規力量合作在中東、非洲、亞太等地區共執行了至少23 個獨立、低調的代理人戰爭項目，美國國會、國務院和公眾知之甚少，監督與問責缺位導致“影子部門”的自主性擴張。②Nick Turse and Alice Speri, “How The Pentagon Uses a Secretive Program to Wage Proxy Wars,” The Intercept, July 1, 2022, https://theintercept.com/2022/07/01/pentagon-127e-proxy-wars/.但是，美國“影子部門”的能力、資源有限，需要發展并依靠下一級代理人去執行各類任務，最終會形成以自己為中樞的復雜代理關系網絡。在這個結構中，授權鏈兩端的距離被拉大，以至于執行任務的中東地方代理人不確定終極運作方是誰。美國在中東運作“長鏈”代理人網絡，加大了獲得證據的難度，有利于美國決策者推諉責任和規避風險。

同時，“長鏈”授權也有利于降低代理人的風險。在反美情緒強烈的中東國家，為了避免損害自己的合法性和支持度，地方力量通常不希望被視為美國的代理人。③2002 年，卡爾扎伊試圖獲得美國的授權允許其威脅動用美軍來迫使不合作的普什圖軍閥帕扎·可汗·扎德蘭投降，但這會使得卡爾扎伊被視為“美國的爪牙”，在政治上對卡爾扎伊和美國都不利。[美]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已知與未知：美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回憶錄》，第292—293 頁。為了避免相互牽連，美國與中東代理人巧妙地掌控代理關系，試圖發展“長鏈”代理關系網絡吸納各類“介質”行為體，使之按照特定的規則來推進間接控制的傳導過程，從而達到淡化甚至隱藏代理關系的效果。美國“影子部門”根據中東的作戰任務和資源需要，進一步發展出二級、三級甚至多級代理人，最終衍生出由多條“長鏈”控制的地區代理關系網絡。

第三，代理關系網絡在結構上更具韌性。相對于簡單的線性代理關系，在更為立體的代理關系網絡中，即便其中某個代理“節點”退出或無法工作，也不會使美國在中東的代理人戰爭進程癱瘓。例如，20 世紀70 年代末，由于美國中情局多年的權力濫用，導致其海外代理人戰爭項目遭到國會凍結。但是，沙特隨后發起了一個名為“狩獵俱樂部”（Safari Club）的組織（成員包括摩洛哥、埃及和法國等），繼續在非洲推動代理人戰爭。對此，沙特前情報局長費薩爾（Turki al-Faisal）回憶道，“沙特與這些國家一起，在某種程度上幫助維護了世界的安全，而當時的美國無法做到這一點?！雹費ark Mazzetti and Matt Apuzzo, “U.S. Relies Heavily on Saudi Money to Support Syrian Rebel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1/24/world/middleeast/us-relies-heavily-on-saudi-money-to-support-syrian-rebels.html.又如，2017 年7 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停止了中情局主導的以顛覆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為目標的代理人戰爭項目，但是沙特、土耳其等國仍在美國名義上缺位的情況下向敘反對派提供各種形式的援助，即由代理關系網絡中的其余成員繼續推動反阿薩德的代理人戰爭。

（二）更靈活多變的組合

美國與中東代理人不再按照“一對一”的傳統方式進行互動，而是共同嵌入一個多元行為體構成的代理關系網絡中。代理關系網絡化導致卷入其中的行為體可以擁有多變的角色，加劇了美國中東代理人戰爭的不確定性。

第一，在中東代理人戰爭中，施動方往往不是美國單個國家，而是一個陣營。盡管美國有強大的軍力投送、后勤支持和海外前沿軍事基地網絡，能夠獨立支撐中東代理人戰爭，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地區盟友加入其中，則可以分攤作戰成本和實現資源互補。而中小國家在能力不足和存在對手威脅的情況下也經常被迫或主動加入美國主導的施動方陣營，這是因為代理人戰略“非常適合那些相對于對手處于戰略劣勢的國家，或者那些發現直接挑戰對手的成本非常高的國家?！雹貳rica D. Borghard, “Arms and Influence in Syria: The Pitfalls of Greater U.S.Involvement,” Cato Institute, August 7, 2013, https://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734_web_1.pdf.在中東的大部分沖突中，美國與其他施動主體幾乎不再單打獨斗，而是在共同威脅或利益驅動下形成議題式陣營，共同為特定的議題投入資源，并協調代理人采取集體行動。例如，在敘利亞內戰中，美國、部分歐洲國家、土耳其、以色列、海灣阿拉伯國家形成了一個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松散陣營，而俄羅斯、伊朗等則聯手支持阿薩德政權，最終形成了以美、俄主導的兩大施動方陣營。②在也門內戰中，也出現了類似的陣營化代理人戰爭，美國向沙特主導的海灣聯盟出售先進導彈和防空系統，并輔以情報、培訓、空中加油和設備維修等服務，形成美國“幕后領導”的以扶植哈迪政府為目標的施動方陣營，而伊朗主導的什葉派聯盟則成為支持胡塞武裝的施動方陣營。參見朱泉鋼：《從治理危機到代理人戰爭：也門沖突的流變軌跡與安全困境》，《中東研究》2021 年第2 期，第60—80 頁；Katherine Zimmerman and Nicholas A. Heras,“Yemen has Become an Iranian Proxy War Against Israel,” Foreign Policy, January 24, 2022,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24/yemen-houthi-uae-israel-iran-abraham-accords/。

第二，在中東的代理關系網絡中，非國家行為體扮演多重角色。在中東，“大國沖突往往轉化為較小的非國家行為體間的沖突，這種變化導致了持續的混亂狀態，非國家行為體日益成為地區代理人戰爭前線的‘走卒’?！雹跾ean McFate, The New Rules of War :Victory in the Age of Durable Disorder, New York:William Morrow, 2019, pp. 25-42, 244-248.前美國陸軍上校葛雷曼（Jan K. Gleiman）認為，各類非國家行為體在代理人戰爭中發揮著越來越積極的角色，在未來的沖突中將充滿次國家和非國家武裝組織，將這些行為體納入代理人戰爭在軍事上是必要的，應使其成為美國大戰略的一部分。④Jan K. Gleiman, “The Future of War is Here: Proxy Warfare,” The National Interest,October 24, 2014,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the-future-war-here-proxy-warfare-11546.2018 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第1202 條首次明確，為“參加非正規戰爭的外國部隊、非正規部隊、團體、個人”提供支持。⑤U.S. 115th Congres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8,” November 9, 2017, https://www.congress.gov/115/crpt/hrpt404/CRPT-115hrpt404.pdf.

在中東的“脆弱國家”，中央政府對其國家領土和人口缺乏有效治理，導致一些非政府主體填補了權力真空。⑥Robert Malley, “The Unwanted Wars Why the Middle East is More Combustible than Ever,”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6, 2019, pp. 38-46.如“基地”組織可以像國家行為體一樣發展自身的代理人，用金錢收買私人武裝，通過代理人戰略介入沖突?！盎亍苯M織曾在敘利亞建立“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后者以次級代理人方式參與到反阿薩德的運動中。而“努斯拉陣線”除了親自戰斗，也會購買雇傭兵的軍事服務，“未來，‘圣戰分子’可能會利用特種雇傭部隊進行精確恐怖襲擊?！雹賁ean McFate, Mercenaries and War: Understanding Private Armies Today, Washington,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4.與此同時，一些非國家行為體既是施動主體，同時又是代理人。例如，在特定時期，黎巴嫩真主黨既是伊朗和敘利亞的代理人，同時也會根據自身的利益發展受它控制的代理人網絡。

第三，在信息不對稱情形下，代理關系網絡中可能存在多頭代理模式，即同一個代理人與多個不同的施動方建立代理關系。如黎巴嫩真主黨在一段時期內與敘利亞、伊朗都建立了代理關系。從代理人的角度講，黎巴嫩真主黨占有私人信息優勢，并具備獨特的資源和能力，其謀求多方贊助并非不可能，這是它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從美國的角度講，物色和操縱可靠且有能力的中東代理人并非易事，因為后者可以利用自己的非對稱優勢去尋求多方庇護。當然，多頭代理模式的運作難度較大，特別是當代理人接受美國與其他施動方相互沖突的指示時，這會導致代理人無所適從。同時，當美國與其他施動方發現多頭代理關系，這種模式就難以為繼。

總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當地代理人根據相互交織的議題進行內外勾連，推動中東代理關系網絡化，導致美國的中東代理人戰爭呈現“長鏈”控制、陣營化、多頭代理等形態。美國借助網絡化的代理關系支配資源，增強其干預中東事務的靈活性與韌性。

三、虛擬與智能力量的引入：美國中東代理人戰爭的高科技化

冷戰結束以來，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擴散改變了戰爭形態，快速更新了傳統的作戰方式和思維。②Christopher Coker, Warrior Geeks: How 21st Century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Way We Fight and Think about War,?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Warren Chin, “Technology,War and the Stat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4, 2019,pp.765-778.過去十多年，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的發展日益轉化為作戰效能，并極大地拓展了戰爭空間，地理與虛擬空間的沖突相疊加，促進美國將“高科技代理人戰爭”引入中東戰場。

（一）代理人戰爭虛擬化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網絡空間已經成為國家安全與國際戰略博弈的新領域。十年前，芒福德曾準確預測網絡戰可能演變成代理戰爭模式，即有時威脅會以字節形式出現，而不是傳統的“地面代理人”（boots on the ground），“在21 世紀，由代理服務器進行的戰爭可能比傳統上設想的由代理部隊進行的戰爭更多?！雹貯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and the Future of Conflict,” The RUSI Journal,Vol.158, No. 2, 2013, pp. 43-44.為了配合地緣政治議程，對手之間秘密招募黑客組織，或通過機器學習技術馴化“數字代理人”等，這極大增強了網絡攻擊能力。隨著美國大量引入“字節代理人”（byte proxy），中東代理人戰爭的虛擬化進程加快。

第一，網絡空間成為美國中東代理人戰爭的新場域。近十年來，網絡空間逐漸演化為大國博弈場，網絡戰成為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推進地緣政治戰略的重要抓手。因此，部分國家主動或被迫加大網絡攻防資源的投入，利用網絡代理人開展黑客攻擊、信息竊取、輿論戰等行動。毛瑞爾（Tim Maurer）認為，網絡代理人（cyber proxies）指的是“在受益人知情的情況下，主動開展網絡攻擊或直接促成網絡攻擊的中間人”②Tim Maurer, Cyber Mercenaries: The State, Hackers, and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xi.。例如，美國通過設在土耳其的“敘利亞反對派支持辦公室”（Office of Syrian Opposition Support），向敘反對派提供電腦設備、培訓和技術援助，確保后者贏得網絡輿論戰。③Sean Lyngaas, “Syria’s Digital Proxy War,” The Atlantic, October 31, 2012,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10/syrias-digital-proxy-war/264309/.又如，在利比亞內戰中，美國將網絡空間博弈作為塑造利比亞沖突的一種補充性手段，利用“社交媒體巨魔”（social media trolls）和“推特機器人”（Twitter bots）等各類網絡代理人，頻繁制造虛假信息，試圖左右網絡輿論走向。④Frederic Wehrey, “‘This War is Out of Our Hand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ibya’s Post-2011 Conflicts from Proxies to Boots on the Ground,” New America, September 14, 2020,https://www.newamerica.org/international-security/reports/this-war-is-out-of-our-hands/.可見，美國炮制的“混合的半自主字節代理人”（hybrid semi-autonomous byte proxy）已在網絡空間扮演塑造沖突敘事的角色，成為“集成武器系統”的一部分，并且與地面代理人一樣發揮重要作用。①Aris Roussinos, “Anarchy is Coming,” UnHerd, March 22, 2021,https://unherd.com/2021/03/anarchy-is-coming/.

第二，美國推動中東代理人戰爭虛擬化，提高了追責難度，加劇了網絡安全困境。當各國在發展和應用網絡進攻能力時，往往面臨法律和聲譽方面的風險、沖突升級失控以及技術資源缺失的掣肘。為規避這些問題，一些國家將網絡戰任務外包給私人技術組織，進而將后者轉化為“虛擬代理人戰爭”的工具。②楊楠：《網絡空間軍事化及其國際政治影響》，《外交評論》2020 年第3 期，第78—79 頁。而網絡空間的開放性、匿名性和溯源的高技術門檻，共同決定了追責難度。由于美國具有壓倒性的網絡戰優勢，當其動員以色列的網絡代理人率先向伊朗等對手發動攻擊時，往往能奪取攻防主動權，而后者則需付出較高成本開展歸因溯源。即便美國、以色列被伊朗推斷為網絡入侵者，但在經過精心設計的虛擬化代理關系掩護下，美、以仍可進行“貌似合理的推諉”（plausible deniability）。③例如，2010 年7 月，美國和以色列聯合研制的“震網病毒”對伊朗核設施發動了精準打擊，導致納坦茲鈾濃縮工廠約1/5 的離心機報廢，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進攻性的網絡威懾戰略，加劇了網絡空間的攻防失衡。張耀、許開軼：《攻防制衡與國際網絡沖突》，《國際政治科學》2019 年第3 期，第117—120 頁；江天驕：《全球網絡空間的脆弱穩定狀態及其成因》，《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 年第2 期，第149—151 頁。中東地區的受害者在網絡戰追責問題上則傾向于持模糊態度，不愿或沒有確切的證據鏈來證明美國在網絡空間構建的復雜虛擬代理關系，避免遭到美國的更多報復。

（二）代理人戰爭智能化

近十年來，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計算、機器學習等前沿科技的發展，自主或半自主武器的軍事應用價值大幅提升，并被引入美國的中東代理人戰爭場景，強化了美軍的精準打擊、態勢感知等能力，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生命代價等。此外，美國總統通過行政令來實施無人機作戰行動，繞開了國會的審查和民眾的關注，擴大了白宮對外進行軍事干預的自由裁量權。④Jack Goldsmith and Matthew Waxman, “The Legal Legacy of Light Footprint Warfar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9, No. 2, 2016, pp. 7-21.盡管美國有強烈動機運用無人機參與廣泛的中東沖突，但這會帶來一系列不可控風險，包括降低武力使用門檻，增加追責難度，縱容智能武器擴散，甚至改變國家和叛亂團體在中東作戰的方式，成為中東安全秩序的持久隱患。①Jonathan Burden, “Will Drones Push the Middle East Pas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Global Risk Insights, November 24, 2019, https://globalriskinsights.com/2019/11/will-drones-pushthe-middle-east-past-the-point-of-no-return/.

第一，無人機等“智能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成為美軍在中東作戰的“鷹爪”。在中東的沖突中，無人機這類智能武器扮演著愈加重要的角色，正在部分代替或輔助人類作戰，進而更新了中東代理人戰爭的形態。一方面，美國在中東運用無人機進行遠程“定點清除”，提升了威懾對手的可信度；另一方面，無人機也被廣泛用于輔助美國的中東地面代理人開展行動，增強其作戰能力。②[美]保羅·沙瑞爾：《無人軍隊：自主武器與未來戰爭》，朱啟超、王姝、龍坤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 年版；Roderic K. Butz, “Beneath the Crosshairs: Remotely Piloted Airstrikes as a Foreign Policy Tool,”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1, 2021, pp. 36-48。自奧巴馬執政以來，無人機已成為美國介入中東安全事務、推動反恐戰爭以及遏制伊朗影響力的利器。美國軍方和情報部門利用無人機輔助地面部隊反恐，無人機在對恐怖分子展開“系統性空襲行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③“President Obama: ‘We will Degrade and Ultimately Destroy ISIL,’ ” The White House,September 10, 201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4/09/10/president-obama-wewill-degrade-and-ul,’, ,’,timately-destroy-isil.在特朗普執政后，美國利用無人機開展反恐行動、遏制伊朗“地區擴張”的決心更強烈，并進一步放松和簡化了對無人機襲擊的管制，使得無人機成為特朗普政府對伊全方位“極限施壓”的重要抓手。④James Rogers, “Drone Warfare: Th,’,e Death of Precis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y 12, 2017, https://thebulletin.org/2017/05/drone-warfare-the-death-of-precision/；佘綱正、羅天宇：《軍用無人機的使用偏好及安全影響》，《國際政治科學》2022 年第2 期，第69—72 頁。在特朗普政府初期，美軍每4 天就在中東對目標進行一次無人機打擊，其頻率是小布什政府時期的10 倍。⑤Micah Zenko, “The (Not-So)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Trump’s Drone Strikes Outpace Obam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 2017, https://www.cfr.org/blog/not-sopeaceful-transition-power-trumps-drone-strikes-outpace-obama.2020 年1 月，美軍利用無人機殺害了伊朗“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將軍，此次行動再次表明美國在中東采取“穩、準、狠”的低成本作戰方式的意圖。⑥張帆：《超越地區霸權？——試析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轉型》，《美國研究》2021 年第5 期，第43 頁。拜登執政后，盡管美國減少了無人機空襲次數，但實際上正陷入無人機作戰模式的路徑依賴，尤其是美國撤出阿富汗戰場后，美國在中亞和海灣地區布局了更多的無人機力量，以確保其具備持久干預地區安全事務的能力。①“US Military Strikes Fell 54% in Biden's First Year Compared to Trump’s Last,” Military,December 27, 2021, https://www.military.com/daily-news/2021/12/27/us-military-strikes-fell-54-bidens-first-year-compared-trumps-last.html; Jeremy Scahill, “The Mysterious Case of Joe Biden and the Future of Drone Wars,” The Intercept, December 15, 2021,https://theintercept.com/2021/12/15/drone-strikes-joe-biden-pentagon-kabul/.

第二，“無人機+代理人”模式服務于美國中東作戰理念轉型。近十年來，美國決策者始終在思考如何在擺脫中東戰略陷阱的同時，仍保有相應的戰術手段干預地區事務。美國在綜合考慮海外大規模軍事部署的高昂成本和技術發展的溢出效應后，逐漸轉向輕度、間接、靈活的軍事干預模式，遠程戰爭作為一種“遠程對抗威脅的方法”隨之興起。②Jack Watling and Namir Shabibi, “Defining Remote Warfare: British Train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mes in Yemen, 2004-2015,” Remote Warfare Programme, Oxford Research Group, June 2018, https://www.saf-erworld.org.uk/resources/publications/1312-defining-remotewarfare-british-training-and-assistance-programmes-in-yemen-2004-2015.但是，由于美國距離事發地太遠，其面臨軍力投送、后勤和時效性等極大挑戰。在中東，美國通過運作小型、機動和隱蔽的“柔性”軍事基地，推動了其軍力部署前沿化和低成本化，有效提升了美軍資源投送能力和應對非對稱威脅的能力。③孫德剛：《美國在大中東地區軍事基地的戰略部署與調整趨勢研究》，時事出版社2018 年版，第56—61 頁，179—185 頁。

美國決策者已將遠程戰爭思維擴展到“遠程代理人戰爭”（Remote Proxy Warfare）。美國在中東軍事基地部署大量無人機，將其視為“高力量倍增器”（high force multiplier）。同時，美國在該地區扶植地方代理人，使之成為代替美國行動的地面代理人，無人機與地面代理人組合到一起，共同服務于美國在中東的“中等足跡戰略”（medium-footprint strategies）。④Matthew Cancian, “What’s the Buzz about Drones? Evolutionary, Not Revolutionary,” Modern War Institute, August 15, 2021, https://mwi.usma.edu/whats-the-buzz-about-dronesevolutionary-not-revolutionary/.在中東的沖突中，美軍將中東的前沿軍事基地作為無人機與地面代理人的協同作戰中心，發揮其后勤供應、靠前指揮和監督當地代理人的優勢。美國運用智能化軍事資源輔助當地代理人進行地面戰斗，是一種智能戰力與當地代理人相結合的遠程代理人戰爭模式。①例如，在敘利亞的反恐行動中，美國在該國東北部開辟了多處小規模特種部隊基地，便于靠前操作無人機從空中輔助其代理人對“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發起地面進攻，取得了顯著的作戰效果。文少彪、劉中民：《雙向博弈：美國與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力量的委托—代理關系（2014—2020 年）》，《西亞非洲》2022 年第4 期，第115—138 頁。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后，其在中東的常規軍事力量將進一步減少，但同時尋求增加無人機系統的部署，試圖利用無人機賦能當地代理人，進而彌補、創新其地區軍事干預能力。例如，美國海軍第五艦隊到2023 年已在中東重要海域部署了100 多架無人機，以監視中東地區的海上“非法活動”，尤其是遏制伊朗向胡塞武裝在內的地區代理人運送武器的行動。對此，美國海軍中東司令庫珀（Brad Cooper）指出，無人機系統是彌補美國和當地合作伙伴能力缺口的唯一途徑。②“US Navy Turns to Sea Drones in MidEast,” Al-Monitor, February 23, 2022,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2/us-navy-turns-sea-drones-mideast#ixzz7OGrl6lME.隨著美軍在中東加大投入智能化軍事資源，“無人機+代理人”作戰模式將更加流行。

第三，智能化代理人戰爭在中東擴散，導致美國面臨嚴峻挑戰。由于美國在中東濫用無人機，這對伊朗、以色列以及胡塞武裝、“基地”組織、“伊斯蘭國”等地區行為體產生了負面效應，加速了無人機作戰方式的擴散，使得中東地區淪為“全球無人機戰爭的重要試驗場”。③朱泉鋼：《中東地區軍用無人機的擴散、應用及其安全影響》，《西亞非洲》2022年第5 期，第109—134 頁。一旦地區代理人掌握了智能作戰裝備的操作，其精準、隱蔽打擊的能力將顯著增強，進而反噬美軍及其地區盟友的安全。例如，伊朗為遍布在也門、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國的代理人提供“自殺式無人機”，對抗競爭對手。④Hafed Al-Ghwell, “How High-tech Proxy Wars Threaten the Global Order,” Arab News,January 30, 2021,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801071; Sam LaGrone, “U.S. Navy Says Explosive Drone Attack Killed Two on Merchant Tanker,” USNI News, July 31, 2021,https://news.usni.org/2021/07/31/u-s-navy-says-explosive-drone-attack-killed-two-on-merchant-tan ker. 關于伊朗與黎巴嫩、伊拉克、也門以及海灣阿拉伯國家的什葉派政治組織“贊助—代理”關系的深入分析，參見劉中民：《地區大國代理人戰略的差異性研究——以中東宗教政治組織的贊助—代理關系為例》，《國際觀察》2022 年第5 期，第48—84 頁。近年來，美國多次指控伊朗操縱代理人對美軍駐敘利亞東北部和伊拉克軍事基地以及美國駐伊拉克使領館實施無人機襲擊。⑤Eric Schmitt and Jane Arraf, “Iran’s Proxies in Iraq Threaten U.S. with More Sophisticated Weapons,”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04/world/middleeast/iran-drones-iraq.html; Lolita C. Baldor and Robert Burns, “Officials: Iran behind Drone Attack on US base in Syria,” Associated Press News, October 26, 2021, https://apnews.com/article/middle-east-iran-syria-lebanon-tehran-e4410d13c73f45128d9d3a09e5b8e81d.面對這一挑戰，美國中央司令部前司令麥肯齊（Kenneth McKenzie）曾表示，無人機“為對手提供了監視和打擊美國和合作伙伴軍事設施的能力，既允許合理的推諉，又能得到不成比例的投資回報”，同時美國缺乏可靠的網絡化能力來對抗它們，無人機成為自伊拉克戰場簡易爆炸裝置出現以來最令人擔憂的技術發展。①“General Kenneth F. McKenzie Jr. Middle East Institute Engagement,” U.S. Central Command, January 8, 2021, https://www.centcom.mil/MEDIA/Transcripts/Article/2497526/general-kenneth-f-mckenzie-jr-middle-east-institute-engagement-feb-8-2021/.

總之，信息與人工智能技術不斷向安全領域滲透，正在改變中東代理人戰爭場景。美國將科技霸權轉化為干預中東國家的工具和能力，運用虛擬和智能化代理力量對地區對手進行“降維打擊”，在廣泛的沖突中形成了失衡的攻防態勢，有恃無恐地將中東代理人戰爭從地理空間推進到多維空間。

四、商業武裝介入：美國的中東代理人戰爭市場化

經歷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挫敗，美國兩黨都不支持美國政府在中東做更多的事情。②Tyler Pager and Natasha Bertrand, “White House Shifts from Middle East Quagmires to a Showdown with China,” Politico, January 18,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1/28/biden-china-foreign-policy-463674.自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逐漸放棄以大規模軍事力量塑造中東秩序的設想，并將視線轉向“安全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security）。近年來，包括私營軍事公司（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PMCs）在內的越來越多的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到安全領域，使該領域的權力結構日益呈現“公私混合”特點。③Anna Leander, “The Power to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3, No. 3, 2005,pp. 803-826; David N. Rose, “Army for Sale: The Rise and Rise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The Organization for World Peace, May 29, 2019, https://theowp.org/reports/army-for-sale-therise-and-rise-of-private-military-companies/.在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家的沖突中，美國引入了私營商業武裝，使這類武裝成為協助其開展代理人戰爭的“力量倍增器”，導致美國的中東代理人戰爭呈現出明顯的市場化特征。

第一，美國在中東大幅縮減常規軍力，私營軍事公司成為一股補充力量。在戰略上，中東對美國而言沒有像過去10 多年那么重要，美國一直縮減在該地區的駐軍規模，這種趨勢盡管“是漸進發生的，但是清晰的”①Robin Wright, “The Shrinking U.S. Footprint in the Middle East,” The New Yorker,December 21, 2018,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our-columnists/the-shrinking-us-footprintin-the-middle-east.。與此同時，隨著美國在海外的干預變得更加復雜和開放，其越來越依賴承包商將戰爭進行下去。②Kathy Gilsinan, “The War Machine is Run on Contracts,” The Atlantic, January 17, 2020,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1/us-contractors-and-hidden-costs-us-wars-iran/605068/.在中東地區，為了彌補軍力規模和能力上的缺口，雇用私營軍事公司成為美軍的選項。例如，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國防部將大量的軍事服務外包給黑水國際（Blackwater Worldwide）、阿卡德米（Academi）等私營軍事公司，利用它們在后勤保障、人員保護、街道巡邏、翻譯、情報獲取與分析等領域的專業化水平，輔助美軍提升作戰效率，同時降低戰爭的人力成本。據美國國會研究處統計，在二戰期間，僅有約10%的美國海外武裝力量由私人承包。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期間，美國海外武裝力量私人承包比例已增長到50%。③Moshe Schwartz and Joyprada Swain,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13, 2011,https://sgp.fas.org/crs/natsec/R40764.pdf.截至2020 年末，有27 388 個私人承包商為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美軍提供服務，這使美國意識到“承包商經濟”的龐大規模以及美國對私營軍事公司的依賴程度。④Tallha Abdulrazar, “Contractors and Mercenaries will Live on after the US Leaves Iraq and Afghanistan,” Politics Today, August 10, 2021, https://politicstoday.org/contractors-andmercenaries-will-live-on-after-the-us-leaves-iraq-and-afghanistan/.在阿富汗，美國私營軍事公司為阿富汗軍隊提供了訓練、裝備維護、情報獲取、近距離空中支持等服務。美國前線服務公司（Frontier Services Group）董事長普林斯（Erik Prince）甚至向特朗普政府建議將阿富汗戰爭私有化，那樣美國只需花費50 億美元即可將阿富汗作戰任務外包給私人軍事承包商，以替代成本高但效率低的美軍地面部隊。⑤Tara Copp, “Here’s the Blueprint for Erik Prince’s $5 Billion Plan to Privatize the Afghanistan War,” Military Times, September 5, 2018,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news/yourmilitary/2018/09/05/heres-the-blueprint-for-erik-princes-5-billion-plan-to-privatize-the-afghanistan-war/; Karen De Young, Shane Harris and Dan Lamothe, “Erik Prince, in Kabul, Pushes Privatization of the Afghan War,”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4, 2018,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erik-prince-in-kabul-pushes-privatization-of-the-afghan-war/2018/10/04/72a76d36-c7e5-11e8-b1ed-1d2d65b86d0c_story.html.拜登執政后，美國加快落實阿富汗撤軍計劃，那些為美軍提供服務的私營軍事公司也隨之退出阿富汗戰場。①Jack Detsch, “Departure of Private Contractors was a Turning Point in Afghan Military’s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August 16,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8/16/afghanistanmilitary-collapse-private-contractors/.

第二，降低人力成本和政治風險是美國雇用私營軍事公司的重要考慮。近年來，美國政治極化問題愈演愈烈，增加了政府和國會進行戰爭動員的難度。與此同時，限制軍隊數量的政治必要性，意味著其在缺乏足夠兵力或合適技能的情況下不得不尋求軍事外包。相較于正規軍，私營軍事公司受法律和戰爭規則的約束較小，因而可靈活地執行作戰任務。②Cyprian Aleksander Kozera, Pawe? Bernat, Cüneyt Gürer, B?a?ej Pop?awski, and Mehmet Alper S?zer, “Game of Proxies-Towards a New Model of Warfare: Experiences from the CAR,Libya, Mali, Syria, and Ukraine,” Security and Defence Quarterly, Vol. 31, No. 4, 2020, pp. 77-97.正規軍在目標國的戰斗中如出現嚴重傷亡，可能引起國內民眾的高度關注，這對決策者構成巨大的壓力；而私營軍事公司卷入戰爭被普遍視為“拿錢賣命”的灰色商業行為，其雇員傷亡情況往往被美國民眾忽視，“這意味著總統可以有選擇地利用承包商為其他目的服務”③Kathy Gilsinan, “The War Machine is Run on Contracts,” The Atlantic, January 17, 2020,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1/us-contractors-and-hidden-costs-us-wars-iran/605068/.。據估計，在“9·11”事件后的美國海外軍事行動中，美國私營軍事公司人員的死亡人數高達8 000 人，高于美國正規軍人的傷亡人數7 000 人，其中超過3 800 名私營軍事人員在阿富汗戰爭中喪生，遠高于美軍的傷亡人數2 442 人。④Ellen Knickmeyer, “Study: Pentagon Reliance on Contractors Hurt US in 9/11 Wars,” Associated Press News, September 14, 2021, https://apnews.com/article/joe-biden-middle-east-business-afghanistan-taliban-3f66d407542879a95b26608eee08a07e; Isabel Debre, “Counting the Costs of America’s 20-year War in Afghanistan,” Associated Press News, April 30, 2021,https://apnews.com/article/asia-pacific-afghanistan-middle-east-business-5e850e5149ea0a3907cac2 f282878dd5.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降低人力成本，美國私營軍事公司傾向于從勞動力便宜的發展中國家招募人員。根據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報告，2018 年為美國中央司令部服務的軍事承包商的人員高達5 萬人，其中多達3 萬人來自美國之外的國家。⑤“Contractor Support of U.S. Operations in the USCENTCOM Area of Responsibility, to Include Iraq and Afghanistan (5A Papers),”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Sustainment, July 2018, https://www.acq.osd.mil/log/ps/.CENTCOM_reports.html/5A_July%202018_Final.pdf.然而，在美國官方的掩飾下，絕大多數私營軍事公司的雇傭情況不透明，人員傷亡情況也未受到外界重視，這為美國在中東開展商業化的軍事干預開了綠燈。

第三，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客觀上加劇了代理人戰爭的市場化。首先，美國引入商業代理人應對非對稱安全博弈。在美國推進中東戰略收縮的背景下，俄羅斯在什葉派“新月地帶”擴大了地緣政治影響力。在此過程中，俄羅斯嚴重依賴私營軍事公司，這不僅為其提供了骨干戰斗人員，而且提供了基礎設施保護、情報、培訓、后勤支持等安全服務，日益成為俄羅斯向中東投射影響力的絕佳工具。①關于俄羅斯利用私營軍事公司展開軍事行動的探討，可參見：Candace Rondeaux,“Decoding the Wagner Group: Analyzing the Role of 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Con-tractors in Russian Proxy Warfare,” New America,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newamerica.org/international-security/reports/decoding-wagner-group-analyzing-role-private-military-security-cont ractors-russian-proxy-war-fare/executive-summary-key-findings; Paul Stronski, “Implausible Deniability: Russia’s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June 2,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6/02/implausible-deniability-russia-s-privatemilitary-companies-pub-81954; Nathaniel Reynolds, “Russian Mercenaries in Great-Power Competition: Stra-tegic Supermen or Weak Link?” RAND Corporation, March 9,2021,https://www.rand.org/blog/2021/03/rus-sian-mercenaries-in-great-power-competition-strategi c.html。對此，美國戰略界人士呼吁，美軍必須做好應對私營軍事公司的準備，在同等戰術層面上應對商業武裝代理人所構成的非對稱威脅。②Rodrick H. McHaty and Joe Moye, “The US Military must Plan for Encounters with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0,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3/30/the-us-military-must-plan-for-encounters-with-private-milit ary-companies/.可以說，引入商業武裝代理人進行非對稱安全競爭是美國應對中東戰略收縮的一種方式。其次，“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的肆虐也使美國更加重視利用私營軍事公司。當美軍從中東陸續撤離，極端勢力則趁機從伊拉克西部向敘利亞擴張，并建立起橫跨兩國領土的“伊斯蘭國”。美國不得不應對這一挑戰，但又擔心陷入新一輪反恐戰爭的泥潭。在兩難之中，美國尤其依賴當地代理人網絡的地面戰斗，從而以“輕度介入”方式消除威脅。然而，在極端組織的攻勢下，地方代理人武裝普遍不堪一擊。為此，美國國防部轉向軍事外包服務，雇用專業的私營軍事公司為當地代理人“賦能”，包括提供后勤、情報、咨詢、訓練等各種形式的援助。

總之，為了應對在中東的戰略收縮，美國發展軍事外包模式，試圖以“節支增效”的商業化思維運作代理人戰爭，增加作戰主體的數量和類型，削弱了中東國家對戰爭的掌控能力，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作戰的方式、邏輯和規則。

結 束 語

近十年來，為應對大國競爭和中東地緣政治和安全環境的變化，美國在中東進行持續的戰略收縮，逐漸放棄利用大規模常規戰爭塑造地區秩序的設想，并轉向利用復合代理人戰爭作為常規戰爭的補充和替代方案，繼續在中東推動代價高昂且不便利的“骯臟”議程。從長期來看，美國在中東還會面臨常規軍事資源縮減、非傳統安全威脅、非對稱作戰和戰爭空間拓展等多重挑戰。對此，美國將繼續搭建靈活、復雜的地區代理人網絡。同時，美國竭力推動中東代理人戰爭的科技化、市場化，促進了“后現代代理人戰爭”（postmodern surrogate warfare）的興起，淡化了“有形力量”的作用。①Will Marshall, “Drones, Disinformation and Proxies: What the Middle East’s ‘Forever Wars’ Tell us about the Future of Conflict,” Global Risk Insights, February 14, 2022,https://globalriskinsights.com/2022/02/drones-disinformation-and-proxies-what-the-middle-easts-forever-wars-tell-us-about-the-future-of-conflict/.美國的角色深刻改變了力量運用方式，催生了多維沖突，正逐步解構傳統的中東安全秩序。

事實證明，美國作為代理人戰爭復合化的主要推動者，制造了一系列復雜而漫長的多維沖突，勢必將引起難以控制的后果。美國與中東當地代理人的交互化顯著加大了互相牽連的風險，既縱容了中東當地代理人的冒險和出格行為，也反噬了美國自身的利益和聲譽。當美國試圖將巨大的科技優勢轉化為中東的代理人戰爭效能時，卻又無法掌握技術、裝備和作戰方式的擴散路徑。美國在中東地區引入商業代理力量，無異于打開了代理人戰爭市場化的潘多拉魔盒，極大降低了軍事沖突的門檻，掩蓋了潛在的混亂。

顯然，美國將繼續把推動代理人戰爭復合化作為其應對中東安全挑戰和強化地區存在的一種戰略方案，且該進程將不會有明確的終點和邊界。這種態勢的持續，將導致未來中東地區沖突的模式和進程更加難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