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醫學院校大學生正念水平與就寢拖延的關系:無聊傾向的中介作用

馬靖 黃列玉 白霞 劉蓉 王婷張吉

(貴州醫科大學醫學人文學院,貴陽,550025)

就寢拖延指“在沒有外界因素阻礙時,個體依舊選擇推遲了自己事先設定的睡眠時間”[1],區別于失眠障礙,是一種自主的不良睡眠衛生習慣,發生率近50%[2],已成為大學生產生睡眠質量問題的重要預測因素之一[3],也是醫學生抑郁情緒的獨立風險因素[4]。因此,探討對就寢拖延行為的干預將有助于醫學生睡眠質量及心理健康問題的防治。

正念訓練對部分拖延行為具有良好的干預效果[5-6],特質正念亦可預測個體的拖延程度[7],醫學生的拖延行為與自我同情有關[8],而自我同情中包含正念。因此,正念或許可作為醫學院校大學生就寢拖延行為的干預方案之一。

此外,正念再感知模型的認知-情緒-行為靈活性補充機制認為,更高的正念水平可以促進個體認知與情緒上靈活反應,進而減少自動化的行為反應模式[9];而基于拖延的短期修復理論,就寢拖延可能是個體應對負性情緒的調節手段[10], 因此,正念對就寢拖延行為的干預,可能會通過影響個體的負性情緒或易感性而產生作用。其中,無聊傾向指個體在缺乏興趣、意義及挑戰的情境中更容易體驗到單調、空虛與不愉悅[11]的無聊情緒易感性[12],可認為是相對恒定、并不靈活的情緒反應[13],可由更高的正念水平減少;而實證研究表明無聊傾向更高的個體就寢拖延行為更多[14]。因此,正念、無聊、就寢拖延三者可能符合正念的再感知模型,無聊傾向可能中介正念對就寢拖延的影響。

綜上,本研究旨在調查某醫學院校大學生的就寢拖延行為現狀,探討正念與無聊傾向對其的影響并構建中介模型,為提升醫學院校大學生的睡眠質量、干預不良睡眠衛生行為提供一定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于2022年3—6月,選取貴州省某醫科大學學生為被試,采用便捷取樣,共發放問卷847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回收有效問卷763份,有效回收率90.08%。

1.2 研究工具

1.2.1一般資料調查問卷 該量表自行編制。一般人口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年級、專業。

1.2.2兒童青少年正念量表 采用Greco等[15]編制,劉曉鳳等[16]修訂的中文版兒童青少年正念量表。該量表共10個項目,采用5點計分(0從不～4總是),所有項目反向計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試正念水平越高。已被證明具有良好的穩定性與信效度[17]。本研究該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64。

1.2.3單維短式無聊傾向量表 采用Struk等[12]編制,彭嘉熙等[18]修訂的中文版單維短式無聊傾向量表(SBPS)。SPBS量表共有8個項目,原中文版采用7點計分;本研究改選用5點計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所有項目正向計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試的無聊傾向程度越高。本研究該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74。

1.2.4中文版就寢拖延量表 采用Kroese等[1]編制,張陸等[19]修訂的中文版就寢拖延量表(CBPS)。該量表共9個項目,4個項目反向計分,采用5點計分(1從未～5總是),總分越高表明被試就寢拖延程度越高。本研究該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03。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26.0與PROCESS V3.5,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關分析、Harman單因素因子分析和Bootstrap法進行數據分析。以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的方法進行檢驗,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共5個,其中第一個公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8.86%,小于臨界值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0]。

2.2 一般資料分析

研究對象年齡為17～23歲,平均年齡(19.53±1.15)歲。各變量得分比較情況詳見表1。

表1 某醫學院校大學生不同人口學特征中各變量得分比較(分,

2.3 大學生正念水平與無聊傾向、就寢拖延的相關性

醫學院校大學生個體正念水平與其無聊傾向、就寢拖延呈負相關,個體的無聊傾向與就寢拖延成正相關。見表2。

表2 某醫學院校大學生各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N=763)

2.4 無聊傾向的中介作用

中介模型分析使用SPSS PROCESS,選用模型model 4,采用Bootstrap法設置抽樣5000[21],將正念水平設為預測變量,就寢拖延為結果變量,無聊傾向作為中介變量。將性別與年級納入為控制變量。在控制了性別與年齡之后,正念水平可負向預測就寢拖延,而放入中介變量無聊傾向后,正念水平不再顯著預測就寢拖延;正念水平可負向預測無聊傾向,無聊傾向可正向預測就寢拖延,見表3、表4與圖1。因此,無聊傾向的中介效應顯著,無聊傾向在正念水平與就寢拖延間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表3 中介模型中變量關系的回歸分析

表4 中介效應的Bootstrap分析

圖1 中介效應模型

3 討論

比照一般院校大學生的過往研究[17-18],本研究被試正念水平較高、無聊傾向較低、就寢拖延較低。高等教育階段醫學學習難度較大、壓力較重,對學生適應學習生活所需具備的素養有較高的要求。不同年級之間的學生表現出的差異也側面證明,學習適應性等因素可能是導致差異的主要原因。因此,盡管在本研究中專業不同的學生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與其他研究對比,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醫學院校學生的特殊性。

與以往研究類似,本研究中正念水平負向預測就寢拖延行為,是就寢拖延行為的保護性因素[5,7]。拖延的時間決策模型認為,低自我控制與情緒調節能力的不足意味著個體會對負性過程產生非適應性調節,表現為個體采取拖延行為回避任務執行過程中的不愉快體驗[22]。而正念的再感知模型提出,有利于減少情緒對個體的控制及相關的自動化反應模式[9]。因此,更高水平的正念意味著更好的情緒調節與自控能力,有更少的就寢拖延行為。

除此之外,本文發現無聊傾向在正念與就寢拖延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這一結果支持了正念再感知模型的認知-情緒-行為靈活性補充機制。一方面,正念可負向預測個體的無聊傾向[17],符合無聊傾向的注意理論,當個體具有更高的正念水平,意味著個體能更靈活地將注意力指向當前,降低無聊易感性[23];另一方面,無聊傾向可正向預測就寢拖延水平[14],符合拖延的短期修復理論,無聊傾向更高則更易產生負性情緒,更多的負性情緒可能引發更多的拖延行為。因此,理解認知與情緒將有利于我們理解正念與就寢拖延的關系。結合正念的再感知模型,未來可發展正念冥想訓練作為就寢拖延的干預方案之一,正念可減少認知和情緒的非靈活性反應(如無聊傾向) ,進而緩解行為上的非適應性反應(就寢拖延) 。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