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影響研究
——基于保險參與的調節效應分析

黃 磊，黃思剛，楊承佳

（貴州大學 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引言

防范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是黨的二十大以及2022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的未來經濟工作重點。家庭作為社會經濟運行的基本單位，做好家庭經濟風險的防范工作有利于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然而，外部發展環境不穩定等問題對家庭經濟產生較大沖擊，使家庭收入出現較大波動，這種不確定性因素極大地考驗著我國居民家庭的風險抵御能力，最終可能會影響家庭的經濟穩定。在此背景下，探究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影響，尋找防范化解家庭經濟風險的方法，對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家庭經濟陷入脆弱狀態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種：一是入不敷出，收支比例嚴重失衡，家庭債務負擔過重[1]；二是遭受自然災害、重大疾病和意外事故等風險沖擊[2]，意外支出劇增，當家庭儲蓄資金耗盡時則需通過變賣資產或借債來籌集流動資金，風險抵御能力直線下降。而收入波動不僅會直接影響家庭收入水平，可能還會破壞家庭的儲蓄和理財計劃，最終致使家庭經濟活動呈現脆弱性特征。那么面臨收入波動的家庭如何防范未來可能發生的經濟風險？如何減少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的不利影響？已有研究認為，保險能夠通過經濟補償、風險保障以及財務管理等功能，有效分散和化解家庭經濟風險，提高家庭的風險承擔能力[3]。具體而言，社會保險能夠保障家庭成員的日常生活開支，具有基礎性作用。當家庭成員由于年齡過大喪失勞動能力或者遭遇健康風險時，社會保險能夠發揮兜底作用，防止家庭經濟的進一步崩塌。商業保險則是能夠覆蓋意外事故、財產安全以及基本醫療保險無法理賠的范圍，且具有資產增值性，有效彌補了社會保險的不足之處，能夠更加全面地預防未來可能發生的家庭經濟風險。綜上來看，保險參與可作為防范化解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的一種有效手段。

本文從微觀視角出發，基于2015 年、2017 年和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的數據，使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探究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影響，驗證保險參與在其中的調節效應，并通過分位數回歸和分組回歸進一步檢驗收入波動對不同特征的家庭是否存在異質性影響。與以往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創新和貢獻在于：

第一，目前關于收入波動影響家庭經濟的研究較少，本文基于微觀視角，以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貧困線標準測算家庭經濟脆弱性，探究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影響，豐富收入波動和家庭經濟脆弱性的相關研究；第二，基于保險參與的調節效應，驗證能夠減輕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不利影響的有效防范舉措，為防范化解家庭經濟風險提供新思路；第三，使用分位數回歸和分組回歸的方法，探討在經濟水平不同的家庭中，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異質性影響，為制定差異化的風險防范政策提供經驗證據。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收入波動是指個人收入因經濟周期性波動或外生事件沖擊所發生的不確定性變動。目前，收入波動的相關研究多是基于微觀家庭視角，探究家庭收入出現波動后，其經濟行為或社會觀念發生的改變。在經濟行為方面，有學者以中國農村居民為樣本，研究發現收入波動會降低農村家庭的消費水平，但這種影響可以通過消費平滑機制進行部分抵消[4]。有學者則是以房價作為門檻變量，進一步驗證了收入波動對居民消費的抑制作用[5]。另外，有研究發現，當面臨收入波動時，家庭商業保險的參保意愿和參保金額均會顯著提高[3]。在社會觀念方面，一些研究發現，收入波動還會影響居民家庭的婚姻觀念和生育意愿[6-7]。綜上所述，收入波動會直接影響家庭的經濟狀況，進而影響家庭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

現有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測度上，有學者使用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和風險暴露的脆弱性（VER）的方法對脆弱性進行測度[8]，但目前主流做法是使用期望貧困脆弱性的方法（VEP）來測算家庭經濟脆弱性[9]。此外，已有文獻認為，家庭負債[10]、家庭教育支出[11]、家庭金融素養[12]、醫療保險[13]以及數字金融[14]是影響家庭經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但少有文獻將收入波動與家庭經濟脆弱性聯系起來，一些研究[15]基于流動性約束機制發現，收入的不確定性沖擊會顯著增加家庭發生經濟脆弱問題的概率。從現實來看，收入波動不僅會給家庭收入帶來不確定性，影響家庭的消費、存蓄、投資以及還款計劃，從而不利于家庭的經濟管理；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論和持久性收入假說，收入的暫時性波動還會迫使家庭通過借債來平滑當前消費和所受到的不利沖擊，結果導致家庭杠桿率的升高，家庭經濟脆弱性提高?；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收入波動顯著提高了家庭經濟脆弱性。

當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產生不利的沖擊后，如何減輕收入波動的這種不利影響便是每個家庭所關注的重點。有研究證明，保險是降低家庭經濟脆弱性的有效手段，并且能夠彌補家庭因資產積累不足所導致的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陷[16]。當家庭遭受外部沖擊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憑借其所獲得的養老金和轉移支付補助，一定程度上能夠避免家庭收入波動引致的經濟脆弱問題，從而成為分擔家庭風險、提高家庭經濟恢復能力的重要保障[17]。商業保險也能夠顯著提高家庭的風險承擔水平[18]，且相較于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的理賠金額更高、保障范圍更廣、保障作用更加全面，能夠更進一步地減輕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產生的不利影響。另外，據研究數據統計，隨著家庭經濟脆弱程度的加深，家庭的保險參與率也在不斷提高[19]。這說明保險參與作為促進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形式，可能有助于調節收入波動的不利影響，改善家庭經濟脆弱狀況。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保險參與特別是商業保險參與在收入波動提高家庭經濟脆弱性的過程中起到負向調節的作用，能夠緩解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的不利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收入波動提高了家庭陷入經濟風險的可能。但這種效應在不同經濟水平的家庭中是否存在差異？一方面，由于城鄉二元差異，城鎮家庭的經濟收入水平普遍高于鄉村家庭[20]，并且家庭存蓄和投資理財意識較為超前，抵御風險的能力和手段也更為豐富，因此，城鎮家庭受收入波動的不利影響可能小于農村家庭。另一方面，資產水平較高的家庭在面對收入波動時可以選擇變賣資產等方式來提高家庭經濟流動性，避免家庭因入不敷出而出現經濟脆弱問題。故在高資產水平家庭中，收入波動提高家庭經濟脆弱性的邊際效應要小于低資產水平家庭。綜上來看，收入波動會對經濟條件差的家庭產生更加不利的影響，更易使其返貧。故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對于鄉村地區或低資產水平的家庭，收入波動提高家庭經濟脆弱性的邊際效應更大。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和數據處理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該樣本主要包含居民家庭收入、消費和保險參與行為等可用于研究收入波動、家庭保險參與和家庭經濟狀況的詳細信息，樣本數據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根據研究內容，本文選取2015 年、2017 年和2019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在對各個年份的數據進行橫向合并、剔除缺失值和異常值后，最終合成面板數據，共含有32145 個有效樣本。

（二）模型構建

豪斯曼檢驗顯著拒絕“隨機效應”的原假設，故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來探究收入波動與家庭經濟脆弱性之間的關系，具體如式（1）所示：

其中，被解釋變量Vuli,t代表第i個家庭在第t年的經濟脆弱性，根據國內2020 年最新的貧困標準——每人4000 元/年測算①資料來源于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的發言：“貧困戶脫貧，要做到2020年時收入達4000元左右”。，同時，按2022 年年末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全球貧困線2.15 美元/天（根據匯率和購買力平價準則換算為每人5188.61 元/年）測算生成第二個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Fluctuationi,t代表第i個家庭在第t年的收入波動；Xi,t代表涵蓋戶主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層面和地區特征的控制變量；μi表示家庭個體固定效應，由于省份固定效應會被家庭個體固定效應吸收，因此實質上本文也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θ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代表隨機誤差項。本文主要關注核心解釋變量Fluctuationi,t的回歸系數β1的大小、方向和顯著性。

在機制分析中，為檢驗保險參與是否能夠緩解收入波動給家庭經濟脆弱性帶來的負面影響，本文構建三種類型的保險參與變量（養老保險參與、醫療保險參與以及商業保險參與）與收入波動的交乘項，并將這三類保險參與變量及其與收入波動的交乘項代入回歸方程中，所得模型如式（2）所示：

其中，Insurancei,t代表第i個家庭在第t年的保險參與情況，分別有養老保險參與、醫療保險參與以及商業保險參與三種；Fluctuationi,t×Insurancei,t則代表這三類保險參與和收入波動的交乘項；其余變量均與式（1）的描述一致。

（三）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家庭經濟脆弱性，表示一個家庭在下一個時期的消費水平低于貧困線的概率。參照現有文獻對于脆弱性的研究[21-22]，本文采用三階段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來測度家庭經濟脆弱性，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步，建立家庭消費模型，預測家庭人均消費對數，再對回歸的殘差平方做回歸估計，具體如式（3）和式（4）所示：

其中，LnCi,t表示第i個家庭在第t年的人均消費對數；Xi,t代表能夠影響家庭消費水平的戶主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變量，如戶主年齡、年齡的平方、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健康狀況、有無工作、戶口類型、家庭規模、家庭少兒占比、家庭老年占比、家庭住房和家庭車輛等變量；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為第i個家庭的消費方差，反映家庭的消費波動；β 和γ 為回歸系數。

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礎上，構建異方差結構權重，并重新對式（3）和式（4）進行加權回歸，用于估計下一期家庭人均對數消費的期望值和方差，具體如式（5）和式（6）所示：

第三步，假設下一期的家庭人均消費對數服從正態分布，選定貧困線標準，測算家庭經濟脆弱性，具體如式（7）所示：

其中，LnPoor 表示所選貧困線的對數值。為更加全面和精確地測度家庭經濟脆弱性，本文分別使用國內貧困線——每人4000元/年和國際貧困線——每人5188.61元/年進行測度[23]。

此外，為了后續的穩健性檢驗，本文還需分別選定50%和29%的脆弱線，將通過三階段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測算出來的家庭下一期陷入貧困的概率與脆弱線進行比較。若該值大于脆弱線，則認為家庭屬于經濟脆弱狀態，被解釋變量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

2.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是收入波動。根據永久收入假說，家庭現期收入分別由永久性收入和暫時性收入兩部分構成。永久性收入是指家庭在長期、平均的預期內能夠得到的確定性收入，而暫時性收入則是指在短期內偶然得到的不確定性收入。參照相關研究[24]，選用家庭總收入中暫時性收入平方的對數來衡量收入波動大小，并取暫時性收入的符號。其中，暫時性收入是在依照戶主個體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外部環境對家庭進行分組的基礎上，計算家庭總收入相應的組內方差，并以殘差項（模型不能解釋的部分）求得[25]。

3.控制變量

本文從戶主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區特征三個層面選取控制變量。戶主個人特征變量包括年齡、年齡的平方、性別、受教育程度、戶口類型、婚姻狀況和健康狀況；家庭特征變量包括家庭規模、家庭少兒占比、家庭老年占比、家庭住房、家庭車輛和家庭幸福感；地區特征變量則是包括家庭所在省份的人均GDP 以及控制家庭所在省份的虛擬變量。以上變量的定義說明和描述性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

4.機制變量

本文選用養老保險參與、醫療保險參與以及商業保險參與三種類型的保險參與變量作為機制變量，探究保險參與在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影響中是否存在調節效應。具體借鑒以往研究的做法[3]，將居民家庭參加任意種類的養老保險都視作養老保險參與，變量賦值為1，反之，則為0；醫療保險參與和商業保險參與的變量定義也同上述做法一致。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第（1）列—第（2）列為未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收入波動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980和0.2055，且均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說明收入波動提高了家庭經濟發生脆弱的可能性。第（3）列—第（4）列匯報了加入戶主個體特征作為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收入波動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637 和0.1668，仍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有力地支持了前面的結論。第（5）列—第（6）列則是在控制戶主個體特征的基礎上，加入家庭特征和地區特征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收入波動回歸系數的方向、顯著性均未發生變化，說明收入波動的確提高了家庭經濟脆弱性。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由此，假設1得到驗證。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變量中，家庭規模、家庭少兒占比、家庭住房和家庭車輛均會提高家庭經濟脆弱性。原因在于，在人口規模大、小孩多的家庭，家庭日常開銷、子女贍養費用均高于普通家庭，致使家庭經濟更容易出現脆弱狀況。在擁有住房和車輛的家庭中，其大部分收入會用于償還房貸和車貸，導致了家庭經濟流動性不足、經濟脆弱性等潛在問題。而受教育程度高、已婚、身體健康、家庭老人占比高和家庭幸福均會降低家庭經濟脆弱性。其中，老人占比高能夠降低家庭經濟脆弱性與直覺相悖，可能的解釋是，城鎮老人通常擁有養老保險和退休金，能夠分擔家庭經濟壓力，而在農村，大多老人到了退休年齡后仍在工作，具有一定的收入能力，會對家庭經濟產生有利影響。其余控制變量均與預期相符，此處便不再贅述。

（二）內生性問題

由于家庭經濟脆弱性與收入波動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關系，再加上模型估計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和變量測量偏差，從而導致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模型估計結果有偏。因此，本文使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條件混合過程法（CMP）兩種工具變量估計方法解決模型的內生性問題，以提高估計結果的可靠性。

參照現有研究的方法[15]，本文選取“家庭成員是否從事不穩定性工作”作為收入波動的工具變量，記作“不穩定性工作”，符號為Ivfluctuationi,t。不穩定性工作是指從事打零工、家庭幫工以及自由職業者等具有臨時性或是收入不確定的工作。該變量滿足工具變量選用的相關性和外生性條件。首先，不穩定性工作與自身家庭的收入波動密切相關，某種程度上來說，居民從事不穩定性的工作便意味著家庭收入的不確定性和周期性波動，因而滿足工具變量選用的相關性條件。其次，不穩定性工作并不會直接影響該家庭的經濟脆弱性，家庭經濟脆弱性仍取決于家庭的收支和財務管理，因此，選用的工具變量滿足外生性條件。

本文首先使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對模型進行工具變量回歸，估計結果如表3 第（1）列—第（3）列所示。K-P rk LM 值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拒絕了工具變量識別不足的假設。K-P rk Wald F 值為92.53，大于Stock-Yogo 在10%水平上的臨界值16.3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因此，本文選用的工具變量合理有效。表3 第（1）列匯報了第一階段的估計結果，工具變量“不穩定性工作”與核心解釋變量收入波動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該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表3 第（2）列—第（3）列匯報了第二階段的估計結果，收入波動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在解決內生性問題后，收入波動仍然提高了家庭經濟脆弱性，證實了前文結論的穩健性。

表3 工具變量法（2SLS和CMP）處理內生性的回歸結果

為進一步驗證估計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還使用條件混合過程法（CMP）進行工具變量回歸，回歸結果如表3 第（4）列—第（6）列所示。第（5）列—第（6）列的Athrho_12 值分別為-0.5179 和-0.6669，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使用條件混合過程（CMP）的估計方法有效?；贑MP 估計方法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在控制潛在的內生性偏誤后，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仍然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與基準回歸結果所得的結論一致，再次證實了前文結論的可靠性。

（三）穩健性檢驗

1.更換經濟脆弱性的定義方式

參照部分學者對于脆弱性的另一種定義[26]，本文不再以家庭在下一期消費水平低于貧困線的概率作為被解釋變量，而是通過構建經濟脆弱性啞變量來衡量家庭經濟脆弱性。具體做法為，分別設定29%和50%的脆弱線，當家庭收入低于貧困線的概率高于脆弱線時，則認為家庭具有經濟脆弱性，賦值為1；反之，則不具有經濟脆弱性，賦值為0。更換經濟脆弱性的定義方式后，回歸結果如表4 第（1）列—第（4）列所示，可以看到，收入波動在1%的水平上顯著提高了家庭經濟脆弱性。因此，通過更換經濟脆弱性的定義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所得的結論與基準回歸一致。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2.更換貧困線標準

按照目前研究中普遍的做法[27]，通過更換貧困線重新測度家庭經濟脆弱性并進行穩健性檢驗。上文采用每人4000 元/年和每人5188.61 元/年（每人2.15 美元/天）的國內外貧困線標準來計算家庭經濟脆弱性，為避免貧困線標準選取不同從而造成估計結果出現偏差，本文使用世界銀行2022 年中等偏低收入國家的貧困線標準每人3.65 美元/天，即每人8808.57 元/年，重新測算家庭經濟脆弱性?；貧w結果如表4 第（5）列—第（7）列所示，收入波動對不同衡量方法下的家庭經濟脆弱性皆具有提升作用，故有力支持了前文基準回歸結果得出的結論。

3.剔除四個直轄市和65歲以上老人樣本

考慮到直轄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區，可能會對本文的估計結果產生影響。并且，樣本65 歲以上老人不確定的收入能力也可能會造成估計結果的偏差，故剔除四個直轄市和65 歲以上老人樣本后對模型重新做回歸。結果如表4 第（8）列—第（9）列所示，收入波動仍然提高了家庭經濟出現脆弱狀態的概率，再次證明了前文結論的穩健可靠。

五、進一步分析

（一）分位數回歸：收入波動對不同經濟脆弱程度家庭的差異性影響

在不同經濟脆弱程度的家庭中，收入波動對其經濟脆弱性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在現實中，經濟情況較差的家庭往往更容易受到收入沖擊帶來的負面影響。為探究收入波動在不同經濟脆弱程度的家庭中是否存在差異性影響，本文通過構建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進行驗證?？紤]到脆弱線通常以0.29和0.5 的概率為基準，因此，本文共選取0.1、0.29、0.5、0.71和0.9五個分位點，具體如式（8）所示：

其中，τ 為分位數值；Qτ(Vuli,t|Fluctuationi,t)表示在給定收入波動Fluctuationi,t的情況下，家庭經濟脆弱性Vuli,t在第τ 分位數上的值；βτ,1為收入波動Fluctuationi,t在第τ 分位數上的回歸系數向量，是本文的關注重點。

面板分位數的回歸結果分別如表5和表6所示，可以看到，不論是按4000 元/年貧困線標準還是按5188.61 元/年貧困線標準測算的經濟脆弱性，收入波動的回歸系數都隨著家庭經濟脆弱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且均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這說明，經濟脆弱程度越高的家庭越容易受到收入波動的不利沖擊，發生返貧風險的概率也越高。

表5 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4000元/年貧困線）的分位數回歸結果

表6 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5188.61元/年貧困線）的分位數回歸結果

（二）調節效應檢驗：保險參與的負向調節作用

基于前文的研究結果可知，收入波動提高了家庭經濟出現脆弱狀態的可能。那么，要如何預防并緩解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呢？早期的國內外研究均表明，家庭經濟脆弱性程度的升高會使得家庭對于經濟保障的需求增加[28-29]。此時，鑒于保險對未來家庭經濟的預防性儲蓄和風險保障作用，參與保險很可能成為家庭應對經濟脆弱問題的有效途徑。

本文選取實際生活中最常見的三種保險類型，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商業保險，使用上文構建的回歸模型進行估計，驗證保險參與是否在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影響中具有調節效應，即家庭參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或商業保險是否能夠緩解收入波動給家庭經濟脆弱性帶來的不利影響。表7顯示了將各種類型的保險參與及其與收入波動交乘項帶入模型的回歸結果。第（1）列—第（6）列為將三種類型的保險參與分別單獨帶入回歸方程的估計結果。第（1）列—第（2）列的回歸結果顯示，收入波動與養老保險參與交乘項的回歸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家庭參與養老保險有助于緩解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不利影響。通過表7 第（3）列—第（4）列的結果可以看到，收入波動與醫療保險參與交乘項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家庭參與醫療保險同樣有助于緩解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不利影響。表7第（5）列—第（6）列的結果表明，收入波動與商業保險參與交乘項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家庭參與商業保險會顯著降低收入波動造成家庭經濟脆弱狀態的概率。為進一步證實養老保險參與、醫療保險參與和商業保險參與對收入波動提高家庭經濟脆弱性的緩解作用，本文將三種類型的保險參與同時加入回歸方程，得到表7 第（7）列—第（8）列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三種類型的保險參與與收入波動的交乘項仍然顯著為負，證明保險參與在收入波動提高家庭經濟脆弱性的影響中具有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

表7 保險參與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參與商業保險降低收入波動影響的邊際效應在大小和顯著性上均高于家庭參與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邊際效應。原因在于，在本文樣本中，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覆蓋率分別達到82.31%和94.33%，與現實相符合，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是保障居民家庭基本經濟的基礎性保險。而本次樣本的商業保險覆蓋率僅為7.67%，說明大多家庭普遍缺乏商業保險參保意識，我國的商業保險市場仍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商業保險作為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的補充，能夠有效覆蓋家庭人員發生意外、出現重大疾病以及理財投資損失等社會保險無法保障的保險理賠范圍，這些情況同時也是導致家庭收入波動的原因，故商業保險能夠更加有效地預防并緩解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的不利影響。綜上來看，商業保險參與可以成為未來居民家庭用來抵消收入波動負面影響的有效手段。由此，假設2得到驗證。

（三）異質性分析：收入波動對不同地區、不同資產水平家庭的異質性影響

由于城鎮家庭和鄉村家庭的經濟狀況和經濟行為存在一定的差異，它們對收入波動的反應程度也會有所差異。相較于鄉村家庭，城鎮家庭收入高、儲蓄多，可選擇的保險和理財產品多樣，應對收入波動的手段較多，家庭經濟受到的不利影響相對較小。正如表8 第（1）列—第（4）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在鄉村家庭中，收入波動對經濟脆弱性的回歸系數明顯高于城鎮家庭，這也證實了鄉村家庭在面對收入波動時更容易出現經濟脆弱問題。

表8 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異質性檢驗結果

而家庭資產水平同樣會影響家庭的經濟脆弱性以及收入波動負面作用的大小。本文以家庭總資產的平均值為基準，將家庭總資產水平高于平均值的家庭定義為高資產水平家庭，變量賦值為1，將家庭總資產水平低于平均值的家庭定義為低資產水平家庭，變量賦值為0，探究收入波動對不同資產水平家庭經濟脆弱性的異質性影響?；貧w結果如表8 第（5）列—第（8）列所示，低資產水平家庭收入波動的回歸系數明顯大于高資產水平家庭的回歸系數，說明收入波動更容易使低資產水平家庭陷入經濟風險?？偟膩砜?，收入波動會對鄉村地區或低資產水平的家庭產生更加不利的影響，更易使其返貧。由此，假設3得到驗證。

六、結論與相關建議

本文基于2015 年、2017 年和2019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三期的面板數據，探究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影響，得到如下結論。第一，收入波動顯著提高了家庭經濟脆弱性，且對于經濟越脆弱的家庭，收入波動的這種不利影響越大。第二，保險參與能夠負向調節收入波動對家庭經濟脆弱性的邊際提升效應，可作為居民家庭應對收入波動的有效舉措。第三，鄉村地區或低資產水平家庭受收入波動提高家庭經濟脆弱性的不利影響更大?？偟膩碚f，收入波動會對家庭經濟造成不利沖擊，提高家庭陷入經濟脆弱的概率，且這種沖擊會對原本經濟條件就差的家庭產生更大的負面作用。但是，保險參與可以作為防范化解收入波動引致家庭經濟風險的一種有效應對措施。

結合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首先，應加強培養家庭對經濟風險的防范意識和防范能力。一方面，應通過開展知識講座、社區專題活動以及網絡宣傳教育等方式加強家庭經濟風險相關知識的普及，提高居民家庭防范化解經濟風險的意識；另一方面，在家庭收入發生不確定性波動的情況下，應鼓勵個人和家庭積極學習金融和財務管理知識，通過提高對家庭收支和資產配置分配的合理性來增強家庭抗風險韌性，降低家庭經濟風險發生的概率。其次，應加強家庭的保險參與特別是商業保險參與。保險作為能夠有效預防和分散風險的一種金融工具，可以成為居民家庭應對收入波動不利影響的有效良方。截至2022 年年末，我國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的覆蓋率平均已接近90%，但是家庭商業保險的覆蓋率不足20%①社會保險數據來源于《2022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和《2022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商業保險數據來源于《中國家庭風險保障體系白皮書（2023）》。，商業保險市場仍有較大發展空間。且相較于社會保險的基礎性保障，商業保險理賠金額更高、保障范圍更廣、保障作用更加全面，若想要有效地防范化解家庭未來可能遭遇的經濟風險，則需要政、企、銀三方合作，打通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機構之間的信息交互通道，推動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數據共享，吸引更多的家庭購買商業保險，努力實現社會保險的“全覆蓋”與商業保險的“高參?！?。再次，應加強和完善鄉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與體系，建立和完善自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使家庭陷入經濟困難的定向幫扶制度，建立和完善重大疾病的醫療救助制度，讓村民老有所依、病有所養；同時，進一步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調整補報模式，提高補償比例，增強農村家庭經濟韌性，努力縮小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現存差異。