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話

郜元寶

這個專欄開到第6期，竟然掀起了一個小高潮。余華、牛學智、武茳紅、葉昕昀4篇文章都直指“小說理論建構”的要害。雖然著眼點各不相同，但彼此確有某種對話關系。

余華談他（也是莫言、蘇童）的愛徒，真是不吝褒詞。被余華稱道的兩位青年作家的文章則寫得非常理性。我想她們不會把余老師的好話照單全收。余華的褒獎其實也是多向而多義的敘事，或許還暗含了師徒平日交流的諸多潛對話吧。

作家看評論，最好是能忍住浮面褒貶可能引發的情緒波動，舉一反三地看向遠處，不被世俗的好惡所牢籠。讀者看評論又何嘗不是。真能這樣，肯定有助于從根本上激發新的小說理論的可能性。

畢竟是作家寫評論，余華的刻畫清晰有力。他論武茳紅，主要夸她能無中生有，具備超強想象力，但也提醒她注意必要的節制與掌控。他夸葉昕昀懂得節制與掌控，也就是提醒她不妨更加放開手腳。這是鼓勵兩個愛徒互相取長補短。身為作家，不僅要懂得如何看待各種評論，也要懂得在同行之間互相觀看。有這兩套基本功，行走江湖，方能無往而不利。

之所以說武茳紅、葉昕昀的文章很“理性”，是因為她們的思考盡管都從自己的創作經驗出發，但絕不囿于個人經驗，而是努力追問中外小說史的普遍性話題。

武茳紅將“世俗”與“荒誕”視為“情理的兩極”，進而分析小說該如何讓二者“在故事內部互相吸引”，亦即如何使這兩極在小說中構成有益的張力結構。具體地說，就是如何通過對人性的夸張放大的描寫，揭示那些輕易不會顯露的因果邏輯，從而讓“世俗性”猶如血肉肌膚一樣附著于作為骨架或外殼的“荒誕性”。用武茳紅自己的話說，就是“以‘世俗性兌現‘荒誕性”。

站在以卡夫卡為代表的現代小說背景中討論“世俗”與“荒誕”，自然會得出上述結論。但自有小說以來，“情理的兩極”無處不在。它們如何相互糾纏，取決于不同時代人們的具體認知。六朝志怪小說中“世俗”與“荒誕”就并不存在誰服務誰的問題，而是并行不悖，“蓋當時以為幽冥雖殊途，而人鬼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偽之別矣”（魯迅）。到了明清“神魔小說”與聊齋故事，“異事”與“常事”的關系是否完全改觀？明清作家的宗教意識與科學認知是否完全不同于六朝？還真的不好說。即便今天的作家（包括睥睨一切的科幻小說作者）也未必能找到他們的阿基米德點，清晰地判斷何謂“異事”，何謂“常事”。關鍵要看作者如何分享同時代（或超時代）的群體認知——他（她）可以在荒誕時代堅持理性思考，也可以在理性時代叩問生存的荒誕。局部的世俗性描寫并非皆如內容，被填充進整體荒誕的骨架與外殼，局部的荒誕性內容也不妨被納入整體世俗的故事框架?！耙浴浪仔詢冬F‘荒誕性”固然是現代小說的寫法，但現代小說也并不排除“以‘荒誕性兌現‘世俗性”的可能。

葉昕昀所謂小說的“彼岸”與“此岸”，跟武茳紅所謂的“荒誕”與“世俗”，不知可有同構關系？葉昕昀的立足點不完全是卡夫卡式無處可逃的整體性“荒誕”，而是當“獨一無二的神圣真理離析為人們贊同的幾百個相對真理”，當“世界猝然出現在一片駭人的模糊曖昧之中”，作家毋寧有幾分欣喜地感到“存在意義的言說權的分化與轉出”，更有幾許興奮地抓住小說善于描寫“表象世界”的特權。在庸劣或偉大的小說尚未分出之前，坦然立足于世俗與荒誕紛然糾纏的“此岸”，向“彼岸”（曖昧與模糊的深淵）投去探尋的目光。因此，她贊同昆德拉的說法，認為小說家必須遵循小說所獨有的“認識”新的未知的“道德”。她相信偉大小說一旦寫出，足以令宗教與哲學黯然失色，從而為自己獲得文學上的“信徒”。即或不然，只要不死抱住那已然僵死的命題不放，勇敢地深入“表象世界”并寫出它的豐滿與蕪雜，也令人尊敬。

本專欄一開始就不曾將“小說理論建構”局限于某一固定不變的維度。首期丁帆、孟繁華文章就幾乎沒有觸及“小說藝術”“小說技巧”“小說本身”。他們談論的是鄉土中國與情感本體。本期牛學智長文“話術”主要是社會學的，也跟一般所謂“小說理論”拉開距離。牛學智以王蒙、張賢亮、王朔、王小波以及路遙、閻連科、莫言為例，強調小說理論恰恰不能局限于小說本身，而應該更多研究小說所描寫的人物，即處于各種社會分層的個人。如果不了解當代中國社會不同人群的具體生存狀態，不把理論批評的鏡頭推向社會分層內部，再怎么周密的小說形式研究都難落到實處。

牛學智也因此主張小說敘事必須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跟余華、武茳紅、葉昕昀的“理性”究竟是怎樣的關系？理論上講，小說敘事所彰顯的任何一種“理性”精神都不能是排他性的，而應該如武茳紅所說，可以跟其他形式的理性敘事“最終在人性的海洋中得以匯聚”。然而不同的“理性”如何“匯聚”？如何形成有益的對話關系？這或許就是本期4篇文章主要的看點吧。

2023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